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60年代遠去了。幾頁泛黃的筆記，稚嫩的筆跡，卻保留了我在文革初期一小段日記的原始面貌（發表在烏有之鄉和香港中文大學網刊《民間歷史》）。至今，整整44年逝去了。當年我是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一年級（65級）學生。這幾頁不起眼的日記片斷讓我想到一句話：再淡的墨水也勝過最強的記憶。
（1966年） 7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新二的十一位留校同學貼出一張大字報：《四十個為什么》。
上午十點鐘，市委政教衛生部常溪萍部長召開座談會，我們“十二人戰斗小組”有吳聚芳、甄大軍、朱振良、張家厚四位同學參加。據他們傳達，常部長說：“復旦黨委是好的”，“如果你有材料證明王零符合牛鬼蛇神，那就可以派工作組。懷疑不能作結論”；“關于‘追窮寇’問題，就是不斷革命，這個問題提得好”，“對于《紅纓槍》，同學應當鼓勵。追、揭、批，不要抓字眼，而要看它是歌頌二周，還是批判二周”，“究竟是不是黨委領導的？不僅《紅纓槍》，就是所有的大字報都是黨委領導的。應當抓，應當領導，不領導是不對的。”“這個墻報主要是搞批判，這是市委的意思，是要創造重點批判的經驗。復旦走得快，這不是壞事，而是好事。”“《紅纓槍》與徐震又可以聯系，又可以不聯系”，“徐震有問題，《紅纓槍》不一定有問題。”“假如復旦光這個東西，沒有揭露其他的問題，那就壞了，實際上復旦揭了不少黨內外牛鬼蛇神。假如這個小組只搞這些東西，不參加其他同學揭露其他問題，那就有問題，這是陰謀。”又說：“運動發展過程，都是先從黨外，然后到黨內。”并“希望反映情況的同學自己考慮一下，不對的不要堅持，自己加以改正。”
從我的這則日記可以看得出來，常溪萍部長是盡力在為復旦黨委以及《紅纓槍》“批二周”的墻報打保票，并說“這是市委的意思，是要創造重點批判的經驗”。
紅纓槍、批二周、追窮寇，這都是復旦園文革初期頻頻出現的關鍵詞。
據《紅纓槍》成員之一的歐陽靖在《復旦生與死》的網文中回憶：校黨委代理書記王零讓“十三太保”（嚴格地說這個稱謂是到了文革初期才叫開的，現在采用此名是為了行文的方便）辦一個內部刊物，刊名也是他親自起的，他說“我已經想好了，就叫《紅纓槍》吧。”刊物的內容包括理論探討、調研報告、時事述評等。……這刊物以油印稿的形式辦了幾期，文革就開始了。“紅纓槍”結束了自己“內部理論交流”的使命，走到 前臺 ，試圖扮演一個指導復旦文化革命、對復旦輿論舉足輕重的新角色。
1966年7月3日 ，上海《文匯報》發表復旦大學陶增衍、歐陽靖、譚啟泰（當時均為《紅纓槍》成員）的署名文章，公開批判“封建余孽”、“反共老手”周予同。這段時期，號稱“復旦黨委機關報”的《紅纓槍》在校園主干道“南京路”集中張貼了“批二周”及十論“追窮寇”等一批墻報。復旦歷史系教授周谷城、周予同合稱“二周”。《紅纓槍》墻報十論“追窮寇”，所謂“追窮寇”，就是批“二周”這樣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對這些“窮寇”窮追猛打。
復旦園開始出現保守派與造反派兩種對立觀點之爭：是“批二周”，還是揭黨委？
徐震，成為造反派沖破復旦黨委步步為營防線的一大缺口。原任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的徐震，這時任校黨委常委、宣傳部長，具體掌管《紅纓槍》。 6月25日 ，中文系四年級的安文江（后為復旦三大造反派紅衛兵組織之一的“紅三司”勤務組負責人）等十余位同學（即后來有名的“過河卒”小組）貼出《徐震是什么人》的大字報，接著又貼出了《二論》、《三論》。
7月6日 ，我們新聞系一年級十二位同學（包括本人）貼出評《紅纓槍》十論“追窮寇”的長篇大字報，每一節都有個非常尖銳的小標題：“《紅纓槍》握在徐震手里”、“《紅纓槍》竭力回避主要矛盾”、“《紅纓槍》要把我校文化革命引向邪路”、“‘揭’字當頭，還是‘批’字當頭？”、“《紅纓槍》制造了種種清規戒律”、“《紅纓槍》為誰效勞？” 這張大字報有十二名同學簽名，由此組成“十二人戰斗小組”。以參加的人數來命名，這在復旦各系造反派眾多的戰斗組中，大概是獨一的。
在當時，懷疑黨組織就是“反黨”，寫大字報揭露校黨委的學生背地里被稱做“活躍分子”，政治上是有很大壓力的。“反右派”、“秋后算賬”的陰影或明或暗地籠罩著。有人放出空氣，說什么1957年哪個系哪個年級有多少比例的學生被劃成右派。我的日記片斷中也記錄了這一時期對立面散布的調子：“讓他們去放吧！”但是我們“十二人戰斗小組”的這些同學，一是認準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毛主席、黨中央定的斗爭大方向，你越是壓制群眾、轉移目標，就越是咬住不放；二是仗著家庭出身好，階級感情深，基本上是“紅五類”，總覺得沒有什么辮子可抓。
當然也有很多旗幟鮮明為《紅纓槍》叫好的，如電光源實驗室工人專家蔡祖泉等人就寫了一張大字報：《紅纓槍》好得很！追窮寇好得很！這顯然是要借蔡祖泉的大名來保《紅纓槍》。“讓他們放吧！”“工人說話了！”這都是1957年“反右派”斗爭的老套路。
7月中旬，圍繞《紅纓槍》，新一輪辯論開始了。復旦造反派順藤摸瓜，進一步把《紅纓槍》與徐震問題聯系在一起，提出“徐震問題必須挖根”，并質問:“誰為徐震保駕?” 7月16日 ,如我的日記所記，新聞系二年級十一位同學貼出長篇大字報《四十個為什么》。這張大字報，副題為《關于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疑問》,矛頭直指復旦黨委，點了王零的名。這十一位同學，即有名的“殺閻王”戰斗小組前身。
最有影響的大字報，是外語系三年級孫月珠等同學就本系的“階級路線”問題貼出的《一問校黨委》；孫月珠等同學還率先提出“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口號。復旦黨委面臨直接的、尖銳的挑戰。兩派的大字報、大辯論針鋒相對。
7月31日 星期日
外三孫月珠等同學提出“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黨委作參謀”的口號，引起一場大爭論。很多同學貼出大字報，說這個口號是“反革命的”，說他們想“奪權”，等等。隔了兩三天，孫月珠她（他）們重申“一切權力必須歸文化革命委員會”。
8月2日 、3日的日記，記錄了這場大辯論以及自己的觀點和態度：
陶增衍等《紅纓槍》編委沉默了一個時候后，突然拋出一批大字報，對革命群眾運動評頭品足，大潑冷水，激起了廣大同學的義憤。
陶增衍們借同“孫悟空”討論我校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為名，打著“重在表現”的幌子，攻擊外文系革命同學的革命大字報是什么“列表式”啦，“唯成分論”啦，“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啦，罪名多得很。
陶增衍們比瞎子還要瞎！
“孫悟空”是哲學系學生胡守鈞（后為“東方紅公社”負責人）等組成的一個大名鼎鼎的造反派戰斗小組。他們貼出《我校文化大革命處在十字路口》的大字報,指出某些校領導批周予同、批陳傳綱（前校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而不聯系本校實際,是“錯誤的方向”，這是一個“大陰謀”。繼而，“孫悟空”小組又貼出“復旦黨委及王零同志在運動中犯了嚴重右傾錯誤”的大字報，認為復旦黨委是文化革命運動的阻力，心須堅決搬掉這塊絆腳石。
黨委為了自保，處心積慮拋出已經調離復旦的前校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陳傳綱，想把他作為走資派的代表人物，試將烈火引燒到他的身上。在黨內，才華橫溢的陳傳綱是個受排擠的領導干部。我們在剛入校時聽過他的報告，很是生動，吸引人。此時他已調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長。復旦方面設計騙他回校來看大字報，下車伊始，就被團團圍攻。陳傳綱回去后陷于絕望，服藥自殺了。
不管黨委如何轉移目標，機關算盡，造反派就是抓住徐震這個突破口不放。徐震眼看保不住了。王零在黨委擴大會議上放馬后炮，宣布“徐震當是人，背后是鬼”，并聲明黨委對徐震問題“早有覺察”，“只是決心下得晚了”。徐震原來擔任總支書記的中文系黨總支，組織百余人貼出《徹底打倒徐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陰謀》的綜合材料。徐震成了又一個丟車保帥的犧牲品。
8月8日 晚上8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黨中央剛剛通過的《十六條》，贊揚“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舉行了進攻”。復旦造反派一片歡欣鼓舞，精神大振。
8月11日 星期四
譚啟泰、歐陽靖兩同學的萬言大字報：《堅決罷掉復旦黨委的官》一早貼了出來，全校轟動。一部分同學要求廣播，另一部分同學反對。有同學向黨委請示，黨委同志答應商量一下，在八點鐘以前答復。八點鐘過后，黨委未答復，外文系廣播臺要廣播，一部分同學反對。最后，鄭子文同志（校黨委副書記）答應在大禮堂廣播譚、歐的大字報。
廣播以后，堅決反對罷黨委的官的大字報紛紛貼了出來。
新聞系的譚啟泰和國際政治系的歐陽靖，是王零精心培養的尖子學生。這兩個《紅纓槍》“十三太保”中的成員，現在反戈一擊，自然石破天驚，震動校園。這張大字報把許多內部材料抖了出來，揭露復旦黨委“用‘斗牛鬼蛇神’的借口來壓制群眾揭露未揭露的牛鬼蛇神”，刮起一股“有統一組織，有統一領導”的“斗鬼風”。
接著，造反派聲援與保守派反對的大字報都紛紛貼了出來，又是一場新的大辯論。依然出現工人的表態：“我們工人堅決反對罷復旦黨委的官！”顯然，這些舊招術已經不靈了。
8月底，傳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驚天動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風雨飄搖。造反派的大字報直逼“罪魁禍首”楊西光。當炮轟的烈火燒到上海市委身上時，老謀深算的楊西光終于被拋了出來。楊西光一倒，復旦黨委以及保黨委的“紅衛兵大隊部”也就通通垮下來了。
正如 吳中杰 先生意味深長在《復旦往事》一書中所說：
復旦黨委在這種大背景下，無論怎樣防衛、怎樣掙扎，還是非被罷官不可的，這叫做“無可奈何花落去”。但是，當形勢發生逆轉，在另一種政治背景下，則這些被罷官者，自然又會復職，那就應了這句詩的下半聯：“似曾相識燕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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