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歲那年8月的一天，突然連降暴雨，屋頂往下直漏雨，地上積水達一尺多深。當時父親、大哥在外給地主扛長工，二哥在外給地主放牛，家里有母親、我和11歲的姐姐。母親一手拉著我，一手拉著姐姐去上山尋找避雨的地方，坡陡地滑，饑餓無力，我們跌跌撞撞，費了好大的勁爬到了山跟（根），在懸崖峭壁下找了個臨時避雨的地方住下。兩天之后，暴雨停歇，母親又領著我和姐姐下山回到了原先棲居的草房，母親和姐姐打掃了屋內的積水。到了晚上，我們坐在濕淋淋的草鋪上，渾身被蚊蟲叮咬著，徹夜難以入睡。我禁不住哭了起來，母親把我們緊緊摟在懷里，眼淚撲簌簌滴在我的臉上，就這樣艱難地熬過了一個又一個不眠之夜。這就是我從小記憶中的家。
1936年4月，我7歲那年，父親因常年在外扛長工，身患重病。狠心的地主既不給父親治病又不給父親工錢，父親氣病交加，忍悲含淚回到家中。當時家里連吃的都沒有，哪有錢為父親看病?我看著父親躺在房后的草地上痛苦的樣子，失聲痛哭。父親以極其微弱的聲音叫我到他的面前，緊緊握著我的手，上氣不接下氣地說：“苦命的孩呀，看來爸是不行了，今后你要多聽娘的話，如老天保佑你長大成人，你千萬要為爸、為方家爭口氣……”這是父親臨終之前的肺腑之言，也是父親對他這個7歲的小兒子所寄托的厚望。父親帶著對全家人的眷戀和遺憾過早地離開了這個世界，終年48歲。父親說的話，永遠銘刻在我的心里，成為支撐我成長的一種精神動力。
父親去世后，家里沒錢買棺材，也沒有安葬的地方，大哥到村里說盡好話求人，勉強借來幾塊薄板做壽材，把父親安葬在半山坡上的一棵核桃樹下。母親幾天滴水不進，高燒昏迷說胡話，因悲傷過度，急火上眼，雙眼紅腫發炎。有個過路的游醫說他有秘方能醫母親的眼疾，讓母親用醋點眼，結果導致母親雙目失明。
大哥、二哥為了糊口，父親安葬第二天就去給地主當長工走了。家里只有母親、姐姐和我。當時姐姐12歲，我7歲，我們三口人就住在這荒無人煙的山坡上，整天擔驚受怕。白天常有國民黨軍和土匪來騷擾、搶劫，大哥在外當長工好不容易掙幾斤小米，送回家里，全被他們搶走了。我和母親、姐姐在家完全靠吃野菜、樹皮、粗糠度日。每到夜間，山狼、野豬叫得駭人，在我們住的房前屋后到處亂竄尋找食物。母親有一天對我們說：“咱們不能在這山坡上住了，說啥也得下山回村里去。”不久，我們下山到村里，住到郎風祥家的一間牛屋里。雙目失明的母親還得保證半夜起床把牛喂好，就這樣住了一段時間，地主家又不讓住了。
我從6歲記事到1942年家鄉解放(13歲)，八年間我們共搬遷了十四次“家”。姐姐比我大5歲，她從小很懂事，既孝敬母親，又很關心我。那時住在山上吃水很困難，要到二里外的村里去抬水，每次她與我去山下抬水時，總是讓水桶靠近她的那一邊，生怕壓著我、累壞我。那時，我們主要就是靠野菜、粗糠、樹皮充饑，我幾乎吃遍了山里的各種野菜、樹葉，楊樹葉、柿樹葉、野桃葉、槐樹葉、枸樹葉、榆樹皮、齒牙菜、馬齒菜、灰灰菜等。
我7歲那年7月的一天，在上山挖野菜時，因感冒發高燒，加之肚子饑餓難以支撐，突然暈倒在山坡上草叢里，后不知何時蘇醒過來，回到家里，發燒昏迷七天七夜不省人事，滴水未進。那次高燒之后，沒過幾天肚子腫得如羅鍋，渾身無力，身上瘦得皮包骨頭，有生不如死的感覺。那時聽說過八路軍是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窮人的隊伍，是解救勞苦百姓的，心里盼望著這支隊伍趕快打過來。
我9歲那年春天，經好心人介紹，到距離本村十多里遠的西溝南圪臺村給一家姓秦的地主放牛。這里地處500多米的懸崖高山，進到山里猶如走進原始森林，雜草叢生有一人多深。山上有兩多：一是蛇多，黃的、黑的、花的各種蛇應有盡有，每天都見到，不僅在草叢中爬行，有的還爬在樹枝上亂串(竄)，很是嚇人；二是樹上的馬蜂窩特別多，狀似碗口，大的猶如鍋蓋，稍有觸動，便蜂擁而出，見人便蜇。我到這里放牛僅五天，頭上、臉上就被馬蜂蜇出幾個像核桃大的疙瘩，兩只眼腫得看不清東西，痛苦不堪。這樣下去，不僅不能為家里分憂，而且可能自己也性命不保。一天我實在忍無可忍，把牛趕到山坡上便跑回了家，把情況告訴了母親，說寧愿在家照顧母親，再也不去西溝放牛了。
10歲那年有一天，我挖野菜回家時路過村上大街，幾個山西過路人正在一家臨街飯店門前休息，可能他們瞧見我年幼可憐的情形，聽有個人說：“陵川一帶有人要小孩，太大、太小都不要，像這樣年紀的小孩就行，能換二斗糧食。”我聽了后，邊往家走邊想，如賣了我能換回二斗糧食，一來能救母親的命，二來我也撿得條活命，總比都餓死強。我回家將這個想法對母親說后，她哭著說，決不去辦這種事，再窮再苦也不能賣掉小兒，活要一塊活，死要一塊死。但我看到母親餓得躺在床上不能動的情況，便暗自下定了決心。我第二天一早就趕到山西陵川縣吳家灣，找到給地主當長工的二哥說明了情況，叫他領我上陵川去賣我換取糧食，以救母親的命。在我的說勸下，二哥認為這也許是條生路，便答應帶我去陵川。在路上，二哥看我餓得走不動了，就上樹扒點榆樹葉讓我吃，渴了我們就在路邊河溝里找點水喝。從平甸到陵川有100多里地，我們趕到縣城時天已傍晚，這時二哥在我身上插了個草標，以表示賣身。沒錢住店，夜里我們就在街頭露宿。次日早上，有位四五十歲的中年人到我跟前看了看，向我二哥問了一些情況，隨即領我去到他家中吃飯，吃的是玉米粥，我一口氣喝了兩大碗，一會身體自覺好受多了，也有精神了。那位買主叫來一位代筆的先生，寫好了賣身契約，讓我在上面簽名按手印。這時他又感到不放心，提出必須在當地找兩個保人。我們在此人地兩生，哪里有人愿意作保?二哥與買主說了不少好話，人家還是不答應。就這樣，我去陵川賣身救母的意愿未能實現。
1941年夏天，那時我12歲。華北太行一帶發生了嚴重的旱災，我們家被迫外出逃荒，大哥、大嫂和我三人去徐州逃荒。好不容易經過150多里跋涉到了新鄉小冀火車站，把帶來的舊衣服變賣后，所賣的錢只能買兩張火車票。這時大哥很為難地對我說：“這可咋辦?”我看大哥無奈的樣子，便對他們說：“既然這樣，那只好你和俺嫂走吧……”當時大哥給我一元日票，叫我在回家的路上買點東西吃。我目送大哥、大嫂上車走后，便開始往家趕路。我用一元日票買了一塊做肥料用的花生炸油的麻餅，路上饑了便啃幾口，渴了就喝河溝里的水，不停地趕路，行至薄壁村東天已黑了。由于山路不敢夜行，又沒錢住店，便在村頭一個小廟里安歇，強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天剛晃亮，我又急忙往家趕，走到寶泉時，頭昏眼花，勉強趕路，直到傍晚才趕回家。進屋后連叫幾聲娘沒答應，到炕上一看娘躺在那里一動不動。我失聲痛哭，母親仍未蘇醒過來。我趕緊喂了母親幾口水，不一會兒，母親醒了過來。見我在她身旁哭，問了去逃荒的經過后，緊緊握住我的手，邊哭邊說：“孩呀，回來好，娘以為見不到你了!回來好!今后咱吃糠咽菜，就是餓死咱娘兒倆也不分離。娘再不讓你去逃荒了!”
行山巍峨挺拔，綿延千里，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八路軍總部、一二九師、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都曾駐扎在太行抗日根據地。為爭奪太行這塊根據地，1941年春，日本侵略軍在周圍集中了五六個師團及混成旅，對根據地軍民發動瘋狂的大掃蕩。他們所到之處，實行殘酷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太行區的軍民在戰爭中經受了血與火的考驗，做出了巨大的犧牲，許多優秀兒女為創建、鞏固和發展太行根據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那時，我的家鄉平甸村也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洗劫，日軍在這里駐扎了八個晝夜。本來聽說日本鬼子進攻太行山根據地的消息時，平甸全村老百姓背著鋪蓋，趕著牛、羊已逃到距村子八里遠的簸箕掌一個深山溝里躲藏，沒想到有人告密，突然有天漢奸引路，日本鬼子包圍了這個山溝。他們個個端著槍，上面插著明晃晃的刺刀，把群眾和牛羊全部趕回村里。有幾個群眾不讓趕牛羊，被他們就地捅死。回到村里，日本鬼子把人們集中在村南頭的一塊空地上，一個日本軍官嚎叫著問八路和糧食都藏在什么地方。一個鬼子把我表哥李懷玉從人群中拉了出來，上來兩個漢奸把表哥的衣服扒光，用鐵絲把他捆在樹上，用皮鞭棍棒抽打。一個日本鬼子上前捅他一刺刀，笑一笑，直到把表哥捅死后，又扔進幾十米深的井里，又向井里扔進好多塊大石頭。群眾都含著眼淚，膽顫心驚。突然間，一個日本鬼子把我從人群中拉出來，用刺刀逼問我，又扒光了我的衣服。一個鬼子用刺刀在我的肚子上劃了兩下，一股鮮血流在地上，又上來兩個日本鬼子把刺刀放在我的脖子上威脅我。我心里想肯定活不成了。正在此時，天空中突然出現兩架飛機向地面上投放什么物資，日本鬼子個個蜂擁而去搶奪飛機拋下的東西。我瞅準這個空隙，不顧身上傷痛，一閃身退到人群的后面，然后奮力向村東北關山方向跑去，一直跑到關山頂，在那里整整躲了七個晝夜，吃的全是野草、樹葉。第八天，日本鬼子撤走后，我從山上回到村里，看到村里100多頭牛、800多只羊被殺光，家家戶戶的房屋被燒光，600多畝玉米、谷子被馬踏平，村里到處哭聲一片。大家流著眼淚把我表哥從井里撈出來，捆在表哥身上的鐵絲都嵌在血淋淋的骨頭里。我這次死里逃生，親身經歷了日本鬼子的殘酷暴行。
1942年3月的一天半夜，陣陣槍炮聲把全村人從睡夢中驚醒。人們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么事，都很驚慌。一大早，人們都在大街上議論，說是昨天夜間八路軍老三團從山西下來把平甸、潭頭村駐的日偽軍全部消滅了。除有少數頑抗者被當場擊斃外，大部分投降當了俘虜，已被押往太行七分區了。這時的平甸村顯得異常平靜，只有幾個八路軍和地方工作人員在處理善后工作。下午3時，召開全村群眾大會。有位同志介紹說，現在請王隊長給大家講話。王隊長說：平甸的父老鄉親們，大家不要害怕，我們是毛主席領導的八路軍，昨天夜里已把平甸、潭頭兩村的日本鬼子和偽軍一網打盡，從此平甸的人民解放了。今后我們窮苦百姓要說話、要當家做主人，再不會有日本鬼子和漢奸、國民黨土匪騎在人民頭上橫行霸道欺壓百姓了。聽了這些話，我感到很新鮮，很親切，也很興奮。散會后我跑回家，把首長講話內容告訴了母親。母親一聽高興得不得了，說這可能就是以前有人講的救咱窮人的隊伍來了，多年的愿望，終于盼來了窮人翻身這一天。這時我向母親表示要去參加八路軍，母親很高興。我馬上到隊部去找王隊長，見到一位小八路，穿一身灰軍裝，在團部門前站崗，問我找誰。我說來找王隊長要求參軍的。那個小八路熱情地領我去見王隊長。王隊長問我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家里還有誰。我說我叫方德貞，今年13歲，父親給地主扛長工累病去世，家有雙目失明老母親，大哥大嫂去徐州逃荒，二哥在山西武家灣給地主當長工。首長讓司務長給我稱二斤小米，并叫炊事員從伙房給我端來一碗面條吃，還告訴我明天要給貧農發放救濟糧，今后再不會餓死人了。他說，你現在年紀還小，在家好好照顧母親，快給你大哥、二哥捎信讓他們回來，就說平甸解放了，叫他們不要在外逃荒，給地主當長工了。那碗面條我舍不得自己吃完，僅吃了半碗，其余半碗我端回家中給母親。母親激動地說：真的把窮人的隊伍盼來了，我們窮人翻身了。
此后，平甸——這個深山溝里的小村莊，經過發動群眾，成立農會，組建民兵，發展黨員，經過反奸、反特、反霸斗爭和土改運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家與其他貧農群眾一樣，分了土地，分了房，分了農具和牛、羊，大哥、大嫂、二哥和我四人先后加入了共產黨。大哥任村農會主席，二哥任民兵隊長，大哥還被選為太行邊區參議員代表，光榮地出席了邊區政府召開的參議員代表大會。弟兄三個我最小，當時年僅14歲，也當了村兒童團長，參加了民兵，扛起了槍。此后，平甸村成為太行山邊區一個重要的抗日根據地，輝獲縣黨政機關都駐在這里。
解放了的平甸人民過上了從來沒有的幸福生活。1945年春節是我少年時代過得最開心、最難忘的一個春節。村里為歡慶翻身解放，組織春節文藝演出，我和二哥二人參加演出了三個節目：一是“打金枝”，二哥扮演為王，我扮演郭愛；第二個是“王貴與李香香”，二哥扮演李香香，我扮演王貴；第三個是“兄妹開荒”，二哥扮演哥哥，我扮演妹妹。這種喜慶的氛圍是過去從未有過的，前來觀看演出的人數之多也是沒有想到的，不僅平甸村家家都來觀看，就連周圍西溝、東寨、寶泉等二十多華里遠的人也紛紛前來觀看，甚至山西省陵川縣的干河、吳家灣、關岳平等村的群眾也趕來了，從初一到初四，天天都是人山人海。那種翻身解放了的貧苦農民由衷喜悅的心情，真是難以用語言來表達。這是我少年時代最愉快的一個春節。
資料寫作者：方德貞，離休干部，現居河南省新鄉市。14歲時八路軍解放家鄉，當了村兒童團長。15歲參加革命，擔任警衛員、武工隊隊員，曾在區委、縣委、地委等多個崗位任職。
資料提供者：方正輝，公務員，現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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