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延安歸來》，載黃炎培著《八十年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頁）
編者注：由民主人士徐悲鴻對中共的印象可以看出建國初期由中共創設的民主氣氛，和政權為民的社會主義性質：
“解放以來，不通音問已及一年。弟因曾無違反人民之跡，得留職至今。去年曾被派參加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歐友好，未能進入巴黎，在捷京會后即歸，不及兩月。”“兄等須早計，留外終非久法。弟素來不喜歡政治，惟覺此時之政治，事事為人民著想，與以前及各民主國家不同。一切問題盡量協商，至人人同意為止。故開會時決無爭執，營私舞弊之事絕跡。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國改觀，入富強康樂之途。兄等倘不早計，爾時必惆悵無已。”（徐悲鴻給陳西瀅的信，手稿，1950年11月）
關于民族政策，周恩來的講話與毛主席的意見一致，如下：
“任何民族都是有自決權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事。但是今天帝國主義者又想分裂我們的西藏、臺灣甚至新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希望各民族不要聽帝國主義者的挑撥。為了這一點，我們國家的名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叫聯邦……我們雖然不是聯邦，但卻主張民族區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權力。”（《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39、140頁）
2. “條約（指中蘇條約）定下來比不定好。定下來，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別的事。不然人家干我們，給我們增加困難。現在把兩國的友誼在條約上固定下來，我們可以放手搞經濟建設。外交上也有利。為建設，也為外交，而外交也是為建設。我們是新起的國家，困難多，萬一有事，有個幫手，這樣可以減少戰爭的可能性。”（毛澤東在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0年4月10日 ）
鄧小平對毛澤東當年的“一邊倒”政策曾這樣評價：
毛澤東把外交政策上的“一邊倒”和軍事上迅速占領全國、經濟上實行自力更生，稱為打破帝國主義封鎖之道。并且認為，外交政策上的“一邊倒”，越早表現于行動對我越有利，這樣是主動的倒，免得將來被動的倒。（《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34頁）
3. “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以至于占領一個城市好幾個月，生產建設的工作還沒有上軌道，甚至許多工業陷于停頓狀態，引起工人失業，工人生活降低，不滿意共產黨。這種狀態是完全不能容許的……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8頁）
4. “我們的經濟政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兩方，所以合起來就是‘四面八方’……我們的經濟政策就是要處理好四面八方的關系，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陶魯笳在中共太行區委會議上的傳達記錄， 1949年5月3日 。見陶魯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28、129頁）
5. “和資產階級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看僧面看佛面’，維持了私營工商業，第一維持了生產；第二維持了工人；第三工人還可以得些福利……比較而言，目前發展私營工商業，與其說對資本家有利，不如說對工人有利，對人民有利……我們是一個大黨，策略上要特別注意。尤其是我們現在勝利了，要鞏固勝利，更要注意，要反對‘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3頁）
6. “（國營經濟是無限制地發展）這是長遠的事，在目前階段不可能無限制地發展，必須同時利用私人資本……除鹽外，應劃定范圍，不要壟斷一切……只能控制幾種主要商品（糧布油煤）的一定數量，例如糧食的三分之一等。”（《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50頁）
7. “《共同綱領》的規定，‘在經營范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須充分實現，方有利于整個人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現在已經發生的在這方面的某些混亂思想，必須澄清。”（《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2頁）
8. “要獲得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三個條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三）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要爭取這三個條件，需要相當的時間，大約需要三年時間，或者還要多一點……到了那時，我們就可以看見我們國家整個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了。”（《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0頁）
9. “在土地改革中，我們的敵人是夠大夠多的。第一，帝國主義反對我們。第二，臺灣、西藏的反動派反對我們。第三，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反對我們。第四，地主階級反對我們。第五，帝國主義在我國設立的教會學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動勢力，以及我們接收的國民黨的文化教育機構中的反動勢力，反對我們……由于社會經濟改組和戰爭帶來的工商業的某些破壞，許多人對我們不滿。現在我們跟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搞得很緊張，他們惶惶不可終日，很不滿。失業的知識分子和失業的工人不滿意我們，還有一批小手工業者也不滿意我們。在大部分農村，由于還沒有實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糧，農民也有意見。（編者：由此可見，在政治革命上，要做成一件事有多么艱難）
……為了孤立和打擊當前的敵人，就要把人民中間不滿意我們的人變成擁護我們……總之，我們不要四面出擊。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3-76頁）
10. “第一是土改規模空前偉大，容易發生過左偏向，如果我們只動地主不動富農，則更能孤立地主，保護中農，并防止亂打亂殺，否則很難防止；第二是過去北方土改是在戰爭中進行的，戰爭空氣掩蓋了土改空氣，現在基本上已無戰爭，土改就顯得特別突出，給予社會的震動特別顯得重大，地主叫喚的聲音將特別顯得尖銳，如果我們暫時不動半封建富農，待到幾年之后再去動他們，則將顯得我們更加有理由，即是說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動權；第三是我們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現在已經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組織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資產階級是與土地問題密切聯系的，為了穩定民族資產階級起見，暫時不動半封建富農似較妥當的。”（毛澤東給鄧子恢并告林彪、饒漱石、葉劍英、彭德懷、鄧小平的電報， 1950年3月12日 ，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7、48頁）
11. “我們對待富農的政策應有所改變，即由征收富農多余土地財產的政策改變為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復農村生產，又利于孤立地主，保護中農和保護小土地出租者。”（《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0頁）
12. 長遠打算好。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也是可以的。（《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99頁，毛澤東1952年10月考察黃河和河南省委王化云的談話）
編者：看來，“毛澤東提出南水北調的設想，或許就是在這時萌生的”。
13.“武訓自己怎樣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后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武訓自己一個人想得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什么影響。后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要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論文，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毛澤東對楊耳《評武訓和關于武訓的宣傳》稿的修改，手稿，1951年6月）
14.“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們兩個合作搞的電影《武訓傳》，曾受到批判，那沒有什么，一個作品寫得不好，就再寫嘛，總該寫好它。”（《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7頁，毛澤東50年代在文藝座談會上對趙丹的談話）
15.“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3、184頁）
16. “過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受到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傷了一些人，這是不好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6頁）
17. 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對朝鮮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愿軍的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適當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0年8月4日 ）
18. “它（指美國）在軍事上只有一個長處，就是鐵多，另外卻有三個弱點，合起來是一長三短。三個弱點是：第一，戰線太長，從德國柏林到朝鮮；第二，運輸路線太遠，隔著兩個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戰斗力太弱。”
“所謂那樣干，無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打原子彈，長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長。我們中國人民是打慣了仗的，我們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讓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你的弱點，跟著你打，最后打敗你。”（《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92-94頁）
19.“美帝國主義如果干涉，不過三八線，我們不管，如果過三八線，我們一定過去打。”（毛澤東會見蘇共中央代表團時的談話記錄， 1956年9月23日 ）
周恩來的對外宣告也表明了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中央集體的意志：
“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周恩來在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的建國一周年慶祝大會上的報告，1950年9月30日。見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報》）
20. “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處于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樣說，心里也難過。”（《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7頁）
彭德懷在其自述中如此表達他對抗美援朝的見解：
“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爛了，等于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如美軍擺在鴨綠江岸和臺灣，它要發動侵略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借口。”（《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8頁）
21.“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3、104頁）
楊尚昆1951年1月1日的日記如此認識抗美援朝：
“自我志愿軍入朝，取得了兩個戰役的勝利以來，我國的地位提高了，說話響亮了，民主陣營的聲勢也增加了。另一方面，帝國主義陣營則日呈分崩離析之勢。無論在美國內部、美英之間、英國內部、英法之間、其他國家與美英之間，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擴大了。美帝是愈發被孤立起來了。主席決定志愿軍入朝之舉，實是萬分英明的、有遠見的決定，事至今日則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當時要讓我來決定，我則會偏于‘茍安’！誠如主席所說，不僅要近視、短視，而且必須遠視、長視。決不可以眼前的，忽視了前途、遠景！‘高瞻遠矚’蓋即指此也。”（《楊尚昆日記》（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8頁）
22. “我的那些文章，不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沒有經驗。”“沒有那些勝利和那些失敗，不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里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 “《毛選》什么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43頁）
23. “打仗總是要死人的嘛!中國人民志愿軍已經獻出了那么多指戰員的生命。岸英是一個普通的戰士，不要因為是我的兒子，就當成一件大事。”（《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53、454頁）
關于毛岸英之死給毛澤東的打擊，楊尚昆在日記中如此寫道：“岸英死訊，今天已不能不告訴李得勝（即毛澤東）了！在他見了程頌云等之后，即將此息告他。長嘆了一聲之后，他說：犧牲的成千上萬，無法只顧及此一人。事已過去，不必說了。精神偉大，而實際的打擊則不小！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有下鄉休息之意。”（《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48頁）
1958年7月22日 ，毛澤東會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時曾說：“共產黨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兒子毛岸英死在朝鮮了。有的人說把他的尸體運回來。我說，不必，死哪埋哪吧！”
24.“古人說：能戰然后能和。我們也是這樣。”（《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416頁，給黃炎培的信）
25.“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國家，我們只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對于我國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臺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全國人民都已明白這種必要性和正義性。”（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開幕詞， 1951年10月23日 ；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4、185頁）
26.“抗美援朝的勝利是靠什么得來的呢? 剛才各位先生說，是由于領導的正確……但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戰爭是人民戰爭，全國人民支援，中朝兩國人民并肩戰斗……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的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3-355頁）
27. “一件事不做則已，做則必做到底，做到最后勝利。”（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講話提綱，手稿，1953年9月）
28. “對鎮壓反革命分子，請注意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毛澤東致黃克誠并鄧子恢的電報，手稿， 1950年12月19日 ）
“不殺匪首和慣匪，則匪剿不凈，且越剿越多。不殺惡霸，則農會不能組成，農民不敢分田。不殺重要的特務，則破壞、暗殺層出不窮。總之，對匪首、惡霸、特務（重要的）必須采取堅決鎮壓的政策，群眾才能翻身，人民政權才能鞏固。”（《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41頁）
關于鎮壓反革命，群眾中流行的一句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講寬大。”
29.“勁頭不足，經過教育說服，勁頭總會足起來的，反革命早幾天殺，遲幾天殺，關系并不甚大。惟獨草率從事，錯捕錯殺了人，則影響很壞。請你們對鎮反工作，實行嚴格控制，務必謹慎從事，務必糾正一切草率從事的偏向。我們一定要鎮壓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錯殺錯……鎮壓反革命必須嚴格限制在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反動會門頭子等項范圍之內，不能將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國民黨黨團員、普通國民黨軍官也包括在內。判死刑者，必須是罪重者，重罪輕判是錯誤的，輕罪重判也是錯誤的。”（《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0頁）
30.“我是不學李自成的，你們要學劉宗敏，我勸你們不要學。”（訪問李家驥談話記錄， 1996年9月10日 ；劉宗敏，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的一員大將，農民起義軍進北京以后，他貪圖享樂，到處搜刮錢財）
31. “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1949年3月5日 ；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頁)
32. “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到槍斃一大批最嚴重的貪污犯……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86頁）
33. “已出現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結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糾正)。各地如出現此種情況請予迅速糾正。”(毛澤東致高崗并告各同志電，手稿， 1952年2月9日 )
34. 正因為他們（指劉青山、張子善）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52頁）
35. “慰生六嬸及澤連均不要來京，也不宜在長沙住得太久，診病完了即回韶山為好。現在人民政府決定精簡節約，強調反對浪費，故不要來京，也不要在長沙住得太久……澤連（毛澤東的堂弟）家境困難，待將來再設法略作幫助，目前不要靠望。”（毛澤東給毛澤連等的信，手稿， 1951年12月11日 ）
36. “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毛澤東給楊開智（楊開慧之兄）的信，手稿， 1949年10月9日 ）
37. “據說長沙地委和湘潭縣委現正進行在我家鄉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條公路通我的家鄉。如果屬實，請令他們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響。是為至要。”（毛澤東給黃克誠、王首道并告鄧子恢的信，手稿， 1950年9月20日 ）
38. “文家任何人，都要同鄉里眾人一樣，服從黨與政府的領導，勤耕守法，不應特殊。請你們不要因為文家是我的親戚，覺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態度是：第一，因為他們是勞動人民，又是我的親戚，我是愛他們的。第二，因為我愛他們，我就希望他們進步，勤耕守法，參加互助合作組織，完全和眾人一樣，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為，應受批評，不應因為他們是我的親戚就不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毛澤東給石城鄉黨支部、鄉政府的信，手稿， 1954年4月29日 ）
39. “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即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存在的時期，如果要求他們合乎工人階級的立場與思想，取消他們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和思想，其結果不是造成混亂，就會逼出偽裝，這是對統一戰線不利的，也是不合邏輯的。在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存在的時期內，不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有自己的立場和思想，這種想法是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是一種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黨已有些黨員產生了這種錯誤思想，應予糾正。”（毛澤東審閱中央統戰部關于各民主黨派“三反”運動結束時幾項問題的處理意見的指示稿時修改和加寫的話，手稿， 1952年3月27日 ）
40. “有人認為過渡時期太長了，發生急躁情緒。這就要犯’左’傾的錯誤。現在基本建設、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方面，都有急躁情緒，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對資本家進攻沒有停止，使工人階級自己處于進退兩難地位……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過渡，最后全部過渡完。”（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1953年6月15日 ；見《黨的文獻》2003年第4期）
41. “因為中農怕’冒尖’，怕’共產’，就有人提出這一口號（指‘確保私有財產’）去安定他們。其實，這是不對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1953年6月15日 ；見《黨的支獻》2003年第4期)
陳云對于當時“新稅制”的看法，仍然值得今天的中國人去思考，這很有助于擺正人們對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認識：
“解放以后，到去年為止，加工訂貨、代購代銷的比重逐漸增加。這樣一來，就相對地減少了買賣關系，稅收也隨之減少，需要想辦法來補救。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修正稅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辦法應該考慮。按照修正稅制，就是不按加工訂貨、代購代銷納稅，而是按買賣關系納一道營業稅，說這樣辦就‘公私一律’了。所謂‘公私一律’，實際上是給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加一道稅。由此推論下去，又提出批發營業稅移到工廠繳納，大批發商不納稅，這樣就變更了納稅環節。因此，修正稅制的錯誤，歸納起來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公私一律’，一個是變更了納稅環節。
公私可以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錯誤的。因為國營商業和私營商業是不同性質的。首先，國營商業的全部利潤要上繳，私營商業只向國家繳所得稅。另外，私營商業和國營商業對國家擔負的責任不同。私營商業就是做買賣，賺錢，當然它也供應市場的需要。國營商業不僅是為了做買賣，賺錢，更重要的是為了維持生產，穩定市場。國營商業為了維持工廠的生產，不管是旺季或是淡季，都要加工訂貨。農產品下來了，也要收購，不管是過半年后才能推銷，或是過一年才能從外國換回東西來，不然，農產品就會滯銷。為了穩定市場，就必須有相當數量的積存物資。如果沒有這個積存，私商的投機活動就打不下去。有積存，商業部門就要擔負很重的銀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時還要做賠本買賣。比如，用輪船、軍艦把糧食從四川運到武漢、上海出賣，就要賠很多錢，因為運費很高。可不可以在武漢、上海市場上標上幾個字：‘此米來自四川，運費很高，要加多少運費，所以價錢貴’?(笑聲)不能加價出賣，只能賠本出賣。這從國家角度來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人民政府不采取這樣的辦法，那就要犯很大的錯誤。私商會不會采取這樣的辦法呢?決不會。所以說，私商和國營商業的性質是不相同的。合作社和國營商業差不多，它們擔負著同樣的任務。對國營商業、合作社商業和私營商業提出‘公私一律’，看起來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實際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錯誤的。
變更納稅環節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毛病在于批發營業稅移到工廠繳納，給批發商免了稅，這樣他就可以打擊國營商業。為什么?因為他的進價和國營商業的進價一樣，但是在賣價上他可以低于國營商業，現在他不怕營業額多，營業額越多，資金周轉得越快，賺錢就越多。這樣私營商業就會得到很大的發展，對國營商業打擊很大。同時，也打擊內地工業。如重慶、西安這些地區的工業，本來是納兩道稅，即貨物稅和出廠營業稅，很多商品是直接到工廠去買，并不需要納批發營業稅，現在加了一道批發營業稅，這就給內地工業造成很大困難，并會刺激上海、天津這些沿海城市工業的盲目發展。上半年發生的‘大魚吃小魚’的現象，就是這樣來的，這是不合乎國家政策的。"(《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7-199頁)
42. “一曰不做壽。做壽不會使人長壽。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禮。至少黨內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場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眾熱情，也不潑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日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系，應當如此。遵守這些規定，就是謙虛態度。”（毛澤東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3年8月12日 ）
43.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惟一的經濟基礎……我們所以必須這樣做，是因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利于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把在我國絕大部分社會經濟中使用簡單的落后的工具農具去工作的情況，改變為使用各類機器直至最先進的機器去工作的情況，借以達到大規模地出產各種工業和農業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著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確有把握地增強國防力量，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最后地鞏固人民政權，防止反革命復辟這些目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94、695、702頁）
44. “現在我們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9頁）
45. “說到’施仁政’，我們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當前)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這個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犧牲，就要用錢，就要多收些農業稅。多收一些農業稅，有些人就哇哇叫，還說什么他們是代表農民利益。我就不贊成這種意見……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末重點放在什么地方呢?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現在片面強調小仁政，其實就是要抗美援朝戰爭別打了，重工業建設別干了。我們必須批評這種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05頁）
46. “不要逞英雄。事業是多數人做的，少數人的作用是有限的。應當承認少數人的作用，就是領導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還是群眾……沒有你，地球就不轉了嗎?地球還是照樣地轉，事業還是照樣地進行，也許還要進行得好些。”（《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加1—403頁）
47. “我們開始批判胡適的時候很好，但后來就有點片面性了，把胡適的一切全部抹煞了。”（毛澤東在中央報刊、中國作家協會、中國科學院負責人會上講話的傳達記錄， 1957年2月16日 ）
48. “政協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第一項是協商國際問題。第二項是商量候選人名單。第三項是提意見。第四項是協調各民族、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社會民主人士領導人員之間的關系。第五項是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是自愿的，不能強制。對馬列主義有的人信得多，有的人信得少，比如有的政協常委他只愛國，不愿學習馬列主義，也沒有辦法。要提倡努力改造思想，三勤夾一懶……（政協）只要不是惡意，講閑話也可以，這樣可以使我們知道社會上存在著這樣的意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85-387頁；陳毅傳達毛澤東關于政協工作的指示，1954年12月）
49. “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先行的。英國也好，法國也好，美國也好，資產階級都有過革命時期，憲法就是他們在那個時候開始搞起的。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一筆抹殺，說他們的憲法在歷史上沒有地位。但是，現在資產階級的憲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壞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憲法尤其是欺騙和壓迫多數人的。我們的憲法是新的社會主義類型，不同于資產階級類型。我們的憲法，就是比他們革命時期的憲法也進步得多。我們優越于他們。”（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的講話， 1954年6月14日 ；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6頁）
50. “為保證國家安全起見，設了個主席。我們中國是一個大國，疊床架屋地設個主席，目的是為著使國家更加安全。有議長，有總理，又有個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個地方同時都出毛病。如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出了毛病，那毫無辦法，只好等四年再說。⑾設國家主席，在國務院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之間有個緩沖作用。”（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插話， 1954年3月23日 ）
51. 共產黨員上山坐滑竿，開除黨籍。（1953年毛澤東杭州爬山時對隨從者“宣布爬山規則”；訪問汪東興談話記錄， 1994年9月12日 ）
52. “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需要多少時間？現在不講死，大概是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個基礎。到那時，是不是就很偉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們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概經過五十年即十個五年計劃，就差不多了，就像個樣子了，就同現在大不一樣了。”（《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4—330頁）
53. “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我們正在前進。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0頁）
54. 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的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毛澤東對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薄一波《若干重大歷史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9r7、198頁)
對這個事情，現今的“資改派”的評論基本公允，其論如下：
“當時及以后的實踐證明，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是農民比較容易接受的一種向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過渡的適當形式。在中國，即使沒有大量農業機械，但由于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統一經營，統一組織勞動力，能夠合理利用土地，興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良品種，采用新技術等許多單干農民難以做到的事情，特別是在抗御自然災害方面顯示了自己的優越性。在互助合作運動初期，全國創辦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提高了農業產量，改善了農民生活，起了示范的作用，為進一步發展互助合作事業提供了有說服力的事實。”（《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47頁）
55. “如果不進行從個體勞動轉到集體勞動的第二個生產關系即生產方式的改革，則生產力還不能進一步發展。將個體經濟為基礎的勞動互助組織即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加以發展，生產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這種方法將來可推行到全國，在中國的經濟史上也要大書特書的。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但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變化了。從土地改革到發展勞動互助組織兩次變化，這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70、71頁)
56.“要充分地滿腔熱情地沒有隔閡地去照顧、幫助和耐心地教育單干農民。”（毛澤東修改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時加寫的話，手稿， 1953年3月24日 ）
57.“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8—301頁）
58. “要搞社會主義。‘確保私有’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影響。‘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 （《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1—306頁）
59. “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就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殺豬、宰羊，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杜潤生《憶五十年代初期我與毛澤東主席的幾次會面》；見《緬懷毛澤東》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0頁）
船頭壓了尾又翹，可見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事業之艱難：
“在收縮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些問題，有些地方把一部分不該收縮的社也轉退了，個別地方甚至把農業生產合作社全部解散了，成了空白鄉。”（《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72頁）
60. “農村對社會主義改造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在縣區鄉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農民這種情緒的……不僅縣區鄉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機關干部中也有……說農民生產情緒消極，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見，麥子長得半人深，生產消極嗎?!”（毛澤東同鄧子恢等談話記錄， 1955年5月9日 ）
61. “發展合作社的原則是自愿互利。牲口(連地主富農的在內)入社，都要合理作價，貧農不要在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農具、牲口上，貧農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換得自愿，不互利就沒有自愿……有人說，‘讓中農吃點虧’這句話是我講的，我不記得講了沒有，但是馬恩列斯從來沒有這樣說過。對于貧農，國家要加點貸款，讓他們腰桿硬起來。在合作社里面，中農有牲口、農具，貧農有了錢也就說得起話了。合作社章程要快點搞，要做到完全不損害中農利益。這樣，合作社就可以迅速發展起來。”
62. “農民的兩面性——集體經營與個體經營兩種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優勢? ……隨著宣傳和合作社示范，集體經營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優勢，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優勢，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優勢，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優勢，最后在全體人民中占優勢，我們應當逐步地(經過十五年)造成這種優勢……要有堅定的方向，不要動搖。要別人不動搖，就要自己首先不動搖。要看到問題的本質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導或主流方面，這樣才能不動搖。事物的非本質方面，次要方面必須不忽略，必須去解決存在著的一切問題，但不應將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關于農業合作化運動最近情況簡報上寫的文字，手稿， 1955年7月29日 ）
63.“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清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 1955年7月31日 。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8、424、425、433頁）
64.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個最重要的部門——重工業，它的拖拉機的生產，它的其他農業機器的生產，它的化學肥料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煤油和電力的生產等等，所有這些，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由此可見，我們對于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 1955年7月31日 。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1—433、438頁）
65. “我們必須反對任何沒有準備的不顧農民群眾覺悟水平的急躁冒進的思想……反對不顧質量、專門追求社和農戶的數目字的那一種傾向……在發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須有一個停止發展進行整頓的時間，然后再去發展一批合作社。那種不許有停頓、不許有間歇的思想是錯誤的。”（同上）
66.“（合作社）質量的標準是什么呢? 是要增加生產和不死牲口。怎樣才會增加生產，怎樣才會不死牲口? 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則，要有全面規劃，要有靈活的指導。我們務必避免蘇聯曾經犯過的大批殺掉牲口的那個錯誤。請你們各位注意，務必不要出大問題，不要發生死一批牛的事。我就是怕死牛。因為我們現在拖拉機還很少，牛是個寶貝，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工具。（毛澤東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的結論記錄， 1955年10月11日 ）
67. “提倡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準的社會主義精神……（思想政治工作）必須根據農民的生活經驗，很具體地很細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態度和簡單的方法。它是要結合著經濟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毛澤東給田家英的信，手稿， 1955年12月20日 ）
68. “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產和增產的程度，作為檢驗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標準。”（《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45、475頁）
“資改派”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一段“良心”評價：
“在這場廣大而深刻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沒有引起社會震蕩，沒有出現毛澤東所擔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糧食減產的情況，相反，糧食連年增產。在集體經濟的基礎上，辦了許多單家獨戶的個體農民根本辦不了的事情，在抗御自然災害中顯示出力量，特別是在全國普遍開展規模不等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為以后農業的發展提供了長期發揮效益的重要物質條件，為實行機械耕作、機械排灌和科學種田，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些，都是有著深遠影響的。”（《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418頁）
69. “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并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它主要地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錯，工人們還要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但這只占全部利潤中的一小部分，大約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為工人(福利費)、為國家(所得稅)及為擴大生產設備(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為資本家生產利潤的)而生產的。因此，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著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有利的。”（毛澤東《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經濟》，1953年7月。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2頁）
70. “關于私營工商業改造的時間問題，有人說，現在鑼鼓點子打得緊，胡琴也拉得緊，擔心搞得太快。我們說，社會主義改造是三個五年計劃基本完成，還有個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總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蘋果不熟摘下來吃就是酸的。現在是協商辦事，這樣大的事情，與全國人民有關的大事，當然要協商辦理。如果大家不贊成，那就沒有辦法做好。有些事緩點比急要好，但是否現在鑼鼓點子就不要打緊了，戲就不唱了?不是的。現在還是要勸大家走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8—491頁）
71. “人們考慮的，不外是一個飯碗，一張選票，有飯吃不會死人，有選票可以當家作主，說文明點就是一個工作崗位和一個政治地位。地主只給飯碗，暫時不給選票，這對地主來說是突然轉變，沒有思想準備的。對資產階級則不同。馬克思說：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個人類。如果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不解放，無產階級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須全人類都解放，變成一個新制度，無產階級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8—491頁）
72.“總有人要被擠下臺的。我們民主黨派上了臺不會下臺，除非做了壞事。多數人是能改變的，對民族資產階級不要像對官僚資產階級、地主一樣打擊。究竟是先擠垮后收容好呢，還是不擠垮好呢?現在不先擠垮，抵觸、破壞可以少一些。這樣做看起來似乎慢一點，但整個生產力是向前發展的。農業也是一樣。必須增加生產，使一些人的憂慮慢慢減少，說服家屬朋友，波浪式地擴大。不要誤認為今天談了。明天回去就要共產。少數人開了會回去做宣傳，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較通的，有想不通的，會參差不齊。”（毛澤東同工商界代表談話記錄， 1955年10月27日 ）
73. “全國統籌兼顧，這個力量大得很。資本主義私有制大大地妨礙統籌兼顧，妨礙國家的富強，因為它是無政府性質的，跟計劃經濟是抵觸的。”（毛澤東同工商界代表談話記錄， 1955年10月29日 ）
74. “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的誕生，總是要伴隨一場大喊大叫的。”（毛澤東為《一個整社的好經驗》一文寫的按語；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06頁）
75. “我們現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就是運用從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提出過的贖買政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對官僚資本那樣全部沒收、一個錢不給這個辦法好呢，還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階級替他們生產一部分利潤，而把整個階級逐步轉過來這個辦法好呢? 這是兩個辦法：一個惡轉，一個善轉；一個強力的轉，一個和平的轉。我們現在采取的這個方法，是經過許多的過渡步驟，經過許多的宣傳教育，并且對資本家進行安排，應當說，這樣的辦法比較好。”（毛澤東同工商界代表談話記錄， 1955年10月29日 ）
編者：本人認為這個贖買政策可能為后來的“牛鬼蛇神”的泛濫和發動文革埋下了伏筆。
76. “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并且要超過美國……究竟要幾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許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個五年計劃。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全國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黨派在內，都要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我們在整個世界上應該有這個職責。”（毛澤東同工商界代表談話記錄， 1955年10月29日 ；《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9、500頁）
從民族資本家榮毅仁的發言中可以看出兩點：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救中國的企業并使之強大；毛澤東領導下的黨確實具有不凡的治國經略：
“我是一個資本家。我家從一九零五年辦工業到現在已經五十多年了……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間……日本人企圖通過英國銀行來霸占企業，宋子文也企圖并吞，但在工人和同人的支持下渡過了困難。在解放前夕，我們受到帝國主義及反動派的壓迫，加上主持者采取投機的辦法，內部矛盾，形成外強中干……在解放初期，由于發生困難，當時我們確曾懷疑共產黨對經濟是不是有辦法。事實證明，共產黨的辦法是很多很好的……大家都好，我也在內，我又何必對私有制戀戀不舍呢?人總要有志氣。祖國在共產黨領導下，已經站起來了，在國際上翻了身，還要建設成一個富強的國家。這中間有我一份。所以我的企業雖然已經公私合營，但我并不滿意，我還要走上全民所有制。我們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要同廣大工商業者密切聯系，學會掌握自己的命運，走向共產主義。”
77. “今天大中小資本家有幾百萬人，人員不齊，進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陣風，一點破壞都沒有不可能。總而言之，不要說是要共產了，引起一陣風，好像刮臺風一樣，那樣不好……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是要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這樣看起來慢，實際上反而快。早兩天我跟朋友們說過，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總而言之，社會主義改造要減少損失，要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要充分準備，準備工作越充分，這個事情就越能辦好。”（毛澤東同工商界代表談話記錄， 1955年10月29日 ；《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01—503頁）
78. “我們對于資產階級，第一是用贖買和國家資本主義的方法，有償地而不是無償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變資產階級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們的同時，給予他們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剝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并且對于他們中間積極擁護社會主義改造而在這個改造事業中有所貢獻的代表人物給以恰當的政治安排。”（《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8一161頁）
79.“不承認資本家這個階級的絕大多數(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視或者否認宣傳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資本家的問題上的重大意義，這就是不承認中國革命的特殊條件，不承認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強大力量，不承認中國共產黨強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同資產階級結成聯盟和采取國家資本主義作為過渡形式這一根本政策的正確性，這種觀點無疑是完全錯誤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8一161頁）
80. “公私合營走得很快，這是沒有預料到的……我那個時候還潑了一點冷水。我說，你那樣太厲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對他講，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驟地來，不要搞亂了……前年年底，北京幾天就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宣布進入社會主義，本來對這樣的消息就要好好考慮，后來一廣播，各地不顧本身具體條件，一下子都干起來，就很被動。”（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6年1月25日 ；毛澤東《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 1957年3月10日 。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5頁）
編者：從上看出中國民族的浮躁性質。
81. 搞社會主義羊肉不好吃了，這個社會主義就值得考慮了。還有北京的烤鴨，南京的板鴨，云南的火腿，看來是退化了，還有各種布匹等等，花樣少了，質量壞了。搞社會主義應該更好些。（毛澤東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6年1月20日 ）
編者：追求快，不保質量，再一次體現民族的浮躁性質。
82. “要使它(指當時的上海地下工廠)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現在做衣服要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褲腿一長一短，扣子沒眼，質量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了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充足……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公私合營有優越性，比不合營好，工人的積極性提高了，資方的態度也改變了。”（《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70、171頁）
編者：懷疑此段是后期加入，非主席之言。
83. “在手工業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務行業集中生產，撤點過多，群眾不滿意。這就糟糕!現在怎么辦?‘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提醒你們，手工業中許多好東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張小泉的刀剪一萬年也不要搞掉。我們民族好的東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來一個恢復，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毛澤東《加快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6年1月25日 。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12頁）
84. “那個十大關系怎么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一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三十四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漸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系怎么會形成呢？不可能形成。”（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8年2月18日 ）
85. 批評本位主義的文章要寫，但光批評，光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不行，還要研究解決制度問題。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樣是那些人，實行這種制度，人們就不積極，實行另外一種制度，人們就積極起來了。解決生產關系問題，要解決生產的諸種關系問題，也就是各種制度問題，不單是要解決一個所有制問題。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包工包酬制度，據說二流子也積極起來了，也沒有思想問題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們說對不對？(毛澤東聽取匯報時的談話記錄， 1956年2月14日 至 3月9日 )
86. 好大喜功好像是壞事，歷來罵漢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譽哩。木船變輪船，馬車變汽車、火車，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區別地說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當的。(毛澤東聽取匯報時的談話記錄， 1956年2月14日 至 3月9日 )
87.腦子太熱不行……多快好省必須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據的基礎上多快。你們只講多快，不講好省，誰干？(毛澤東聽取匯報時的談話記錄， 1956年2月14日 至 3月9日 )
88. （問萬里）看過《水滸》和《金瓶梅》沒有？（萬里答：沒有看過）……《水滸》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毛澤東聽取匯報時的談話記錄， 1956年2月14日 至 3月9日 )
89. 我國建設能否超過蘇聯頭幾個五年計劃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趕上的……中國有兩條好處，一曰窮，二曰白，一點負擔沒有。美國在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國的迷信，外國的迷信。我們的后代也要打破對我們的迷信……我們可以超過它(指蘇聯)，理由有四：國際條件不同；國內條件不同；技術水平不同；中國人口多，農業發展快……有社會主義積極性，有群眾路線，少搞官僚主義。(毛澤東聽取匯報時的談話記錄， 1956年2月14日 至 3月9日 )
90.不論美國、法國、瑞士、挪威……只要他們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派去。(毛澤東聽取匯報時的談話記錄， 1956年2月14日 至 3月9日 )
編者：看來，不是我們要對西方國家閉關鎖國，是西方國家先封鎖我們才不得已對之。
91.有什么辦法使人聽了不致忘記？照這樣匯報，聽過去就忘記了。講存在的問題，要舉事例，把人指出來，不舉事例等于無用，別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為了使人懂，長一點也不要緊。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對標語口號嗎？就是要有具體形象，有人物。沒有具體形象，作品就沒有生命。半個月來匯報都存在這個問題，這是使我強迫受訓，比坐牢還厲害。坐牢腦子還自由，現在腦子也不自由，受你們指揮。只有觀念形態，沒有物質，要脫離實際。你們這些條條，一定是從許多具體問題的材料中得出來的，應把具體問題寫清楚。(毛澤東聽取匯報時的談話記錄， 1956年2月14日 至 3月9日 )
92.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70頁）
93. “拿工人講，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斗，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時我們也歷來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痛癢的官僚主義。隨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工資也需要適當調整。關于工資，最近決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縮小上下兩方面的距離。我們的工資一般還不高，但是因為就業的人多了，因為物價低和穩，加上其他種種條件，工人的生活比過去還是有了很大改善。”（毛澤東《論十大關系》）
編者：誰說主席漠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94. “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中央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論十大關系》）
95. 在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在大的范圍內，讓杜威來爭鳴好不好？那不好嘛。讓胡適來爭鳴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說胡適要回來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來，是可以回來的，讓我們批評過他以后再回來，就批評不著他了嘛，批評已經過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議論不讓發表，這是人民民主專政。香港報紙、臺灣報紙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許可？應該不許可，不許可有好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李森科、非李森科，我們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學說，那么多的自然科學學派。就是社會科學，也有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談。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6年5月2日 )
編者：主席早說清楚了，是在憲法范圍之內齊放、齊鳴，至于毒草，就絕對不可以。其實任何一個國家和時期都是一樣，某些人就是糊涂、幼稚、不理解，沒有常識。
96.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現在看來，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揭了蓋子，一是捅了漏子。說它揭了蓋子，就是講，這個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它捅了漏子，就是講，赫魯曉夫做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頁）
97. 我們每個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綱領》和后來的憲法，土地改革法，農業合作社章程，都是經過了長期的醞釀的，根據大家的意見，改過來，改過去。為什么我們通過一個東西總是大家舉手？人家莫明其妙，“這不是強迫命令”？……這不是偶然的，這是事先聽大家的意見，改過來，改過去，講通了，這樣辦事辦得快，步伐比較整齊，就團結統一了。（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 1956年9月13日 ）
編者：以前是這樣，充分的民主協商，是對的；現在的一起舉手，好像就不是這么回事。
98.“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這樣就比較好辦。除非一個原子彈下來，我們幾個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選舉了。如果只是個別受損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見馬克思，那末總還有人頂著，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不像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們就是要預備那一手。同時，多幾個人，工作上也有好處。設總書記完全有必要。”（《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0-113頁）
99. “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指美國），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6～96頁）
100. “我們對待這種犯思想錯誤的人，跟對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有區別……七次大會的時候，我們說服了那些同志，選舉了王明、李立三……我們曾和蘇聯同志談過，如果過去對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趕走他們和槍斃他們的辦法，而仍留他們在黨內，仍選舉他們做中央委員，是否會更好一些。蘇聯同志也認為恐怕會更好一些。”（毛澤東會見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團談話記錄， 1956年9月27日 ）
編者：想法很好，方法值得商榷。蘇共代表米高揚的一段話恐怕要引人思考，到底毛的辦法好還是斯大林的辦法奏效？“我回到蘇聯后，曾經一字不掉地對斯大林講過，我當時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指毛澤東）的意思。可是，當我說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作聲。他的辦法同您的相反，他雖未說話，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為然的。”（毛澤東會見蘇共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9月18日）
101. “對于那些冤枉和委曲，對于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你曉得，這個世界就是這么個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有。我是這么看，也許我比較悲觀。有那么一些人非常樂觀，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一點矛盾也沒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觀主義，就要犯錯誤。那些人并不是跟我們前世有冤，今世有仇，從前都不認識，他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為思想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不一樣。后來證明，政策問題上思想統一了，就完全團結了。所謂不團結，都是思想上有距離，政治問題、政策問題上有爭論……我們就是力爭求得一個比較的公平……凡事都是有比較的，不是絕對的，絕對的公平或者絕對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說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點不公平都沒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錯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當，是難免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2-107頁）
編者：從八大報告中的一段話也可以看出新中國開放國門的胸懷與愿望：“我們準備同一切尚未同我國建交的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我們以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和平共處政策不排斥任何國家。對于美國，我們也同樣具有同它和平共處的愿望。”所謂“閉關鎖國”，實際上是美國在閉我們的關、鎖我們的國。
102.列寧講的是亞洲與歐洲比較，你們講的是自己與自己比。（這里指毛澤東對于八大報告中關于“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論述的懷疑，據說會前一小時忽加此句進報告中，毛澤東未來得及詳細思考。訪問鄧力群談話記錄， 1996年9月17日 ）
103. “當時蘇聯受到帝國主義的包圍，白軍的叛亂，他（指列寧）面臨的問題更為困難，更為復雜，但是他并沒有犯錯誤。到了斯大林時期環境更好了，斯大林卻犯了錯誤。在斯大林時期，階級沒有了，社會已進入了沒有階級的社會，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舊社會的時代。我認為這樣才能夠解釋他的錯誤，即是認識的錯誤，認識不符合客觀實際。”（毛澤東會見英國共產黨代表團談話記錄， 1956年9月18日 ）
104. “自由、平等、博愛，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現在我們反而為它斗爭了……去掉蓋子（指斯大林個人崇拜）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獨立思考。現在有點反封建主義的味道……資本主義社會就比封建時代進了一步，美國兩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可以相互罵架……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想些辦法。當然，沒有集中和統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統一對我們有利，使我們在短期內能實現工業化，能對付帝國主義。但這也有缺點，就在于使人不敢講話，因此要使人有講話的機會。”（《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7頁）
105. “關于中國的前途，就是搞社會主義。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時光……這已不是我這一輩的事，也不是我兒子一輩的事。將來要變成什么樣子，是要看發展的。中國也可能犯錯誤，也可能腐化，由現在較好的階段發展到不好的階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階段發展到較好的階段。當然即便不好總不會像蔣介石時代那樣黑暗，是辯證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這樣曲折地發展下去。”（《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4頁）
106.“從落后的經濟基礎上建設工業化國家，并不容易。你們是先有了工業和無產階級，再革命，等到你們革命勝利了，東西是現成的。我們就不同。”（毛澤東同法國共產黨代表團談話記錄， 1956年10月1日 ）
107.“第一，美國在國際國內都有難以克服的矛盾，說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嚇唬人的；第二，美國的戰略重點是歐洲，對美國來說，朝鮮停戰，大勢所趨，不和不利……我們要爭取十年功夫建設工業，打下鞏固的基礎。”（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會第38次會議上的講話要點， 1952年8月4日 ）
108. “和帝國主義者和談，同戰爭一樣，也是一種長時間的尖銳的斗爭……朝鮮停戰的經驗證明，只有我們力量強大，在戰場上給敵人的打擊愈多愈痛的時候，和談才有可能獲得成功。所以應當邊打邊談、談談打打，兩者不可偏廢。決不可因為和談而稍為放松自己在軍事上打擊敵人的努力。”（毛澤東致胡志明電，手稿， 1953年11月23日 ）
109.“美國抓住印度支那這樣一個地方，這樣一個戰爭，對這一點，我們國內有許多人還看不大清楚。為什么這樣一個小地方（指越南）的戰爭牽動全世界? 就是因為美國要借這個地方做文章，借這個地方擴大戰爭，繼續打下去。這個問題是牽動很大的，牽動了東南亞，牽動了亞洲、歐洲、美洲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2-335頁）
編者：資本主義國家在逐漸地輸入社會主義的成分，以此來克服馬克思的預言之實現，這種事情或者可以從英國工黨的例子中找到端倪：“英國工黨，創建于一九00年，是第二國際的成員之一，自稱要尋求一種不同于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工黨領袖艾德禮出任英國首相。這是工黨第三次執政。對內它采取高福利的社會政策，并且在一些重要工交等部門推行國有化。”（《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565頁）
110.“難道只能和這種社會主義（指英國工黨的社會主義）共處，不可以和別的事物共處嗎？和非社會主義的事物，像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封建王國等共處嗎？我認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個條件，就是雙方愿意共處。為什么呢？因為我們認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毛澤東同英國工黨代表團談話記錄， 1954年8月24日 ）
111.“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國……（毛澤東希望英國工黨的朋友們勸勸美國人）一、把第七艦隊拿走，不要管臺灣的事，因為臺灣是中國的地方；二、不要搞東南亞條約，這也是違反歷史的，要搞就搞集體和平公約；三、不要武裝日本，武裝日本的目的是反對中國和蘇聯，最后會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國，這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這種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裝西德，武裝結果不是好事，也會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希望美國也采取和平共處的政策。美國這樣的大國如果不要和平，我們就不得安寧，大家也不得安寧。”（毛澤東同英國工黨代表團談話記錄， 1954年8月24日 ）
112.“大國高一級，小國低一級，這是帝國主義的理論……既然說平等，大國就不應該損害小國，不應該在經濟上剝削小國，在政治上壓迫小國，不應該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強加在小國身上。”（毛澤東同緬甸總理吳努第二次會談記錄， 1954年12月11日 。見《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編者：從緬甸總理吳努的談話中，看出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形象所作過的極惡毒的宣傳：“曾經有過一個時候，我不知道在中國會遇到怎樣的人，害怕會遇到像希特勒那樣的人，講話的時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現在發現，我的恐懼都是毫無根據的。對于這幾次懇切的談話，我感到十分高興。”（《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580頁）
113. “亞非會議要不是由五個科倫坡國家發起，而由中國發起，那就開不成。他們相信你們，不相信我們，原因是我們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但是，我們共產黨并不像美國所描寫的那樣是不理發的，是青面獠牙、三頭六臂的，我們是講道理的。”（毛澤東會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談話記錄， 1955年4月27日 ）
114.“關于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范？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 1956年11月15日 ）
115. “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 1956年11月15日 ）
116.“有些干部爭名奪利，唯利是圖，比闊氣，比級別，比地位；是合作社好還是個體經濟好，這個問題也重新提出來了；在好些地方的學校里發生學生鬧事，有的地方公開提出要來一個‘匈牙利’；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說共產黨領導不了他，社會主義不好，等等……臺風一刮，動搖分子擋不住，就要搖擺，這是規律。我勸大家注意這個問題。”（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7年1月18日 ）
117.“（一）要準備少數人鬧事，搞所謂的大民主。對待大民主的態度應當是，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講什么，做什么。（二）對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繼續思想改造。現在有一種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不敢去改造知識分子了。（三）百花齊放，還是要放。農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雜草作斗爭，我們黨的作家、藝術家、評論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領域的雜草作斗爭。”（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7年1月18日 ）
118.“王蒙最近寫了一篇《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這篇小說有缺點，需要幫助他。對待起義將領也要幫助，為什么對青年人不采取幫助的態度呢？王蒙寫正面人物無力，寫反面人物比較生動，原因是生活不豐富，也有觀點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評王蒙，說他寫得不真實，中央附近不該有官僚主義。我認為這個觀點不對。我要反過來問，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會產生官僚主義呢？中央內部也產生壞人嘛！……用教條主義來批評人家的文章，是沒有力量的……（看來）我們對人民中的錯誤采取如何處理的方針，有大量的人是沒有弄清楚的。”（毛澤東在中央報刊、作家協會、科學院、青年團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7年2月16日 ）
119. “片面的打，不能鍛煉出真正好的文學藝術。只允許香花，不允許毒草，這種觀念是不對的。香花是從和毒草作斗爭中出來的。香花與毒草齊放，‘落霞與孤鶩齊飛’……我們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開除很簡單，但這絕不是好辦法……不要怕交鋒，真理是越斗越明。我們的同志應該記住，我們要警惕采用簡單化。”（毛澤東在中央報刊、作家協會、科學院、青年團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7年2月16日 ）
120.“專政就是對付敵我之間的，解決敵我之間的這個矛盾的，就是壓服敵人。只要不是敵人，那末就是人民，在這個范圍之內就不是專政的問題，不是誰向誰專政的問題。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因為這些人有言論自由，有集會自由，有結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這些是憲法上寫了的，這是民主的問題。民主是有領導的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不是人民的要求……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出來，有些人很高興，來一下大民主嘛！他們所謂的大民主，幾十萬人到街上去了。他們似乎高興這個事情。有一些同志，有一些黨外朋友，他們搞不清楚大民主是對付敵對階級的。另外有少數人是帶有敵對情緒的，他們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整那么一下，學匈牙利那樣把共產黨整一下，就開心了。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體情況，以為歐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歡議會民主，說人民代表大會跟西方議會民主比要差，主張兩黨制，這一黨在上，那一黨在下，然后反過來。還要有兩個通訊社，唱對臺戲。有人提出早一點取消專政。有人說民主是目的。我們跟他們說，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說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屬于哪個范圍呢？屬于上層建筑，屬于政治這個范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上層建筑歸根結底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說外國的自由很好，我們這里自由很少。我說，沒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階級的自由，具體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沒有那個東西。”(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結束時的講話記錄， 1957年3月1日 )
121.“他們（指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間也有不正確的思想，也有歪風，有那么一些波動。匈牙利事件出來之后，有一些怪議論，討厭馬克思主義，只愿意鉆業務，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這些東西不看重。好像馬克思主義時興了一個時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時興了。所以要加強思想工作，要加強政治工作。在我們的青年中間，在知識分子中間，進一步改造自己。還是要提改造，不要回避改造。過去那些思想改造有點粗糙，有些地方傷了人，現在不要搞那么樣的改造。努力學習，除業務之外，除專業之外，在思想上有所進步，政治上也有所進步，學點馬克思主義，學點時事，學點政治，這個東西很有必要。如果沒有這個東西，就沒有靈魂……最近一個時期，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減弱了。教育部門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門不管誰管？高教部應該管政治工作。我看是共產黨應該管，青年團應該管，政府行政部門應該管。從前叫德育、體育、智育，我們現在變成‘兩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謂德育，就是學點馬克思主義，學點政治。”（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結束時的講話記錄， 1957年3月1日 ）
122.“我們這個國家有這么多的人，這一點是世界各國都沒有的。它有這么多的人，六億人口！這里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要有計劃地生產。我看人類自己最不會管理自己。對于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有計劃。對于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這個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設一個生育計劃部好不好？或者設一個委員會吧，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組織個人民團體來提倡。因為要解決一些技術問題，要撥一筆經費，要想辦法，要做宣傳。”（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結束時的講話記錄， 1957年3月1日 ）
123.“我們不提倡罷工、罷課，提倡在人民范圍之內的問題使用批評的方法來解決。如果個別地方官僚主義十分嚴重，在這樣一種范圍內允許罷工、罷課。我們把罷工、罷課、游行、示威、請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內部矛盾，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補充方法。”（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結束時的講話記錄， 1957年3月1日 ）
124.“我們的教學計劃、教科書都是全國一致的，這種做法是不是有問題？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還有私立中學？私立中學還是可以辦的，辦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學校要大力進行思想教育，進行遵守紀律、艱苦創業的教育。學生要能耐艱苦，要能白手起家。應當重視培養學生的創造精神，不要使他們像溫室里的花朵一樣。政治課要聯系實際，生動有趣，不要教條式的，要使中學生知道一些為人處世的道理。黨委應當指導青年的思想，指導教師的思想。”（毛澤東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談話記錄， 1957年3月7日 ；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5-248頁）
125.“大多數作家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大概需要幾十年才有可能。在還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時間內，只要不搞秘密小團體，可以你寫你的，各有各的真實……現在文藝批評可以說有三類：一類是抓到癢處，不是教條的，有幫助的；一類是隔靴搔癢，空空泛泛，從中得不到幫助，寫了等于不寫；一類是教條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礙文藝批評開展的。”（毛澤東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記錄， 1957年3月8日 。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9-258頁）
126.“報紙是要有領導的，但是領導要適合客觀情況。群眾愛看，證明領導得好；群眾不愛看，領導就不那么高明吧！他又說：報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對的，“軟些，軟些，再軟些”就要考慮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可以把軟和硬兩個東西統一起來。文章寫得通俗、親切，由近講到遠，引人入勝，這就很好。板起面孔辦報不好。”（毛澤東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記錄， 1957年3月8日 ）
127.“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毛澤東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記錄， 1957年3月8日 ）
128.“文章要尖銳，刀利才能裁紙，但是尖銳得要是幫了人而不是傷了人。在報紙上開展批評的時候要為人家準備樓梯，否則群眾包圍起來，他就下不了樓。反對官僚主義也是這樣……過去搞運動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傷人太多，我們應該接受教訓……現在搞大民主不適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對別人總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學、新聞等方面，解決問題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個‘小’字，就是毛毛雨，下個不停。”（毛澤東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記錄， 1957年3月8日 ）
129.“我國的知識分子大約有五百萬左右。其中有少數人對于社會主義制度不那么歡迎，不那么高興，甚至抱有一種敵對的情緒，認為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社會主義活不長，會失敗。或者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社會主義總有一天要恢復到資本主義。這種人是很少數的，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一點。除此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愛國主義者，擁護社會主義……許多人不贊成馬克思主義，不贊成社會主義，但是在外國人面前他就表現為愛國主義者。有許多人歡迎馬克思主義，但不熟悉，另外有些人有懷疑。這是中間狀態。這些人占大多數。應該承認這種狀態在很長久的時期里會存在的。同志們都是做宣傳工作的，我們有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任務。這個宣傳是逐步的，還要宣傳得好，使人愿意接受……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文化不發達的國家。我們都是教育人民的人。不論辦學校的，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都是人民的先生。這五百萬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的財產。我們沒有這五百萬知識分子，就一樣事情也做不好。國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性質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他們是腦力勞動的工人，是用腦子的工人。正因為他們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員，因此他就有個任務，就是應該先受教育，尤其是在社會大變革的時期。知識分子是舊社會留給我們的遺產。這幾百萬知識分子要先受教育。不是已經改造好了，不需要改造了。我看還要改造。大多數人是愿意學習的。要在他自己愿意的基礎上，有別人的好心幫助，而不是強制地學習。”（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7年3月12日 ）
130.“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教條主義，機會主義，都是形而上學，都要批評。”（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7年3月12日 ）
131.“有人說，共產黨能夠領導階級斗爭，搞政治這一套可以，但是搞科學不行。我說，這種說法講對了一半。在現在這個時期，我看是又能領導又不能領導。在自然科學的這門學科、那門學科的具體內容上不懂，沒有法子領導。在這一點上，他們說得對。但是有一半不對。共產黨能領導階級斗爭，也就能領導向自然界作斗爭。如果有這樣一個黨，叫共產黨，他就只能作社會斗爭，要率領整個社會向自然界作斗爭就不行了，那末這樣一個黨就應該滅亡。共產黨過去忙于階級斗爭，一直到現在，階級斗爭基本完結了，但還沒有完全完結，許多政治問題要它來處理。跟別的東西一樣，階級斗爭也是學會的，我們是花了幾十年的功夫，從一九二一年起到黨的七大，花了二十四年，才使我們對階級斗爭有一套科學，有一套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合乎中國情況的戰略、策略。學會自然科學可能也要這樣長的時間。中國共產黨是領導階級斗爭勝利了的黨，現在的任務是要向自然界作斗爭，就是要搞建設，搞建設就需要科學，要學會這個東西。”（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7年3月12日 ）
132.“中央的意見是不贊成‘收’，而是要‘放’（指雙百方針）。會不會亂？會不會變成匈牙利事件？變不了的。有兩種領導中國的辦法，就是‘放’或者‘收’。要是搞得一點民主也沒有，官僚主義十足，大民主不許可，小民主也沒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沒有，橫直是不能解決問題，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種情況下，罷工、罷課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手段，是調節社會生活的一種方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樣的方針有利于我們國家的鞏固。現在是放得不夠，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評，不要怕亂，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只會發展真理，發展藝術，使我們少犯錯誤。這是發展的辯證法。”（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7年3月12日 ）
133.“現在有些人說，共產黨搞科學不行，大學里頭教書不行，醫院里頭當醫生不行，工廠里頭當工程師、當技術人員不行。我說這個話講得對，講得合乎事實，就是我們沒有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醫生、大學教授。這是我們不行的方面。但是他們這個話也是不全面的，講對了一半，還有一半是不對的。就具體的業務、具體的技術來說，我們是不能領導；就整個科學的前進這方面，我們能夠領導，就是以政治去領導，以國家計劃去領導。我們只有一個出路，就是向他們學習。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學到。不僅在政治上領導他們，而且在業務上、在技術上領導他們。”（毛澤東在天津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7年7月17日 ）
134.“有些人講，到了社會主義，大概是要過好生活了。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會主義。現在，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這種新的生產關系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產，我們才剛剛開始。沒有生產就沒有生活，沒有多的生產就沒有好的生活。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幾步來走：大概有十幾年會稍微好一點；有個二三十年就更好一點；有個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現在大不相同了。要一百年，我就不在這個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進行艱苦奮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們現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給我們的很少。讓我們跟全國人民一道，跟國家一道，跟青年們一道，干他個幾十年。這個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建設。”（毛澤東在南京上海黨員干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 1957年3月19日 ）
135.“對人民鬧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對犯了法的人，應該按照法律程序處理。其他的人，應該說服教育，不要開除。你這里開除，是以鄰為壑。許多同志對于人民跟我們鬧事沒有精神準備。因為過去我們跟人民一道反對敵人，現在敵人不在了，看不見敵人了，就剩下我們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鬧，向誰去鬧呢？對于人民鬧事，有主張用老辦法對付的，就有幾個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說，學生罷課叫警察抓人，這是國民黨的辦法。也有束手無策的，完全是沒有辦法。不怕帝國主義，不怕蔣介石，就是怕老百姓。過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講對付人民鬧事，他沒有學好，這一課沒有上過。要跟黨內黨外公開地提出這個問題，展開討論，辦法就出來了。”（毛澤東在南京上海黨員干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 1957年3月19日 ）
136.“知識分子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他們本身的性質還在變，要逐步地變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文藝當然是工農兵方向，沒有別的方向。那些懷疑工農兵方向的知識分子，是反映了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的富裕階層的思想。”（毛澤東在上海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7年3月20日 ）
137.“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為上層建筑，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為提高人民生活服務的。馬克思主義是在同錯誤思想的斗爭中發展的，人民要接觸各種思想包括錯誤思想，經風雨，見世面，才有抵御和鑒別錯誤思想的能力。”（毛澤東在四省一市黨委書記思想工作座談會上的插話記錄， 1957年4月4日 至6日）
138.“毒草怎么能夠避免？我們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難得分辨香花毒草。人們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現的，誰會說自己是毒草？其實，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這是中間人物占多數的緣故。對片面性問題，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較多的人使用辯證法，比較能全面一些看問題，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黨內黨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毛澤東在四省一市黨委書記思想工作座談會上的插話記錄， 1957年4月4日 至6日）
139.“不能靠歷史吃飯，不能靠威勢吃飯。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勢力大也不能解決問題。以力只能服敵。敵人是不和你講理的，你跟他講理他不聽，他只講力。對人民只有說理，只要沒理，不管勢力多大，資格多老，也輸了。因此給我們一個任務，要研究，要學習，要教育我們的干部和黨員靠道理，靠學問，別的都不靠。這一點要進行廣泛的教育，干部靠資格、靠勢力是很危險的。”（毛澤東在四省一市黨委書記思想工作座談會上的插話記錄， 1957年4月4日 至6日）
140.“八大決議關于先進生產關系與落后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說法，是犯了個錯誤，理論上是不正確的。有的同志說，所謂落后的生產力是與外國比較的，是與將來比較的。為什么要與外國比呢？與外國比有什么意義呢？有矛盾，是指生產力本身由落后到先進。生產力怎能與外國比呢？我們的生產力與蘇聯、美國比是落后。比中國，怎么能說是落后呢？比蔣介石，比一九五零年，不是先進了嗎？有些同志說這是與將來比的，將來有一萬萬噸鋼。那是將來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慶施）十幾歲的時候衣服很小，現在穿就發生問題了，在當時穿起來是合身的。所以不能這樣比。這樣比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這個錯誤如何糾正，請大家想辦法。”（毛澤東在四省一市黨委書記思想工作座談會上的插話記錄， 1957年4月4日 至6日）
141.“一萬年后也有革命……我講的革命……是講的改變生產關系的革命。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有矛盾的。現在的生產關系是集體所有制，是國家所有制。一萬年后生產關系總要改變，最后要以地球為單位，不是國有化，而是‘球有化’。當然，總不會回到剝削關系。剝削是生產不足的表現。”（毛澤東在四省一市黨委書記思想工作座談會上的插話記錄， 1957年4月4日 至6日，見《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59頁）
142.“現在的知識分子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他們的靈魂依舊在資產階級那方面。歷史上說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義，其實，曹營不壞，當時曹操是代表進步一方的，漢是沒落的。知識分子要解決這個“身在曹營”的問題，要在無產階級的皮上粘得很好，成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毛澤東同人民日報社負責人等談話記錄， 1957年4月10日 ）
143.“文章（指當時的《人民日報》社論《教育者必須受教育》一文）一開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話。從引文講起，總是先講死人、外國人，這不好，應當從當前形勢講起。馬克思的文章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訓人的味道，不平等，動輒‘由此可見’，‘這就是說’，論述不夠，說服力不強。從馬克思到列寧，越來越通俗。今后寫文章要通俗，使工農都能接受。”（毛澤東同人民日報社負責人等談話記錄， 1957年4月10日 ）
144.“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條特別的規定，就是要參加生產勞動。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種態度，要砍掉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加上一個參加勞動的辦法。總的要同工人農民混在一起，多少參加一點勞動。群眾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講的話，不會全是真話。尤其我們都是知識分子，同勞動人民格格不入。有種辦法可以同他們一起，即多少參加一些勞動。”（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7年4月30日 ）
145.“現在五百萬知識分子是吃工農的飯，吃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飯。現在知識分子有些不自覺，他們的墻角（經濟基礎）早已挖空了，舊的經濟基礎沒有了，但他們的頭腦還沒有變過來。毛已經附在新皮上，但思想還是認為馬列主義不好。馬列主義世界觀不要強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過程。”（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7年4月30日 ）
146.“（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國主席任期已滿八年，可不連選；（二）按憲法制定時算起，可連選一次，但不連選，留下四年，待將來如有衛國戰爭一類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時，再選一次，而從一九五八年起讓我暫時擺脫此任務，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這樣，比較做主席對國家利益更大。”（毛澤東關于不再任下屆國家主席的批語，手稿， 1957年5月5日 ）
147.“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并且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在我們的社會里，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把另一個側面給否定掉。在我們的社會里，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些道理，廣大人民是完全懂得的。”（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自修稿第一稿部分， 1957年4月24日 至 5月7日 ）
148.“和舊社會比較起來，社會主義社會對待新生事物的條件好得多，但是仍然存在著矛盾，壓抑新生力量，壓抑合理化建議，仍然是經常存在的。不是由于壓抑，只是由于鑒別不清，也會發生矛盾，也需要有一個鑒別的時間。”（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自修稿第一稿部分， 1957年4月24日 至 5月7日 ）
149. “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煩難辦，推出門外了事。我這樣說，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來呢？當然不是。許多人，許多事，可以由社會想辦法，社會是能夠想出很多很好的辦法來的。而這也就包括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之內，我們應當指導社會這樣做。”（《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82頁）
150. “我們必須相信，我們的人民是很守紀律的，是很講道理的，他們決不無故鬧事。鬧事的只是極少數無可忍耐或者未受教育的人們。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家里，有少數人鬧事，并不值得大驚小怪，倒是足以調整社會秩序，懲罰官僚主義。我們社會里也有少數蠻不講理、行兇犯法的人。對于這種人，我并不贊成放縱他們，相反，必須給予嚴格的懲治。懲治這種人，是社會廣大群眾的要求，不予懲治是違反群眾意愿的。”（《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83頁）
編者：起初毛澤東設想的處理鬧事的四條辦法是：一、努力克服官僚主義，使之不鬧；二、要鬧，就讓他鬧；三、讓他鬧夠；四、對鬧事的頭子不開除。經過事實檢驗后，這樣做是并不可行的。從這一點看出，主席太過于相信自己的群眾，有一種浪漫傾向，這或者也是他后來一直使用軟弱的手段例如總提“教育”（習慣于用“團結—批評—團結”政策）的一個前兆。
151.“對于黨外人士的錯誤的批評，特別是對右傾分子的言論，目前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我們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面目，這對于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關于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 1957年5月14日 ，見《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91頁）
編者：“雙百方針”和整風運動在不到兩個月時間內就發生了逆轉，“有些人公正地談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成績，他們卻被一些人嘲笑為‘歌德派’。在這種錯誤導向下，有人公開在大學里演講，攻擊中國共產黨，攻擊黨的領導，煽動學生上街、工人罷課。”（《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91頁）從這里看出，后來的反右是正確的；從這種逆轉看出，這種放開的民主在中國是行不通的，總有一部分劣等人要搞破壞、走極端——這些人將來是必須要改造或者要消滅的對象。
152. “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于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并不要釣……社會上的右派，大約占全體黨外知識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92頁）
153.“對于那些僅有右派言論，但并無右派行動的那些人，應把他們和既有言論又有行動的那些極右派加以區別，在對前者進行批評的時候，要完全采取說理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不要輕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關于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 1957年6月29日 ，見《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709頁）
編者：《毛澤東傳》中有一段材料說毛澤東曾指示右派人數全國約為“4000人”，我不知道這段材料是真是假：“右派和極右派的人數，以北京三十四個高等學校及幾十個機關中，需要在各種范圍點名批判的，大約有四百人左右，全國大約有四千人左右，你們應當排個隊，使自己心中有數。”（《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709頁），“資改派”說：“這個數字規定的打擊面已經過寬，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嚴重的后果。”毛澤東后來也承認這次反右冤枉了一批好人，這是政治斗爭中避免不了的事情。不過，《毛澤東傳》中將反右擴大化至1958年的右派人數統計說明為55萬人，我不知道是真是假，還請各位網友高手指明。
154. “八大文件上只講所有制、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關系，沒有講人與人的關系，這反映那時的情況。八大決議說，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將來還會有，因此這句話從長遠講也對，但現在看則不適當……八大決議的那句話是不適當的，但也沒有壞處，它不妨礙生產，不妨礙反右派，同時也反映了一個要求，要求加強物質基礎（和外國比較，我們是很落后）。既然沒有害處，現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則引起麻煩和爭論。將來再作適當的解釋。”（毛澤東召集八屆三中全會各組組長會議時的談話紀要， 1957年10月7日 ）
155.“一般說來，在資本主義國家是存在著兩種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過渡的可能性。我們提出這種可能性，表示我們并不提倡戰爭，并不提倡要用暴力來推翻政府。第二種可能性就是如果資產階級要用暴力來鎮壓無產階級，要發動內戰來反對無產階級，那么無產階級就將被迫以內戰來回答。這樣就使無產階級一只手爭取和平過渡，另一只手準備對付資產階級的暴力鎮壓，不致沒有準備而推遲了革命……這兩個可能性要同時提出。”（毛澤東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記錄， 1957年10月29日 ）
156. “和平過渡包括激烈的階級斗爭。或許到一定的國內和國際條件下，可以通過群眾斗爭逼得資產階級無法使用暴力。但是，我們不大相信。現在的資產階級都是武裝起來的。還是兩個并提：我們要和平，被迫的時候也要使用暴力。”（毛澤東同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第一次會談記錄， 1957年11月7日 ）
157.“敵人雖多，但最大的敵人是美國……講出了這點會更形成緊張，我們的意見正是這樣，你緊我也緊，結果倒有可能不緊張……我們如果說出來，那會更好地爭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毛澤東同波蘭黨主席哥穆爾卡第二次會談記錄， 1957年11月15日 ）
158.“不能用鋼鐵數量多少來作決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來作決定的。歷史上從來就是如此。歷史上從來就是弱者戰勝強者。”（毛澤東在六十四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1957年11月18日 ）
159. “我們是犯了‘左’傾及右傾機會主義這兩次錯誤后才教會了我們這個黨，才教會了領導干部。結果使這兩個階段的革命有很大損失，這當然不好，但這只是一個側面。第二個側面是很好的，有益的，它成了教員。沒有這兩次的失敗，我們教育不過來，沒有比較，在人們的腦子中不會引起大的震動，就不可能找出不‘左’又不右的道路。”（波蘭統一工人黨代表團拜會毛澤東時的談話記錄， 1957年11月20日 ）
160.“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 我們的目的就是讓全國六億四千萬人一起動手，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我們的國家。”（中國留學生作的毛澤東 1957年11月17日 在莫斯科大學會見中國留學生的講話記錄，見《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757頁）
161.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沒有把指頭認清楚，十個指頭，只有一個長了瘡，多用了一些人，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一個指頭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沒有搞清楚六億人口的問題，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干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最怕的是六億人民沒有勁，抬不起頭來。”（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8年1月12日 ）
162.“我們的計劃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凈講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反冒進就是講平衡……卻不知道反冒進傷了許多人的心，興修水利、辦社、掃盲、除四害都沒勁了……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錯了就不好。“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這種做法，歷史上吃過大虧。教條主義這樣搞過，因小失大。”（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8年1月14日 ）
163.“要破暮氣，講朝氣……暮氣，就是官氣，我們都相當地有一些。世界大發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識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歲死，顏回活了三十二歲，‘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幾歲、李世民十幾歲當‘總司令’。現在我們這一班人，容易壓制新生力量。要講革命朝氣，保持旺盛的斗志。”（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8年1月16日 ）
164.“人們的思想必須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情況。當然，任何人不可以無根據地胡思亂想，不可以超越客觀情況所許可的條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動，不要勉強地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因此，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毛澤東所寫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
165.“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頁)
166.“把材料和觀點割斷，講材料的時候沒有觀點，講觀點的時候沒有材料，材料和觀點互不聯系，這是很壞的方法……要學會用材料說明自己的觀點。必須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確的觀點去統率這些材料。”(《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頁)
167. “七八年來，都看出我們這個民族有希望，特別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廣大群眾感覺到光明的前途。幾億人口，精神發揚起來……我們這個民族在覺醒起來，好像我們大家今天早晨醒來一樣，在逐步覺醒。因為覺醒了，才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打掉；因為覺醒了，才把私有財產制度廢除；因為覺醒了，才進行整風，批評右派。現在還要革掉一個東西：我們是又窮又白。白紙好寫字，窮就要革命，要干，就有一股干勁……因此，現在這個覺醒，群眾這個熱潮，我們要好好注意。我看，我們這個民族現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釋放出熱能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8年1月28日 )
168.“以前沒有解放，一部分上層建筑，一些環節，有錯誤、缺點，生產關系上不完善。因為整風，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壞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較好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平等了，能講話了，可以貼大字報了，老爺氣少了，這樣，群眾就高興了，就來了一個生產高潮。現在這個高漲的群眾情緒，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沒有見過……我贊成這個冒進。這個冒進好嘛! 這使農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氣剛剛上來……冒是有點冒，而不應該提什么反冒進的口號。有一點冒是難免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8年2月18日 )
169.“規章制度從蘇聯搬來了一大批，如搬蘇聯的警衛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負責同志的活動，前呼后擁，不許參觀，不許上館子，不許上街買鞋。陳云同志讓他親戚煮飯，警衛部門認為不得了……搬蘇聯的很多，害人不淺。那些規章制度束縛生產力，制造浪費，制造官僚主義。”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8年3月9日 )
170.“有些人對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里，為什么不崇拜呢? 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3月1O日)
171.“凡是根據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能辦到的，就應當多快好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但辦不到的不勉強。現在有股風，十級臺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有些高指標，沒有措施，那就不好。”（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8年3月22日 ）
172. 孔子不是二三十歲的時候就搞起來? 耶穌開始有什么學問? 釋迦牟尼十九歲創佛教，學問是后來慢慢學來的。孫中山年輕時有什么學問，不過高中程度。馬克思開始創立辯證唯物論，年紀也很輕，他的學問也是后來學的。馬克思開始著書的時候，只有二十歲，寫《共產黨宣言》時，不過三十歲左右，學派已經形成了。那時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當時資產階級博學家，如李嘉圖、亞當·斯密、黑格爾等……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時代寫的東西，是比較生動活潑的，充滿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清為目的。康有為亦如此。劉師培成名時不過二十歲，死時也才三十歲。王弼注《老子》的時候，不過十幾歲，死時才二十二歲。顏淵死時只三十二歲。青年人抓住一個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過他們的。梁啟超青年時也是所向披靡。（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8年3月22日 ）
173. “不敢講話無非是：一怕封為機會主義，二怕撤職，三怕開除黨籍，四怕老婆離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殺頭……我看只要準備好這幾條，看破紅塵，什么都不怕了。難道可以犧牲真理，封住我們的嘴巴嗎? 我們應當造成一種環境，使人敢于說話。我的企圖是要人們敢說，精神振作，勢如破竹，把顧慮解除，把沉悶的空氣沖破。”（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8年3月22日 ）
174. 我看要把過高的指標壓縮一下，要確實可靠。過高的指標不要登報……我們一些同志在熱潮下面被沖昏了頭腦，提出一些辦不到的口號。我并不是想消滅空氣，而只是要求壓縮空氣，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些；不是想下馬，而是要搞措施。（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8年3月25日 ）
編者：看來主席也有預感，有矛盾的心情，但局面一打開，的確是很難操控的。
175.“你們怎么能一年實現綠化?勸他把指標修改一下，規劃調整一下……你們能三年改變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懷疑，多搞幾年也不要緊，你講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們恐怕趕不上，不要蠻干。不要過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綠化、‘四無’是危險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說苦戰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懷疑的。三年基本改變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變。《人民日報》不要隨便輕易宣布什么‘化’……蒼蠅、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 爭取明年少一點，五年搞掉就是大勝利……糧食到手，樹木到眼(看得見)，才能算數。要比措施，比實績……現在宣傳注意了多、快，但對好、省注意不夠。大話不需講。好大喜功需要，但華而不實不好。”（《毛主席插話摘要》，1958年4月1—9日；見王任重工作筆記， 1958年4月2日 、8日；王任重日記， 1958年4月2日 、12日）
編者：由此看，下面已開始蠻干了，把主席的政策推向了極端。
176.“大鳴大放，是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國才敢實行。不怕發動群眾是真正的列寧主義態度……所謂穩當可靠，實際上，既不穩當，又不可靠。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老是穩、慢，就會出大禍。快一點就會好些。對穩當派有個辦法，到一定的時候就提出新的口號，不斷提出新口號，使他無法穩。”（《毛主席插話摘要》，1958年4月1—9日；見王任重工作筆記， 1958年4月2日 、8日；王任重日記， 1958年4月2日 、12日）
177.“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811頁）
178. 現在都從正面來講，十五年趕上美國。從反面來看，這樣調動六億人民的積極性，究竟對不對? 資源、資料、設備、協作，能不能辦到? 設備大的和精密的，能不能解決那么快?趕快了，抽條，但不扎實。科學問題能否趕上去?……考慮問題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問題要分析一下。設想一下可能的災難，發生戰爭，社會主義陣營不鞏固。(毛澤東在廣州會議上的講話、插話記錄， 1958年4月27日 ；見《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813頁)
編者：主席的矛盾心情再一次顯露。
179.“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88頁)
180. “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們中國被帝國主義壓迫了一百多年。它們總是宣傳那一套：要服從洋人。封建主義又宣傳那一套：要服從孔夫子。”（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8年5月8日 ）
181. “人民公社這個事情是人民群眾自發搞起來的，不是我們提出來的。因為我們提倡不斷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群眾就干起來了……有個同志(指柯慶施)提出，可否明年放個‘人造衛星’，全國辦個公共食堂，人民在食堂吃飯不要錢。吃飯不要錢還要個過程，明年看看，后年以后再考慮。”（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8年8月30日 ）
編者：針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過程所出現的“共產風”、“浮夸風”、“高指標”、“瞎指揮”等錯誤，60年代毛澤東本人也作過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后來鄧小平的一段評論基本上還是公允的：“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 劉少奇同志、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云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過去有些問題的責任要由集體承擔一些，當然毛澤東同志要負主要責任。”（《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96、309頁。）但我以為，我們這個民族一貫以來“浮躁與投機取巧”的劣根性，造成下屬們始終不能認真、準確、有力地執行中央原本正確的政策，是最終把主席的良好愿望推向極端化的致命因素。主席這一生對于自己民族的這個弱點似乎并無覺察，所以其精力總是消耗在政策被歪曲執行后的“糾左”與“反右”的兩個努力中。
182. 金門炮戰，意在擊美。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爭，不能僅限于道義上的，還要有實際行動的支援……金門、馬祖是中國領土，打金門、馬祖，懲罰國民黨軍，是中國的內政，敵人找不到借口，但對美帝國主義有牽制作用。（《當代中國叢書．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93頁）
183. 我們相機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為登陸金門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系重大……美國人是否把這兩個包袱也背上，還得觀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偵察蔣軍的防御，而是偵察美國人的決心，考驗美國人的決心。（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7頁）
184. 世界上的事情還是要搞一個保險系數，所以要準備作戰。第一，我們不要打，而且反對打。但是，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個極點，你就睡不著覺。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打原子彈。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選哪一個呢? 我看，還是橫了一條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設。（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五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8年9月5日 ）
185. “形勢不對了，金門、馬祖還是留給蔣委員長比較好，金、馬、臺、澎都給他。因為美國就是以金、馬換臺、澎這么一個方針，如果我們只搞回金、馬來，恰好我們變成執行杜勒斯的路線了。所以，十月間回到北京的時候就改變了，金、馬、臺、澎是一起的，現在統統歸蔣介石管，將來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國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馬? ……是蔣介石做‘總統’比較好，還是別人做比較好? 在目前看，還是蔣介石比較好。他這個人是親美派，但是親美親到要把他那點東西搞垮，他就不贊成。”（毛澤東在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 1959年9月15日 ）
186.“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如蔣撤退金、馬，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臺、澎、金、馬都可由蔣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讓通航，不要來大陸搞特務活動。臺、澎、金、馬要整個回來……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他只有走路一條，不走只有被動。要告訴臺灣，我們在華沙根本不談臺灣問題，只談要美國人走路。蔣不要怕我們同美國人一起整他……他們同美國的連理枝解散，同大陸連起來，枝連起來，根還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章士釗插話：這樣，美援會斷絕）……我們全部供應。他的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飛機、派特務來搗亂。他不來白色特務，我也不去紅色特務（曹聚仁問：臺灣有人問生活方式怎樣?）……照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毛澤東同曹聚仁談話紀要， 1958年10月13日 ）
編者：可見，這是“一國兩制”構想的最初來源，當時周恩來將其概括為“一綱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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