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朝鮮和中國，漸漸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象征著“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
就在清帝國看似最興盛的時代，朝鮮到中國的使者們卻看到了已經不再“中華”的帝國風景，于是不再認同這個原來仰視的宗主國；而日本人在對中國漂流商賈的觀察中，也表現出來一些微妙的、發自國族自尊的輕蔑和警惕……
一、傲慢的漂流者
日本千葉縣安房郡千倉町。
這一年是日本的安永九年，中國的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月的最后一天，海上漂來一艘商船，船上是七十八個筋疲力盡的中國人。那個時候，日本正是鎖國時期，通常外來的船只能在指定的長崎停泊，可是這一只大船，顯然是遇到風浪，無奈之下漂到了這里。從留下來的日本文件中知道，這艘船名為元順號，船主叫沈敬瞻，是姑蘇人，四十二歲，副船主叫方西園，是新安人，四十五歲。船上一共裝了白砂糖二十六萬兩千五百斤、冰砂糖五十桶一萬二千五百斤、各種藥材，像甘草七萬五千七百三十斤、山歸來五萬五千八百斤。有點兒奇怪的是，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這艘開往日本的船上也載了鴉片三百五十斤，而且還裝載了現在動物保護組織特別痛心疾首的東西，犀角兩箱二百二十七斤、象牙若干枝，以及虎皮十張。
船果然進了水，因為觸礁的緣故。糖化了很多，冰糖也只剩下了十分之一，讓船主痛心的是船上裝載來準備販賣大價錢的書畫之類，更是損壞大半，好在性命保全下來了。很久沒有見到外人的日本當地人，對這些落難船員還算寬容，雖然按規定不能讓外國人四處亂走，但畢竟還是劃出了一片地方，讓他們在海邊自由行動。不過，日久生厭的水手們在海灘拾蝦、吹拉彈唱，到處閑逛，一直到了官廳前面，“橫行于廳前而傲然不敬，吏卒呵而不退”，日本役人多少有些不悅，便要求船主沈敬瞻嚴加管束，一個叫做兒玉的役員甚至斥責“爾等不察，屢犯我禁厲，亂我清規，不獨不從我令，又隨對悍我吏人，何其無禮也”，口氣很嚴厲。
沒想到在第二天，官廳前出現了一封信。信是中國船員寫的，里面的口氣，好像也很不客氣，大意是說，……（下段略）
二、鄙夷的目光：夷狄與胡服
不斷有中國船到長崎，也不斷有一些遇見風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個地方（圖2：日本人所畫得泰號商船）。遭遇多了，客人和主人之間，常常會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不過，并不全是中國人的錯，當時日本人，多少有一些歧視中國人。
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據說是滿清入主中國，讓日本人覺得野蠻在中國已經戰勝了文明，尤其是滿清的中國人，都脫下了原來的漢族衣服，剃掉了受之父母的頭發，編上了蠻人的辮子，這一點就讓日本人覺得很鄙夷。仿佛老話說的“哪壺不開提哪壺”，他們明明知道中國漢族人對這種服色改易也很在意，他們偏偏就要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開已經漸漸平復的舊時傷疤。現在還留下不少當年日本人好奇的繪畫，繪畫中的清國人都是“辮發胡服”，與史書記載中的華夏衣冠和他們想象中的中華人物，已經有了很大差異，于是，他們特別仔細地詢問，并且用畫筆把他們的形象畫下來，不僅是獵奇，也借了這種外觀的描述，表達一種文化上的輕蔑。一個叫做伊東龜年的人，就對清國船員們的髡頭辮發和上衣下裳很不以為然，原因很簡單，因為日本讀書人雖然對歷史上的中華文化有欽慕之意，但是對現實清國的存在卻相當蔑視。據學者說，清朝的出現，喚起了日本人對當年元寇的回憶，所以打心眼里對滿清有一種敵意，因此在記載了服色之后，他不忘記添上一句:“大清太祖皇帝自韃靼統一華夏，帝中國而制胡服，蓋是矣。”他們說，中國已經榮光失盡，因為滿族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禮文冠裳之風悉就掃蕩，辮發腥膻之俗已極淪溺。則彼土之風俗尚實之不可問也”。
日本人的邏輯很有趣，一方面他們覺得中國衣冠已經成了野蠻胡服，滿心地瞧不起，一方面要證明自己衣冠是文明傳統，卻又還得證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華漢服。因為只有證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華正宗，才能證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國。所以，他們不斷在漂流人那里尋找自我證明。一個叫做關齡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東坡巾，告訴中國人說，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禮經為正。近世以來，或從司馬溫公、朱文公之說，乃是此物”。而且故意問中國人說，你們那里一定也有這樣的衣服吧？中國船員仔細看過后，只好尷尬地承認，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清朝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見于演戲列朝服飾耳”。
不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來，音樂也一樣有正、閏之分。他們追問中國船員，你們聽過朝廷的樂曲嗎？好面子的船員回答說，“細樂即唐時樂曲，但孔子祭即古樂”。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們覺得，既然中國現在被滿清統治，而滿清就是蠻夷，蠻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漢文化，音樂也一定是胡人樂曲。所以本田四明就追問，清朝的廟堂音樂究竟與古先王之樂有什么差異？盡管漢族船員一直堅持說“此刻祭祀與文王一般”，并引朱熹作證，說朱熹是宋朝大儒，四書的注釋都是他寫的，清國是尊朱熹的，所以朝廷的樂曲也一定是文王之樂。但是，這個叫本田四明的日本人卻反唇相譏地說：“不待足下之教。四書集注，不佞初讀之，疑禮學非孔子之意。已而廣涉諸家，未嘗知有謂古之樂猶存焉者矣。蓋貴邦今上，由賁（墳）典以新制清樂邪？”盡管中國船員仍然堅持“今清亦讀孔孟之書，達周公之禮，新制未之有也”，但是，本田四明還是直截了當地說：“貴幫之俗，剃頭發，衣冠異古，此何得謂周公之禮？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徑庭，如何？”
在這種看上去義正辭嚴的話面前，中國船員只好以退為進，勉強遮掩應答說：“仆粗以見識，自幼出外為商，其詩書禮樂無識矣，恕罪恕罪。”
三、朝鮮人看中國
也是清代中葉。
中國船員不斷東去，經海路到日本做生意的時候，很多朝鮮文人從陸路來華，他們經沈陽，入山海關，到北京來朝覲。一團團的使者中，不乏觀察敏銳的文化人，他們留下的旅行記，記錄了當時朝鮮人對中國的觀感。說起來，旅行或者漂流，常常不僅是空間的移動，也是歷史的遷徙和文化經驗的變化。人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常常會有異樣的感覺和異樣的經驗，人在異國的旅游感觀，反過來，會成為他的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通過“別國”來定位“我國”，就像找鏡子來反照自身。
清代乾隆到嘉慶年間，表面上看是“盛世”，實際上就像《紅樓夢》里說的那樣，已經是大廈之將傾的時候了，可中國人對于外面的世界，大多還沉湎在兩千年來以自我為中心的想象里。但是這個時候，朝鮮人對中國的感覺卻不同了，盡管明朝覆亡已經百年以上，不知怎的，朝鮮人仍然對明帝國很依戀，在清國巨大壓力的無奈之下，他們對朝覲胡人皇帝充滿了怨氣。私下里，他們把清帝國叫做“夷虜”，把清皇帝叫做“胡皇”。就在乾隆年間，一個叫做金鐘厚的人，就給曾經出使清帝國的朋友洪大容寫信，說明朝以后已經沒有“中華”了。在他們心目中，中華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華文明并不在清國，那么，我“寧甘為東夷之*，而不愿為彼之貴也”。
這個時候的朝鮮人，早就不把清帝國當作“中華”了。所以，他們對漢族中國人那么容易就歸順了滿清，感到很不理解。乾隆年間，出使北京的一個使者洪大容坦率地告訴兩個打聽朝鮮歷史的中國人嚴誠和潘庭筠說：“我國于前明實有再造直恩，兄輩曾知之否？”當不明歷史的兩人再問時，他說：“萬歷年間，倭賊大入東國，八道糜爛，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費天下之財，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樂利皆神皇之賜也。且末年流賊之變，未必不如此，故我國以為由我而亡，沒世哀慕，至于今不已。”這種在清帝國治下的人看來是狂悖的話，在朝鮮使者嘴中說出，讓兩個漢族文人默默無言。
朝鮮人從心底里覺得，他們到清帝國來，不是來朝覲天子，而只是到燕都來出差罷了。所以，朝鮮使者們的旅行記，名稱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一直到乾隆、嘉慶年間，雖然離開大明的覆亡已經百余年，但朝鮮關于“大明”的歷史記憶卻依然如此清晰，而對“大清”，確始終沒有一點好感。
四、大明衣冠對胡服辨發的自負
古代中國講歷史的巨變，常常提出個改正朔，一個易服色。改正朔就是紀年紀月用了新朝的歷法，用新歷仿佛天地就變了顏色；易服色就是脫了舊時的衣服，也就等于卸甲易幟，自動承認了新朝的合法。
至今朝鮮人的固執，仍然讓人印象深刻。固執當然有些冥頑不化，一條路走到黑的意思，但固執有時也是堅守自家的傳統，不那么隨波逐流的基礎。那個時候，朝鮮人對于自己仍然堅持書寫明朝的年號，穿著明朝衣冠，特別感到自豪，也對清帝國的漢族人改易服色，順從了蠻夷衣冠相當蔑視。“大抵元氏雖入帝中國，天下猶未剃發，今則四海之內，皆是胡服，百年陸沉，中華文物蕩然無余，先王法服，今盡為戲子軍玩笑之具、隨意改易，皇明古制日遠而日亡，將不得復見”。
其實，最初漢族中國人對于這種順從或者說得徹底一些的“投降”，也一樣感到屈辱。順治十三年(1656)，一個朝鮮使團到山海關，路上看到“市肆行人見使行服著，有感于漢朝衣冠，至有垂淚者”，在北京正式朝見后，也發覺“華人見東方衣冠，無不含淚，其情甚戚，相對慘憐”。但是到了清代中葉，時間流逝，這種屈辱感覺已經很淡了，滿族的服裝穿得也習慣了，辮發也都成了家常便飯，所以乍一看到朝鮮使節穿的明代衣冠，反倒有些好奇。可是，朝鮮人卻覺得，他們穿著漢族的明朝衣冠，在心理上對滿清帝國的漢族人就有—種居高臨下的感覺。好像的確如此，在他們面前，似乎很多漢族士人有一種自慚形穢，這使被迫朝貢的他們，在心理上很得到補償。乾隆四十二年(1777)，一個朝鮮使者就記載說，“每與渠輩(中國人)語，問其衣服之制，則漢人輒赧然有慚色”，為什么?因為“問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華之制”。朝鮮人覺得，清帝國的風俗已經不再是“華夏”，因為本來是儒家發明并很自以為正宗的禮儀，在中國的保存卻反不如朝鮮純粹，而正統儒家禮儀的破壞，讓他們有了一種不認同大清的心理。在看透了清帝國的這些風氣之后，從一開始就視滿清為蠻夷的朝鮮使者，就更存了對清國的輕蔑之心。
“旁觀者清”好像是一個普遍現象。當漢人可能還在“當局者迷”，沉湎在乾嘉盛世的時候，朝鮮人已經發現了中華帝國的干瘡百孔，“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于我國”，朝鮮人再也不承認文化中華在清帝國了。
五、重編歷史：辱及圣上與祖先
不止是在衣服上，也不止是在音樂上，日本人對清帝國的敵意和鄙夷，在一些看似不經意的傳聞和消息中，不斷地流露出來。
就像小孩子以侮辱對方長輩．當作戰勝的象征一樣，日本人也想象出了一些很傷人的話題刺激漂來的中國人。一個叫野田希一的人，在與得泰船的劉圣孚聊天時，就明知故問：“貴邦太祖出何州?”以為可以蒙混的劉圣孚，便半遮半掩地回答：“出于江南。”但深知內情的野田立即戳穿，說：“吾聞貴邦太祖（努爾哈赤），起于長白山下，不知此山在江南何州?”這活很厲害，如果皇帝不是出自傳統的華夏地區，而是出自關外，那么，怎么可以說清國延續中華文化血脈?劉圣孚—時不知如何回答，所以，在一旁的船主楊啟堂便只好給劉圣孚解圍，說：“先生博識，于吾邦書無不通。而今刻問及，故圣早言然耳。此故在他人秘之，獨與我公說何妨。中夏為外狄驅逐，故去發四邊，亦自天運循環之道。”誰知道，“天運循環之道”這種已經退讓三舍的話，也招來野田的一通教譏“天運循環，盛則衰，衰則盛，天下盛久矣，焉知無如皇覺寺僧出而長四邊之發哉?”
只好忍氣吞聲，但是設想到，接下來野田又說出一個更驚人的傳聞“我邦越前人，前年漂到奴兒干地方，觀門戶神畫源判官義經像云云，世或稱貴邦太祖為源判官后，不知貴邦有傳之者乎?”這是什么意思呢?原來，德川曾自稱“源氏”，是新田義貞的子孫，新田氏是清和源氏的—支，而清和源氏是九世紀中葉清和天皇之子，如果清太租是源氏之后，那么算起來，清代皇帝應當是日本貴族的分支后裔。
辱及圣上，而且公然表達我是你祖宗的意思，這在漢族中國人，本來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可是一敗再敗，氣勢已餒之下，同時在場的一個漢族人朱柳橋也無可奈何，只好勉強承認說：“以前觀日本書，我朝太子先世姓源，系日本人，今忘其書名。我邦或傳以康熙帝自言云，均不知其信。”如果真的是康熙自己說的，連皇帝也成了日本人：對這種不可證實的傳聞，日本人相當得意。因為，在日本人的心門中，漢唐中華已經消失，中國與四夷的位置已經顛倒。他們雖然承認中國是大同，日本是小國，但是，當他面對漢族中國人的時候，又專門強調“有土之德，不國之大小，眾叛則地削，桀紂是也，民和則天下一，湯武是也。敝國邃古神功皇后征三韓，光燭海外，至今千萬歲，一姓連綿，生民仰之，可不謂至治哉?此聊敝同之榮也”。
六、人在矮檐下：中國船員的無力反駁
日本人的輕蔑與傲慢，讓中國人很不舒服，漂流日本的中國船員雖然落難在異邦，但是，心里仍然有一種習慣的大國意識，所以，當本田說了這一番為日本張目的話頭之后，一個叫張謨弟的人就很不服，不便直接反駁，就想方設法迂回地反唇相譏。他避開活頭，以長崎風俗為例，說“長崎通事，其[兄]亡過，將嫂收為妾”，意思是爾乃蠻夷，居然弟娶兄嫂。同樣，當—個叫野田的人故意捅清人忌諱處，在被逼無奈下，那個朱柳橋也只好以攻為守，轉而說“苗俗有跳月之風，任人自力配偶，今日本男婦，亦多野合者，國法不禁”，意思是說，你島夷婚娶不以媒妁之言，國法也不禁野臺。這當然有反唇相譏的意思。
畢竟在他人屋檐下，中國人的反擊似乎只是偶爾一現，倒是日本人的自我意識，在劉話中處處顯現，就連山水風光的議論，有時也成了另-種“競爭”。一個日本人詢問漢人說“芙岳(富士山)秀絕，孰與貴邦天臺山?”中國船主楊嗣元就說：“芙山較天臺山一色，但天臺…能使人上去游玩。”但是，這個日本人卻顯然把比較當成了比賽，于是，便故意追問“(天臺山)二夏戴雪么?”當楊氏回答沒有雪，因為地氣比較噯的緣故時，他就得意地補充，“(天臺)果然不及芙岳也，若其絕高，假在南海[終](中)[年]戴雪矣”。這種無端自負，頓時使得敏感的楊“默然無語”。
我總覺得，如果說原來處在朝貢體制中心的中國人，還始終沉溺在天下中央的想象中，并沒有特別強烈的國族意識的話，那么，這個時候的朝鮮人和日本人，國族意識就已經很濃厚了，不僅是在說話中彼此角力，就在互相了解中也一樣相互提防。舉一個例子吧，雖然漂流到日本的中國船員，并不介意日本人借閱中國的歷書；探問中國的知識和政治，但是，當中國船員反過來打聽日本情況的時候，日本人卻相當警惕。楊啟堂向野田氏借閱日本地圖，他就說，這“是吾邦大禁，不許外人看”，
當他們又向野田打聽日本誰懂得天文地理時，他又警惕地說，“天師府中之事，不與外人道，恐泄天機”。
七、“東方”、“中華”：漸行漸遠的中日韓三國
近代以來，日本人腦子里面的世界圖像中，有過“入歐”，有過“興亞”，有過日本、東洋、西洋的三分世界觀，可是，中國人卻習慣了以“中國”與“西方”(中西)或者“東方”與“西方”(東西)進行比較。深究下來，中國這種總是以“西方”’為背景的比較方法，其實和晚清的“中體西用”或者“西體中用”的觀念一脈相承，人們的注意力始終是落在整體的“東方”或者“中國”，以及作為他者的“西方”(歐美)之間，人們動輒想到的就是“東方”與“西方”，倒不太把身邊的朝鮮和日本作為文化對比的背景。
這當然不奇怪，因為中國人從來就習慣了“中國”等于“東方”，中國的他者就是“西方”’，好像這個“東方”的內部，似乎總是具有文化的同一性，而沒有多少文化的差異性似的，即使說到“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和“外”，也主要是討論中華文化“光被四表”．“廣傳四裔”的歷史。
這顯然是不適當的，至少在明清是不適當的。如果我們仔細看明清史，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所謂“東方”，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后，在文化上已經不是一個“中華”，在政治上已然是一個“國際”，而在經濟上，“朝貢體制”雖然還維持著，但是日本、朝鮮與中國實際上已是“貿易關系”，東方(其實是東亞)各國之間，漸行漸遠，彼此之間原來的文化認同，更已經全盤崩潰。正是這種崩潰，使得各自面對西方的時候，便有了后來歷史的巨大差異。
如今，歐美學術界也罷，中國學術界也罷，對于歐洲人到中國來的旅行記格外重視。這當然是因為這體現了兩個不同文明的對望與審視，在彼此的差異中可以相互發現并發現自己。這些歐美著作．話題大都集中在“西方”對“東方”的觀察上，所用的資料也人多是涉及“東方”與“西方”的部分，但是，我總在想，這種西方對東方的觀察，畢竟只是“異”對“異”。
西方與東方，是本來不相識者的迎頭遭遇，所以乍一撞見，常常引發的是詫異、好奇和想象。然而，文化上本來“同”卻漸行漸“異”的東亞諸國之間的互相觀察，與這種東方與西方的彼此對視相當不同。日本、朝鮮和中國，漸漸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漸漸的互不相認，象征著“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就在清帝國最興盛的時代，朝鮮到中國來的使者們卻看到了已經小再“中華”了的帝國風景，于是不冉認同這個原來仰視的宗主國；而日本人在對中國漂流商賈的觀察中．也表現出來一些微妙的、發自國族自尊的輕蔑和警惕。一個曾經到過北京、承德和沈陽的朝鮮使者說，這個帝國已經是不折不扣的蠻夷了，我們為什么還要向他們致敬?他不再去想“中華上國”的昔日風華；一個沒有到過中國的日本文人也說，感謝大風，讓元朝的艦艇和大軍沉在海底，也感謝大海，讓我們和蠻夷的清帝國離開好遠，那個時候，他也沒有去想這只是“一衣帶水”。
歷史揭秘: 朝鮮王室的“反清復明”秘密計劃
作者: 陳芽
朝鮮李朝孝宗忠宣大王李淏，早年跟他哥哥朝鮮昭顯世子一起，曾經被入侵朝鮮的皇太極擄到盛京當了很久的人質。1644年，明朝滅亡，清朝入關，定鼎中原。11月9日，清朝攝政王多爾袞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見作為人質的昭顯世子李澄(李淏的哥哥，當時的朝鮮王儲)和鳳林大君(李淏)，說“未得北京以前，兩國不無疑阻。今則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誠信相孚。且世子以東國儲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還本國。鳳林大君則姑留與麟坪大君相替往來……”。同時，清朝還宣布減少朝鮮的歲貢幣物。
1645年3月，久居滿清做人質的昭顯世子返回漢城，隨行清使勒令朝鮮仁祖李倧出城迎接“天使”到來。忠于明朝的朝鮮兩班朝臣士大夫對此心生忌恨。5月21日，昭顯世子被宮人在餌餅中下毒，暴斃于昌德宮中。李倧隨心知肚明，但是諱言此事，怕多爾袞深究，向清朝上報“世子病亡”。6月7日，被多爾袞釋放的鳳林大君回到漢城。昭顯世子在清廷為質近十年，歷盡艱險，親眼目睹了明亡清興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積累了處理朝清關系的豐富經驗。多爾袞對其逝世“深為驚悼”。雖對其暴斃覺得可疑，但是在朝鮮使臣眾口一詞的“確系病殪”的說辭下，也不得不信。1645年11月14日，清朝冊封李淏為朝鮮世子。
送還質子，減少歲貢，本是清朝為緩和兩國關系而為，但是經過1627年和1636年的兩次戰爭，朝鮮對清朝產生了很深的民族仇恨。在朝鮮一方，明朝滅亡本是調整對清朝外交政策的良機，但是，反清份子利用朝鮮民族對滿洲的仇恨心理，推行名分主義的外交，延緩了兩國關系的改善。
朝鮮李朝視清朝為犬羊夷狄，私下稱清帝為“胡皇”，稱清使為“虜使”。除對清朝的公文賀表之外，一切內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廟、文廟祭享祝文，仍用崇禎年號。朝鮮《仁祖莊穆大王實錄》，在明亡前用崇禎年號，在明亡后用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年號。在仁祖之后的歷代朝鮮國王《實錄》，只書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紀年。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書寫崇禎年號，以至竟然有“崇禎二百六十五年”的紀年。歷代封建統治者和儒家最看重的“正朔”問題，朝鮮就是這樣處理的。
由于朝鮮財政困難，軍備薄弱，北伐大計難以實施。而且由于新興的清朝連續有順治、康熙兩位勵精圖治的皇帝，不僅鞏固了全國的統一，而且為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繁榮奠定了基礎。朝鮮反清派期望的漢民族武裝反抗、滿清統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沒有實現。1683年，清朝統一臺灣，南明殘存勢力滅亡，影響中、朝、日關系的不確定因素消失。作為實際行動綱領的朝鮮北伐計劃，壽終正寢。朝鮮沒有介入中國內戰，也沒有鋌而走險聯合日本跨過鴨綠江入侵遼沈，冒犯正處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時期的新興滿洲軍事強權。這是朝鮮的大幸，否則后果將不堪設想。
北伐雖沒有成為事實，但是加重了朝鮮的財政負擔，延緩了中朝關系改善的步伐。朝鮮的北伐論者不想肯定中國在滿清統治下的文化和經濟先進性，以后還幾乎全面封鎖了對中國文化的引進。
明朝滅亡后，李朝王室一直進行各種追思活動。仁祖不忘宮中焚香望闕之禮。1704年甲申，明朝滅亡六十周年，李朝肅宗自宜春門詣禁苑壇，以太牢祭祀崇禎皇帝。又命漢城府在后苑春塘臺設“大報壇”，祭祀神宗皇帝。“大報”出于《禮記》郊特牲，是郊天之義，而兼有報德之意。1749年(乾隆十四年)又以明朝太祖、神宗(萬歷)、毅宗(崇禎)并享大報壇，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禮。這種祭祀活動每年進行，直到李朝末年。
朝鮮的反清復明計劃和北伐準備是在隱蔽狀態下進行的。清朝政府知之甚少。對清朝的鄙視仇恨和恪守藩屬朝貢制度同時并存。由于以追求實利為標準的外交傳統始終在朝鮮起作用，清朝政府又主動采取種種善意舉措，1683年清朝統一臺灣后，中朝關系終于進入了穩定發展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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