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胡績偉《論胡趙新政》中的信口開河
楊連旭
2010-8-1
上一回在《鄧小平：<論胡趙新政>的全面否定與<鄧力群自述>的實話實說》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8/170378.html中，咱們說到，胡績偉在《論胡趙新政說當年：
一是、“胡耀邦與鄧小平針鋒相對，堅持為右派分子平反改正”；
二是、“鄧小平、胡喬木、鄧力群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認為周揚、夏衍、巴金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帶頭人，要批王若水、胡績偉、蘇紹智、王若望、劉賓雁等一大批知識分子，但遭到了胡耀邦、趙紫陽的抵制，被胡耀邦稱為‘文化小革命’的清污運動只搞了28天就收場了”。
《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證實，清污運動遭到了胡耀邦、趙紫陽的抵制也確有其事。由此，就有個問題：胡耀邦如此屢屢犯上作亂，那么，作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領班人和核心的鄧小平，他怎么就那么寬宏大量，不僅沒有及時把胡耀邦撤換掉，反倒讓他步步高升了呢？
這可不像是鄧小平的為人啊。想那毛遠新，革命先烈之后，自幼便在國民黨盛世才的監獄中，也是個名副其實的“小蘿卜頭”，長大后不僅品學兼優，而且從基層崛起，更有挽救遼寧海城地震中數十萬軍民性命之大功！僅僅就是因為在毛主席病重期間擔當過他老人家的幾個月地聯絡員，實事求是的上傳下達了些不利于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沒有改造好的官僚集團的情況和言論，便于 1976年10月6日 35歲時被中共隔離審查，1986年經過審判，以“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罪被判刑17年。
盡管鄧小平同毛遠新的叔叔毛澤覃曾同病相憐，盡管毛遠新的大伯對鄧小平來說是“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可卻至今也未見到他老人家曾為毛遠新說過一句公道話。
由此可見，鄧小平其為人也，如三國時代蜀中的法正一般，睚眥必報！可他為什么對胡耀邦屢屢犯上作亂卻仇將恩報、讓他步步高升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當初的胡耀邦，不僅深得一號領袖華國鋒，而且還得到了二號領袖葉劍英的充分信任和支持，尤其是胡耀邦主要是秉承了他們的意志在行事呢。所以，那時的三號領袖鄧小平自然對他無可奈何啦。
（一）
1978年3月，中共高層派李一氓為團長，于光遠、喬石為副團長的黨的工作者訪問團出訪南斯拉夫、羅馬尼亞。8月，華國鋒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自1957年以后，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出國訪問。
1978年5月，華國鋒親自提議派谷牧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聯邦德國，考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1978年6月30日 ，華國鋒主持聽取谷牧的匯報，三番五次談到改革：“考察了這些國家，對我們有啟發。外國企業管理確實有好經驗值得借鑒。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筑確實不適應，非改革不可。”
華國鋒說：“要是省委對包產到戶意見一致的話，就試驗試驗吧！但我們必須明確集體化的道路是不變的，是必須堅持的。”（《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改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所以， 2008年8月31日 ，新華社播發的華國鋒同志生平，其中不僅強調了“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這場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斗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而且特別指出：
第一、“他根據廣大干部群眾的要求，開始復查、平反冤假錯案。”
第二、“他強調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和發展。”
由此可見，至少在1980年9月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職務之前，作為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的英明領袖，華國鋒主持了改革開放和平反冤假錯案，胡耀邦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執行者罷了。
不僅如此，華國鋒同胡耀邦私交甚好，對胡耀邦充分信任、格外倚重、完全支持。
2008年，胡耀邦長子胡德平有《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后后》發表在《財經》雜志。其中披露，胡耀邦和華國鋒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機會。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開展“四清”運動，兩人共同工作長達一年半之久。
對此，從1953年就跟隨胡耀邦的警衛秘書李漢平，在接受采訪時強調說：“他們相處的感情還是很深的”，“國鋒同志當了副主席以后，帶著家人來看過耀邦同志，當時是在富強胡同6號。”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17/00/1542087_39543302.shtml
沈寶祥的《胡耀邦與華國鋒——我所知道的若干情況》也說：粉碎“四人幫”后，葉帥的兒子問胡耀邦：你對華主席熟不熟？胡回答說：很熟，同過一年半工作哩。
胡耀邦幼女滿妹在2005年11月出版的《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中回憶，抓捕“四人幫”后，經葉劍英提議，華國鋒親自登門看望胡耀邦，請胡到中央黨校工作，胡婉拒了。 1977年2月26日 ，華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談工作問題。這次是華國鋒、汪東興一起同胡耀邦談的，華告訴胡：中央黨校即將恢復，請胡去黨校主持工作。
關于真理標準討論問題。胡德平特別強調：耀邦同志（1978年） 8月18日 在中央黨校的一段談話，應引起歷史學家的注意，他說：“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么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達到團結。”
沈寶祥在《胡耀邦與華國鋒——我所知道的若干情況》說：華國鋒對胡耀邦在中央黨校的工作是很滿意的。 1978年1月15日 ，胡耀邦在理論動態組會議上說：華主席反復講，總的精神對黨校很滿意，學習滿意，風氣滿意，其中之一是《理論動態》。
“他對我們說：黨校在華主席扭轉乾坤中起些作用是很光榮的；在繼往開來中，占一個光榮戰士的地位，我們努力向這個方向前進。現在華主席、黨中央支持我們，我們要好好干。”
沈寶祥在《胡耀邦與華國鋒——我所知道的若干情況》介紹：在開始一段時間，胡耀邦很贊賞華國鋒的一些思想觀點，曾要我們進行宣傳、闡釋。
1978年7月9日 ，胡耀邦在理論動態組會議上說：華主席講有兩種學習，一個是從頭學習，一個是重新學習。從頭學習是四個現代化；重新學習是過去的東西丟掉了，淡薄了，基本東西丟了，主席教導忘了。一些自以為懂得毛澤東思想的人，把毛澤東思想的基本東西丟了，或者根本就沒有學通……
1978年12月17日 的理論動態組會議上，胡耀邦對我們提出：還有請注意，要積累華主席講話的東西。粉碎“四人幫”以來，編一些東西，自己備用。《動態》上要適當引一點，不用粗體字，用他的思想。
胡耀邦還提醒《人民日報》，要重視宣傳華國鋒的思想觀點。他在 1977年11月14日 的理論動態組會議上說：昨天，我同《人民日報》副總編講，華主席、葉副主席講了那么多，你們不寫社論！
（二）
不僅如此。沈寶祥在《胡耀邦與華國鋒——我所知道的若干情況》說：胡耀邦在中央黨校還曾傳達了華國鋒分別于1977年12月和1978年7月，在半年中同他兩次長談的內容。
“第一次是1977年12月。在 12月17日 的理論動態組會議上，胡耀邦簡要地講了這次談話的情況，現將我的記錄抄錄如下：……
“這次談話的主要內容是關于粉碎“四人幫”的情況，時間長達幾個小時，一定講得很詳細，但胡耀邦只是簡略地同我們講了一下，我的記錄更簡略。”
沈寶祥在《胡耀邦與華國鋒——我所知道的若干情況》介紹： 1978年7月6日下午 ，胡耀邦在中央黨校第一教室召開會議，傳達了華同他的談話。
“本來只想找理論動態組同志談一談，再一想，索性找黨委、教研室同志一起來談一談。
“前天下午和晚上，在華主席那里談了九個多小時，從下午三點鐘，一直到凌晨一點多，實際上九個多小時，一分鐘也沒有休息，一面吃飯一面談。華主席談了許多重要思想，非常開竅的，是隨便談的，我也沒有作記錄。整整九個半小時，華主席談得津津有味，他提出來，反復要我考慮，是商量的口氣，根本不能作記錄。今天談的話，都是我的體會。
“華主席最主要的是想兩件大事。第一件，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點。他反復問：耀邦，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們國家迅速地富強，用他的話是興旺發達。他說，我看這是全國人民的要求。這是第一個問題。與這個問題有聯系的，也是與興旺發達有聯系的，他想的第二件事，就是安定團結。現在黨內國內最廣大的人民最關心的是這兩件事：大干快上，安定團結。……
“最后，華主席提了兩條：一條出國考察一下，不但部長、副委員長、副總理、省委書記，連有些廠長，也要出國考察。今年下半年他也要出國。鄧副主席、李副主席也要出去。出國有什么好處？擴大影響，領導是團結的嘛。擴大影響，開眼界。我插了兩句：我們一是夜郎自大，一是坐井觀天。第二，要號召高級干部學一點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規律。……
“我回來后想，華主席為什么找我談了九個多小時。華主席對經濟情況非常熟悉，數字很熟。搞得好，把方法搞對頭，把大干快上的關鍵抓好，我們花十三四年，是可以搞上去的。這是二三百年來人們夢寐以求的問題，是今后幾代人的問題，是全國人民命脈所在的問題。十幾年打他一個翻身仗，我還能看得上，這是最令人神往的東西。
“剛才忘記了講幾個情況。……第四，要堅決落實政策。五大政策：干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統戰政策、民族政策、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政策。……前天華主席還講，有些大的歷史案件，組織部研究一下，提出意見，中央小范圍討論一下。有的大隊，地富反壞到了30%—40%，叫人痛心。
……
“這半年多來，一次談七個小時，一次九個多小時。他主要的心思、心血，（是）關心這兩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就是路線，就是大局。關系我們民族的前途，帶關鍵性的兩條。我們觀察問題要抓住這兩個問題。這是生死攸關、前途命運的問題。”
http://www.hybsl.cn/ybsxyj/shengpingyusixiang/2009-11-30/17554.html
關于平凡冤案，胡德平介紹：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就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一個晚上，耀邦回到家后說：在一個堤壩上，華主席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沖多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
正因為有華國鋒的充分信任、倚重和授意，胡耀邦才可能從1977年3月起任中共中央黨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長，8月當選為中央委員，12月兼任中組部部長，1978年12月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隨后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1980年2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不到兩年間就扶搖直上，不僅經歷了中央諸多重要職位，而且完成了真理標準討論，平反冤假錯案。
由此可見，胡績偉所謂的“1977年胡耀邦等同志領導發動的一場平反冤案的大運動，著手徹底糾正毛澤東在文革中和文革前幾十年以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手段，人為制造的一系列冤案、假案、錯案。”完全是胡言亂語的美化。
（三）
胡德平、李漢平和滿妹等人的回憶都證實了一點：葉劍英同胡耀邦是有著歷史淵源的忘年之交。
葉劍英同胡耀邦，不僅延安時期就有來往，而且建國后也經常互相串門。當年胡耀邦在西北局被劉瀾濤開會批斗101天，病得很厲害，葉帥到陜西出差，說你回去吧，就把他拉回北京養病了。
http://news.ifeng.com/history/2/shidian/200905/0522_2666_1170320.shtml
沈寶祥在《富強胡同6號的記憶》中介紹， 1976年10月8日上午 ，即粉碎“四人幫”以后的第三天，葉劍英即派他的兒子葉選寧，到富強胡同6號看望胡耀邦，告訴他已將“四人幫”抓起來了這個大好消息，囑他養好身體，準備迎接黨的分配工作。葉帥還要他想想，對當前如何治理國家有什么建議，要聽聽他的想法。過了兩天，葉選寧又來了，耀邦說，自古以來，有識之士總是說，大亂之后，要順從民心。民心為上。我以為當前有三件大事特別重要：停止批鄧，人心大順；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耀邦說，這三句話，我是用心想了一天一晚，為了便于記憶，費了好一番心思編出來的。
http://www.hybsl.cn/xuezhewenji/shenbaoxiang/2008-10-27/10374.html
據滿妹等人的回憶，華國鋒、汪東興一起請胡耀邦去黨校主持工作時，胡耀邦當時并未服從，直到葉劍英出面談才答應的。
沈寶祥在《葉劍英與胡耀邦》介紹：據說，葉帥聽了葉選寧回來的報告，贊賞胡耀邦的三條，深以為是。他竭力向華國鋒等人推薦胡耀邦出來工作。
1977年3月3日 ，黨中央任命胡耀邦為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工作。 3月12日 ，葉即找胡談話。耀邦說：葉帥同他談話后，他才敢于 3月14日 去看望小平同志。葉帥寓意深長地對耀邦說，到黨校工作，“我看也好，黨校遠在西郊，是非少點。憑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點名堂來的。”
沈寶祥在《葉劍英與胡耀邦》中回憶， 1977年10月9日 ，葉劍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講話中強調：“如果理論不能指導實際，不受實際檢驗，那算什么理論？決不能把理論同空談、吹牛甚至撒謊混為一談。”
雖然“在以后的日子里，耀邦在同我們談話中，不止一次地重申這些話，說明他對這些話的重視，很可能這些話就出之于他的手。”這種猜測固然有理，然而即便果然如此，“這些話”放進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講話中，畢竟還是首先必須得到了葉劍英的認同和批準。
其實，更大的可能還是：這些話完全出自葉劍英的本意。因為以葉劍英當時的地位，如此重要的講話，他根本就不可能是任人擺布、照本宣科的木偶！
沈寶祥在《葉劍英與胡耀邦》中介紹：葉劍英在講話最后提出：“我希望在黨校工作的同志，來黨校學習的同志，都來用心研究我們黨的歷史，特別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歷史。”這實際就是要總結十年“文革”。這是葉帥代表黨中央交給中央黨校的一項光榮而十分艱巨的任務。
胡耀邦正是在落實這項任務時，提出了運用實踐標準，起草了文件，組織八百學員進行討論，在此基礎上，中央黨校又撰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并引發了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http://www.hybsl.cn/index.php?action/space/uid/18
《葉選基：葉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說：葉在1977年12月初的一次常委會上，提到中組部老干部對部長郭玉峰的強烈批評意見，并說：“現在冤假錯案申訴太多了,要找個包公來判案。”這就是在常委會上，葉、鄧共同提出由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長的由來。
http://news.sina.com.cn/c/2008-12-18/194416875485.shtml
不僅如此。葉劍英早已率先垂范、以身作則，而且決心大、力度大。 1967年2月23日 “打死打傷革命群眾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開槍，逮捕革命群眾近萬人”的青海趙永夫案，是當年由周總理親自主持定性的。
《冼恒漢回憶錄：風雨八十載》介紹：“十年后，周總理逝世，軍委葉劍英元帥曾經兩次指示我，讓我給青海的同志們做工作，把趙永夫從監獄里放出來，給予平反。”
對于葉劍英的這個指示，我是想不通的。第一，這個案件是個關系到三百條人命的大案，是個在全國也排名頭號的嚴重事件；第二，這個問題是周總理親身處理的，而且人民大會堂的會議葉劍英也是參加了的，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質和處理過程他應該是很清楚的。
1977年6月，中央辦公廳通知我和韓先楚、肖華、宋平一起往“談一談”， 6月7日 的會議一開始，就公布我被正式免往蘭州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的職務
在1977年6月處理甘肅問題時，葉帥幾次提到我“不聽”他的“話”，“不執行”他的“指示”。
由此可見，所謂平凡冤案、否定文化大革命和真理標準討論，胡耀邦不過是秉承了葉劍英的旨意。
胡績偉所謂的“胡耀邦親自發動、具體組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沖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牢籠”和“胡耀邦首先抓的是平反冤案這個戰役，作為改革開放的突破口，從‘彭羅陸楊‘、’彭德懷、張聞天‘、陶鑄到薄一波61人的一大串冤案平反，擴大了第一個戰役的重要的戰果”根本就是信口開河的美化。
（四）
1978年9月，鄧小平和華國鋒商定召開三中全會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對此，葉劍英提議召開三中全會的預備會。
王守江： 怎么開三中全會，葉帥就有不同意見，就是必須加個預備會議，全會不能開一個月吧？必須要開個預備會議，把大家的意見講出來。
http://news.sina.com.cn/o/2008-12-18/143314901100s.shtml
11月10日 ，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式上宣布會議了討論經濟問題的三項議程，又宣布：中央政治局決定，在討論上面這些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就是：從明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可 11月11日 ，譚震林、傅崇碧、李昌、陳再道等同志就在小組發言中卻提出進行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先要解決一些問題，如天安門事件、“二月逆流”。
第二天，即 11月12日 ，陳云在東北組率先發言，要求政治上平反冤假錯案、解決安定團結的問題。（《堅持有錯必糾的方針》，《陳云文選》）。
于是，聶榮臻在東北組，康克清在華北組，宋任窮、肖華在西北組，以及許多人，都就陳云提出的這些問題發表意見，并補充提出其他一些必須由中央考慮做出平反決定的重大案件，如：彭羅陸楊案件，此時羅瑞卿已去世，彭真、陸定一、楊尚昆尚未安排工作；“二月逆流”案件，雖然在“文革”中毛澤東表示過“不要說了”，但解決得還不徹底。（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
《葉劍英年譜》記載： 11月12日 陳云發言當天，葉劍英對華國鋒說，“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問題要從速表態，以免中央被動。
于是，“中央政治局接受了陳云等同志的意見（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三中全會以來的重大決策》）。
11月13日 ，華國鋒在全體會議上要求大家從當天起轉入對農業問題的討論，并由紀登奎對兩個農業文件作了說明，但是局勢已經失控，與會者糾纏不休。華國鋒只好表態，讓大家暢所欲言。
14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至 11月25日 ，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向會議宣布了中央政治局的八條決定，基本接受了陳云等的意見。于光遠稱：“總之，凡是討論中提出的重大問題他都做出了令人滿意的答復。” （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
盡管如此，對于華國鋒從26日起轉入討論經濟工作的要求，會議卻并不熱心，反倒是如于光遠所說：“25日大會開過，當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間，同他商量應否指名道姓地批評汪東興。”（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于是，會議又轉題成了揭批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紀登奎等人、改變中央領導人事和機構變動問題。
“會議開到 12月7日 ，西北組以全組名義提了十二點建議，其中包括增補九名中央委員、三名政治局委員和一名黨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建議，舉手贊成的人都署了名。 12月11日 汪鋒傳達：政治局召開了會議，討論了西北組的這十二條建議和其他分組提出的類似的建議。”
其實，十二點建議還包括了“為了東興同志能集中精力考慮國家大事，建議他不要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更不要兼任警衛局局長了。”“中央辦公廳、《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警衛局等單位需要整頓，深入進行揭批查。八三四一部隊在建制上應交歸北京衛戍區，中央警衛局只作業務聯系。一個師的編制太多，仍恢復警衛團。”“建議陳錫聯同志不要兼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建議紀登奎同志不再分工做常務副總理。” （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
不僅如此， 11月26日 上午 ，胡耀邦在西北組第三次發言，其中強調：“為了繼續弄清大是大非問題，勢必要接觸到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和如何全面評價毛主席的問題，這是即使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事情。”（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
對此，葉選基在《葉劍英：最后十年，滿目青山夕照明》介紹說：葉劍英口述，女兒葉向真執筆，重擬定了新講稿，在閉幕會上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強調：“四人幫”的本質是封建法西斯。
另據李銳等宣揚，葉劍英還聲稱，文化大革命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人。
由此可見，葉老帥同胡耀邦在平凡冤案、否定文化大革命問題上配合之默契，二人關系之密切。
（五）
沈寶祥在《葉劍英與胡耀邦》中回憶： 1979年1月29日 ，胡耀邦在釣魚臺中宣部召集我們開會時說：“25號葉帥上午回來，下午打了一個電話給我，五點到他家里談到七點鐘。我把這個觀點給他講了。1977年二月份葉帥同我談過一次話。我希望他老人家這一生做三個計劃，一個五年計劃，一個十年計劃，一個十五年計劃。趁你在世時，頭一步能把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的乾坤扭轉過來，這就了不起，到馬克思那里去就是八個字：開國元勛，乾坤巨手。25號下午我又談，形勢兩年多來有很大變化，但還只能說乾坤始轉，乾坤初轉。他聽了還是激動。”
由此可見，此時在胡耀邦心目中，葉劍英才是“能把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的乾坤扭轉過來”的領袖呢！
事實也確實如此。不僅在平反冤案、否定文化大革命這些政治問題上，就是改革開放的經濟問題上，葉劍英也是發揮了扭轉乾坤的作用。
葉選基在《葉劍英：最后十年，滿目青山夕照明》介紹說：谷牧訪問歐洲以后，回來匯報說外國的旅游事業開展得很好，所以中國也要開展旅游業。
葉帥就提出，是否搞個旅游部，誰來當部長呢，建議榮毅仁來當。當時中央原則上是同意的。為了讓榮毅仁有思想準備，還跟他打過招呼。
但后來沒搞成。榮就想了一招，搞個信托投資公司，引進外資。如果榮老板當了旅游部長，就沒有今天的中信了。
當時榮老板跟我講什么叫信托投資，我第一次聽說這么個東西。他提出跟葉帥報告一下。當時葉帥在廣州，葉帥作出指示：支持和同意榮毅仁搞信托投資，讓他找谷牧匯報。因此，中信是谷牧領導、安排、協助榮毅仁辦成的。江澤民同志也參加了中信的籌備工作。
……
此后的 1979年1月17日 ，鄧小平舉辦“五老火鍋宴”，請榮毅仁等五位工商界人士商談。
http://news.sina.com.cn/o/2008-12-18/143314901100s.shtml
1979年2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勛和吳南生向葉劍英匯報了辦出口加工區的設想，葉催促他們趕快向鄧小平匯報。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后，葉與鄧在聽取廣東省匯報時，即要求他們盡快擬出經濟特區條例，1980年8月，《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獲葉領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
所以，葉帥是第一位支持辦特區，也是第一位視察深圳（ 1980年4月27日 ）、珠海特區（ 1980年4月28日 ）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葉選基在《葉劍英：最后十年，滿目青山夕照明》還介紹說：1983年4月，正在廣東考察的副總理谷牧，聽聞葉在中山療養，便要求聯系見面。這個時候的葉疾病纏身，一個多月前，他正式提出不再連任人大委員長。
聽谷牧說，“租界”論、“李鴻章”、“洋務運動”等說法給他帶來巨大壓力。葉問：“聽說你遭圍剿了。我們有些同志到底是怎么想的，為何不允許你在經濟開發區搞試點？”
谷站起來：“我一定把特區干出個名堂！”
葉說：“那就好，那就好！記住，如果再遭圍攻，你頂不住了，就來電話。我葉劍英立即調飛機飛回北京，旗幟鮮明地支持你搞改革開放！”
http://news.sina.com.cn/o/2008-12-18/143314901100s.shtml
已經疾病纏身且又提出辭職了的葉帥，此時氣魄之大、自信之強，絕非一般黨國領袖可比。以他老人家一生唯謹慎的性格，若非實權在手、勝算在胸，斷然不敢出此狂言。
（六）
葉劍英其人，當代我國絕無僅的一名有能屈能伸、偶爾露崢嶸的大丈夫。
因受歧視和遭資本家欺壓，葉劍英憤然于1917年回國入云南講武堂學習，畢業后即追隨 孫中山 先生。1922年6月，軍閥陳炯明叛變，任海軍陸戰隊營長的葉劍英率部護衛孫中山脫險。1924年初，葉劍英任建國粵軍第二師參謀長。受 廖仲愷 先生邀請，參加創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 任 教授部副主任。他在國民黨軍中官至少將師長，卻毅然加入了共產黨。
戰爭年代，他先是在國民黨中將蔣介石、汪精衛、張發奎耍戲一番，為中共立有奇功；后在中共中，雖然長期執掌中軍，卻于各派系和各種路線斗爭中左右逢源，再立奇功。建國后，除初期主政廣東遭受小挫之外，又歷經各種運動和斗爭，始終縱橫捭闔、進退自如。
雖然據《葉選基：葉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介紹，他年滿18歲以上的子女和女婿，都下了“文革”的大獄，無一幸免；盡管他在軍委碰頭會上，拍案斥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黨亂軍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遠端骨折；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葉劍英一帆風順、步步高升，最終從幾位聲威遠在其上的元帥中一飛沖天，主持軍隊工作，成為毛澤東之后我國第一實權人物。這卻是不爭的事實。
葉帥長期指揮軍隊，也曾主政一方，當時是黨內僅次于華國鋒的副主席，同時也是實際掌控軍隊的領導人，1978年2月又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不僅華國鋒仰仗著他的輔佐和支持，而且鄧小平、陳云、胡耀邦等大批元勛宿將也是依靠他，才得以復出、高升！
葉選基在《葉劍英：最后十年，滿目青山夕照明》中介紹說：1976年12月初,鄧前列腺病發。
葉得悉后，隨即向301蒲副院長了解情況，促使301向中央打了鄧需住院手術治療的報告，葉帥就此作出指示：“精心護理、精心治療、嚴格保密、注意安全。”
鄧術后康復，選寧兄奉葉帥之命前往探視，我有幸陪同。選寧兄與鄧的談話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遵父親指示傳話，囑咐鄧養好身體，準備出來工作。
鄧那時的謙和情景我至今仍記憶猶新，我知道那是出于對葉的敬意。
http://news.sina.com.cn/o/2008-12-18/143314901100s.shtml
《葉選基：葉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介紹：鄧還在301療養之際(此時3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還沒有召開)，葉就開始為鄧的復出做工作。葉在玉泉山九號樓向華、汪不止一次提出，要鄧重新工作，華、汪均未反對。
后來在玉泉山四號樓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在葉堅持和做工作后,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在“適當的時候”安排鄧出來工作。
為鄧出院后的住處安排，華提出為了安全，安排在靠近葉的住處。因而,一致決定鄧住進西山二十五號樓(據王守江回憶)。可見華對鄧還是善意和關懷的。
http://www.hybsl.cn/huinianyaobang/huainianwenzhang/2008-10-30/10446.html
1980年11月10日 ，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起草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如何評價毛澤東，如何檢討黨的思想路線，華國鋒成為一個焦點。
葉選基在《葉劍英：最后十年，滿目青山夕照明》中介紹：這次會議十分漫長，政治局連續召開9次會議，長達25天。華堅持為自己的思想辯解。后來葉劍英的講話起了關鍵作用。
葉檢討自己“周公輔成王”，有封建思想在作怪。他說，討論華所犯錯誤，對起草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非常重要：“如果國鋒同志不愿意承擔責任，那就由我承擔好了。所有中央這4年來的錯誤都是我造成的，你們怨我，批評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辭職，今天在這個會上我再提一遍，我請求黨中央讓我離休。這是我雷打不動的意見。”
“華聽后不再辯解。這次會議作出讓華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議。”（《葉選基：葉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
所以，公認：葉劍英對會議的圓滿成功起了任何人無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1981年6月下旬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高齡有病的葉劍英仍堅持參加了開幕式和投票，并親自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全會寫信，說：“我和小平同志談過，我覺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字排列，還是胡鄧葉趙李陳華。這樣更好。”“對于華國鋒同志的批評、幫助以及對他所擔負的職務調整，我認為中央的處理是妥當的。”
（七）
雖然“鄧復出后，很多具體事務，逐步由鄧來掌管。”但是“在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胡耀邦當總書記期間，葉劍英一直是政治局排名第二的常委，位次高于鄧。” （《葉劍英：最后十年，滿目青山夕照明》）
盡管1983年6月后，葉劍英不再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然而6月，在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他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0月，參與主持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
1985年9月，葉劍英同其他幾位老同志一起，請求不再擔任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自此，他才退出了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所有領導崗位。第二年，即辭世而去。對此，其后有總設計師美譽的鄧小平當自嘆弗如。
又豈止如此。在葉劍英之后，第二代葉家將中竟然還能有兩人且在同期、躋身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列。這在迄今為止的黨國史上，絕無僅有！
葉劍英實力之深不可測，由此即可略見一斑。
《葉選基：葉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特別強調：“至于葉的歷史作用，可引用陳云 12月10日 在東北組的發言，他針對汪東興的錯誤說道:‘現在黨內議論紛紛，就怕常委出問題，許多同志因葉帥年老了，怕將來要出事，就怕鄧小平被再次打倒。’(見《陳云傳》)這段話是否可理解為鄧當時還不到‘一言九鼎’的地位，葉確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呢？沒有葉，鄧會受孤立，一個巴掌拍不響，這應是陳云同志講話的本意。”
http://www.hybsl.cn/huinianyaobang/huainianwenzhang/2008-10-30/10446.html
《冼恒漢回憶錄：風雨八十載》也證實了葉劍英當年一言九鼎的地位。華國鋒還對我講：“你十一大還要參加（當時我是代表已選出，），中央委員還要當。”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隨著運動的發展，中央和地區對我的態度和處理竟與中央關于解決甘肅問題的意見大相徑庭，以至于很快，就在我毫不知情、沒有一點思想準備、并且還在301醫院治病并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情況下，《甘肅日報》就已經把我作為“四人幫”在甘肅的代理人放在頭版頭條轟轟烈烈、大張旗鼓地進行聲討了！
1982年11月，“我去看望余秋里同志，秋里同志曾是我的老同事，對我是十分了解的，更何況他是當時的總政主任”，“其他一些老領導如李先念、王震等也托人帶話，都覺得對我這樣一個老同志幾年來如此揪住不放是太過分了，表示有機會一定要為我說話。他們還希望我回去后盡快解決問題，抓緊時間再為黨工作幾年，為四個現代化再貢獻一份力量。”
結果，這位開國中將卻被1982年12月退出現役，按地師級干部政治、醫療待遇。
所以，無論從資歷、地位，還是實際作用看，1986年之前的十年間，葉劍英是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當仁不讓的領班人和當之無愧的核心！自然，關于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所謂錯誤及其改革開放，亦或汪東興、華國鋒等人的去職，其實都是由葉劍英在一錘定音呢。
否則，以葉劍英當年的實力和地位，他老人家若不點頭發話，誰敢說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不是，誰又敢、又能奈何華國鋒呢！？
1986年10月29日 胡耀邦在葉劍英追悼會上的悼詞中強調：“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后，葉劍英同志高瞻遠矚，排除阻力，堅決主張請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立即出來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主張為‘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盡快平反一切冤假錯案。他從1978年3月到1983年6月的五年間擔任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在社會主義建設新的歷史時期，他對撥亂反正、制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確路線和政策，對實行改革和對外開放，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對健全民主與法制、選賢任能等方面的工作，對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大業，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由此可見，所謂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晚年錯誤和改革開放，“把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的乾坤扭轉過來”，葉劍英才是主導者。至于胡耀邦，只不過是他老人家帳下一員沖鋒陷陣的開路急先鋒罷了！
至此，如果所料不錯，估計有那心懷不滿的看官，早已按捺不住心中怒火，大罵開了華國鋒、葉劍英。其實，大可不必。因為不只是華國鋒、葉劍英，當年授意和支持胡耀邦的強力人物還大有人在呢。
欲知究竟還有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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