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形康：世界歷史的結構與再認識——評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

最近中國和日本出了兩本書，都在討論如何看待16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當中中國的位置。這兩本書的基本觀點、特別是對中國歷史的看法，我認為是有著開創性的、別開生面的內容的。同時，這兩本書都關注、并且要再檢討過去500年來對于世界歷史的看法，并都做了重要的嘗試。最后，這兩部書在日中兩國的學術界，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就是柄谷行人先生的《世界史的結構》和韓毓海先生的《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

首先我介紹一下柄谷行人先生。柄谷行人先生出生于1941年，他可以說是當代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大家都知道：20世紀60年代，在日本“二戰”后最大規模的民眾抗議運動中，東京周圍聚集了一百多萬市民與學生，反對日美安保條約。柄谷先生那時20歲，剛剛上東京大學，學習經濟學，他自然也參加了這個運動。這一期間，他修習了宇野弘藏的經濟學。現在很多人都忘記了宇野弘藏。那個時候日本權威的經濟學教科書有兩本，一本是《近代經濟學》，一本是《馬克思主義論經濟學》。宇野弘藏就是當代日本、乃至世界上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的傳人。而柄谷先生就是在他的指導下，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但是，柄谷行人后來專攻英國文學，上了東京大學人文學部研究生院，開始了對17、18世紀世界史的研究，然后在東京法政大學，還有關西地區的近畿大學任教，主要教授英國文學。同時他還是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中國多所大學的客座教授。最近日本最有名的出版社——巖波書店出版了他的文集《柄谷行人文集》。我特別要提一下《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他的這一著作已經有了中譯版，在中國學術界有很大的影響。柄谷先生的著作，還有《作為隱喻的建筑》、思考和探討19世紀以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跨越式批判——康德與馬克思》。與今天的討論關系較密切的則是《歷史與反復》，這個著作是1995年出版的。此后，柄谷先生重讀馬克思的《資本論》、馬克斯•韋伯的《宗教社會學》等種種著作，并于2010年6月在巖波書店出版了《世界史的結構》一書，這部著作的核心，就是探索16世紀以降，世界帝國的命運，以及這種命運與不斷增強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之間的關系，這本書影響非常大，許多西方和中國歷史學家對他的這一作品都做了評論。

韓毓海先生我就不用作介紹了。我只是想說一句話：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文章是11年前的1999年，當時，美國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他非常堅定地、大聲地向美國抗議。在當時的中國學術界，這種抗議的聲音是很微弱的，但這令我聯想起20世紀60年代日本老百姓反抗日美安保條約的時刻。韓先生本來是研究文學的，但好像從那之后，他就轉向了經濟學和世界史的研究。他最近在美國紐約大學教書時，探討并思考了孫文、毛澤東思想的發生與中國的現代命運問題，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看法。現在我們談的《五百年來誰著史》，還沒寫完，他說總共有三卷，現在出版的只是第一卷。

我首先想探討兩位先生所考察的“16世紀”的問題。首先介紹一下韓毓海先生說的“漫長的16世紀”。柄谷先生曾經這樣評論19世紀的世界史：世界市場和世界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以后，原來的“中心”成為世界經濟體系的“邊緣”。盡管很多人講中國的邊緣化是從16世紀就開始的，但是柄谷先生說，不是的，實際上，16世紀的中國處在世界經濟的絕對中心的地位，歐洲則是非常邊緣的，中國從中心到邊緣化經過了非常漫長的過程，那是19世紀以后才真正開始的事情。1820年的時候，中國的經濟總量還是世界上最大的。韓毓海先生也有著與柄谷先生同樣的看法，不過，他主要是受兩位歐美著名歷史學家的看法（的影響），一位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專家沃勒斯坦先生。1987年沃勒斯坦發表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與貨幣》。在更早的1977年，他提出了著名的“漫長的16世紀”這個范疇，在我的印象中，是沃勒斯坦最早把世界經濟體系時代，即公元1500年前后到1850年代，看作“漫長的16世紀”。

還有一位專家，就是現在加州大學的彭慕蘭先生，最近他寫了一本書：《近代的多元化》，他說：不應該把16世紀看作世界經濟體系開始的時代，應該把更早的時代，1350年作為世界經濟體系的開始，即應該把1350年到1850年這500年作為一個“漫長的16世紀”。這個漫長的16世紀含義是什么？他說：這是一個此消彼長的大轉變的“多元時代”。為什么叫“多元時代”？因為中華帝國、俄羅斯帝國、神圣羅馬帝國，這些“世界性帝國”對歐亞大陸的統治還處于顛峰，而同時，歐洲的英國、法國已經開始構建一個新的世界經濟體系。所謂“漫長”，首先，如果關注世界貨幣的話，可以理解為金本位經濟體系逐漸取代了銀本位體系——這個過程很漫長。其次，到1850年，英國才正式開始向海外進軍，力圖成為一個稱霸歐亞大陸和世界的帝國主義強權，只是在這個時間以后，資本主義的金融體系和帝國主義的軍事殖民體系，才改變了世界帝國在歐亞大陸的秩序，但是，英國稱霸歐亞大陸，還是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事情，歐亞大陸上的世界帝國：奧斯曼、波斯、印度、俄羅斯和中國，雖說經歷了衰落和復興，但都沒有被壓倒，所以，在歐亞大陸上的爭奪，此消彼長，一直持續，這個過程很漫長。韓先生比較、綜合了沃勒斯坦和彭慕蘭的論述，他的著作的第一部分就叫“漫長的16世紀”，他的言外之意是：沃勒斯坦和彭慕蘭兩位說的“世界經濟體系”從什么時代開始呢？應該是從1350年開始，因為世界體系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利用了世界性帝國的秩序，是在與世界性帝國的博弈中、在世界帝國的框架里面生長、發展出來的。

關于漫長的16世紀的內涵，在我想來，有兩個比較重大的問題需要再探討：一個就是商業資本和商人資本。大家知道，我們過去看世界史，關于16世紀以后漫長的世界史的變化，教科書往往都會強調這樣一個重點：那就是英國的特殊性、或者說英國特殊的先進性，即英國大概于16世紀前后，發生了家庭手工業奇跡，而這個家庭手工業奇跡是英國社會所特有的，是英國相對獨立于其他國家而產生的一個新的經濟奇跡，進一步說：在這個新的經濟奇跡背后，更有一個新的經濟倫理，這也就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新教倫理所考慮、指向的，乃是一個好的——“合理化”的經營問題，從而促使了商業資本的發展。他認為：過去的經濟體系，其中固然有商人資本，但商人資本卻不會考慮合理的經營性——如此就不能把商業資本引向產業資本。馬克斯•韋伯說，中國過去也有商人，但是商人資本掙錢后馬上就花了，沒有合理地發展自己，結果是商人資本不能發展為產業資本，所以在中國不能滋生出資本主義。這就是馬克斯•韋伯的看法。

但是，柄谷先生說：韋伯的看法是不對的，為什么呢？因為16、17世紀的英國經濟，那時候在歐洲是最落后的，最發達的產業經濟是在現在的德國、法國。那個時代的產業發達，主要是指手工業發達，而韋伯關于英國手工業最發達的說法，首先便是不正確的，因為它不符合事實。最落后的英國經濟怎么發展了產業資本呢？柄谷先生是這樣看的：這是因為國家強力保護英國國內的工業資本，把它推向產業，變家庭手工業作坊為工廠生產，所以，最落后的國家英國的經濟，是依靠國家的保護政策發展起來的，事實上確實就是這樣，這也是柄谷先生的看法。所以，據柄谷先生看來，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是沒有區別的，商業資本能否轉變為產業資本，關鍵并不在于商人的經營理念，并不在新教倫理，而在于國家的規劃和控制，如果國家想去控制，一個國家的商業資本就會轉化為產業資本，反過來，國家的產業資本也可以表現為商人資本，但商人資本畢竟還是受國家控制，為國家的政策服務的。東印度公司就是這樣，它的管理者既是國家的代表，又是公司的經營者，既是國家的官員，也是商人，或者說，是國家的商人。所以馬克斯•韋伯的說法——包括過去我們習慣的教科書里的說法是不對的，或者說，是不符合事實的。韓先生也有同樣的看法，他也說16世紀是英國農奴土地所有制極度殘暴的時代，從歐洲經濟的歷史來看，最落后的英國經濟反而走向先進，這就是由于國家的“圈地政策”所造成的土地資本化。相對來講，中國在那個時代比較強調“永佃制”這種土地所有制，這種所有制導致了農村與城市的差距不大，缺乏大量失地農民造成的無產階級向產業化的城市集聚，缺乏人口和財富向城市和產業集聚的沖動。同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缺乏煤炭資源，難以發生向煤炭動力的轉化。中國是通過利用水利這種動力，通過輕工業、手工業和市場效率的方式謀求發展。到182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還是占當時世界經濟總量的32%左右，中國的發達，恰恰是商人資本和手工業的發達。但是商人資本發達和手工業發達，不能自動產生工業資本，實際上，恰恰是這種商業資本和手工業產業的先進，導致了工業化的落后。為什么落后？因為缺乏吸收大工業的土地和資金。大家知道恩格斯有一著名的著作《法德農民問題》，他說當時手工業作坊最發達的是德國和法國，而不是英國，法德兩國農民的生活要比英國好得多。但是，沒有國家政策的控制，手工業的發達不能導向工業產業資本，這也是韓先生的看法。隨后產生的漫長的19世紀的內涵即產業資本、產權私有，這些都是民族國家政策的結果，而不是商人資本、手工業經營理念自動“合理化”的結果，——這就是兩位先生指出的，關于從漫長的16世紀到19世紀轉變的一個重要新觀點。而說漫長的16世紀中國的商業資本不發達、以手工業為標志的產業資本不發達，這是不對的，因此一般地說中國經濟一向不發達，也是不對的。

關于漫長的16世紀，還有一個內涵就是世界帝國。什么是世界帝國呢？柄谷先生把世界帝國的要點、要素概括為，世界帝國保持了世界貨幣、世界宗教、世界語言，對中國來講，世界宗教就是儒教、佛教、道教，世界語言當然就是漢文，當然這個漢文的表意系統不僅僅是在中國大陸，還涵蓋了韓國、日本、朝鮮等。還有，柄谷先生認為，世界帝國訴諸的法律應該說就是現在的“國際法”理想。為什么這樣說呢？中國周邊有許多不同的國家，它們來中國進行朝貢，朝貢的目的之一當然是貿易，但另外一個重要目的，卻是通過到中國朝貢來確立自己“內部的秩序”，因為在當時，確立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周邊的國家，此前并不承認世界上有普遍的秩序，也就是說，不承認有國際法，于是，內部的秩序也是靠武力來確立的，因此戰爭、混戰和叛亂非常多。到中國朝貢，一方面可以確立自己的統治秩序的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使得世界存在一個“普遍秩序”的意識，能夠確立起來。日本雖然沒有像朝鮮那樣，引進文官官僚體制，并且順便通過引進文官官僚體制確立自身秩序的合法性，但是，日本引進了朱子的世界普遍秩序的觀念，正是由于產生了世界普遍秩序的意識，政治結構相同，法律相同，如此等等才能發生。作為中心的中國和中國周邊的日本、韓國，它們的關系，正是建立在對世界普遍秩序這個意識的產生之上的，按照今天的說法，16世紀對世界普遍秩序的認同，是國際法的基礎。

柄谷先生認為，在世界帝國中，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的命運有其特殊性，因為其他的一些帝國，進入近代以后，因為是多民族，都發生了分裂和崩潰，那么為什么俄羅斯和中國能夠擺脫分裂的危機呢？特別是中國，近代所遭受的外部壓迫，比俄羅斯要厲害得多，竟然也沒有發生分裂式的崩潰。這是因為，在漫長的16世紀這個世界歷史的過程中，中國采用懷柔的、分享的方式，來解決帝國內部的不平衡問題，這個傳統到了19世紀還在起作用。韓先生在他的書中，分析了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的問題，他說：這個條約表達了中華帝國愿意與蒙古和俄羅斯分享發展成果的愿望，后來的恰克圖貿易就體現了這種分享的發展模式，因為愿意與周邊分享發展的成果。所以蒙古就比較傾向于中國，不會發生分離傾向，長城內外的經濟不平衡，也正是因為貿易和商業的發展而改變了、改善了，這不用說就是晉商等商人的作用。反過來說，為了核心地區的發展，掠奪邊緣，不肯分享發展的成果，放棄了互惠的政策，而且所謂的“開放”，其實就是要把發展的代價轉移出去，這就是西方的做法。這是后來“漫長的19世紀”的做法。漫長的16世紀，世界帝國體現的作為互惠和分享這樣一種模式，才是真正的自由貿易。不過，柄谷先生認為，如馬克思主義者說的一樣，當時的中華帝國是“不知不覺中”體現了這種“多元的現代性”的。這個問題我一會兒再講。

還有最后一個問題，即漫長的16世紀的內涵和“亞洲專制主義”的關系。柄谷先生非常扼要地概括了所謂“亞洲專制主義”形成的基礎。這個基礎是什么呢？就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礎上的、要求共同富裕的、共同體式的國家。他考察了與中華帝國相伴隨的“亞洲專制主義”的問題，他主要是重新審視了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這本書。魏特夫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他親自觀察過1927年的中國國民革命，非常詳細地寫到了革命內涵的幾個問題，同時系統研究了現代中國內部的經濟問題，力圖從這個角度去理解中國革命和孫文主義。然后他到德國、歐洲，最后到美國，研究帝國主義時代亞洲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起源，那時候，他開始批判共產國際的斯大林專制，在馬克思主義陣營里，魏特夫比較具有批判性。他1957年寫了《東方專制主義》一書，這本書在中國反響非常大。而通過重新審視這本書，柄谷先生說，以中華帝國為代表的“亞洲專制國家”這一范疇，乃是由19世紀的西洋歷史學家帶來的誤解。我們都相信專制國家奴隸性比較發達，統治者只顧自己獨裁而靠武力進行統治，但是柄谷先生說，這種看法是不對的。中華帝國固然不是靠資本和金錢支配的現代民族國家，但也不是單純靠武力獨裁支配的軍閥國家，真正能夠支配中國的，與其說是軍閥或者財閥，還不如說是基層的鄉里關系，它的代表是鄉里長（保正）們，所以這樣的國家，是個放大的鄉里共同體，支配這個國家經濟和政治活動的，就是這種從基層開始的共同體，皇帝可以說是個最大的鄉里長（保正）。比如治水，不是由武力和金錢來支配的，而是一個共同體內部“人人參與、人人有份”的公益活動。柄谷先生說，中國建筑萬里長城，這個萬里長城絕對不是簡單地剝削老百姓，在古代的中國，它是服役，它起初是完整的、沒有報酬的公益事業。鄉里長，也就是吏，是人人有份的共同體的基層聯絡者，它甚至也不是一個官員。它的產生，依據的是役法，即定期的公益性勞動。中華帝國實行中央管理，中央派人到縣，縣有穩定性，由中央管理，但是，縣以下讓它們自治。所以過去的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地方自治比較發達的共同體，但這里的“自治”絕不是無人治理，而是鄉里保正的治理，由他們組織共同體進行公益事業的建設，胥吏，它起初是共同體的代言人。這是柄谷先生的觀點。韓先生的觀點，接續了柄谷的論述，是一個更有特色的、不同歷史期的共同體變化的描述，他提出了“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的著名論斷。他說，唐代之后，役法和吏治敗壞了，這是中國政治史上很大的事情；于是此后中國的問題，一方面是官員無為和無能，另一方面是胥吏胡作非為，結果是基層的共同體瓦解了，人人參與、人人有份的“共治”的共同體，被胥吏獨占了，這樣，公共事業也就從基層開始瓦解了，這樣帝國的基礎就瓦解了。

這個問題不只是中國的問題。俄羅斯建立的共同體也是這樣。魏特夫說，東方專制主義的基礎，是因為治水之類的國家工程，而韓先生和柄谷先生都認為：在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里，諸如治水、醫療、教育乃至軍事等大型的公共事業，是建立在“人人參與、人人有份”的基層的共同體“共治”之上的。公益事業和公共事務，必須是從基層組織起來的，如果基層的共同體瓦解了，那么大型的公共事業、特別是基層的公共事業就失敗了，這樣，最終國家就失敗了。所以，柄谷先生認為：恰恰是魏特夫所謂的“專制國家”、而絕對不是19世紀的“民主國家”創造了共同體。當然，這是柄谷先生的看法。對于他的看法，我也有疑問，希望經過以后的學習來解答這些問題。不過，最近俄羅斯和中國公共事業、特別是基層的公共事業遇到了很大危機，確實讓我們非常重視韓先生的意見的合理性，這是無疑的。

下面我來介紹“漫長的19世紀”。在整個漫長的16世紀，世界地圖和世界經濟基本上都很穩定，但是到了19世紀50年代，英國開始向海外進軍，成為帝國主義以后，展開了一個新的時代。言外之意，我們把這個新的時代叫作漫長的19世紀。漫長的19世紀的內涵是什么呢？韓先生的書，有個非常非常精彩的說法。他說這個時代，歐美帝國主義國家最重要的內涵是金融資本，它們背后有一個軍事力量和金融力量，它們之所以把自己描繪為文明的，是因為在野蠻的侵略背后，確實有一種“文明”，而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金融和虛擬經濟的“文明”。所以，這種侵略，既有武力的，但更有金融秩序的確立。它們通過世界貨幣危機、金融危機，來侵略周邊的國家，它們的文明說法背后，有一個大的資本和金融的邏輯。韓先生的論述當中，他把現代世界體系形成這個問題，與中國的問題比較起來。美國學者彭慕蘭指出16世紀以后，南方——長江下游的江南的經濟增長比較快，英國經濟發展比較慢，但是，后來中國江南經濟遇到高度平衡的陷阱。高度平衡的陷阱是指：農民投入很大的勞動力到土地上，而邊際效果不好，蘇州、松江就碰到高度平衡的陷阱，所以落伍了。但是，加州學派考察這一問題時，沒有充分考慮世界市場而只是獨立考察中國一個國家得出結論。韓先生說，這種高度平衡的陷阱同樣存在于歐美，但是，歐美國家之所以能解決、擺脫高度平衡的陷阱，因為它們通過掌握世界貨幣體系，來掠奪世界的經濟，從而積累了自己發展的利潤。簡單地說，這種發展當然不是分享式的、共享式的，恰恰相反，而是通過經營貨幣獲取利潤，把別人當作自己發展的肥料，非洲、美洲和印度的衰落和貧困，是西歐發展的條件，它們把發展的代價轉移到別人那里了。而西洋之所以能夠做到如此，除了武力的優勢之外，金融秩序的確立是很關鍵的，因為正是通過確立金融秩序，從而才確立了“資本”對于全世界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絕對優勢。這樣，“貧困”與“富饒”的關系，可以說被徹底顛倒了，于是就會出現：一個處在人口和資源都很貧乏的孤島上、但卻擁有貨幣資本的國家，可以通過債務的邏輯，來支配全世界的勞動力、支配自然資源極其豐富的廣大地區的現象（如同現在塞舌爾群島上的“洗錢中心”那樣）。馬克思所謂“形而上學的顛倒”，今天大家所謂“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顛倒，其實都是同樣的問題。西歐的“崛起”，或者干脆說就是“顛倒”，即在經濟活動中“貨幣”與自然資源和勞動力關系的顛倒，韓先生關于這一方面的分析，我覺得相當重要，值得重視。

漫長的19世紀的內涵，還有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世界資本市場的產生，而這就涉及武力與金融結合的問題。韓先生談到了中國的山西商人和山西票號（人們經常把它當作銀行的起源）。他比較了中國銀行和英國銀行，發現山西票號從來沒有投資過戰爭，但是歐洲私人銀行主要投資國家戰爭，然后獲取戰爭紅利。這是個非常大的差別。通過比較山西票號和西方私人銀行，我們可以描述漫長的19世紀的興起。近代以來的西方世界，可以說是通過債權體制為戰爭融資產生的。我們知道，尼采也曾經把資本體制的核心，說成是“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系”。而在中國，不必說漫長的16世紀，就是1850年以來，也從來沒有發展過這種以戰爭來發展的金融體系，這也是東方各個國家被壓迫、盤剝的重要原因。這是非常精彩的分析。

最后，韓先生書中還分析了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近代買辦商人的作用。陶希圣——很重要的中國歷史學家，也曾經是國民黨的宣傳部長，他說中國的商人資本和產業資本不能結合，原因是，中國商人往往從事長途貿易，這種貿易賺錢比較多、比較容易，所以，商人們就沒有投資產業的興趣，于是中國的產業就不能發展，這是很著名的觀點。韓先生的觀點不同，他不是把問題簡單地歸因于一般的商人和商業資本，而是從世界體系的形成過程中，考察一種特殊的商人和商業資本，這就是他所謂買辦商人和買辦資本。買辦商人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世界體系形成過程中的產物，主要就是貨幣投機、或者我們通俗地說“洗錢”活動的產物；中國買辦資本和買辦商人產生的時間，他寫的是1567年，也就是明朝中期對海外開放，通過白銀貿易，南美和日本的白銀貨幣大規模地運到中國。買辦商人的工作，主要是拿南美和日本的白銀貨幣來換中國最好的白銀（中國明代有最好的白銀——紋銀），但因為中國的紋銀質軟，不能造幣，所以就要用羼雜了合金的西班牙后來是日本的銀幣。這樣，用純銀換取合金銀幣，這之間就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利差，于是，差額和利潤一部分流失到國外，一部分則到了買辦商人的手里。在明朝向海外開放以后，外國合金銀元越來越快地流到中國，這是西方金融家和中國買辦積極推動的結果。康有為在《錢幣疏》中說，中國沒有自己的貨幣，“于今四百年有余矣”，中國紋銀與合金的兌換利差流失，也有四百年了，因此，所謂的“白銀外流”，絕不是鴉片貿易后才開始的事情；康有為的這個說法，在時間上與韓先生說的也差不多，魏源也說中國的銀幣，“十分有七自外洋來”，到1830年歐洲實行金本位制度的時候，大量的劣質銀元到了中國，中國的紋銀又被大量投機到歐洲（經過印度），這樣，導致中國的貨幣體系被破壞了，經濟崩潰了。鴉片戰爭以后，情況越來越壞，而中國國家幾乎沒有什么能力，變成了債務國，最后被歐美國家打敗。這個是韓先生的說法。這個說法也得到了濱下武志的研究的支持。

最后強調一下柄谷先生關于漫長的19世紀的想法。就柄谷先生來看，世界帝國和現在的帝國主義是不一樣的。世界帝國實際上有中央政府治下的內地和廣闊邊疆，如新疆、西藏等等。但是，從長時段來看，世界帝國中并沒有頻繁地爆發分離主義叛亂，相反，我們經常看到的卻是“懷柔遠人”、“四方來賀”、朝貢的同心圓結構，這是為什么？這是因為一種分享式的發展模式，核心地區積極地將發展的成果與邊緣地區分享。但是，到了漫長的19世紀，1850年以后，由于一個國家侵略別的國家，一個國家內部，核心地區把周邊當作自己發展的肥料，現代國家、包括帝國主義式的國家內部，便越來越多地發生邊疆、公民的叛亂、分離的問題。這是因為他們內部在資本積累邏輯支配下區域發展不平衡，而在世界帝國時代，卻很少發生這種分離主義，因為那個時候的邊緣和邊疆是援助的對象，而不是投放發展代價的垃圾帶。而19世紀以后的所謂“開放”，其實往往就是向邊緣地區轉移發展的代價。我們要知道這是兩種不同的“開放”，這種區別我認為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個我們關注的問題是，柄谷先生把亞洲專制國家不是簡單地看作是落后的專制結構。柄谷先生繼承了馬克思關于現代西歐國家的基礎是“私有制”的觀點，同時也參考了魏特夫關于亞洲專制國家的論述，而更進一步認為：應該把亞洲專制國家看成是更完整的、更整體的、有更大范圍意義的國家，這是因為，所謂的亞洲專制主義國家的真正基礎，是救災、治水等等這些大規模的公共事業，因此它的治理基礎是人人參與、人人有份的基層的共同體。韓先生也認為：中華帝國政治“大一統”的核心，與其說是戰爭，還不如說是“救災”，一統三世，講的均是大一統內部如何消除區域不平衡的問題，因此，世界帝國中內涵著公共事業這個基礎，它不是以絕對私有制為基礎的。以這樣的視野去考察未來的、以公共事業為基礎的政治形式，去思考人人參與、大家有份的經濟活動（無論是否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價值，它的合法性問題，如果未來理想社會不是一般地（抽象地）從西洋的絕對私有制國家的“辨證發展”而來，那么，所謂的“世界帝國”中，恰恰就包含著未來社會的萌芽。這是世界歷史上的大問題，這也是他們共同的看法，就是要把過去的亞洲國家的問題放在當代中國的問題中思考，這個問題我們也應該認真地共同去探討。

上面介紹了兩位先生對世界歷史的看法。最后談談我的看法。為什么19世紀以后一百多年以來，不僅是中國，還有日本等所有亞洲國家越來越成為由外國資本和買辦資本支配的國家呢？從中國知識分子對于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認識過程來看，這些認識存在三個問題。首先我想探討馬克思主義傳播以前，大概20世紀20年代以前，中國、還有亞洲國家的知識分子，對于西方歷史中的抽象的文明概念，如自由、平等這些概念、符號、理念，關注太多。這樣的抽象的關注方式是有問題的，問題在于不具體考察社會、經濟的問題。還有，相信概念優越，那么資本主義或歐美的經濟就優越，概念優越的世界，就是比亞洲國家更高的世界。但是兩位先生都談到，那時候的英國資本主義在歐洲經濟中恰恰是最落后的。我們卻把它的落后誤解成了經濟的優越性，這是因為不了解西洋的概念與他們現實的政治、經濟體制是不一樣的，不但不一樣，而且總是矛盾的（像馬克思所揭示的），他們“所說的”與真正“做的”總是不同的，而我們卻以為他們“說的”與“做的”是完全一致的、是無矛盾的，或者只是完全相信他們所說的概念，——而這恰恰是20世紀20年代以前我們對世界經濟史的認識。

在馬克思傳入以后，社會學論述盛行，這主要是由于馬克思主義專家的推動。彼時他們又用“封建”的抽象概念來處理中國的歷史。封建，原本是指中國古代（秦代以前的西周）、春秋戰國時代對地方的一些分封，但是馬克思主義專家使用的封建概念，卻是和西方歷史學家的概念一致的，即主要不是在原來中國的意義上使用，這樣，封建中國就相當于、或者等于西方歷史上的“中世紀”。同時，也許是更重要的是：封建被理解為地方分離主義的根源，秦制與漢制的區別，當然就是中央領導的郡縣與皇室分封之間的區別，封建導致分裂，這是自古就有的觀點，比如柳宗元的《封建論》，近代的章太炎都是這樣的觀點，馬克思主義專家想把中國改造成中央政府有權力的近代型、現代型的政府，這是有歷史合理性的，因為那時候中國內部非常混亂、國家分裂，日本侵略，他們希望、愿意把中國中央集權化，需要增加國家的能力。那時候，為了批評中國古代，用西方的“封建”概念去套中國確實比較好，不過同時，我們還必須注意到，共產黨實現的國家能力和政權能力，卻并不是簡單地從上面控制，而是重建了基層共同體，特別是，對村社組織的重建，即是“自下而上”地建立國家能力，強調“人人參與、大家有份”——這在毛澤東那里是很突出的，也就是說，共產黨支持基層共同體的實踐，于是才造成了“從農村包圍城市”。但是，20世紀中國的歷史，我們回過頭來看發現，中央集權越來越強，基層的組織性下降了，用柄谷先生的看法，甚至就是基層共同體瓦解了。韓先生很關心或者擔心的，也是基層共同體瓦解的問題，他說基層政權的組織能力問題，是今天中國的大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16世紀世界歷史的論述的不足。韓先生的書中最佩服的歷史學家——黃仁宇，大家都知道，他的代表作是《萬歷十五年》，這本書是非常有名的。他到美國后，是《劍橋中國明代史》的作者，那時西方普遍對大陸有看法，但是，他卻肯定了毛澤東推動的革命改造了中國的社會關系。他的角度非常特殊，他說，毛澤東建立了比較健康的財政，這就是當代中國越來越強大的一個根本原因，因為沒有一個健康的國家財政體系，中國就缺乏進行工業化的投資、不能補貼基層、發展公共事業、更不能獨立進行軍事建設，那樣，中國就會一直挨打、被侵略，所以他從這個角度贊同毛澤東的革命。我也非常關注財政體系方面的問題，同樣關注柄谷先生、韓先生都提到的金融體系的問題，這就是：漫長的19世紀以后歐洲的金融資本體系，主要是通過戰爭債務來發展自己。如果我們從金融資本的角度，來回顧近現代歷史研究的話，過去歷代的中國專家所做的都是不夠的，可見歷史研究，倘不重視金融和財政問題是不行的，所以，以后我們要再檢討這方面的認識。什么是貨幣？什么是金融？什么是現代國家？在中國改革和革命的過程中，金融改革和財政改革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這都是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最后一個問題是：現在中國大陸對于中國歷史的分析、看法，把鴉片戰爭以前劃為古代，鴉片戰爭以后開始為“近代”，這是值得質疑的。當然，“近代”這樣的提法，起初是為了強調1840年帝國主義侵略影響了中國歷史。19世紀50年代前后，中國這一世界帝國的經濟崩潰了，殖民化正式發生，然后亞洲地區被壓榨。所以，你們的歷史學家把19世紀50年代、把鴉片戰爭作為“近代”的標記，這大概是最初的設想。

但是，我認為：只有結合“漫長的16世紀”的視野，“近代”這個分析歷史的看法，才會顯得真正有創意。因為“近代”并不是“現代”，它只是古代和現代的過渡，如果把它計入古代的話，鴉片戰爭也可以計入古代，反過來，如果計入現代的話，鴉片戰爭乃至更早的時期，也可以看作現代。為什么這樣說呢？沃勒斯坦說：1500年開始世界經濟體系，彭慕蘭則說現代世界體系自1350年開始，日本的專家也說，如今年7月仙逝的我的老師之一——溝口雄三先生，他講明末清初——16世紀前后中國開始進入近代。他的許多論述都在挖掘有中國特色的“近代”，他的許多作品關注最多的是：沒有西方的入侵，中國肯定會發展出自己具有獨特性的現代經濟——因為這種現代經濟在明末清初就發生了，所以鴉片戰爭在這個意義上是“兩種現代規劃”之間的斗爭。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沒有、也不可能、或者沒有條件走西洋的道路，而是走了通過革命來重建的道路，即中國式的現代規劃，或這兩種現代規劃的斗爭，通過孫文和毛澤東的革命，一直在延續。還有一位更重要的日本中國歷史學家——內藤湖南先生，他的說法更有意思，他說中國的近代由宋代開始。宋代無論在科學技術、普適價值、海外貿易和市民社會諸方面，都與現代世界最為接近，起碼比西洋要更接近。這樣，中國的“近代”就很長了，從宋代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不過這個“近代”也太長了。

所以，我的問題是：說“近代”是從鴉片戰爭開始，或者如溝口老師說過的是從明末清初開始，或者如韓先生認為的是從明朝向海外開放時開始，或者如內藤湖南說的從宋代開始——這并不重要，因為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那里，始終都有“近代”這樣一個范疇，這個近代不是現代、不是古代，甚至也不僅僅是從古代到現代的一種過渡，我認為這是說：近代是一種可能性，是一種不同于西方意義上的現代的可能性，因此，只有在這個意義上，“近代”這樣的提法，才真正是非常重要的，保有“近代”這樣的視點方才更為重要，它關系著中國能不能走一條不同于西洋的現代道路的大問題，比如說：不進行軍事侵略和殖民，不把農民殘酷地消滅掉，不能大規模地破壞自然資源，最終就是不受資本積累邏輯的絕對支配、控制——也包括分享的、共享的發展模式。畢竟，有一個既不是古代、也不是現代（“現代”這個范疇已經被西洋控制，好像是說：現代的也就是西洋的）的歷史分期概念——“近代”，把它放在我們以后的討論當中，慢慢地、我們才能更明確的、更客觀地描述亞洲的、中國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