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人民的兩個兒子

比較人民的兩個兒子？

從10月20日開始，中央電視臺連播電視劇《毛岸英》。看了幾集后，網民留下了肺腑之言：毛澤東不愧是人民的偉大領袖，毛岸英不愧是人民的好兒子。從這些留言中我就聯想到，鄧小平先生也曾自詡是人民的兒子。那么人民的這兩個“兒子”到底怎么樣呢？他們各自的馬列水平、功勞、人品暫且不談，只把他們各自寫的信拿來比較一下。毛岸英的信只以他寫給表舅的信為例。鄧小平先生寫的信很多，不一一列舉，只以幾篇公開發表的《鄧小平為兒女寫信求助汪東興》為例。本轉引人不加任何評論，把這個權利留給廣大的網友。同時，也可以把大家熟知的毛澤東的兒女情和鄧小平的兒女情比較一下。我想人民自有公認。

毛岸英寫給表舅父的信
三立同志：
       來信收到，你們已參加革命工作，非常高興。你們離開三福旅館的前一日，我曾打電話與你們，都不在家，次日再打電話時，旅館職員說你們已經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沒有提到你們的下落。本想復他并詢問你們在何處，卻把他的地址同信一起丟了（誤燒了），你們若知道他的詳細地址望告。
       來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長沙有廳長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慚愧。新的時代，這種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極端落后了，而尤以通過我父親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國之所以不同于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同于國民黨，毛澤東之所以不同于蔣介石，毛澤東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蔣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親貴戚仗勢發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靠自己的勞動和才能吃飯的時代已經來臨了。在這一點上，中國人民已經獲得根本的勝利。而對于這一層，舅舅恐怕還沒有覺悟。望他慢慢覺悟，否則很難在新中國工作下去。翻身是廣大群眾的翻身，而不是幾個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問題要整個解決，而不可個別解決。大眾的利益應該首先顧及，放在第一位。個人主義是不成的。我準備寫信將這些情形坦白告訴舅舅他們。
        反動派常罵共產黨沒有人性，不講人情，如果他們所指的是這種幫助親戚朋友，同鄉同事做官發財的人情的話，那么我們共產黨正是沒有這種“人情”，不講這種“人情”。共產黨有的是另一種“人情”，那便是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對勞苦大眾的無限熱愛，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親戚在內。當然，對于自己的近親，對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層特別感情的，一種與血統家族有關的人的深厚感情的。這種特別感情，共產黨不僅不否認，而且加以鞏固并努力于倡導它走向正確的與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徑。但如果這種特別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圍并與人民利益相抵觸時，共產黨是堅決站在后者方面的，即使“大義滅親”，亦在所不惜。
       我愛我的外祖母，我對她有深厚的描寫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許現在在罵我“不孝”，罵我不照顧楊家，不照顧向家；我得忍受這種罵，我決不能也決不愿違背原則做事，我本人是一部偉大機器的一個極普通平凡的小螺絲釘，同時也沒有“權力”，沒有“本錢”，更沒有“志向”來做這些扶助親戚高升的事。至于父親，他是這種做法最堅決的反對者，因為這種做法是與共產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水火不相容的，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
       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群眾觀點與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個人觀點之間的矛盾正是我們與舅舅他們意見分歧的本質所在。這兩種思想即在我們腦子里也還在尖銳斗爭著，只不過前者占了優勢罷了。而在舅舅的腦子里，在許多其他類似舅舅的人的腦子里，則還是后者占著絕對優勢，或者全部占據，雖然他本人的本質可能不一定是壞的。
      關于撫恤烈士家屬問題，據悉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經轉組織部處理。但要有精神準備，一下子很快是辦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會拖一下。請你記住我父親某次對親戚說的話：“生活問題要整個解決，不可個別解決。”這里所指的生活問題，主要是指經濟困難問題，而所謂整個解決是指工業革命，土地改革，統一的烈士家屬撫恤辦法等，意思是說應與廣大的貧苦大眾一樣地來統一解決生活困難問題，在一定時候應與千百萬貧苦大眾一樣地來容忍一個時期，等待一個時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別人好。當然，餓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親寫來的要求撫恤的信也收到了。因為此事經你信已處理，故不另復。請轉告你父親一下，并代我問候他。
        你現在已開始工作了吧，望從頭干起，從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負個什么責任，先要向別人學習，不討厭做小事，做技術性的事，我過去不懂這個道理，曾經碰過許多釘子，現在稍許懂事了——即是說不僅懂得應該為人民好好服務，而且開始稍許懂得應該怎樣好好為人民服務，應該以怎樣的態度為人民服務了。
       為人民服務說起來很好聽，很容易，做起來卻實在不容易，特別對于我們這批有小資產階級個人英雄主義的沒有受過斗爭考驗的知識分子是這樣的。
        信口開河，信已寫得這么長，不再寫了。有不周之處望諒。
         祝你健康！ 
              岸英上 十月二十四日 
 

鄧小平為兒女寫信求救助汪東興　　

 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說：從小到大幾乎沒見到父親寫過信。可在那個特殊的歲月，為了大女兒的婚姻問題，為了大兒子和小兒子上學的問題，他多次給毛澤東寫信。后來，他又給汪東興寫信。能為兒女們想到的、做到的，他都竭盡全力去做了。　　

為兒女們的事寫信　　

　1970年2月9日　，鄧小平在給汪東興（1968年起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信中寫到:

“12月上旬，我的小女兒毛毛回來了。1月初，我的小兒子飛飛也回來了（他們即將回到勞動的地方去）。我們同他們兩年多不見，一旦相聚，其樂可知。本來，我們曾希望兩個大的孩子（鄧林和鄧楠）也回來聚一下，她們沒有請準假。好在他們回來的機會是有的。”　　

“我的大女兒鄧林來信說，他們學校即將分配工作，她已向領導請求改行（即不做美術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術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個工廠中工作。我們對她也是這樣希望。加之她已有28歲，本身條件差，至今還沒有對象，本人一身病，所以在農村是很困難的，即使在工廠頂班勞動八個小時，也似有困難的。如能分配一個技術性的工作，如收發、文書、保管之類，對她的身體比較合適，懇請予以幫助，至為感激！”　　

“再，如能將她分配到同我們靠近些（如果我們長期在南昌的話），則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的奢望了。”　　

“從今年1月份起，中央給我們的生活費是每月205元。1月份，曾請省革委會負責同志向你請示，這個數目是否是我們今后長期的固定的生活費用，未見復示。前幾天，又收到2月份的，還是205元，我們當即了解這是新的規定。我們當照此規定 ，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當然坦率地說，這個數目對于我們這個九口人之家（我們夫妻，我的繼母，五個孩子，還有一個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們供給的）是不無困難的，因為除鄧林已有工資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給），我的大兒子，鄧樸方在醫院每月需要35元左右（吃飯25元是醫院規定的，抽煙及零用約10元），兩個大學生每月30元左右，三人即需約90至100元。我們在南昌的三個人，只有100元開支。此外，我的小女兒毛毛、小兒子飛飛在公社勞動所得，只夠吃飯，其他需用也要適當補助。再者，我們還得積點錢作為孩子們回家的路費（路遠，每人來往約需100元左右）和回來時的伙食費（回家來總要改善一點伙食），以及每年總要補充一點衣物、日用品。這樣算來，當然是緊的。但是，黨既然作了這樣統一的規定，我們沒有理由提出額外的請求，自當從我們自己用的100元中，每月節約二三十元，積起來作為他們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費。新的生活總會習慣的！”　　

“小孩子回來一次花錢太多，也很不容易。將來希望能先將毛毛調到能夠靠近我們一些的地方。”　　

　1970年9月13日　，鄧小平在給汪東興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了兒女們的事：“我和卓琳的情形，同過去告訴你的完全一樣，每天上午到工廠勞動，下午晚上，讀書、學習、看報、聽廣播，還做些家務勞動。除了去工廠外，未出院門一步。每天上工廠，有干部黃同志跟同。我們的生活日用，由黃同志和一戰士幫助，所以沒有什么困難。勞動成了我們最大的一種需要，雖然在盛暑，我們也堅持到工廠。在自己院里，還種了點菜蔬。我們對外沒有別的來往，只同幾個小孩通信。在醫院的大兒子鄧樸方，據說治療方面有一點進步，過去非用人工擠掏，不能大小便，現在能自己小便，勉強能大便了。這使我們很高興。他的生活由中央辦公廳直接照顧（據說每月30元，伙食25元外還有5元零用，很好了）。大女兒鄧林仍在河北宣化，他們學校還在搞運動，不知什么時候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的時候，我們夫婦仍希望你能給以幫助（上次信提及此事）。其他幾個孩子，都在農村勞動，一個在山西忻縣，一個在陜北富縣，一個在漢中寧強縣。”　　

                   為大兒子治病寫信    

 1970年9月，鄧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說組織上認為鄧樸方病情有所好轉，決定出院，由一護理人員送來南昌同他們一塊兒生活。
這個消息對他來說太突然了。兒子病情究竟好轉到什么程度、是否還需要繼續治療、送到這里他們有無能力照顧等，使他惶惑不安。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寫信給汪東興，向中央求助。1970年10月17日，鄧小平給汪東興的信：“從鄧林那里得知，鄧樸方治療確有進步，已可以自己小便，雖還很困難，但勉強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據我們揣想，他下半身還是完全癱瘓的，一切行動還要人搬運，不會好得這樣快。如果鄧樸方還是癱瘓的，行動必須有人幫助，來到我們這里，我們又有什么辦法呢？我們現在是三個老人，我的繼母七十幾歲了，我67歲了。卓琳雖只有55歲，病很多，身體還不如我們，高血壓較嚴重（最近低壓又由100上升到116，高壓180），心臟病也在發展。我們是沒有能力照顧他（樸方）的。更嚴重的是我們深切地期望，鄧樸方能夠治好。現在病情既有好轉，如可繼續治療下去，必能漸見大效。所以，我們懇切地希望他能在現在的醫院里繼續治療下去。以我們現在的條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幫助，要求黨的幫助。”  
 又在301醫院繼續治療 幾個月后，組織上認為鄧樸方的病情確有好轉，但考慮到鄧小平所反映的實際情況，沒有送往江西。從三0一醫院出院后，送進了北京社會救濟院。鄧小平疼子之心甚切，得知此消息后，鄧小平毫不猶豫的，立即提筆，再次給汪東興寫信。
“我們上次給你寫信，希望鄧樸方能夠繼續治療。現在既然無法治療，清河療養院的條件又是如此，我們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丟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慮，覺得還是把鄧樸方接到我們住地，同我們一塊生活較好。當然，把他接回來，我們三個老人在護理上是有困難的，因為他上床下床都要有人幫助搬動的。如果組織上能批準我們，有一個人幫助我們買買東西，做些雜務，同時護理一下鄧樸方，那我們是非常感激的。如果組織上認為這個要求不合理，那我們夫婦也愿意自己照料鄧樸方，因為這是我們不應回避的事情。不管領導上是否批準有一人幫助我們，我們決心請示組織上照上次的決定，派人把鄧樸方送來南昌，懇請領導批準。如果領導上批準，請早告訴我們，以便我們好作準備，免得臨時倉促。靜候你的指示。
鄧小平的一片愛子之心躍然紙上。歷盡周折，1971年夏天，鄧樸方終于獲準到了江西。

為子女上學寫信
1972年，鄧小平的小女兒毛毛和小兒子飛飛被分別安排進兩所大學學習，令鄧小平和家人喜出望外。4月22日，他再次提筆給汪東興寫了一封信。
“東興同志：好久沒有寫信了。由于主席和你的幫助，毛毛和飛飛進學校的事情已經解決了…兩個孩子得到這樣的照顧，我們只能對主席和黨表示由衷的感激！我們的情形一切照舊，不過我的繼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幫助我的妹妹生產和帶小孩，她七十幾了，身體一年不如一年。幾年來，在我們家里很勞累，所以我們勸她去天津一時期，比較松動一點。她走后，兩個孩子上學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顧一個殘廢的大兒子。因此，我暫時不能去工廠勞動，必得在家里做事（卓琳身體也不好）。我們想請一個人來幫助做做飯，特別幫助照顧殘廢人，已向領導提出，據說找人不易，工資較高（30元以上），且看找的結果如何。沒有別的，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生病就難辦了。我的大兒子鄧樸方，接回近一年了。一年來的腰身以下雖然完全沒有知覺（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機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據說，在醫院診斷時也對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術、打開看看的擬議，，后因送到救濟院而未果。我們總希望還能有一次醫治的機會，如果有可能再送回醫院治療，或施行手術。對此，我實在不好意思向黨提出。”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鄧小平對卓琳說：“因為我們的事連累了孩子們，今后我們要對他們好些。”      （轉引自《甘肅科技報》  2010年9月19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