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公正地評論、對待、研究毛澤東
一 、為什么要客觀、公正地研究毛澤東
有些偉大的歷史人物，是永遠不能“蓋棺定論”的。中國的秦始皇至今已有兩千多年了，人們對他的歷史功過特別是 對“焚書坑儒”仍有不同的評價。斯大林逝世也已近六十年，但是，對他的不同甚至相反的評價始終存在。對一些著名的文化人亦是這樣，例如對魯迅、胡適等人的評價也沒有統一過。
目前中國人對毛澤東功過是非的評價的分歧，遠甚于歷史上一切著名人物。雖然在1981年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全黨的名義，作出了極為權威的結論，但是，現在無論在官方還是在民間，人們對毛澤東的評價已經遠遠打破了“決議”的“結論”。 人們認為“決議”不過是當時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現在，不同的階級、階層和利益人群從各自的理解和需要出發去重新評論和闡釋毛澤東。對毛澤東的評論分歧之大，如天地之懸殊。這種分歧可能要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幾百年上千年甚至更長的歷史時期。毛澤東可能永遠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在中國現在，當局從社會穩定的角度考慮，禁止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晚年開展 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公開的評論和討論，其良苦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種禁止的作用效果甚微。人們通過各種途經和平臺表達對毛澤東的愛和恨。而這種表達，有許多（甚至是大部分）是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的。有人在毛澤東時代吃了苦頭，帶著一肚子的怨氣，全盤否定甚至咒罵毛澤東，說他解放后一點好事沒有做，甚至將毛澤東惡魔化。他們為此不惜任意解讀歷史、篡改歷史、偽造歷史。而另外有許多人則受惠于毛澤東領導成功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對毛澤東仍然有深厚的感情甚至是深深的懷念。仍然把他看作是中國人民的救星和歷史的偉人，是無可懷疑和否定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和正確的傳人，認為毛澤東將永遠功垂史冊。
平心而論，把毛澤東惡魔化或圣人化，都存在相當的片面性，都不符合毛澤東的實際。毛澤東不是惡魔，也不是圣人。他是一個無限忠于中國人民、對中國人民革命和中國歷史作過巨大貢獻并有重大錯誤、其正確的和錯誤的都將對后世有重大影響的偉人。人們對毛澤東的評價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偏差和嚴重對立，原因是復雜的、多方面的，這須要作專門研究。但大略說來，其主要原因無非有兩個，一是一些人的思想認識的片面性，看問題的絕對化；二是——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們從各自的（階級的、階層的或不同利益集團的）好惡出發，去闡釋毛澤東、利用毛澤東。而這后一點是人們對毛澤東評論截然相反甚至對立的根本原因。這種把評論歷史人物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的作法是一些人的慣常作法，是一種歷史現象。它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從根本上講這又是一種惡劣的學風和品質，是一切正直的人們所不取 的。也是我們研究毛澤東時應堅決反對和克服的傾向。
毛澤東在論到如何對待祖國的歷史遺產時，有個眾所周知的思想：對歷史上的人物，應該肯定其正確的東西，否定其錯誤的東西。吸收其民主的精華，拋棄其封建的糟粕。我們評論毛澤東，也應該采取這樣的正確態度。首先是去掉片面性，用唯物的、辯證的思想方法，肯定其應該肯定的、否定其應該否定的。最主要的是不能帶著強烈的感情彩色和功利彩色去評論，那樣是不能正確評論毛澤東的。
二 、當前中國公正、客觀地評論毛澤東是研究社會發展史的一項重要工作
正確評價歷史人物是為了更好的總結歷史經驗，以便指導人們的社會實踐。評論毛澤東尤其是如此。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有將近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同毛澤東有聯系。毛澤東的一生是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獨立事業而奮斗的一生。他的理論和實踐實際是人類中的弱勢群體、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們（也就是“羊”），探求如何更好的生存發展的集中表現。是二十世紀的中國的一代人在毛澤東的理論指導下，用行動譜寫的社會發展史的一個短短的精采篇章。在這個篇章里，有正確也有錯誤，有令人難以忘懷的愉快和幸福，也有令人難以忘懷的痛心和惋惜。在某種意義上講，毛澤東是中國當時一代人的符號和代表。他的理論和實踐，不僅在二十世紀，對中國以至對世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在二十一世紀以至更長的歷史還將繼續影響下去。因此，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無論是其正確的或錯誤的，都是我們中國人甚至是全人類的難得的寶貴財富。我們的后人要珍視、愛護這份財富。對我們中國人民來說，正確認識、評價，整理和保存毛澤東留給我們的這份寶貴的財富，堅持毛澤東正確的，避免毛澤東錯誤的，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義務和責任，也是使我們的中國社會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的重要、不可缺少的一項重要工作。一句話，公允、公正、客觀地評論和研究毛澤東，正確地認識毛澤東，是人類社會前進的需要，是正確研究社會發展史的重要內容和需要。對中國也是統一人們的思想行動、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
如前所述，研究毛澤東實質是研究社會發展史，因此不能帶有功利性和政治偏見。人類對客觀世界的研究，大到宏觀世界，小到微觀世界，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并被人們普遍接受。但是，人類對自身社會的研究，其理論從來沒有完全統一過。從思想、道德、倫理以至到人類歷史發展的真正規律，最終走向，都存在極大的分歧。這是因為。對這些研究統統帶有階級性和功利性。不同階級的人和不同利益集團，總是從各自的需要出發。“研究”和詮釋這些人類自身的問題。因此，就無法取得“共識”。自然，也就無法到達真理性的認識。毛澤東的理論是在他領導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中產生和成熟 的。毛澤東的理論其實就是社會發展史的理論。我們研究毛澤東和他的理論，也不應帶有任何感情彩色和功利主義。
三 研究毛澤東的重點是研究晚年的毛澤東
客觀公正、公允地評論和研究毛澤東及其理論，應該特別注意研究毛澤東的晚年理論和實踐。這是公允、公正、正確認識和評價毛澤東的一個焦點，也是及其重要內容，更是正確認識和評價毛澤東的基礎。人們對毛澤東認識的分歧，重點在對其晚年的理論和實踐。毛澤東自己曾說過，他一生做了兩件事，一是民主革命，打敗了蔣介石，解放了全中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二是搞文化大革命。人們對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和實踐認識的主要分歧是在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看法上。究竟應該怎樣看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這須要不帶感情彩色、冷靜、理智地從理論上進行科學的總結和分析。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工程和及其艱苦的工作。須要做許多的材料的梳理、整理和分析的工作。毛澤東的晚年理論是社會發展史的理論的極其重要的內容。因此，我們也該象生態學家研究動物世界那樣，客觀地從 研究社會發展史的角度看毛澤東晚年理論的功過是非、正誤對錯。帶著任何功利主義和個人好惡的感情彩色來評價毛澤東，是不妥當的。
四 研究毛澤東應該是全方位的、開放式的、《毛澤東學》應成為中國以至世界的“顯學”。
評論和研究毛澤東應該是全方位的、多視角的、開放式的。研究毛澤東應該打破國家的、民族的、階級的局限。毛澤東不僅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而且還是一個大學問家，他在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文學、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多個領域均有卓越的建樹，并被人們公認。他這種“全方位”的成就，是文化史、學術史、科學史上絕無僅有的現象。毛澤東出身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沒有受過系統的高等教育，但是，他的成就遠遠超過一些受過系統的高等教育、學貫中西的學者。這是人類中的一個奇跡。在二十世紀的世界為什么會“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其奧秘和必然性何在？這需要全方位的、多視角的、不帶任何功利色彩、去政治派別的、打破國家的、民族的、階級的局限的嚴肅地科學研究。因此，我們應該象研究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而建立紅學那樣，建立《毛澤東學》，由帶政治功利地評論毛澤東轉向不帶政治功利地研究毛澤東。真正讓毛澤東作為中國以至人類的共同 的精神財富。
對毛澤東和毛澤東的理論進行全方位的、多視角的、全面的研究并不是提倡把毛澤東的研究學院化，純學術化。而是為了更好的認識毛澤東及其理論，讓他和他的理論真正成為人類的共同財富。全方位的、多視角的研究毛澤東，才能更深刻的認識毛澤東的理論本質，才能真正認識毛澤東的理論之所以產生的社會的、階級的、歷史的根源，才能認識“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的歷史必然性，才能深刻認識毛澤東和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發展的必然邏輯，等等。
在世界一些地方，有人已經敏感地認識到公正、公允、客觀地研究毛澤東的價值，并將這種研究付諸于行動。例如，
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 的 《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
與烏托邦主義》 (張寧 陳銘康等 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 北京 2006年)就是一本研究毛澤東有價值的著作。
而在我們國內，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這種研究嚴格點說，
還沒有開始。現在一些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刊物和團體，他們
對毛澤東的“研究”還僅限于對毛澤東的有關資料進行梳理、
挖掘以及對毛澤東思想的闡釋和解讀上，這對進一步研究毛
澤東固然不無用處，但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研究毛澤東。我們
當前解放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應該徹底從毛澤東思想的禁
錮中解放出來，從社會發展史的視角和高度研究毛澤東、毛
澤東思想。還原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的真正科學價值，使其
真正成為我們的思想財富。毛澤東是中國人的毛澤東，我們
中國人研究毛澤東應走走在世界的前面。
總之，毛澤東的許多理論和實踐，對人類所有人群都有或多或少的指導和借鑒意義。因此，我們應該把毛澤東的研究推向世界，象“紅學”那樣，成為世界 的顯學。
本書作為社會發展史理論的研究著作，在三個地方涉及到了毛澤東的理論（即第四章，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問題、第六章資本主義復辟問題、第六章中的關于毛澤東哲學的一個漏洞問題）。這也是本人對毛澤東研究的一個開始，如果“上帝”給我時間，我將把這個研究進行下去。
（本文是張興德著《對社會發展史幾個重要理論問題的反思——兼評中國的歷史走向》書中的一節（全書已由國際文化出版社出版 28字 定價 38元 書已出版 贈閱 和出售 消息 聯系電話 13352207795 電子信箱 [email protected] ）
張興德 簡介 1941年生 黑龍江鶴崗市人 退休教授 現為自由撰稿人 。 曾在《紅旗》雜志 《求是》的《內部文稿》《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理論版 等重要刊物發表百余篇言論、理論文章。超百萬字 。有二十余篇文章被 《人民大學書報資料復印社》《新華文摘》《文摘報》《鄧小平理論文選》等書刊轉載。有紅學專著 《文學的哲學－－紅樓夢的第三種讀法》（24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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