作者：粟　裕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從蘇區的西南方向突圍，進行戰略轉移，開始了兩萬五千里長征。在這次戰略轉移之前的三個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隊，舉起北上抗日的旗幟，從中央蘇區的東部出動，向閩、浙、贛、皖諸省國民黨后方挺進。這支部隊，就是人們常常提到的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

    這次北上行動，經歷了兩個階段。1934年7月初，紅軍第七軍團受命擔負抗日先遣隊的任務，從瑞金出發，先后轉戰于閩中、閩東、閩北、浙西、浙皖邊和皖贛邊，10月下旬到達閩浙贛（即贛東北）蘇區，這是第一階段。11月初，紅七軍團與原在贛東北的紅軍第十軍合編為紅軍第十軍團，繼續擔負抗日先遣隊的任務，轉戰于浙皖邊、皖贛邊和皖南，這是第二階段。兩個階段共歷時六個月，行程五千六百多里，沿途且戰且走，先后進行了樟湖坂、福州、桃源、羅源、慶元、清湖、大陳、分水、旌德和譚家橋等三十余次重要戰斗，一度震動了福州、杭州、徽州、蕪湖以至蔣介石的反革命統治中心南京，對于宣傳我黨抗日主張、推動抗日運動發展，擴大黨和紅軍的影響，以及策應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都起了積極的作用。廣大指戰員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長途跋涉，孤軍奮戰，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譜寫了一篇雄偉壯烈的人民革命史詩。然而，在蔣介石調集大軍不間斷地圍追堵截下，由于王明左傾錯誤的領導，這次進軍始終難以擺脫被動的處境，最后招致了在懷玉山的失敗。

    四十七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顧這段歷史，使我感懷至深。紅軍廣大指戰員那無與倫比的勇敢頑強精神和革命英雄氣概，我們應當永遠繼承和發揚。同時，王明左傾錯誤所造成的惡果，用烈士鮮血換來的沉痛教訓，值得我們永遠引為鑒戒。

    抗日先遣隊的組成

    三十年代初期，我國國內形勢出現了錯綜復雜的局面。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入侵我東北、華北，中國面臨亡國之禍，民族矛盾急劇上升，國內階級關系隨之發生新的變化，全國人民紛紛要求停止內戰，抗日救亡。但是，蔣介石無視全國人民的愿望，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口號，頑固地堅持對日妥協投降和加緊擴大內戰的反革命政策。內憂外患，陰霾籠罩整個中國。

    與此同時，黨內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著中央。第四次反“圍剿”以前，他們就排擠了毛澤東同志對中央蘇區和紅軍的領導。1933年，臨時中央從白區遷入蘇區，到第五次反“圍剿”時，左傾的軍事指導方針已在紅軍中取得統治地位。他們完全摒棄了毛澤東同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從軍事冒險主義到軍事保守主義，實行消極防御方針，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節節失利。到1934年夏，中央蘇區已由原來的縱橫各近千里，縮小到各三百余里，周圍敵重兵壓境，并不斷向我中心區進逼，軍事形勢十分危急。

    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組成和派出的。

    1934年7月初，紅七軍團奉命從福建連城地區調回瑞金待命。部隊到瑞金后，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幾位主要領導人及共產國際派來的李德，接見了軍團領導人尋淮洲、樂少華、劉英和我，當面交代任務，宣布由紅七軍團組成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立即向閩、浙、贛、皖等省出動，宣傳我黨抗日主張，推動抗日運動的發展，并規定這次行動的最后到達地域為皖南，因為那個地區有幾個縣的群眾暴動，建立了一小塊蘇區，要求七軍團在一個半月內趕到，支援和發展那里的革命局面。

    宣傳抗日和支持皖南是當時賦予七軍團的任務。中央在這方面做了不少準備工作。為了宣傳我黨抗日主張，中央公開發表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告農民書》等文件，印制了“中國能不能抗日”、“一致對外——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擁護紅軍北上抗日運動的口號”等大量宣傳品，總數達一百六十萬份以上，這在當時條件下是很不容易的。為了及時支援皖南群眾斗爭，中央限令七軍團進行三四天休整和準備后，立即出動。

    后來我們才知道，當時中央派出這支部隊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圖以這一行動威脅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吸引和調動一部分“圍剿”中央蘇區的敵人，配合中央紅軍主力即將實行的戰略轉移。在中央領導同志接見我們時，并沒有說明這個戰略意圖。當時中央下發的作戰任務訓令和政治訓令中，雖然表達了要以先遣隊的北上行動促使敵人變更戰略部署的意圖，但在左傾宗派主義控制下，這兩份絕密文件未見傳達，我是若干年后才看到的，當時對于中央這個重要的戰略意圖，并不知曉。

    七軍團是中央蘇區紅軍主力中較新的一個軍團，較長時間在中央蘇區東線——東方軍的編成內作戰，經過實戰鍛煉，逐漸發展成為一支英勇頑強、善于野戰的部隊。當接受抗日先遣隊任務時，由于在東線連續作戰的消耗，全軍團約有四千人。為了執行新任務，突擊補充了兩千多名新戰士，合計六千多人。其中戰斗人員四千多人，分編為三個師，實際上各相當于一個大團；非戰斗人員約二千人，包括中央派出的一個隨軍工作團。武器也很不足，全軍團僅有長短槍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輕重機槍和六門迫擊炮，許多戰士背的是梭鏢。但其它物資卻不少，中央交付部隊隨帶的宣傳品就有三百幾十擔，連同部隊的后勤物資及炊事擔子，總共五百多擔。這時，部隊新成份多，非戰斗人員多，武器不足負荷很大，行動笨重，遠不如在東線作戰時那樣精干了。

    更為重要的是軍團的領導問題。抗日先遣隊仍保持軍團體制，尋淮洲為軍團長，樂少華為軍團政治委員，曾洪易為隨軍中央代表。他們三個人組織紅七軍團軍事委員會，決斷一切政治和軍事問題。劉英為軍團政治部主任，我為軍團參謀長，都不是軍事委員會成員。在軍團三人領導核心中，尋淮洲參加過秋收起義，是在革命戰爭中鍛煉成長起來的一位優秀的青年軍事指揮員，他艱苦樸素，聯系群眾，作戰勇敢，機智靈活。但是，軍團左傾宗派主義的領導者，對紅軍中原來的干部是不信任的，尋淮洲雖是軍團長，卻沒有實權，很難有所作為。七軍團的領導權實際上由曾洪易、樂少華兩人掌握。中央代表曾洪易，曾在閩浙贛蘇區任中央代表和省委書記，積極推行左傾錯誤政策，造成極大危害，到抗日先遣隊以后，面對艱險的斗爭環境，他一直悲觀動搖，后來投敵叛變了。軍團政委樂少華，也是左傾錯誤政策的堅決執行者，曾到莫斯科留學，回國后很快升任七軍團政治委員。他既無實際斗爭經驗，又很蠻橫霸道，動輒拍桌子罵娘，以“反政治委員制度”的大帽子來打擊壓制干部，并濫用所謂“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進行瞎指揮。
抗日先遣隊擔負著特殊艱巨的任務，然而，當時的中央實行著左傾錯誤指導方針，軍團本身的領導權又掌握在曾洪易、樂少華這樣的人手中，就使它的前程更為艱險了。

    從瑞金出發和攻打福州

    1934年7月6日晚，紅七軍團從瑞金出發，開始執行北上抗日先遣隊這一特殊艱巨的任務。我們經過長汀、連城、永安縣境，打下大田縣城，經尤溪以東，進到閩中地區。在羅炳輝同志率領的紅九軍團掩護和配合下，打下了樟湖坂，從那里渡過閩江，完全進入了白區。按原定計劃，我們渡過閩江之后，應由古田、慶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忽然改變計劃，電令我們由谷口東進，占領水口，威脅并相機襲取福州。于是，我們便轉兵向東。水口是福州西北閩江邊上的一個重要集鎮，守敵四個營，懾于我軍聲威，連夜逃走。8月1日，我軍進占水口。同時，我軍另一部占領了古田縣城。

    占領水口之后，軍團部即在該鎮召開“八一”紀念大會。這時向部隊正式宣布：對外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活動，對內仍稱紅七軍團。在大會上，對北上行動和攻打福州進行了動員，部隊情緒高漲，斗志昂揚。

    我軍在閩中地區的突然出現，引起了國民黨反動當局的很大震驚。敵人匆忙將部署在閩東寧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第八十七師王敬玖部集中到福州，并向閩江上游堵截我軍。同時，又急調在湖北整訓的第四十九師伍誠仁部由長江水路日夜兼程東進，經海運馳援福建。“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也急忙從漳州飛到福州“視察”。

    福州是福建省省會，算是一個大城市了。它南瀕閩江，有高大的城墻，筑有比較堅固的防御工事，城內外駐有國民黨第八十七師的一個團和一個憲兵團，還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軍陸戰隊，城郊南臺有飛機場。從水口到福州，約七十多公里，沿江的交通干道被敵人控制著，我們是從北面大湖方向繞道開進的。8月2日，部隊從水口出發，當天黃昏遇到敵機襲擊，因為缺少防空經驗，傷亡七、八十人。這時，福州的敵人已加強了戒備。

    攻打福州，帶有很大盲目性。8月7日，我軍到達福州西北近郊，當時對福州敵軍的實力、工事等情況了解很差。但是，部隊在中革軍委攻打福州的作戰命令鼓舞下情緒很高，又聽說福州市的地下黨組織將進行策應配合，所以當晚即發起進攻。敵人憑借工事扼守，并使用飛機對我陣地輪番轟炸掃射。我軍打得十分勇敢，強攻一晝夜，攻占了敵軍一些陣地和城北關的主要街道，但因我們還不善于近迫作業，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沒有地下黨組織策應，沒有辦法打進城。我們估計即使打進城，也不容易解決敵人。于是決定把部隊撤至福州以北嶺頭一帶，準備向閩東轉移。

    約8月9日晚，我們進駐北石嶺、桃源地區。當夜，敵八十七師的一個團追來，與我警戒部隊打響，我們與敵人激戰一夜一天，形成對峙狀態。敵后續部隊趕來增援，我們便撤出戰斗。這一仗雖斃傷不少敵軍，繳獲了一批武器，但我們自己也受到不小的損失，特別是傷亡了幾個師、團干部。

    中革軍委這次電令攻打福州，給七軍團以后的行動帶來了很大困難。我們剛過閩江的時候，聲勢很大，敵人弄不清我們究竟有多大兵力。這一打，暴露了我軍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牽制力量。從此，敵人就一直瘋狂地追擊和堵截我軍。

    轉戰閩東、閩北

    桃源戰斗以后，我們繼續向閩東地區轉移。時值8月中旬，天氣十分炎熱，傷病員增加到七、八百人。在敵區行動，民伕很不好找，傷病員大部分由干部戰士抬著走，部隊行動異常艱難，迫切需要一個適當的地區把傷病員安置下來。在經過連江附近的時候，我們和閩東游擊區取得了聯系。

    閩東游擊區主要位于寧德、福安、霞浦三縣之間，以賽岐、赤溪一帶為中心，領導人是葉飛、阮英平、范式人等同志。我們一進入游擊區，在當地黨和群眾的協助下，先將傷病員進行安置，同時根據閩東同志的意見，為了打通寧德、連江等地幾塊小游擊區之間的聯系，軍團決定攻打羅源縣城。8月14日凌晨，在當地黨、群眾和游擊隊的配合支援下我們采用突然襲擊的手段，一舉攻克了羅源縣城，全殲敵保安十一團第三營及縣警備隊共一千余人，活捉了敵縣長和營長，群眾大為振奮。我們在福州和桃源兩次作戰，都是采取正規戰的打法，猛打硬拼，傷亡很大。這次羅源戰斗，事先進行較詳細的偵察，采用奇襲方法，因而能夠以很小的代價一舉全殲守敵。這使我們體會到，孤軍深入敵區，在作戰指導上應當有相應的改變。

    七軍團進入閩東，是紅軍主力部隊第一次到這個地區，當地黨和群眾十分興奮和熱情。他們為七軍團動員補充了一批新戰士，我們也把戰斗中繳獲的幾百條槍交給了地方黨。留在當地的幾百名傷病員，后來大都成了閩東獨立師的骨干。

    8月16日，我們奉命離開閩東游擊區，沿著閩浙邊境，向閩北前進。8月22日，攻克福安縣西部的穆陽鎮，消滅敵軍數百人。8月28日，在浙西南擊潰敵一個保安團的攔阻后，又攻克了慶元縣城。隨后又在竹口打垮了敵浙江省保安縱隊兩個團的阻截。俘敵兩百多人，繳獲步槍數百支，輕重機槍十余挺，迫擊炮兩門。不到半個月的時間打了三個勝仗，我軍聲威大振。9月初，我們進入了閩北蘇區東北的古樓一帶游擊區。

    閩北蘇區以崇安為中心，是閩浙贛蘇區的一部分，領導人是有威望的老黨員黃道同志。七軍團自出動以來，一路上馬不停蹄，到達閩北蘇區以后，原想利用這里的有利條件作短暫休整，總結一下經驗教訓，以利再戰。同時，我軍一路上受到敵軍的前堵后追，尤其是敵四十九師始終咬住我軍不放。為了擺脫這一被動局面，也需要依托閩北蘇區尋機給敵人以有力打擊，打一兩個好仗。但是，中革軍委隨即來電批評我們“擬于閩北邊區休息，這恰合敵人的企圖，因敵人企圖阻止你們北進”。于是，我們在這里只停留了幾天，安置了一批傷病員，就繼續向北進發了。

    急于要我們離開閩東、閩北，這是繼攻打福州之后中革軍委在戰略指導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誤。從當時紅軍斗爭的全局來看，既然是要我們這支部隊配合中央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起戰略牽制作用，就不必機械地限定到皖南去。何況當我們出動不久，中央就知道皖南暴動已經失敗。如果當時讓我們先在閩東、閩北地區活動，幫助地方黨擴大武裝斗爭，打幾個好仗，更大規模地發動群眾，有依托地向政和，松溪發展，把閩東、閩北連成一片，再同浙南群眾條件較好的慶元地區連接起來，創造較大的局面，然后跳躍式地向浙西和皖南發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調動更多一些敵人的。

    部隊自出動以來，不僅外有敵人圍追堵截，內部也出現了嚴重困難，軍團主要領導成員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首先是樂少華同志一味盲目地執行中革軍委的命令，拒絕結合實際的積極建議，而且專橫無忌，對尋淮洲同志極不尊重，一開會就吵架，天天如此，幾乎造成指揮上的癱瘓。與此同時，曾洪易則愈益暴露出嚴重的恐慌動搖，在水口遭到敵機襲擊時，他嚇得臉色發青，嘴唇顫抖，一到閩北就提出要到閩浙贛大蘇區去，并直接發電報要閩浙贛軍區派部隊來接。他的主張受到尋淮洲和大部分同志的反對，中革軍委在回電中也對他作了批駁，以后他就更加消極對抗，竟要求離開部隊。軍團領導中這些極不正常的狀況，從根本上說，是左傾宗派主義的必然惡果。它給我們這支深入敵區、獨立行動的部隊，帶來了難以言喻的困難。

    挺進浙西

    我們到閩北蘇區時，已是從瑞金出發后的近兩個月，超過了中央規定到達皖南的限期，如果繼續進軍，本應向皖南急進。但中革軍委來電指示要我們在浙江執行兩項“中心任務”：一、繼續對進攻我贛東北紅十軍及閩北蘇區的敵人后方進行徹底地破壞；二、在閩浙贛邊境廣泛開展游擊戰，創建新蘇區。破壞敵人后方交通，要求首先破壞龍泉、浦城、廣豐、玉山間的公路、交通工具及電話線，進而破壞蘭溪、衢縣、江山、玉山間的鐵路、火車站、以及玉山、常山、江山之間的公路。對于原來賦予的去皖南的任務未作任何說明。

    9月9日，我們離開閩北蘇區，北上浙西。這時，中革軍委又不顧當時實際情況，多次來電批評我們“對保安團畏懼其截擊是不對的”，“不須以急行軍增加病員與疲勞，每日行二、三十里，”等等。于是，我們一面對付敵人日益加緊的圍追堵截，一方面深入敵后進行破襲活動，經江山縣之二十八都、仙霞嶺、石門，于9月13日攻占清湖鎮，消滅了敵浙江保安團的一個營。接著勝利渡過江山河（即江山港），炸橋破路，給了敵人一定的威脅和打擊。但是，限于當時的群眾條件和裝備、技術等條件，要按照中革軍委要求在廣大地段上破壞鐵路、公路是辦不到的。

    9月15日，我們進到江（山）常（山）公路的大陳地區。在大陳打垮了敵浙江保安第三、四、六團各一部共七個連的進攻，并一度攻入常山縣城，繳獲一批物資和現款。其后便經招賢、上方鎮繼續北上。

    浙江是蔣介石的老巢，反革命的社會基礎雄厚，保安團較強，保甲制度較嚴密，交通與通訊捷便，敵人能及時掌握我軍行動情況，從各方面調動部隊圍擊我軍。我們卻只能機械地按照中革軍委規定的時間、地點、路線、里程慢慢地走，差不多天天要打掩護仗、遭遇戰，雖然也取得了不少戰術性的勝利，但整個處境卻越來越被動了。那時候，還有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就是沒有根據地或游擊區作依托，有時即使有了戰機，大一些的仗也不敢打。到處是反動統治勢力，沒有群眾基礎，一仗打下來，傷員無法安置。抬著傷員行軍打仗，是非常困難的。一個傷員要兩個戰士抬，還要一個戰士替換，長距離抬下去，就削弱了部隊的戰斗力。但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傷病員丟了，那是革命軍隊所絕對不能允許的。

    正當我們艱苦轉戰浙西的時候，中革軍委9月17日來電命令我們，在執行軍委給予的破壞杭江鐵路及附近公路的任務前，禁止繼續北進。第二天又電令我們“應即向遂安前進，以襲擊方法占領該城，并確保于我軍手中”，規定我們以遂安為中心，在靠近安徽邊境的淳安、壽昌、衢縣、開化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蘇區，爾后再向浙皖邊境之歙縣（即徽州）、建德（今梅城）、蘭溪、江山、屯溪地域發展。

    中革軍委的一系列批評和指示，特別是要求我們以遂安為中心建立蘇區的指示，使我們困惑不解，因為它完全脫離我們當前的實際情況。遂安位于新安江上游，距杭州約二百公里。這個地方雖是山區，但處于衢江、蘭江、新安江三角地帶，江水較深，汽船可以通到建德、蘭溪，還有浙贛鐵路和公路干線，敵人交通方便，這樣的地形，對我軍機動十分不利。那里地瘠民貧，居民多以竹木為生，產糧很少，解決部隊給養困難。特別是當地沒有我們黨的工作基礎，相反的是贛東北逃往地主聚居之地。不論政治條件和自然條件，以遂安為中心建立根據地顯然是不適宜的。

    就在這時候，敵四十九師、浙江保安第一、二縱隊以及新增調來的補充第一旅王耀武部。從幾個方向加緊對我追擊和“圍剿”，企圖切斷我前進道路，合擊我軍。面臨嚴重敵情，我軍處境危殆。為了避免全軍覆滅之禍，我們只得不顧中革軍委的一再指責，轉向皖贛邊行動。

    活動于皖贛邊

    9月30日，我們到達皖贛邊之段莘（婺源縣北）地區，這里距原定最后目的地皖南已經不遠。這時我們才知道，皖南幾個縣的暴動早已失敗，有些干部和群眾分散活動在山里面堅持斗爭。我們在轉移的路上，碰到皖贛特委和當地游擊隊的領導同志。按照他們的意見，我們繼續西進到黎痕地區。

    皖贛邊和皖南，比我們所經過的浙贛邊、浙西的條件要好些。在地形上，皖贛邊有鳧山、白際山，皖南有黃山，既有大山區，又有丘陵地，河道可以徒涉，便于我軍隱蔽和機動；經濟上比較富裕，有利于解決部隊的糧食供給；文化教育也比較發達，稍大點的村子大都有報紙，便于我們了解形勢動向；特別是有黨的工作基礎和影響，群眾條件比較好。這里所處的地位也很重要，向東北可以威脅蕪湖、南京，向東可以威脅杭州。我們準備在這個地區停下來，開展游擊戰爭。

    我們先后在查灣、流口、鴉橋、黎痕等地進行了幾次戰斗，打退了追擊和堵截之敵，消滅一部分敵軍，繳獲一批武器。皖贛蘇區給我們補充了五百名新戰士。在經歷了浙西一段困難之后，這時部隊又開始出現了好的轉機。

    在此期間，軍團領導曾向黨中央和中革軍委建議在皖贛地區開展游擊戰爭，與當地黨和游擊隊密切配合，爭取在休寧、婺源、祁門一帶消滅圍追之敵，以擴大皖贛蘇區，尋找有利時機再入浙行動。根據戰斗連隊很不充實的狀況，建議將部隊整編為四個營，精簡機關，充實連隊，以便機動作戰。還向中央和中革軍委建議，在敵人嚴重進攻的情況下，允許我們機動、自主地解決許多問題。軍團的這些建議，是符合當時實際的情況的，但未獲批準。

    10月15日，中革軍委來電，令七軍團轉移到閩浙贛蘇區整頓補充。軍團研究之后，認為皖贛邊有發展條件，而進出閩浙贛蘇區要通過幾道敵封鎖線，因此，17日向中革軍委去電請示，如我們今后仍須去皖南，則不如不去閩浙贛蘇區，以主力向皖南游擊區（石埭、太平、祁門、休寧等縣之間，中心區在雷湖、柯村）行動。18日中革軍委復電同意。但21日又接中革軍委電令，七軍團仍要去閩浙贛蘇區。我們遵命立即向閩浙贛蘇區轉移，經浮梁、德興之間，通過兩道敵封鎖線，進入閩浙贛蘇區之重溪地區。

    七軍團自瑞金出發到進入閩浙贛蘇區，轉戰閩、浙、贛、皖四省的幾十個縣鎮，歷時近四個月，行程三千二百里。盡管受到王明左傾的錯誤指導和曾洪易、樂少華的直接干擾，但是，全軍團廣大指戰員以堅韌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勇敢頑強的戰斗精神，排除了一個又一個艱難險阻，連續行軍作戰，深入敵人腹心，擊退了敵人無數次的截擊、追擊和“圍剿”，打了一些勝仗，粉碎了敵人消滅我軍的企圖。我們沿途還盡可能地開展群眾工作，宣傳黨的抗日救亡主張，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部隊雖然戰斗和非戰斗減員較大，但沿途陸續給各游擊 區留下了一千多名軍事骨干力量，到達閩浙贛蘇區時還保持了約三千多人。七軍團孤軍轉戰敵人后方，是起到了它的積極作用的。廣大指戰員用血汗寫下了這一段戰斗歷程，是不容抹殺的。

    當時左傾錯誤的領導者，按照主觀主義、冒險主義的戰略意圖來衡量七軍團的北上行動。要求通過這支僅有幾千人的部隊的作戰行動，“促敵人進行戰略與作戰部署上的變更”，由于未能實現這些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目的，就指責部隊沒有完全任務。他們還把曾洪易個人的退卻動搖，同尋淮洲同志和廣大指戰員的光輝戰斗業績混淆起來，給這支部隊扣上“染上了機會主義”、“執行了退卻逃跑路線”等等荒誕的大帽子。這些顯然不符合歷史真實情況，是完全錯誤的。

    到達閩浙贛和組成紅十軍團

    閩浙贛蘇區是方志敏同志領導創建的著名的老蘇區，勝利地粉碎過敵人的多次“圍剿”，紅旗一直在這里高高飄揚。我們到達蘇區時，方志敏同志親自到駐地看望。他是那樣的親切懇摯，平易近人，第一次會見就給了我們深刻的印象。蘇區的革命群眾都以極大的熱情迎接我們，用盡可能籌集到物資慰勞我們。群眾稱我們這支歷經風霜的子弟兵為“老十軍”（1933年1月，閩浙贛蘇區隨后又成立了新的紅十軍）。在黨和人民的親切慰問下，四個月來的艱辛勞累，頓時一掃而光，部隊情緒迅速振奮起來。

    接著，部隊進行整編。根據中革軍委11月4日命令，紅七軍團同閩浙贛蘇區的紅十軍及新升級的地方武裝合編，成立紅軍第十軍團，七軍團改編為第十九師，紅十軍和新升級的地方武裝，分編為第二十師和第二十一師，領導干部也作了調整，任命原閩浙贛軍區司令員劉疇西為軍團長，樂少華為軍團政委，尋淮洲任十九師師長，劉英任師政治部主任。同時，閩浙贛軍區的領導干部也作了調整，省蘇維埃主席方志敏兼軍區司令員，曾洪易任省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我被調任軍區參謀長。當時中央和中革軍委已率中央紅軍主力轉移，中央蘇區成立了以項英同志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所以軍委在電令中還指出，紅十軍團和閩浙贛軍區今后接受中央軍區的指揮。

    軍團整編以后的任務是：第十九師仍出動到浙皖贛邊，打擊“追剿”之敵，發展新蘇區；第二十、二十一師仍留閩浙贛蘇區，打擊“圍剿”之敵，保衛老蘇區。

    11月18日，第十九師在尋淮洲同志率領下，從懷玉山和德興東北通過敵封鎖線，向浙皖贛邊進發。十九師的突然出動，出乎敵人意料。敵浙江保安縱隊副指揮蔣志英率兩個團尾追，受到我軍堅決回擊，蔣志英負傷敗退常山，我繳獲頗多。接著，十九師經上方鎮，渡新安江，向分水縣（今武盛）前進，并逼近昌化、于潛（今潛陽）和臨安，震動了杭州。隨后又轉向皖南行動，經歙縣、績溪附近，一舉攻克旌德縣城，并由涇縣、宣城之間北上，威脅蕪湖。這一時期，尋淮洲同志率領十九師獨立行動，擺脫了曾、樂的干擾，從當時實際情況出發，在廣大地區內機動作戰，主動靈活地打擊敵人，表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

    就在十九師活動很有成效的時候，中央軍區發來指示：根據敵人對閩浙贛蘇區的“圍剿”日趨嚴重的形勢，命令十軍團部立即率二十、二十一師轉到外線，同十九師會合，在開化、遂安、衢縣、常山之間集結兵力，爭取以運動戰消滅敵人，創造浙皖贛邊新蘇區。為了統一領導十軍團與創造新蘇區的行動，中央軍區決定以方志敏、劉疇西、樂少華、聶洪鈞和劉英五人組成軍政委員會，以方志敏為主席，隨十軍團行動。調我任軍團參謀長、劉英任軍團政治部主任。

    在當時形勢下，組成紅十軍團，并把長于打游擊的紅十軍團地方武裝集中起來，進行大兵團活動，企圖打大仗，這是戰略指導上的又一個重大失誤，為后來紅十軍團的挫折和失敗埋下了禍根。

    譚家橋戰斗

    11月下旬，在方志敏、劉疇西同志率領下，紅十軍團部和第二十、二十一兩師，經婺源、開化之間和休寧以南，北上皖南。12月10日與十九師會合于黃山東南之湯口地區。此時，敵人調集重兵分成多路對我實施尾追堵擊，企圖圍殲我軍，為粉碎敵人陰謀，我軍必須選其一路給予打擊。13日，我們沿屯溪至青陽公路向北轉移，經烏泥關進到黃山東麓譚家橋地區。這時獲悉，其他敵軍距離尚遠，唯尾隨我軍之敵補充第一旅已抵達湯口，正繼續向我追擊前進中，顯得孤立突出。該敵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共三個團，裝備比較好。我十軍團三個師，兵力和敵人差不多，裝備不如敵人，但地形對我十分有利，烏泥關是一個山隘口，東側有一個制高點，向北一路小山坡。軍團首長決心利用烏泥關至譚家橋段公路兩側有利地形，以伏擊手段，爭取殲滅該敵大部。

    軍團的作戰部署是：由烏泥關起，沿公路兩側自南而北，按十九、二十、二十一師的順序設伏。十九師是軍團戰斗力較強的一個師，配置在上峰，除以一個連兵力控制烏泥關制高點外，該師主要兵力部署在烏泥關以北，與二十、二十一師陣地依次銜接，二十一師以一個營構筑工事堅守譚家橋正面。待敵補充第一旅通過烏泥關，進入我設伏地域以后，即行封鎖烏泥關口，斷敵退路，阻擊敵可能之增援；二十、二十一師會同十九師部分兵力對敵攔腰出擊，并排打下去，將其大部殲滅于烏泥關至譚家橋公路上。

    12月14日上午九點多鐘，敵補充第一旅進入設伏地區后，我突然發起攻擊，敵頓時驚慌失措，陷入一片混亂，擔任前衛之敵第二團，在我軍猛力沖擊下呈現動搖，敵團長被我打傷。開始時戰場形勢是很好的。但我十九師除以一個連控制烏泥關制高點外，未能將主力配置于烏泥關以北，而是擺到烏泥關以南去了。烏泥關以南是懸崖陡壁，兵力展不開。敵人調整部署后，集中力量進攻我戰斗力較弱之二十、二十一師，兩師指戰員奮勇反擊，但因不長于正規作戰，而十九師又增援不及，以致陣地被敵人沖垮。接著，烏泥關制高點也被敵人奪去了。尋淮洲同志親自帶隊奪取制高點，一個猛攻，制高點是奪回來了，可是，他卻負了重傷，搶救下來，在轉移途中犧牲了，時年僅二十二歲。尋淮洲同志不幸犧牲，是我們一個重大損失。此時，整個戰斗我敗局已定，于是決定撤出。在組織掩護的戰斗中，劉英、樂少華同志又先后負傷。我們把隊伍撤了下來，到黃昏時候向北轉移。此時，敵軍也打得精疲力竭，傷亡很大，無力對我們追擊了。

    譚家橋之戰是十軍團全部轉向外線作戰后的第一個戰斗，初戰失利，我軍愈加陷入被動。

    懷玉山失敗

    譚家橋戰斗之后，敵人第四十九師、補充第一旅、第二十一旅及一些地方部隊，一共近二十個團的兵力，蜂擁而來追趕我們。為了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從1934年12月下旬到1935年1月上旬，我們在皖南和皖浙贛邊的涇縣、太平（今仙源）、青陽、石埭（今廣陽）、黟縣、休寧、祁門、屯溪、歙縣、績溪、婺源、開化等十余縣地區往返轉移，進行了大小十余次戰斗，大都是消耗戰，雖然給予敵人以相當的殺傷，但因敵我力量懸殊過大，我軍處境日趨險惡。從當時的形勢看，采取正規軍打運動戰的辦法，已越來越不利，要堅持長期斗爭，關鍵是將正規軍轉變為游擊隊，從正規戰轉變為游擊戰。為了較順利地實現這一轉變，必須打一兩個好仗，以扭轉譚家橋戰斗失利帶來的嚴重被動局面。但是當時領導上還沒有向游擊戰轉變的認識，又缺乏積極尋機打殲滅戰的思想，因而未能擺脫被動局面。
鑒于實際的教訓，一部分同志前已提出過適當分兵問題，譚家橋戰斗以后，又建議分兵活動，以適應當時斗爭的需要。但是，軍團領導對分兵顧慮很大，決定全軍團繼續南下，經化（開化）婺（源）德（興）蘇區返回閩浙贛大蘇區去。

    化婺德蘇區，是閩浙贛大蘇區北面的一個外圍小蘇區，直徑約三十里，周圍約一百里。1月12日晨，軍團到達化婺德蘇區東北邊緣的楊林（屬浙江開化縣）。這時方志敏同志和我正隨先頭部隊行動。所謂先頭部隊主要是軍團機關人員、傷病員（包括樂少華、劉英同志在內）、后勤人員，以及缺乏彈藥的追擊炮連和重機槍連等，共八百余人。我們經過楊林時沒有停留，翻過一個山頭，就到達了化婺德蘇區，并前進到靠近閩浙贛大蘇區的港頭，才停下來休息。劉疇西同志率領的軍團主力到達楊林之后，顧慮部隊疲勞，就在當地宿營，第二天（13日）下午才繼續前進。這時敵浙江保安第二縱隊第五團從星口連夜急進七十里，超越我主力部隊趕到化婺德蘇區東部邊緣的王坂、徐家村，占領了堵截我軍前進的陣地。我軍團主力進到徐家村受阻，與敵發生激戰，只好以一部兵力掩護，大部隊折經南華山、王山村，進入化婺德蘇區，掩護戰斗一直持續到14日下午。15日主力部隊才大部進入化婺德蘇區。

    16日，方志敏同志和我商定，因敵情緊急，部隊應立即行動，先頭部隊先走，同時通知劉疇西同志率領軍團主力迅速跟上，當日夜晚全部通過敵隴首地段封鎖線，進入閩浙贛蘇區。下午六時，我們正要整隊出發，劉疇西同志派人來通知部隊雖已到齊，但人員疲勞，當晚不能再走。這時我建議，情況這樣緊，決不能遲延了，今天晚上必須一律通過敵封鎖線。方志敏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他擔心劉疇西同志猶豫遲疑，便決定留下來同主力部隊一起行動，要我率先頭部隊立即前進。

    這時，敵人雖已加強了化婺德蘇區與閩浙贛蘇區之間的封鎖線，但兵力不足。當我先頭部隊通過時，山上碉堡里的敵人打搶，我們派出兩個戰斗班去佯攻，吸引敵之火力，敵人沒有敢從碉堡里出來。這樣，我們就加快步伐，上半夜全部通過了敵人的封鎖線，安全到達了閩浙贛蘇區的大小坪、黃石田（均屬德興縣）地區。到達之后，我們一面同省委、軍區聯系，一面等待主力部隊?？墒?，等到下半夜沒有見大部隊到來。第二天也沒有來。第三天、第四天還沒有來。我們到達閩浙贛蘇區以后，隨即派出大批干部組織便衣隊前去聯絡和接應，均未能聯系上，心情十分焦急。開始隱隱聽到那邊有炮聲，以后就沉寂了。大約經過一個星期，閩浙贛省委告訴我們，從截獲敵人無線電通訊中得知：先是搜山的敵軍報告“清剿”已基本結束，要求撤出休整；以后蔣介石下令，說方志敏、劉疇西等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出休整的“殺勿赦”。不久，方志敏、劉疇西同志即被捕了。

    在這期間，有少數同志陸續從懷玉山突圍到了閩浙贛蘇區。從他們談話中了解到我軍被合圍后堅持戰斗和遭到失敗的一些情況。16日晚，劉疇西同志因顧慮部隊疲勞，堅持就地休息，軍團主力沒有過來。以后在通過封鎖線時，因為敵人打搶攔阻，就折回去改換方向。這樣接連改換了幾次方向，延誤了幾天時間，追擊的敵軍都走趕上來了，我軍遂陷于重重包圍之中。我軍經過長途行軍作戰，本已十分疲勞，陷入重圍之后，彈盡糧絕，傷亡不斷增加，又遇到天氣驟變，雨雪交加，許多指戰員幾天粒米未進，以草根樹皮充饑。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們仍頑強戰斗，不斷殺傷敵人。我十九、二十兩師在懷玉山東南的山地和北部的冷水坑、玉峰、馬山等地，二十一師在王龍山北部，同敵軍反復血戰。敵軍向懷玉山圍攻時，我軍占據山頂制高點，堅決抗擊敵人。在敵軍不停頓地“搜剿”和圍攻下，我軍被分割，被沖散，但仍然堅持各自為戰，表現了革命戰士無比堅定、無限忠誠和誓死與敵血戰到底的大無畏精神。敵人極端野蠻殘忍，見人就殺，見房子就燒，把能搜出來的糧食全部燒掉。因為山高林密，不便搜索，敵人就放火燒山，我軍走不動的傷病員，有些就被燒死了。被圍的部隊只有少數同志跑回閩浙贛蘇區。另有一小部分同志向北突圍到皖南去了。軍團主要領導人劉疇西、方志敏同志隱蔽在隴首封鎖線附近的山里，至1月27日先后不幸被敵軍搜捕。此后，方志敏等同志在獄中堅貞不屈，同敵人作了堅決的斗爭。1935年7、8月間，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方志敏同志和其他幾位同志在南昌英勇就義。

    歷史的教訓

    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歷史關頭，我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這支勁旅，在蔣介石反動派以數倍于我之兵力的瘋狂追堵和圍攻下，不幸失敗了。這次失敗的原因，在客觀上，是敵人力量的暫時強大，主觀上的也是主要的原因則是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它給我們以極其深刻而沉痛的教訓，值得認真加以研究和記取。我個人認為最主要的教訓有下列幾點：

    一、派出抗日先遣隊的戰略意圖，賦予抗日先遣隊的戰略任務，是要以它的北上行動“促敵人進行戰略與作戰部署上的變更”。這個要求過高了，沒有實現的客觀基礎，因而是主觀主義的，它導致了在作戰指導上的盲目冒險。
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自1934年7月初從瑞金出發，到1935年1月在懷玉山失敗，全部過程處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時期。1979年底，我曾向葉劍英同志請問：抗日先遣隊是否是在王明左傾錯誤指導下派出的？劍英同志說：“五次反‘圍剿’初期，毛主席主張過把紅軍主力挺進到蘇浙皖贛地區，以打破蔣介石的‘圍剿’，當時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沒有采納。后來派出先遣隊，主力紅軍已經要作戰略轉移，那時毛主席處于無權地位?！蹦敲?，當時的戰略意圖是什么呢？1973年12月，朱德同志在回答軍事科學院的請問時，曾指出：“是準備退卻，派先遣隊去做個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紅軍主力從中央蘇區西南部轉移）?！敝斓隆⑷~劍英兩位領導同志的談話，向我們指明了北上抗日先遣隊派出的歷史背景和實際意圖，這對于我們研究這一段歷史至關重要。

    為著全局的需要，當時派出一支部隊到敵人深遠后方去活動，爭取在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時對敵人起一定的牽制作用，這從戰略指導上說，是可以的。然而，中央賦予抗日先遣隊的任務卻遠遠超出了上述要求。據我后來看到的中央下達的作戰任務的訓令和政治訓令，賦予抗日先遣隊的任務是：深入到敵人深遠后方閩浙贛皖諸省，最高度地發展游擊戰爭，創造游擊區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最高度地開展反日運動，把群眾的反日斗爭發展到武裝民眾的民族戰爭的高點；通過在敵人深遠后方的反日民族解放運動及土地革命的發展，促使敵人進行戰略與作戰部署上的變更。上述任務的確定，顯然是一廂情愿。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敗局已定的時候，蔣介石絕對不會由于我黨北上抗日號召的提出和一支較小部隊的出動，就抽調走大量兵力，放松對我中央蘇區主力紅軍的“圍剿”。再者，在當時整個紅軍作戰嚴重失利的情況下，中央蘇區老根據地八萬主力紅軍都呆不住了，卻要求七軍團這支六千人的部隊（其中還有一半新戰士，僅僅一千多條槍），深入到蔣介石國民黨的閩浙贛皖腹心地區去“最高度地發展游擊戰爭”，“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更是完全脫離實際的臆想。

    在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反“圍剿”的初期，毛澤東同志曾經主張趁著福建事變的時機，將中央紅軍主力突進到蘇、浙、皖、贛國民黨政治的腹心地區去，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迫使敵人回援，以粉碎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圍攻?？上е醒刖懿徊捎么擞?。七個月以后，形勢已經大變，這時候派出這樣一支先遣部隊，不論從背景、從意圖、從規模上看，和毛澤東同志原先提出的向北突進的主張，顯然是根本不相同的。

    從政治上看，在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我國華北，民族矛盾急劇上升，全國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歷史背景下，提出紅軍北上抗日的口號，舉起紅軍北上抗日的旗子，是正確的，對于揭露蔣介石的賣國、內戰政策，宣傳我黨抗日主張和推動抗日運動的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當時閩浙贛皖地區尚無直接對日作戰的形勢，推動抗日運動的關鍵，是要實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調整和轉變，而這一點恰恰又是左傾冒險主義統治的中央所未能解決的?？谷障惹碴犨M軍途中，在土地政策、工商業政策等方面仍然執行著左傾的一套，不利于爭取團結社會各階層，對于我們宣傳抗日，發動群眾損害很大。

    二、當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未能及時實行由正規戰向游擊戰、由正規軍向游擊隊的軍事戰略轉變，這是使抗日先遣隊遭受挫折和失敗的主要原因。

    抗日先遣隊派出時，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已接近尾聲，革命形勢逐漸轉入暫時低潮。主力紅軍離開中央蘇區以后，南方數省敵我力量對比懸殊，我軍更是面臨極端不利的態勢。因此，抗日先遣隊亟須實行由正規戰向游擊戰、由正規軍向游擊隊的戰略轉變。但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下的中央，未能領導實行這一戰略轉變。中央雖然原則上向我們提出過開展游擊戰爭的任務，但在實際作戰指導上仍然是要求搞大兵團作戰。這從前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七軍團階級。軍團的有些領導同志，盡管當時對軍事戰略轉變問題也缺乏認識，但是，在經過一段行軍作戰實戰以后，結合過去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參加井岡山斗爭和中央蘇區軍事斗爭的體驗，已經逐步感覺到，部隊孤軍深入白區，遠離后方，面對優勢敵軍的堵追，必須在軍事行動的指導方針上有所改變。例如：在北上進軍途中，應當盡可能地利用原有的游擊根據地或游擊區作為依托。同當地黨和游擊武裝密切配合，一方面支援和發展那里的游擊戰爭，一方面休整補充部隊，安置傷病員，減少無后方作戰帶來的困難，爾后相機繼續作跳躍式前進；在強大敵軍“追剿”下，應適當分散兵力，形成幾個目標，同敵人盤旋兜圈子，多打游擊戰，以吸引、迷惑和打擊敵人；在適當時機，集中兵力，打游擊性的運動戰，殲敵一部，以改變不利態勢，爭取戰場主動權；既要積極打擊敵人，又不盲目地打硬仗、拼消耗，等等。但是，由于軍團領導權掌握在曾洪易、樂少華手中，同志們的這些正確意見得不到重視和采納。七軍團整編為十九師后，擺脫了曾洪易、樂少華的干擾，在尋淮洲同志領導下出動浙皖贛邊，那一段仗就打得比較活，形勢出現了轉機，這有力地說明了在敵人深遠后方活動，必須相應地改變作戰指導方針。當然，在紅七軍團階段，我們也還沒有預見到要實行由正規軍向游擊隊的轉變，中央沒有給我們這樣的任務，我們也不敢設想把一個大的軍團改為游擊隊。

    抗日先遣隊后期的整編，更是一個嚴重的教訓。當時既然估計到在中央紅軍主力轉移后，敵人會加緊對閩浙贛蘇區的“圍剿”，形勢將會日益嚴重，但仍不采取分散游擊的方針，卻把長于打游擊的紅十軍和地方武裝同長于運動戰的紅七軍團合編，組成新的大兵團，集中在一起打運動戰。1973年12月，朱德同志在關于戰史問題的談話中評價這次合編時就曾指出：“編成一個軍團，不編不垮，一編正規戰打不成，游擊戰也打不成。經驗還是要把正規軍變成游擊隊?！敝斓峦镜恼勗?，指明了左傾冒險主義在這個問題上所犯錯誤的要害。

    三、在作戰指導上實行絕對集中的指揮，必然容易脫離實際，使部隊作戰行動陷于被動、危害極大。

    當時，抗日先遣隊的全部戰略行動甚至戰術行動，都由中央和中革軍委直接指揮。本來，派出這樣一個軍團，深入敵人后方去獨立執行任務，敵情那樣復雜多變，環境那樣困難險惡，中央和中革軍委除了規定它的戰略行動方向和基本任務外，理當給予較大的機動權。然而當時的中央和中革軍委卻使抗日先遣隊的一切行動都嚴格受其控制，實行絕對集中的指揮，使軍團陷于極其被動的境地，給軍團制造了嚴重的困難。

    說到這里，我很自然地想起毛澤東同志作為軍事統帥的優良作風。他總是既通觀和掌握戰爭全局，又處處從戰場實際情況出發。他十分重視戰場指揮員的意見，給予應有的機動權和自主權，充分發揮戰場指揮員的能動作用。解放戰爭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和中央軍委，對于許多重要戰役的指導，就是這樣做的。打豫東戰役時，中央來電中特別交代“情況緊張時獨立處置不要請示”。打濟南戰役時，主要是明確規定了“攻濟打援”的方針和假設了三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使下面心中有數，力爭好的情況，同時預計到并有辦法對付可能出現的僵局?？傊?，主要是對作戰方針和戰役中的關鍵性問題進行及時明確的指導，至于其它具體作戰部署和戰場處置，就由戰役指揮員依據戰場上千變萬化著的實際情況去作出決定。這種英明的統帥方法和作風，同左傾錯誤統治時期的那一套，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抗日先遣隊北上行動過程中，在七軍團階段，上有左傾錯誤指導，軍事指揮實行絕對的集中主義，軍團內部又有曾洪易、樂少華這樣的干部只知機械地執行上級指示，事情就更加不好辦了。其實，你越是機械地執行，就越是被動，越被動就越打不好仗，也就越挨批評。不結合實際情況具體靈活地執行上級指示，即使是在正確路線的指導下也是應當加以反對的。毛澤東同志早在1930年所寫《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就尖銳批評過這種對待上級指示的錯誤態度，更何況當時是在遠離中央、深入白區的環境中進行孤軍活動呢？至于紅十軍團組建以后，則主要由于戰場指揮方面的失誤，譚家橋等幾個關鍵性的仗都沒有打好，從而加速了先遣隊失敗的到來。當然，如果爾后不實行軍事戰略轉變，這支部隊的失敗仍將是難以避免的。但是，如果幾個關鍵的仗打好了，贏得了時間，奪得哪怕是暫時的戰場主動權，就有可能通過以后的作戰實踐，逐步認識到實行軍事戰略轉變的必要性并付諸行動，而不至于遭受那么大的損失，付出那么大的代價。這些又都說明了戰役指揮員，為爭取戰爭的勝利，必須從實際情況出發正確地發揮主觀能動性，這在戰局不利的情況下尤其重要。

    四、左傾宗派主義的干部政策，嚴重地損害了軍團的領導，這是導致抗日先遣隊失敗的組織上的原因。

    七軍團的領導核心，是按照宗派主義干部政策配備起來的。少數左傾政策的堅決執行者，掌握著領導權，包括軍事指揮最后決定權。他們的無知與專橫給七軍團帶來的災難，我在前面已經略作敘述，教訓確實太深刻了。
組成紅十軍團時，領導干部的配備，仍然受著左傾宗派主義的影響。保留了樂少華的軍團政委職務，反而把軍團長尋淮洲降職為師長，并把他排除在軍政委員會之外。這不僅是對尋淮洲個人實行宗派主義的打擊，同時也是無視七軍團從瑞金出動后轉戰數省以流血犧牲換取來的寶貴經驗。新任軍團長劉疇西是一位較老的軍事指揮員，在南昌起義時就擔任營長，經歷了革命戰爭的鍛煉，但是后來的事實表明，他在作戰指揮上表現優柔寡斷，也缺乏在白區同敵人機動作戰的經驗。左傾錯誤的干部政策，同抗日先遣隊的失敗是密切關聯的。在戰爭中間，主要軍事指揮員的配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歷史是已經過去了的事情，我們謳歌它也好，批判它也好，最重要的是從中吸取經驗教訓。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斗爭歷史，首先是一部驚天動地的無產階級革命戰爭的英雄史；同時也突出地反映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王明左傾錯誤嚴重危害的一個側面，留下了十分深刻的歷史教訓。這些血的教訓有力地證明：違背了毛澤東思想，革命事業就要遭受挫折。

    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進軍雖然失敗了，然而由方志敏等同志領導的，廣大指戰員和烈士們的可歌可泣的戰斗業績，已成為紅軍斗爭史中英勇悲壯的一頁，將永垂青史！

    蔣介石國民黨的反革命“圍剿”，并沒有也絕不可能扼殺掉先烈們為之舍身奮斗的革命大業。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保存下來的力量，隨即高舉革命火把，又繼續戰斗了。

    1935年1月，黨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歷史再次有力地表明，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在暴風雨般斗爭實踐中鍛煉成長的我們的黨，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終克服和糾正各種錯誤思潮及傾向。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遵照中央的電示，我們隨即以勝利突圍的部隊為基礎，組成了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我被任命為師長，劉英同志為政治委員，率部向浙江南部進軍。我們根據形勢的重大變化，吸取過去斗爭失敗的教訓，結合當時實際情況，在實踐中探索和采取新的斗爭策略和斗爭方法，終于實現了從正規戰向游擊戰的戰略轉變。經過同蔣介石幾十個團的反革命“圍剿”的反復斗爭，我們在浙西南和閩浙邊迅速打開了新的局面，創建了新的游擊根據地，高舉抗日反蔣的革命旗幟，戰斗在敵人的腹心地區。我們同南方其他各兄弟紅色區域一道，在異常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勝利地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統一整編為新四軍時，我們這支部隊編入了新四軍第二支隊，重新北上，轉戰于大江南北，肩負起當年先烈們的未竟事業，投入了整個抗日斗爭的洪流。

    （摘自《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P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