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泰：少年毛澤東的故事是真實可信的

少年毛澤東的故事是真實可信的

吳文泰

    今年《鐘山風雨》雜志(雙月刊)第3期發表了一位教師寫的文章,題目叫《毛澤東少年時愛勞動嗎?》。這位教師運用逆向思維,按照形式邏輯的規則進行簡單推論,得出了少年毛澤東游手好閑、不愛勞動的顛覆性結論。其推論的依據和程序是:以毛澤東1958年大躍進時在農業問題上犯的幾乎全是帶常識性的錯誤,如相信一畝稻麥高產幾千、幾萬斤,甚至還為糧食多了沒地方存放而擔憂,為起點,第一步推論出:毛澤東少年時不愛勞動,只想“掃天下”的鴻鵠之志,連一畝地能產多少稻谷這些起碼的農業常識都沒有。并且引用《西行漫記》中毛向斯諾自述的“父親喜歡責備我不孝和懶惰”來佐證。在假定此推論成立的基礎上,又進行第二步推論: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小學老師講的、課本上寫的毛澤東從小愛勞動、天下雨不急著收自家曬的谷子,先幫助別家去收谷等故事,都是編出來的,因而是騙人的、不可信的。教師在文章一開頭就講到的蘇聯舊事解密,說什么上個世紀50年代編入我國小學教科書中好幾篇列寧的故事,都是作家被迫無奈硬編出來的,其用意顯然是為了幫襯說明,毛澤東少年愛勞動和幫助窮苦人的故事也是編造的。這位教師的推論到此還不肯罷休,最后說出了他不吐不快的心里話:“現在議論毛澤東少年時是否愛農業勞動,也不應該是原則錯誤吧。我當然不會喊什么‘我們再也不受騙了’,從此與誰一刀兩斷,我們只是覺得,我們做教師的,無論如何不要把從前別人騙我們的東西再拿來去騙學生。”大概正是看好了這些話,《作家文摘》摘發了此文,并作了個深沉的標題:《告訴孩子一個真實的領袖》。

    恕筆者武斷,這位教師的推論是形式邏輯的簡單推論,因而是經不起推敲的。按照辯證邏輯,依據客觀事實進行合情合理的思索,是得不出這個結論的。毛澤東少年時愛勞動和幫助別家收谷的故事,都是鐵定的事實,不是編造的、騙人的。發行量據說上百萬份的《作家文摘》7月6日摘發某教師文,告訴孩子們的,恰恰不是一個真實的領袖。鑒此,匆寫此文,澄清事實,以正視聽。

    請看目前還沒有聽到誰挑戰其可信度的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893--1949》是怎么說的:“毛澤東從六歲起就做一些家務和農活,如拔草、放牛、拾糞、砍柴,識字后也幫父親記帳。特別是十四到十五歲大約兩年的時間內,他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長工一同干活······犁、耙、栽、割,全套農活,他都樣樣在行。還常常跟長工爭勝,搶重活干,養成了山區農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勞,勤快樸實,不怕艱難,對農民的疾苦也體會很深。”(第2頁)這就是說,毛澤東少年時既干農活,又幫助父親記帳,對一畝地能產多少稻谷是清楚的。

    關于毛澤東少年時同情、幫助貧苦農民的故事,也不是編造的。現年76歲的唐振南老先生,原是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毛澤東的專家。他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曾參加“韶山毛澤東同志陳列館”籌備工作,對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作過兩年多的專題調查,親聞韶山老人講述毛澤東少年同情、幫助貧苦農民的故事有幾十個。這次筆者電話訪問他,他聽說有人說這些故事是編出來的,非常氣憤。他說,他座談、訪談的農民特別樸實,并不因為毛澤東當了主席,是中國最大的官,就討好瞎編胡說一氣。他們還像兒時那樣,親昵地稱主席是毛石三、三哥、石哥。他們說的都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真事、實事。唐振南先生在2007年《中華魂》雜志第6期上發表的《少年毛澤東同情貧苦農民的故事》一文講的5個故事中,就有幫助鄰居收谷的故事:一個秋天下午,天突降大雨,人們各自都在搶收曬在禾場上的谷子。聽到風雨聲,正在看書的毛澤東放下書往自家的場上跑,當看到鄰居毛茂生的妻子毛四阿婆一個人正在搶收谷子,就快速跑過去,幫她搶收,收完后才去收自家的谷子。這時,從田地里跑回來的父親看到自家曬的谷子被雨淋濕了,而且還被雨水沖走了不少,沖著毛澤東暴跳如雷。當聽到兒子說先去幫鄰居家收谷子,更是氣不打一處來,罵兒子是吃里扒外。毛澤東向父親講理道:爹爹,毛茂生家的田是佃的,田里押進去的銀子是借的,打了禾以后要交租付息。如果下大雨再損失一些,那就更不好過日子。我們家吃用有剩余,損失一點也不至于餓肚皮。當然這又短不了遭受父親的責罵和訓斥。

    至于“大躍進”,這是一個大話題,不是本篇短文能夠說清楚的。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和毛澤東有沒有農業常識沒有關系。

    毛澤東在五八年大躍進時,輕信浮夸吹牛說的農業放衛星的天文數字,除了和他頭腦發熱、發脹有關之,這是主要的。還和他相信了大科學家錢學森的一篇文章有一定關系。

    受當時農業大躍進、吹噓稻麥畝產幾千斤的影響,錢學森也坐不住了,在6月16日《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糧食畝產會有多少?》的短文。短文說：“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今后，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天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于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文章在講了換算方法以后說，“那么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看到這篇文章以前，毛澤東雖然對農業戰線創高產的熱情和積極性甚感欣慰,但憑經驗和常識,他心里沒底。可是看了錢科學家的文章后,他對報上來的天文數字真信了，聯想未來豐收的美景，他浮想聯翩,無比激動。8月初，他在接待來訪的赫魯曉夫時，以無比興奮的心情說，自1949年解放以來，“只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這段話也充分說明,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動機是好的,是想盡快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但夸大主觀能動性,不尊重客觀規律,急于求成,想一天等于二十年,是錯誤的,給黨和國家、民族以及他本人都帶來了很大不幸。

    1958年10月27日,在參觀“中國科學院躍進成就展覽會”時, 毛澤東情不自禁地當面夸獎錢學森,并同錢有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中國青年報》集體采寫的報道記述了這段對話。毛對錢說:你在青年報上寫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陸定一同志(時任中宣部部長)很熱心,到處幫你介紹。你在那個時候敢于說四萬斤的數字,不錯啊。你是學力學的,學力學而談農業,你又是個農學家。錢學森同志回答說:我不懂農業,“只是按照太陽能把它折中地計算了一下,至于如何達到這個數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現在發現那個計算方法也有錯誤。”主席苦笑著說:“原來你也是冒叫一聲!”毛澤東這句“原來你也是冒叫一聲”,發人深思,很值得考究。這等于承認自己是冒信了,等于承認大躍進是冒進了、搞錯了。

    1958年11月下旬,中央召開武昌會議。這時,大躍進初期的狂熱已過,中央開始降溫。一天晚上,毛澤東找水利方面的兼職秘書李銳談話。在談到糧食放衛星問題時,李問毛:你是農村長大的,長期在農村生活過,怎么能相信一畝地能打上萬斤、幾萬斤糧?毛說,看了錢學森寫的文章,相信科學家的話。(參見《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第67頁)

    人們愛說,毛澤東是人不是神。過去人們說這個話,是說毛澤東不可能永遠正確,他說的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一句等于一萬句。我們今天說毛澤東是人不是神,是想說,是人,他也會犯錯誤,就像古語說的,“人非圣賢,孰能無過。”毛澤東又不是一般人、普通人,是最高領導人,他的言行舉止,出了差錯,偏之毫厘,到下面就會謬之千里。他“感冒發燒”,下面就會打噴嚏說胡話,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是由于覺察到農業放衛星、工業大煉鋼鐵、十五年趕超英國,有吹牛、浮夸等問題,毛澤東從武昌會議直到廬山會議的前半段都強調反“左”,毛澤東也不止一次作自我批評,承擔責任。

    說到這里,說幾句并非題外的話:正確地總結毛澤東和我黨犯大躍進的錯誤,是為了向前看,今后不再重犯。像《炎黃春秋》雜志那樣,連篇累牘地發表過去被錯整成右派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泄私憤、發怨氣、甚至搞控訴的文章,就過頭了。適可而止,可以理解,令人同情。過頭了,就變味了,變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