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和蔣介石――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六十五周年

新四軍和蔣介石　　

――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六十五周年

歷史研究，貴在求真。

有個歷史學家說過，我們現在研究的歷史分為三種：第一種是由于各種因素和合力形成，在一定時間和空間中發(fā)生的歷史事件，這是最真實的歷史，但這是“燭影斧聲，千古之謎”，只有老天爺才知道真相；第二種是參與這歷史事件的各方，分別從各自的立場、角度和觀點寫下的評論和回憶錄；第三種是旁觀者根據這些評論和回憶錄，按照自認為合理的邏輯進行分析判斷，得出自己的看法和結論。

問題是，我們往往不是從研究中得出結論，而是根據結論去研究歷史，讓歷史證明自己的結論。而這個結論，往往又是以誰是誰非為標準的。為了證明這個結論，有的只談過五關，斬六將，而不談走麥城；有的根據自己的需要，任意涂改歷史，甚至編造歷史。比如說，在抗日戰(zhàn)爭中，誰是中流砥柱？有人說是國民黨蔣介石，有人說是共產黨毛澤東，大家都拿出各自不同的論點論據進行論證，最后吵得一塌糊涂。其實，抗戰(zhàn)是全民抗戰(zhàn)，中華民族就是抗戰(zhàn)的中流砥柱。不管是哪個黨派領導，不管戰(zhàn)爭會持續(xù)多久，在世界潮流下，日本想滅亡中國，是不可能的。

研究歷史，如同看瞎子摸象。有個瞎子摸到了大象的鼻子，有個瞎子摸到了大象的耳朵，有個瞎子摸到了大象的大腿，他們根據各自的感覺，說出了大象的形狀。研究歷史，就是了解這個瞎子是不是摸到了鼻子，那個瞎子是不是摸到了耳朵，他們是怎樣想的，而不是證明哪個瞎子正確。這種說法有點大逆不道，但實際上，我們在實踐中面對一些不明因素，不明情況時，就是“瞎子摸象”，否則何必要“摸著石頭過河”？

隨著臺灣海峽兩岸的對峙松動和交流加快，現在有機會接觸國民黨蔣介石的一些文獻資料，我們可以了解國民黨蔣介石對抗日戰(zhàn)爭一些歷史事件的看法，為我們從國共兩黨的角度了解歷史的真相，提供了條件。現試從國共兩方面的角度來說明新四軍和蔣介石的關系，以達到拋磚引玉之目的。

迫不得已的合作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zhàn)爭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產物。

第二次國共合作，過去一直認為是西安事變，是中國共產黨利用張學良、楊虎城捉住蔣介石的機會，逼蔣抗日的結果。按照蔣介石的性格、他當時在中國的“領袖地位”和共產黨的實力，蔣是不會輕易就范的。第二次國共合作還有深層次的原因。

蔣介石對抗日的態(tài)度歷來是“攘外必先安內”，他認為，國家只有統(tǒng)一，才有實力。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不去抗日，而是集中精力圍剿共產黨，到1935年，在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下，紅軍被迫長征，蔣介石確實離“攘外必先安內”的“統(tǒng)一”只有一步之遙。當時，中共白區(qū)損失百分之百，蘇區(qū)損失百分之九十，幾個主要的根據地，如中央蘇區(qū)、鄂豫皖、湘鄂西、川陜根據地都喪失了，只有區(qū)區(qū)幾萬紅軍到了陜甘根據地。而蔣介石此時，占盡先機和優(yōu)勢，通過剿共，包括過去比較偏遠的西南各省，以及長期與南京對立的兩廣勢力，幾乎都被中央化了，而蘇區(qū)，已處在白色恐怖之下，他幾乎看到了實現統(tǒng)一中國的夢想。

這時，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了華北事變。蔣介石在不得不簽署喪權辱國的“何梅協(xié)議”后，也清醒的知道，“吾人以國力未充之故，不得不撤兵喪權，失地忍辱。此在革命時代，實無所謂，即天下后世亦能深諒，惟所求者乃在始終保持獨立民族之人格，只要不遺點滴墨跡于對方之手。”他深怕后世背上漢奸賣國賊的罵名。

但是，抗日確實要有實力的，中日的軍力相差甚遠，日本的年鋼產量達到是中國的142倍！日本的航母可以向美國叫板，而中國的很多軍隊還在使用大刀長矛。蔣介石不得不在外交上尋找大國的幫助。而這時，美英這些大國對日本都采取明顯的綏靖政策，絕不可能與中國結盟，唯一與中國一樣同樣受到日本嚴重威脅的，只有一個曾與孫中山合作過的大國，就是蘇聯(lián)。蔣介石在日記里寫道，“倭寇之目的，使我永其奴隸也。”“倭寇強迫必至，戰(zhàn)爭準備應從速完成矣。”“倭寇之所最畏者：甲、我抗戰(zhàn)；乙、我聯(lián)俄。”

聯(lián)俄的最大障礙是中共，而中共的最大障礙是紅軍。蔣介石又擔心象大革命時，蘇聯(lián)一方面支持國民黨，一方面又幫助共產黨；一方面武裝國民政府，一方面又給工農紅軍提供武器。他和毛澤東一樣，清楚地明白“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道理，在中國，沒有槍桿子的政黨或政權，只能是無權無勢，說話不算數的“民主黨派和民主政府”，掀不起大浪。

因此，在中國工農紅軍還未到達陜北時，蔣介石就主動派人和蘇聯(lián)聯(lián)系，甚至和中國共產黨聯(lián)系。他要求和蘇聯(lián)簽訂一個互助條約，并要求蘇聯(lián)壓迫中共放棄武裝，幫助中國實現“統(tǒng)一”。蘇聯(lián)同意互助，但不愿壓迫中國共產黨。于是，蔣介石繼續(xù)采取政治和軍事的兩手來消滅工農紅軍。只是在日本咄咄逼人，蘇聯(lián)同意援助，國內抗日情緒激憤，中共抗日策略轉變的情況下，西安事變才使第二次國共合作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對蔣介石來說，這是迫不得已的合作，他抱定決心：“可聯(lián)俄，決不可容共！”

蔣介石消滅共產黨武裝的手段　　

1、圍剿

這是蔣介石的一貫手段，如：寧青兩馬對紅軍西路軍的圍剿；山西閻錫山（含中央軍關麟征）對東征紅軍的圍剿；東北軍對陜甘紅軍的圍剿。當他認為張學良、楊虎城“剿匪不力”時，又急調湯恩伯、劉峙、陳誠、衛(wèi)立煌的大批部隊封堵黃河西岸。當二次國共合作后，他仍時不時地發(fā)動反共摩擦，最嚴重的就是皖南事變。

2、收編

蔣介石認為，將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新四軍，就是一種“收編”。這不僅僅是紅軍換裝，列入國民革命軍的編制，更重要的是要剝奪共產黨的軍事指揮權。因此，他極力要對這些武裝派正職，派不了正職就派副職，派不了副職就派參謀。蔣介石曾成功地收編過許多雜牌部隊，但在共產黨這里卻碰了釘子。蔣介石想把國民黨特務頭子康澤派到八路軍當政治部副主任，被朱德拍了桌子趕出去，堅持由鄧小平當副主任。在新四軍方面，蔣介石也要派正職，共產黨只接受了北伐戰(zhàn)爭時曾是共產黨員的葉挺當軍長。

3、借刀殺人

這是蔣介石最善使用，最為得意的手段。他曾想把“抗日的紅軍”趕到外蒙邊境去，也曾要求八路軍正面去和日寇作戰(zhàn)，最后，面對一天天發(fā)展壯大的八路軍、新四軍，要求他們統(tǒng)統(tǒng)到舊黃河以北去，讓日本人來消滅之。這就是皖南事變的起因。

中國共產黨的應對方法：　　

到敵后去，到前線去，放手發(fā)動群眾，壯大人民武裝，建立自己的根據地。力量雖小，也要成為抗日的中流砥柱。但是對蔣介石和國民黨

1、堅持游擊戰(zhàn)――反對面對面的陣地戰(zhàn)，

2、堅持獨立自主――反對一切服從國民政府，

3、堅持山地――反對無根據地作戰(zhàn)，平原和湖泊沒有山，那就“水不藏人人藏人”

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xié)求團結則團結亡

有理有利有節(jié)地斗爭。

因此，在共產黨內，凡是對蔣介石放松警惕，自以為是國軍，想打正規(guī)戰(zhàn)，不敢放手發(fā)動群眾，建立抗日政權，自愿服從戰(zhàn)區(qū)領導的，都是吃了虧的。

蔣介石如意算盤的失算――皖南事變　　

    國民黨想消滅八路軍、新四軍有二個方案：

1、八路軍、新四軍全部赴舊黃河以北；――10月19日――蔣方案

2、剿滅黃河以南匪軍――11月14日――何白方案

蔣介石極力想采取第一方案，這是最合算，最沒有風險的方案。這是因為，將八路軍、新四軍全部調至舊黃河以北，不但可以逃脫“破壞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罵名，還可以戴上抗日的美名。即可避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擴張，鞏固國民黨的地盤，又可借日本鬼子來消滅共產黨武裝，不費自己吹灰之力，真是一舉多得。但國民黨軍事高層打亂了他的部署。

蘇北的反頑戰(zhàn)役（黃橋戰(zhàn)役和曹甸戰(zhàn)役），對皖南事變有很大影響：對蔣介石，蘇北打的是桂系，不是他的嫡系，無所謂；對國民黨軍事高層，對新四軍的擴充咬牙切齒；對皖南新四軍軍部，北撤的路線就頗費心思。向北（西北），要遇到日本鬼子和桂系，向東（東北），要遇到顧祝同的二個師；向南（西南），完全是南轅北轍，兜圈子還是要走回去。也就是說，黃橋戰(zhàn)役斷了向北的路，曹甸戰(zhàn)役斷了向東的路，現在只有向南一條路好走。能不能走得通，項英做好了打游擊的準備，“遇阻擊即用戰(zhàn)斗消滅之，遇強敵則采取游擊繞圈，至萬不得已時分散游擊。”――而這正是蔣介石最擔心的，即新四軍“絕不渡江準備串擾后方”（徐永昌）。新四軍大部分人都是來自三年游擊戰(zhàn)爭的閩浙贛，如游擊回去，如同放虎歸山！只要愿意北撤，一切都好說，給錢給糧給彈。曹甸戰(zhàn)役直接影響到葉挺、項英決定向南轉移，給了國民黨以口實，結果撞到槍口上去。等蔣介石知道新四軍軍部已全部消滅后，干脆宣布新四軍為叛軍。這也給他在政治上帶來極大的被動。

我們從中共領導人的資料中，也證明了蔣介石的想法。

“你們一定要照那個辦法，開到河北，不然我無法命令部下。蘇北事情鬧大了，現在誰聽說了都反對你們。他們很憤概，我的話他們都不聽了。”（蔣介石對周恩來）

“怕影響對蘇聯(lián)的關系，在皖南消滅我軍，蔣亦曾下令制止。”（劉少奇）

“東條公開說，華北是日本人的根據地，蔣介石要驅逐華中共產軍去華北，破壞日本利益――這一點我們過去卻沒有估計到。”（毛澤東）

皖南事變后，由于莫斯科的態(tài)度，和隨后的共產國際的解散，希特勒進攻蘇聯(lián)，日本偷襲珍珠港，蔣介石從依靠蘇聯(lián)轉向依靠美國，中國共產黨只得在政治上堅決反攻，而軍事上須取守勢。但是，這也為擺脫右傾路線，放手發(fā)動群眾，壯大人民武裝，提供了大好機會。從此，共產黨我行我素，繼續(xù)高揚新四軍旗號，徹底獨立于國民政府的指揮系統(tǒng)。國民政府不再為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和八路軍、新四軍提供經費，促使共產黨另立銀行，發(fā)行邊幣，自行收稅，再不與重慶發(fā)生請示匯報關系，在政治上完全脫離了國民政府的統(tǒng)轄。幾年后，蔣介石發(fā)現，當年未消滅的新四軍竟這么強大，除了20多萬主力外，還有近10萬的地方武裝！

潑向新四軍的臟水

以上事實說明，蔣介石雖然是抗日的，但也是一貫堅持反共的，各個時期手段不同，但目的始終如一；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抗日的，但要一直提防蔣介石的反共，可謂腹背受敵。國民黨消滅新四軍的目的沒達到，就給新四軍扣上“游而不擊，不抗日，只打頑”的帽子。65年過去了，還有些人在張牙舞爪地揮舞著這頂帽子。

說新四軍“只打頑”，無非是說黃橋戰(zhàn)役、皖南事變、天目山反頑。那么，究竟是韓德勤進攻黃橋的新四軍，還是新四軍進攻黃橋的韓德勤？是國民黨圍剿皖南的新四軍，還是新四軍攻打國民黨的三戰(zhàn)區(qū)？是國民黨進攻天目山的新四軍蘇浙軍區(qū)，還是新四軍去攻打國民黨的頑軍？誰打誰都沒搞清楚，被打者卻被扣上“只打頑”的帽子，這種言論沒有依據。

說新四軍“不抗日”更是可笑。有些人一方面大談國民黨抗日的淞滬戰(zhàn)役、忻口戰(zhàn)役，臺兒莊戰(zhàn)役、中條山戰(zhàn)役、昆侖關大捷、緬甸遠征軍等等，高歌國民黨的豐功偉績，一方面又想方設法貶低新四軍的戰(zhàn)績。他們閉口不談新四軍從不到一萬人起家，而談抗戰(zhàn)勝利時新四軍有20多萬人；他們閉口不談新四軍抗擊和牽制了16萬日軍，23萬偽軍，作戰(zhàn)2萬多次，殲日偽軍31萬余人的事實，而從新四軍的作戰(zhàn)案例中摳數字，算出新四軍八年抗戰(zhàn)只消滅2千日軍，得出20萬人才消滅2千日軍的離奇答案。新四軍不想抹殺國民黨抗日的功勞，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兒女，但也不允許向英勇奮斗，流血犧牲的新四軍抹黑。在八年抗戰(zhàn)中，光犧牲的新四軍團以上干部就有121人！試問，作為統(tǒng)轄新四軍的國民黨顧祝同第三戰(zhàn)區(qū)，轄三個集團軍，22個師，他們究竟和日寇打過幾仗？消滅多少日本鬼子？也說來給大家聽聽。

最近，習近平同志強調指出，要“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中共歷史，要牢牢把握中共歷史發(fā)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旗幟鮮明地揭示和宣傳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歷史必然性，”“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為我們研究歷史指明了方向，也劃出了紅線。我們從國共兩黨的不同角度來分析，更能看出新四軍在抗戰(zhàn)中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歷史地位和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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