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的基本思想和成績不容抹殺——二辯大躍進

大躍進的基本思想和成績不容抹殺——二辯大躍進

關于大躍進期間的狀況，許興全指出：據1964年統計，建國以后到1964年為止，在新建設的大中型企業項目中，屬于1958年以后開工的，在許多重工業部門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從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產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煉鋼占36.2％，煉鐵占32.7％，采煤占29.6％，機制紙占33.8％，棉紡錠占25.9％。[許興全：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 　　

盡管如此，黨內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從大躍進以來，已經過去了五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躍進是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一個重要階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起源。人們的許多爭論仍然溯到那個決策及其過程中的黨內斗爭。　　

    關于這段歷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時有一段話，作為書寫的綱，現摘錄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時。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三大社會主義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幾個部長談話，一個問題一個問題湊，提出了“十大關系”。當時還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選舉演說，蘇聯在一九二一年產鋼四百多萬噸，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萬噸，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萬噸。當時就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后來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兩種方法的問題，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進委員會”，要當社會主義的促進派，不當促退派。還搞了一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此外沒提其他的具體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現了一個躍進，工作中有一點毛病，于是有人就來一個反“冒進”，資產階級右派抓住了這條辮子，說我們“全面冒進”，否定社會主義的成績，舉行猖狂進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報上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接著周總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報告，給資產階級右派一個有力回擊。同年九月，黨的八屆三中全會，林鐵同志發言講多快好省，在會議總結的時候，贊成他的發言，大家鼓掌歡迎，一致同意恢復多快好省、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促進委員會”。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報》關于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論。這年冬季，全國展開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的群眾運動，把全國人民的干勁鼓起來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寧、成都開會，把問題扯開了，批判反“冒進”，確定以后再不準反“冒進”，提出《工作辦法六十條》，形成“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的提法。如果沒有南寧會議、成都會議，搞不出總路線。五月黨的八屆二次大會上正式通過總路線。同時會議還談到，總路線雖然基本上已經形成，但是還不完備，還需要制定為總路線所需要的各項具體政策；指出總路線還不鞏固，還有一個認識過程，還有一些人懷疑。接著搞具體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權，工業分權、財政分權、文教分權。北戴河會議提出鋼的產量翻一番，大搞鋼鐵的群眾運動，即西方所說的“后院煉鋼”。同時開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門打炮。結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們從心里不滿意，要抓我們的辮子。工作中也確實出現了一些毛病，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飯，幾個月幾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糧食；再加上一平二調三收款，刮“共產風”，農民不愿意把豬調出來，自己殺了吃掉，把糧食和副食品的供應弄得緊張起來，日用品有百分之幾供應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鋼產量指標，北戴河定為三千萬噸，武昌會議降為二千萬噸，上海會議又降為一千六百五十萬噸，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為一千三百萬噸。所有這些都被那些反對我們的人抓住。但是，他們在中央反“左”的時候，不提意見，不來反“左”。他們在兩次鄭州會議上不提，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北京會議不提，都不出來說話。經過上述會議，中央已經從方針路線上撥正了航向，反掉了當時的“左”傾，指標已經逐步落實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勢發展已經到反右成為主要問題的時候，他們卻在廬山會議上出來“反左”。

　　這些說明，天下并不太平，總路線確實還不鞏固。經過兩次曲折，經過廬山會議，總路線現在比較鞏固了，認識總路線正確的人愈來愈多了。但是，事不過三，還要準備來一次曲折。如果再來一次，就可以更加鞏固起來。浙江省有一個材料，說有些公社現在又出現了一平二調的情況。全國都要查查，有沒有同類消況，還可能再次出現“共產風”。

　　一九五六年出現反“冒進”那次曲折的時候，國際上發生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批評斯大林，發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蘇。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這次曲折，國際上是全世界反華。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反對。杜勒斯反對我們的大躍進，說我們搞奴隸勞動；反對我們的人民公社，說公社破壞了家庭。社會主義國家也有些人不滿意，有些人懷疑。在亞洲，尼赫魯制造中印邊界事件，赫魯曉夫站在尼赫魯一邊反華。印尼又出現排華運動。國際上的這種斗爭還沒有結束。同國內一樣，在國際上也要準備可能再有曲折和斗爭。

　　人類歷史一百萬年中，資產階級的三百年，是一個大躍進。無產階級為什么不能大躍進？我們的任務是要爭取把躍進繼續下去，要把全國人民的干勁長期保持下去。重要的問題，是要把社會主義革命搞徹底，堅持反對資產階級影響的斗爭。一九五七年的斗爭，一九五九年的斗爭，都是整風反右，都是反對資產階級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我們對資產階級的影響、資產階級的殘余勢力，批判得愈徹底，就愈能使人民群眾從它的威脅束縛下解放出來。我們要破除各種各樣的迷信，其中包括對蘇聯建設經驗的迷信，例如對“馬鋼憲法”（烏拉爾地區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基地的企業管理辦法）之類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躍進運動是希望在迅速發展經濟的同時以同樣迅速的速度實現社會的和意識形態的激劇變革，并在實際上以這種變革促進經濟的發展。正如大躍進的理論與實踐所表明的，按照毛澤東的觀點，發展中國的物質生產力的目標與追求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以及群眾共產主義覺悟的提高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毛澤東主義確信，建立共產主義形式的社會組織與發展生產是發展現代經濟的兩個同樣重要的前提。大躍進運動的影響將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顯示出劃時代的意義。我們有必要認真地總結大躍進運動的寶貴經驗和教訓。　　

為此，將收集材料，力爭加深論識。這是整理和提出的第二辨，之后將陸續刊出。本人期望有助于供諸網友參考和研討。　　

2大躍進的基本思想和成績不容抹殺　　

2.1大躍進的基本思想: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到1956年底，新中國生產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個體的小農經濟轉變為公有制的集體經濟。據統計，全國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戶數為11782．9萬戶，占總農戶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為10742．1萬戶，占總農戶數的87．8％，參加初級社的為1014．7萬戶，占總農數的8．5％(轉引自蘇星；《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就是說，到1956年底，絕大部分農戶都參加了以土地公有為特征的高級社了。但到1956年時生產力的狀況變化不大，尤其是在農村，農業生產的勞動資料主要是人力、畜力，是鐮刀、鋤頭和鐵锨等手工工具；靠個體勞動；主要的生產資料是老祖宗留下來的十幾億畝耕地。1955年冬至1956年春，農村就出現過全國性的農田水利建設的高潮。至于單個的生產社、地區所出現的農田水利建設的事例就更多了。由于反冒進，農田水利建設一度消沉下來了。毛澤東當時批評反冒進是反映了中國人民將中國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的愿望和客觀要求，是事物發展的必然性在毛澤東頭腦中的反映罷了!這樣認識思想、政治的性質和作用，可能更切合實際一些，也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明。　　

 根據將中國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的愿望和客觀要求，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指出：過去我們沒有執政，大家看不起我們。現在我們執政了，水平也提高了，大家看得起我們。外國同志很尊重我們的黨。過去外國人說我們是東亞病夫，不會打球，不會游泳，連月亮都不好，有辮子，有小腳，魯莽得很等等。認為一切都不行。現在我們翻身了。但單有黨不行，黨是核心，必須要有群眾，要依靠群眾。百分之九十的工作是非黨員干的，譬如梅蘭芳，周××都不是黨員。我就不會唱戲，在座的同志也許有會唱的。因此要好好團結全黨和非黨員。團結工作中還有許多毛病，要搞好。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國外要團結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全世界各國。團結全國、全黨、全世界一切積極因素。為什么呢？為了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可以說應該說是偉大吧？六億人口的國家在地球上只有一個，就是我們。黨是偉大的，革命是偉大的，國家是偉大的，建設是偉大的。過去人家看不起我們是有點理由的。那時蔣介石只有幾萬噸鋼，而我們現在就有四百多萬噸鋼，第二個五年計劃可以達到一千萬噸以上。在十一年以后可以達到一千萬噸以上，變為世界上幾個強國之一。世界上年產二千萬噸以上的國家是不多的。不僅如此，再過幾十年以后，我們可以超過美國，而且應該超過美國，否則，我們六億人口干什么呢？美國在六十年以前也只有四百萬噸鋼，我們現在有四百五十萬噸，比美國落后。如果我們幾十年趕不上，就要殺掉一批人，要開除地球籍。否則，我們就對不起世界各國，對世界的貢獻不大。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孫中山先生誕辰九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毛澤東說：事物總是發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過四十五年，中國的面目完全變了。再過四十五年，就是二千○一年，也就是進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這樣。因為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　　

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人代表中國人民具有偉大的抱負，要將中國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毛澤東的這些活在當時說出了全黨全國人民的心聲。獲得了全黨全國人民的贊同。毛澤東的這些活也與他后來對大躍進的闡釋是完全一致的。　　

2.2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毛澤東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在　一九五七年十　一月二日　清晨　離開北京，乘專機飛往莫斯科。此行是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活動；同時，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和六十四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代表團副團長是宋慶齡。代表團成員有鄧小平、彭德懷、郭沫若、李先念、烏蘭夫、陸定一、陳伯達、沈雁冰、王稼祥、楊尚昆、胡喬木、劉曉、賽福鼎等。　　

1957年11月13日　　，《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題目是《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掀起農業生產的高潮》中，又說：“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 毛澤東重看《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后, 毛澤東給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其他同志的寫信指出：重看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報社論，覺得有味，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從此篇起。兩詞是對立的。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后，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發表時，我們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國內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薄一波說：…周總理　1957年6月23日　在人大的那一篇報告。報告中有兩段話，批評了右派所謂‘全面冒進’的攻擊，同時肯定了1956年是‘躍進的步驟’、‘躍進的發展’。…實際上，周總理使用‘躍進’一詞比《人民日報》社論早140天。　5月26日　，彭真同志又把周總理的這篇報告送給毛主席，并在上面寫道：‘主席：‘躍進’一詞，在這個報告中已用了。’周總理在當夜也給毛主席寫信說：‘我當時的中心思想是維護社會主義，反擊右派，從建設的實績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拋棄了對1956年建設是‘冒進’的錯誤估計’。”（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第645――646頁）]　　

顯然，躍進一詞發明權不是毛澤東。　　

2.3大躍進的口號在全國叫響　　

    那么在全國推出大躍進的是誰呢？　　

    李銀橋　韓桂馨(《毛澤東和他的衛士長》54頁）認為：“大躍進是由周恩來提出部署的，毛澤東大力支持的。　　　　

　 　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以后的一天，毛澤東、周恩來在頤年堂接待羅馬尼亞客人。客人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從頤年堂出來，向菊香書屋走去，他們邊走邊聊。　　　　

　 　周恩來：‘主席，現在譚震林他們提出個大躍進的口號，我看這個提法很好。’　　　　

　 　毛澤東：‘噢，大——躍——進？’　　　　

　 　周恩來：‘是的。《人民日報》上都登了，南方有的省份都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毛澤東：‘嗯，這個題目好，拿來給我看看。’　　　　

　 　周恩來找來報紙給毛澤東看。　　　　

　 　毛澤東認真地看了一遍，點點頭說：‘這個提法很好。’隨即拿起筆在上面作了批語：‘提法很好。’　　　　

　 　周恩來回到住所，把這一情況告知了中宣部的陸定一、周揚。很快，大躍進這個口號便在全國喊響了。　　　　

周恩來為了落實大躍進的具體實施方案，曾經招集譚震林、王任重等人多次座談，擬定文件上報中央獲得通過。大躍進就這樣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了。”（甄石：《大躍進五十周年回憶錄》烏有之鄉網2008—12—6）　　

      這一說法[大躍進是由周恩來提出部署的，毛澤東大力支持的。]，似乎也欠妥。請看下列1958年的人代會——一次爭取大躍進的大會期間的事實：　　

     　二月一日　至十一日，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實際上是實現國民經濟新躍進的動員大會。在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期間，《人民日報》連續發表《我們的行動口號——反對浪費，勤儉建國》、《鼓起干勁，力爭上游!》、《高產區能再躍進，低產區也能躍進》、《發動群眾打破陳規》、《反浪費反保守是當前整風運動的中心任務》、《一次爭取大躍進的大會》等社論，繼續批評右傾保守思想，提出“我們國家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全國大躍進的新形勢”，造起了“大躍進”的聲勢。　　

   會議聽取并討論了李先念關于一九五七年國家預算執行情況和一九五八年國家預算的報告、薄一波關于一九五八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并作出相應的決議。還聽取了周恩來關于目前國際形勢和我國外交政策的報告。　　

    會議批準的一九五八年國民經濟計劃指標，體現出躍進的精神，也還照顧到實際可能性。計劃提出：基本建設總投資一百四十五億七千七百萬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十七點八。農業和農副業總產值六百八十八億三千萬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六點一。糧食產量要達到三千九百二十億斤，棉花達到三千五百萬擔。工業總產值六百四十三億七千萬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十四點六。鋼產量擬定為六百二十四萬八千噸，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十九點二。　　

  《人民日報》1 9 5 8 /0 2 /0 2 第1 版報道：新華社１日訊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今天下午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開幕。毛澤東主席，朱德副主席，劉少奇委員長，周恩來總理，林伯渠、李濟深、羅榮桓、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彭真、李維漢、陳叔通副委員長，彭德懷、賀龍、陳毅、李先念、聶榮臻、薄一波副總理，張鼎丞檢察長，出席了會議的開幕式。　　

   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在今天的大會上作了關于１９５７年國家預算執行情況和１９５８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報告共分四個部分：一、１９５７年國家預算執行情況；二、１９５８年國家預算的安排；三、１９５８年財政制度的改進；四、反保守，反浪費，用大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來保證實現１９５８年的國家預算。 　　

  李先念說，１９５７年國家預算執行情況是良好的，國家財政收支計劃的超額完成，不但保證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最后一年建設計劃的完成，而且有力地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生命力。他說，１９５７年國家預算執行情況證明，在一切財政經濟工作中，必須充分地認識到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的偉大作用，必須充分地認識勞動人民在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下的革命積極性的偉大作用。充分地認識到這些作用，就會使我們在任何困難面前都能保持充分的信心、堅定性和革命的干勁。 　　

   李先念說，１９５８年的國家預算，是一個反對保守傾向、積極挖掘潛力、收入和支出增長比較快的預算，是一個貫徹整風精神、堅決反對浪費和堅決緊縮非生產性支出的預算，是一個積極增加生產性支出、積極發展基本建設和大力支援農業的預算。 　　

  李先念指出：目前國際形勢對于我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是十分有利的。東風顯著地壓倒了西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日趨壯大，國際無產階級的力量日趨壯大，主張國際和平的力量日趨壯大，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則日益陷于混亂和被動。很明顯，我們建成社會主義越早，我們對于世界和平也就貢獻得越多。 　　

  李先念充滿信心地說，估計到一切有利的形勢，１９５８年的國家預算不僅有可能按計劃完成，而且只要我們積極努力，還有可能超額完成。 　　

  李先念在報告中著重強調了勤儉建國的重大意義。他說，節約不僅是全體國家工作人員和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而且是全體人民的共同任務。提倡節約、反對浪費的意義，不但在于積累建設資金，而且在于移風易俗，養成全國人民的優良的生活習慣和道德品質。 　　

  李先念最后要求全國人民繼續鼓起革命干勁，反對保守思想，反對浪費現象，進一步展開大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來迎接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一年的生產建設高潮。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反浪費反保守是當前整風運動的中心任務。社論中提出了大躍進一詞。　　

社論指出：整風運動在全國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里，目前出現了一個新的洪峰，這就是以反浪費和反保守為中心掀起了一個新的鳴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費反保守的大鳴大放中，中央各國家機關內貼出了二十五萬張大字報；北京市三十一個企業三十天的統計，職工們就貼了三十萬張大字報，提出了四十三萬條意見。運動聲勢浩大，鋒芒集中在一個方向，貫徹多快好省勤儉建國的方針，促進生產和工作的大躍進。　　

以反浪費反保守為綱，帶動了各方面的工作，這就是當前整風運動的顯著特征。我國，全民性的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其最終目的本來就是為了要把社會主義各方面的建設工作大大推進一步。經過前兩個階段的大爭大辯，群眾的覺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趕上英國和苦戰波三年，改變面貌的偉大號召的鼓舞下，群眾不能不要求生產和工作的大躍進，不能不反浪費反保守。燦爛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結成豐滿的經濟之果。這是完全合乎規律的發展。有些單位對于這個形勢認識不足，在運動中忽視思想工作，只算經濟賬，簡單地從技術上采取一些措施，而不認真開展群眾性的爭辯，不徹底轉變工作方法和領導作風。這樣他們就不能從根本上杜絕浪費現象，克服保守主義，引導生產的大躍進。因此，目前的斗爭既然是一個經濟上的斗爭，同時又是一個思想政治的斗爭，既要算經濟賬，又要算思想賬、政治賬。通過大鳴大放，大爭大辯，不但要反掉浪費，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要通過和結合反浪費反保守的斗爭．徹底改進干部和群眾的關系。提高全體職工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打破那些妨礙生產力迅速發展的陳規，精簡機構。改善生產管理和勞動組織，改進生產技術，降低生產費用．以便貫徹執行多快好省的方針，促進生產的大躍進。　　

許多企業、學校和機關已經決定，要把反浪費反保守運動作為整改階段的中心，這是正確的。希望全國所有企業、學校和機關都向他們看齊，爭取整風運動的這個新任務的徹底勝利，從而使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實現一個全面的大躍進！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０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在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擊退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并且根據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光輝指示勝利地開展了生氣蓬勃的全民整風運動。在一九五七年，我國人民完成和超額完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奠定了國家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現在，繼續深入的整風運動正為全國人民帶來熱火朝天的生產大躍進和各方面工作中空前未有的新氣象。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的情況相比，大家都可以看到，在我們的國家里蓬勃上升的社會主義正氣已經壓倒了一度猖獗的資本主義邪氣，全國人民都在用乘風破浪的氣概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上兼程邁進。…在這一年里，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都發生了對我們極其有利的巨大變化。社會主義的事業和和平的事業，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興隆旺盛。（熱烈鼓掌）在我們面前，展開了無限光明的前景。這正是我們奮發有為的大好時光。（熱烈鼓掌）讓我們繼續加強全國人民的團結，加強社會主義各國的團結，加強全世界人民的團結，鼓足革命干勁，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爭取更偉大、更輝煌的勝利。　　

   《人民日報》1　958 /02 /12　 第1 版刊發報道：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勝利閉幕。11日下午大會的執行主席是：劉少奇、林伯渠、李濟深、羅榮桓、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彭真、李維漢、陳叔通。同時刊登關于一九五七年國家預算執行情況和一九五八年國家預算及一九五八年度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和社論：一次爭取大躍進的大會（社論）。　　

   關于一九五七年國家預算執行情況和一九五八年國家預算及一九五八年度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指出：大會認為，全國各部門、各地方、各企業和各事業單位，都應當適應目前的新形勢，根據本次會議批準的一九五八年國家預算和國民經濟計劃，廣泛地發動和組織群眾進行討論，制定本部門、本地方、本企業和本事業單位的增產節約計劃，使國家預算和國家計劃同群眾的積極性結合起來，成為群眾的自覺的行動。全國各族人民應當鼓起干勁，力爭上游，為爭取一九五八年國家預算和國民經濟計劃的順利實現而奮斗，為爭取一九五八年國民經濟新的躍進和為第二個五年計劃創立一個良好的開端而奮斗。　　

   社論指出：　蘇聯以不到十五年的時間，走完了資本主義國家將近半個世紀的路程，蘇聯的工業在四十年間增長三十倍，這就是我們的榜樣。我國在解放后短短的八年間，工業增長了六點七倍，農業增長了５０％以上。這已經是一種相當迅速的發展。但是這個速度對于我國人民的需要來說還是遠遠不夠的。我們要在十五年左右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我們要在今后幾年內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這就是說，我們決不能滿足于已有的速度。我們全國人民必須鼓起干勁，用更高的速度向前躍進。 　　

    為了實現這個躍進，我們應當特別抓緊前三年。我們的口號是苦戰三年，爭取在三年內使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觀。三年看頭年，我們必須千萬百計地努力爭取我國國民經濟在今年內打一個大勝仗。 　　

      現在１９５８年才過去四十天，但是全國的勞動人民已經創造出了很多令人興奮鼓舞的“奇跡”。在這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會議上，很多代表的發言就向我們報道了這些“奇跡”，這些報道雖然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是已經完全足以表明，我們民族的前途真正是大有希望。目前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走在運動前面的，不少的是困難較多、較大的地區、部門和單位。例如，安徽省和河北省所受的水災威脅是很大的，這是當地農業發展中的一個嚴重的困難。但是，這兩個省的人民在黨的領導之下，變困難條件為有利條件。前者在去冬今春完成興修十六億多土方的農田水利工程，擴大灌溉面積將近七百萬畝，改善灌溉面積和治理洼地面積各一千多萬畝，最近又提出了再修八億土方的英雄口號。河北省在去冬今春興修農田水利建投運動中，僅僅新增加的灌溉面積，即有二干一百多萬畝。在工業戰線上也有很多動人的例子。北京市暖氣材料廠“快馬追先進”就是一個典型。這個工廠同天津鋼廠比較，前者是用從國外進口的最新式的電爐煉鋼，后者則用工人拿舊的鋼材鉚焊起來的陳舊的電爐煉鋼；但是，前者生產的鑄鋼件的成本卻比后者高３０％以上。過去，北京暖氣材料廠的一部分工作人員，認力他們工廠指標落后的情況是無法改變的；可是，經過整風運動和生產高潮的推動，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學習了天津鋼廠的先進經驗之后，每噸鑄鋼件的生產成本就由七百四十元降低到五百六十元，并且大大地增加了產量，提高了質量。這樣，在鑄鋼件售價降低三分之一的條件下，今年全廠的利潤計劃還將比上一年增長７０％。這些事實使人們特別充滿信心：既然條件比較困難的地區、部門和單位尚且能夠如此大步地向前猛進，那么，全國范圍的大躍進還有什么不能克服的障礙呢？出席這次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正在陸續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我們希望所有的代表同志們能把充滿在這次大會上的革命干勁帶到全國各個角落去，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和各個單位的工作都無例外地大大向前推動一步。　　

  大躍進的號角由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而出，并公開以”一次爭取大躍進的大會” 的形式在全國吹響！這說明大躍進是全國人民的心聲，而決不是毛澤東心血來潮之作。　　

   顯然，在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最初幾年，所有的中國共產黨人都相信，在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要從城市工業化開始，為建立一個新社會創造必要的物質前提，而這種物質前提是解放前失敗的資本主義未能提供的。到 1956年，毛澤東主義者開始認為，社會主義者為走這條工業化道路所付出的代價太大。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導致了官僚主義的成長和官僚機構的常規化，產生了新形式的社會不平等和特權階層，現代化中的城市與落后的農村之間的差距日益增大，革命的意識形態不斷退化和儀式化。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結果似乎使中國離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未來越來越遠而不是越來越近。毛澤東由此得出結論，社會主義的目的只能通過社會主義的方法才能實現。1958—1960年的大躍進運動是希望在迅速發展經濟的同時以同樣迅速的速度實現社會的和意識形態的激劇變革，并在實際上以這種變革促進經濟的發展。正如大躍進的理論與實踐所表明的，按照毛澤東的觀點，發展中國的物質生產力的目標與追求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以及群眾共產主義覺悟的提高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毛澤東主義確信，建立共產主義形式的社會組織與發展生產是發展現代經濟的兩個同樣重要的前提。這也是當時多數領導同志的共識，我們看到李１９５８年２月１日先念在其報告中曾指出：必須充分地認識到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的偉大作用，必須充分地認識勞動人民在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下的革命積極性的偉大作用。充分地認識到這些作用，就會使我們在任何困難面前都能保持充分的信心、堅定性和革命的干勁。”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０日講話指出：在一九五七年，我國人民完成和超額完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奠定了國家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現在，繼續深入的整風運動正為全國人民帶來熱火朝天的生產大躍進和各方面工作中空前未有的新氣象。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的情況相比，大家都可以看到，在我們的國家里蓬勃上升的社會主義正氣已經壓倒了一度猖獗的資本主義邪氣，全國人民都在用乘風破浪的氣概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上兼程邁進。　　

   1９５８年２月１2日”一次爭取大躍進的大會”的社論指出：現在１９５８年才過去四十天，但是全國的勞動人民已經創造出了很多令人興奮鼓舞的“奇跡”。在這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會議上，很多代表的發言就向我們報道了這些“奇跡”，這些報道雖然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是已經完全足以表明，我們民族的前途真正是大有希望。大躍進開始在全國叫響。　　

2.4 毛澤東順應廣大干部和群眾的要求，對大躍進的口號加以肯定和闡述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回憶說：在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那一年又辦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　　

     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召開的，這次會議上才有”大躍進是由周恩來提出部署的，毛澤東大力支持”的說法。顯然，毛澤東只是大躍進在全國已經叫響, 他順應廣大干部和群眾的要求而加以肯定的。　　

    一九六○年一月九日在上海會議上的講話（摘要）中，毛澤東總結說：　　

    人類歷史一百來萬年中，資產階級統治的三百年是一個大躍進。資產階級都能夠實現大躍進，無產階級為什么不能實現大躍進？現在，有些人不相信我們，是有理由的。你沒有東西，人家怎么能夠相信呢？要人家糊里糊涂相信我們，這是不能設想的。經過若干年，我們真正有了東西，而且經過多次反復，他們才會相信我們。　　

    要長期保持大躍進，必須搞好工農業的比例關系。這一套兩條腿走路中間，工農業的比例關系是最主要的。　　

     后來，毛澤東對大躍進作了進一步闡述，他歸納說：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們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了。我們不是在我們的國家里把貌似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從基本上打倒了嗎？我們不是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基地上經過十五年的努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也達到了可觀水平嗎？我們不是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嗎？過去西方人加給我們的所謂東方病夫的稱號，現在不是拋掉了么？為什么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夠做到呢？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　　

    （轉引“周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　　

2.5大躍進的碩果　　

    國威斯康星大學歷史教授莫里斯·邁斯納指出: 從1952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期間，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了617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了6500萬噸，木材產量從1100萬噸增長到了5100萬噸，電力從70億千瓦／小時增長到了2560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10400萬噸，化肥產量從3．9萬噸上升到了869．3萬噸。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還在生產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鐵路機車和現代海船。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成了一個主要的核強國，完成了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1964年中國第一枚原子彈試驗成功，1967年生產了第一枚氫彈，1970年把一顆衛星發射進了軌道。　　

這些成績的取得都與一九五八年的決策有關。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毛澤東對《第二個五年計劃指標》的批示，他說：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的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一一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他說：我們要搞海軍。蕭勁光〔2〕同志，你不是要搞點海軍嘛，那時就有希望了。我還是希望搞一點海軍，空軍搞得強一點。還有原子彈，聽說就是這么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么好，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兩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軍委像這樣的會一年要開一次，全軍黨代表大會一年開一次。大家把道理講通，心情愉快，有共同的方向。方向很明確，不是糊里糊涂。蕭勁光同志我給你打保票，現在不行，搞海軍沒有鋼鐵，所以你還等一下子，不用那么忙，但有希望。我們總是有希望的就是了。干十五年，有很大的希望。國大，軍就會大。國不大，軍就不能大。你就沒有鋼嘛。一無糧，二無鋼，三無機器。有鋼什么東西都可以搞，輪船可以搞，軍艦也可以搞，鐵路也可以搞，空軍也可以搞，陸軍裝備也大為不同。要為此而奮斗。全黨團結起來，全軍團結起來，為這個目標而奮斗。　　

他說：敵人有的，我們要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管他什么國，管他什么彈，原子彈、氫彈，我們都要超過。　　

這些思想對我國工農業以及國防工業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大躍進運動發端于農田水利建設，由于具備物質條件，因而成效也較大。從1957年冬到1958年春，從事農田水利建設的勞動力從二、三千萬上升到高峰時的一億人，在我國建設史上劃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跡。僅北京市就建成了十三陵和懷柔兩座大水庫。十三陵水庫工程量是180萬土方，按照當時正常的施工方法要三年以上時間才能完工。由于先后集中了四十萬人參加勞動，僅僅用了160天就勝利地建成了。懷柔水庫控制流域面積達五百四十平方公里，蓄水一億方，能澆地一百萬畝，總工程量土、石方二百零九萬立方(參看《薄一波副總理在懷柔水庫落成典禮大會上的講話》《北京日報》　1958年7月21日　)。天津市完成了‘咸淡分家、清濁分流’工程。天津的水源河道是海河，而海河又是一條潮汐河道，每天兩次漲、落潮。當上游來水不足時，海水就趁潮上溯，進入市區，造成咸淡水不分；海河又是一條排水河道，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都往海河里排放。由于咸淡水不分，清濁合流造成水質很差，嚴重時自來水供應困難，有的工廠因水質惡劣被迫停工，郊區水稻秧苗有的因咸水致死等等。1958年在全國大躍進形勢的推動下，僅用了半年的時間就建成了海河閘，改建了污水管網，基本實現了‘咸淡分家、清濁分流’，使海河的水質得到改善。施工高峰時，在工地上義務勞動的人數曾達到10萬人，工程投資8000萬，為天津市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市政建設總投資的1．3倍，工程規模是歷史上空前的(參看《天津志》第六卷重點工程)。這一工程的勝利完成對天津市的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具有深遠的意義。全國各地的水利建設成就很多，有修水庫的，有引水上山的，有洼地改造的，有整個流域治理的等等，這里不可能一一列舉。當時的水利部部長傅作義有個發言，標題就是《四個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是說截止到　1958年1月31日　，四個月實現擴大灌溉面積一億多畝，相當于我國四千年積累的灌溉面積的一半(參看《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五號第64～65頁)。人們只要深入農村調查就會知道，大躍進年代的農田水利建設對我國農業生產的影響是何等的巨大和深遠。我國以改土治水為中心的農田基本建設，確實取得了偉大的成績，是實實在在的大躍進。以五十年代為起點的農田基本建設的大躍進，六十年代初期，在毛澤東的“農業學大寨“的號召下繼續發展，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估計建國二十多年來的農業成就時指出：“全國灌溉面積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億畝擴大到現在的六億七千多萬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盡管人口增長過快，現在已近十億，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 第301——302）　　

    原江蘇省的省委書記許家屯，《在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上的發言》說：“解放以前，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我省農田水利常年失修，淮、沂、沭、泗等河經常泛濫成災，農業生產基本上處于‘望天收’的狀態--------二十八年中，我們一共投入90多億個工日，搬動二百一十多億土石方，開挖7萬多公里河道，建成1177座水庫，筑起2802座閘壩，培修17000多公里堤防，建成了124萬多個涵管、田間節制閘等小型配套建筑物。”（《人民日報》　1978年7月31日　）江蘇省的農業生產，在全國名列前茅，這和農田基本建設的巨大成就是分不開的。山東省也是我國農業發展比較發達的省份。原省委書記白如冰說：“建國以來到1977年底，全省共開挖治理大中型河流三千多條；建成大中型水庫175座，小型水庫5053座，蓄水能力120億方；共建大小排灌站22039座；建設萬畝以上灌溉區692處；打機井45萬眼，全省現有耕地中，有效灌溉面積達6400多萬畝，占58%；旱澇保收、高產穩產田達3969萬畝，占36%。”（《人民日報》　1978年8月5日　）這些數字對不熟悉農業生產的人來說，可能形成不了什么概念。僅就江蘇省二十八年投入90多億工日說，按每個勞動力每年勞動300天計算，相當于江蘇省二十八年，每年投入100多萬勞動力，專門從事農田基本建設，這是多么偉大功工程啊！能說這不是大躍進嗎？！　　

 認為大躍進得不償失的薄一波同志也承認大躍進運動取得重大成就，他指出：“1958年由于全國人民戰天斗地，大干苦干，加上年景也好，核實后的糧食產量為4000億斤，比上年增長2．5％。棉花產量為3938萬擔，比上年增長20．1％，鋼產量(剔除土鋼)800萬噸左右，比上年增長49．1％。在鋼鐵生產的推動下，一些基礎工業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同1957年比較，煤產量由1．31億噸猛增加到2．7億噸，發電量從193億度猛增加到275億度，金屬切削機床產量從2．8萬臺猛增加到8萬臺。”(《回顧》第709、710頁)“據1964年統計，建國以后到1964年為止，在新建設的大中型企業項目中，屬于1958年以后開工的，在許多重工業部門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從1950年至1979年新增加的生產能力中，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加的，煉鋼占36．2％，煉鐵占32．7％，采煤占29．6％，機制紙占33．8％，棉紗錠占25．9％”(《晚年》第125頁)等等。　　

    在社會關系方面，大躍進運動使廣大勞動群眾的主人翁責任感得到了充分的發揚。億萬勞動群眾不計報酬，夜以繼日地奮發勞動。按毛澤東同志的話說：“中國勞動人民還有過去那副奴隸相么?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面的勞動人民現在真正開始統治這塊地方了。”“共產主義精神在全國蓬勃發展”((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177、178頁)。他要求干部以真正平等的態度深入群眾，深入實際。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時說：“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也是一種生產關系。在這里，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對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319頁)。這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雇傭奴隸有根本的區別。在西方經濟學家的理論中，勞動者不過是生產要素的一種，與工具、設備、廠房同屬一類。只強調勞動者要服從管理，遵守規章制度，不強調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只強調罰款、獎勵，不講調動勞動群眾主人翁責任感，只講少數人管理，不講勞動群眾參加管理等等，實際上是西方經濟理論的運用。大躍進運動開創了與西方經濟理論根本不同的原則。如果說過去強調了農村干部要參加生產勞動，那么1958年則開創了全國范圍的干部、知識分子參加勞動的先河。上自毛主席、周總理，下至一般干部都到十三陵水庫等地參加過勞動，當時北京所有高校的在校學生幾乎都輪流到水庫工地勞動過。大躍進所開創的原則：充分發揮勞動群眾的主人翁精神，自覺地為社會勞動，為集體勞動，征服、改造大自然。這種原則不僅在大躍進期間而且在以后的生產建設中，在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口號下，得到了發揚、貫徹。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原則，而是用商品買賣的原則，就不可能買來大慶油田、成昆鐵路、虎頭山的梯田和林縣的紅旗渠等等，也不可能買來兩彈一星等高科技產品。　　

(注：若干陳述摘自《天人古今》1988年第6期 （原署名田躍進）)　　

若干史實可參見：曬一曬大躍進的成就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6/159573.html　　

關于大躍進期間的狀況，許興全指出：據1964年統計，建國以后到1964年為止，在新建設的大中型企業項目中，屬于1958年以后開工的，在許多重工業部門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從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產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煉鋼占36.2％，煉鐵占32.7％，采煤占29.6％，機制紙占33.8％，棉紡錠占25.9％。[許興全：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 　　

    然而，對這些歷史事實，主流媒體是瞎子，他們看不見，他們大肆宣揚“大躍進”運動是極“左”路線的運動。例如百度百科稱：“大躍進”運動是指1958年至1960年間，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極“左”路線的運動，是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后不斷地錯誤批判1956年反冒進的基礎上發動起來的，是“左”傾冒進的產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盡管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要盡快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的狀況，但由于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的狀況。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的三年“左”傾冒進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大失調，并造成嚴重的經濟困難。　　

     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則更是極盡污蔑之能事。　　

    與某些人相比，莫里斯·邁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中的評價要客觀得多，他說：人們通常認為，毛澤東為了“意識形態”而犧牲了“現代化”，毛澤東晚年為了無謂地探求社會主義精神的烏托邦而忽視了經濟的發展。毛澤東時代基本上是一個趨向工業化的時代。在毛澤東時代結束后，評論家們發表的關于毛澤東時代經濟遺產的著述主要談及其“還合理”和“還平衡”性，而不是其經濟特點，盡管如此，也還是提到在毛澤東時代，工業總產值增加了 38倍，重工業產值增加了 90倍。從 1950—1977年，工業產量以每年平均 13.5％的速度增長，即使是從 1952年算起，每年的增長速度也在 11.3％。與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及主要發達國家的早期發展相比，中國經濟的增長率是較高的，與現代世界歷史上任何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周期相比，中國的發展速度也是較快的。在毛澤東時代，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 30％增加到 72％，這反映了中國已從一個基本的農業國轉變成一個初具規模的工業國。從 1952年（這一年工業產值恢復到戰前的最高水平）到 1976年，中國的鋼產量從 130萬噸增加到 2300萬噸；煤炭產量從 6600萬噸增加到 44800萬噸；發電量從 43億度增加到 1330億度；原油產量從近乎于零發展到 8400萬噸。化肥產量從 20萬噸增加到 280萬噸；水泥產量由 290萬噸增加到 4930萬噸。到 70年代中期，中國生產了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到遠洋輪船。中國還制造了原子彈和洲際彈道導彈，在成功地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的 6年后，又于 1970年發射了人造衛星。　　

工業化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要的變化。盡管中國絕大多數勞動力依然從事農業生產，在 70年代中期，城市工人階級的人數從 1952年的 300萬人增加到 1800萬人。此外，在農村建立小規模工業企業的政策使得 2800萬農民（來自農村的 3億勞動力之中）變成了公社或大隊工廠工人，盡管這些工廠的生產技術還非常原始。并且，還涌現出了一大批科技知識分子。中國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數量從 1949年可憐的 5萬人（到 1952年為 42.5萬人）增加到 1966年的 250萬人，到 1979年又增加到 500萬人，其中的 99％以上都是 1949年后增加的。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的時代。50年代初期，中國從比比利還要弱小的工業起步，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時，長期以來被恥笑為 “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躋身于世界前 6 位最大的工業國家之列。在 1952—1978年的 25年時間，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了 4倍，從 1952年的 600億元增加到 1978年的 3000億元，其中工業產值增長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計算為基礎，國民收入的指數（按照不變價格）從 1949年的 100（1952年為 160）增加到 1957年的 217，1978年則達到 440。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后 20年中，即使把大躍進所造成的經濟損失考慮在內，從 1957—1975年，中國的國民收入還是翻了一番多。　　

    盡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濟存在著多方面的弊端，但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記錄仍然是為中國的現代工業奠定了基礎的時代記錄。與德國、日本和蘇聯早期工業的進程相比，中國的經濟發展的速度更快。在那些比較晚出現在工業舞臺上國家中，這三個國家是成功地實現了工業化的最突出的歷史范例。在 1880—1914年期間，德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每 10年的增長 33％（人均 17％）。日本在 1978—1929年間每 10年速度為 43％（人均 28％）。蘇聯在 1928—1958年間每 10年的增長速度為 54％（人均 44％）。而在毛澤東主義時代的中國，從 1952—1972年，每 10年的增長率高達 64.50％（人均 34％）。中國的經濟發展并不像許多西方記者錯誤地告訴讀者的，是以 “蝸牛速度”向前發展。當然，若與同一時期這三個國家的經濟效益相比較，則另當別論。　　

    考慮到中國的經濟成就幾乎是在毫無外來援助和支持的情況下由中國人民獨立取得的，因而這種成就就格外引人注目。除了蘇聯在 50年代提供的有限的援助（到 60年代中期中國便迅速全部償還了這筆費用及其利息），毛澤東主義的工業化是在沒有外國貸款和投資的情況下進行的。直到 70年代末期前，中國一直處于一個對它懷有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在實際上的閉關自守的條件下，中國不得不奉得一度被奉為神圣的“自力更生”原則。因此，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在發展中的國家里，中國是唯一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國內通貨膨脹的國家。　　

盡管現在來談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已不那么時興，但歷史事實是毛澤東主義政權使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取得了一些進步，而這些進步是在不利的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下取得的，　　

在經濟學家的計算中，有一些因素是很難用數字來衡量的，而這些因素對衡量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又至關重要。人們應該注意到，在毛澤東時代，教育機構和受教育機會得到了普遍的發展，大量的文盲轉變成為有文化的人，并且建立了過去從未有過的比較普遍的醫療衛生系統。在毛澤東統治的 25年時間中，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延長了將近 1倍——從 1949年前的 35歲延長到 70年代中期的 65歲。這些統計材料表明，共產黨革命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帶來了物質上和社會上的利益。　　

    莫里斯·邁斯納還指出：偉大的英國歷史學業家 E.H.卡爾在結束他宏偉的多卷本蘇聯歷史著作時警告說：“危險并不在于我們去掩蓋革命歷史中的巨大污點，去掩蓋革命帶給人類的痛苦的代價，去掩蓋在革命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危險在于我們企圖完全忘卻并在沉默中無視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①［注：轉引自由塔里克 ·阿里主編：《斯大林主義遺產》，英格蘭，1984年，第 9頁。］　　

卡爾的話不僅適用于蘇聯，也適用于中國。.　　

未來的歷史學家在看到這些污點和罪行的同時，肯定會把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毛澤東時代（無論他們對此作何評價）作為世界歷史上偉大的時期之一，作為一個取得了社會成就和人類成就的時期。　　

不管人們怎樣大膽地定義“現代化”這一十分模糊的概念，在毛澤東主義時代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經濟變革都不可能被簡單地理解為“現代化進程”。“現代化”畢竟不是以廢除私有制為標志。不過，僅僅在 1949年共產黨革命勝利后的幾年時間里，恰恰是消除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構成了中國社會重要的基本特征。到 1956年，城市經濟殘余的私有部門實現了國有化，農業經濟實行了集體化。如果說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以及 “按勞分配”的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那么中國早在毛澤東時代初期就已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了。　　

中國在實行了國有化和集體化的同時，開始大規模地實行工業化。而工業化無疑才是現代化概念的本質。但是人民共和國的工業發展是在國家的指導和國家所有制的基礎上進行的。工業化進程在最初并沒有單純地被看作是目的本身，而是被看成是實現社會主義目的的手段，是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根本物質前提。雖然蘇聯和中國的共產黨政權都是在實行社會主義的同時也實行了工業化的政策，但是毛澤東主義的中國在社會主義事業的許多方面都搞得比蘇聯更加有聲有色。毛澤東不同于列寧、斯大林及其繼承人，他不愿意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發展單純寄希望于經濟和技術的物質力量本身的發展。毛澤東要求經濟發展應伴隨著（實際上是以此為前提）對社會關系和群眾思想的“不斷的”和“持續的”革命改造進程。毛澤東告誡說，在建設馬克思主義規定的物質前提的過程中，必須創造社會主義的組織形式和共產主義的價值觀念。毛澤東否定了生產力的發展將會自動地保證共產主義的最終實現這種蘇聯的正統觀點，他堅持認為，現在就必須使現代經濟發展的手段與社會主義的目的相一致。毛澤東主義的設想是，新社會以新人的出現為前提，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培養社會主義新人與建立社會主義技術經濟基礎同樣重要。因此，毛澤東主義認為，不能單純地用經濟發展的水平來衡量社會主義的發展，還要看它是否縮小了“三大差別”，是否朝著經典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目標發展，即向著最終消滅長期存在著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的方向發展。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給詩刊的第二封信,毛澤東說：國內掛著共產主義招牌的一小撮投機分子，不過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作旗幟，向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攻擊，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六億五千萬偉大人民的偉大事業而不被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們越罵得兇，我就越高興。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那時再看，究竟誰敗誰勝。　　

   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毛澤東堅定地說：“大躍進就是好，有人說大躍進不好，十三陵水庫，人民大會堂就是大躍進的產物。沒有大躍進就沒有大會堂。讓那些右派來看看，究竟是不是大躍進！”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毛澤東在關于枚乘《七發》中說：我們應當請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漢洛夫，斯大林、李大劍、魯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講躍進之必要，說公社之原因，兼談政治掛帥之極端重要性。馬克思“覽觀”，列寧“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我少時讀過此文，四十年不理它了。一日忽有所感，翻起來一看，如見故人。聊効野人獻曝之誠，贈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階級的較低層，有一條爭上游，鼓干勁的路線。當然，這是對于封建階級上層、下層兩下階層說的。不是如同我們現在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無產、資產兩個階級說的。我們爭上游鼓干勁的路線代表無產階級和幾億勞動農民的意志。枚乘所攻擊的是那些泄氣、悲觀、糜爛、右傾的上層統治的人們。　　

事實上，1958年前后建了大量大工程、大工廠、大水庫（包括向香港的供水），創建了許多學校，人們的精神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才是主流。大躍進的巨大成就不容詆毀,這些巨大成就彰顯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巨大威力,同時也應看到,出現的問題也是有目共睹的,很嚴重的,問題主要出在農業方面,因為自然災害、蘇聯逼債和高指標的失誤政策給農業造成了巨大的困難，一線領導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毛主席在二線怎么著急，他們不聽呀，今推明，明推后，這是有據可查的）。當時的直接領導人就一心想著急于撈政跡,為接班做鋪墊,結果搞砸了,趕緊把責任往毛主席身上推。大躍進的主流成績被掩蓋，支流缺點被炒翻了天，黨的歷史被歪曲。我們應當清楚地認識到，某些人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毛澤東時代，就是為了復辟資本主義。一些善良的人們以為是要總結歷史經驗，也為他們的宣傳所蒙騙，而我們應當明白，大躍進的基本思想和成績不容抹殺，他們抹殺的大躍進的基本思想和成績伎倆完全得逞之時，也就是尚存的共產黨徹底跨臺之時。　　

歷史表明：那些泄氣、悲觀、糜爛、右傾的上層統治者們，他們的所作所為無非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意志，為其一勞永逸地建立他們夢想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而所造的譽論。人民群眾應當起來，“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講躍進之必要，說公社之原因，兼談政治掛帥之極端重要性。為爭取自身的解放而努力奮斗！　　

    最后，作為結尾，我建議再學一下毛澤東五十年多前寫的一段文字，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對《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如何正確地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一文的批語中說：一個文件擺在我的桌子上，拿起來一看，是我的幾段話和列寧的幾段活，題目叫做《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如何正確地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辦的，他算是找到了幾挺機關槍，幾尊迫擊炮，向著廬山會議中的右派朋友們，乒乒乓乓發射了一大堆連珠炮彈。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聽見炮聲了嗎？打中了你們的要害沒有呢？你們是不愿意聽我的話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橫獨斷”，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錯誤只有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180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做大魚釣出來”，而且“有些像鐵托”，所以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講活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活的資格，簡直是黑暗極了，似乎只有你們出來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好家伙，你們那里肯聽我的那些昏話呢？但是據說你們都是頭號的馬列主義者，善于總結經驗，多講缺點，少講成績，總路線是要“修改”的，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那么，好吧，請你們看看馬克思和列寧怎樣評論巴黎公社，列寧又怎樣評論俄國革命的情況吧！請你們看一看：中國革命和巴黎公社，那一個好一點呢？中國革命和一九○五——一九○七的俄國革命相比較，那一個好一點呢？還有，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情況，同俄國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列寧寫那兩篇文章的時候的情況相比較，那一個好一點呢？你們看見列寧怎樣批判叛徒普列漢諾夫，批判那些“資本家老爺及其走狗”、“垂死的資產階級和依附于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豬狗們”嗎？如未看見，請看一看，好嗎？

  “對轉變中的困難和挫折幸災樂禍，散布驚慌情緒，宣傳開倒車，這一切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斗爭的工具。無產階級是不會讓自己受騙的。”怎么樣？我們的右翼朋友。

    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事赫魯曉夫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這三件是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

　2010/8/26　　　

請參見：毛澤東的初衷和指導思想無可厚非—— 一辯大躍進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25.html　　

侯悟宇收集的大躍進時期的建設成績　　

http://news.qq.com/a/20090820/0023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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