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是“事變”還是“戰爭”
九一八戰爭研究會 張一波教授、王建學教授、石恒利研究員
時間:2006年09月14日
http://blog.gmw.cn/7361
1931年9月18日,日本法西斯在沈陽是發動了一次“事變”,還是一場戰爭?是應當稱為“九一八事變”還是稱之“九一八戰爭”?學術無止境。我們在此對“九一八事變”稱謂的由來、沿革、爭論和對現實的影響,試做一客觀的分析研究。希望與史學界專家學者們討論。
一、“九一八事變”的由來
1. “九一八事變” 是最先由日本國政府提出的。
1931年9月19日,日本駐國際聯盟的代表芳澤謙吉發表聲明說:請國聯不必重視此“地方事件”。他們每發動一次侵略戰爭行動,都叫做“事變”,諸如“上海128事變”、“華北事變”、“77事變”、“813事變”等,甚至把歷時14年的侵華戰爭至今仍叫做“支那事變”。
從1931年9月18日至今的74年中,日本歷代內閣一直頑固地堅持稱它為“事變”,是有其擴張侵略的陰謀目的,本質是違反戰爭法規的戰爭罪行,也是一以貫之的賊喊捉賊、嫁禍于人手段。對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上有明確的宣判。首先,其稱“事變”是否認侵略罪責。“從‘918事變’的爆發到戰爭結束為止,日本歷代內閣都不承認在中國的敵對行為是戰爭。他們堅持地稱它為‘事變’。以此為借口,日軍當局主張戰爭法規不能適用于這一敵對行為的實行。”(見《判決書》第479頁)其次其稱“事變”是蔑視戰爭法規。“日本政府和陸海軍,雖然組成了完全的戰時態勢,但依舊把中日戰爭作為‘事變’來處理,并借此而蔑視了戰爭法規。”(見《判決書》第483頁)第三,其稱“事變”是不撤兵的借口。“國際聯盟在1931年12月10日的決議中決定設立李頓委員會并命令作事實上的停戰。日內瓦的日本代表當接受這個決議時,曾聲明說,他是在下列了解下接受這個決議的,就是說這個決議不得妨礙日軍在滿洲對‘土匪’所采取的必要行動。日本軍部根據對決議的這項保留就繼續對中國軍隊采取敵對行為。日本軍部主張說:日本和中國之間沒有存在著戰爭的狀態;紛爭只是‘事變’,所以不能適用戰爭法規;抵抗日軍的中國軍隊不是合法的戰斗員,僅僅是‘土匪’。為了消滅在滿洲的‘土匪’,所以開始了無情的作戰。”(見《判決書》第482頁)第四,其稱“事變”是虐待戰俘的根據。“日本政府不承認這次‘事變’為戰爭,并主張對于這種戰爭不能適用戰爭法規,而被俘獲的中國人也不能享有俘虜的身份及權利的資格。”(見《判決書》第605頁)第五,其稱“事變”是擴張侵略的一貫手法。“國際聯盟和九國公約簽字國的布魯塞爾會議,都未能阻止日本對中國所實行的所謂‘膺懲’戰爭,即自1937年在蘆溝橋所爆發的敵對行為。日本將中日戰爭作為‘事變’處理的這一方針,一直沒有改變過。” (見《判決書》第483頁)日本右翼勢力秉承日本軍國主義的衣缽,至今企圖推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的歷史判決,堅持把戰爭稱為“事變”,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有意識試圖掩蓋、否認、逃避發動侵略戰爭的罪惡,一脈相承。
2. 英美等國默認了日本政府的“地方事件”的說法。
當時的英美國家處于冷戰思維,沒有堅決遏制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一相情愿希望日本的戰火燒向蘇聯,采取姑息縱容的綏靖政策,默認了日本政府的“地方事件”的說法。
3. 國民黨政府沿用日本政府的“事變”提法。
當年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執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內”,依靠公理訴諸國聯實行“不抵抗政策”的基本“國策”,不能認識和徹底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陰謀和本質,未能領導全國人民堅決抗戰,也沿用日本政府的“事變”提法。同時也是追隨英美,直至1942年美國對日宣戰后,才正式宣布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
4. 中國共產黨維護國民政府抗戰的統一領導,也沿用了“事變”的提法。
中國共產黨雖然在戰爭一開始,就發布宣言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獨立堅決地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但是后來為了全國、全民族共同抗戰的大局,維護國民政府抗戰的統一領導,也沿用了“事變”的提法。學術界多數也如此稱謂至今。
二、九一八是戰爭的根據
1985年中共遼寧省委黨校教授張一波、劉貴田等,先后在報紙雜志上發表文章,披露多年對史實研究的結論,認為:“九一八是戰爭不是‘事變’”。把918說成是“事變”,本是鬼子話、協和語,是殖民文化的烙印。甚至,日本內閣為了避嫌戰爭,把中國軍隊說成是“土匪”,這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個陰謀。
我們認為,918是戰爭不是“事變”的主要根據有以下幾點。
首先,中國共產黨在918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后,就發表聲明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本質,并領導東北義勇軍、抗日聯軍實施抗擊日寇的武裝戰爭。如中共滿洲省委1931年9月19日發表聲明:《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毛澤東、朱德、賀龍、彭德懷等在1931年9月25日聯名發表堅決主張抗日的文告;1932年4月15日毛澤東代表中央蘇維埃在《紅色中華》報上發表了《對日戰爭宣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毛澤東傳》523頁)明確闡明了日本軍國主義9.18發動侵略戰爭的本質。
其次,國際軍事法庭有法定結論。1948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侵華戰犯判決書中明確指出:“我們認定對華戰爭自1931年以后是侵略戰爭。”在“中日戰爭及其階段”一節中指出:“日本指導者虛偽地稱為‘中國事變’或‘中國事件’的對華戰爭,由1931年9月18日夜間開始,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東京灣投降時告終。” (見《判決書》第605頁)判決書揭露了日本稱“事變”的虛偽性,明確了918是侵略戰爭的性質。
第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都曾經明確指出918的性質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起點。如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報告中說:“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在1931年就開始了。”1989年鄧小平在會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談話時說:“1931年日本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胡錦濤總書記在《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局部抗戰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并指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及中國、蘇聯等國家的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這是歷史的審判!這一審判的正義性質是不可動搖、不容挑戰的!”
有充分的歷史事實證明,918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戰爭,不是地方事件、兩國糾紛的“事變”,這是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也應該“正名”,像“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一樣,改稱“九一八戰爭”,還歷史的本來真實面目。
三、正本清源和撥亂反正的歷史現實意義
為什么“918事變”稱謂沿用至今?中共遼寧省委黨校張一波教授通過人大政協的代表委員,多年來一直呼吁應當改“事變”為戰爭。2001年全國政協會議交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辦理此三項提案的答復是:“此事事關重大,事關全局……應該組織有關部門和專家、學者充分討論,待有了結論后,再報中央審定。”李長春同志在《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立場,用史實說話,任何歷史結論,都要以翔實準確的具體史料為依據,任何歷史判斷,都要從深入細致的史實分析中得出,防止主觀臆斷。”
因此,應當經過“充分的討論”,研究918是戰爭還是“事變”,做出科學正確的結論,正本清源、撥亂反正,這是歷史和現實的需要,是史學界肩負的歷史責任。首先,正本清源,使被日本軍國主義有意歪曲事實還回歷史本來面目。筆者跟黨史和近代史的部分研究員討論過史稱“九一八事變”的根據,都稱史學上是習慣沿用了當時的提法(日本國提出的)。近日日本報刊揭露:天皇政府“……決定把其稱作‘滿洲事變’。之所以稱作‘事變’,是因為國際聯盟的禁止以戰爭解決國際沖突,說‘這不是戰爭’是為了規避國際上的批評。”。足見“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立場”,正本清源,恢復歷史本來面目勢在必行。其次,撥亂反正,是反擊日益猖獗的日本右翼復活軍國主義,維護和平防止歷史悲劇重演的需要。74年來,日本一方面對侵華暴行不反省、不道歉、不謝罪、不賠償民間受害損失;另一方面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還大張旗鼓地歌頌戰犯,為其侵華暴行歌功頌德,再三地修改歷史教科書達105處之多,說什么侵華是為了“大東亞共榮”才“進出”中國,是“自衛戰爭”,瘋狂叫囂“國土是用刺刀來劃分的”,“蒙滿是日本的生命線”,公然翻國際軍事法庭的案,鼓噪再戰輿論。改“事變”為戰爭,可以徹底消除這一殖民文化的烙印。改變日本軍國主義頑固地堅持叫“事變”,把中國軍隊稱作“土匪”的錯誤。為“918”正名,把“918事變”的稱謂改為918戰爭,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是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需要,是與日本極右勢力進行針鋒相對斗爭的需要,是防止借口通過戰爭解決國際沖突的歷史悲劇重演的需要。
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防止主觀臆斷,實事求是、正確地認識歷史,是史學界實現“牢記歷史,不忘過去,珍愛和平,開創未來”的責任。我們希望與各部門史學界的專家學者進行廣泛的交流討論,愿意聽到應當稱為“九一八事變”的合理科學的根據和意見,經過充分討論達到共識,共同把還歷史本來面目的研究工作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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