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霍華德·津恩《美國人民的歷史》
第十二章 帝國與臣民
1897年，西奧多·羅斯福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說心里話……我幾乎歡迎任何戰爭，因為這個國家需要戰爭。”
1890年，也就是在翁迪德尼大屠殺那年，人口普查局正式宣布封鎖國內邊境。此時，追求利潤的資本主義制度早已將目光轉向了海外，向外擴張是其天性。1893年開始爆發的嚴重的經濟衰退，強化了在國內政治、經濟精英們中間正在醞釀著的一個觀念：即為美國商品尋找海外市場，也許能解決國內消費不足的問題并阻止經濟危機的爆發，正是這種經濟危機導致了19世紀90年代的階級沖突。
對外的冒險活動是否會將某些罷工和抗議運動的反叛力量轉向外敵？它是否能使人民和政府、軍隊聯合起來，而不是處于敵對關系？這并非是絕大多數精英們有意識的計劃——這只不過是被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對孿生兄弟所推動的必然結果而已。
海外擴張并不是什么新觀念。甚至在美國與墨西哥戰爭（正是這次戰爭使得美國的勢力得以延伸至太平洋）之前，門羅宣言就已放眼南方，目光越過了加勒比海。1823年，亦即拉丁美洲從西班牙的控制之下贏得獨立之時，美國發表的這一宣言就明確地向歐洲國家表示，美國把拉丁美洲視為自己的勢力范圍。不久以后，一些美國人又開始考慮進入太平洋的夏威夷、日本以及中國的廣大市場了。
然而事情已不僅僅只是停留在思考上，它們還被付諸實踐。1962年，國務院的一份報表（為武力干預古巴而提交參議院委員會作為可循先例）列舉了1798年至1895年間對他國的103次干預。國務院對這些事件作了詳細的描述，以下是該報告中列出的一些事例．
1852－1853年，阿根廷
海軍陸戰隊在布宜偌斯艾利斯登法駐扎，保護革命期間的美國利益。
1853年，尼加拉瓜
政治動亂期間保護美國人的生命和利益。
1853年，日本
“日本開放”和佩里遠征（這里，國務院省略了細節，包括用戰艦強迫日本向美國開放港口）。
1853－1854年，琉球和小笠原群島
在去日本前和等待日本答復的過程中，海軍準將佩里三次訪問了日本。其間，他曾進行過一次海軍示威、兩次海軍登陸行動，從沖繩島那霸的封建領主那里取得加煤權。在小笠原群島，他也組織了示威活動，得到了商業便利。
1854年，尼加拉瓜
北圣胡安（為了給一名在尼加拉瓜被冒犯的美國部長報仇，格雷敦城被毀）。
1855年，烏拉圭
在蒙得維的亞一次革命嘗試之中，美國與歐洲海軍登陸保護美國利益。
1959年，中國
保護美國在上海的利益。
1860年，安哥拉，葡屬西非
在本地人惹麻煩時，為了保護美國人在基桑堡的生命和財產。
1893年，夏威夷
表面上是為了保護美國人的生命和財產；實際上是創立一個在桑福德·B·多爾控制下的臨時政府。美國否認這一行為。
1894年，尼加拉瓜
一次革命之后，為了保護美國在布盧菲爾德的利益。
這樣，到19世紀90年代，在海外探險和海外干涉方面，美國已積累了很多經驗。海外擴張的思想觀念流傳甚廣，不僅存在于上層軍官、政客和商人圈子里，甚至還存在于某些農民運動領袖中間——他們認為海外市場能給他們提供幫助。
美國海軍上校A.T．馬漢，一位頗受人歡迎的擴張主義宣傳者，對西奧多·羅斯福和其他美國領導人有很大的影響。他指出：擁有最強大海軍的國家將成為地球的主人，“從現在開始，美國必須放眼海外”。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亨利·卡博特·洛奇在一本雜志上著文表示：
為了奪取太平洋經濟霸權，我們必須控制夏威夷島……在尼加拉瓜運河建成后，我們還必須控制古巴島……為了今后的擴張和目前的防御，我們偉大的國家正迅速兼并地球上的荒蕪地區。這是一種推動人類文明和種族進步的運動，美國作為世界偉大民族之林中的一員，決不能落伍。
在美西戰爭前夜，《華盛頓郵報》的社論指出：“我們獲得了一種新的意識（力量意識），因為有了這種意識，我們萌生出顯示我們力量的新欲望。人民希望品嘗帝國滋味，正如叢林動物嗜血一樣……”
“人民希望品嘗帝國滋味”真是來自于本能的侵略渴望和迫切的利己本性？或者這“帝國味道”（假如這“味道”真的存在）只是由當時富甲一方的新聞界、軍人、政府以及熱衷功名的學者創造、鼓動、宣傳、夸張出來的而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學者約翰·步濟時認為日耳曼和盎格魯－撒克遜兩個種族“具有建設國家的特殊天賦”，他們“肩負著指導現代世界政治文明的使命”。
在當選為總統的幾年前，威廉·麥金萊曾指出：“我們要為我國的剩余產品尋找海外市場。”1897年初，印第安納州參議員艾伯特·貝弗里奇就宣布：“美國工廠所生產的產品超過了美國人民的需求；美國土地生產的糧食同樣供過于求。命運為我們安排了擴張政策，世界貿易勢在必行，美國必須主宰它。”
1893年，當一些美國人（具有傳教士和菠蘿經營商雙重身份的多爾家族）在夏威夷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之后，美國并沒有兼并它，西奧多·羅斯福認為這種優柔寡斷的表現，是“反對白人文明的犯罪行為”。隨后，他在海軍軍事學院指出：“所有強大的種族都是富有戰斗精神的種族……和平的勝利遠不如戰爭的勝利偉大。”
哲學家威廉·詹姆士是當時主要的反帝國主義者之一，他在寫到羅斯福時，稱其“滔滔不絕地鼓吹戰爭，仿佛戰爭是人類社會的理想狀態”。
那么，這期間美國國內市場情況究竟如何呢？事實上，1898年90％的美國產品都在國內銷售，只有10％的產品銷向海外，總額為10億美元。1885年，煉鋼行業的刊物《鋼鐵時代》卻指出，國內市場不足，“將來應通過增加海外貿易解決和防止”工業產品生產過剩的問題。
19世紀80和90年代，美國石油大量出口。到1891年，洛克菲勒家族標準石油公司的煤油出口量占美國總出口量的90%，控制了世界市場的70％。石油已成為銷往海外的主要產品，它的銷售量僅次于棉花。
假如海外擴張看起來好像是一種慷慨之舉（幫助起義者推翻外國統治者，就像幫助古巴推翻外國統治者那樣），那么，國內要求擴張的呼聲將會更為強烈。到1898年，古巴人民為了贏得獨立，已與西班牙統治者進行了3年的戰爭。此時，極易產生對外干涉的民族情緒。
在古巴，國家商業利益一開始似乎并不需要軍事干涉為其鳴鑼開道。只要能自由地進入外國市場，美國商人就不需要殖民地或者征服戰爭。在20世紀。“門戶開放”的思想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主旋律。相對歐洲建立帝國的傳統方法而言，這種帝國主義的方法更為老練。但是，如果和平的帝國主義不能奏效，那就必須采取軍事行動。
比如，在1897年底1898年初，因為中國與日本不久前進行了一次戰爭，國力日漸削弱，德國軍隊乘機占領了中國的青島港。在隨后幾個月內，其他歐洲強國占領了中國。當主要帝國主義強國正著手瓜分中國時，美國落在了后邊。此時，過去一直鼓吹自由貿易和平發展的《紐約商業雜志》，現在也極力主張舊式的軍事殖民主義。它強烈要求美國修筑一條越過中美洲的運河，獲得夏威夷，并組建一支強大的海軍。
1898年，美國對古巴的商業態度也有了類似的轉變。自古巴人民開始起義反對西班牙統治以來，商人們關心的只是它對這里開展貿易的可能性會產生什么影響。他們在該島擁有可觀的經濟利益。美國公眾支持古巴人民起義則是基于這樣的想法：古巴人民像1776年美國獨立革命時期的美國人民一樣，正在為自己的解放而戰。然而，上一次革命戰爭（即美國獨立革命）的保守產物美國政府，在觀察古巴發生的事態時，心中盤算的卻是自己在那里的權利。無論是古巴起義初期在任的克利夫蘭總統，還是隨后繼任的麥金萊總統，官方都沒有將起義者視為交戰國公民；只有從法律上承認古巴起義者是正在與西班牙交戰的公民，美國才能夠在不派遣軍隊的情況下向古巴起義者提供援助。但許多人也有顧慮，即擔心古巴獨自取勝并將美國拒之門外。
美國政府的這種舉動似乎還有另一種擔心。克利夫蘭政府曾指出，古巴人勝利后可能會“建立一個黑人共和國和白人共和國”，因為古巴是兩個種族混居的國家。黑人共和國則可能占主導地位。1896年，年輕而有口才的帝國主義者溫斯頓·丘吉爾（他母親是美國人、父親是英國人）在《星期六評論》上著文表達了上述思想。他認為，雖然西班牙當局的統治很糟糕，起義者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但讓西班牙當局繼續統治還是要更好一些：
嚴重的危機正在顯現出來。戰場上五分之二的起義者是黑人。倘若起義成功，這些人將要求在政府內占有優勢地位……結果是，戰爭勝利后，另一個黑人共和國將會產生。
這里所說的“另一個”黑人共和國，是相對于海地而言的。1803年海地爆發了反對法國統治的革命，導致新世界里誕生了第一個由黑人自己治理的國家。西班牙駐美公使曾就古巴革命致信美國國務卿。他在信中指出：
在這次革命中，黑人是起義者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僅主要的領導人是黑人，至少五分之四的支持者也是黑人。……倘若古巴島能宣布獨立，戰爭的結果將是：黑人分離出來并組建一個黑人共和國。
1898年2月，在哈瓦那港，美國戰艦“緬因”號（它象征著在古巴事件中美國的利益），在一次神秘的爆炸事件中被炸毀，沉入海底，268人因此喪生。雖然找不到任何引起爆炸的原因，但美國國內的激動情緒迅速蔓延，麥金萊開始轉向戰爭。
正是在這年春天，麥金萊和商業界開始認識到，如果沒有戰爭，他們將西班牙從古巴趕走的目標就不能實現，而與此相伴的另一目標，即確保美國在古巴的軍事和經濟權利之安全，不能委托給古巴起義者，只能靠美國的干涉加以保證。
此前，國會已通過了保證美國不兼并古巴的特勒修正案。發起和支待該修正案的，既有那些關注古巴獨立、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人，也有那些認為只需“門戶開放”’、無需軍事干涉的商界人士。但到1898年春天，商界人士已經產生了采取軍事行動的愿望。《紐約商業雜志》指出：“應該從與其起草本意不同的角度，重新解釋特勒修正案”。
某些特殊行業的人希望直接從戰爭中謀取利益。據報道，在華盛頓，自“緬因”號艦炸毀以來，射彈、軍用器材、彈藥和其他軍需用品供應商蜂擁而至海軍部。在他們的慫恿下，海軍部也感染上“好戰精神”。
銀行家拉塞爾·塞奇認為，倘若戰爭來臨，“富人們當然知道該采取何種立場”。一位商人經過調查后指出，約翰·雅各布·阿斯特、威廉，洛克菲勒和托瑪斯·福瓊·瑞安等人均“給人以好戰的感覺”。J．P．摩根認為，美國和西班牙再對話下去，仍然是什么問題也解決不了。
3月25日，麥金萊的一位顧問在發給白宮的一封電報中說：“這里的大公司都認為我們會發動戰爭，他們還認為，所有人都歡迎中止對古巴的援助。”
接到這個電報的兩天后，麥金萊向西班牙發出了要求停戰的最后通碟。他只字不提有關古巴獨立的問題。紐約的古巴人團體中有古巴起義者的代言人，他將美國政府的這一行動解釋為：美國不只是想取代西班牙。他指出：
目前的干涉計劃否認了以前對古巴獨立的承認。面對這一計劃，我們必須采取進一步的措施。我們必須申明：美國的這種于涉無異于對古巴革命者宣戰……
的確，當麥金萊4月11日向國會提出戰爭議案時，他沒有將古巴起義者視為交戰者，也沒有將起義視為古巴人的獨立要求。盡管如此，在美國軍隊進入古巴時，起義者歡迎他們，期盼特勒修正案會保證古巴獨立。
許多研究美西戰爭的歷史學家認為，是國內“輿論”引導麥金萊向西班牙宣戰，并向古巴派遣軍隊。的確，一些有影響的報紙一直大力地、甚至是歇斯底里地推動美國向西班牙宣戰。許多美國人認為，美國武裝干涉的目的在于幫助古巴獨立，特勒修正案可以確保這一意圖得以實現，因此，他們也支持對西班牙宣戰。可是，如果沒有商業界人士的迫切要求，而只是因為新聞界和部分公眾（那時我們沒有民意測驗）的建議，麥金萊會宣戰嗎？古巴戰爭幾年之后，商業部外貿司司長在談到當時的情況時指出：“美西戰爭只是美國所有海外擴張運動之一。海外擴張立足于這樣一種情況：工業生產能力遠遠超過國內消費能力。一旦發生這樣的情況，海外擴張便不可避免。”
1895年，當古巴起義者反對西班牙統治時，美國勞工聯盟就對古巴起義者采取同情的態度。但是他們反對美國的海外擴張主義。
當2月發生的“緬因”號爆炸事件引起新聞界的戰爭狂熱時，國際機械工人協會的月刊雖然也認為爆炸事件是一個可怕的災難，但它同時指出，在工業事故中喪生的工人們的死從未引起過這樣的全民鼓噪吶喊。該刊提到了1897年9月10日的拉鐵摩爾大屠殺，它發生在賓夕法尼亞的一次煤礦工人罷工期間。當時，當地的行政司法長官和他的幫辦們，向游行的礦工開槍，打死了19名礦工，其中大多是從背后中冷槍而亡，可是新聞界對此沒有任何反應。一家勞工雜志寫道：“數千有用的生命每年都被獻祭給貪婪的莫洛克神[1]。勞工向資本主義貢獻了自己的鮮血，可是，他們從未采取報復行動，從未要求獲得補償……”
“緬因”號沉沒之后，一些工會，比如美國礦業工人協會，要求美國進行干涉，但絕大多數工會反對戰爭。美國碼頭工人協會的財務員博爾頓·霍爾寫下了廣為傳播的“致勞動者的和平呼吁書”：“倘使發生戰爭，你們要提供稅款，充當炮灰；而其他人將會獲得榮耀。”
除了少數人外（比如主辦《前進日報》的猶太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基本上對戰爭持反對態度。社會主義者的主要報紙《呼喚理性》指出，對外戰爭是“統治者最喜愛的、阻止人民糾正國內政策錯誤的方法”。一個社會主義者在圣弗蘭西斯科的《勞動者之聲》上談到：“僅僅因為幾位領導人的煽動，就認為美國國內貧窮的工人弟兄應該被送往戰場去殺害西班牙貧窮的工人弟兄們，這真可怕。”
但是戰爭發生之后，許多工會卻支持戰爭。塞繆爾·岡珀斯宣稱這是一場“光榮而正義的”戰爭，它不僅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多的薪水，而且還帶來高物價和高稅收。1898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社會主義勞動黨在紐約組織了一次反戰游行，但當局不允許舉行這次游行。而就在“五一”這天，由猶太人《前進日報》號召的、旨在鼓動猶大工人支持戰爭的游行，卻得到了政府的許可。
事實證明，碼頭工人博爾頓·霍爾關于戰時腐敗和暴利行為的預言非常正確。對此，理查德·莫里斯在其《美國歷史百科全書》中作了令人震驚的描繪：
在美西戰爭和戰后軍人復員期問，大約有27.4萬多名軍官和士兵在軍中服役。5462人死干美國各種各樣的手術室或者野戰營地，其中僅有379人屬于戰爭傷亡人員，其他的人則死于疾病和其他原因。
沃爾特·米利斯在他的《尚武精神》一書中，也對此作了同樣的描繪。在上面那本百科全書里，只是很簡略地記述了戰時的腐敗和暴利情況，并沒有提及“防腐牛肉”（一位陸軍上將所用的術語）——賣給部隊的肉罐頭，盡管由肉類加工者用硼酸、鉀堿和人工色素做過防腐處理，但還是生銹腐爛了。數千名士兵因食用有毒食品而死。至于那5000多名非戰亡士兵如何因食用有毒食品身亡，該書并沒有描述。
三個月之后，西班牙軍隊戰敗。國務卿約翰·黑伊后來稱之為一場“輝煌的小戰爭”。美軍徉裝古巴起義軍仿佛并不存在。當西班牙投降時，美軍不允許古巴人就西班牙軍隊的投降進行協商或簽字。威廉·沙夫特將軍說，凡是武裝起義者都不得進入圣地亞哥首府，他還告知古巴起義領袖卡利克斯托·加西亞將軍：圣地亞哥的市政機關不是由古巴人負責，而是由以前的西班牙行政機關權威人士繼續負責。加西亞在一封抗議信中寫道：“……在古巴港口城市圣地亞哥市政官員任命這一問題上，這些官員并非由古巴人民重新選舉產生，仍然與西班牙女王所任命的官員同出一轍，對此我殊難理解，并且深表遺憾。”
在美國軍隊進駐古巴的同時，美國資本也進入了古巴。
木材加工業的代表刊物《木工評論》，在戰爭期間曾指出：“古巴還擁有1000萬英畝盛產珍貴木材的原始森林……這些木材，差不多每一英尺在美國都會有銷路，并能帶來高額利潤。”
戰爭結束時，美國人從西班牙人手中接管了鐵路、礦產和制搪業。幾年之內，美國人在古巴投資了3000萬美元。美國水果聯合公司進入古巴制糖工業，它以每英畝約20美元的價格買下了190萬英畝的土地。美國煙草公司也到了古巴。1910年，到美國結束占領古巴時，古巴至少80％的礦產出口已由美國人（主要是伯利恒鋼鐵公司）控制。
在軍事占領期間，古巴人民舉行了一系列罷工。1899年9月，數千名工人聚集在哈瓦那舉行了一次要求8小時工作日的總罷工。美軍上將威廉·勒德洛命令哈瓦那市長逮捕了11名罷工領袖，美國軍隊占領了鐵路和碼頭，警察包圍了城市，驅散了集會。但該市的經濟活動已經停止，煙草工人、印刷工人、面包工人都罷工了。數百名罷工者被捕。美方還脅迫一些被監禁的罷工領袖結束罷工。
美國沒有兼并古巴，但它告誡古巴立憲大會：在新的古巴憲章接受美國國會1901年2月通過的普拉特修正案之前，美軍不會撤離古巴。這一修正案賦予美國“有權對古巴進行干涉，以保障古巴獨立；有權維持一個適合保護生命、財產和個人自由的古巴政府……”。
現在，不僅美國激進分子和勞動者刊物，就是美國的所有報紙和團體，都認為普拉特修正案背離了支持古巴獨立的初衷。在波士頓的法納伊爾會堂，美國反帝同盟舉行了一次群眾集會譴責這一修正案。會上，前波士頓市市長喬治·鮑特維爾指出：“我們居然漠視確保古巴自由和主權的誓言，將殖民地附屬國的社會地位強加于古巴。”
當古巴立憲大會在哈瓦那召開時，1.5萬名古巴人舉行了火炬游行，強烈要求大會否決普拉特修正案。來自圣地亞哥的一位黑人代表向大會提交了一份報告，指出：“美國要繼續保持其決定古巴獨立的權力，當古巴獨立真的遇到威脅時，美國就有權干涉以保障其獨立；這就等于讓美國人掌管著我們房屋的鑰匙，這樣一來，無論白天或是夜里，也不管他們帶著善良的目的或是邪惡的企圖，只要他們想進來，他們就能進來。”
立憲大會同意了這個報告，以絕對優勢的票數否決了普拉特修正案。
然而，在接下來的三個月里，美國政府不斷對古巴施加壓力，繼續實行軍事占領，拒不同意古巴人組建自己的政府（除非古巴人默許普拉特修正案）。美國政府的這些做法取得了效果；立憲大會對普拉特修正案幾經否決，最后只得采用。1910年，萊昂納德·伍德將軍在給西奧多·羅斯福的信中說：“當然，在普拉特修正案的限制之下，古巴幾乎沒有什么獨立可言。”
古巴沒有徹底淪為殖民地，但現在它已在美國的勢力范圍之內。然而，美西戰爭還是引發了美國一系列的直接兼并行為。美軍占領了古巴在加勒比海的近鄰島嶼波多黎各（原屬西班牙殖民地）；1898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兼并夏威夷的聯合決議案。夏威夷島是美國通往太平洋的三條通道之一，美國的傳教士和菠蘿種植園主的勢力早已滲透其中，美國官員稱之為“待采摘的熟透了的梨”。與此同時，美國還占領了距夏威夷西部2300英里、正處在通往日本航線上的威克島，占領了西班牙在太平洋上的屬地關島（該島大致處在美國通往菲律賓的航線上）。1898年12月，美國與西班牙簽訂了和約，以20萬美元的價格，從西班牙手中正式接管了關島、波多黎各島和菲律賓。
關于是否占領菲律賓，美國國內曾有激烈的爭論。麥金萊總統在對一群到白宮訪問的部長談到他是如何作出占領菲律賓的決定時，道出一些內情：
我夜夜在白宮徘徊直至子夜。先生們，我可以告訴你們：我不止一夜跪下祈禱，求上帝給我以光明和引導。對此，我并不以為羞恥。一天深夜，我終于得到了啟示——我不知道它是怎樣到來的，但它啟示我：
我們不能將菲律賓還給西班牙——那是怯懦而可恥的行為；
我們也不能把菲律賓留給菲律賓人自已——他們不適合自治，如果自治，不久他們就會陷入無政府的混亂之中，情況會比西班牙管理時期更為糟糕。因而，留給我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們自己接管菲律賓并教育其人民，促進其社會進步、提高其文化、用基督教化他們。就像基督為了我們的同胞曾付出了生命，我們也要有上帝那樣的仁慈之心，我們也要對菲律賓人民盡我們最大的努力。隨后，我上床睡覺，不僅睡著了，而且睡得很香。
菲律賓人民并沒有從上帝那兒接到同樣的旨意。1899年2月，他們舉行了反對美國統治的起義，其情形如同他們為了反對西班牙統治而多次舉行起義一樣。菲律賓的一位領導人埃米利奧·阿奎那多此時成為反對美國統治的起義領袖。他提議，菲律賓可作為美國的保護國而獨立，但他的提議被否決了。
美國動用了7萬人組成的軍隊（四倍于在古巴登陸的美軍人數），花了3年時間，才鎮壓了菲律賓起義。數千名美國軍人戰亡，這個數字是古巴戰爭中死亡人數的好幾倍。至于因戰爭傷亡和疾病折磨而死去的菲律賓人，更是數量巨大。
此時，全國各地的政客和商界人士都品嘗到了帝國的滋味。他們談論種族歧視、家長作風、賺錢，其間還夾雜著關于命運、文明的討論。1900年l月9日，阿爾伯特·貝弗里奇在參議院發表演講，要求美國在經濟和政治利益上取得優勢：
總統先生，時代要求我們坦率。菲律賓永遠是我們的……而且在菲律賓之外還有不可估量的中國市場，我們不會從這兩個地區撤退。……我們不會放棄我們的職責，即上帝賦予我們種族的神圣使命——教化世界上的受托管者。……有人指控我們的戰爭行為殘酷無情，議員先生們，我認為事情恰恰相反……。議員們必須牢記，正在與我們打交道的，不是美洲人和歐洲人，而是東方人。
麥金萊聲稱，當菲律賓起義者襲擊美軍時，美軍方才還手。但是后來美國士兵證實是美軍首先向起義者開火。戰后，有位軍官在波士頓的法萊爾大廳演講時，談到他的陸軍上校曾命令他向起義者挑釁鬧事。
哈佛大學學者威廉·詹姆斯是反帝同盟運動的成員之一。反帝同盟組建于1898年，它的成員包括美國著名的商人、政治家和知識分子。該同盟在菲律賓戰爭之后，發動了長時間的反帝運動，教育美國公眾認清菲律賓戰爭的恐怖以及帝國主義的邪惡。
反帝同盟公布了當時在菲律賓服役的美國士兵的信。來自堪薩斯州的一位陸軍上尉在信中寫道：“據估計，卡洛奧坎可能有1.7萬居民，12名堪薩斯士兵對該地進行了掃蕩，現在這里已沒有一個活著的本地居民。”來自華盛頓州的一位志愿兵寫道：“戰斗的血液在我們體內升騰，我們全都想殺‘黑鬼’。”
這期間，美國國內種族矛盾迅速激化。在1889年到1903年之間，每周平均有兩個黑人死于暴徒濫施的私刑——絞刑、火刑以及受傷殘致死。菲律賓人的膚色是棕色，在外形上容易辨認，在美國人看來，他們的語言、外表都很奇怪。戰爭期間，人們經常不分青紅皂白就干出了野蠻行徑，這加劇了種族之間的敵對情緒。
1901年11月，《費城記事》的馬尼拉記者報道說：“……我們的士兵是如此殘忍，他們大開殺戒，從10歲以上的少年開始，無論是男人、女人、孩子，無論是犯人、俘虜，也無論是起義者中的積極分子還是行跡可疑的人，全在被滅絕之列。當時盛行的觀念是，菲律賓人幾乎不如一條狗……”
針對有關美軍野蠻行徑的指控，陸軍部長伊萊休·魯特申辯說：“美軍在菲律賓的戰爭中，小心謹慎地遵循著文明戰爭的規則……他們具有前所未有的自我克制力和仁慈之心。”
在馬尼拉，有人指控一名海軍少校利特爾頓·沃勒在薩馬爾島上，未經審判就槍殺了11名毫無防備的菲律賓人。另一位海軍軍官提供了證詞：“利特爾頓·沃勒少校說過，史密斯將軍曾下令讓他殺人、放火……當時沒有時間關押犯人，所以少校要將薩馬爾島變為茫茫荒野。沃勒少校請史密斯將軍規定被槍殺者的年齡，司令回答：“10歲以上的所有人。”
馬克·吐溫對菲律賓戰爭作了如下評論：“我們已平定了島上成千上萬居民的反抗，掩埋了他們的尸體；我們破壞了他們的土地，燒毀了他們的村莊，使他們的寡婦、孤兒無家可歸……于是，憑借上帝的頻頻眷顧（這是政府的習語，不是我的），我們成為世界強國。”
與菲律賓起義者的所有武器裝備比較起來，美國的火力占有絕對優勢。戰爭初期，海軍上將杜威的炮火使得帕西格河水翻騰，猶如發怒一般。他向菲律賓戰壕發射了500噸炮彈，被炸死的菲律賓人尸體堆積如山，以致于美軍直接用它作為防御壁壘。有位英國目擊者慨嘆：“這不是戰爭；簡直就是大屠殺，是殺人的屠場。”他說錯了，這就是戰爭。
菲律賓起義者與美軍的軍事實力相差如此懸殊，卻能持續數年堅持抵抗，說明他們的抵抗得到了公眾的支持。菲律賓戰爭的司令官阿瑟·麥克阿瑟將軍說：“我認為阿奎那多的軍隊只是代表一個小集團，我不愿承認全呂宋島的人民（本土的人民）都反對我們。”但是他說他只能“極不情愿地被迫”相信這一事實，因為菲律賓軍隊“依靠全體本國人民，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動”，向美軍展開了游擊戰。
盡管有關美軍野蠻行徑的證據越來越多，并且反帝同盟為反對戰爭作了不少努力，但是，美國國內有些工會仍然支持帝國主義擴張運動。《木工雜志》反問道：“英國所屬殖民領地工人們的境況又能比這好多少呢？”
1899年初，當吞并菲律賓的條約被提交國會展開討論時，波士頓和紐約的中央工會堅決反對這一條約。紐約舉行了反對吞并菲律賓的大規模集會。反帝同盟散發了100多萬份反對占領菲律賓的印刷品。反帝同盟主要由知識分子和商界人士組織和領導，該同盟50萬成員中工人階級占絕大多數，其中包括婦女和黑人。全國各地的反帝同盟也紛紛集會反對美國吞并菲律賓。反對吞并的運動聲勢浩大，參議院批準吞并條約時，只有一票贊成。
勞動者對戰爭的反應很復雜（他們雖受經濟利益的誘惑，卻厭惡資本擴張和暴力），這就使得勞動者既不能聯合起來阻止戰爭，也不能聯合起來領導人民進行反對本國制度的階級斗爭。
黑人士兵對戰爭的反應同樣很復雜：他們既有為了獲得成功的簡單需要，因為在目前這樣的社會里，人們不承認黑人有成功的機會，而軍隊生活提供了成功的可能性；也有種族自豪感，顯示黑人作為愛國者，與其他任何人一樣勇敢的需要。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全都意識到這是一場殘酷的戰爭，是對有色人種的戰爭，它與美國國內打擊黑人的暴行互為呼應。
駐扎在佛羅里達州坦帕的黑人士兵，與當地白人居民陷入了尖銳的種族仇視之中。當喝醉酒的白人士兵們拿一個黑人孩子作為靶子以賣弄其槍法時，種族沖突開始了；黑人士兵對白人進行了報復。據當時的新聞電訊報道．“黑人的鮮血染紅了”街道。
黑人軍隊的一位牧師在寫給《克利夫蘭報》的文章中，記述了古巴戰爭中黑人退伍軍人在密蘇里州堪薩斯城所受到的“刻薄而輕視的招待”。他寫道：“他們不準這些黑人士兵——我們國家的英雄，靠近餐館的柜臺吃塊三明治、喝杯咖啡；而白人士兵則受到歡迎和邀請，坐在桌邊免費吃飯。”
正是菲律賓的戰爭局勢激發許多美國黑人士兵采取軍事行動反對戰爭。非洲衛理公會教派主教堂的高級主教亨利·M ·特納稱菲律賓戰爭是“一場邪惡的征服戰爭”，稱道菲律賓人民是“堅定不移的愛國者”。
戰爭期間，4個黑人軍團在菲律賓服役。許多黑人士兵和島上的棕色膚色的菲律賓土著人建立了友善的關系。黑人士兵對美國白人軍隊用“黑鬼”這個字眼來形容菲律賓人極為憤怒。在菲律賓戰爭期間，逃跑的黑人士兵“異乎尋常地多”。
從菲律賓戰場返回的威廉·西姆斯寫道：“有個自由玩耍的菲律賓小男孩曾間我一個問題；‘美國黑人為什么要來同我們打仗？我們通常都是他們的朋友，我們也沒對他們做過什么不好的事；你們為什么不去打那些在美國放火燒黑人的人？’這個問題深深地打動了我。”
1901年6月，黑人步兵威廉·富布賴特在從馬尼拉寫給《印第安納波利斯》報的一位編輯的信中說：“島上的這場戰爭只是一個旨在掠奪和壓迫的巨大陰謀而已。”
回家吧！當美國對菲律賓的戰爭仍在繼續時，馬薩諸塞州的一些黑人聯名給麥金萊總統寫信提出了這一要求。他們說：
我們決定給你寫一封公開信，盡管你對有關我們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話題保持著極度的、令人費解的沉默。……
……你知道我們所受的痛苦，從總統寶座上居高臨下地目睹我們遭受著極其不公正的待遇，過著極其悲慘的生活，而你卻口口聲聲說你是我們的代表。……
當北卡羅來納州威爾明頓發生流血暴動的緊要關頭，我們苦戰兩天兩夜，堅守陣地時；當黑人在那個災難深重的城市的街道上，像狗一樣遭到屠殺時（黑人本無罪，只不過他們具有有色皮膚，只不過他們想要行使他們作為美國公民的權利，于是他們成了有罪之人），我們的心被希望和恐懼殘忍地折磨著，我們這些美國的有色公民一致同意轉而向你求救……希望得到聯邦政府的幫助。你從不愿意幫助我們，事實上也從未幫助過我們。
此后不久，你到南部巡視時，我們才發現你是多么狡猾地迎合南部的種族偏見！……我們才知道你是如何向你那些長期遭受苦難的黑人公民們鼓吹忍耐、勤奮、克制，又是如何向你的白人公民們鼓吹愛國主義、沙文主義和帝國主義。……
麥金萊總統向黑人鼓吹的“忍耐、勤奮、克制”，向白人鼓吹的“愛國主義”，并未被民眾完全接受。20世紀初，盡管政府當局經常炫耀武力，廣大人民，包括黑人、白人、男人、婦女，已變得不再忍耐．不再克制，不再“愛國”了。
[1] 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每年需要兒童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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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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