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霍華德·津恩：美國人民的歷史
第十七章 “或者它會爆發？”
到了20世紀的50和60年代，美國出人意料地爆發了遍及南北的黑人反叛運動。人們也許不應該為此感到大驚小怪，因為對于被壓迫的人民來說，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始終是一種揮之不掉的記憶。只要歲月的流逝不能治愈被壓迫者心靈的創傷，他們便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揭竿而起。就美國黑人而言，奴隸制度恍如昨日，種族隔離、私刑處死以及各種各樣的屈辱和苦難更是刻骨銘心。更何況，所有這些并不單單只是一種記憶，它們還是一種活生生的現實，即一代又一代黑人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
30年代，蘭斯頓·休斯曾寫過一首名為《倫諾克斯大街上的壁飾》的詩，詩中寫道：
夢想既已推遲，
又如何預定明天？
是默默地死去，
像陽光下被蒸干了水份的葡萄干？
還是像流著膿血的瘡口
那樣潰爛？
是像腐肉一樣散發著腥臭，
還是像面包片和糖果那樣彌漫著香甜？
或者
它會被重負壓垮。
或者，
它會爆發？
在一個控制嚴密的社會里，人們常常會在藝術作品里發現各種各樣的或略顯粗糙或經過精心雕琢的內容隱晦的叛逆情緒。黑人社會也是如此：布魯斯[1]的哀婉中隱含著憤怒；爵士樂的歡快中預示著反叛。但在隨后的詩歌中，思想便不再那么隱晦了。“哈萊姆文藝復興”的重要人物之一克勞德·麥基在20世紀20年代寫過一首詩，該詩被亨利·卡伯特·洛奇作為年輕黑人中存在著危險傾向的例證收入了國會議事錄：
如果
我們必須去死
切勿像豬一樣
被剿殺在狩獵場里……
堂堂七尺男兒
面對兇殘怯懦的群小
即便是身陷絕地
行將罹難
也要戰斗到底！
康特·卡倫的詩《插曲》喚起了每一個美國黑人對自己孩提時代痛苦經歷的回憶。他們的經歷盡管千差萬別，但其實質卻是相同的。卡倫寫道：
騎馬穿過古老的巴爾的摩，
心里充滿了無限的歡樂，
我看到一個巴爾的摩人
目不轉睛地凝視著我。
我還只是一個八歲的孩子
他也比我大不了多少。
我沖著他微微一笑，
“黑鬼！”
他卻對我大聲罵道。
從5月到12月，
我看到了整個的巴爾的摩，
看到了那里所發生的一切，
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里。
20世紀40年代出現了一位天才的黑人小說家理查德·賴特。他于1937年出版的自傳體小說《黑孩子》向人們講述了他如何被慫恿與另一名黑人孩子打架以博取白人歡笑的事情。《黑孩子》毫不掩飾地向人們揭露了作者的每一件丑行，也反映了作者內心深處的沖突：
白種的南方聲稱它了解“黑鬼”，而我就是一名所謂的“黑鬼”。不過，白種的南方卻從來沒有真正了解過我——它從來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的感覺是什么……無論在何種意義上，我從來都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劣種。不管南方的白人對我說什么，我也從不懷疑自己作為人的價值。
不難看出，在那里，無論是詩歌、散文還是音樂，它們所隱晦地流露或清晰地表達出來的，全都是一個民族不屈不撓、堅忍不拔、生機勃勃和同仇敵愾的精神。
在《黑孩子》一書中，賴特談到了有關教育美國黑人兒童逆來順受的種種方式。但他同時指出：
黑人們對強加于他們的生活方式感覺如何？當他們身受孤寂之時，他們又將如何談論它呢？我想，這個問題可以用一句話來回答。一位開電梯的朋友曾這樣告訴我：
“天哪！如果不用警察和私刑打手對付這幫家伙，他們肯定會發生騷亂！”
盡管使用警察與私刑打手對付他們，南方黑人仍堅持不屈。共產黨積極從事活動，在9名年輕黑人被誣告在阿拉巴馬犯有強奸罪的“斯科茲波羅男孩案”的辯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安杰洛·赫恩登曾在肯塔基礦井當過童工，他的父親死子肺癆病。1932年，這位年僅19歲的黑人在佐治亞州加入了共產黨人在伯明翰組織的失業救濟委員會，接著他又加入了共產黨。后來，他這樣寫道：
我一生都在遭受壓榨、欺凌和侮辱。為了一周幾美元的收入，我在礦井下拼命地干活……我背上帶著“有色人種”的標記乘車，就好像我身上有什么令人作嘔的東西一樣。我聽任別人稱我為“黑鬼”，并且不管他們是否值得我尊敬，我都不得不向每一位白人說道：“是的，先生”。
我對此深惡痛絕，但從來都不知道該怎么辦。現在我突然間找到了這樣一種組織，在這里，黑人與白人坐在一起，一起工作，卻沒有種族和膚色的界限……
赫恩登成了亞特蘭大共產黨的組織者。1932年，他和他的同志們在許多街區建立起了失業救濟委員會的分會機構，為人們爭取房租救濟金。他們領導了包括600名白人在內的1000人的游行示威活動。示威活動的第二天，市政當局便答應為失業者提供6000美元的救濟金。但不久赫恩登即被逮捕并被單獨關押，他被指控違犯了佐治亞反暴亂法案。他回憶了受審時的情景：
佐治亞州當局向陪審團出示了從我的房間里搜出來的書籍，并當眾宣讀了其中的一些段落。他們訊問得非常詳細：你真的認為資本家和政府應當為失業工人提供保險嗎？黑人應當與白人完全平等嗎？你真的認為工人階級能夠管理工廠、礦山和政府嗎？難道資本家真的就沒有必要存在嗎？
我告訴他們，我對所有這些都深信不疑，而且還遠不止這些……
赫恩登被判有罪，并被關押了5年。直到1937年最高法院裁定他被判罪所依據的那項佐治亞法律違憲，他才獲釋。正是像他這種充滿戰斗精神的黑人使當權者感到非常害怕，而且，他們一旦與共產黨聯系起來，就會變得更加危險。
另外還有一些著名的黑人與共產黨有聯系：如在審訊中為赫恩登辯護的黑人律師本杰明·戴維斯，以及像歌唱家、演員保羅·羅伯遜和作家、學者W.E.B．杜波依斯這樣一些全國聞名的人物。
30年代此起彼伏地彌漫于黑人中的好戰氣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處于低迷狀態。這一時期，國家一方面譴責種族主義，另一方面仍然在軍隊中實行種族隔離，黑人仍然只能從事收入低微的工作。但在戰爭結束的時候，一個新的因素進入了美國的種族格局，這就是在非洲和亞洲興起的規模空前的民族主義浪潮。
哈里·杜魯門總統不得不認真予以對付，尤其是當與蘇聯的冷戰開始以后。對種族問題采取必要的行動，這并不單單是要平息國內黑人的情緒（戰爭期間的慷慨允諾曾一度使黑人感到振奮，而現在基本未變的生活條件又使他們感到沮喪），而且是要平息非白種世界對美國的譴責，它們指責美國是一個種族主義社會。杜彼依斯在很久以前說過一句當時沒有引起人們關注的話，這句話在1945年時卻開始惹人注意了。他說：“20世紀的問題就是膚色界限問題”。
1946年晚些時候，杜魯門任命了一個民權委員會，并建議把它變成一個常設性的民權問題委員會，他建議由國會通過法律來反對對黑人動用私刑，停止支持種族歧視，他還提議通過新的法律來結束就業中的種族歧視現象。
杜魯門任命該委員會的動機是非常明確的。是的，它既有“道德上的原因”，也有“經濟上的原因”，因為種族歧視使國家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也造成了人才的浪費。但是，最重要的也許是國際上的原因：“戰后，我們的國際地位已經變得極其重要，我們的任何一個極微小的行動都會對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們無法回避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的民權記錄已成為世界政治中的一個問題”。
現在美國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態走向世界，它的目標非常宏大，那就是攫取世界霸權。正像杜魯門的民權委員會所稱：“……我們的任何一個極微小的行動都會對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
于是美國開始采取一些微小的改良行動，并期望它們能夠產生巨大的影響。議會沒有頒布民權委員會所請求通過的法律。但是，就在1948年，總統選舉的4個月之前，為了應付選舉中的左派即進步黨總統候選人亨利·華萊士的挑戰，杜魯門發布了一項行政命令，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實行種族隔離的各部隊“盡可能快地”實行種族平等政策。該項命令的出臺不只是受到了來自選舉的壓力，而且也是出于鼓舞軍隊中黑人士氣的需要，因為戰爭的可能性在增長。但軍隊花了10年時間才徹底廢除種族隔離制度。
杜魯門在其他領域也可以發布相關的行政命令，但他沒有這樣做。憲法第14 條和第15 條修正案以及19世紀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法律賦予了總統消除種族歧視的足夠的權力。憲法要求總統執行這些法律，但沒有一位總統行使過這種權力。杜魯門也沒有。當勇敢的南方黑人在一系列反對學校中種族隔離的訴訟案中與最高法院對抗時，最高法院終于在1954年放棄了它從19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捍衛的所謂“隔離但平等”[2]的理論。在“布朗訴教育局”一案中，法庭判決說，在學校中實行的種族隔離制度“會使孩子們產生自卑感……這種自卑感將會給他們造成一種無法彌合的心靈創傷”。因此，它指出，在公立學校教育中“決不允許‘隔離但平等’之說存在”。
但法院也沒有立即實行變革：一年后，它宣布說，種族隔離設施應當以“慎重的速度”予以廢除。到1965年，即“慎重的速度”指導方針確定了10年之后，75％以上的校園里仍然實行著種族隔離制度。
不過，美國政府于1954年宣布種族隔離為非法，畢竟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決定，這一消息傳遍了世界。在國內，對那些沒有意識到言詞與事實之間通常存在著的差距的人來說，這也是一個令人振奮的變革信號。
在別人看來，這似乎已是非常大的進步了，但對黑人而言，它卻遠遠不夠。20世紀60年代早期，黑人反叛運動遍及南部各地。60年代晚期，他們又在100多個北部城市發動了暴亂。對于那些對奴隸制度沒有刻骨銘心的體驗的人來說，把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屈辱都用詩歌、音樂、偶然爆發的憤怒以及經常性的郁郁寡歡來表達，這簡直是無法理解的。這種屈辱的體驗有時候也會通過政客們的演講、政府的法律和決定折射出來，但實踐表明，它通常都沒有什么實際的意義。
然而，對于那些對奴隸制度和屈辱的生活有著親身的體驗，其處境沒有得到絲毫改變的人們來說，反抗則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它的出現不遵從任何預定的時間表，其爆發也往往與一系列無法預測的事件相伴隨。1955年底，反抗活動出現了。這一天，在阿拉巴馬州首府蒙哥馬利，活躍于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43歲的女裁縫羅莎·帕克斯太太決定坐在公共汽車上的“白人區”，結果她被捕了。“嘿……工作了一整天之后，我感到非常累。我每天都在飛針走線，為白人趕制服裝……但我從來沒有想過而且也一直弄不明白的是：我們何時和用什么方法才能像人一樣行使我們自己的權利？……”
蒙哥馬利的黑人呼吁舉行群眾集會。他們決定進行聯合抵制，拒絕乘坐全市的公共汽車。他們組織起小車隊運送黑人上班，大多數黑人則干脆步行上班。當局進行了報復，100名聯合抵制的領導人受到指控，許多人被投入了監獄。白人種族隔離主義分子采取了暴力行動。四座黑人教堂發生了炸彈爆炸案。聯合抵制的領袖之一、出生于亞特蘭大的27歲的牧師小馬丁·路德·金博士家的前門遭到槍擊，他的家也受到了炸彈的襲擊。但是蒙哥馬利的黑人堅持不屈。1956年11月，最高法院廢除了地方公共汽車上的種族隔離制度。
蒙哥馬利事件只是個開端。它預示了未來10年里席卷整個南方的聲勢浩大的抗議運動的方式和精神狀態：群情激昂的教堂集會，配合當前戰斗的贊美詩，尋找失落的美國精神，贊揚非暴力，渴望奮斗與犧牲。
在聯合抵制期間，馬丁·路德·金在一次群眾集會上作了一次演講，這是不久之后他那將鼓舞數百萬人要求種族公正的演講的一次預演。他說，抗議不能只是停留在反對公共汽車上的種族隔離這一層面上，而且更要針對那些“深深根植于歷史中”的事情：
我們已經認識到了屈辱，我們已經懂得了侮辱性的語言，我們已經被投入了被壓迫的深淵。我們決定把抗議作為反抗的唯一的武器……我們必須運用愛的武器，我們必須同情和理解那些仇視我們的人。
金所強調的愛和非暴力思想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這使得他在遍及全國的黑人和白人中間贏得了一批同情者和追隨者。但有的黑人卻認為那不過是一種天真的幻想。因此當被誤導的人們為愛所傾倒之時，另一些人仍在進行著艱苦的戰斗。正因為如此，在蒙哥馬利聯合抵制運動兩年之后，在北卡羅來納的門羅，前海軍陸戰隊員、當地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主席羅伯特·威廉斯的觀點曾名震一時。威廉斯認為，黑人在暴力面前應當以牙還牙，必要時可以開槍自衛。所以，當當地的三K黨黨徒攻擊門羅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一位領導人的住宅時，威廉斯與其他黑人一起用來福槍進行了還擊。三K黨黨徒被迫撤離（三K黨現在遇到了它自己采取的暴力手段的挑戰；襲擊北卡羅來納州印第安人社區的一個三K黨組織也被印第安人用來福槍打退了）。
在此后的數年里，南方的黑人仍然強調非暴力。1960年2月1日，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伯勒一所黑人學院的4名新生決定在商業區只供白人就餐的伍爾沃斯午餐柜臺前坐下用餐。柜臺拒絕為他們提供服務，但他們不愿離去，并且以后每天都過來，其他人也開始加入進來。
在此后的兩周內，靜坐抗議擴展到南部5個州的15個城市。
在紐約哈萊姆的公寓里，一位名叫鮑勃·摩西的年輕黑人數學教師在報上看到了格林斯伯勒靜坐抗議者的一幅照片。他說，“照片上學生們臉上的表情既帶有幾分沉郁，又流露出憤怒和堅毅。而在以前，南方的黑人看起來總是顯得膽怯和畏縮。這一次他們表現出了創造性。他們是與我同齡的年輕人，我知道，這件事將會影響到我的生活”。
一些地方發生了針對靜坐者的暴力行為。但在此后的12個月里，100多座城市里的5萬多人（其中大多數是黑人，也有一些白人）參加了各種各樣的示威活動，3600多入被投進了監獄。但到1960年底，格林斯伯勒和其他許多地方的午餐柜臺還是向黑人開放了。
1961年春，一群白人和黑人一起從華盛頓特區乘公共汽車去新奧爾良旅游。他們是第一批試圖打破州際間種族隔離模式的“自由乘客”、這種種族隔離制度早已不再合法，但聯邦政府卻從來還沒有在南方實施過有關種族平等的法律。這時的總統是約翰·F·肯尼迪，他在種族問題上也表現得小心翼翼，他主要關心的是南方民主黨白人領袖的支持。
公共汽車沒能到達新奧爾良。在南卡羅來納，自由乘客們遭到毆打；在阿拉巴馬，自由乘客的一輛汽車被點燃，他們遭到拳頭和鐵棍的毒打。南方的警察和聯邦政府對這些暴力沒有進行任何干預。聯邦調查局的特務只是在一旁看著，并作了記錄，但也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與此同時，一批老靜坐抗議者們剛剛成立了一個叫做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組織，旨在以非暴力的戰斗性行動爭取平等權利，他們組織了另一場從納什維爾到伯明翰的自由乘客運動。出發前，他們向華盛頓特區的司法部尋求保護，但遭到斷然拒絕。正如斯佩爾曼學院學生魯比·多麗斯·史密斯的報道所說“……司法部不答應。他們不能保護任何人，但如果有事情發生，他們將會予以調查。你們當然知道他們會怎樣做……”
這支不分種族的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組織的自由乘客隊伍在阿拉巴馬的伯明翰被拘留，他們在牢房里呆了一夜之后被警方押送到田納西邊境。但他們又重新回到了伯明翰，并乘公共汽車前往蒙哥馬利，在這里發生了流血沖突，他們遭到了白人拳頭與棍棒的毆打。此后，他們繼續上路，前往密西西比的杰克遜。
此時的自由乘客運動已成為全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政府急于阻止進一步的暴力事件發生。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不再維護自由乘客們的旅行抗議權利，同意在杰克遜逮捕他們，作為交換條件，他要求密西西比警方保護他們免遭可能的暴徒襲擊。自由乘客們在監獄里堅持斗爭，提抗議，唱歌，要求維護他們的權利。
佐治亞的奧爾巴尼是美國南部一座仍然彌漫著奴隸制氣氛的小鎮，共有2.2萬黑人。1961年冬和1962年，這里接連發生了群眾性的示威活動。有1000多人沖向監獄，舉行游行和集會，抗議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像遍及南方的所有示威活動一樣，這里的黑人兒童也參加了進來——新一代正在學習如何采取行動。在一次集體大逮捕中，奧爾巴尼的警察總監坐在桌旁依次登記被監禁者的名字。當他抬頭看見位年僅9歲的黑人孩子時便問道：“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直盯盯地瞪著他說：“自由，自由”。
1963年，伯明翰的數千名黑人迎著警察的棍棒、催淚瓦斯、警犬和高壓水龍頭沖上了街頭。，與此同時，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年輕人（絕大多數是黑人，也有一些白人）進入所有南部各州（佐治亞、阿拉巴馬、密西西比、阿肯色）的社區進行宣傳鼓動。在當地黑人群眾的積極參與下。他們組織起來登記選民投票，抗議種族主義，鼓起了民眾反抗暴力的勇氣。
當1964年夏季來臨時，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與其他一些民權組織在密西西比集會。面對越來越猖獗的暴力活動，他們決定向全國其他地方的青年發出呼吁，尋求支持。他們希望借此引起人們對密西西比局勢的關注。因為在密西西比以及其他地方，當民權斗士們被毒打和監禁之時，當聯邦法律遭到踐踏之時，聯邦調查局卻一次又一次地冷眼旁觀，司法部的律師們也一次又一次地隔岸觀火。
在“密西西比之夏”的前夕，即1964年6月初，民權運動組織租用了白宮附近的一家劇院，滿滿一汽車的密西西比黑人來到華盛頓舉行公開聽證會，揭露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暴力以及前往密西西比的志愿者們所遭遇的種種危險。維護憲法的律師作證說，政府擁有阻止這種暴力的合法權力。該項證詞的抄件與一份要求聯邦政府在密西西比之夏期間提供保護的聲明一起送達約翰遜總統和司法部長肯尼迪，但卻杳無回音。
在舉行公開聽證會的12天之后，3名民權工作者（一位年輕的密西西比黑人詹姆斯·錢尼及兩名白人志愿者安德魯·古德曼和米歇爾·施沃奈爾）在密西西比的費城被捕，當天夜間晚些時候獲釋后，他們緊接著又被抓捕，并在遭到鐵鏈的毒打后被槍殺。由于知情者的作證，正副行政司法長官及其他相關人員最終都被判了刑。但為時已晚。由于肯尼迪、約翰遜和其他總統一次又一次地拒絕由聯邦政府阻止針對黑人的暴力行為，終于發生了密西西比屠殺案。
黑人對聯邦政府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夏天的晚些時候，民主黨在華盛頓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在此期間，來自密西西比的黑人要求在州代表團中擁有部分席位，以便代表占全州人口40％的黑人的利益。他們的請求遭到自由派民主黨領導人的斷然拒絕，其中包括副總統候選人休伯特·漢弗萊。
國會開始對黑人的暴動、騷亂及世界輿論的關注作出反應，它在1957、1960和1964年相繼通過了一系列民權法案。這些法案在公平選舉、平等就業等方面作出了許多規定，但是，這些規定在執行中卻顯得軟弱無力甚至干脆被棄置不顧。1965年，國會又通過了由約翰遜總統提議的一項更為強硬的選舉權法案，從而確保了聯邦政府在任何時候都有權保護選民的登記權與投票權。該法案對南方黑人投票權產生了明顯的影響。1952年，有100萬南部黑人登記投票，占合格黑人選民的20%；1964年，登記人數達到200萬，占合格黑人選民的40% ；到1968年達到了300萬，占合格黑人選民的60% ——這一比例已與白人選民的參與率相當。
聯邦政府試圖在不進行根本性變革的情況下控制住爆炸性的局勢，把憤怒的情緒導入投票箱、溫和的請愿、官方批準的和平集會這些傳統的冷卻機制。當黑人民權領袖打算在1963年夏發起一場大規模的進軍華盛頓運動以抗議政府在解決種族問題上的無所作為時，這場運動很快便被肯尼迪總統及其他政府領導人所利用，并把它變成了一次氣氛友好的集會。
馬丁·路德·金在集會上的演講打動了20萬黑人和白人的心。“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極富雄辯力，但卻沒有眾多黑人所感受到的那種激憤之情。當阿拉巴馬出生的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領導人、曾多次遭受逮捕和毆打的年輕的約翰·劉易斯試圖在集會上對暴行提出強烈批評時，他的演講稿受到了進軍華盛頓運動領導人的審查。這些領導人認為他的演講稿中有意漏掉了他在演講中批評政府和鼓吹采取強硬態度的一些關鍵性的句子。
華盛頓集會的18天之后，一枚炸彈在伯明翰一座黑人教堂的地下室爆炸，4名前往參加主日學校班的女孩被炸死，這真好像是對華盛頓集會所表現出的溫和態度的故意蔑視。肯尼迪總統稱贊這次進軍“充滿熱情而又溫和莊嚴”，但黑人斗士馬爾科姆·艾科斯或許更了解黑人社區的真實情緒。在進軍華盛頓和伯明翰爆炸案的兩個月后，馬爾科姆·艾科斯在底特律以他那頗富感染力的，清脆悅耳、抑揚頓挫的語調說：
黑人上街了。他們到處都在談論如何進軍華盛頓……談論進軍華盛頓、進軍參議院、進軍白宮、進軍議會，使之陷入癱瘓和停頓，不讓政府正常運轉。
最底層的人民走上了街頭。白人嚇得要死，華盛頓特區的白人政權嚇得要死……
他們是這樣來對付進軍華盛頓運動的。他們參加進來……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并接管了它……進軍運動最終變成了一次野餐旅行、一場滑稽表演。這不過就是一場小丑們主演和所有人參加的鬧劇而已……進軍運動被完全控制了……他們吩咐黑人們何時到達城鎮，于何地休整，打什么標語，唱什么歌，發表什么樣的演說以及不能發表什么樣的演說，并吩咐他們在日落時離開城鎮。
但是，只要炸彈還在教堂持續爆炸，只要新“民權”法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黑人的生存條件，黑人要想參與到“民主聯盟”中來絕非易事。1963年春，白人的失業率為4.8%，而有色人種的失業率則為12.1％。根據政府的估計，五分之一的白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黑人則占了黑人人口的一半。民權法案著重強調了投票，但投票并不是解決種族主義或貧困的根本手段。在哈萊姆，已參加選舉數年的黑人依然居住在鼠害泛濫的貧民窟里。
1964 和1965年是國會民權立法的高峰期，但正是在這兩年，全國各地都發生了黑人暴動。
1965年8月，林登·約翰遜簽署了強硬的選舉權法，為黑人選民提供聯邦登記以保證其投票權。正在這個時候，洛杉磯的瓦茨黑人居住區卻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狂烈的城市暴動。暴動的起因是警察強行逮捕一名年輕的黑人司機，用警棍毆打一名圍觀者，誣陷一名黑人少婦向警察吐痰并將其拘捕。于是街頭發生了騷亂，商店被洗劫和焚毀。奉命調來的警察與國民衛隊開槍彈壓。34人遇難——其中大多數是黑人，數百人受傷，4000多人被捕。
1966年夏爆發的騷亂更多。在芝加哥，黑人們投擲石塊、搶劫、縱火，國民衛隊則用亂槍掃射。結果，3名黑人被殺，其中一人為年僅13歲的男孩，還有一個是年僅14歲的懷孕女孩。在克利夫蘭，國民衛隊被召來鎮壓黑人社區的一場暴亂，4名黑人被槍殺，其中2人為警察所殺，2人為白人市民所害。
現在已非常清楚，在南方那種社會環境下，黑人運動采取非暴力形式確有其策略上的必要性，它能夠有效地喚起全國輿論反對南方的種族隔離。但是，試圖用這種辦法來解決長期存在著的黑人社區的貧困問題則顯然是行不通的。1910年，90％的黑人生活在南方；而到了1965年，密西西比三角洲81％的棉花都是由機器收摘的，在1940至1970年間，400萬黑人離開農村來到城市謀生；到1965年，己有80％的黑人生活在城市，而且有50％的黑人生活在北方。
1967年，全美黑人居住區都爆發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騷亂。根據國家城市騷亂咨詢委員會的報告，其中有8 起大暴動、33 起“嚴重但規模不大”的暴亂和123 起“小規模”的騷亂。83人死于槍戰，其中絕大多數是死在紐沃克和底特律。“在所有騷亂事件中，傷亡者絕大多數是黑人平民”。
根據該委員會的報告，“最典型的暴亂分于”是那些高中退學的年輕人，“他們比他們的那些未參加暴亂的黑人同胞多受了一點教育”，并“經常處于半失業狀態或者從事一些卑微的工作”。這些人“為自己的種族而驕傲，極端仇視白人和中產階級黑人，他們對政治頗為敏感，但對現實政治制度又持有極不信任的態度”。報告把暴亂歸咎于“白人種族主義”，并認識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城市中爆炸性的不安定因素一直在不斷增加”：
就業、教育和住房方面普遍存在著種族歧視與種族隔離……這導致了我們各大城市中貧困黑人的集中化趨勢日益增長，交通和服務設施惡化與人們的需求越來越不相適應，造成了危機的日漸增長……
一種新的情緒在黑人尤其是年輕黑人中迅速蔓延開來。在這種新情緒中，自尊與種族優越感正在取代對“制度”的冷漠與屈從。
委員會的報告本身是現存制度面臨反叛時的一種常用手段：建立一個調查委員會，發布一份報告；不管報告的措辭如何強烈，它都不過是起著緩和氣氛的作用。
但它也并非總是完全有效。“黑人權力”成為一種全新的口號，它表達了對已取得的任何”進步”或白人的任何妥協的不信任，是對家長式統治的否定。馬爾科姆·艾科斯是這一觀點最雄辯的代言人。1965年2月，馬爾科姆在一次公開演講中遇刺身亡，謀殺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他成了這場運動的殉難者。成千上萬的人閱讀他的自傳。他死后的影響遠遠超出了生前。
馬丁·路德·金盡管仍然受到敬重，但他的地位現在已被新的英雄所取代，例如黑豹黨的休伊·牛頓。黑豹黨人有槍，他們聲言黑人應當自衛。
1964年歲末，馬爾科姆·艾科斯在向訪問哈萊姆的密西西比黑人學生演講時說：
你們應當讓你們的敵人明白，為了得到自由你們將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只有用這種辦法，你們才能得到自由。這是你們獲得自由的唯一方法。當你們采取這種態度的時候，他們會稱你們為“狂熱的黑人”，或者稱你們為“狂熱的黑鬼”——他們不說黑人。或者他們會稱你們為極端分子、陰謀顛覆分子、煽動分子、赤色分子或激進分子。但是，只有當你們長期保持激進的立場并爭取到足夠的人民站在你們這一邊的時候，你們才能得到自由。
馬丁·路德·金本人也越來越關注民權法所未曾觸及的問題——那些由貧困而產生的問題。1968年，他開始公開反對一些害怕失去華盛頓的“朋友”的黑人領袖的意見，公開反對越南戰爭。他把戰爭與貧困聯系了起來：“我們花這么多錢去送死、去毀滅，卻拿不出足夠的錢去維持人民生計，從事建設性的開發”。
金現在成了聯邦調查局的頭號口標。他們竊聽他的私人電話，還寄給他偽造的信件，威脅他、敲詐他，甚至在一封匿名信中要求他自殺。聯邦調查局的內部備忘錄曾經不止一次討論過重新尋找一位黑人領袖以取代金的問題。正像1976年參議院關于聯邦調查局的一份報告中所說的那樣，聯邦調查局試圖“毀掉馬丁·路德·金博士”。
金把注意力轉向了令政府頭痛的問題。他在華盛頓設計了一座“窮人營地”，這次，總統并沒有給他父親般的贊許。接著他又前往田納西的孟菲斯去聲援該市垃圾工人的罷工。在那里，他在旅館陽臺上被一蒙面人槍擊身亡。窮人營地運動繼續進行。但它像1932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老兵爭取退伍津貼的運動一樣，最后也被警察驅散了。金的被害在全國引發了新的城市騷亂。在騷亂中，39人遇難，其中35名是黑人。大量證據表明，盡管所有的民權法案都是白紙黑字，一清二楚，但現在法庭在暴力與非正義面前已不再保護黑人了。例如：
1970年春，在密西西比杰克遜市的一所黑人學院杰克遜學院的校園里，警察用短槍、來福槍和一挺輕機槍猛烈掃射了28 秒鐘。400發子彈或彈片擊中了女生宿舍，2名黑人學生遇難。地方大陪審團裁定這次攻擊是“正當行為”，由肯尼迪任命的美國地方法院法官哈羅德·考克斯則宣布，那些參與國內騷亂的學生都是“自作自受和找死”。
1970年4月，在波士頓，一名警察射殺了一個手無寸鐵的黑人——一個在波士頓市立醫院受監護的病人。當這個黑人咬他身邊的毛巾時，警察朝他開了5 槍。但波士頓市法院的首席法官卻宣布該警察無罪。
此類事件在美國歷史上無休止地重復著，它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其根源乃是深深植根于現存制度和美國國家觀念之中的種族主義。但也有其他的情況，如警察和聯邦調查局針對好戰的黑人組織者蓄意策劃的暴力事件。
1969年12月4日凌晨，將近5 時，一小隊攜帶輕機槍和短槍的芝加哥警察襲擊了黑豹黨人居住的一座公寓。他們向樓內發射了大約200發子彈，殺死了正睡在床上的21歲的黑豹黨領導人弗雷德·漢普頓和另一名黑豹黨人馬克·克拉克。數年后，人們在一次法庭調查中發現，聯邦調查局在黑豹黨中安插了一名密探，他向警方提供了該公寓的樓層圖，包括弗雷德·漢普頓所在房間的草圖。
政府采取謀殺與恐怖手段是因為讓步政策（立法、演講以及林登·約翰遜總統的民權贊美詩“勝利屬于我們”）未能奏效嗎？在1956 至1971年間，聯邦調查局擬定了一個龐大的反情報計劃（即著名的COINTELPRO 計劃），針對黑人組織采取了295次行動。黑人以其戰斗精神對破壞活動進行了頑強的抵抗。
也許是政府擔心黑人會把注意力從可控制的投票領域轉向更危險的貧富階級沖突的舞臺？1966年，密西西比格林維爾的70名窮苦的黑人占領了一座廢棄的空軍營地，并一直堅持到被軍隊驅散。一名當地婦女尤尼塔·布萊克維爾說：“我感覺聯邦政府并不關心窮人的死活……我們對現政府已經失去信心，我們打算建立自己的政府，因為現在沒有愿意代表我們說話的政府”。
新的趨勢比民權運動本身更加危險，因為它創造了把黑人與白人在階級剝削問題上聯合起來的可能性。早在1963年11月，A．菲利浦·倫道夫在美國勞聯—產聯的聯合代表會議上談到民權運動時就已預見到了它的方向：“今天黑人的抗議只不過是‘下層階級’的第一聲吶喊。在黑人走上街頭之后，各種族的失業者也都會相繼走上街頭”。
過去曾用來對付白人的方法，即用經濟誘餌把少數人拉攏到現存制度中來，現在開始用來對付黑人了。由此便產生了人們所說的“黑人資本主義”。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和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領導人都成了白宮的座上客。蔡斯·曼哈頓銀行和洛克菲勒家族（蔡斯銀行的控股人）對發展“黑人資本主義”表現出了特殊的興趣。確實產生了一些微小的變化，而這些微小的變化卻被著意大肆渲染了一番：更多的黑人面孔出現在報紙和電視上，意在給人造成一種變革的印象。人數雖少但足以引起人們注意的一小撮黑人領袖被納入了主流社會的軌道。
一批新的黑人代言人公開譴責了這種現象。羅伯特·艾倫在其《資本主義美國的黑人正在覺醒》中寫道：“要使整個社會受益……就必須把黑人商業企業作為整個黑人社區的社會財富而不是個人或少數人的財富來對待和管理……”
黑人婦女帕特里夏·羅賓遜于1970年在波士頓散發的小冊子《窮苦的黑人婦女》中說，黑人婦女要把“自己與世界上更加廣大的窮人以及他們的革命斗爭聯系起來”。貧窮的黑人婦女“己開始對男權統治以及實行這種統治的階級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的合理性提出強烈質疑”。
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資本主義制度遏制日益高漲起來的令人恐懼且頗富爆炸性的黑人運動的努力逾加難以實施了。在南部，大量的黑人參加了投票。在1968年的民主黨代表大會上，3名黑人進入了密西西比代表團。到1977年，已有2000多名黑人在南部11個州中任職（1965年時只有72人）。其中2人為國會議員，11人為州參議員，95人為州眾議員，267人為縣委員會專員，76人為市政長官，824人為城鎮委員會成員，18人為縣司法行政長官和警察局長，508人為學校董事會成員。
這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但是，占南部人口20％的黑人仍然僅僅擁有不到3％的民選職位。一名《紐約時報》記者在分析1977年的新形勢時指出，即便是在黑人擔任重要職務的城市里，“白人幾乎總是把持著經濟權力”。在黑人梅納德·杰克遜當選為亞特蘭大市長后‘“白人商界巨頭仍繼續發揮著他們的影響力”。
南部的黑人可以到商業區的飯店和旅館里工作而不再因為其膚色受到阻撓。更多的黑人能夠進入學院、大學、法律學校或醫藥學校學習了。北部城市盡管在住房方面仍然存在著種族隔離現象，但已開始來來往往地用校車接送孩子以便辦起種族混合學校。然而，所有這些都不足以阻止如弗蘭西斯·皮文和理查德·克勞沃德在其《窮人的運動》中所說的“黑人下層階級的毀滅”——失業人數的增加、黑人居住區環境的惡化、犯罪率的上升、吸毒和暴力事件的增多。
根據1977年夏勞工部的報告，黑人年輕人的失業率為34.8％。盡管少數黑人可以得到新的就業機會，但是，因糖尿病而死去的黑人卻可能是他們的兩倍，為因貧困和對黑人區的絕望而不斷增長的暴力殘殺奪去生命的黑人則更可能高達七倍之多。
統計數字并不能說明一切。作為一種全國性的現象，種族主義并不只限于南方，它也存在于北部各城市。聯邦政府向窮苦的黑人作出讓步，讓他們與窮苦的白人為爭奪匱乏的資源而相互廝殺，而這種資源的匱乏正是由現存制度造成的。從奴隸制下獲得解放的黑人為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爭得生存的條件，被迫為爭奪少量的就業機會而與白人發生長期的沖突。現在，隨著住房領域種族隔離制度的取消，黑人們拚命想搬進白人街區，而在那里，白人們本來就生活貧困，擁擠不堪，困難重重，黑人的進入恰好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發泄怒氣的靶子。
在波士頓，接送黑人孩子到白人學校和接送白人孩子到黑人學校引發了白人街區的暴力浪潮。政府和法院為了應付黑人運動而發起的用公共汽車按送孩子到混合學校的活動是針對抗議活動所作出的一種機智的讓步，其結果是把白人窮人和黑人窮人推到了為簡陋不堪又數量有限的學校而公開競爭的地步，因為這些學校是這個制度為所有的窮人提供的。
當黑人被封閉在黑人居住區里、被增長著的中產階級所分裂、被貧窮折磨得瀕于死亡、被政府所攻擊、被驅趕著同白人發生沖突的時候，他們真的被制服了嗎？70年代中期確實沒有再發生大規模的黑人運動。但是，一種新的黑人意識畢竟已經出現并日益發展著。
新的黑人運動能夠超越60年代民權運動的局限、超越70年代自發的城市騷亂、超越種族分離主義，從而在白人與黑人之間結成具有歷史意義的新聯盟嗎？沒有人知道。正像蘭斯頓·休斯所說：夢想既已推遲，又如何預定明天？或者默默地死去，或者它會爆發？
[1] 布魯斯（the blues），一種傷感的黑人民歌．慢四步爵士舞曲。
[2] seporate but equal，意思是實行黑白種族隔離，但允許黑人在教育、就業、交通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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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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