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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二Ｏ一一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共誕生九十周年，元旦早晨，我在床上從電視屏幕中凝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升起典禮，看著升旗的隊伍莊嚴肅穆地從天安門城門下，以整齊的步伐跨出天安門，我還凝視著城門上方懸掛的毛主席像，心潮起伏，祝愿共和國前途坦蕩，祝愿共產黨永葆革命青春，謹以《釋革命》一文祝愿新的一年，共和國能取得新的勝利。
釋革命
朱永嘉
革命本來是一個光輝的詞，近些年來由于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革命一詞成了人們詬病的對象，辛亥革命本來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件非常光輝的歷史事件，在劉再復，李澤厚倡導“告別革命”，國內杜光、袁時中之類的與之呼應，故而辛亥革命也成了他們詬病的對象。在他們心目中，孫中山上不如光緒的宣統皇帝新政，下不如袁世凱務實，一部中國近代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歷史似乎都要翻一個底朝天。如果沒有辛亥革命，在光緒和宣統皇帝的統治下，中國也許早就走上現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了。是辛亥革命打斷了歷史的進程，所以他們要告別革命了，其實這完全是一個荒誕不經的邏輯，歷史是過去已經發生的事實。我們任何人都沒有辦法讓時空倒流，重新給中國設計一個歷史進程。如果這樣說，那只能是癡人說夢話了。他們那么厭惡和詬病革命，那我們得要說一下“革命”這個詞，是怎么來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不能數典忘祖。在辛亥革命這場群眾斗爭中，是如何注入“革命”這個概念的，我們今天應該怎樣對待革命，是不是應該告別革命了？
革命這詞兒由來已久，它最早見于《易》經的《革》卦，“革”是卦名，字義為改也，戰國時的《象傳》解釋革卦時，有那么一句話：“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此為申說卦義。所謂改革乃自然界與社會之普遍規律，但都要適應當時的需要，天地之間，一年四季須是應時而不斷變化的，商湯與周武王應時而革夏桀與商紂的命是為了順天應人的需求，凡是適應時代要求的革命，都能有大的成就。《象傳》還解釋說：“《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革》的上卦為兌，下卦為離，兌為澤，指水，離為火，水火不相容，那就要變革，要改變這種互不相容的狀態，通過斗爭改變矛盾原有的態勢，二女同居是指二女同嫁一夫，同居一室，便會姐妹相爭，其志皆不相得，勢必改變這種同居的狀況，因此卦名為《革》。命，是指天命，天有二重意義，即既指自然，也指神明，在古人心目中，天是至高無上的神明，如《詩經·小雅·巷伯》“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這里蒼天，既是自然又是神明，驕人是指讒人者，勞人是指被人讒者，仰告上天，希望上天是同情被讒者，指責讒人者。蒼天無所不在，高懸頭頂上，成為監管一切的最高神。商湯與周武王，是奉上天之命，以革夏桀、商紂之命，故革命二字者不可抗逆，是自然現象與社會生活中的一種常態，很難完全把它告別。《詩·小雅·蕩》的第一首：“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意謂蕩蕩的天帝，是下民的君主，違背上帝的人，那么他們的命運亦多邪僻，上天生養民眾，如果讓他們遭遇不幸的話，那么在上位的執政者，雖然他們當初受命于上天，但他們很少能有善終的。這首詩指出天命無常，它能使執政者得以興國，如果他們不能善待百姓，卻未必都能得到善終。這是以夏、殷亡國的教訓來教育周的統治者，不要忘了夏殷所以亡國的教訓，否則的話，會有人起來革你的命，正如湯武革夏商之命那樣。這是我們古代先人對所謂革命的理解，他們把革命看作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一種動力，天命是一切國家統治者合法性的依據，如果在你統治下，老百姓對生活都不堪忍受的話，也會有人起來革你的命，你統治的合法性會發生問題，這就是“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道理。
孟子在與梁惠王的對話中，也為革命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據，“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統治的合法性，關鍵在于你是否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實實在在地在行動上，對百姓行仁政。
在中國近代史上，辛亥革命的革命二字從何而來呢？在那里最早公開倡導革命的有二個人，一個是章太炎，一個是鄒容。
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名炳麟，字權叔，浙江省余姚縣人，一八九九年去日本留學，一九O一年，他在《民國報》上發表《正仇滿論》，批判梁啟超，他說：“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建立憲法易之者，為其圣明之主耳。”說明立憲運動是害怕革命，寄希望于圣明的光緒皇帝。一九O二年，康有為在海外發表了《答南北美州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一文。立憲與革命二者的論戰就此開始了。章太炎寫一篇題為《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文章，于一九O三年六月印為小冊子發行，不久，經章士釗節錄，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傳》為題，在同年的六月二十九日，在《蘇報》上發表，章太炎在文章的開頭，便說：“長素足下；讀與南北美州諸華商書，謂中國只可立憲，不能革命，援引今古，灑灑萬言，鳴呼長素，何樂而為耶？”長素是康有為的號，康有為把立憲的寶都壓在光緒身上，即“欲言立憲，不得不以皇帝為圣明”，盡管光緒被幽禁，然而“榮祿既死，那拉亦耄，載湉春秋方壯，他日復辟必有期，而滿州之新起柄政者，其勢力權藉，或不如榮祿諸奸，則工部主事可以起差，雖內閣軍機之位，亦可以窺覦矣。”長素固云：“窮達一節，不變塞焉，蓋有之矣。”載湉是光緒皇帝的名，工部主事是康有為進京后的職。章太炎則認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夫事之成否，不獨視其志愿，亦視其才略何如。長素之皇帝，圣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剛毅能挾后力以尼新法，榮祿能造謠諑以聳人心，各督撫累經嚴旨，皆觀望而不辦，甚至章京（指譚嗣同）受戮，已亦幽廢于瀛臺也？”“幽廢之時，猶曰瓜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塗，已脫幽居之軛，尚不能轉移俄頃，以一身逃竄于南方，與太后分地而處。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則仁柔寡斷之主，漢獻，唐昭之儔耳”。“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無實權，不得以成敗論之，而皇帝則不得不以成敗論之，何者？有實權而不能用，則不得竊皇帝之虛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與天下共憂，督撫之不能制，而欲其使百姓守法，庸有幾乎？”說明康有為想靠光緒來行憲政，是空想，光緒連自己命也朝不保夕，康的憲政又從何談起。建國初，有一電影，名為《清宮秘史》，歌頌光緒，難怪毛澤東看電影以后，立即引起反感。章太炎的這篇文章是毛早年就讀過的作品，再說，章太炎在那篇文章中還認為：“今之革命比之立憲，革命猶易，立憲猶難。”在章太炎看來，無論立憲還是革命，都需要二方面，即領袖與民眾之間的配合，如若領袖，“雖然，載湉一人之才略，則天下信其最拙矣，而謂革命黨中必無有才略如華盛頓、拿破侖者，吾所不敢必也。雖華盛頓、拿破侖之微時，天下亦豈知有華盛頓，拿破侖者。”領袖是在群眾斗爭中涌現出來的。不是先天有人指定的。至于民眾智慧的開啟，章太炎說：“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換一句話說：群眾的聰明才智，也只有在革命的群眾運動中，才能使其拼發出來，章太炎舉了李自成起義的事為例，他說：“李自成者，迫于饑寒，揭竿而起，固無革命觀念，尚非今日廣西會黨之儕也。然自聲勢稍增，而革命之意起，而剿兵救民，賑饑濟困之事興。”故革命的領袖是在革命斗爭的運動中造就的，他們萌生要求革命的思想不是生來就有的，是在實際斗爭中產生的。故章太炎說：“豈李自成有是志哉？競爭既之，知事之不可已也。雖然，在李自成之世，則振饑濟困為不可已，在今之世，則合眾共和為不可已。是故以賑饑濟困團結人心者，事成之后，成為梟雄；以合眾共和結人心者，事成之后必為民主。”早在一九O二年章太炎便如此認識革命的群眾運動，不但比當時之康有為，即便比當今劉再復，李澤厚之輩也要高出一頭了。它說明革命已是當時之潮流了。
除了章太炎外，當時與其同時者還有一位鄒容，字蔚丹，四川巴縣人，生于一八八五年，自幼便是一個激進主義者，一九O二年他東渡日本，在日本留學時，他汲取新的思想，一九O三年春節留學生團拜時，馬君武與鄒容發表激進的演說，當時他已決心要寫一本喚醒民眾革命的書，書名為《革命軍》。時有學監姚文甫，與他人妻通奸，鄒容約同幾個留學生揭出他的丑事，聲言“縱饒汝頭，不饒汝辨發！”拿出剪刀，便把姚文甫腦后的辨子剪了下來，懸掛留學生會堂的梁上示眾。為此清朝楊言要抓他，鄒容離開東京回上海。當時上海租界上有蔡元培發起成立的中國教育會，其下有愛國學社，鄒容回上海后，就入住愛國學社。當時在上海刊行的《蘇報》與愛國學社互通聲氣，鄒容在上海結識了章太炎，章太炎比鄒容大十八歲，故章呼鄒容為小弟，在上海鄒容完成了在東京開始著手寫作的《革命軍》一書，全書二萬字。分做七章，此書的開頭便講：“我中國今日欲勝滿州（貴族）之羈絆，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并肩，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長存二十世紀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之名國，不可不革命。”在當時，他反復說明了一條簡單的真理，中國只有經過革命才能改變現狀，才有它的將來，它認定革命是犧牲個人以利天下，犧牲貴族以利平民的崇高事業，革命是“去腐敗而存善良”，“去野蠻而進文明”，“除奴隸而為主人的必由之路，”他高呼：“嗟呼！革命！革命！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時也，此其時也。”鄒容還認為革命后這個國家應定名為中華共和國，鄒容那種一往無前的勇氣令人欽佩。
鄒容寫完《革命軍》，將原稿送給章太炎看，章看了認為其語雖淺直，然感動普通民眾非如是不可，他即刻為鄒書寫了序言，并預言此書將給中國社會“震雷霆之聲”。一九O三年五月《革命軍》在上海出版了，那一年鄒容是一個只有十九歲的娃兒呀！《蘇報》為擴大《革命軍》一書的影響，在五、六月刊出了《革命軍自序》，及《談革命軍》和《介紹革命軍》兩文，希望將此書普及于四萬萬人之腦海，這件事當然振撼了清廷，兩江總督魏光燾要上海道袁樹勛與英租界的工部局溝通，設法抓捕章太炎，鄒容、蔡元培三人。六月二十九日，《蘇報》又刊載了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也就在這一天，外國巡捕與中國警察一起到蘇報抓人。次日到愛國學社抓人，章太炎回道，他人不在，要拿章炳麟本人就是，于是章太炎被帶走，鄒容知道后，以生死與共，義不茍免，七月一日去巡捕房投案，除章、鄒還先后抓了與蘇報案有關的四人，在工部局的會審公堂，鄒容堅貞不屈地說：“因憤滿人（貴族）專制，故有《革命軍》之作。”清政府來引渡未成，開始判永遠監禁，由于輿論聲援，群眾反對這項判決，至一九O四年五月，改判章太炎三年，鄒容二年，期滿逐出租界。在獄中，兩人互贈詩文，章詩的未句為“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鄒容的答詩說：“一朝淪地獄，何日掃妖氛？昨夜夢與爾，同興革命軍。”他們兩人在監獄，不顧個人生命安危，念念不忘的是興革命軍，詩的境界就是戰斗，就是革命。一九O五年二月，鄒容在獄中病倒，在四月三日半夜去世，離出獄只七十天，年二十一歲。鄒容死時口吐鮮血，“革命”二字就是這樣用生命和鮮血，通過《革命軍》流入中國近代歷史的，我們怎能告別如此珍貴的革命精神呢！后來《革命軍》一書得到非常廣泛的傳播，它在上海、香港、新加波、日本橫浜諸處被翻印，遠銷海內外，它呼喚著革命的到來，緊接著還有陳天華的《警世鐘》和《猛回頭》相繼出版，再接著就是光復會與同盟會的成立。一九O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革命同盟會，而同盟會則是其簡稱，從此同盟會成為革命派的核心力量，孫中山在《革命原起》一文中回憶當初成立的情況：
“及乙已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于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于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播中華民國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后成立于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萬，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料者矣。”
以上是清未憲政運動起來之前，革命運動如何從思想蘊藉到群眾斗爭和革命組織建立的過程，革命運動興起在先，清未新政的起步在其后。
清廷是在一九O五年才派載澤、徐世昌、紹英、戴鴻慈、端方五大臣出洋，五大臣出洋時，在北京正陽門火車站，就有革命黨人吳樾，懷了炸彈登上他們的專列，準備炸死五大臣，由于車身震動，觸發引起爆炸，吳樾死難，五大臣中載澤與紹英受傷，改由李盛鐸、尚其亨頂替紹英等二人，到一九O六年他們回國密奏請求立憲，認為立憲之利有三，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漸輕，一曰內亂可弭。還說：“今日宣布立憲，不過明示宗旨為立憲之預備，至于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載修：《立憲密折》），在這種情況下，慈禧太后在一九O七年九月一日頒布懿旨“預備立憲”，一九O八年八月才頒布《欽定憲法大綱》，接著便是地方咨詢局議員們三次要求提前召開國會的情愿失敗，才誘發了辛亥革命，從事態的發展過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是革命思潮和革命斗爭發生在先，預備主憲在后，立憲的目的是采取欺騙和拖延的辦法，以達到消除革命的目的。然而，事與愿違，新政的失敗，反過來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發，不是辛亥革命打破清末憲政運動，而是清末新政的目的便是為了避免革命運動的崛起，結果憲政運動的失敗，反而造就了革命運動的突起。我們不能如劉再復，李澤厚那樣，倒置這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沒有辛亥革命，哪有中華民國，沒有先烈們的鮮血和犧牲，那有革命勝利的今天。在革命勝利的今天，在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時候，怎么反而要我們去告別革命的精神？沒有先烈的革命精神，哪有今天我們民主共和國哪！雖然我們已取得很大的勝利，為了實現革命遠大的目標，我們還得牢記孫中山先生臨終前留下的兩句話，也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須努力”，革命還要繼續，革命的精神必須永葆，唯有如此，中華民族才能長久自立在這個并不怎么太平的世界，才能保持不敗的立足之地。就國內政治生活而言，亦誠如鄒容所說，只有革命的精神才是達到“去腐敗而存善良”，“去野蠻而進文明”，“除奴隸而為主人”，故革命為必不可缺少的條件，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以后，更其如此，如果放棄了解革命的傳統，丟掉了革命的精神，忘記了革命的根本目標，那么自己總有一天會變成革命的對象，也就會被《詩經.大雅.蕩》所言成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又一個案例。梁啟超曾在《新民叢報》上發表的《現政府與革命黨》一文中感嘆地說：
“革命黨何以生？生于政治腐敗，政治腐敗者實制造革命黨原料之品也。政治不從人民之所欲惡，不能為人民捍患而開利，則人民于權利上得起而革之，且于義務上不可不起而革之。”
“人民之不信任政府且怨毒政府也，其程度已日積而日深，其范圍則日煽而日廣，既已聞先圣昔賢，誅民賊，仇獨夫之大義，又孰視歐美近世奮斗決勝之成效，故革命思想而隱于多數人之腦際，有異之者則橫決而出焉。而其最大之起因，固無一不是政治腐敗來也。”
梁啟超這一非常老道的表白，正好說明革命所以產生的社會基礎，故一切因革命而取得執政者地位的人們決不能醉心于既得的執政地位，肆無忌憚地貪贓枉法，即便你當初是非常革命的革命者，也會轉化為自己過去的對立面。國民黨自大陸敗退便是前車之鑒。革命自有后來人，無論作為革命者個人還是組織，只有永葆革命的青春，無論在朝還是在野，都方能不斷地奮斗前行。什么“打天下、坐天下”的觀念是完全錯誤的，如果那樣想，我們的革命與農民革命勝利后的改朝換代還有什么區別呢？毛澤東在全國奪取政權勝利的前夜，告誡全黨二個“務必”的最基本精神，就是取得政權只是革命的序曲，更艱苦、更偉大的工作還在后頭，我們怎能拋棄繼續革命的精神呢！作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和革命政黨，就不能服老，九十周年不算什么，要有那種“蒸不爛、煮不熟、錘不扁、炒不炸，響當當一粒銅豌豆”那種硬骨頭精神。所以如今我們仍得唱紅歌，在互聯網上發紅段子，真心實意發揚自井崗山到延安，那個艱難困苦時代，所形成的堅強奮斗的革命精神。如果醉心于現在種種物質享受，忘掉艱苦奮斗精神，在思想本質上便是意味著背叛。許多問題還得從根本觀念上轉變干部們自己不當的認識，否則的話只是就事論事，那是很難收到長效的。制度和政策的貫徹執行，要有思想層面的支持，干部的世界觀，價值觀變了，那就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什么好的政策措施到了下面都會走樣，而面目全非。
一九七三年的十月，毛澤東同志曾通過姚文元要我重新排印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大字本送他過目，同時毛澤東同志又多次推薦鄒容的《革命軍》一書，為此，我在一九七三年在《學習與批判》第三期上，發表了陳今撰寫的《鄒容傳》一文，陳今是陳旭麓先生的筆名，此文至今讀來仍覺振撼，而“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是毛澤東在九屆二中全會以后，反復用來告誡全黨的名句，要求我們全黨繼續高舉先人的革命精神，只有繼續保持革命的精神，才能使黨永葆青春，才能始終立于不敗之地。明天是十二月二十六日，謹以此文來紀念毛澤東誕辰117年的日子，此文作于二十四日與二十五日，人們都忙著西方的圣誕節，中國應有自己的圣誕節，十二月二十六日永遠是我心中的圣誕節。用發揚他一生堅持革命的思想來紀念他的誕辰，便是最好的紀念，發揚他老人家的革命精神，也許是最好的最有長效的反腐倡廉的辦法。此日，即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們幾個朋友在一起，在復旦的教授食堂為毛澤東同志的生日，叫了一碗壽面，分而食之，那天上午，復旦有一部分青年學子在毛主席塑像前獻了花圈，飯后，我便到塑像前給毛主席鞠躬致敬，并有同志為我留影紀念，塑像前有同學們獻的花籃和鮮花。未來的希望在青年學子身上。
寫于2010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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