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復旦舊人舊事之二
按：
譚先生離我們遠行已有十三個年頭了，譚先生的一生是勤懇治學的一生，他在中國沿革地理上有劃時代的成就，他主持繪制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歷盡艱難終于完成了，它將世世代代造福于后人，雖然我們再也見不到他了，由于過去與他的長期交往，故而譚先生的形影仍惟妙惟肖地不時縈繞在我的夢際，他與我們上個世紀五0年入學的三十五個學子，幾乎是同時跨入復旦大門的，在復旦歷史系的許多老師中，他是我一生相互以師生相處時間最長的一位，前前后后有四十年之久。在葛劍雄編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與后傳》一書中，先生在不同的日子里，歷記了幾乎是我們全班同學的姓名，而我的姓名又是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翻閱他的日記，許多往事皆歷歷在目，而他那栩栩如生的形象也牢牢地刻在我們同學心目之中。時光過去半個多世紀了。當年的少年郎都已成了白首翁，去年和今年大家重新分別在劉寅生、徐連達諸同學的新家聚會話舊的時候，談論最多的仍是我們的譚先生。而且離不開他那本日記所記錄的我們共同的經歷。在同學們七嘴八舌的議論中，他生活的一招一式又是那么活靈活現，他那為人的方式更顯現出他是那么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他上課治學則是那么認真，而且事事與人較勁，他喜怒哀樂的情感流露則是那樣的盡情又盡興。記得一九五六年末迎新年全校老師的聚餐晚會上，我們歷史系的教師在第一教學樓，1233教室，在陳望道校長主持下，大家盡興痛飲，結束時，他是醉倒在教學樓的臺階上，我是扶著他一步一步地回家，一路上酒言酒語說個不停。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那個時候知識分子的心情是歡快的，亦可見五二年的思想改造運動并沒有在大多數知識分子心中留下什么陰影。綜觀其一生，他畢竟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中難得的幸運兒，這就是我們的譚老師啊！所以，本文要說的事，有許多是我們這些老同學共同的記憶，當然也有一些是我個人的記憶。
新同學與新老師一起參加迎新晚會
在五0年九月，我們辦完新生入學手續以后，全系師生在寒冰館529教室舉行迎新會，會議由系主任周予同主持，師生圍成一個圓圈坐在一起，教師在內圈，學生在外圈，中間空一個圓圈。這次迎新會不僅是歡迎新同學，也歡迎新來的老師，那就是譚先生，那年譚先生才三十八歲，身上穿了一件長衫，戴了一副眼鏡，剃的是一個平頂頭，腳上穿了一雙布鞋，身材不算高，看上去卻非常英俊，在那次迎新會上，他也站起來發了言，他說自己一定追隨諸位前輩之后在歷史系盡心盡力上好課，帶好學生。
譚其驤是從浙江大學來復旦的，四九年前譚先生任教于杭州的浙江大學和上海的暨南大學，每周二在二地往還奔波。四九年杭州解放后，學校被接管，決定歷史系停辦，留校的教師轉教理論課或中國近代史，譚先生不愿轉行，所以便決定離開浙江大學。他在暨南大學的學生先他轉到復旦歷史系了，對譚先生的授課有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們向系主任周予同推薦譚先生，雖然二人并不相識，周予同先生立即去信聘了譚先生，五0年九月譚先生便應聘來到了復旦大學歷史系，同時舉家遷居到筑莊。可見那時人事調動工作沒有現在復雜，他居住的筑莊即如今的第七宿舍，二層的小樓，我去過許多次，樓下是客廳，樓梯走廊上都堆滿了書，人只能側著身子走，我們去時師母娘也很客氣，那時他的孩子還年輕，常在客廳上進進出出。
去皖北參加土改
譚先生來復旦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去皖北參加土地改革，據華東教育部的要求，復旦文法學院部分教師和二、三、四年級的同學共656人去皖北參加土改，組成土改工作隊，由周予同任大隊長，朱伯康與余開祥任副大隊長，于五一年十月七日浩浩蕩蕩奔赴皖北，先后在五河、靈璧參加兩期土改運動，接受階級斗爭的實際鍛煉，學校的土改工作隊乘火車自上海到皖北，乘船經臨淮到了五河縣便與已在當地的華東土改工作團匯合，混合編組，第一期土改在五河，譚先生被分在喬集鎮參加土改，工作隊的組長是華東土改工作團的陶惠，當時縣以下的行政區劃是區，區以下是鄉，鄉以下是村，由四個村搞聯防，土改時大體上由四個自然村構成的聯防為一個片，由一個土改工作組掌握這個片的土地改革。當時，在村里的組織設有農會，民兵，婦女會；村有村長，鄉設置鄉公所，區設置區政府，工作隊進村以后由鄉干部事先安排好去住宿的農戶家，與農民同吃同住。整個土改的過程大體上有整頓和擴大農會，宣傳土改的政策，調查農村狀況，發動貧雇農訴苦，先參加區鄉斗爭地主富農的大會，然后在村里召開斗爭地主富農的會議，然后是查勘土地，分配作為斗爭勝利果實的地富財產，包括土地、房屋、牲畜、農具和糧食，張榜公布分配的辦法，勝利果實要在貧雇農中依照人口進行調劑，要做到各物歸戶，片與片之間，地少人多，地多人少的則要互相調劑，賬目要公開，土地要丈量，最后選舉新的村干部，并在鄉里召開慶功大會，焚燒舊的土地契約，宣告土改結束。喬集鎮是一個只有一百四十戶的小集鎮，喬集的土改自十月二十八日起至十二月五日便宣告結束。整個土改工作團便轉移到靈壁縣，譚其驤被任命為工作隊的副組長，要具體去負責城廂區西葉村的四聯防村的土改，正組長姓孫，是華東土改工作團的人。自十二月十九日進村起到一月二十二日便完成了第二期土改的全部過程，在這三個半月的土改歷程中，譚先生在日記中給我們留下了詳盡而又生動的描述以及他對土改的思考。
小兒參雜其間，雞鴨游行會場
在喬集土改時，他在日記中說：喬集于全鄉最為貧瘠，居民每值水災，十之八九皆逃荒，故全村鮮有未嘗至南方者。其中有的人還到上海要過飯，在復旦大學德莊學生食堂那兒要過飯，還說學校的伙食好，同學們聽了，一臉慚愧。在發動群眾階段，他在日記中說：“連日工作困難，群眾對地主仇恨心不高，而對頑干（指解放前的村干部）與二流子反痛恨，貧雇農中間鬧小糾紛，訴苦對象多非地主。”可見在農村基層，干群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往往就是官民之間的矛盾，這個問題由來已久，迄今為止，始終是如何保持基層政權穩定的大問題，否則的話，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在召開農會會員大會時，他在日記中說：“場上秩序亂極，或笑或談，小兒參雜其間，雞鴨游行會場，當主席對一意見提付表決時，請同意者舉手，寥寥一二人；請不同意者舉手，仍止一二人；非重復表決數次無法得到結果，而群眾舉手與否又與陶（惠）之意見為轉移。”他還說：“如何使民主能集中，思過半矣。”民主制的建立，特別是在農村，不是一朝一夕一蹴便成的呀。如今喜歡講憲政的朋友，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他們太迷信選舉了，在農村搞直選，現在也難，何況鄉縣一級搞直選更難，他們只會從西方書本上搬，對中國的國情一無所知。十一月二十日在喬集鎮斗爭地主時，他在日記中說：“上午斗王振國、王安國、張學申三人，學申父為惡霸，管公堂去年已死，學申好人，現家中僅有薄田四十畝，內四畝水澆，生活不及貧雇農，斗爭中群眾皆發笑，余為之莞爾。”言下之意為怎能以家庭出身來區劃本人的成分呢？所謂管公堂，就是管理地方上的一些公共事務，也就是解放前的鄉村干部，鄉公所或者保甲長之類，只要有權利在手，公共事務，要過他的手，他就能稱霸一方，今年七月八日，《南方周末》調查欄，題為《履帶下的身軀》的文章介紹了今年六月二十六日發生在廣西桂林資源縣中峰鄉，東田彎村的慘劇，慘劇發生在東田彎村下屬的朝寶窯自然村。一個村委會的副主任，為了爭奪平整土地施工項目，開挖掘機的司機在挖掘機上叫嚷“你朝寶窯來多少人我就壓死多少！”于是他就開動挖掘機壓人，當然，這不是個人行為，顯然背后有人，居然能指使人用推土機活活壓死一個老人，他的兒子講：“我眼睜睜地看著，挖掘機的履帶壓過我父親的腳背、小腿、父親先是仰面向后倒地，履帶壓過他的大腿和軀干，直至頭頂。”從照片上可以看到整個人被挖掘機壓扁的慘狀，這不是什么交通事故，這是故意殺人示威，事后這位名叫程玉紅村副主任，居然叫嚷：“你們來多少人我就壓死多少人”，“壓死一個人太少，至少壓死三個”為什么他能那么橫行霸道，因為縣里有他哥哥當局長，鄉里有人庇護他，鄉干部與他的關系最鐵，這個程玉紅為了包攬工程，如此稱霸一方，還不是一個有保護傘的黑惡勢力嘛！為什么黑惡勢力會卷土重來，因分散的個體經濟，是黑惡勢力存在的社會基礎，地方黑惡勢力的抬頭恐怕不是一事一地的問題。在朝寶窯自然村那種情況下，搞直選選舉鄉村干部，能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嗎？講憲政，迷信直選的朋友，不妨去那兒試一試便知道可不可行了。選舉不是萬能的，只是一種形式，可不能迷信。不打掉或改變鄉村政權黑惡化，農民是抬不起頭來的。怎么打？建國初派工作組下農村發動群眾斗惡霸的經驗還是值得借鑒的。如果在村鎮要搞直選，先要清洗那里的黑惡勢力，否則選舉怎能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弄不好還會讓黑惡勢力合法化，更苦了當地的老百姓。重慶的打黑說明那些黑勢力的頭面人物和保護傘不都有什么“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合法的掛冠嗎？選舉只可能是形式上的民主，不可能自動實現實質上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得看百姓們在實際生活中，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有沒有主人翁的地位，他們有沒有充分的知情權和話語權，有沒有充分表達自己意見的意愿和場所。網絡的可貴就在于它在這方面開了一個口子，讓人們有一個公開面對大眾說話的地方了。
從惱怒之日到為之泫然淚下
第一期土改結束，十二月三日下午在喬集鎮召開慶功會，群眾姍姍來遲，“四時許開成，到會者不多，焚地方老契，晚召開全鄉干部與工作隊聯席會議，互相檢討，檢討集中于（鄉干部）幾松，熱烈有過于斗爭地主，幾松貪污腐化，包庇地富威逼群眾，新惡霸也。賈湖、武圩、羅莊三村干部及工作隊群起揭發其惡跡，幾一一反撲，頗狡黠，幾為區政委蔡之親信，先前群眾屢次告發無下文，此次會議上有區委某出席，亦作左坦言，可慨也。夜一時許始散會。補：二日晚有賈湖群眾百余人，羅莊群眾十余人來集找陶，亦為幾松事。”由此可見鄉干部的貪污腐敗，在群眾心目中的痛恨，甚于地主，然迫于區政府的包庇而無可奈何。譚在主持第二期西葉村土改結束時，亦遇一使其惱怒之事，“一月十四日，王榮英鬧出葉鳳領、葉玉品（三人皆土改積極分子）貪污斗爭果實，終日擾攘。糧帳既不請，沒收板片數亦不符，糧材經雙方對質改正，板片亦經王榮英在玉品家查出，晚召開群眾會，檢討領、品二人，二人受打擊，至躲于桌子下不敢抬頭，是日為余下鄉后最惱怒之日。”看來只要經手人事和錢物沒有群眾的監督，沒有制度的約束，即便是好人，也必然會產生各種弊端，即便只有幾片木板幾斤糧食尚且如此，以小見大，何況是掌握著人事任免，過手大量錢財物的大佬呢，所以干部的貪污腐化，包庇惡人，長期以來實在是我國難治之頑疾，一旦讓群眾起來揭發，便成為干部下不了臺，只能“躲于桌子下不敢抬頭”的惱人之事。官民之間的對立，本質上是干群之間的矛盾引起的，治官是主要的，要治好官，那民就要刁。過一定時期要讓群眾說說話，在會上吐出一口悶在心中的惡氣，干部改進一下作風問題，官民之間的對立自然就緩和了。雖然葉鳳領與葉玉品都是譚先生在西葉村土改中培養起來的積極分子，而譚先生還是讓群眾出了一口惡氣，伸張了正義。所以，譚先生在西葉村的土改是成功的，同時卻出現了另一個奇特少見的現象，土改結束，譚先生即將離開西葉村時，村里的干部和群眾一致懇切要求挽留譚先生在該村，日記中載：“一月十五日，得知定于二十一日進城，二十二日回滬，回村午餐群眾得知此事即發動挽留。一月十五日，群眾知余將走，全體干代簽名蓋章，去函鄉公所挽留，被駁回，中午又去一函，下午駁回。晚上又去一函。晚填表，群眾來著太多，心亂、不就，一月十七日，上午填表格，陳有凈來，向群眾解釋不能留之理，無結果而回。一月十八日，上午進鄉開總結會，晚飯后，定愛國公約，群眾仍欲留余，一月十九日，晨，返鄉開慶功會，會后西葉群眾包圍孫組長，挽留余，辯難數小時，雖理屈詞窮，不肯散去，最后答允進區要求，乃散，下午在張巷休息，轉覺空暇無聊。黃昏王維蘭、王榮英（皆西葉村之村民）送背包之鄉公所，余在莊家未值，維蘭歸途竟大喊。一月二十日，余自鄉返村，再向群眾解釋，群眾至是知已不可留，允放余。收拾行李，鳳鳴家以咸雞相餉，卻之不情，只得進少許，連日來鳳鳴家相待情誼，實無可言喻，下午王維蘭趕集回，據云在城晤及孫，區批不準留余，惟已與孫談妥，留余在西葉值一宵，俾敘離情，余不得已從所請，晚在鳳鳴家長談，深夜始睡。一月二十一日，晨，村人以牛車送余，王村長及鳳鳴一家皆哭，余為之泫然。抵城，鳳鳴送余至大隊部辭出。”從字里行間可以看到西葉村農民及村干部與譚先生在這期土改中建立的感情是那么情真意切，譚先生也真為之動容。類似這樣的情況，在歷史系參加土改的師生中絕無僅有，在復旦師生參加土改的整個大隊中僅此一例，在五河、靈壁的土改工作團的工作隊員中也沒有聽說過。它既反映了他真誠待人踏實做事的風范，又反映了那時基層鄉村干部隊伍中清官好官太少。這一期土改，他有了當一個多月清官、好官的切身體驗。難怪以后他在討論《海瑞罷官》的時候，一再寫文章為清官好官們說話，此已是后話了。從西葉村干部與群眾一再挽留譚先生這件事，可以看到只要當官的真心實意為群眾辦實事，群眾對他的擁戴還是真心實意的，為官的可不能一心想著自己如何謀利；不能老是上有政策，我想對策；只要不侵犯群眾的利益，群眾還是會真心擁護你的。在一定時間，如果干群之間積累了一些矛盾，那么讓群眾出出氣，幫自己打掉一點官氣，哪怕開一二次批評會，對干部不脫離群眾還是有益的。千萬不能對群眾給自己提的意見采取睚眥必報的態度，那就糟了，矛盾積累多了，群體性事件也就來了。
艱苦歷練下的衣食住行
從日記中，可以看到這三個多月的土改工作使他在生活上經受了饑寒交迫的考驗，在常人難以忍受的艱難條件下，堅持工作并刻苦地磨練自己。這一切，在他的日記中用極其簡練的文字，表述得那么逼真而動人，至今讀來仍感親切。十月二十七日，師生們是自臨淮乘船進入五河的，日記中說，“衣單、冷極，原料下午可到，只備午餐一頓，至是皆饑，饑寒交迫，較之自臨淮至五河一夜更苦，睡時已三點多矣。”剛到五河喬集鎮，他便被安排住在農民家，十月二十八日，他住進農民張斌家，日記云：“今晚之屋，滿屋煙塵，普遍情形也，因居民做飯皆用灶，無煙突，地少木植，一切用具皆以土代之，或用蘆葦，床則木架之中纏草繩而已。堂屋長案亦用土，亦用土床磚則曬而未燒。”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去區里劉集開會，在大車集用晚餐，那時，天已黑，“在隊部前有粥一缸，無碗筷，用漱口杯盛粥，昏黑中立飲，衣襟盡粥，后借得一付筷，領得蘿卜少許，飯后歸劉集，半途而雨，本鄉工作隊代表四十余人，寓所不及三方丈，無法展臥，出找殿臥處，地已濕，腳穿布鞋，狼狽甚，旋覓得一屋，頗寬，用高粱桿席地，上鋪被單而睡，夜雪，冷極，以帶來僅薄被一條也。”“十一月二十二日，晨起滿天大雪，滿路泥濘，無法出門，幸開會即擇此地，休會至對門茶食鋪，進茶食二千元（折合今人民幣二角）早餐，無開水，僅穿行一路，而腳已濕，旋又開會，余冷極，心不在焉，下午二時又休會，進午茶，在對門買得餅一張，芋頭一碗，又本村所煮面條一碗。繼續開會，至晚七時閉會，下午段遂鑫差人自村送膠鞋雨衣，如得至寶，閉會后出門，至近處百姓家覓得面餅一塊，水一碗作晚餐，夜睡原處，找得繩床一，睡得較上日為暖。”“十一月二十三日晨起打包至對門索得粥二碗，兩日未洗臉，未正式吃飯，又睡得冷，參加工作以來第一苦事也，急至寄膳處洗臉，買得公雞一只，囑白燒，回寓休息，午餐有雞，又沽酒半斤，飽餐一頓，痛快有逾吃酒席矣。飯后即午睡，氣候奇寒，未能熟睡，起身繞室而轉，未能工作。”從這兩三天的文字記載中，既可以見他生活上的艱難，還可以看到那些大知識分子間如何在艱難中尋找樂趣，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五河縣城，“值周予同、陳子展、鮑正鵠等自蒙城返五河，與共進午餐吃野鴨。牙刷在劉集失去，展翁以己用者見贈。”十二月五日，他自喬集至濠城，四十里路程，一路步行。“渡一水溝（馬溝），失足陷泥潭中，雨鞋皆脫落，雙足皆染泥，登岸脫襪，赤足穿鞋大寒，穿濕鞋頗狼狽。旋登車，足奇凍，昏黑始抵濠城。旋到代飯處，（胡）厚宣、（趙）宋慶來訪。飯后，潘（洛基）公到住所見訪。潘公已于是日上午到濠城借一飯店后間，拉余同寓，并市酒四兩，魚一條，花生一大包共飲。”而潘洛基先生在土改中的遭遇又更不同一些，他的岳父是大土豪，辦過團防，殺人甚多，土改時，他舅家有三人被鎮壓，他在五河參加土改，進村以后病了一個星期，其后什么事情都不管，沒有講過一次話，寫過一個字，算過一次帳，也實在難為他了，第一期土改，他說自己只是參觀而已，靈壁那期土改，他就因病回上海了，那時，他確實有很嚴重的糖尿病，這次他倆的同寓共飲，潘先生或許會在譚先生面前傾吐了他極其復雜的內心感受。十二月的十三日、十四日，他在靈壁縣城聽報告，“中間與劉大杰偷出洗澡。”這些都是當時復旦文學院著名的學者教授，他們畢竟一起在土改這極其艱難的生活環境中挺熬過來了，盡管譚先生與他們有同樣的學術聲望，表現與他們不同的地方是他在基層土改第一線，真刀真槍地實干過來的，這更不容易，如周予同、朱伯康諸老先生畢竟在大隊部，生活在縣城，即便如胡厚宣先生則在中隊部，生活在區政府鄉公所的所在地，那里的集鎮還比較大一些，生活條件也好一些。那時譚先生作為中青年教師就要與同學一起放到斗爭的最前沿，在最艱苦的地方去磨練，從性格上講他又與那些年老的學者更意氣相投，所以他們只要有相聚的機會，便一起喝酒打牙祭，改善一下生活，無休無止地神聊了。看來，在一定時期，讓我們的干部和知識分子到工農群眾中去一段時間，即便如土改那樣二、三個月也好，讓他們一起同勞動，共呼吸，培養他們對工農的感情，接觸一些社會底層的實情，從而樹立以民為本的觀念還是有益的。
家事上說不清道不明的種種苦惱
十二月五日那天，同班的女同學祝啟秀見譚先生與潘洛基二人在寓所一邊吃花生，一邊飲酒，談得那么投入，便問他們在聊什么呀，譚先生說我們在家里受氣，只能在這里一吐悶氣了。先生又在為家事生氣了。其實這既是托辭，也是真情，潘洛基先生的尷尬處境，在當時是無法與同學言明的，同時二人在家里都也確實受氣。潘夫人在娘家是大家閨秀，人稱七公主，潘先生在思想改造中講述自己家庭生活時說：“七公主嬌貴成性，成為我半生不幸之因。妻子善談，夸大吹牛，上床睡覺還要談天，應她則談到二三點，不應她則吵到六點。白天她睡覺，上了牌桌脾氣好。使我幽郁成性，受太太壓迫，無所逃于天地間。”潘夫人曾告訴同學們，潘先生去美國留學是她娘家拿出的錢，潘先生生活的一切細節，也確實都在潘師母的掌控之下。記得譚先生是十月初離開上海去皖北，那時天還不冷，帶的衣被不多，至十一月間，皖北已很冷了，到十二月十七日才收到家中寄來的被一條，棉衣棉褲各一條，信一封，所以此前日記中一再寫到“冷極”“奇寒，未能熟睡，起身饒室而轉。”祝啟秀收到家里寄來的棉鞋，見譚先生沒有棉鞋穿，便送給譚先生穿了。譚先生不僅在同事之間聊及家事的苦惱，有時還在課堂上對同學傾吐家庭的苦惱，我上兩班的劉寅生、張佩箴也曾說起有一次上課時，譚先生丟開講稿，足足訴了一節課的苦，講起先生在杭州上課的時候，要備課寫文章，天天熬到深夜一二點，夫人氣急了，把他的講稿和文章一起丟到護城河去了。其實也難怪他的夫人，我的師母娘姓李名永藩，也是名門閨秀，家底比譚先生要厚實一些。他們結婚的時候，是標準的郎才女貌。那時的李永藩，年輕美麗，熱情奔放，是該中學著名的校花，二人相識的介紹人是學界鉅子晚明史的權威謝國楨，記得六二年謝國楨來上海，陳守實還與我去上海大廈見謝國楨，他是搞明史的大家，陳守實帶我去，是讓我見一下謝老，以便在學問上受其教益，謝老與譚先生他們二個人都喜歡聽京戲，唱昆曲，譚先生還吹得一手好笛，我在登輝堂的聯歡晚會上還觀賞過他與趙景深聯袂演出的昆曲，聽過譚先生的笛子獨奏，真是多才多藝。他還喜歡在同學們面前表演他的絕活，就是一手抓住腳，另一腳能翻空，跳前跳后地跳十多下，還能雙手握長笛，讓雙腳一起翻空前跳和后跳，所以那時師生之間沒有什么隔閡。而師母也是喜歡表演的人才，說得一口非常道地的北京話，在德莊門口拍過電影。二人從相識到訂婚只有兩個多月時間，然而在長期的家庭生活中，譚先生視學術如生命，而且往往走火入魔，忘乎一切，那就冷漠了夫人，留給夫人的只是細碎的養兒育女的家務了，夫人既然得不到丈夫的溫情，反過來對譚先生的日常生活也不那么體貼和關切了，有時候還會搞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惡作劇，借以刺激一下譚先生，顯示她的存在，那時譚先生就只是叫苦不迭，譚先生在家受氣，只能在外面一吐胸中的悶氣了。夫人只讀過中學，文化水平上的差異，固然進不了譚先生學術研究的領域，而她的談吐也進不了譚先生的社交圈子。一月二十四日，土改工作自皖北返回上海，當時趕著回來，是為了讓師生有時間回家團聚好好過個年，二十六日是大除夕，日記稱：“上下午出席干部會，晚胡厚宣、楊豈深、潘洛基來談，偕楊、潘至陳子展寓，談至十時歸寓。是夕除夕。”這兒，一點也看不到在家過年的氛圍。由于夫人在先生與那些大知識分子的社交圈中，插不上一句嘴，所以夫人對那些經常來與譚先生閑聊的學者便耿耿于懷了，甚至在政治運動中寫匿名信誣告他們以泄心頭之恨 ，恨的背后還包含著她對譚先生和家庭生活的愛，只是方法不對，所以譚先生與夫人之間有好幾次鬧到離異的邊緣。然而設身處地為她想想，也難怪啊！其實師母為人心地非常善良，我在位時沒有特別照應過她，我受審查和關押時，她對我的家人卻關懷備至，還透露一些消息給我夫人，說市人大討論處理我問題時，大家對我意見不大，說我“罪惡”不大，她沒有一絲一毫因勢利而另眼相看。譚先生不僅夫婦之間有琴瑟不合的苦悶，在子女教養的問題上，也抱憾終生，總感到欠子女不少情。在晚年他曾對劉寅生同學說，想不到知識分子的子女竟然最沒有知識。他是在抱怨子女沒有機會進大學接受正規的高等教育。這一方面是由于文革時期，他的子女都失去了升學的機會，去了邊疆和農村，七四年大學恢復招生時，他向我提出過想把新疆的孩子弄回上海來讀書，固然這個要求可以理解，但當時復旦沒有對新疆農場青年的招生名額，畢竟我沒有認真好好地把它當一件正事去辦，而只顧一而再地給譚先生壓任務，沒有真正關心過他的家庭生活。譚先生既然為文化教育事業貢獻了一切，他家事上的困惑，應該是當時組織上的責任，我問心有愧。
在靈壁尋訪霸王城
譚先生的專業是中國歷史地理，他到哪里都總忘不了對哪個地方進行歷史的考察，抗戰時他在遵義呆過三年，遵義在唐代貞觀九年置郎州，貞觀十三年改名為播州，唐末為楊保所據，他寫了一篇《播洲楊保考》，對楊保的族員，遷徙占據播州的經過，與其他民族的關系及其后裔的分布都一一作了考證。抗戰勝利后，他隨浙大一起自遵義復員到杭州，在杭州的三年多，他就研究杭州和浙江省的歷史地理。他在杭州《東南日報》上發表了《杭州都市發展之經過》一文，具體說明了杭州城市的遷徙和變化。這次到了皖北，那年的十二月初，他自五河轉至濠城，那時五河的土改已告一段落，準備在靈壁去西葉村進行第二期土改，在濠城鎮上有一個短暫的休整時期，他與劉寅生、徐連達等同學閑聊起五河、靈壁的沿革來了，他說五河之所以稱五河，因為他是淮河、澮河、崇河、潼河、沱河五條河匯流的地方，故名五河。我們的船就是經澮河到五河境內的，沱河則是五河靈壁二縣之間的界河，她是東西走向的。五河有漢王臺，是劉邦指揮大軍在垓下圍攻項羽的營地，而垓下就在靈壁那兒，它是楚漢相爭劉邦最終打敗項羽的地方。濠城鎮在漢代是一個封國的所在地，還說靈壁向東有一條南北走向的長河，那就是烏江，是項羽自刎的地方，旁邊還有虞姬墓，項羽壁垓下，被漢軍主要是韓信、彭越的軍隊團團圍困，只聽到四面都是楚歌，項羽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他還說把霸王別姬的戲搬到這兒演才有意思呢！在靈壁東面有一個地方名叫八里集，原名霸離姬，當地人稱此處為霸王別姬的地方。當年項羽帶了江東八千子弟過江而西，今無一人還，所以無臉以見江東父老，故在烏江自刎。劉邦與項羽成敗的原因是什么？這個問題討論了二千年，高祖六年（公元前二○一年），劉邦在洛陽南宮就一起與功臣宿將討論過這個問題，“上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群臣說服”（《漢書·高祖本紀》）劉邦與王陵講的話都有道理，其實項羽所以失敗最根本的一條原因是進咸陽以后，那次分封諸侯王，打敗秦國后，進行權力再分配，結果自己四面樹敵，兩面作戰。從戰役上講，項羽是勝利者；從戰略上講，他是失敗者，最終落得一個四面楚歌。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失敗的原因，最后還講“此天亡我也，非戰之罪也。”勝利者在權利和利益分配的過程中，如果處理不好，那就內斗不斷，隊伍分裂，進入新一輪你爭我奪的階段，這樣的事情古往今來歷試不爽，二次大戰勝利以后，冷戰局面的形成，還不是因為兩大集團利益再分配不得平衡，至今朝鮮問題還不是那時留下的后遺癥。中國抗戰勝利，內戰重起，還不是為了爭奪勝利的果實。一九五六年時，評定工資級別，也是一次利益再分配，結果是大家爭個不休，哭哭啼啼者有之，故毛澤東稱：“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所以講從此不干了。文革失敗根子在奪權以后權力的再分配上擺不平，三結合，無論老中青，軍干群，在這背后都有派性引起的矛盾。所以派仗不斷，局面不好收拾，全國一片紅，是勉強湊合起來的大雜燴，楚霸王所以失敗的教訓，永遠值得記取。不知道今后還會不會再重演那樣的歷史悲劇，大家能不能在權利與利益再分配時，多謙讓一些，都照顧一些大局呢？這只能拭目以待，但愿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愿我們能平安無事。日記中還記到譚先生與胡厚宣在那里尋訪當年古跡的經過：“十二月六日，上午（胡）厚宣導余巡視近郊孤堆，皆漢以前古墓也，根跡顯然，古磚古瓦，遍地皆是。又至沱河旁參觀工事，河北望有一阜，甚大，其下有一行土，殆亦古墓，依其規模推測，非王侯莫屬。河南岸曲處，霸王城（即垓下）在焉，四面隆起，中間平坦，臺而非城也，周約一頃，無民居菜圃等，土中皆雜有瓦礫。”如果在垓下刻一碑敘述項羽在垓下一戰的表現，顯示即便失敗，也要不失英雄本色，敘述其失敗的原因，讓后人永遠記取，那樣就再合適不過了。司馬遷寫《史記》，為項羽立本紀，在《高祖本紀》中，劉邦如詐而無信的一小流氓，而項羽處處表現英雄本色，雖敗猶榮，這才是中華民族所以能自立于世界的永恒的英雄本色，歷史從來不以成敗論英雄，以成敗視人那可是一雙充滿著勢利的賊眼啊！十二月十二日，日記中還有“偕同學出游”的記載。劉寅生同學在那里還撿到了一個楚瓶，以秦漢文物，作為土改的紀念品保留迄今。現在華東師大歷史系的劉寅生同學今年亦八十高壽了，他腦海中往年的師生真切情誼，通過譚其驤日記中那些文字，回憶那段經歷，再現那段生活場景，慢慢的用心去品嘗，真是回味無窮而又感慨萬千！（完）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