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是如何把粟裕往死里整的（粟裕的申訴報告）

彭德懷是如何把粟裕往死里整的（粟裕的申訴報告）

作者：張雄文

中國人有造神情節，從古到今都是如此，一個人或者如神仙一樣的完美，或者如惡魔一樣的邪惡，例子很多，見我的系列文章。

1980年以后，因為種種原因，彭德懷有了正直不阿的完美形象，這又是一個造神運動的標本。實際上，每個人都有優點和缺點，神是不存在的，因為他們都是人。彭德懷固然有很多值得贊美的地方，但他也不是完美無缺。彭德懷的另一面就是心胸狹隘，睚眥必報，比如對劉伯承的迫害，比如他對粟裕的惡行。也因此，在他失勢的時候，也受到他人的抱報復，文革期間受批斗的人很多，但很少有高級將領受到人身攻擊的，而彭德懷卻在一次批斗會上被一個軍人打了耳光，并說：你彭德懷也有今天！

粟裕的申訴報告

華主席，葉、鄧、李、陳副主席：（為中共中央華國鋒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云副主席。）

在黨的三中全會方針鼓舞下，我對1958年彭德懷同志利用軍委擴大會議對我進行批判提出申訴。

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是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關懷下召開的。會議的任務是檢查總結建國以來的軍事工作。全國解放和抗美援朝勝利后，我軍面臨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由戰爭時期到和平時期這兩個歷史性的轉變，軍事工作出現了一系列的新情況，大家缺乏經驗，工作中存在不少問題，各方面意見較多。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研究總結八年來的軍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會議上，毛主席對軍隊建設形勢作了正確的估價，指出：“同志們大多數都說，八年來基本上搞的好，有些缺點、錯誤。”“基本方針是沒有錯的，但工作有很大缺點。”毛主席還為我們承擔了領導責任。但是，彭德懷同志背離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當時的實際情況，把工作上的某些缺點和錯誤，以及正確的東西，上綱為“建軍新階段中兩條軍事路線的斗爭”，把肖克同志打成這條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實際上是批了劉伯承同志；同時又把我做為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拿來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壞七大以來黨內民主和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把會議引向了歧路，在軍內開了很壞的先例。

在這次會議上，彭德懷同志對我搞突然襲擊，實際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總參工作期間，彭德懷同志對我專橫跋扈、訓斥謾罵，使我實在難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爭論。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處理問題上的某些缺點和我性格上的弱點，牽強聯系，混淆是非，給我扣上“反黨反領導”、“向黨爭權”、“陰險卑鄙”、“告洋狀”等等莫須有的罪名，企圖把我打成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份子而置于死地。為了把我的問題搞到外部去，還組織地方干部參觀大字報。在當時的形勢下，我無法為自己做實事求是的申明。而且，為了不致被打成敵我矛盾，只得違心地做檢討。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檢討，（粟裕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突然遭到猛烈批判深感意外，對被強加的種種罪名困惑莫名，在家中連續七天閉門反省，百思不得其解。高度緊張的思慮，引發血壓升高頭昏腦脹，無奈中由楚青代寫了這份檢討。）完全是違心的，不符實際的，把強加給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來，把自己說得簡直不成樣子。就是這樣，彭德懷同志還不放我過關，以后他竟在中央說我“里通外國”。

我向中央申訴：我在總參工作期間，由于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又沒有在首腦機關工作的經驗，工作沒有搞好，對我進行批評是應該的。但是，彭德懷同志發動對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錯誤的；強加給我的罪名是莫須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我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包括我在總參工作期間，盡管在工作上、思想上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甚至錯誤，但是我對黨對人民一直是忠誠的，任何時候沒有反黨反領導，，沒有向黨爭權，沒有在背后搞過任何同志的鬼，沒有任何兩面行為。我深信，我參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實踐是足以證明自己的，（注：1959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先后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粟裕出席了8月2日至16日的八屆八中全會。會后他回到北京家里已是深夜，我正熟睡。往常他見我睡熟總是輕輕進來以免影響我，這次卻推醒我，“快醒醒!快醒醒!”廬山出了大事了，彭德懷挨批了。”“有個下午，少奇同志對我說，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說說嘛。還有位老戰友也建議我乘此機會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我沒有發言。我不愿在彭德懷受批判的時候提自己的問題。我決不利用黨內政治風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足夠說明自己。”—楚青）也是經得起組織上審查的。

在這里，我還要向中央報告，聽說現在還有人說，1943年饒漱石趕走陳毅同志，我是支持饒漱石的。這完全是莫須有的。我想這是1958年對我的批判所造成的惡劣影響。1943年華中抗日根據地還處于被敵人分割和多層封鎖的狀態，軍部在淮南地區盱胎縣黃花塘，一師師部活動于蘇中海安、東臺地區。當時我們對軍部的情況很不了解。對饒漱石制造的“黃花塘事件”我們根本不知道，事后也沒有聽到傳達。我是后來才從長期在黃花塘軍部養病的一師政委劉炎同志(已故)處聽到一些傳聞。解放戰爭期間，我經常在前方，幾乎全部精力集中于打仗。我對于饒漱石的陰謀活動完全不知道，這一點即使在1958年的高壓下，我也是堅持了的。我對陳毅同志一貫是尊敬的，而且認為華東部隊必須由陳毅同志來統率。1947年，軍委要我帶六縱(王必成縱)到魯西南，同已在魯西南的陳(士榘)、唐(亮)部隊會合，統一指揮這六個縱隊。我當即請求，這六個縱隊是華東的主力，必須由陳毅同志親臨指揮。中央同意了我的請求，我是隨陳毅同志一起去的魯西南。1948年5月初我隨朱德同志（注：這是筆誤。粟裕同陳毅于1948年4月25日從濮陽出發前往西柏坡，5月中旬朱德總司令在陳毅、粟裕陪同下親臨華野指揮機關和部隊駐地濮陽。）、陳毅同志一起到西柏坡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作戰方案。匯報結束后，毛主席對我說，以后華野就由你來搞，陳毅同志要到中原去。我立即請求說，陳毅同志無論如何不能離開華野，毛主席說，那邊必須陳毅同志去。我又請求說，如：果陳毅同志必須去中原，華野也仍然要由陳毅同志兼。當時毛主席同意了我的請求。如果我有排斥陳毅同志的思想，那不正是機會嗎?這些歷史事實是有案可查的。

我記得1958年批判我，硬說我一貫反領導，我曾說了這件事。我還舉了另一件事來說明：1946年，中央任命我為華中軍區司令，張鼎丞同志為副司令。我認為張鼎丞同志是黨內很有資望的老同志，新四軍二支隊時他是司令，我是副司令，華中軍區司令應該由他任才好，我壓下了這個任命，向中央做了報告。后來，中央同意了我的報告，下達了新的任命。但是，當我講了這些情況以后，彭德懷同志竟然說，“這正說明你陰險”，壓我對此做出檢查。僅此一例就足以說明當時對我的批判是如何不實事求是。

1958年對我的批判，雖未形成正式決定，但曾經傳達到團一級，我還看到一個中央文件上把我做為軍內的壞人點了名，影響及于全黨全軍。而且那些不符事實的發言、簡報，我的違心的檢討等等，均已做為歷史文件存檔。二十多年來，它已成為壓在我身上的沉重負擔，使我內心深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來，黨內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沒有提過申訴。現在，我們黨已經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幫”的偉大勝利。在黨的三中全會方針指引下，歷史上許多冤假錯案已經陸續糾正。中央對彭德懷同志的功過是非也已做出評價。我迫切懇求中央能將彭德懷同志對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別，撤銷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我的錯誤批判。請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訴，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終于能放下這個沉重的包袱，更好地為革命貢獻全部力量。

此致

敬禮

粟裕

1979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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