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字訣再探---評郭軍寧《游擊戰術“十六字訣”產生過程辨析》

《黨的文獻》2010年第2期刊有郭軍寧的《游擊戰術“十六字訣”產生過程辨析》一文（以下簡稱郭文）。經過查閱大量的歷史文獻和相關的回憶錄，筆者覺得郭文的辨析有值得商榷之處。在此談些看法，供參考。　　

一　　

一、《龔楚將軍回憶錄》中記載的關于井岡山時期紅四軍前委及“十六字訣”產生過程不足為信，郭文的基本論據不充分。　　

郭文中說：“井岡山時期的紅四軍前委成立于1928年5月13日下午。毛澤東、朱德、龔楚為常委。由朱德提名，毛澤東擔任前委書記，陳毅、王爾琢、何挺穎為委員。”另據郭文所引的龔楚回憶的原文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紅四軍到達礱市，十三日中共湖南省委杜修經奉黨中央之命與楊開明同到礱市，是日下午二時召集會議，……首先由杜修經傳達黨中央的幾點重要工作指示。他說：‘中央認為：……黨為了加強軍事領導，應組織前敵委員會負責指揮軍事，領導黨務，關于人選問題，中央指定朱德、毛澤東、龔楚三位同志為常務委員，另在紅四軍干部中遴選委員數人，實行集體領導；’”【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 香港明報月刊社 1978年5月初版  第151頁】　　

史實果真如此嗎？我們來看看歷史資料是怎么記載的。　　

(一）中央指定的紅四軍前委的成立時間、人員組成與龔楚回憶有出入，且無龔楚其人。　　

1、1928年11月初才送達井岡山紅四軍的1928年6月4日中央致朱德、毛澤東并前委信中明確：“關于前敵指導機關的組織，中央認為有前敵委員會組織之必要。前敵委員會的名單指定如下：毛澤東、朱德，一工人同志，一農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黨部的書記等五人組織，而以毛澤東為書記。” 【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黨的歷史文獻集和當代文獻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四（1928）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31/4489555.html】　　

2、毛澤東在1928年11月25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組織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澤東、朱德、地方黨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志（宋喬生）、一農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前委暫設秘書處、宣傳科、組織科和職工運動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前委管理地方黨。”【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77頁】　　

3、楊克敏(即楊開明）1929年2月25日《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講：“前敵委員會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成立，毛澤東為書記，朱德為軍委書記，由毛、朱、宋喬生（工人）、毛科文（農）及特委書記共五人組織之（根據中央六月四號給四軍的信所組織的）。有工農運動委員會、宣傳科、組織科、秘書處之組織。”【 江西省檔案館編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131頁】　　

4、紅四軍前委1929年4月5日給中央的信中說：“紅軍黨的指導機關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去年六月四日中央來信（11月送到井岡山紅四軍——引者注）云：‘關于前敵指導機關，中央視為有組織委員會之必要，委員名單指定如下：毛澤東、朱德、一工人同志，一農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黨部的書記五人組織成，毛澤東為書記，此外還須組織一職工委員會，前委之工人同志為書記，一軍事委員會朱德為書記，軍委及工委名單由前委決定，所有管轄的范圍，依據環境來決定，所有管轄區域內工作完全為前委指揮。”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  第59頁】　　

5、毛澤東在1929年6月1日經福建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去年十一月以前全軍有軍黨部、十一月的中央指示（指1928年6月4日的信——引者注）后，組織比前妥。前委設軍委管轄前委的各級黨部（團委營連支部）兼及地方赤衛隊，前委于指導紅軍之外還有對地方黨部指導。” 【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黨的歷史文獻集和當代文獻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五（1929）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34/4489585.html】　　

6、陳毅在1929年9月1日《關于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中講：“在去年十一月，中央六月來信，要在軍隊中成立前委，指定朱毛及地方黨部書記并工農分子各一成立前委，四軍執行這個命令，由邊界及軍中同志共三十余人開特委擴大會（因是時四軍受特委指揮）成立前委，選了九個人成立前委會，同時四軍成立前軍委，因此前委在當時指揮三個機關，一，前軍委，二，邊界特委，三，工農運動委員會。” 【陳毅：《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 1996年3月第1版 第16頁】　　

7、肖克在《朱毛紅軍側記》中寫道：“四軍黨的最高組織是軍委。四軍成立時，軍委書記由毛澤東擔任。毛澤東擔任湘贛特委書記之后，陳毅接任軍委書記。1928年11月，按照中央來信，朱德擔任軍委書記。軍委之上成立了前委，毛澤東任書記。”【肖克：《朱毛紅軍側記》  出版社  1993年1月第1版  第4頁】　　

需要注意的是，郭文所引用的龔楚的回憶中，龔為紅四軍前委常委是黨中央指定的，時間是1928年5月12日前。從以上史料可知，紅四軍前委是依中央指示組成，且沒設常委，更沒有龔楚為委員、常委，書記是中央指定并不是朱德提名。時間雖是1928年6月4日中央指示信中所規定，卻由于戰爭環境和交通阻塞，1928年11月上旬才送到井岡山的紅四軍，紅四軍前委是在1928年11月份組成的。以上史料均距當時很近，而龔的回憶卻是在幾十年后的1954年（《我與紅軍》）和1978年（《龔楚將軍回憶錄》），哪個的證明力強不言而喻。　　

（二）中共湖南省委指定的紅四軍前委雖有龔楚，但與龔的回憶時間不合、人員有變，更無龔所述的前委會。　　

那么，龔楚擔任紅四軍前委常委是不是一點依據都沒有呢？也不全是。　　

1、中共湖南省委確有指定龔為前委常委之一。在1928年6月底杜修經帶來的湖南省委6月26日給紅四軍軍委的信中說：“出發湘南時，四軍委應取消，另成立前敵委員會指揮四軍與湘南黨務及群眾工作。軍委取消后，軍部組織須特別健全，此點必須做到。前敵委員會，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組織之：澤東、朱德、陳毅、龔楚、喬生及兵士同志一人、湘南農民同志一人組織之。前委書記由澤東同志擔任。常務委員會由三人組織：澤東、朱德、龔楚，并派杜修經同志前來為省委巡視員，幫助前委工作。” 【江西省檔案館編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41頁】　　

2、省委信中的政策為湘贛邊界特委和四軍軍委聯席會議所反對，沒有執行。　　

杜修經在1928年7月向湖南省委的報告中說：“四軍去湘南，是根據湘省委政策。邊界特委及四軍軍委反對此政策，其理由是：①四軍離邊界，邊界不能自守；②去湘南與八軍戰無把握；③去湘南糧食成問題；④傷兵不能動；⑤四軍在寧岡尚可守；⑥去湘南則與省委隔絕。結果是毛率三十一、三十二團留守邊界，朱率二十八、二十九去湘南，但去時很倉促，沒有準備好。” 【江西省檔案館編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44頁】　　

會后的7月4日，仍以湘贛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的名義向中共湖南省委作了報告，報告中說：“袁杜兩同志于六月三十日同時抵永新，所攜省委通告及中央對湖南工作決議案均收到，即于六月三十日晚上由特委、軍委、永新縣委開聯席會議，討論省委來信，袁杜兩同志均參加，決定四軍仍應繼續在湘贛邊界各縣作深入的群眾工作，建設鞏固的根據地。”并提出“六種實際理由”，“請省委重新討論，根據目前情形，予以新的決定。”【江西省檔案館編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47、48、49頁】　　

毛澤東在1928年10月5日，為湘贛邊界黨的”二大“起草的決議中說：“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同志不察當時環境，不顧特委、軍委及永新縣委聯席會議的決議，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逃避斗爭欲回家鄉的意見，其錯誤實在非常之大。這種失敗的形勢，因為九月以后特委和軍委采取了糾正錯誤的步驟，而挽救過來了”【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52頁】　　

毛澤東在1928年11月25日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再次談到：“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和省委派充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乘力持異議的毛澤東、宛希先諸人遠在永新的時候，不察當時的環境，不顧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張的決議，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成分是宜章農民）逃避斗爭欲回家鄉的情緒，因而招致邊界和湘南兩方面的失敗。”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60頁】該報告還第二次談到：“當第二次信到時，軍委 、特委、永新縣委舉行聯席會議，認為往湘南危險，決定不執行省委的意見。數天之后，卻由杜修經楊開明堅持省委意見，利用第二十九團的鄉土觀念，把紅軍拉去攻郴州，致邊界和紅軍一齊失敗。”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80頁】　　

3、中共湖南省委指定的紅四軍前委只存在短短的一個月，且人員不合，時間不對，更無龔所述之前委會。　　

井岡山前委在1928年11月25日向中央的報告中講到“當軍隊由沔渡出向湘南時，原有之軍委取消，組織湖南省委任命之前委，陳毅為書記。及失敗退出桂東，取消前委，組織行委指揮之，毛澤東為書記。”【寧岡縣黨史辦編  《寧岡革命斗爭資料叢書——寧岡，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中心（續編）》 1985年  第6頁】　　

該報告還談到“當湘敵第八軍吳尚侵入寧岡……此時紅軍大隊（朱德率領）自寧岡進攻茶、酃，進至酃縣，一部士兵（第二十九團全團）思家情切，欲回湖南，不受約束，另一部則反對往湘南，欲往贛南，亦不愿轉向永新擊敵，杜修經導揚其焰，軍委亦未能挽救此不利的行動，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縣之沔渡出發，經資興向郴州前進……于八月十八日占領桂東，二十三日毛澤東等從井岡山到，遂議決重回寧岡。”【寧岡縣黨史辦編  《寧岡革命斗爭資料叢書——寧岡，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中心（續編）》 1985年  第5、6頁】　　

可見，湖南省委給紅四軍軍委的信是1928年6月30日由杜修經和袁德生帶到井岡山的，30日晚上召開特委、軍委和永新縣委聯席會議決定，不執行省委的政策，后來雖由杜修經、楊開明等人不顧聯席會議決定鼓動往湘南去，造成“八月失敗”，而在會后向湖南省委呈述不執行省委政策的報告仍是以特委、軍委的名義，并且“九月以后特委和軍委采取了糾正錯誤的步驟”，而“去年十一月全軍有軍黨部，十一月的中央指示后，組織比前妥。”，證明未執行省委的決定，仍是以特委和軍委領導紅軍。在軍隊從沔渡出發往湘南時（七月十七日），雖然組織了湖南省委指定的前委，但書記是陳毅，且是朱德、陳毅率紅軍大隊出發湘南，而毛澤東率小隊留守井岡山，至桂東匯合后（八月二十三日）取消了湖南省委指定的前委。因而，龔所述的前委會是不可能召開的。郭文所引用的龔楚的回憶是不足為信的。　　

二、郭文對楊尚昆同志的說法和陳毅同志的批示的理解和運用等有偏差，郭文的論證有瑕疵。　　

（一）郭文存在論證瑕疵。　　

1、郭文由楊尚昆同志轉引陳毅同志的話來佐證其觀點是站不住腳的。郭文在引用了《龔楚將軍回憶錄》關于紅四軍前委的情況后，為進一步增加可信度，采用斷章取義的手法，只說“1984年7月9日，楊尚昆同志講到該書（指《龔楚將軍回憶錄》——引者注）時說‘建國后，我看了這本書，曾問過陳老總，他說龔楚的歷史就是那個樣子，叛變前的那一段歷史基本上是確實的。’”而楊尚昆同志的的原話是：“有一個叫龔楚的，在井岡山時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蘇區時是作戰處長。此人在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被捕叛變，還帶敵人去抓陳毅。后來，龔楚寫了《我與紅軍》一書，在臺灣、香港廣為流傳，書中寫了他是怎樣參加紅軍和在紅軍中做了些什么工作。建國后我看了這本書，曾問過陳老總，他說龔楚的歷史就是那個樣子，叛變前的那一段歷史基本上是確實的。” 【《黨史通訊》1984年第11期】。可見，郭文引用楊尚昆同志的話隱去了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楊尚昆同志看的也不是郭文所引用的《龔楚將軍回憶錄》，楊尚昆也沒有說明陳毅同志是否看過龔楚的《我與紅軍》，陳毅同志于1972年1月逝世，更看不到郭文所說的《龔楚將軍回憶錄》一書。龔楚的《我與紅軍》一書是香港南風出版社于1954年1月出版的，書中也無紅四軍1928年5月13日前委的組成及這次前委會的記述。　　

2、龔楚的兩本書對紅四軍的一些重大事件的記載也與史實不符，以此作為郭文的基本論據是不可信的。　　

如關于紅四軍成立的時間和地點，龔楚寫道：“第二天是農歷的新年初一，（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三日），我們于上午八時在宜章縣立中學的操場上集合了全團官兵，并發動了四百多個民眾參加，舉行了中國紅軍第四軍成立典禮。……繼由朱德致詞：大意如下：……現在本軍的編組和人事，經過了我與陳龔各同志開會決定，朱德為紅軍第四軍軍長，將一四零團改編為紅軍第四軍第二十八團，王爾琢任團長，陳毅為黨代表；”【龔楚：《我與紅軍》 香港南風出版社 1954年1月初版  第103頁】而在《龔楚將軍回憶錄》中，還加上了“當天晚上，朱德、王爾琢、陳毅和我四人連夜開會，商討成立紅軍開展革命斗爭等問題。因為沒有黨中央的指示，鑒于我們這個部隊的官兵多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人，乃決定采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的番號，并即派員去趕制一面斧頭鐮刀的紅軍旗備用。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革命部隊——中國工農紅軍（以下簡稱紅軍）便在我們幾個人經一夜的籌劃下，正式產生了！”“第二天是農歷的新年初一”后的內容同《我與紅軍》【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 香港明報月刊社  1978年5月初版  第120頁】　　

如關于朱毛會師的時間和地點，龔楚在《我與紅軍》中寫道：“五月中旬……二十九團第一營營長朱舍我率該營先到達水口，發現鎮上都住滿了頸圍紅領帶的紅軍。經過連絡，才知道是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于是迅速通知正在行進中的我們，并告訴毛澤東知道，紅四軍的大部隊即將到來。”【龔楚：《我與紅軍》 香港南風出版社 1954年1月初版  第123頁】而在另一書中則說：“四月末，……第三天，我前衛營（廿九團）第一營營長朱舍我到達酃縣屬之水口，發現鎮上都住滿了頸圍紅領帶的紅軍，經過連絡，才知道是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于是迅速通知正在行進中的隊伍，并告訴毛澤東，紅四軍的大部隊即將到來。”【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 香港明報月刊社  1978年5月初版  第145頁】　　

龔楚的回憶認為：紅四軍是南昌起義余部和湘南農軍單獨編成的，且是在1928年1月23日，地點是在宜章，紅四軍只有軍長沒有黨代表，王爾琢不是軍參謀長，陳毅則當了二十八團的黨代表，而且都是自己“開會決定”的，朱毛會師變成了紅四軍與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的會合。稍有一點黨史、軍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與歷史相距甚遠。可見龔楚的回憶是多么的混亂和滑稽。所以，郭文以龔楚的回憶作為其基本的論據是不能成立的。　　

（二）郭文對陳毅同志的批示的理解和運用有偏差　　

1、郭文對《星火燎原》編輯部的信的前提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信中講“記述毛主席游擊戰爭作戰原則（十六訣）的形成和在井岡山斗爭中運用的情形。”這里指的很明確，是“毛主席游擊戰爭作戰原則”，而不是僅指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或者別人的游擊戰爭作戰原則。　　

2、“根據一九二七年冬和一九二八年春初的游戰經驗即形成十六字訣。一九二八年五月即廣泛宣傳了。”并未指出是南昌起義余部的游擊戰，而應該理解為包括紅四軍組成之前朱毛各自率領的兩支部隊的游擊戰爭實踐以及湘贛邊界各縣農民武裝的游擊戰爭實踐。郭文卻認為“陳毅此時一直在朱德身邊，對朱德的戰法感同身受。所以，陳毅認為‘十六字訣’形成于1927春初朱德領導的南昌起義余部的游擊戰中。”顯然是非常牽強的。　　

3、“以毛選為準”被郭文忽視了。郭文說“由此可見，陳毅的‘尊重’和‘同意’也是有原則的。”卻沒見郭文列出所謂的原則是什么。對照一下陳毅同志對十六字訣的一貫認識（后面將詳述），他的“以毛選為準”卻是實實在在地認為是毛澤東同志創造的。　　

4、對“不能作這樣的推斷”被郭文誤用了。郭文中載“信中說：根據主席說明的時間（1928年5月）推斷，這一作戰原則可能包括在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因為這次大會是在1928年5月20日召開的，與上文所說的時間大致相同。不知這一推斷對不對？”很顯然，編輯部的信中所指的推斷是“時間大致相同”，“這一作戰原則可能包括在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陳毅同志批示“不能作這樣的推斷”，也是針對這一“推斷”的，也就是說，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不可能有十六字訣的記載。而郭文卻認為“這一否定再次說明了他的看法：‘十六字訣’形成于1927年冬和1928年春的游擊戰中，在會師后的1928年5月得到了廣泛宣傳。”顯然郭文是把陳毅同志批示的意思理解偏了而加以利用的。　　

（三）郭文對十六字訣正式提出的時間前后矛盾。　　

郭文開始說“朱德在紅四軍前委的一次擴大會議上明確而詳細地提出了‘十六字訣’”郭文說的這個前委擴大會是龔楚所講的1928年5月13日當晚。但在后面，郭文又說“‘十六字訣’就是在二打永新取勝之后正式提出來的，是游擊戰爭理論的具體運用和集中體現。” 據何長工同志回憶，“五斗江戰斗——一占永新  （1928年5月初）占領永新城以后，部隊休整了兩天，五月九日召開了歡迎紅軍慶祝勝利的群眾大會” 【何長工：《何長工回憶錄》 解放軍出版社 1987年12月第1版  第158頁】“草市坳戰斗——二占永新……我軍一占永新半月之后，五月中旬，江西軍閥朱培德的第二十七師師長楊如軒，親自率四個團，從吉安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剿’，第一攻擊目標就是永新。敵人重兵壓境，紅四軍為求全殲敵人，根據毛澤東‘敵進我退’的游擊戰術，主動撤出永新退至寧岡。” 【何長工：《何長工回憶錄》 解放軍出版社 1987年12月第1版  第159頁】可見，“二占永新取勝之后”的時間不可能是1928年5月13日。　　

（四）郭文中記述十六字訣正式提出的反映與史不符。　　

郭文借龔楚的回憶說：“經過一番熱烈的討論和闡述之后，會議便告結束。紅軍的戰略戰術，從此就奠定了基本原則。”又引用趙镕的回憶說“這一完整的游擊戰術的十六字訣，當即得到毛主席的贊揚而經常引用。”郭文還說“朱德游擊戰術“十六字訣”是在1928年5月13日晚上前委召開的擴大會議上正式提出的，寓意高明、朗朗上口，當時就得到紅四軍領導和其他軍政骨干的熱烈響應和一致稱贊，”　　

而歷史上，十六字訣提出后曾不被人接受。毛澤東曾多次講到，不少老同志也有回憶。　　

1936年毛澤東在跟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這四個口號（指十六字訣——引者注）最初為許多有經驗的軍事家所反對，他們不贊成我們所主張的這種戰術。”【馬連儒  柏裕江編 《毛澤東自述》 人民出版社 1996年11月第2版 第65、66頁】1964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同周培源、于光遠談話時在談到他搞軍事時再次說要“謝謝蔣委員長給我們上課，也要謝謝黨內的一些人，他們說我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而他們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可是這些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卻使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第392、393頁】　　

李維漢同志后來還回憶講“反‘羅明路線’，實際上是批判游擊戰爭的十六字訣。……但當時在蘇區只有實行游擊戰爭的十六字訣才行。反‘羅明路線’，無論在福建還是在江西，矛頭都是指向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的。然而，我當時并沒有認識到這是錯誤的。毛澤東在黨、軍隊、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眾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他們反‘羅明路線’，就是要使毛澤東在地方上、黨里和紅軍里的威信掃地。”【李維漢：《回憶與研究》 黨史資料出版社 1986年第1版 第337頁】　　

楊尚昆同志也認為“反‘羅明路線’，實際的目的是打擊支持毛主席的干部，消除他的政治影響。”【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1年9月第1版  第78頁】　　

宋任窮同志也回憶認為：“博古、李德用自己的一套來指揮打仗，他們首先批判毛澤東同志的游擊戰是‘游擊主義’。……他們要打正規戰，把許多東西都作為‘游擊主義’來批，把‘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說得一無是處。”【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 解放軍出版社  2007年8月第2版  第47頁】可見，一個口號或是一個戰術原則，是不會僅僅因為“寓意高明、朗朗上口”就得到“熱烈響應和一致稱贊”的，它必須是經過戰爭實踐的檢驗并且是成功的才可以。　　

綜上所析，筆者認為，郭文所作的辨析不能成立，既沒有基本的論據，龔楚是在編造一個根本不存在的紅四軍的前委會，郭文以此作論據無疑是拿子虛烏有當寶貝，論證過程也有瑕疵，郭文既偷梁換柱地引用楊尚昆同志的講話，又曲解陳毅同志的批示，加上自己的辨析又前后矛盾，郭文所主張的“‘十六字訣’為朱德首創、由毛澤東大力宣傳而推廣開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二　　

歷史文獻的記載顯示，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位紅四軍的主要領導人對十六字訣的認識、記憶是一致的、一貫的。中共中央還在黨的決議中加以肯定。　　

一、毛澤東的看法　　

1、1929年4月5日，毛澤東寫于瑞金的紅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中第一次正式地作了文字記述：“我們三年來從斗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與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斗爭的發展是一天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力（人）是柰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用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退）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來都用這種戰術。”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  第56頁】　　

2、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再次提到，他說：“前委給中央的信上說了紅軍的游擊戰術，那里面包括了近距離的分兵：‘我們三年來從斗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與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斗爭的發動是一天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柰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103、104頁】　　

3、1936年，在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講到：“我們在井岡山采取了四個口號，這四個口號可以約略說明我們所采用的游擊戰術，而紅軍就是從這種游擊戰中成長起來的。這些口號是：一、敵進我退！二、敵駐我擾！三、敵疲我打！四、敵退我追！這四個口號最初為許多有經驗的軍事家所反對，他們不贊成我們所主張的這種戰術。但是，很多經驗都證明這種戰術是正確的。一般說來，只要紅軍背離了這些口號，它就不能打勝仗。” 【馬連儒  柏裕江編 《毛澤東自述》 人民出版社 1996年11月第2版 第65、66頁】　　

4、1936年12月，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則是系統地作了闡述：“我們的戰爭是從一九二七秋天開始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是失敗了，秋收起義在湘鄂贛邊界地區的部隊，也打了幾個敗仗，轉移到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地區。第二年四月，南昌起義失敗后保存的部隊，經過湘南也轉到了井岡山。然而從一九二八年五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相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個十六字訣的軍事原則，立三路線以前的中央是承認了的。后來我們的作戰原則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了江西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時，‘誘敵深入’的方針提出來了，而且應用成功了。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于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這時是軍事原則的新發展階段，內容大大豐富起來，形式也有了許多改變，主要地是超越了從前的樸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則，仍然是那十六字訣。十六字訣包舉了反‘圍剿’的基本原則，包舉了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的兩個階段，在防御時又包舉了戰略退卻和戰略反攻的兩個階段。后來的東西只是它的發展罷了。”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204、205頁】　　

5、1964年8月24日，在同北京大校副校長周培源、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處長、國家科委副主任于光遠的談話中，更是從人的認識的角度談到了十六字訣，他說：“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來的。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上了七年學堂，以后當小學教員，又當了中學教員。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沒有聽說過，只知道拿破侖、華盛頓。我搞軍事更是這樣。我搞過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的宣傳工作，在農民運動講習所也講過打仗的重要，可就是從來沒有想到自己去搞軍事，要去打仗。后來自己帶人打起仗來，上了井岡山。在井岡山先打了個小勝仗，接著又打了兩個大敗仗。于是總結經驗，總結了十六個字的打游擊的經驗：‘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謝謝蔣委員長給我們上課，也要謝謝黨內的一些人，他們說我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而他們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可是這些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卻使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第392、393頁】　　

二、朱德的觀點　　

1、1938年1月，朱德在《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先決問題》一文中講到：“毛澤東同志曾經說明了一個有名的十六字的游擊戰術原則，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一原則，雖是十年前的發明，在今天的民族的革命戰爭中，仍然是用得著的。游擊作戰的基本原則，最忌被動地應戰，而應絕對地獨立自主，操縱敵人。十六字的游擊戰術，便是完全以處處居于主動為原則的。” 【朱德：《朱德軍事文選》 解放軍出版社 1996年版 第309頁】　　

2、1950年7月1日，朱德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直屬機關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九周年大會上講話時說：“毛主席在當時所規定的游擊戰術原則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就是毛主席在發展游擊戰爭中關于戰術原則的十六字訣。我們執行了這個十六字訣，不斷得到勝利。”【朱德：《朱德軍事文選》 解放軍出版社 1996年版 第739頁】　　

3、1962年6月，在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陳奇涵、高等軍事學院副院長楊至成等的談話時，也談到：“為了適應客觀要求，當時已經提出了新戰術問題，主要是怎樣從打大仗轉變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擊戰的問題，以及把一線式戰斗隊形改為‘人’字戰斗隊形等。當然這僅是萌芽，關于游擊戰術以至整個戰略問題，還是后來由毛主席系統地、完善地解決的。”【朱德：《朱德軍事文選》 解放軍出版社 1996年版 第859頁】　　

三、陳毅的認識　　

1、1939年9月15日，陳毅在新四軍第一支隊干部會議上的報告中講：“照我的意見，我先從我軍在歷史上所遭遇游擊時代說起。我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可以井岡山時期為中心，運動的特點是處于暴動的初期，其環境是零星的不聯系的游擊地區、游擊方面力量弱小，進攻方面自然也說不到大動兵馬，這是在空隙中生長起來，其戰術特點包括在‘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擾，敵退我追’毛澤東的十六字訣內，又可包括在黃公略的‘化零為整，化整為零’的兩個戰術口號之內。【陳毅：《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 1996年3月第1版 第95頁】　　

2、1945年3月1日，由陳毅起草的《建軍報告》中說：“在戰略戰術上進行最新的改革，一方面是保存了國民革命北伐時期大膽挺進、英勇沖鋒的突擊戰術，一方面根據敵我強弱懸殊和農村分散環境，提出了經過百戰磨煉的游擊戰術。我可引用一九二九年春，毛澤東同志起草的前委給中央的信。上面說：“我們三年來從斗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這是毛澤東同志概括我軍最初戰斗經驗作出的總結。”【陳毅：《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 1996年3月第1版 第298頁】　　

3、1947年12月30日至1948年1月1日，陳毅奉命到中共中央開會，途經晉冀魯豫、晉察冀、晉綏到陜北，應以上各中央局和軍區的邀請，分別作了華東一年來自衛戰爭總結的報告。報告中說：“我黨二十多年來進行武裝斗爭就是這個問題。在蘇維埃內戰時期，井岡山時期，這個戰略思想就開始形成了，就有了一個草稿，一個大概的輪廓。……毛主席以十六個字概括這種戰略思想，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一年來自衛戰爭并沒有出這個范圍。”【陳毅：《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 1996年3月第1版 第413頁】　　

4、1951年8月1日，在為紀念“八一”建軍節二十四周年而作的《學習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造作風》一文中，再次談到：“我們回憶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毛主席提出十六字訣，提出分兵發動群眾，集中對付敵人；” 【陳毅：《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 1996年3月第1版 第544頁】　　

四、中央的肯定　　

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講得非常清楚，也可以說是代表黨中央作了認可的。決議中載“在中國革命的現階段，軍事斗爭是政治斗爭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這一問題成為黨的路線斗爭中的最迫切的問題。毛澤東同志不但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規定了中國革命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來，也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規定了服從于這一政治路線的正確的軍事路線。毛澤東同志的軍事路線從兩個基本觀點出發：第一，我們的軍隊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樣式的軍隊，它必須是服從于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服務于人民斗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工具；第二，我們的戰爭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樣式的戰爭，它必須在承認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條件下，充分地利用敵之劣點與我之優點，充分地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以求得生存、勝利的發展。……從第二個觀點出發，紅軍必須承認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主要戰爭形式，承認只有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相結合，正規軍和游擊隊、民兵相結合，武裝群眾和非武裝群眾相結合的人民戰爭，才能夠戰勝比自己強大許多倍的敵人。因此，紅軍必須反對戰略的速決戰和戰役的持久戰，堅持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反對戰役戰術的以少勝多，堅持戰役戰術的以多勝少。因此，紅軍必須實行‘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對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地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等項戰略戰術的原則。各次“左”傾路線在軍事上都是同毛澤東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對的方面：……總之是否定了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不了解正確的人民戰爭。”【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982、983頁】　　

因而，筆者認為，無論是紅四軍的主要領導者，還是中共中央，都認為游擊戰的“十六字訣”是毛澤東同志總結黨領導武裝斗爭的實踐而提出的，這在建國前和建國后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