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一包挽救大躍進是個天大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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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把三自一包吹得神乎其技。從中國農業的發展史看,三自一包與歷朝歷代的“小農經濟”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因此,三自一包從來就不是一個創新,而是一種復古。也可說是一種倒退。不要說現代,既使回到三十多年前的世界范圍看。三自一包也不是什么先進事物。當時的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規模化““機械化”。這是農業發展的大方向。而三自一包卻背離了這一方向。
三自一包是大躍進出現波折和困境時的一種回潮。那么是不是三自一包挽救了當時的農業危局呢?在這里我們用一糸列數據和資料,來戮穿這個謊言。
1980年數據,全國大多實行了大包干。糧食產量6364.4億斤,比1979年的6642.4億斤減產4.2%。當時已經有人指出這是1962年以來最大的減產年。后來把數據 “糾正”到6411.2億斤,才把減產率下降到3.48%。 全國大包干第一年就創造了減產的新紀錄 。但實際上6364.4億斤也是大大夸大的。一搞大包干農業就直線下降,糧食大幅度減產,一下子倒退六年,回到了 1975年以前,而決不僅僅減產4.2%。這是有根據的。
據《人民日報》1984年4月27日《亞太地區農業的發展和問題》說:
聯合國糧農組織第十七屆亞太會議于4月24日至5月3日在巴基斯坦召開。……七十年代中期以來,亞太地區大多數國家的農業生產持續增長,……1971至1980十年,亞洲糧食年遞增3.5%,81、82兩年平均5.2%。這十年亞洲大多數國家糧食都增加了25%以上,其中增長最多的有朝鮮、巴基斯坦、印尼、緬甸、菲律賓和中國。
注意:在這十年中,世界上亞太地區的農業生產是屬于增長比較快的,達3.5%,但是比我國1966到1975的3.876%還是要低。
1982年我國的糧食進口量猛增到300多億斤,1976年進出口相抵不過12億斤。 1977年減產以后年年猛增,到 1982年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糧食進口國,《參考消息》1990年11月15日[德國《科隆新聞報》11.1.文章]《中國敲響警鐘:每天出生6萬嬰兒》說:“中國共11.33682501億人,……要比80年多養活1.3億人口,盡管經濟取得了發展,今年秋收又創最高紀錄 ,但人均谷物供應量比10年前還少 。”
從小崗村到滁縣,三自一包是福是禍?
早在1977年萬里就到滁縣推行大包干,可效果怎樣呢?筆者搜索到了《滁州市志》、《滁州編年史》以及《滁州市志:第七章農業·引子》(見附錄)。看到安徽歷次搞“責任制”的效果恰恰和他們吹噓的相反。1961年滁縣就實行了三自一包,結果當年就造成大幅減產。達到歷史最低谷,跌破了解放前。我們從來沒有、也絲毫不準備強調天災而否定人禍。下面將會看到這個人禍不是別的正是“三自一包”。
大包干的1961年,播種面積居然大幅度下降到了78.82萬畝,與1960年比凈減了 28.12萬畝,超過1960年受災面積總和,下降了 26.3%。足以看到,大包干使得土地大批撂荒是不爭的事實。1961年, 推行三自一包最多的就是安徽省。造成的減產最多的也是安徽省。這就是為什么七千人大會上,劉xx要槍斃曾xi圣的原因。但在曾希圣面前劉xx不得不承認“責任制”是“經過中央同意”的(即劉xx同意的)
現在誰都知道“三自一包”是劉xx的政績,但1966年作檢討時,劉xx確實把責任推卸給下屬了。他說:“鄧zi恢同志在當年二月的一次中央會議上說過安徽‘責任田’的好處,我沒有加以反駁,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這以后,他就在好幾處干部會議上鼓吹包產到戶。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戶的意見,還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擬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見。這些都是由于對國內國際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之后,而提出的直接反對社0會0主0義革0命和社0會0主0義建設總路線的意見。其中分田到戶的意見,我是直接聽到過的。我當時沒有把他頂回去,……”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曾希圣慘痛地說:“我是被劉xx斗下來的。”
1962年底滁縣才開始糾正責任制,1963年播種面積就上升,達76.23萬畝,1966年文革開始,上升到82.48萬畝。與1962年相比糧食總產量增長63.3%,年平均增長15.8%;農業總產值增長44.5%,年平均增長11.1%。 靠的不是“三自一包”,而靠人民公社。三自一包造成土地摞荒和減產的原因是,有些地塊,集體有能力組織人種,個人沒能力去種了。另一方面。個人對于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大降低了。
1978年是安徽推行包產到戶的第一年,滁縣播種面積立即從1976年的95.78萬畝,下降到 87.86萬畝。不但滁縣如此,全安徽都如此。1978年糧食大幅度減產,從1976年的1684.2萬噸下降到1482.6萬噸。為了說明大包干促進了農業大豐收,掩蓋嚴重減產, 當局不得不給安徽調撥了11.34億斤的救災小麥,供應人口1108萬。再看1980年,安徽的大包干推行到全國,全國大減產,安徽也又一次大幅度減產,糧食產量只有1453.9萬噸。
大躍進“人禍論”,是毛澤東提出來的

劉xx的口號
劉xx在七千人大會上,曾說過“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這句話很長時間做為,劉xx實事求是的態度來標榜,而事實上,這句話并不是劉xx的原創。最早對人禍提出批評的不是劉xx,而是毛澤東。
廬山會議時,毛澤東曾把問題比做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但在一年后的1960年12月30日 ,在《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中毛澤東就強調:“現在這個時候不要講九個指 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 “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 [9]后,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10],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 了干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 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 這個說法,請注意:比劉xx整整早了兩年! 也就是在這一年毛澤東命令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的方針。
與劉xx不同的是,毛澤東在事態惡化時提出了這個問題。對主要領導起到了警醒作用。而兩年以后,最困難時候已經過去的七千人大會上,劉xx用這句話反戈一擊。其中洗脫自已,推脫責任的意味十分明顯。大躍進后期,劉xx雖然也做了一些修正。但是也只是在中央大方向下的一種轉變而已。而大躍進中大搞浮夸冒進,大搞“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的人正是劉xx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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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會例來是右派們津津樂道的事。似乎這對于毛澤東是一次”走麥城“。七千人大會為什么會是這樣的,為什么要開這次會。其實說來話長。
1961年底,大躍進的問題已經集中曝露。有關62年糧食征購問題提上議事議程。但是各省叫苦連天。,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區負責糧食工作的同志開會,但沒有解決問題。無奈,1961年11月10日,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上,專門落實糧食征購及上調問題。 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提出一個建議,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打通思想。鄧xx覺得這也是一個辦法,可是來那么多人,吃飯怎么辦?他順口說了一句話,各人帶豬肉,帶青菜來。
11月 12日晚上,鄧xx向毛主席匯報。主席改變了大會的方向,由征集糧食會議改為總結幾年來的經驗教訓、鼓足干勁的大會。提出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的五級干部會議。好壞經驗都要講清楚。這幾年各省只講自己錯,不講中央錯,這不符合事實,要用這次大會講清楚,不要怕鬼。幾年來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錯誤,要講。中央的賬要交代清楚。我們交了心,才能要求他們交心。錯誤的責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檢討。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檢討。他自己準備在大會上講話,作自我批評,中央各同志都要講一講,把會議當作小整風,把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他又提出把這幾年來的中央各種文件和講話,首先是他自己的檢查一下,看看毛病究竟出在那兒。這就是1962年初召開七千人大會的淵源。后來重要的廠礦領導也到會。
從這一過程看,七千人大會,首先不是一個后來傳聞的”批毛“大會。是毛澤東主動提出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會議印發了毛澤東幾年來有關大躍進的文章匯編《毛澤東同志論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和在兩條戰線上的斗爭》。在這次會議中,鄧xx領導的中央書記,屢屢成為眾矢之的,鄧本人只好寫了個檢討。現在這兩個文件都無從查找。
劉xx在會議上,也對鄧xx提出了批評。說“書記處要負主要責任 ”劉xx的得力干將彭真加批說:“小平帶的頭 ”在另一場合又說:“書記處最大錯誤是沒有調查研究 。”陳云也對鄧xx落井下石,抱怨:“有些人到書記處找干勁 ,到總理那兒講困難。”鄧xx沒有辦法,只好做檢討,大會的反應是“不深刻”![注意!]甚至連他最鐵桿的親信陶鑄也不知出于什么心態說:“不深刻”。彭真自然不失時機地幫劉xx指責鄧xx“不深刻”!他似乎忘了自己也是書記處的。
有些文章把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描述的很狼狽,好像大家都是在批毛澤東。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毛澤東始終把握著會議的節奏。他的每一個決定都為絕大多數干部所擁護。他還幽默的說:“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迎來了入會者的歡聲雷動。會議的氣氛也相當活躍。稱得上是基層干部的出氣大會。很多干部把積壓多年的怨氣發了出來。但是,這樣面對面的揭露讓很多省委書記下不來臺了。劉xx也感覺壓力越來越大,也就冒出了那句著名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劉xx多次強調了中央政治局要負責任,指責了書記處、指責了中央各部、指責了國務院也指責了國務院各部。但就是沒有一句自我批評,沒有一個字說我這個國家主席該負什么樣的責任。在入會者看來,劉說中央要負責,就算是他劉xx的自我批評了。沒有人指名批劉。矛頭多指鄧。這個過程,在今天一些歪嘴和尚說來,劉所指中央,就是指毛。豈不荒唐?在一些官方資料中,甚至找不到入會者批判“書記處”的字眼。
林彪在會議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恰恰是由于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才造成了嚴重失誤”。那個《毛澤東同志論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和在兩條戰線上的斗爭》的文件中,包含了毛澤東數年間對大躍進運動過程出現浮夸,冒進等危險所做的指示和批評。入會者都看到了。因此,七千人大會根本不是一個“批毛”大會。但是,這次大會毛澤東高風亮節,主動承擔了責任,甚至是過多的承擔了責任。反而成了今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口實。
劉xx的發言中也不得不承認毛澤東的先見之明,在談到“一平二調”時,他說:“否認社會主義階段的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把平均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混淆起來,甚至認為平均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這是極端錯誤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觸的。毛澤東同志說,平均主義的思想,‘它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無論何時何地,我們在分配和交換的問題上,在擬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時候,都不能忘記毛澤東同志的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鄧xx在講話中說:我們有好的指導思想、好的領導。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正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才獲得了這樣偉大的成就,并且繼續勝利地前進著。”黨的優良傳統受到削弱的原因首先就是“我們不少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學習不夠,體會不夠。這幾年來,我們不大注意調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務往往不是實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號,也有許多不是切合實際的。”
這次會議中多位省委書記落馬。其中還發生了戲劇性一幕。就是安徽書記曾希圣。因為擅自開展了“三自一包”差點丟了命,主持會議的不是別人,正是劉xx。并且未經中央討論,當場撤了他的職。并討論要槍斃曾希圣。后來不僅沒有槍斃曾希圣,而且劉鄧聯手大搞起了“三自一包”“下馬風”“翻案風”。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強烈抵制。才沒有得以廣泛實施。
附:七千人大會視頻資料。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uGlA3WkwnAs/
八大領袖文集中,只有毛澤東旗幟鮮明的糾左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5/83225.html
對所有中國人來說, “大躍進”是個復雜的歷史情結。因為“大躍進”一方面開啟了中國全面工業化和農村集體化的進程,另一方面也在同時形成了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 的決議》所指出的“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直接導致了“三年困難時期”。
某些人惡搞大躍進,其目的不在于歷史,也不在于從歷史中吸取教訓。而是要借大躍進這塊石頭壓死毛澤東。從而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具有這種思路的,并非是民間,而是政界和學界的一部分人。但是無論這些人如何鼓噪,都是蒼白無力的。我們看那些自稱為改革家的人們的各種文選文集。會發現這樣一個現像。事后對大躍進狂轟亂炸的人,卻在大躍進期間,要么支持大躍進,要么不反對,不作聲。頗有些”事后諸葛亮“的味道。
目 前為止,中共“八大”領袖,毛、劉、周、朱、陳、林、鄧,官方只是沒有編輯出版林彪選集。那么,除毛之外,看過其他六位領袖的文集后,誰也一定會感到: 對于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除毛澤東在一如既往、旗幟鮮明地堅決反對糾正之外,其他中共領 袖如劉周朱陳鄧幾乎沒有什么突出地反映和表現。
二號領袖劉xx。其中,在“大躍進”和公社 化期間,不僅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竟然不可思議地出現了整整三年的文獻空白! 劉xx身為主持黨國工作的黨的副主席,處在非常的歷史時期的五年,竟然在文選中出現了整整三年的空白,尤 其是在1959年4月當選為國家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后,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兩年多的時間,竟然沒有一份文獻能收入《劉xx選集》。 是劉xx三年沒說話?還是說了不該說的話。羞于見人? 此后,雖然僅有兩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文章,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同炭子沖農民的談 話》和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那也都是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一九六○年冬,黨中央 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并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之后,是在“三年困難時期”末期的尾聲了。
三號領袖周恩來。 其中,在“大躍進”和公社化期間,不僅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 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竟然不可思議地出現了一年又三個月的空白! 緊接著從一九五九 年四月二十九日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又不可思議的出現了一年又三個月的空白! 隨即,從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 月,又不可思議的出現了八個月的空白! 前后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間達3年又二個月! 其中,僅有一篇是涉及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的,即一九六 一年三月、五月的《加強調查研究》。 同劉xx一樣, “一九六○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 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并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之后,在“三年困難時期”末期的尾聲,只是比劉xx早了兩個月。
七號領袖鄧xx
其中,在“大躍進”和公社化期間,不僅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 錯誤”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竟然不可思議地出現了一年又十一個月多的空白! 緊接著,從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 日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有出現了一年另七個月的空白! 前后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間達3年又六個多月! 甚至直到 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之前,五年多的時間,沒有一篇涉及到經濟工作的文章!
五號領袖 陳云、改革開 放后是以經濟行家著稱的。
其中,雖然絕大多數是論述經濟問題的,但是主要卻只是具體的工作問題。 雖然是強調了《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但是卻沒有一 篇是像毛澤東那樣旗幟鮮明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尤其是更沒有涉及到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問題。
其中只有《朱德選集》中收錄了 對農村辦公共食堂問題的意見 (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 文中談了對大食堂 的反對意見。 在這一時期領袖中算是鳳毛了。是極罕見的反對聲音。
最后我們看看《毛選》
與其他領袖的選集相反,從1957年至1961 年,五年間,不包括有關批示,僅僅是《毛澤東文集》中收錄的有關論述經濟、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 來”,就多達27篇。
那么,這是有意抬高毛澤東嗎?顯然不是。 因為其中一部分文章在他死后才收錄進《毛選5》或其他文集的,而且是在那個著名的《若干問題的決議》之后出版的。像其他領袖的文集,都是之后出版的。如果當年他們有過反對大躍進,反對浮夸風的言論,難道會不編進去?沒有這個道理。顯然,他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所以,這只能證明:唯有毛澤東才是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堅決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 嚴重地泛濫開來”,尤其是反對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的急先鋒!在當時,他發表了最多的反對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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