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猜測 兩種誤區——毛澤東為何重新評曹操？
邢金亮
2010年05月19日08:26
三種猜測 兩種誤區——毛澤東為何重新評曹操？--中國共產黨新聞
毛澤東生前多次評曹操，還說過“我的心與曹操是相通”的話，但他從未講過自己評曹操的真正用意。
毛澤東如何評 價曹操
在毛澤東評曹操的那個時候，社會上的人們普遍對曹操存有偏見，戲劇里演的曹操是奸雄，老百姓也普遍認為曹操是歷史上的壞人。而毛澤東卻不這么看，他認為曹操是大英雄。他寫過這樣的書法手跡：“天下英雄，惟史君與操耳。”他手書過曹操的《龜雖壽》，他經常吟詠曹操的詩，在他自己寫的詩中，也提到過“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他還多次公開稱贊曹操。1954年夏，毛澤東在北戴河吟誦曹操《觀滄海》一詩后，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個了不起的詩人。”“曹操統一中國北方，創立魏國。那時黃河流域是中國的中心地區。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治，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這些難道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說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那么寫，戲里這么演，老百姓這么說，那是封建正統觀念所制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
1957年4月10日，毛澤東與《人民日報》負責人談話時說：“小說上說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義，其實，曹操不壞。當時曹操是代表正義一方的，漢是沒落的。”
1957年11月2日，毛澤東正在莫斯科訪問。當晚，他請胡喬木、郭沫若到住處一道用餐，邊吃邊談中，毛澤東首先提起《三國演義》的話頭，他們夾敘夾議，談得很熱烈。毛澤東忽然轉向翻譯李越然，問：“你說說，曹操和諸葛亮這兩個人誰更厲害些？”李越然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毛澤東說：“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謀，可曹操這個人也不簡單。唱戲總把他扮成個大白臉，其實冤枉。這個人很了不起。”
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接見河南安陽縣委書記時談到曹操，他說：“曹操這個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賢納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還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發展農業生產。”
同月20日，毛澤東在武漢召開的座談會上又談到曹操，他說，《三國演義》和《三國志》對曹操的評價是不同的。《三國演義》把曹操當作奸臣來描寫，《三國志》則把曹操當作歷史上的正面人物來敘述。他還說：曹操是天下大亂時期出現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為《三國演義》又通俗又生動，所以看的人多，加上舊戲上演三國戲都是以《三國演義》為藍本編造的，所以曹操在舊戲舞臺上就是一個白臉奸臣。這一點可以說在我國是婦孺皆知的。“說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統觀念制造的冤案。”“現在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我們黨是講真理的黨，凡是錯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1958年12月，毛澤東讀《三國志集解》中盧弼對《讓縣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時，針對盧弼對曹操的指責，寫了這樣一段批語：“此篇注文，貼了魏武不少大字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李太白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此為近之。”
1959年2月，毛澤東讀了《光明日報》上發表的翦伯贊寫的《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一文后說：曹操結束漢末豪族混戰的局面，恢復了黃河兩岸的廣大平原，為后來的兩晉統一鋪平了道路。《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不是繼承司馬遷的傳統，而是繼承朱熹的傳統。
1959年4月23日，《北京晚報》刊登了北京大學教授吳祖緗寫的《關于〈三國演義〉（三）》（案：《關于〈三國演義〉》之一、二，分載于1959年4月9日和15日《北京晚報》第三版）。毛澤東讀后，即于吳文發表的第二天，即1959年4月24日，毛澤東專門請毛澤東辦公室秘書林克找來吳文《關于〈三國演義〉》之一、二來看一看（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219頁）。他對吳文中關于不能因為《三國演義》中有“擁劉反曹”的正統歷史觀，就否定它的民主思想的觀點，十分注意。此次毛澤東雖然沒說什么，但聯系他此前此后對曹操的評價，亦可將此列入他評曹操的范圍。
1975年，毛澤東談到三國時期的歷史時說： “三國的幾個政治家、軍事家，對統一都有所貢獻，而以曹操為最大。”
1976年，毛澤東為了說明在實踐中才能增長才干的道理，還舉曹 操沒有上過大學的例子加以說明。
毛澤東雖然評價過許多歷史人物，但他作為一個大政治家，如此頻繁地評價一個特定歷史人物——曹操，肯定有其特殊用意。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當時和此后的人們有種種猜測。
三種猜測和兩種誤區
人們對毛澤東評曹操的猜測，大體有三種：
一種認為毛澤東評價曹操屬于他讀歷史書籍時，對人物進行臧否的范圍，是他個人談古論今的學術行為；有一本書，叫《毛澤東談古論今》（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8年6月出版），其編著者認為：“在評價歷代帝王時，毛澤東格外看重曹操。”編著者引用了毛澤東下面兩段話：“曹操的文章、詩，極為本色，直抒胸臆，豁達通脫，應當學習。”“我還是喜歡曹操的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大手筆。”十分明顯，該書的編著者試圖以此證明：毛澤東評曹操，屬于毛澤東個人談古論今的范疇。還有一本書，叫《毛澤東讀史》,其作者把毛澤東評曹操的幾段話列入“毛澤東批注歷史人物”一欄中，當做毛澤東在研究歷史時，試圖糾正“千百年來，偏見掩蓋歷史的真實”的現象而發表的一部分言論。實際上，該書作者也把毛澤東評曹操看作他讀歷史而有所感的范圍。
一種認為毛澤東評曹操是他的英雄情結所致；《毛澤東與〈為曹操翻案〉》（載《文藝理論與批評》1999年第６期）的作者即認為：“毛澤東之所以肯定曹操，恐怕也緣于二人在諸多方面有著逼真的‘形似’乃至‘神似’之處。舉其大端，譬如叱咤風云、臨險不驚的軍事才干，氣壯山河、舍我其誰的政治抱負，直抒情懷、氣魄雄偉的詩詞文賦等等，可以說，在各自所生活的時代，一流的軍事家、政治家和詩人，對于二者來說都是當之無愧的；即使在個性、氣質上，二人也有著某種相似之處。所以，雖說他們上下相隔一千多年，但毛澤東對曹操確實是打內心里予以情感認同的。”十分明顯，該文作者把毛澤東評曹操，劃入了“英雄惜英雄”的范疇。
一種認為毛澤東評價曹操，是為了給一個歷史人物翻案。1959年，郭沫若在《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說：“曹操對于民族的貢獻是應當作高度評價的。他應該被稱為一位民族英雄。”人們把曹操當成壞人，奸臣，“實在是歷史上的一大歪曲。”同年，翦伯贊在《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一文中也說：“曹操不僅是三國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并且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中有數的杰出人物，”長期把這樣一個杰出人物當做奸臣，是不公平的。“我們應該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復名譽。”郭文與翦文均是在毛澤東1958年講了不少評曹操的話不久發表的，作者把毛澤東評曹操看作是一種為歷史人物翻案的行為，因而先后著文響應。由于郭、翦二人均為著名歷史學家，他們的看法，一時影響頗大，其影響力，直至今日，仍未衰竭，當今不少學者還相信并引用他們的觀點。1999年發表的《毛澤東與〈為曹操翻案〉》一文的作者就認為，“毛澤東為曹操翻案，是以唯物史觀的科學眼光洞察歷史而得出的必然結論。”作者還認為，毛澤東為曹操翻案，對當今文藝批評也有啟示。
在以上三種猜測中，第一種猜測與第三種猜測，有相似之處，但二者的出發點顯然不同。第三種猜測，已經不是把毛澤東評曹操當做個人讀史的愛憎好惡，而是看做一種有意識的、深思熟慮的特定行為。但是，這種特定行為，究竟是為了什么？猜測者顯然還沒有猜透。
上述三種猜測，雖然對毛澤東評曹操作了一定分析，但卻陷入了誤區。 誤區主要有二：
誤區之一，是把毛澤東評曹操僅僅看作是他的學術研究范圍和個人對歷史人物的喜好，至多把毛澤東評曹操看作從學術研究角度，特意為一個歷史人物翻案。毛澤東確實喜歡研讀歷史，也有對不同歷史人物的好與惡。但毛澤東是一位政治家，他研讀歷史，從不限于個人興趣，而是鑒古喻今，資政育人。毛澤東也決不會囿于學術探討范圍，特地從歷史學術角度，去為一個特定的歷史人物翻什么案。而且毛澤東在特定歷史時期這樣連續評價曹操，決不會是個人興趣所使。
誤區之二，是把毛澤東評曹操看作他個人的英雄情結所致。確實，毛澤東是個大英雄，他也喜歡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但毛澤東決不會因個人的英雄情結所系而如此頻繁地評價一個歷史人物。而且，毛澤東評曹操，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作出的，肯定另有用意在。
以上兩個誤區，使此前的猜測者，都沒能真正了解毛澤東評曹操的特殊用意。
毛澤東重評曹操的良 苦用意
今天，我們要分析毛澤東評曹操的真實用意，固然必須避開上述兩個誤區，但毛澤東評曹操散見于他的十多次談話中；毛澤東評曹操時，也沒有任何言詞明確自己的用意所在。到底怎樣才能分析透毛澤東的真實用意？
筆者認為，要分析毛 澤東評曹操的真正用意，入手點必須正確。那么，正確的入手點在哪里？
馬克思主義認為，分析任何事實，都應將其放在一定歷史條件之下。 “只有客觀地考慮某個社會中一切階級相互關系的全部總和，因而也考慮該社會發展的客觀階段，考慮該社會和其他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列寧：《卡爾·馬克思》見《列寧選集》第2卷第602頁）“考慮具體時間、具體環境里的歷史過程的客觀內容，”（列寧：《打著別人的旗幟》見《列寧全集》第21卷第121 頁）才能正確認識特定的歷史事實。
分析毛澤東為什么評曹操，也應遵循這條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如果遵循這條原則，就能肯定：分析毛澤東評曹操的入手點，就在于搞清楚毛澤東是在什么時候、什么條件下評曹操的。
縱觀毛澤東評曹操的言論可見，他評曹操的時間集中在50年代，而他50年代評曹操的言論，又絕大部分集中在50年代后期，特別是1958年和1959年。搞清楚1958、1959兩年前后中國內部發生了哪些重大政治事件，搞清楚當時中國與外國的主要政治關系，而毛澤東又是怎樣思考、對待、處理這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關系的，是探尋毛澤東評曹操所含深意的關鍵。
毛澤東正是在當時中國發生不少重大政治事件、而中國對外關系也有重要改變的情況下，評說曹操的。十分明顯，他評說曹操的用意，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學術。他評曹操是有所指的。那么，他指的到底是什么？對此，要結合當時中國政局，進行一點分析。
眾所周知，1957年中國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是反右運動。“回憶一下歷史的經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歷史事實是：1957年確有極少數右派，他們確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并且形成了一種聲勢。當時，我們黨同少數右派分子之間的斗爭集中在三條：“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好不好？有沒有成績？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右派否認人民事業的成績。這是第一條。第二條，走哪一個方向呢？走這邊就是社會主義，走那邊就是資本主義。右派就是要倒轉這個方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三條，要搞社會主義，誰人來領導？是無產階級領導，還是資產階級領導？是共產黨領導，還是那些資產階級右派來領導？”（《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43頁）
的確，在右派殺氣騰騰的進攻面前，如果不加以反擊，社會主義中國即使不出現政權顛覆的情況，也會造成政局不穩、人心混亂。毛澤東當時是這樣估計反右斗爭的：“這是一個偉大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的反右，只是 “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
毛澤東不限于認識反右派斗爭的近期意義，他的目光放得更遠。他從對匈牙利事件及中國當時政治狀況兩方面的分析中，看到了反右派斗爭對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深遠和巨大利益。他認為，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結束后，我國是進入了社會主義，但是，“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和一個思想戰線上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此次反右派，就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這一認識，是毛澤東在此前沒有認識到而在匈牙利事件及反右派斗爭中新悟出的，他認為，中國共產黨能夠悟出這個道理，使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大進了一步，對中國共產黨有著長遠利益。他在反右派斗爭還在進行時就說：“我們應當看得遠一些，在幾十年后看這個事件，將會看到我們這樣對待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會有深遠影響和巨大利益的。”
到1958年，反右斗爭已經基本結束，毛澤東決定：全黨全國“從1958年起，在繼續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時，著重點應放在技術革命方面。”顯然，毛澤東認為，到1958年，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搞建設了。
但是，一方面，反右派斗爭的震動實在太大了，不可能在短期內立即平靜下來，另一方面，“樹欲靜而風不止”，中國共產黨想要平靜下來搞建設，國內外敵對勢力卻要大做文章。在國外，帝國主義借我黨反右之事，惡毒攻擊我國的經濟政治制度和知識分子政策。蘇聯對我國反右斗爭也冷眼旁觀、冷嘲熱諷。在臺灣的蔣介石集團則攻擊毛澤東為殷紂王、秦始皇、曹操，共產黨的政策是獨裁、專制，反右是鎮壓知識分子。1957年10月10日國民黨召開的“八大”通過的由蔣介石提議的《對大陸反共革命發展中本黨任務之決議案》、《中國國民革命現階段黨務工作綱領》以及此后不久（10月23日）蔣介石發表的《復興本黨與完成革命的中心任務問題》中，不但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上述謾罵，而且把中共反右，當作他們反攻大陸的條件之一。不僅如此，蔣介石集團還借此后我國發生的一些事件連續作文章。 1959年他們看到我國大躍進中發生失誤，黨內也出現意見分岐，以及西藏發生叛亂，便積極“策進”“反攻”大陸。1959年5月國民黨“八大”二中會議上通過的《掌握中興復國的機運》、《策進大陸反共革命運動案》、《光復大陸政治行動綱領》等文件中，特別強調利用中國內部矛盾“反攻”大陸的問題。蔣介石還于當年3月26日發表了《告西藏同胞書》，并且在9月29日“接見”西藏叛亂代表時，高唱所謂“自由”的調子。在香港的所謂“第三種力量”，也對中國共產黨加以攻擊，其中過去與中共合作過的一些人士也對我黨頗有微詞。在國內，知識界有一些人也對反右斗爭有看法。
毛澤東對這些情況十分注意。在反右斗爭結束后的1958年、1959年，他多次談到反右斗爭的重大意義。1958年2月，他在對周揚《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一文寫批語時，再次強調了反右斗爭的“思想戰線上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的意義。同年3月19日，他把匈牙利事件、反冒進事件，與反右斗爭聯系起來談道，我們得到的教訓是：不應該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帆風順的。此后不久，他在一則批語中又強調：資產階級的自由和無產階級的自由之間是不能調和的，只能是一個滅掉另一個，“不能妥協。”他在1958年指導大躍進時的一個重要思想是：在中國，要增長共產主義因素，一要有物質條件，二要有精神條件。物質條件要通過大躍進來創造，而精神條件的創造，除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提高人的思想覺悟外，很重要的一條，是繼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這一觀點，是與毛澤東后來倡導的“興無滅資”，并且在他設想的人民公社和后來設想的“五七干校”中要有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功能相聯系的。另一方面，毛澤東也對國內外反動派攻擊我黨反右斗爭是搞“專制”、“獨裁”、“鎮壓民主”的讕言，予以堅決回擊。
50年代末，真是多事之秋。1957年反右之后，緊接著出現了1958年的大躍進，1959年又發生了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事件。值得提到的是，毛澤東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不僅批了彭德懷、張聞天等人對待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態度，而且把批判彭德懷與反右派斗爭聯系了起來。他說：“城鄉資產階級反動的思想活動和政治活動，雖經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斗爭給了一次決定性的打擊，但是還遠沒有徹底消滅。他們的反動思想活動和政治活動，在一部分富裕中農和知識分子中間尚有市場，一遇風吹草動，他們就要蠢動起來。總之，資產階級殘余的思想活動既然存在，就一定會在共產黨內找到他們的代表人物。而現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員會內是四個人）代表他們說話的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405頁）實際上，當時毛澤東是把50年代特別是50年代末黨內發生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和斗爭聯系起來，進行系統思考的。
廬山會議之后，毛澤東一直關注著國內外政治狀況，并且想得很多。他把反高饒、反冒進、反右、反對彭黃張周的斗爭聯系起來，進而聯系匈牙利事件，做了很深的思考。他認定，在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結束后，無產階級仍然面臨著與資產階級的嚴峻斗爭，斗爭的對象，包括那些“一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們就不舒服”的“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到1959年8月，他結合廬山會議發生的事情，把這一思路進一步加以整理，提出了如下論斷：“廬山出現的這場斗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斗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斗爭，看來還得斗下去，至少還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斗爭才會止息。”
毛澤東這種過分聯系的思路當然不對，但他對問題核心的把握卻并無不當。基于此種把握，他十分看重反右派、反右傾等一系列斗爭，又把中國國內、黨內發生的上述一系列政治斗爭與中國對外關系、特別是與中蘇兩黨關系聯系起來。他十分注意蘇共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認為蘇共一些領導人從1959年起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攻擊，是“與帝國主義、反動民族主義”等組織了 “一次反華大合唱”。
毛澤東除了正面闡述這一道理外，十分重要的，是運用借古喻今的方法，講共產黨必須要用專政、集權的方法，同社會主義的敵人和國內外惡意反對共產黨的勢力進行堅決的斗爭。
毛澤東借古喻今的重要內容，就是評曹操。
長期以來，曹操在人們的心目中，一直是被看做同殷紂王、秦始皇一樣，是個殺人如麻、權傾一時的暴君、奸雄。毛澤東也把曹操與殷紂王、秦始皇一塊加以評價。他反人們的傳統認識而議之，并且主張翻這樁歷史舊案。在他多次評曹操的言論中所包含的核心觀點之一，是認為曹操利用集中在手中的權力，改革惡政、推行法治、提倡節儉、穩定恢復發展了社會。曹操是天下大亂時期出現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代表正義一方的。”總之，他認為曹操“不壞”。如果把殷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不正確的。”
翦伯贊在1959年2月發表的《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一文中，僅僅局限于對曹操政治家、軍事家、詩人品格的評價。毛澤東看了翦伯贊的文章后進一步發揮自己評曹操的觀點時，包含了他評曹操的真實用意。他指出：曹操的功績在于結束漢末豪強混戰的局面，為統一鋪平了道路。而歷史上的曹操之所以能夠建立這一巨大功績，就是依憑他手中集中的政治、軍事力量并且殺伐決絕。對立面不是罵共產黨搞“專制”、沒有“自由”嗎？毛澤東就從評曹操這一特定歷史人物的角度告訴人們：無產階級就是要講專政。依靠這個專政，才能保證國家的統一，才能穩定和發展社會。對于那些“共產黨沒有自由”的叫囂，毛澤東直言反駁道：資產階級自由與無產階級自由勢不兩立，只能由一個滅掉另一個。
由上可見，毛澤東評曹操的重要用意之一，是在正面強調必須堅決運用無產階級專政手段的同時，借古喻今，反對對立面對共產黨所謂“專制”、“獨裁”的攻擊。
但是，毛澤東評曹操的用意，并非僅此而止。他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毛澤東評曹操所強調的核心內容，是反對封建之“正統”。他評曹操反“正統”，是與他強調創建中國社會主義“獨特性”、“高速度”聯系在一起的。其實，毛澤東評曹操、反“正統”的觀點，在1954年和1957年就多次坦露過。1954年，中國制定第一部憲法時，毛澤東就特別強調中國社會主義的獨特性，強調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從而創造出中國自己的特點來。此后他在《論十大關系》中，又提出了借鑒蘇聯的經驗教訓，少走“彎路”，探索中國獨特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觀點。當時他的基本指導思想，就是要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脫出蘇聯模式，走自己的路。就在當年，毛澤東在北戴河吟誦了曹操《觀滄海》一詩，并且說了一大段評價曹操的話，說曹操 “了不起”，過去說曹操是白臉奸臣，“那是封建正統觀念所制造的冤案，”反動士族和封建文化壟斷者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毛澤東這段評曹操的話，核心觀點，就是要反封建的“正統”。他為曹操翻案，就是要翻“封建正統觀念”制造的冤案。中共八大確立了一系列帶有獨特性的社會主義原則，1957年毛澤東發表了一些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要走獨特的道路，要“獨立自主”的講話，此后，他在與“人民日報”負責人的談話以及訪問莫斯科時又說過，曹操這個人“不簡單”，“很了不起”。到了1958年和1959年，毛澤東嘗試通過“三面紅旗”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獨特性”和“高速度”時，評曹操的話更多。此時他評曹操，除增加了贊揚曹操“懂用人之道”、“招賢納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注意發展生產，為統一祖國作出了貢獻等內容外，有兩個突出之點：一是提高了對曹操的評價，認為曹操不僅不是壞人，是代表正義的，而且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二是集中批判了封建正統觀念，他不僅反復地講：說曹操是奸臣是封建正統觀念制造的冤案，而且強調：我們黨不能繼承朱熹的正統觀念，而應當繼承“司馬遷的傳統。”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是因為我們黨是講真理的黨，對一千年、兩千年的錯案，也要翻。曹操被罵了一千多年，我們黨也要為曹操恢復名譽。
十分明顯，毛澤東談到的要反對“正統觀念”是他當時評曹操時所要表達的重要核心觀點。他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表達這一核心觀點的。當時，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最根本的任務，是搞社會主義建設，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又不能模仿蘇聯，要走自己獨特的路。我們黨在50年代特別是50年代中后期所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實際上都是圍繞此點進行的。對這一歷史過程，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作過概述，并且號召全黨下定決心，用第二個十年時間找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固有的規律。”中國共產黨要走中國獨特的道路，恰恰是當時的蘇共所不能容忍的。蘇共歷來以社會主義“正統”自居，“老子黨”和社會主義建設“樣板”的觀念十分濃厚，曾對以鐵托為首的南共探索南斯拉夫社會主義道路大加撻伐。后來蘇共與中共、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以及其他一些共產黨發生分岐，原因當然很復雜，但不可否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蘇共認為許多共產黨脫離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樣板”，不大聽“老子黨”的話了。當時蘇共就是這樣看中國的，他們甚至認為，中國搞的這一套，是由于毛澤東“絕不會聽從于國際共運內部超過他自己的黨之上的任何別的共產黨，他絕不會容忍這樣的事情，”（《赫魯曉夫回憶錄》第659頁）他們尤其對中共高舉” “三面紅旗”表示不贊成、不理解。赫魯曉夫多次表示了這樣的看法：中國在搞平均主義，中蘇兩黨之間在“運動將來方向的一些基本原則問題上”有重大分岐， “我們到了與中國分手的地步。”赫魯曉夫說的中蘇兩黨的原則分岐，當然包括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根本原則的分岐，但十分重要的分岐，是他們對中國探索獨特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否定。在這個問題上，赫魯曉夫通過多種渠道向中共表示懷疑和反對意見。今天我們客觀地分析，當年蘇共所指責的中共某些失誤之處，有些是有道理的。但問題在于：當時的蘇共領導人對中共進行的全面指責、全面否定，實質上是他們繼承了斯大林時期就存在的“老子黨”和社會主義 “正統”的觀念，不贊成中國共產黨獨立探索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是錯誤的。他們這樣做，不僅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原則，不符合社會主義發展規律，而且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這正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之處。
毛澤東當時所堅持的，無疑是對的。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特定的世界共運及中蘇關系條件下，在中國共產黨尚缺乏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都是初步嘗試，同時在國內外又存在各種反對因素的情況下，要開拓中國獨特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十分艱難的。毛澤東當時所感受到的壓力決非今人所能理解。但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規律以及在長期革命斗爭中鍛就的毛澤東的性格，都決定毛澤東一定要率領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開拓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當時評曹操，反“正統”，一方面是借此表達他反對蘇共以“老子黨”、社會主義建設“樣板”、“正統”自居，壓中國共產黨的心境，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毛澤東借此啟發全黨要解放思想，不要迷信蘇聯，堅定探索中國獨特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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