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風流人物古難數
1860年，當選總統剛不久的林肯就遇到一場歷史性的國家分裂危機。林肯果敢地決定：動用武力捍衛國家的統一和完整。林肯天生熱愛和平，然而，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國民們“引入一場偉大的戰爭”……雅法繼《分裂之家危機》（中譯本見華東師大版2007）后積四十年之功完成的這本《自由的新生》，即圍繞林肯發動這場內戰的政治決斷為研究主題：作者用了說明性的副題“林肯與內戰的來臨”還不夠，在扉頁又特別醒目地用了一句近乎戰爭動員令的話：“于是，戰爭來了”。
假若我們在今天面臨林肯的處境，一定會聽到各種憑據自由、民主、平等一類道義理據反對內戰的呼聲，甚至要求訴諸全民公決……似乎林肯沒有面對過這樣的呼聲和訴求。雅法這部洋洋五十萬字大著的迷人之處首先在于，它讓我們面對這樣的問題：林肯為什么以及如何憑據自由、民主、平等的道義理據發動克制分裂國家的內戰，為什么全民公決（或“大YX”之類）并不能對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做出正確表決。
林肯采用武力捍衛國家的統一和完整，在當時和后來都不是沒有爭議，雅法為林肯發動內戰辯護，并非僅僅是在為捍衛國家統一和完整的內戰辯護。林肯做出動武的政治決斷時，隨即在國內引發激烈政治爭紛——換言之，內戰開打之前，就已經爆發一場政治思想的內戰，由于這場思想內戰涉及1860年選舉中出現的奴隸制與自由之間的決戰性沖突，其歷史意義就不是隨后的那場實際的美國內戰涵蓋得了的。雅法的研究沒有如一般的史學著作那樣就事論事，而是將兩場內戰勾連起來，由此深入審視美國國父們的政治學識和道德修養。深入到何種程度？深入到西方文明的兩大傳統：圣經傳統和蘇格拉底政治哲學傳統——雅法斷定，林肯通過莎士比亞接續了蘇格拉底政治哲學傳統，從而，雅法得以從杰斐遜和卡爾霍恩經莎士比亞和但丁上溯至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在豐富而廣闊的政治哲學史背景上來辨析林肯發動內戰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史書寫到這種地步，讓人嘆為觀止！
雅法這部大著問世后，好評如潮，但也有業內人士指出，此書其實不容易讀懂（參見《經典與解釋9：美德可教嗎》[北京華夏版2006]中的評論文章）——坦率說，我也沒讀懂，下面不妨綜述若干評說，供讀者閱讀時參考。
時光已經逝去近一個半世紀，林肯的政治智慧對后來者的政治意義仍然蔽而未明，即便在西方學界，政治上的智愚之分不僅沒有長進，反而更加模糊不清——舉例來說，在被強行拖入現代化進程的初期，強權列國一再夾擊、切割貧弱的中國，即便在中國人印象中一向頗善的美國也如此：太平洋戰事爆發之前，為了避免與日交戰、讓東亞永無寧日，美國與日本簽署秘密協議，認可日本永久占據東三省；在雅爾塔會議上，為了換取俄國出兵東亞以減輕美國對付日本時所承受的壓力，美國認可俄國對中國北方領地的切割；戰后，日本明明是戰敗國，美國竟然將中國的島嶼交日本托管，使得中國人覺得再次遭受1919年在巴黎的遭遇——兩年前，海外出版了一部從“歐洲學者的眼光”分析兩岸關系的專著（Jean-Pierre Caestan / Benoit Vermander，《兩岸關系：利氏研究報告》，巴黎2006），中國的國家統一問題本來是中國受欺凌的歷史遺留下來的，讓人驚訝的是，在這兩位歐洲學者筆下，這一問題的解決迄今仍受美日夾擊制肘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言而喻到無需討論的地步，讓人覺得，十九世紀以來強權國家夾擊中國的狀況并沒有根本改變——本來，中國是否用武力解決自家內的分裂圖謀根本沒有歐洲人參言的份，他們卻提交了《利氏研究報告》……有人說學術無疆界，好吧，這份《利氏研究報告》的學術性如何？不先研究一下雅法提交的這份研究林肯發動內戰的報告，就免談什么學術性。
林肯當選總統時接手的是一個襁褓中的新國家——尼克松訪華時，我正在讀高中，記得當時傳達過一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美國是有希望的國家——那個時候，我們每天都在學習的是：“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現在毛主席說美國“有希望……”什么意思？當時不懂、現在也不懂……如今有業內人士說，讀讀雅法這本書就會明白，因為他說：
從古代城邦終結一直到美國革命，對政治義務的典型理解就是把它視為權威自上而下的運動——從上帝到皇帝或國王，再從皇帝或國王到他的封臣，再到他們的臣民……在《獨立宣言》中，這種序列被顛倒過來了：所有合法權威都派生于對權利的行使，這些權利乃是造物主平等賦予每一個人的靈魂的。一個人沒有任何固有義務服從任何自己未曾同意的權威。
了不起的壯舉！平等作為一項基本政治原則，蘇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臘自然哲人就已經提出來了（參見Antiphon，fr.44），可惜一直沒能實現，直到新大陸上的革命……據業內人士說，毛澤東心里可能清楚美國革命的歷史意義，因為他說，自己一生的要績是領導了兩次革命：第一次革命完成了辛亥革命沒有進行到底的事業，使得中國從古代帝制到現代共和的轉型最終得以完成；第二次革命則是趕超美國——不僅要在鋼鐵工業上趕超，還要在革命的“平等”觀念上趕超……是不是這樣呢，聽見這類說法我當然不敢貿然肯定——倘若如此，林肯當年的處境就非常值得回味，因為，要是像雅法所說的那樣，林肯不認為平等的革命意味著讓自由人受奴役以便讓奴隸獲得平等，那他怎樣實現或實現什么樣的“平等”觀念呢？
換言之，怎樣評價林肯這位歷史人物或者說理解他的意圖呢？據美國學界的知情人士說，雅法這部大著有這樣一個高遠抱負：探究和把握能用來衡量林肯之所以堪稱偉大的真正尺度。就此而言，以美國革命的憲政原則為背景，通過從政治哲學角度分析林肯發動內戰的政治決斷，雅法打了一場歷史意義更為深遠的思想性的世界戰爭，因為，這場戰爭爭奪的戰略高地乃是人類政治生活基本原則的立足之地，從而涉及到各個置身于不同文明傳統的國家——通過剖析林肯的演說辭和論辯辭來展開論析，本書形式上就像是在著眼承接以史為鑒的西方古典史書筆法（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塔西佗），細膩的史學觸覺與審辯的哲學意識水乳交融——在雅法筆下，由于有了林肯，美國這個“有希望的”新國家便成了承接和挽救西方文明的土地。
倘若如此，我們就難免一問：雅法怎么可以做到這一點？
雅法沒有諱言，自己是施特勞斯教授教出來的——施特勞斯教的什么？不外乎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的歷代大書及其與現代政治問題的關系：《自然權利與歷史》一書以評說《獨立宣言》中的一段話起興，絕非偶然，正是在這本書里，我們不難發現雅法審視林肯時所依托的學識。中國年逾千祀，從政治制度上講一向穩如泰山，百年來卻幾度搖搖欲墜，根本難題在于：如何建立一個有希望的“新”中國。因此不難理解，為何在并不很長的歷史時段中，中國學人遇到了不多但也著實不算少的風流人物需要做出道德－政治哲學的評價。并不奇怪的是，無論“陰謀術”的“低”論（未聞“圣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還是新左派的“高”論（未聞“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都不能令人信服，因為，要找到衡量風流人物的政治哲學尺度實在太難——畢竟，我們面臨的是“被顛倒過來了”的政治正當性，畢竟，哲人心志天生高遠，萬一哲人也成了意志堅定的實踐政治家，其意圖就更高遠得讓人無從把握。只不過，站得很低的我們仍然會想：難道重溫公羊－谷梁法理真的已經不足以權變，非得像雅法那樣先讀破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的歷代大書，才能把握用來衡量新中國國父們的政治哲學尺度？
以上不過綜合別家評論的說法，是否如此，不便斷言，還得讀者用自家眼光去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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