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霍華德·津恩：美國人民的歷史
第十九章 令人驚奇的變化
海倫·凱勒在1911年曾說過：“我們參加投票？投票有什么用？”大約同一時期的埃瑪·戈德曼也說過：“普選權是我們的現代迷信?！?920年以后，婦女獲得了選舉權，可以像男人一樣參加選舉，但她們的從屬地位卻幾乎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20年代后期，在印第安納的曼西從事考察研究的羅伯特·林德和海倫·林德注意到，人們在評價某個婦女時，很看重她的容貌和衣著。同時他們還發現，當男人們直言不諱地談論婦女時，他們通?！跋矚g把婦女說成是比男人更單純的造物，更有道德修養，但她們相對來講又更不切實際，更情緒化，更易接受成見，更易被傷害，而且她們中的大多數不能夠面對事實，或是進行邏輯縝密的思考”（《中等城鎮》）。
當社會非常需要她們提供服務的時候，例如在工業生產或在軍隊中，或是在社會運動中，婦女們從為人妻、為人母、溫柔賢惠、操持家務、美容打扮、孤芳自賞的性別囚牢中邁出第一步，看來還是比較容易的。每一次，社會的實際需要都推動婦女們走出她們的牢籠（在某種程度上這可以說是一種以工作為條件的假釋〕；而一旦社會不再需要，她們每每又會被推回到囚牢中去。這自然會導致婦女們起來進行斗爭，要求改變這一現狀。
第二次世界大戰促使更多的婦女從家庭中走出來，參加到社會工作中。到1960年，有2300萬婦女在從事某種工作掙錢，占16歲及16歲以上所有婦女的36％。但這些參加工作的母親中，只有2％的人她們的孩子是在幼兒學校里。這些參加工作的婦女們的平均收入只是男性的三分之一左右。社會對婦女的態度比起20年代時并沒有多大的變化。
在60年代的民權運動中，開始出現了一些集體騷動的跡象。婦女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像通常在社會運動中和前線上一樣，只是普通的參加者，而不是運動的領導人。埃拉·貝克爾，是一個來自哈萊姆的老戰士，現在在南方進行組織活動。她很了解這種模式：“我從一開始就知道，大人先生們總是習以為常地讓女人們充當他們的支持者，在這群人里，根本不可能讓我這樣一個女人，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來擔當領導的角色?！?BR> 然而，在南方早期的那些危險歲月里，婦女在組織活動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因而受到了贊賞。不論年長年幼，所有參加示威活動的婦女都被投入了監獄。來自密西西比魯爾維爾的佃農范妮·盧·哈默，就是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組織者和演說家。她帶頭高唱國歌。盡管大家都知道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患了小兒麻痹癥，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的，但她還是勇敢地穿越警戒線。在群眾集會上，她鼓動大家要振作起來：“我是個殘疾人，我討厭我是個殘疾，我討厭極了！”
大約與此同時，白人婦女、中產階級婦女、職業婦女也開始發出自己的呼聲。貝蒂·弗里丹寫的《女性的奧秘》，就是早期一本影響很大的先驅性的著作?！澳莻€還沒有名稱的問題到底該叫什么？當女性想表達它時，她們都用什么詞兒呢？有時女人說‘我感到有些空虛……又不完全是’。有時她又會說，‘我覺得我好像不存在了。’”'
弗里丹不僅寫出了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的感受，她所講述的東西還觸及到了所有婦女內心深處。弗里丹所說的“奧秘”就是，一個女性，她只有作為母親、妻子這樣一種形象，她是為她的丈夫、為她的孩子而活著的。為此，她放棄了自己的所有夢想。她得出的結論是：“就女性而言，要發現自己，了解自己，唯一的辦法就是同男人一樣進行創造性的工作。”
1964年夏天，在密西西比的麥庫姆，在自由大廈（一個人們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民權總部），婦女們舉行罷工反對男人，因為男人們總想讓她們呆在家里燒菜煮飯、收拾床鋪，而男人自己則坐著汽車到處組織活動。弗里丹所講述的這種困擾和波動，看來都是各地婦女們的真實經歷。
到1969年，婦女已占到全美勞動力的40％。但她們多數是做秘書、清潔工、初級學校的教師、售貨員、服務員和保育員。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婦女，其丈夫的年薪不到5000美元。
那些沒有職業的婦女的情況又怎樣呢？她們在家里從事著非常辛苦的家務勞動，但這種家務常常不被看成是工作，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大概在任何一個物品和人力都可以用錢來買賣的現代社會里），如果工作不計報酬，不以金錢論價，就會被認為是毫無價值的。
那些從事典型的“女性職業”（如秘書、接待員、打字員、售貨員、清潔工、保育員等）的婦女，要受到各種各樣的羞辱，這種羞辱是整個下等階層包括男人在內在工作時的共同遭遇。除此之外，就因為她們是女人，還要受到另外一種羞辱：有人嘲笑她們考慮問題的方法，有人跟她們開下流的玩笑，有人還要對她們進行性騷擾。除了把她們作為性工具之外，人們常常完全不考慮她們的女性特征，冷酷地要求她們提高工作效率。
然而時代在改變。1967年前后，在各種運動如民權運動、要求建立一個民主社會的學生運動和反戰團體中，婦女開始舉行女性集會。1968年初，在華盛頓舉行的一個婦女反戰集會上，數百名婦女高舉火把，到愛靈頓國家公墓游行，上演了一幕“傳統女性的葬禮”。
1968年底，一個叫“激進派女性”的組織引起了全國的注意。她們抗議進行“美國小姐”選舉，把這稱作是“受壓抑的婦女形象”。她們把乳罩、緊身搭、髯發、假眼睫毛、假發和其他被她們稱作“女性垃圾”的東西，統統扔進了“自由垃圾箱”。她們還給一頭綿羊戴上了“美國小姐”的帽子。更重要的是，人們開始談論“婦女解放”了。
窮人婦女、黑人婦女，也用她們自己的方式來表明這一普遍存在的婦女問題。L964年，羅伯特·科爾斯在《危機中的兒童》一書中，采訪了一個剛從南方移居到波士頓的黑人婦女，她講述了自己對生活的絕望和尋找幸福生活的艱難：“對我來說，我真正感到自己還活著，是當我肚子里懷著我的孩子的時候?！?BR> 許多婦女，許多貧窮女人，不是只考慮她們作為女人所遇到的個人問題，而是像她們經常所做的那樣，悄悄地把鄰居們組織起來，去糾正那些不公正的事情，失爭取獲得所需要的服務。60年代中期，亞特蘭大一個叫“葡萄藤城”的社區，有1萬名黑人聯合在一起實行互助：他們建立了節儉商店、幼兒園和醫院，每月還舉辦家庭晚餐會，還創辦了報紙，開設了家庭咨詢服務社。組織人之一海倫·霍華德說：
這個活動場地我們是這樣搞到的：我們把街道的一部分隔離出來，禁止任何人通過。也不讓電車從這兒經過。全體鄰居都參加進來，放電唱機，跳舞；這樣持續了有一個星期。我們沒有被抓起來，盡管他們比我們人多。后來這個區就給孩子們建了這個活動場……
1970年，多蘿西·博登，一個亞特蘭大的洗衣女工，六個孩子的母親，講述了她為什么在1968年開始把做家務的婦女組織起來，加入了“全國家庭工作者同盟”。她說：“我認為，當社區就改善社區問題作出決策時，婦女也應該參與其中，擁有發言權。”
一個女子網球隊組織起來了。一位婦女為當一名職業賽馬師而斗爭，結果她如愿以償，成了第一個職業賽馬師。女演員為懷特尼博物館做警衛，向雕塑展覽中的性別歧視挑戰。女記者們在華盛頓的橄欖球場俱樂部門外設置糾察警戒，因為這家俱樂部排斥婦女。1974年伊始，有78 家學院設有婦女研究項目，約500所大學開設有關女性的課程講座2000多次。
一些地區性和全國性的女性雜志和報紙也開始出現了。出版了很多關于婦女歷史和婦女運動的書籍，一些書店還為她們開設了專柜。在電視娛樂節目中，既演一些對女性表示同情的節目，也演一些對她們表示刻薄的譏諷的節目，這些都顯示出這場運動已經具有全國性的影響。有一些電視節目內容低劣，婦女們認為那是對她們的侮辱，在表示抗議后，這些節目被取消了。
1967年，在婦女組織的游說下，約翰遜總統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禁止在聯邦職員中實行性別歧視，在隨后的幾年里，婦女組織還要求強制實行這一命令?！叭珖鴭D女組織”（NOW，1966年建立）抗議美國公司實行性別歧視，為此而提起的訴訟不下一千例。
要求獲得自由墮胎權也成了一個主要問題。1970年以前，每年近百萬次的墮胎中只有1萬例是合法進行的。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婦女做過非法墮胎，她們大多數是窮人，因為出現并發癥而不得不入院治療。究竟有多少婦女死于非法墮胎，沒有人能知道。但是很明顯的一點是，把墮胎視為非法對窮人是不利的，因為對富人來說，不管是把孩子生下來還是打胎，都有安全保障條件。1968年至1970年間，一場要求法院采取行動，取消禁止墮胎法的活動在加多個州蓬勃展開。1969年春天，哈瑞斯民意調查機構的一項間卷調查顯示，64％的被調查者認為，是否墮胎完全是私人的事。
終于，在1973年初．最高法院決定（“羅訴韋德案”，“多伊訴博爾頓案”），國家只是在妊娠的最后三個月禁止墮胎。在妊娠的第四至第六個月里，出于健康原因允許墮胎；在頭三個月中，婦女本人和她的醫生都有權做出決定。這些行動也推動了許多兒童護理中心的建立。盡管政府沒有給予太多的幫助，但成千家兒童護理中心還是建立起來了。
婦女們也就強奸問題第一次公開發表自己的看法。每年有報告的強奸案就有5萬起，但沒有報告的要更多。婦女開始參加一些課程講座，學習如何進行自衛。婦女提出強奸指控時，警察粗暴無理地對待和審問她們，攻擊她們，也遭到了婦女的抗議。
許多婦女積極開展活動，努力爭取國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即權利平等修正案（ERA），有相當多的州已經通過了。但是很顯然，即使它正式成為一條法律也還不夠；婦女已經爭取到的東西，還需要組織起來，采取行動，進行抗議，才能實現。即使這項法律確實有用，也只有用行動作支持才會有效。一位黑人女國會議員雪莉·奇澤姆說：
法律不會自動為我們做到這一點。在這個國家，我們必須把自己變成一個革命者。我們必須拒絕接受舊的、傳統的角色和形象……我們必須以新的、積極的思想和行動，取代關于我們女性的陳舊而消極的思想……
60年代的婦女運動所產生的最深刻影響，既不是在墮胎問題上所取得的實際勝利，也不是在爭取職業平等方面所取得的勝利，而是遠遠超出這二者之外，表現在“婦女團體”中常常發生的所謂“意識覺醒”上。這種“覺醒”在全國各地的家庭里都會遇到。這意味著婦女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女性角色，不再接受從屬的地位，重新確立自信心，建立起姐妹情誼的紐帶，母親和女兒之間形成新的一致和團結。人們第一次開始公開談論婦女的純生理特性。70年代初，最有影響的一本書是波士頓的11 位婦女編輯的“婦女健康全書”，即《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書中包含大量實用知識和信息，涉及婦女生理解剖、性別特點和性關系、女性同性戀、哺乳與健康，也涉及強奸與自衛、性交不適癥、生育控制、墮胎、妊娠、生產和更年期等等。
更為重要的不是這些知識信息、這些圖表和照片，也不是對這些以前從未注意過的領域進行如此直率的探究，而是全書所描述的那種健康情調和身體的歡娛，新知識和新發現所帶來的快樂，以及婦女之間不管年長年幼那種情同姐妹的關系。
于是，一場斗爭開始了。婦女以及她們的身體（對她們的剝削似乎就是從她們的身體開始的）當被作為性的玩物時，就說她們柔弱而無能；如果她身懷有孕，就說她依賴別人，不能自助；如果她已人到中年，就不會再有人說她漂亮；而一旦年老珠黃，就會完全忘掉她的存在。男人和社會為婦女制造了一個生物學的囚籠。就如阿德里安娜·里奇所說：“婦女就是被這種捆在我們身體上的繩索給束縛住了?！保ā秼D女的誕生》）
里奇還探討了婦女身上的被動性是如何培養起來的?！缎D人》一書引起了學校里的小姑娘們的熱烈討論。書中的主人公喬的母親告訴她說：“喬，我幾乎對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感到厭惡；但是我學會了不把它流露出來；而且，我還希望我能學會感覺不到它，盡管這有可能使我今后的40年也是這個樣子。”
處在一個“生育麻醉化和技術化”的時代，男性醫生們用各種各樣的器具來催生，代替了接生婆那有靈性的雙手。然而里奇說過，生育應成為肉體快樂和情感愉悅的源泉。對許多婦女來說，此時此地一個追在眉睫的問題是：如何消除饑餓、痛苦，改變從屬地位和擺脫受羞辱的處境。一位名叫約翰尼，蒂爾曼的婦女在1972年寫道：
我是個女的。我是個黑人女子。我是個窮女人。我是個胖女人。我是已年近中年的女人。我是個接受福利救濟的女人……我養育了6個孩子……我是在阿肯色長大的……我在那里的一家洗衣店里干了15年……后來搬到了加利福尼亞……。1963年我得了病，不能再干活了。朋友們幫我去領救濟……
領救濟維生就像一場交通事故，誰都有可能碰上，特別是對婦女來說。這就是為什么說福利是一個婦女問題。對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中產階級婦女來說，婦女解放是件值得關心的事。但對靠領救濟生活的婦女來說，首先是個生存問題。
她和其他領救濟的母親們組織了一個“全國福利權益組織”。她們宣傳說，婦女應該為她們付出的勞動如操持家務、撫養孩子而得到應得的報酬?！霸谒械膵D女沒有站起來之前，沒有一個婦女會得到解放。”
解決婦女問題的基本辦法，不只是要解除她們所受到的各種壓抑，而且要解除每一個女人所受到的壓抑。社會對婦女的控制相當精致而有效，但并不是由國家直接進行的。相反，它利用的是家庭，即用男人來控制女人，用女人來控制孩子，大家都忙于一個控制另一個，假如事情進展不順利的話，其中一個就會對另一個施加暴力手段。為什么不能轉變這一點呢？為什么不讓婦女自己去解放她們自己，讓孩子自己去解放他們自己，讓男人和女人都能互相理解，尋找他們所受的外界壓迫的共同根源，而不是在相互之間尋找壓迫的根源？
大概到那時，他們相互之間將會聯合起來形成一股力量，成千上萬的家庭將成為起義的發源地。他們將使自己的思想和行為革命化，而且恰恰就是發生在家庭這個與世隔離的私人的天地里，本來這個社會制度還曾經指望通過它來進行控制和實施教化的。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孩子，都將聯合在一起，而不是彼此反目，他們將使社會本身發生變化。
這是一個充滿反抗的年代。如果說在最微小、也最復雜的家庭牢籠里都發生了造反行為，那么，在最野蠻、最明顯的牢獄里，即在監獄制度本身內部發生造反，也完全在情理之中。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這類造反不僅數量上成倍地增加，而且也具有了從未有過的政治性質。在1971年9月紐約的阿提卡監獄，這場階級戰爭的殘酷性也達到了它的頂點。
美國的牢獄制度，起源于貴格會派改革的一個嘗試，想以此取代斷肢、絞刑、放逐等嚴酷的刑罰。建立牢獄的目的，是想讓犯人在與外界的隔絕狀態中產生悔悟之心，從而得到解救。但犯人卻往往因此患上了精神病，并在這種與世隔絕中死去。到19世紀中期，監獄的做法主要是驅使犯人從事苦役，同時輔之以各種各樣的懲罰措施，如關入小囚室，戴上軛狀枷鎖，關禁閉。紐約奧西寧監獄的看守人把這種辦法概括為：“為了改造罪犯，你必須首先摧毀他的意志?！边@種辦法被一直沿用下來。
但監獄犯人造反的事卻屢有發生。20世紀20年代發生了犯人騷動浪潮，這一浪潮最后以紐約的克林頓監獄騷亂而告結束。這個監獄有1600名犯人，當這場騷亂被鎮壓下去后，有3名犯人被殺死。在1950年到1953年間，美國監獄里共發生了50多次大規模的騷亂。60年代早期，在佐治亞采石場干活的犯人曾用采石用的大錘砸斷自己的腿，希望以此引起官方對他們每天都要面對的野蠻生活狀況給予注意。
1970年11月，加利福尼亞的福爾瑟姆監獄的犯人們開始了罷工，這場罷工成為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罷工。2400名犯人中，大多數人面對各種威脅和脅迫，拒絕回到他們的小囚室，拒絕進食，先后堅持了有19天之久。當局武力威脅與謊言欺騙兩手并用，最終破壞了這場斗爭。有4名犯人戴著鐐銬、赤身裸體地被關進一部大棚車里，并在14個小時內轉送到了另一所監獄。一個參與此次騷動的人寫道：“……意識在慢慢地覺醒。……種子已經播下……”
長期以來，美國的監獄就是美國制度本身的一個極端反映：窮人與富人之間生活水平反差極大，種族主義盛行，利用犧牲品相互攻訐，低微階層沒有發表意見的渠道，“改革”無休無止而變化卻微不足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過：“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是高是低，只要進它的監獄看一看就能判斷出來?！?BR> 你越窮，越是有可能進監獄。這是長期以來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而且犯人們比任何其他人更清楚這一事實。這不是團為窮人更容易犯罪——事實上他們確實如此，而是因為富人不必通過犯罪就能得到他想要得到的東西，因為法律就站在他們那一邊。而且，當富人犯了罪的時候，他們常常不會受到懲治，即使受到懲治，他也會獲得保釋而不必呆在監獄里，或是雇用精明伶俐的律師，從法官那里搞到較好的待遇。莫名其妙的是，監獄里常常是不合比例地關滿了貧窮的黑人。
在1969年，有502例騙稅案經調查證據確鑿。這些案例叫“白領犯罪”，通常涉及的都是一些很有錢的人。在這些被控有罪的人當中，只有20％的人被判入獄。平均每起案件騙稅是19萬美元，對他們的量刑平均是7個月。同年，因入室行竊和偷盜汽車（這往往是窮人的犯罪）有60%被判入獄。每起偷車案平均是992美元，量刑平均是18個月。入室行竊案平均是321美元，判刑則平均為33個月。
法官在作出判決時握有很大的量刑裁決權。在俄勒岡，有33人被證明違反征兵法，結果18人被判緩刑。在南得克薩斯，有16人違反同一個法，卻沒有一人被判緩刑。而在南密西西比，每一個被確證違法的被告，都被判處最重的處罰5年。在我國的一個地方（新英格蘭），各種罪案平均判處11個月，而在另一個地方（南部），則是78個月。這不單單是一個南方、北方的事。在紐約市，一個法官審理了因公共場合酗酒而被送來受審的673個人（都是窮人、因為有錢人都是在室內飲酒），其中有531人免于處罰。而在另一位法官那里，有566人犯有同樣的指控，卻只有一人免于處罰。
因為法院手中擁有這么大的權力，法官又是來自中產階級上層、清一色的正統白人，所以窮人、黑人、零時工、同性戀者、嬉皮士、激進分子想在法官面前得到平等的對待，是絕對不可能的。
犯人們每每在描述監獄里的實際情況時，一個個都不寒而栗。馬薩諸塞州沃爾波爾監獄的一個犯人說：
我們搞出的每一個方案，都會被當局用來作為反對我們的武器。如上學的權利，做禮拜的權利，會見客人的權利，寫信的權利，看電影的權利。它們最終都成了用來懲罰犯人的武器。在那些方案中沒有一條是我們自己提的。每一件事，一旦被當作是一種特殊待遇，就會從我們這里拿得遠遠的。結果就是讓犯人產生不安全感和挫折感，這些感覺會慢慢地把你吞蝕掉。
沃爾波爾監獄的另一個犯人說：
我已4年多沒有在那個又臟又亂的大廳里吃飯了。我真是再也吃不下去了。你可以在早上進那個流水服務線去看看，盤子里爬滿了蟑螂，足有一二百只。盤子那么臟，食物往往要么是沒煮熟，要么就是落滿灰塵，蛆蟲在里面爬來爬去。好多次我晚上餓極了，靠花生醬和三明治充饑。
犯人想跟外部世界建立聯系很困難。衛兵會撕毀他們的信件。要么就是半路截留信件，拆看信件。
犯人的家庭也跟著受罪。一個犯人報告說：“在大門最后要關閉的當兒，我4歲的兒子偷偷地溜進院子給我采了一束花。崗樓上的一個衛兵報告了典獄官，于是一個人帶著一個州警察進來了。他宣布說，如果再有小孩進這個院子，再采一朵花的話，所有的探視將一律中止?！?BR> 同早期的騷動相比，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監獄騷動具有完全不同的特點。女王收容所的犯人們把自己稱作是“革命者”。在全國各個監獄，犯人們都受到了當時全國發生的動亂、黑人暴動、青年人反抗和反戰運動的影響。這些年月里發生的事件預示著犯人們已經開始意識到，不管給他們判什么罪名，最大的犯罪正是維護這些監獄的當局干下的，是美國政府干下的?？偨y每天都在干破壞法律的事情，他派出轟炸機去殺人，派出士兵去被殺掉，超越憲法，超越“世上最高的法律”。各州和地方官員們則破壞黑人們的公民權，他們觸犯這些法律卻不會因此受任何懲罰。 關于黑人運動的文學作品和有關越戰的書籍，開始偷偷地進入監獄。黑人、反戰示威者們在街頭樹立的榜樣，確實令犯人們感到鼓舞——對這個無法無天的制度來說，只有發出挑戰，才是唯一的回答。
就是這個制度，判處一個52歲老黑人馬丁·索斯特25年到30年的監禁。他原在紐約的布法羅經營一家亞非書店，由于有人指證說他賣給一個知情人價值15美元的海洛因而被判入獄。但此人后來又放棄了他的證詞。不過索斯特并未因此而獲得釋放。他發現，沒有一家法院，包括聯邦最高法院，愿意對這一判決重新進行審理。他在監獄里呆了8年，被衛兵毒打10次，又被關了3年禁閉，直到被釋放前，他一直在跟監獄當局作斗爭。對這種不公正，只能用反抗來回答。
監獄里總有一些政治犯，他們因為參加激進運動，因為反對越南戰爭而被關進來。但是現在，又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政治犯。這些人有男有女，起初被指控是普通犯罪，但在監獄里，他們在政治上逐漸覺醒了。一些犯人開始把他們個人所受的折磨與這個社會制度聯系起來。然后，他們就不只是個人進行反抗，而且還參加集體行動。在充滿了野蠻競爭氣氛的監獄里，由于周圍犯人言行兇狠殘暴，每個犯人不得不更操心個人的安?！，F在，他們開始關心起民權、關心起他人的安全來了。
喬治·杰克遜就是這種新型的政治犯之一。他因搶劫了別人70美元而被判處無定期徒刑，即刑期雖有限度但具體刑期要依犯人表現而定。在加利福尼亞的索萊達監獄，他己經為此整整表現了10年仍未獲得釋放，最后他變成了一個革命者。
他寫的書《索萊達的兄弟》成了美國表現黑人斗爭精神的最受歡迎的書，犯人們在讀，黑人、白人也在讀。這多半也證明了他并不會是最后一個人。他知道，今后將會有什么事情等待著他：“從出生到夭折而亡，到去當仆人，做最低薪工人，打臨工，做清潔工，做犯人，做底艙看門人，沒有獲得保釋的權利——那就是我，一個殖民地的犧牲品。任何一個人，只要今天他通過了公務員考試，明天他就可以把我殺掉……而且根本不會為此而受任何處罰。”
有1971年8月，他在圣昆廷監獄被衛兵從背后開槍打死，據說他當時正試圖越獄。在杰克遜死后不久，全國就發生了一連串的騷動。
杰克遜被害所產生的最直接影響是1971年9月阿提卡監獄發生了暴動。這起暴動的起因是由于獄中犯人們長期以來一直遭受著深重的冤屈，但達到沸點則是因為喬治·杰克遜的死訊。阿提卡監獄的圍墻有30多英尺高2英尺寬，上面蓋有14個射擊塔樓。犯人中有54％是黑人，衛兵則百分之百的是白人。犯人們每天要在他們的小囚室里呆14到16個小時，他們的郵件被拆讀，他們能閱讀的東西有嚴格限制，家人來探訪也只能通過小小的鐵絲網孔，根本享受不到應有的醫療保護，對他們的假釋制度并不平等，到處都以膚色種族論處。
阿提卡監獄的犯人們起來要求獲得保釋權。但獄方聽取他們申訴的時間，加上宣讀申請書和保釋部3名成員對此進行審議的時間在內，總共還不到6分鐘。隨后獄方就作出決定，不進行任何解釋和說明。
在阿提卡，一個由獄中犯人主持的社會學講座，成了討論關于進行監獄改革的論壇。后來他們舉行了一系列有組織的抗議活動，發表了犯人宣言書，提出一系列溫和的改革要求。這種抗議活動在聲討圣昆廷監獄殺害喬治·杰克遜的那天達到了高潮。在抗議集會上，絕大多數犯人都拒絕吃午餐和晚餐，許多人還戴上了黑色的臂章。
1971年9月9日，犯人和看守之間發生了一系列沖突。最終，一群犯人沖破了焊接不牢的大門，占據了監獄4 所大院中的一所院落，還扣押了40名看守作人質。接下來5天，犯人們在大院里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團體。
應犯人們的邀請，一群公民觀察員來到監獄，其中包括《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湯姆·威克，他在《走向死亡時刻》中寫道：“監獄里，犯人們不分種族膚色，充滿了團結一致的氣氛，這真讓人感到驚異?！?BR> 5天之后，官方失去了耐心。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批準對監獄發起武力攻擊。國民衛隊、監獄衛兵以及地方警察帶著自動武器、卡賓槍和機關槍沖進了監獄，向這些手無寸鐵的犯人們發起了全面攻擊。當場有31名犯人被殺害。最初監獄當局向新聞界描述說，有9名被劫為人質的衛兵在發起進攻期間被犯人們勒住咽喉而致死。但官方的驗尸報告立即證明這是在撒謊：這9名衛兵是被槍彈打死的，而這些槍彈與殺害犯人的槍彈一模一樣。
在阿提卡事件之后的數周到數月里，當局采取了預防性行動，以粉碎犯人們進行有組織的反抗。但犯人們繼續要求進行改革，希望能讓犯人們互相進行照料，還試圖把單個犯人的憤怒反抗聯合起來，變成要求進行改革的集體行動。在監獄外面也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對監獄內犯人表示聲援的組織向全國發展，成立了監獄文學組織。對犯罪和刑罰的研究也越來越多，還開展了支持取消監獄的運動，理由是監獄并不能防止犯罪或是治愈犯罪，而只是擴大了犯罪。關于監獄改革提出了幾種選擇方案并開始進行討論：短期的辦法是建立社區改造所（除了無可救藥的暴力犯罪外）；長遠的辦法是建立經濟安全的最低保障。
除了他們自身及其朋友之外，犯人們還在思考監獄外面的問題，對其他的一些犧牲品表示關心。在沃爾波爾監獄，犯人在傳閱一份要求美國從越南撤軍的聲明，每一個犯人都在上面簽了名。這是一小伙犯人在進行了驚人的組織活動之后所取得的成果。感恩節那天，不僅在沃爾波爾監獄．還有其他三個監獄，大多數犯人都拒絕吃節日的特別餐，他們說，希望以此引起對全美國饑餓現象的關注。
犯人們還努力提出上訴，并在法庭上也贏得了一些勝利。阿提卡的公眾輿論和聲援團體，都發揮了各自的作用。盡管阿提卡的反抗者們被指控犯有重罪，面臨著被判處加倍的刑期，但這些罪名最后還是被撤銷了。不過總的來說，許多法院都公開宣布他們不愿意進入監獄這個被嚴密控制、與世隔絕的世界，因此，犯人們仍舊得像他們長期以來所做的那樣，繼續依靠他們自己的努力。
1978年，最高法院頒令宣布，新聞媒介進入監獄和囚室的權利不受法律保護。還規定監獄當局有權禁止犯人向別人講述、集會討論或是傳閱有關建立犯人協會的文獻。很顯然，犯人們從一開始就知道，通過法律不可能改變他們的生存條件，只能通過舉行活動進行抗議，組織起來進行抵制，創造自己的文化，創造屬于他們自己的文學，并與監獄外面的人們建立聯系?，F在，有更多的監獄外面的人知道了監獄里面是怎么回事。在爭取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中，有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曾被關在這圍欄里。他們了解監獄體制，也很難忘記他們的經歷。現在，這一切變成了一種基礎，監獄犯人們不僅打破了長久以來他們同外部社團的隔絕狀態，還在這里找到了自己的支持者。在70年代中期，這方面已開始初露端倪。
這是一個民眾普遍起來進行反抗的時代。婦女，曾經在每個家庭中被“保護”著，起來反抗了。犯人，曾經被關在不為人知的地方，關在圍欄的后面，也起來反抗了。更大的反抗還在后面。
這就是印第安人的反抗。他們曾是這塊大陸的唯一主人，后來被白人入侵者遠遠地趕到了邊遠地帶，給消滅了，幾乎就要湮滅無聞了。在1890年的最后幾天里，即圣誕節過后剛剛不久，對印第安人的最后一場大屠殺就在南達科他翁迪德尼克里克附近的派恩里奇發生了。
當這場屠殺過去之后，原有的350名男人、女人和孩子中，有200到300人被殺死。士兵死亡的有25名，大部分是被他們同伙的榴霰彈、子彈打中而送了命，因為印第安人總共只有幾條槍。
印第安人的部落經常受到攻擊，被征服擄掠，加上受饑餓折磨，全部被趕入了保留地，在那里，在饑寒交迫之中維持著生活，最終被分裂了。在1887年，一項“單獨占有土地法”試圖打破保留地，把它變成小塊的地段分給印第安人個人所有，從而把他們變成美國式的小農場主，但是這些土地大部分被白人投機商給奪走了，保留地殘存了下來。
后來在新政期間，一個印第安人的朋友，約翰·科利爾主管印第安事務署，他曾試圖使印第安人恢復部落式生活。但在以后的幾十年，情況并沒有發生重大變化。許多印第安人仍留在貧瘠的保留地里，而年輕人則常常離去。一位印第安人類學家說：“印第安人保留地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完備的殖民體系?！?BR> 有一段時間，印第安人離去或與他人混居看來是不可避免的。在20世紀之交時，美國最初的100多萬印第安人中，只剩下了30萬人。但后來人口開始一增再增，就如一株植物，想讓它自己死掉而不去管它，它卻又繁榮興旺起來一樣。到1960年時，印第安人就已達到80萬人。其中半數留在保留地，另有半數則生活在全國的各個城鎮中。一位印第安人自傳作者揭示了他們是如何拒絕被白人文化同化的。他寫道：
嗯，是的，我是上的白人學堂。我學會了讀書看報，閱讀《圣經》。但是，有時我發現這些還不夠。文明人太多地依賴于那些人造的印刷品。我開始閱讀“偉大精靈”的書，那就是它所創造的一切……
“騎熊”酋長路瑟，在他1933年所寫的自傳《來自斑鴿的故鄉》中寫道：
確實，白人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變化。但是，他們的文明所產生出的果實，盡管種樣繁多，色彩很鮮艷，味道也很誘人，但卻是病態的和毫無生氣的。如果使人變得肢體殘缺不全，沾染偷盜習氣，言行變得蠻橫無理，這些也能算是文明的組成部分，那還有什么進步可言？
我準備去做這樣的一個人，他用腳尖獨立于大地之上，冥想什么是生命及其意義何在，承認一切造物之間都有著親緣關系，并理解他與世間萬物的統一性，那時真正的文明觀念就會注入他自身……
正當60年代民權與反戰運動方興未艾之時，印第安人也在積蓄能量準備進行抵抗，思考如何才能改變他們的處境，并且開始使自己組織起來。
印第安人開始向美國政府提出一個頗讓它感到麻煩的問題：歷史上的條約問題。美國政府和印第安人簽訂的條約不下400個，但每一個都被他們破壞了。例如，在喬治·華盛頓政府時期，曾跟紐約的易洛魁人簽訂條約：“美國承認前文所指邊界之內之一切土地皆為塞尼卡族之財產……”但在60年代初肯尼迪總統執政時，美國就忘記了這個條約，在這里修建起了水壩，致使大部分塞尼卡人保留地被淹沒。
全國各地都開始出現抵制現象。在華盛頓州，曾經有一個古老的條約，政府根據這個條約從印第安人手里拿走了土地，但還給他們保留了捕魚權。隨著白人人口不斷增加，他們又想把捕魚區域全部劃歸自己所用，于是這個舊條約就變得不受歡迎了。1964年，當州法院宣布關閉該河流域并禁止印第安人繼續捕魚時，印第安人對法庭的命令表示了蔑視，繼續到尼斯闊利河里“捕魚”。他們還寧愿去坐牢，希望這能使公眾關注他們的抗議活動。
卷入偷捕事件的印第安人中也有參加過越戰的老兵，錫德·米爾斯就是其中的一個。1968年10月13日，他在華盛頓的尼斯闊利河弗蘭克地段捕魚上岸時被逮捕。他發表聲明說：“我是個雅基瑪和切羅基印第安人，我是個男人。有兩年零四個月的時間，我是在美國軍隊里服役當兵。我在越南打過仗，直到我受了重傷……我聲明從此不再為美國軍隊服務或盡任何職責。”
印第安人不僅用自己的身體進行回擊，也利用白人文化創造的東西如書籍、標語、報紙等進行反擊。1968年，阿克維薩森的莫霍克族的成員，在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圣勞倫斯河上創辦了一張著名的報紙《阿克維薩森評論》，上面登載的新聞、社論、詩歌，不僅充滿了挑戰的味道，還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幽默感。小瓦因·德洛利亞寫道：
正是從此以后，印第安人的思想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去年在克利夫蘭時，曾跟另一個人談論美國的歷史。他雖不是印第安人，但他說，他為歷史上對印第安人干下的一切感到非常遺憾?？墒恰安还苋绾?，如果你擁有那塊土地，你會拿它干什么？”我一直不明白他的意思，直到后來我發現，凱霍加河通過克利夫蘭的一段，河里的水很容易著火，因為有許多易燃的污物被倒入這條河里，結果居民們在夏天不得不特別注意，以免一不小心引起火災。有多少印第安人能想到，他們竟會造成這么一條容易著火的河呢？
1969年11月9日發生了一起戲劇性的事件，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使大家都對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別人從未受到過的不公平待遇表示關注。在那天太陽落山之前，有78個印第安人登上了圣弗蘭西斯科灣的阿爾卡特拉斯島并占據了這個島。阿爾卡特拉斯原是一處被廢棄不用的監獄，綽號叫“直布羅陀”，這里曾是一個讓人充滿仇恨和恐懼的地方。
但這一次情況完全不同。帶領這群人的有兩個人，一個是莫霍克族人，叫理查德·奧克斯，他領導著圣弗蘭西斯科州立學院的印第安研究所；另一個是薩西－?？怂棺宓挠〉诎踩烁窭姿埂に髌?，她是印第安學院著名足球明星和奧運會長跑、跳高和跨欄運動員吉米·索普的女兒。越來越多的印第安人跟著上了島，到11月底時，已將近有600人，他們來自阿爾卡特拉斯的50多個部落。
他們把自己稱作是“所有部落的印第安人”，還發表了一個聲明，宣布“我們要占有直布羅陀”。他們在宣言中提出，要用玻璃珠子和紅衣服買下阿爾卡特拉斯，這曾是300年前為曼哈頓島而付給印第安人的價錢。他們還宣稱，他們將讓這個島成為美國土著人生態學研究的中心：“我們將努力清除該河灣地區的空氣和水污染……讓魚類和動物在這里能重新生存……”
在隨后的幾個月里，政府切斷了電話、電力供應和對阿爾卡待拉斯島的供水。許多印第安人不得不離去，但還有一些人堅持呆在這里。一年后，他們仍在這里堅持著，他們還給“我們所有種族的兄弟和姐妹們以及大地之母哺育的人們”發出一封信，信中說：
我們繼續以自由、公正和平等的真理名義占據阿爾卡特拉斯島，因為你們，這個地球上的兄弟和姐妹們，會支持我們的正義事業。
我們知道，暴力只能培養出更多的暴力，因此我們將用和平手段繼續我們對阿爾卡特拉斯的占領，希望美國政府也能采取相應的行動……
我們是所有部落的印第安人！我們要堅守直布羅陀！
6個月以后，聯邦軍隊開進了這個小島，把住在這里的印第安人強行遷走。
在60年代末，皮博迪煤炭公司在新墨西哥的那瓦霍進行開采作業，開始無情地挖掘地表的土層。皮博迪公司出示了一份跟某些那瓦霍人簽訂的“合同”。這使人們想起了過去，那時為奪走印第安人的所有土地，也曾與一些印第安人簽訂過“條約”。
在1969年的春天，有150名那瓦霍人舉行集會，指出采煤會污染水源和空氣，會毀掉家畜的牧場，消耗掉他們可憐的水源。此次集會的組織人之一、一位上了年紀的那瓦霍婦女說，“皮博迪公司的妖魔正在撕開我們大地母親的心臟，蹂躪我們受傷的山峰，我們能感受到那陣陣的傷痛……我已在這里生活了許多年，我們不想離開。”
霍皮的印第安人也受到皮博迪公司作業的影響。他們給總統尼克松寫信表示抗議：“今天，霍皮人生活的土地正在受到傷害，正在遭受那些人的褻瀆．他們正從我們的土地里挖煤找水，好為白人的城市創造出更大的動力……‘偉大精靈’說過，決不允許這種事發生……‘偉大精靈’還說，不能從大地拿走東西——不能毀滅它的生靈……”
1970年11月底，一本叫《種族》的雜志出版問世了。在這些年代里，各類運動出版了無數的地方性出版物，以提供被正規媒體忽略了的信息，這是其中的一種。它報道了北加利福尼亞皮特河的印第安人的消息。有60名印第安人占據了他們認為是屬于他們的土地；當林業署命令他們離開時，他們對當局表示了蔑視。但是當局派來了150名士兵，他們帶著機槍、滑膛槍、步槍、手槍，手提大棒、警棍，牽著警犬，還拿著腳鐐和手銬。
一個名叫達里爾·威爾遜的印第安人寫道：“老人們被嚇壞了，小伙子們也不敢吱聲，小孩子像是被飛矛擊中的小鹿在驚叫亂跑。大家的心都在劇烈地跳動，像剛剛在酷暑烈日下跑完比賽一樣?！?BR> 士兵們開始揮動手中的大棒，有人受了傷，鮮血直流。威爾遜搶過一個士兵手中的大棒，卻又被打倒在地，還被銬了起來，臉朝下躺在地上。他的頭被打了好幾下。有個66歲的老人被打得失去了知覺，還有一個白人記者被逮捕，他的妻子也被打傷了。他們都被扔進汽車里給帶走了。當局指控他們襲擊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官員并且私砍樹木，但這些指控和罪名都不曾涉及土地的所有權問題。當這一插曲完全結束以后，他們還在繼續發出挑戰。
那些參加過越南戰爭的印第安人開始相互聯絡。在底特律的“溫特士兵調查所”，參加過越南戰爭的老兵們都在這里為他們的經歷作證。一個名叫埃文·黑尼的俄克拉荷馬印第安人講述了他的經歷：
同樣的大屠殺100年前就對印第安人進行過。當時也使用了細菌戰，他們把染有病菌的小盒子放進印第安人的毛氈里……我了解越南人民，而且我也知道，他們就像我們一樣……我們正在做的一切，其實是在毀滅我們自己和這個世界。
……我在俄克拉荷馬上學的那個學校，盡管有50％的孩子是印第安人，但在學校里、電視上或廣播里，關于印第安人的文化卻從來也不提。也沒有關于印第安人歷史的書，甚至在圖書館里也沒有……但是我知道有些事是錯誤的，我開始學習印第安文化……
針對他們的“自甘毀滅”，即他們的文化被消滅，一些印第安人開始行動起來。1969年，在第一屆美國印第安學者大會上，印第安人氣憤地指出，給全美國小學生閱讀的那些課本要么是把印第安人一筆抹掉，要么就是對印第安人大加侮辱。同年，印第安人歷史出版社成立了。在對中小學使用的400種教科書重新審查時，發現其中沒有一本對印第安人作過準確的描述。
其他的美國人也開始去關注和反思他們自己所學的知識。第一部試圖重新展現印第安人歷史的動畫片出現了，片名叫《小大人》，這是根據托馬斯·伯格的小說制作的。越來越多的關于印第安人歷史的書出現了，最后它們形成了一種完整的新文學。教師們對老一套的說教很反感，都把那些老課本扔掉，開始使用一些新的材料。一個初級中學的學生給他們的學校課本的出版商寫信說：
親愛的編輯先生，我不喜歡你們出版的那本叫《哥倫布之旅）的書。我不喜歡它，是因為你們所說的有關印第安人的一些事情并不是真的……另外我還不喜歡的是，在第69頁上講哥倫布邀請印第安人去西班牙，但事實是，他偷偷地帶走了他們！
你的真誠的，
策德·米蘭達
在1970年感恩節那天。即一年一度的清教徒登陸北美的紀念日，當局決定要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邀請一個印第安人去做慶祝演講。他們找到了一個叫弗蘭克·詹姆斯的印第安人，并且邀請他發表講話。但是當他們著到他打算用來演講的發言稿時，他們決定不讓他演講了。這樣，在馬薩諸塞的普里茅思，人們沒能聽到他的講話。在這篇演講稿中有這樣一段話：“我作為一個人，一個瓦姆帕諾亞格人，當我站在這里，要說說我的心里話的時候，我的心情非常復雜……那些清教徒們在科德角海岸探險活動進行得很艱難，4天后，他們搶劫了我的祖先的墓地，偷走了他們的小麥、谷物、豆子……我們的精神不會死亡……我們高高地站在這里，并為此感到驕傲，因為不用等太久的時間，我們將糾正那些錯誤，那些我們曾經被允許犯下的錯誤……”
在1973年3月發生的一件事，有力地證明了北美印第安人并沒有消亡。在1890年發生大屠殺的地方，在派恩里奇保留地，有幾百名奧格拉拉的蘇族人和他們的朋友們回到了翁迪德尼的村莊，占據該地作為象征，要求討回印第安人的土地和印第安人的權利。
不到幾小時，就有200多名聯邦調查局的密探、聯邦軍隊和印第安事務署的警察包圍并封鎖了這個鎮子。他們有裝甲車、自動武器、機關槍、榴彈發射架和催淚彈，很快就發起了進攻。
封鎖后，食品開始短缺。密歇根的印第安人用飛機送來了食物并投放在被包圍的鎮子里。第二天，聯邦凋查局的密探逮捕了飛行員和從密歇根來的一位醫生，因為他雇用了這架飛機。在內華達，有11名印第安人被逮捕，因為他們帶了食物、衣服和藥品供應給南達科他。在4月中旬，有三架以上的飛機投下了1200磅食物，但當人們去收集時，政府的飛機出現在上空并向他們射擊，同時還從四面八方向他們開火。弗蘭克·克利沃特，一個躺在教堂里小床上的印第安人也被子彈擊中。當他的妻子陪同他去醫院時，她被抓了起來并關進監獄。弗蘭克·克利沃特也死了。
槍戰在不停地進行，也不斷地有人死亡。最后，通過談判簽訂了一個協議，在協議里雙方同意解除武裝。圍困結束后，有120名占領者被捕。
印第安人堅持了71天。在被包圍的鎮子里，他們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共同體。他們建起了公共食堂、保健所和醫院。一個那瓦霍族的越戰老兵說：
有不少冷眼旁觀者認為我們會投降……但人們還是堅持著，因為他們相信他們進行的是共同的事業。這就是我們為什么會在越南輸掉，因為那里沒有值得我們為之奮斗的事業。我們打的是一場有錢人的戰爭，是為富人打仗……在翁迪德尼，我們做得相當好，因為我們是出于道義。因為我們一直相處得很快樂。
從澳大利亞、芬蘭、德國、意大利、日本、英格蘭都有聲援的消息傳到翁迪德尼。從阿提卡的一些兄弟們那里也傳來了消息，他們中有兩位是印第安人：“你們在為我們的大地母親和她的孩子們而戰斗。我們的精神在同你們一起戰斗！”華萊士·布萊克·埃爾克回答說：“小小的翁迪德尼變成了一個巨大的世界?！?BR> 在翁迪德尼事件結束之后，盡管有人死去，有人受到刑訊，盡管當局動用警察和法庭企圖打垮這一運動，但土著美國人運動仍在繼續?！栋⒖司S薩森評論》仍在繼續出版。1976年秋末，它的詩歌一欄里刊登了一首詩，就反映了這一時代的精神。作者艾拉·阿伯內西寫道：
我是那正在生長的青草，
也是那——
剪修刀，
我是那柳樹，
也是那——
枝條分割機。
* * *
我是你良心上的磨刀石：
請你
承認我。
60和70年代的反抗運動，還不只限于婦女、監獄犯人和印第安人，還有普遍的反抗，反對壓迫，反對矯揉造作，反對先前沒有受到任何質疑的生活方式。它觸及了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生育、孩子、性愛、性別、婚姻，以及服飾、音樂、藝術、休育、語言，還有飲食、起居、宗教、文學、死亡、學校等等。
性行為發生了驚人的變化?；榍靶孕袨椴辉偈峭低得氖?。男人和女人在婚姻外生活在一起，當要向別人作介紹時，還力爭用下述的詞語來描述自己的那一位：“我想介紹您與我的朋友認識一下?！苯Y了婚的夫婦則可以坦率地談論他們的私生活，一些書也開始討論“開放的婚姻”。手淫也成了可以公開談論的事，甚至還得到了贊成。同性戀不再被禁止。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還組織起來反對針對他們的歧視，并賦予自己一種團體觀念，戰勝羞恥感和孤立感。
所有這一切在文學中和大眾媒介上都有反映。出現了教導男人和女人如何獲得性生活滿足的新文學。電影在表現裸體時也不再有所顧忌。有關性的話語在文學和日常談話中越來越常見了。所有這些都跟新生活方式聯系在一起。特別是在年輕人中間，團體的生活方式很流行。
在60年代的文化變革中，還有更大的“不拘禮節”的表現。女權運動一直堅持要丟棄“女性的”和礙手礙腳的服飾，現在婦女們繼續堅持這一點。許多女性不再戴乳罩。束身用的“腰帶”曾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流行服飾，現在變得很少見了。年輕男人和女人的穿著越來越相似，都穿牛仔褲，過時的軍隊制服。男人們不再打領帶，各種年齡的女人們中穿短褲的越來越多，這是在對阿米利亞·布魯默表達無聲的敬意。
新的抗議音樂也很流行。皮特·西格從40年代起就唱過一些抗議歌曲，但現在他唱的是自己寫的歌，他的聽眾也更多了。鮑勃·戴倫和瓊·貝茲，不只唱一些表示抗議的歌曲，而且也唱一些反映叛離、反映新文化的歌，他成了流行的偶像。西海岸的一位中年婦女瑪爾維娜·雷諾茲，自寫并自唱了一些符合她社會主義思想和她的自由主義精神、批判現代商業文化的歌。她唱道：現在，每個人都“生活在小盒子里”，而且他們都“一模一樣”。
鮑勃·戴倫是一個獨特的杰出人才：他既唱強勁有力的抗議性歌曲，也唱一些表現自由和自我的個人歌曲。在一首憤慨的歌《戰爭之主》中，他希望有朝一日他們會死亡，而他則《在一個日光蒼白的午后》，追隨著他們的棺材?！侗┯昃鸵獊砼R》一曲則反復講述人類最后幾十年發生的恐怖故事，饑餓、戰爭、眼淚，死去的小馬駒，被污染的河水，滿地的灰塵．骯臟的監獄，預示著“一場暴雨就要來臨”。戴倫也唱過痛苦的反戰歌曲，如《上帝和我們在一起》，以及一首講述黑人活動家梅德加·埃弗斯被害的歌，《在他們的游戲中只有爪牙》。他向這舊的時代發出了挑戰，希望一個新的時代、“一個變化的時代”降臨。
天主教徒起來反對戰爭是天主教會方面發起普遍抗議的一部分，長期以來教會一直是保守主義的堡壘，曾與種族主義、主戰論和戰爭有染。牧師和修女們退出教會，公開宣布他們為性愛而生活，去結婚和生孩子，有時連正式離開教會的手續都不用辦。確實，守舊的宗教復興者還有很受歡迎的時候，比利·格雷厄姆[1]還指揮著他的上百萬信眾，但現在，這只不過是一些與主流相逆的小溪細流罷了。
隨著人們對大型權力機構如商業公司、政府、教會日漸失去信任，對個人或集體的自信心則越來越增強。各方面的專家都滿腹懷疑地關注著：隨著這種自信的增加，人們將自己來安排自己的生活，確定如何飲食起居、如何生活和如何保健。還有，人們對醫藥工業表示懷疑，發起反對化學防腐劑、無營養的食品和廣告的宣傳運動?，F在科學的證據說明了抽煙的危害，如肺炎、心臟病是如此的厲害，以至于政府禁止在電視和報紙上做香煙廣告。
開始對傳統的教育進行重新評價。學校原來灌輸給一代又一代人的愛國主義和服從權威的價值觀，只不過是使無知和愚昧變得長存不朽，甚至教會了人不尊重別的民族、種族、土著美國人和婦女。不只是教育的內容受到了挑戰，它的風格如拘泥于形式、官僚主義、頑固不化、屈從權威也受到了挑戰。雖然這只是在這個牢固的國家正統教育體制上打開的一個小缺口，但它還是在全國各地的新一代教師身上和支撐它們的新文學中得到了反映。
在如此短的一段時期之內，有這么多要求變革的運動集中涌現出來，在美國歷史上還從未有過。但是，在兩個多世紀中形成的這套體制，還是擁有大量的控制民眾的技巧，在70年代中期，這種技巧發揮了作用。
[1] 美國天主教布道家，本名威廉·富蘭克林·格雷厄姆．1918年生于北卡羅來納，1944年成為“青年基督”運動的首席布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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