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承義初稿，鍾逸整理
對一個小人物被處決想不通，促使我投身“文革”
我1937年12月31日出生于武漢市武昌大東門傅家坡“博文中學”（現(xiàn)為武漢市第十五中學）對面一個窮苦的勞動人民家庭。我的祖父是菜農(nóng)，我家這一帶當年是出產(chǎn)聞名天下的武漢特產(chǎn)蔬菜“洪山菜苔”的地方，周邊有很多湖塘，還出產(chǎn)武漢人煨排骨湯最好的配料——蓮藕。我的祖父1920年因病去世時，祖母才23歲，她帶著3歲的我的父親，依靠種菜和打短工維持生計。
我1955年畢業(yè)于武漢市武昌鋼鐵工業(yè)學校，在校期間加入青年團。畢業(yè)分配后，先后在鞍山鋼鐵建設(shè)公司機裝公司、酒泉鋼鐵公司機裝公司、洛陽冶金建設(shè)公司、武漢鋼鐵公司基建處工作，1964年調(diào)動到第一冶金建設(shè)公司（以下簡稱“一冶”）施工處任技術(shù)員。
一冶是冶金部下屬最大的一支建設(shè)我國鋼鐵工業(yè)的基建隊伍，以建設(shè)武漢鋼鐵公司和馬鞍山鋼鐵公司等大型鋼鐵企業(yè)而名揚一時，當時被稱為特別能戰(zhàn)斗的“野戰(zhàn)兵團”。文革前，一冶和武鋼同屬省轄廳局級國營企業(yè)，一冶當時有正式職工28000多人，下屬有18個縣團級的單位，有省廳級干部近20名，處級干部100名左右，科級干部和工程技術(shù)人員各1000名左右，加上家屬工及附屬職工醫(yī)院、技工學校、子弟中小學職工等共三萬多人。當時武鋼、一冶合起來職工人數(shù)約10萬人，武鋼約7萬多人。
武漢市“文革”風云人物之一、造反派組織“新一冶”一號頭頭曹承義，“文革”結(jié)束后被捕，判處五年徒刑。曹承義年過七旬，寫出十多萬字回憶錄《悲欣交集話文革》。經(jīng)鍾逸整理，在中國自費印行，分贈親友和“文革”研究學者。（鍾逸提供）
新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新一冶”。勤務(wù)員除原“野戰(zhàn)兵團”的5名勤務(wù)員外，黃家祥（一冶筑爐公司工人，“紅學員”頭頭）、徐彪（一冶特種公司工人，“紅衛(wèi)軍”頭頭）、謝建生（一冶機裝公司工人、“紅衛(wèi)軍”頭頭）等人都成為“新一冶”勤務(wù)組成員。勤務(wù)組由曹承義、于湛東、桂大慶、楊連洲、徐正全、謝建生、徐彪、黃家祥等人組成，我為一號頭頭。一冶的大聯(lián)合形成以后，由于增加了“工人總部”、“九.一三”、“紅學員”、“紅衛(wèi)軍”、一冶“紅旗”等新鮮血液，造反派實力空前壯大。
曾經(jīng)在計劃經(jīng)濟年代無比輝煌的一冶，將自己的大名前面冠上“中國”二字，在深圳黃貝嶺，“中國一冶”四個大字還赫然聳立在高樓屋頂上。可惜一冶早已今非昔比。一冶現(xiàn)在已改成股份制企業(yè)。還留有一個一冶公司的空牌子解決為“內(nèi)退”的老職工繳納養(yǎng)老保險、發(fā)放內(nèi)退工資之類的遺留問題。另一個已改制的股份制公司與市場接軌，專門搞建設(shè)，負責掙錢。原來的公司黨、政領(lǐng)導(dǎo)都成了新公司的股東即老板。一冶這個為新中國冶金建設(shè)作出過巨大貢獻的“國家隊”，幾萬產(chǎn)業(yè)工人買斷工齡，絕大部分下崗，頃刻土崩瓦解。多年以來，一冶公司大院一直有人靜坐、罷工、鬧事，長期不得安寧。曹承義的幽靈始終在一冶上空徘徊。
一冶一中的“六一一******事件”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親自批準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這張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點燃了全國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繼中央開展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反黨集團以后，****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緊接著點名拋出武漢大學李達、朱邵天、何定華“三家村”黑幫，****武漢市委也跟著拋出程云、武克仁等黑幫分子。全省從上到下，直到每個基層單位，都在黨組織的控制下揪出了“三家村”、“四家店”反黨集團，各級黨委以積極領(lǐng)導(dǎo)文化大革命的姿態(tài)，把斗爭的矛頭指向“牛鬼蛇神”和黨外群眾。
6月11日，一冶第一子弟中學的教工團支部書記管典芬老師和辜正年同學在校內(nèi)召集了一部分學生團支部書記開會，反對阻撓學生寫大字報揭發(fā)校領(lǐng)導(dǎo)捂蓋子、定調(diào)子問題，并決定派代表到省委匯報反映學校文化革命運動開展的情況。
“六一一事件”被學校黨支部匯報到一冶黨委，被認定為“******事件”。第二天，經(jīng)請示省委同意，一冶黨委派出由機關(guān)各處室、各公司領(lǐng)導(dǎo)和骨干組成的近100人的龐大的工作組，由一冶處級干部、團委書記滿守昌和一冶黨辦一位姓翁的女處長擔任正、副組長，進駐一冶一中，領(lǐng)導(dǎo)學校的文化大革命。我當時作為黨委的紅人、骨干分子，脫離生產(chǎn)崗位，被調(diào)入工作組去鎮(zhèn)壓一冶一中的學生運動。我在工作組的工作，先是被派到教學班上課，不過是保持高壓態(tài)勢，把學生們控制在教室里，叫他們不要亂來。接著是在一冶業(yè)余學校將30余名教師集中學習、讀報，再發(fā)動、引導(dǎo)大家討論發(fā)言，要求我們工作隊員和骨干們做好記錄，以便發(fā)現(xiàn)有攻擊言論的人。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摘帽右派、平時對黨有不滿言論者，都是重點關(guān)照的對象。
我們每天通過查閱老師們的檔案，從中分出左、中、右，找出落后分子和有不滿言論的人。如有一女教師，檔案內(nèi)記載她有一次將印有毛主席照片的報紙帶進了廁所，就說她是******，工作組將這個內(nèi)容告訴黨團員教師，讓他們寫出大字報貼在操場上，將這位女教師搞臭。還有一位50多歲教語文，教過漢劇、楚劇名角的夏老師，每次學習時總讓他發(fā)言，想讓他講出點錯誤來好整他。
工作組發(fā)動大家積極寫大字報，相互開展揭發(fā)批判，發(fā)動全校師生批判管典芬等人，把他們打成現(xiàn)行******，把他們自發(fā)地反對執(zhí)行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當權(quán)派的行動鎮(zhèn)壓下去。工作組的任務(wù)，就是將文化大革命搞成一場新的反右派斗爭，挑起群眾斗群眾，把文化大革命的斗爭矛頭，引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是最符合官僚集團利益的。我當時雖然是工作組的成員，是積極分子，但我對工作組的做法是不滿的。好像并沒有搜集到什么實質(zhì)性的“******”言行，怎么就輕易地把教師、學生打成了******。我在翻看這些檔案材料時沒有找出我認為有問題的東西，也沒有向工作組領(lǐng)導(dǎo)匯報出有價值的材料，無法充當工作組的干將。
工人龐玉來被判死刑
我到一冶一中工作組不幾天，在一冶的近鄰武漢鋼鐵公司發(fā)生了一件事：武鋼綜合經(jīng)營廠有個“四清”運動的積極分子黃連生響應(yīng)廠黨委的號召，將自己在“四清”運動中了解到的本車間工人、33歲的二級鉗工龐玉來曾被資本家收養(yǎng)過的內(nèi)幕寫成大字報貼了出來。龐玉來認為自己只是個小工人，不是當權(quán)派，不應(yīng)該寫自己的大字報，就撕掉了那張揭發(fā)自己身世的大字報，并且與黃連生發(fā)生了爭吵。龐玉來見黃連生人多勢眾，仗勢欺人，就撿起一塊磚頭去打黃連生，不想打在一位前來勸架的積極分子女工蔡先梅頭上。這本來是一起不大的群眾糾紛，****湖北省委卻認定為是破壞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現(xiàn)行******案件，經(jīng)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7月5日，在事發(fā)15天時間后，在武鋼、一冶召開萬人宣判大會，將龐玉來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
這一天，本來是烈日高照、晴空萬里的天氣，當大會宣判龐玉來死刑時，突然狂風大作、驚雷滾滾、暴雨傾盆，老天爺也發(fā)怒了。一聲聲炸雷驚心動魄，敲打著每一個沉默人的心。
我參加了在武鋼四中廣場舉行的這場宣判大會，我感覺非常奇怪，對當局的用意難以理解，一點也想不通。為什么這么快、這么輕易就槍斃了一個人？這時湖北省委已經(jīng)開始播下工人起來造反的種子，只是誰也沒有意識到，此時以“保衛(wèi)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進行”的面目出現(xiàn)的以王任重為首的湖北省委，他們的實質(zhì)是把運動的方向引向鎮(zhèn)壓無辜的人民，當局對一個小工人大動干戈是想轉(zhuǎn)移文化革命的斗爭大方向。正是****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引發(fā)的這一聲驚雷，點燃了湖北地區(qū)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我們這些本來對政治完全無知的小人物，就這樣關(guān)心起了文革運動。
我們?yōu)槭裁匆疚錆h軍區(qū)司令陳再道？
武漢成立揪陳抗暴總指揮部
1967年6月初，隨著武漢部隊“六•四”公告的出臺，武漢造反派和武漢軍區(qū)陳再道等軍隊領(lǐng)導(dǎo)人的矛盾日益激化。為克服造反派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的情況，應(yīng)對武漢軍區(qū)領(lǐng)導(dǎo)人操縱的御用工具——百萬雄師對造反派的武力圍剿，武漢造反派急需團結(jié)起來，形成統(tǒng)一指揮。由“新湖大”頭頭張維榮、彭勛、龍銘鑫、謝幫柱等人發(fā)起，組成了“武漢揪陳抗暴總指揮部”，指揮部就設(shè)在交通方便的湖北大學內(nèi)。參加總指揮部工作的人有工總的夏邦銀（后為九屆****中央委員）、沈復(fù)禮，“二司”的楊道遠，“九一三”是剛當上總團一號頭頭的李想玉，“工造總司”有吳炎金、龍梅生、蔡大祥等，“新一冶”是我參加，“新華工”有張立國、張漢卿（教師）、吳家丕（教師）等人，“新華農(nóng)”有小謝和譚志發(fā)，此外，以新派組織為主的革司、聯(lián)司也有很多組織參加，如新武船聯(lián)司的林子忠、胡必清，新武機八一七的余平，省交通聯(lián)司的傅廉、余明生，長辦聯(lián)司的鄭兆鰲、嚴常，市安裝公司的孫厚智、黃金善，新中原的陳茂祥，新漢紙聯(lián)司的張智華，省直紅司的王志良，公安聯(lián)司的李正才，武漢財司的梅林生，武漢紅工的丁喆生等。還有小教總部的代表參加會議。中學紅聯(lián)則派出新一中的陳德勝等人參加活動。揪陳抗暴總指揮部的總指揮是張維榮，楊道遠、我和吳焱金擔任副總指揮，夏邦銀1967年５月被造反派從監(jiān)獄里營救出來以后，帶了50多人一直住在新湖大，他也擔任了副總指揮，他一直到7.20事件前才離開新湖大。
從總指揮部成立開始，就形成了每天上午召開碰頭會的傳統(tǒng)，各組織頭頭或親自或指派專門的聯(lián)絡(luò)員參加碰頭會。每天開會少則二十多人，多則四五十人，主持會議的多半是新湖大的頭頭。每次碰頭會先是由主持人介紹由駐京聯(lián)絡(luò)站打來的長途電話的內(nèi)容，多介紹一些首都文革動向、中央首長講話內(nèi)容等。其次是各個組織頭頭輪流發(fā)言，交流各自單位及武漢市新近發(fā)生的情況。
六月上旬開始，百萬雄師（武漢最大的保守派聯(lián)合組織）已經(jīng)開始對造反派的廣播站和宣傳站進行武力圍剿行動，如攻打漢口的居仁門中學、武漢市汽車配件廠、武漢搪瓷廠等，都是在開碰頭例會時各單位匯報的情況。總指揮部只能將收集的武漢市最新的重大事件通過駐京聯(lián)絡(luò)站向黨中央、國務(wù)院匯報。總指揮部雖然不可能組織人員去搞武斗，但當時是一個團結(jié)一致、共同戰(zhàn)斗的集體，起到了相互鼓舞和相互支持的作用。指揮部要求各單位做好防止百萬雄師殺人的思想準備，為了避免犧牲和重大損失，不要死守宣傳站，隨時做好撤退和轉(zhuǎn)移的準備。在碰頭會上，大家也建議，多將百萬雄師挑起武斗、殺人的情況向武漢軍區(qū)首長反映。
在總指揮部的領(lǐng)導(dǎo)下，團結(jié)了全市的革命造反派，堅持了“揪陳抗暴”的斗爭。總指揮部及時將百萬雄師“六•一七”、“六•二四”等大規(guī)模圍攻、屠殺工廠、大中學校革命造反派的情況通過三新、二司駐京聯(lián)絡(luò)站向中央反映，才有了中央文革、中央軍委的“六•二六”來電。總指揮部還決定在6月底將孤立無援的漢口民眾樂園、漢陽軋鋼廠、漢陽商場等宣傳站撤離到湖大、華工、水院、武大等地，才避免了造反派遭受更大的傷亡。在總指揮部的領(lǐng)導(dǎo)下，武漢造反派統(tǒng)一整理了向中央?yún)R報的材料，在堅持抗暴斗爭中團結(jié)了鋼、新兩派組織，取得了歷史性的偉大勝利。鋼、新兩派頭頭僅在上層少數(shù)個別人中思想存在一定的分歧，這絲毫不能替代在血與火的生死考驗面前，鋼、新兩派絕大多數(shù)頭頭和廣大群眾空前的大團結(jié)。
新一冶遭到百萬雄師全副武裝圍堵
每次全市造反派大游行，“新一冶”的組織工作都特別出色，各單位成建制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每次都能組織幾十輛甚至上百輛“大紅頭”載重汽車，整齊出發(fā)，游遍武漢三鎮(zhèn)，一幅幅迎風招展的造反大旗，鐵流滾滾的車隊，充分展現(xiàn)了武漢產(chǎn)業(yè)工人的強大實力。這是一支壓不垮、打不爛的革命工人隊伍，所到之處，受到萬人空巷的群眾歡呼，真是威震江城，令黨內(nèi)走資派聞風喪膽。當權(quán)派后來把一冶列為重災(zāi)區(qū)，反反復(fù)復(fù)進行清算和打壓。
1967年6月，武漢兩條路線斗爭進入了空前激烈的階段。一方是得到武漢軍區(qū)、湖北省軍區(qū)、各級人武部、公檢法專政機關(guān)和所有當權(quán)者全力支持的半軍事化組織百萬雄師，他們頭戴安全帽，手執(zhí)鋼鐵長矛，利用當權(quán)派提供的各種機動車輛、各種物資裝備和活動經(jīng)費，對手無寸鐵的造反派工人、學生、市民進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他們的口號是“踏平工總，鎮(zhèn)壓******”、“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他們要從肉體上殺光一切牛鬼蛇神，這當然和造反派始終把斗爭的矛頭對準走資派是根本對立、不可調(diào)和的。他們所代表的是走資派的利益，而造反派所代表的是遭受走資派鎮(zhèn)壓、迫害、打擊的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所以，這根本就不是什么武斗，而是黨內(nèi)官僚資產(chǎn)階級為維護自己將要失去的天堂對革命人民無情的殺戮。
新一冶是這時走在全市造反派最前列的隊伍之一。我們參與了1967年5月支持“新公校”（武漢公安學校的造反派組織）的全市大絕食斗爭和在漢陽公安局門前靜坐絕食營救夏邦銀②的斗爭，是最早提出徹底為工總翻案的實力最強的工人造反派組織。
位于紅鋼城武鋼業(yè)大與位于八大家的一冶公司辦公大院之間的三十三街坊的“新一冶”造反總部，是一座五層樓的招待所和單身宿舍，6月11日晚6時起，很多造反派工人聚集到總部周圍，還有人舉著新一冶的旗幟。我問發(fā)生了什么事，有人問我說：“你記得今天是什么日子？”我當然記得今天是一冶一中“六一一”事件一周年紀念日。幾個工人圍著我說：漢口的民眾樂園現(xiàn)在很危急，百萬雄師要攻打民眾樂園，我們要去聲援民眾樂園的造反派，保衛(wèi)那里的毛澤東思想廣播站。我看人越聚越多，就通知一冶總調(diào)度室調(diào)動了30多輛大紅頭的“斯柯達”進口載重運輸汽車，滿載著新一冶的造反派，還有武鋼一冶紅旗、武鋼新焦化等青山地區(qū)組織也各上一輛車，開在車隊最前面的是一輛裝有高音喇叭的宣傳指揮車，為聲援造反派設(shè)在漢口市中心的幾個主要的毛澤東思想廣播站，從青山紅鋼城向漢口進發(fā)。我們30多輛車上除了每輛車有人拿著新一冶或其它幾個組織的戰(zhàn)旗外，沒有一支長矛，也沒有任何武器，完全沒有一點武斗的思想準備，完全是一支和平的游行隊伍。當浩浩蕩蕩的車隊經(jīng)過和平大道、大東門、長江大橋，來到漢口的鬧市區(qū)中山大道，受到全市人民群眾的熱烈歡呼。
車隊晚上7時游行到漢口水塔附近，距江漢路大約200米時，從江漢路方向跑來了許多驚惶失措的群眾，我當時站在整個車隊前面指揮協(xié)調(diào)車隊行進的速度，我看到一輛接一輛的汽車開著雪亮的車燈，從北向南快速駛過中山大道，百萬雄師的車輛大約是8至12輛。車上滿載著隊列整齊、手握鐵矛、戴著藤條帽、身穿清一色藍色工作服的打手，長矛一律指向天空。將我們游行車隊行進的方向完全隔斷，我們遭到百萬雄師全副武裝車隊的圍堵。有人凄厲地高叫：“百萬雄師來了！”給人以突如其來、毛骨悚然的感覺。我根本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不知道百萬雄師早已經(jīng)成為一支準軍事化的、訓練有素的專業(yè)武斗隊伍了。我立即叫宣傳車調(diào)頭，叫車隊后撤。就在我指揮車隊后撤時，百萬雄師的車隊已經(jīng)開到離我們幾十米的距離，群眾向西邊逃跑，邊跑邊罵：“****陳再道！****黑烏龜（武漢民眾對“百萬雄師”中的主體“紅武兵”帶有貶意的稱呼）！”
黃金飾品絲毫無損——回憶“文革”中建立造反派據(jù)點
我親眼目睹看熱鬧的5名群眾被“百萬雄師”（保守派群眾組織）殺傷，其中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年，手臂被鐵矛刺傷，一邊哭，一邊往民眾樂園方向跑，找臨時醫(yī)療點包扎傷口。我們和平游行的車隊受到?jīng)_擊，車隊調(diào)過頭以后，從水塔經(jīng)過民眾樂園返回一冶。車隊經(jīng)過民眾樂園時，武冶機修廠九一三一個叫連傳慶的工人像交通警一樣站在路中間，指揮八九輛汽車開進了民眾樂園，另一部分車輛回到一冶。連傳慶還對我說：“你們進來了正好，百萬雄師已經(jīng)封鎖了長江大橋，你們就不要再回去了。”當他帶我登上民眾樂園最頂端的時候，民眾樂園指揮部的人員已經(jīng)將進入民眾樂園的新一冶大隊人馬帶到了南洋大樓。當時各造反派組織在民眾樂園成立了抗暴指揮部，九一三漢口辦事處頭頭張鵬程②任指揮長，新華工和二司各有一名學生任副指揮長。張鵬程對我說：“我已將你們新一冶分配駐守南洋大樓。我們這里人太少，你們來了，我們就安全了。”張鵬程還說：“這里有食堂，但一下增加了這么多人，你們可以加派一名炊事員幫廚。”我對這一切既毫不知情，他又根本不跟我商量就自行其是，如果那天我們不在江漢路被百萬雄師圍堵，我們的和平游行車隊會全部返回一冶，是百萬雄師逼迫我們進入了民眾樂園。
武漢市“文革”風云人物之一、群眾造反派組織“新一冶”一號頭頭曹承義，“文革”結(jié)束后被捕，判處五年徒刑。年過七旬的曹承義寫出十多萬字的回憶錄。經(jīng)鍾逸整理，在中國自費印行《悲欣交集話文革》一書，分贈親友和“文革”研究學者。（鍾逸提供）
在張鵬程的帶領(lǐng)下，我查看了民眾樂園的地形和各個劇場，我在考慮，萬一百萬雄師打進來，我們的人如何撤退出去，如何保證人員的安全。我進入南洋大樓已是半夜，我看到我們的人就睡在地板和辦公桌上，這里條件較好，每個房間都有吊扇，他們已經(jīng)按單位自己劃分了房間，很好管理。我就住在頂層。
為了便于撤退，一兩天后，我安排一冶機裝公司及設(shè)備處造反派運來跳板、竹竿，在屋頂搭建了天橋，使南洋大樓和民眾樂園聯(lián)成一體，使民眾樂園的安全得到了加強。還運來了廣播器材，成立了南洋大樓新一冶毛澤東思想宣傳站。我們進駐民眾樂園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宣傳陣地，根本不是準備來打架的。我多次到民眾樂園與南洋大樓之間的文書巷反復(fù)查看，萬一有緊急情況，我們的人員從哪里可以撤走。我想萬一百萬雄師打進來，我們就撤到武昌去。
新一冶出現(xiàn)“敢死隊”
“六一一”游行時，我看到在一輛大紅頭汽車頂棚上，有兩個工人護住一面紅旗，旗幟上部印著較小的“三公司”三個字，旗幟中間有“敢死隊”三個較大的字。三公司的頭頭對我說，他們公司的年輕人打出這面旗幟，還把旗幟涂上黑乎乎的機油，好像是從硝煙彌漫的戰(zhàn)場上下來一樣，完全是為了達到一種威懾敵人的宣傳效果。游行時，這輛汽車上的年輕工人大多光著上半身，少數(shù)人穿著背心或?qū)⒐ぷ鞣钤诿摴馍弦碌募绨蛏稀＿@面旗幟和這輛車果然特別受到沿途群眾的熱烈歡呼。第二天，新一冶各基層單位都打出了“敢死隊”的旗幟，但是，新一冶司令部并沒有組織敢死隊（七二○事件后，新一冶為紀念“六一七”抗暴事件，成立了“新一冶敢死隊”，黃家祥任隊長）。
大約200人住進南洋大樓以后，我請青山的新一冶司令部盡快送錢和糧票來，還要司令部送廣播器材和筆墨紙張，我特別要求多送一些紅旗來，以便掛在南洋大樓臨街的窗戶上。我們從來沒有叫新一冶司令部和任何基層單位送長矛、洋鎬把和安全帽之類的武斗用品，沒有作任何作戰(zhàn)的準備。有一天，有幾個“敢死隊員”從民眾樂園指揮部領(lǐng)到了幾根洋鎬把，供民眾樂園大門口站崗的人員壯膽。據(jù)新一冶負責宣傳工作的肖銀寶①講，民眾樂園里沒有一支鐵矛，為了自衛(wèi)，他們準備了一些磚頭石塊和石灰，僅此而已。
我這段時間很久未回到家里，有一天，我夫人抱著兩個月大的女兒，在武鋼一中造反派同事的陪同下，給我送來換洗的衣物、糧票和零花錢。我們完全忘我地投入了這場兩個階級的生死搏斗。
秋毫無犯——南洋大樓發(fā)現(xiàn)黃金飾品
這時，民眾樂園、南洋大樓、紅太陽大樓（六渡橋百貨大樓）、中南旅社（六渡橋路口）四個宣傳廣播站互相呼應(yīng)、互相支援，從早到晚，廣播里播放的是“打到陳再道，為工總翻案”的口號和革命大批判文章，播送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jié)目、中央文件、毛主席最新指示和激昂的革命歌曲。中山大道和三民路的馬路上成天擠滿了熱情支持造反派的革命群眾。那種萬眾一心、熱血沸騰的場面，使我永生難忘。民眾樂園和六渡橋一帶成為造反派的革命根據(jù)地，但那是一個專搞文斗，非武裝的和平根據(jù)地。
第二天，指揮部通過會議研究，指定新一冶曹承義為副指揮長，負責新一冶到民眾樂園來的造反派隊伍的管理。民眾樂園內(nèi)部的每個房間，包括雜技廳和京劇院，都由指揮部統(tǒng)一分配給各單位使用。吃飯統(tǒng)一由指揮部食堂供應(yīng)。指揮部每天早上都有碰頭例會，研究后勤等方面的問題，只有涉及新一冶的問題才通知我參加。
南洋大樓的管理秩序很好。我們進駐南洋大樓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一冶機裝公司有兩人在他們所在的辦公室發(fā)現(xiàn)一臉盆黃金飾品之類的東西，送到我的辦公室里，我讓他們立即送回一冶機裝公司保衛(wèi)科封存保管。后來當權(quán)派在“清查”時追查過這件事，這些貴重的黃金飾品絲毫無損，說明造反派紀律嚴明，造反者完全不是為了個人私利。
我那時要參加兩個指揮部的會議，另一個是設(shè)在新湖大的武漢造反派揪陳抗暴總指揮部，每天要在民眾樂園和新湖大之間來回奔忙。我每次都帶一兩個隨從人員，從漢口三民路坐一路電車來往于這兩處。
誰是武漢“六一七”血腥暴行的罪魁禍首
“六一七”胡雙全被活活打死
在“六一七”血案發(fā)生以前，百萬雄師已經(jīng)武裝攻打過漢口居仁門中學、武漢汽車配件廠、武漢搪瓷廠等革命造反派的廣播站和據(jù)點。但這些都沒有引起造反派頭頭的警惕。
武漢的夏天，艷陽高照，最高氣溫可能達到40度。駐守在南洋大樓的造反派，大多睡在墊著報紙的地板上，少數(shù)人睡在辦公桌上，電扇日夜不停地轉(zhuǎn)動，洗澡只能到水池旁用自來水沖洗一下，吃的飯菜質(zhì)量也很差。大家都是滿腔熱情地為了保衛(wèi)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計條件，不怕艱苦，根本沒有想到巨大的災(zāi)難即將降臨我們頭上。有一天晚上，我去了紅太陽廣播站，我爬上沒有照明的高高的樓梯，只見到幾個中學生在那里堅持，還有兩個女學生。我問他們怕不怕，他們都說，用鮮血和生命保衛(wèi)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怕！
有一些人，自稱是造反派，被百萬雄師趕得無家可歸，也被我們收留，我們每天免費發(fā)給他們餐票吃飯。他們白天去民眾樂園，晚上回到南洋大樓睡覺。每天深夜我都要在南洋大樓逐層檢查有無閑雜人員混入大樓。見到不認識的，我一定要當面問清楚，以防止百萬雄師的人混入大樓，里應(yīng)外合偷襲。
6月17日的上午，天氣非常炎熱，我這個在武漢土生土長不怕熱的人，也感到熱浪襲人。9點多鐘，中南旅社的毛澤東思想廣播站發(fā)現(xiàn)百萬雄師的武裝車隊向三民路方向開來，于是廣播員大聲疾呼：“革命造反派的戰(zhàn)友們，鋼八師的戰(zhàn)友們，百萬雄師的武裝車隊現(xiàn)在向六渡橋方向開進，請盡快用一切辦法，在各主要路口設(shè)置路障！請盡快用一切辦法，在各主要路口設(shè)置路障！”不一會兒，六渡橋十字路口就自發(fā)聚集了幾百名群眾，他們在中山大道的五馬路、工藝大樓、前進一路口等東、西、北三個方向，用各種石塊、木頭、廢鐵等，設(shè)置了路障，防止百萬雄師的車隊在大街上橫沖直撞。街道兩邊的商店一聽到百萬雄師出動，立即關(guān)閉商店的大門。街上行人有的逃走，有的加入到抗議的隊伍。不久，駐扎在離三民路約一公里的江漢公園開出十來輛滿載全副武裝百萬雄師的車隊，來到造反派駐守的三民路老會賓酒樓至六渡橋中山大道十字路口一帶，這是一片四層樓的老商業(yè)區(qū)，一樓全部是商店，二、三、四樓是江漢區(qū)一、二商業(yè)局的辦公樓，當時稱為財貿(mào)大樓。據(jù)一直在現(xiàn)場圍觀的群眾后來講述，百萬雄師武裝車隊一到，就像日本兵進了南京城，慘案就這樣開始了。這時，商店紛紛關(guān)門、公共汽車停駛，他們不論男女老少，見人就打，見人就殺。從一樓攻到二樓、三樓、四樓，從南到北，一間間房屋破門而入，再爬上屋頂。他們到達屋頂以后，開始遇到了抵抗。抵抗的一方手無寸鐵，揭開屋頂?shù)募t瓦，砸向手持長矛的百萬雄師武斗人員。而手持長矛的絕大多數(shù)人都是訓練有素的武裝基干民兵或復(fù)員軍人，他們步步進逼，所向披靡。下面圍觀的群眾幾乎全是支持造反派的，他們見屋頂上的抵抗者節(jié)節(jié)敗退，就用“打到陳再道！”“打到百萬雄師！”來牽制百萬雄師，這一招果然奏效。百萬雄師的戰(zhàn)士們放棄了追趕，從腳下揭起紅瓦，進入四樓的百萬雄師也將房間里的家具、鍋碗瓢勺暴風雨般地砸向街心的群眾，滿街的群眾四散奔逃躲避，跑得慢的就慘遭重創(chuàng)。一時間，三民路上滿街的碎磚瓦堆積有幾寸厚。為配合百萬雄師的掃蕩，軍區(qū)及時派來了用吉普車、大客車各一輛改裝的宣傳車。宣傳車的高音喇叭不斷地高聲呼叫：“造反派回工廠抓革命，促生產(chǎn)！”“造反派最聽毛主席的話，要文斗，不要武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他們和百萬雄師配合默契，一唱一和。群眾則圍著宣傳車起哄，高喊：“打到陳再道！”軍車上的男女廣播員則叫喊：“人民解放軍萬歲！”
武漢市“文革”風云人物之一、群眾造反派組織“新一冶”一號頭頭曹承義，“文革”結(jié)束后被捕，判處五年徒刑。年過七旬的曹承義寫出十多萬字的回憶錄。經(jīng)鍾逸整理，在中國自費印行《悲欣交集話文革》一書，分贈親友和“文革”研究學者。（鍾逸提供）
我當時在南洋大樓內(nèi)，根本不知道外面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只聽見中南旅社和紅太陽廣播站高音喇叭在呼喊：“****陳再道！****百萬雄師！”接著又聽到胡雙全同學①在南洋大樓的廣播臺大叫：“快！快！快！一冶的同志到下面集合。”我感到有什么異常的情況要發(fā)生，就跑過去問胡雙全。胡雙全沒有理我，他兩手拿著一面紅旗、一面綠旗跑下樓。這兩面旗幟，約50公分見方，是前兩天搭建天橋時從一冶工地帶來的，肖銀寶負責用這兩面旗在南洋大樓屋頂每天跟北邊的新一中用旗語聯(lián)絡(luò)，如兩面旗幟從兩邊合在一塊就表示平安無事，如發(fā)生武斗就用綠旗在下垂直紅旗在上平行，指向發(fā)生武斗的方向，呈“丁”字形狀。胡雙全很喜歡它，天天拿在手里，脖子上還套了根繩子，繩子拴著口哨。胡雙全的獨立性很強，他參加的鋼二司也不屬于新一冶管轄，我趕快跟著他跑下樓去了解情況。
我跑到民眾樂園門前一看，有一輛解放牌汽車停在馬路邊，車頭朝著六渡橋方向，車上僅有三五個人，還有一個是少年。有一位中年婦女攔在車頭前。我去拉她起來，她又躺在地上，連哭帶叫，不讓汽車開走，不許車上的人去和“百匪”拼命。她知道，這些人只要上了車，就等于白白去送死。在我去拉那位婦女的時候，旁邊擁上來很多人抱住我，也拼命地勸我不要上車。
我知道，很可能是中南旅社方向造反派的據(jù)點遭到了百萬雄師的武裝攻擊。但我們不可能去增援他們。我們?nèi)藬?shù)太少，寡不敵眾，又手無寸鐵，前兩天開進民眾樂園的新一冶的汽車已陸續(xù)開回單位，這輛汽車也不是新一冶的，我指揮不了這輛汽車。拉拉扯扯了十幾分鐘，大家才冷靜下來，已決定不去六渡橋那邊。胡雙全這時也不在場了。那位婦女慢慢走進了民眾樂園。我叫車上的人都回民眾樂園去，直到車上的人走光了我才回到南洋大樓。
離開了那輛空無一人的解放牌汽車，我到了南洋大樓廣播站，有一位新一冶的女廣播員在堅守崗位，她在播放《紅軍想念毛澤東》的歌曲。我在大樓內(nèi)一層一層地找人，大樓內(nèi)已是一座空城，有的已經(jīng)到北京告狀，有的去家里拿換洗的衣物和錢糧，也有少數(shù)人自動離去。當時我們也從來不打考勤，實行來去自由。我那天即使想派人去現(xiàn)場支援也無人可派。這時已經(jīng)不見了胡雙全。
據(jù)當事人肖銀寶回憶：“吃過中午飯不久，我正準備將門口收集的捐款交給民眾樂園指揮部‘新中原’的一位女同志，南洋大樓下面有人喊我，我下樓以后，來到一輛解放牌貨車前，車上站著幾個新一冶的人，有張重陽①、陳連生②、馬三元③及一冶一公司的工人余望生等人，見對方在馬路上追殺無辜群眾，要開車去沖散百萬雄師的武斗隊伍，將他們趕走。我不假思索就拿著兩面紅綠旗幟，站在駕駛室左邊的踏板上。這時車上連我一共只有六七個人，而且全是新一冶的。我們一邊開動車子，一邊叫馬路上的鋼八司群眾快上車。汽車開到六渡橋百貨公司門口又調(diào)頭開了回來，這時上來了一些人，一共才十幾個人。當汽車從民眾樂園再次開往六渡橋方向時，在中山大道清芬路口毓華茶莊門前，胡雙全追了上來，說指揮部找你有事，你趕快下來。我就下車將手上的兩面旗幟交給了胡雙全，胡雙全站在駕駛室左側(cè)的踏板上。我離開汽車時，還有不少人往車廂上爬。”
時隔一個多小時，我才聽說，就在我離開那輛解放牌汽車一段時間里，由于百萬雄師大兵壓境，在三民路光天化日之下追殺無辜的老百姓，他們的暴行，激起現(xiàn)場圍觀人員的義憤，民眾樂園指揮部沒有任何人作出決定和進行指揮，完全是無組織的熱血青少年，包括在場的“鋼八司”⑤群眾，自發(fā)地扒上這輛汽車。這輛車后來在開往三民路銅人像方向時，在老會賓酒樓附近的街面上，車上的人還來不及下車，遭到了屋頂百萬雄師的攻擊。長矛、磚瓦如雨而下，后來汽車在靠近銅人像（孫中山先生銅像）的東風綢布商店門口被百萬雄師的汽車攔劫，逼汽車熄火，又遭到地面武裝的百萬雄師殺人兇手的殺戮。這根本就不是兩派群眾的一次武斗，而是在軍隊的支持下百萬雄師單方面有指揮的武裝大屠殺。地面上百萬雄師沖殺過來，見人就刺殺，一汽車人多數(shù)被殺死殺傷，少數(shù)幾人跑回了民眾樂園。這一整天，百萬雄師不斷地派出車輛和人員，對三民路和中南旅社反復(fù)沖殺，公安局的保守派也派出三四輛消防車助戰(zhàn)，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
剛聽到人們傳說這場血案，我當時根本就不相信會發(fā)生這樣的事。直到晚上，我才在民眾樂園里的大院花壇旁看到9具尸體。所有死者身上的傷口都是鐵矛戳的。其中有一具是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武鋼的龍克發(fā)正在動手將一具具尸體清洗干凈，蓋上白布。其中有一具尸體看不見傷口，我叫龍克發(fā)將尸體翻轉(zhuǎn)來看，才在后背看見一個很象嘴唇的小傷口，皮膚向外翻開。我的淚水不停地流淌著，悲憤充滿胸膛。
我們從來沒有搞清楚這一輛車上究竟死了多少人①，因為當時在民眾樂園的造反派上這輛車的人互不認識，還有不少無單位、無組織的支持造反派的鋼八司群眾。我甚至無法知道究竟是誰開的這輛汽車。有人說開車的是汽運六站的頭頭張麻子。還有一說是一冶三公司工人謝觀德，“六一七”后我看到謝觀德裹著滿頭的紗布，紗布浸透了血跡，他告訴我是“六一七”被百萬雄師殺傷的，差一點被殺死。一冶除胡雙全死亡外，還有一冶一公司工人余望生被殺死，謝觀德、張重陽和馬三六3人重傷。張重陽身上竟有9處傷口。這一天，新一冶勤務(wù)組成員黃家祥在騎摩托車過長江大橋時，被百萬雄師一伙暴徒打傷住院，半月后才出院。
我永遠不可原諒的錯誤是我不該離開這輛車，我應(yīng)該始終擋在車頭前，我對這場斗爭的殘酷性完全估計不足。根本就沒有想到一個小時以后，會有人再次上車去營救老會賓酒樓一帶遭打殺的群眾。這些“誓死保衛(wèi)毛主席、誓死保衛(wèi)黨中央”的年輕生命是完全不應(yīng)該這樣悲慘地消失的。
說來奇怪，我這個新一冶的司令，我這個抗暴的副指揮長，盡管能指揮一冶的所有十多個加工廠，擁有生產(chǎn)成千上萬只長矛的材料和設(shè)備，我卻沒有命令我的部下生產(chǎn)過一只長矛，也沒有帶領(lǐng)指揮我的造反兄弟們?nèi)グl(fā)動武斗。我們只是為當權(quán)派鎮(zhèn)壓下的勞苦大眾鳴不平，為被武漢軍區(qū)打成******組織的工人總部翻案，行使黨和政府賦予人民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民主權(quán)利，就成為當權(quán)派操縱的武裝集團殺戮的對象。我如果是一個想搞武斗的頭頭，我當時完全可以建立一支強大的隊伍，但我根本就沒有這樣想過。
“六一七”這一天，在武漢軍區(qū)支左指揮部、8201部隊的支持下，百萬雄師出動了十多輛汽車，他們頭戴柳條安全帽，手拿長矛，身穿統(tǒng)一的藍色全套工作服，完全軍事化地整齊站立在汽車上，他們武裝攻擊民眾樂園、南洋大樓、中南旅社、工藝大樓等造反派的宣傳站，強攻下老會賓酒樓旁的江漢區(qū)財貿(mào)大樓，登上屋頂，趕走當?shù)鼐用瘢l(fā)動巷戰(zhàn)，見人就打，連同情造反派的老百姓也不放過。這完全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行。
中央文革給武漢軍區(qū)來電要求制止大規(guī)模武斗
7.20事件發(fā)生以后，歷史雖然宣判了這一伙人的徹底失敗和滔天罪行，但是重新上臺的多次信誓旦旦保證“永不翻案”的鄧小平，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篡改歷史，把這次駭人聽聞、震驚世界的大屠殺兇手竟然奉為英雄，在報刊上公開為他們平反昭雪、恢復(fù)名譽、歌功頌德，而被殺害的工人、學生卻含冤九泉。更不可思議的是，從1969年文革中“兩清一批”開始到文革結(jié)束幾十年后，歷代的當權(quán)派不但從不追究真正的兇手，反而將全市人民親眼目睹、家喻戶曉的百萬雄師大規(guī)模屠殺人民這一鐵的事實誣陷到我的頭上，無中生有地將不在現(xiàn)場的我說成是武斗總指揮，以此罪名（本文附件一、二、三，略）將我判刑，真是人間奇冤。
幾天以后，我見到了母親，她對我說：“你們四兄弟①一個也不在家里！有一個在家里也好一點啊！”那天，我家四弟兄全部都在民眾樂園，母親一人在家。當她聽到街坊們傳說一汽車造反派被殺，母親的心幾近崩潰，一夜蒼老了十年。
6月24日，還是這伙官方豢養(yǎng)的暴徒，在武漢三鎮(zhèn)武昌的武漢水運工程學院、鐵道部第四設(shè)計院，漢陽的漢陽軋鋼廠，漢口的工造總司同時大開殺戒，他們調(diào)集重兵同時圍困攻打這四處造反派的據(jù)點，僅在“工造總司”一地就殺死28人，其中包括15歲的女學生、廣播員朱慶芳，重傷無數(shù)。在漢陽軋鋼廠殺死5人，殺傷無數(shù)。在武漢水運工程學院殺死1人，殺傷無數(shù)。
撤離、避難和留守
“六一七”以后，特別是“六二四”大屠殺以后，民眾樂園里的人員越來越少，南洋大樓的新一冶毛澤東思想廣播站的人也所剩無幾，許多人陸續(xù)離開，我沒有去阻止，也未再增調(diào)人員補充。我當時每天到湖北大學武漢造反派揪陳抗暴總指揮部參加造反派主要頭頭的會議。為了避免更大的犧牲，揪陳抗暴總指揮部要求民眾樂園等處人員全部撤到新湖大、新華工、新武大（武漢大學）、紅水院（原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現(xiàn)已合并到武漢大學）、紅武測（原武漢測繪學院，現(xiàn)已合并到武漢大學）去避難，另一部分骨干去北京告狀。“六二四”以后，我?guī)涎蟠髽且徊糠秩藛T先行撤離到了新華工，由桂大慶接替我留守大樓，直到6月底，我們新一冶人員全部撤出了南洋大樓。
針對武漢市6月以來愈演愈烈的武裝圍剿革命造反派的大屠殺現(xiàn)象，中央文革、中央軍委6月26日給武漢軍區(qū)打來電報，電報稱：
武漢軍區(qū)：
最近，武漢發(fā)生的大規(guī)模武斗是極不正常的，希望武漢軍區(qū)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萬雄師—些人對若干院校和工廠的圍攻，應(yīng)立即停止。殺害革命群眾的兇手，應(yīng)按照中央《六.六通令》嚴肅處理。不久之后，中央將請武漢軍區(qū)和各群眾組織的代表來京匯報。
中央文革辦事組全軍文革辦公室
1967年7月上旬，新一冶造反派頭頭徐彪被百萬雄師抓走并被非法關(guān)押。我們組織新一冶造反派數(shù)千人高舉新一冶戰(zhàn)旗，上午10時從青山區(qū)一冶大院出發(fā)，徒步游行20多公里到武漢軍區(qū)大院門口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我們高呼：“****陳大麻子（指陳再道）！還我徐小麻子（指徐彪）！為工總翻案！”的口號，使受“二月逆流”打壓的人民群眾無比高興，沿途人民群眾自發(fā)為我們送茶水、送冰棒、送西瓜、送飯，好像迎接自己的子弟兵。經(jīng)與武漢軍區(qū)支左指揮部交涉，當晚，徐彪被百萬雄師釋放回到了一冶。我們的斗爭充分顯示了新一冶工人階級的巨大革命威力。
武漢市“文革”風云人物之一、群眾造反派組織“新一冶”一號頭頭曹承義，“文革”結(jié)束后被捕，判處五年徒刑。年過七旬的曹承義寫出十多萬字的回憶錄。經(jīng)鍾逸整理，在中國自費印行《悲欣交集話文革》一書，分贈親友和“文革”研究學者。（鍾逸提供）
1967年7月13日，我們還組織突擊隊，由徐彪、黃家祥、肖銀寶等人帶隊，開著救護車，機智勇敢地從長江流域規(guī)劃辦公室①救出被百萬雄師非法關(guān)押的長辦聯(lián)司頭頭顧建棠②。
到新華工避難的新一冶造反派工人紀律非常好，我們100多人集體住宿，每天早上按方陣集合出操，高唱革命歌曲，顯示出昂揚的精神面貌。一冶革命領(lǐng)導(dǎo)干部、紅軍老干部江勇副經(jīng)理在斗爭的關(guān)鍵時刻主動站出來，給我們送來一部分活動經(jīng)費和糧票，幫助我們解決吃飯問題。
留守在一冶大院的新一冶毛澤東思想宣傳站始終堅持廣播，7月初曾被百萬雄師偷襲，殺死一名一冶四公司工人。于湛東等人為防止百萬雄師再次武裝襲擊，在新一冶總部的大樓上綁上幾個氧氣瓶，表示了與大樓共存亡的決心，使百萬雄師不敢輕舉妄動。參加支持造反派的“革干聯(lián)”組織的一冶處級干部達20多人、科級干部100多人，工程技術(shù)人員和知識分子半數(shù)以上參加了造反派組織，而年輕工人大多數(shù)是參加我們新一冶的。說明我們新一冶是一支特別能戰(zhàn)斗的、有廣大群眾基礎(chǔ)的造反派組織，毛主席發(fā)動的文化大革命是得到廣大工人階級支持的，而當權(quán)派扶植的保守派組織在一冶力量非常微小。
周恩來告訴我他在“文革”中為什么不愿題詞
10月8日至10日，周恩來總理陪同阿爾巴尼亞貴賓謝胡、阿利雅等，訪問剛剛發(fā)生七二○******事件的武漢市，目的是想通過此事，向全世界宣告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在湖北取得了全面的偉大勝利，武漢還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一統(tǒng)天下。周總理通過精心挑選，邀請三鋼、三新、三司革聯(lián)以外的未被中央公開點名支持的其他造反派組織的頭頭，都來參加這次公開的外事接待活動，巧妙地彌補了中央七二○事件后公開點名支持三鋼、三新、三司革聯(lián)等武漢革命造反派時，遺漏了許多重要造反組織的問題。武漢工造總司、新一冶、新中原、中學紅聯(lián)、公安聯(lián)司等一些“新派”群眾組織負責人，參加了10月8日晚在東湖長天樓舉行的歡迎阿爾尼亞貴賓的盛大國宴和10月10日在漢口王家墩機場的歡送儀式。我有幸受邀請，代表新一冶參加了在長天樓舉辦的“國宴”。
周總理妙解未被中央點名組織難題
這一天我不在一冶，警司一位姓車的軍官坐一輛吉普車來找我。他將一冶的謝建生帶上車，先到新華工去找我，最后找到新華農(nóng)，通過院廣播臺廣播才將我找到。到了東湖，警衛(wèi)人員核對身份后不讓隨行的謝建生進去。我進長天樓宴會廳時天已經(jīng)黑了，我們要經(jīng)過一段林陰小道才能進入長天樓。在小路兩旁黑暗中，站著一個挨一個的解放軍警衛(wèi)戰(zhàn)士。
武漢市“文革”風云人物之一、群眾造反派組織“新一冶”一號頭頭曹承義，“文革”結(jié)束后被捕，判處五年徒刑。年過七旬的曹承義寫出十多萬字的回憶錄。經(jīng)鍾逸整理，在中國自費印行《悲欣交集話文革》一書，分贈親友和“文革”研究學者。（鍾逸提供）
這次與我同時被找去的還有新一冶的二號頭頭于湛東、工造總司的頭頭吳焱金，還有新中原的頭頭陳茂祥，說明我們這些遲到者是總理臨時點名增加的。10月8日晚上7：30座談會開始，阿爾巴尼亞同志，中央首長周總理、康生、李富春、劉寧一、劉曉、吳法憲，武漢部隊接替陳再道上將的新任司令員曾思玉、接替鐘漢華上將的新任政委劉豐，武漢警備區(qū)司令部首長，武漢地區(qū)造反派組織工總、九一三、二司、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nóng)、三司革聯(lián)、工造總司、中學紅聯(lián)、新一冶、交通聯(lián)司、湖北電臺、湖北日報等共20個組織的代表參加。周總理還當著阿爾巴尼亞貴賓的面，在宴會前召開各群眾組織負責人座談會，號召革命造反派“困難時在一起，勝利了莫分開”。吳焱金還代表這些未被中央點名的各革命群眾組織，作了重要的發(fā)言。我把新一冶袖章獻給了謝胡同志和康生同志。
對周總理不肯題詞的講話守口如瓶
周恩來總理在致祝酒詞前和我及于湛東同志進行了極為親切的談話。在宴會進行中，我大膽走到主賓席的周總理身邊，彎著腰，附耳輕聲請坐著的周總理在我拿著的《毛主席語錄》扉頁上題字。周總理身邊有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阿利雅，還有鋼二司頭頭楊道遠等。我說：“總理，我是新一冶的。”總理用手摸了一下我佩帶的袖章，說：“哦，新一冶，我知道。”我接著匯報：“在這一次揪陳抗暴中，我們付出了很大的犧牲。”總理連連點頭，無比關(guān)懷地說：“知道，知道。”我拿出毛主席語錄，對總理說：“我們?nèi)w戰(zhàn)士，在最艱苦的日子里，都有一個共同心愿，就是堅定不移地用鮮血和生命保衛(wèi)毛主席。總理能不能給我們題詞，獻給光榮犧牲的戰(zhàn)友。”總理伸出右手和我又熱烈握手，親切地說：“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的這個精神很好。文化大革命以來，只有毛主席題詞。我還沒有題過詞，不能開這個例，要不，以后就多了。林副主席題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結(jié)果引起了兩派武斗。”我感到不安，馬上說：“那就請總理在《毛主席語錄》上簽名。”周總理略停了幾秒鐘，站起來說：“我要敬酒了。”他走到身邊不遠處擺放的落地麥克風前，沒有拿講稿，作了第二天見報的“祝酒詞”。我呆呆地站在主賓席的桌邊，周總理作“祝酒詞”時，我只好輕輕地從他身邊經(jīng)過，回到自己的席位上。
周總理對我講的這段話中的最后一句話，僅我一個人知道，我既沒有記筆記，也沒有講給任何人聽。當時，我不敢對任何人講周總理對我的最后一句談話。我如果說出去，就會成為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攻擊林副主席和周總理的現(xiàn)行******分子，沒有人會相信這是周總理說的話，等待我的，將會是滅頂之災(zāi)。我吞下了這句話，逃過了當時的這一場劫難。
講完“祝酒詞”后，周總理還到每張桌子前向到會的每一個人碰杯敬酒。總理雙手握住我的手，無比關(guān)懷地問：“你們和九一三聯(lián)合得怎么樣了？”我回答說：“我們聯(lián)合得不好，我們有缺點。”總理點了點頭說：“我知道，這個，我們多做九一三的工作，我們多做九一三的工作。”
第二天，我在武鋼接待阿爾巴尼亞貴賓一行參觀。我扶著李富春副總理在武鋼煉鋼廠平爐車間行走。武漢軍區(qū)政委劉豐一直跟在我的身后。劉豐很不高興地問我，這些跟著照相的是些什么人？我說他（一冶工程師宋瑞玉）是我們《新一冶》報的記者。宋瑞玉后來一直是挨整的對象，被整得死去活來。這一天，劉豐對我和宋瑞玉留下了極其不好的印象。
中午我陪同李富春副總理乘專車來到洪山賓館，下午又一起來到漢口新華路體育場，周總理又在萬人大會上致詞歡迎阿爾巴尼亞貴賓一行。
10月10日，周總理離漢時，有一張在王家墩機場與武漢造反派頭頭及曾、劉首長的合影流傳至今。當時沒人通知我參加，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在那天的宴會上我突然走到周總理身邊，是否動作太大膽，使某些人感到不安；也可能由于劉豐政委在武鋼陪同外賓參觀時，我一直扶著李副總理，把他這位主角晾在了一旁，使有心人對我心生不滿。我好像從此漸漸被排除在主要造反派頭頭的活動以外了。
周總理離漢后不久，在曾、劉首長和武漢警司一手操縱下，武漢造反派實現(xiàn)了大聯(lián)合，分別成立了工代會、農(nóng)代會和紅代會。武漢市工代會由朱鴻霞任主任，胡厚民、李想玉、吳焱金任副主任，我也擔任了常委一職。1968年元月25日，武漢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我成為市革命委員會委員。
****中央委員董明會——政治花瓶式的悲劇人物
1968年8月，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兩個“8.15會議”，即國防工作會議和冶金工作會議。武鋼、武船等單位分別參加了這兩次會議。在這兩次會議上，造反派開始挨整。我看了那次冶金會議的會議紀要，記得是周總理主持會議，點名要“鋼九一三”負責人李想玉發(fā)言，匯報武鋼的生產(chǎn)情況。李想玉說，造反派在挨整，武鋼的“抓革命促生產(chǎn)”現(xiàn)在是軍代表在負責，責任不在造反派身上。由于李想玉講話太快，又是一口地道的武漢方言，中央首長們很難聽清他說了些什么。江青插話說：“不知道你說的些什么，像講外國話。”在這一次會議上，江青也沒有為武漢造反派說句什么好話。回武漢以后，警司就將武鋼“鋼九一三”頭頭胡啟生、張克勤（武鋼機械總廠工人）、楊連成抓起來，關(guān)進監(jiān)獄，罪名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壞頭頭”。這是武漢軍區(qū)新任司令員曾思玉、政委劉豐在湖北、武漢抓得最早的造反派頭頭。從此，整造反派頭頭就開始了。最先打擊的就是跳得高的頭頭，他們開始排擠一部分不聽話的頭頭，找一些他們認為“聽話”的人來“充數(shù)”，取代造反派頭頭。
他們就是在這時找出了董明會，推薦他去參加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并當選中央委員，安排到****武漢市委任書記。他們并不是真正地想用董明會這樣的人，而是為了排擠“鋼九一三”上層的造反派頭頭，把斗爭中涌現(xiàn)出來最有威信、最有指揮能力和組織能力的頭頭打下去。曾思玉等決不會因為胡厚民是黨員而重用他、喜歡他，決不讓胡厚民這樣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人進入中央委員會，而是把胡厚民當成第一個打擊的對象，一遇到整人的適當時機，胡厚民就會首當其沖地挨整。
在湖北武漢文革歷史上，造反派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人物中，地位最高的是董明會。武漢造反派工人擔任九大、十大****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共有3人，董明會和夏邦銀分別是代表“鋼九一三”和“鋼工總”的工人代表，被選為九、十屆****中央委員。謝望春（女）是作為造反派工人組織工造總司的代表，被選為九、十屆****中央候補委員。三人都是軍代表從造反派中挑選出來，都屬于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的產(chǎn)業(yè)工人造反派代表。但三人的各自情況又很不相同。
夏邦銀原是漢陽軋鋼廠鋼工總頭頭，1967年3月17日被武漢軍區(qū)司令員陳再道下令逮捕入獄，1967年5月底被全市造反派在漢陽公安局門前舉行聲勢浩大的靜坐絕食斗爭營救出獄，擔任過武漢造反派聯(lián)合指揮部負責人之一，七二○事件后進入鋼工總勤務(wù)組，屬于造反派頭頭的類型。
董明會、謝望春一直是造反派群眾組織的一般成員，從沒有當過頭頭。夏邦銀和謝望春兩人在歷次運動的反復(fù)中都堅定地站在廣大工人造反派群眾一邊，和省、市當權(quán)派有合作又有斗爭。但董明會自從當選九屆中央委員后，從不參加武漢造反派頭頭的任何派別活動，一直聽命于當權(quán)派。所以，董明會還有著夏邦銀、謝望春所從來沒有過的許多省、市其他更高級的職務(wù)。
七二○事件以前，我在青山區(qū)認識眾多“九一三”和其他造反組織的頭頭，并不認識董明會。1969年4月召開****九大，董明會被推選為黨的九大代表并被選進****中央委員會，成為湖北、武漢及武鋼的知名人士。有了解董明會情況的人告訴我，董明會是武鋼耐火材料廠窯前工，七二○事件前參加鋼九一三，他僅是一個基層的造反派普通成員，是由駐武鋼的軍代表康星火把他挑選出來，指定為黨的九大代表，并當選為****中央委員。其本意是不愿意推薦鋼九一三的造反派頭頭去當中央委員，而是專門挑選一個老實、膽小、聽話，在群眾中沒有影響的一般基層造反派成員來擠掉武鋼產(chǎn)業(yè)工人造反派頭頭的名額。這是武漢軍區(qū)當權(quán)派在操縱湖北、武漢地區(qū)推薦九大代表、中央委員人選上欺上瞞下搞的小動作，是曾思玉、劉豐為了排擠、打擊武漢革命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精心策劃的一個陰謀。
董明會當上****中央委員后，省、市委就安排他為****武漢市委書記、武漢市民兵總指揮部指揮長和武漢市總工會主任等，這完全是一個掛名的，沒有任何實權(quán)的，按當時中央要求的產(chǎn)業(yè)工人造反派身份設(shè)計、挑選的一個政治花瓶。董明會只有小學文化，又沒有組織、領(lǐng)導(dǎo)、工作的能力，更無任何當頭頭的經(jīng)歷和工作經(jīng)驗，完全只能是一個聽從軍代表任意擺布的傀儡。他們想用安排一個造反派工人出身的董明會說明他們是依靠和重用廣大工人階級的，是擁護毛主席、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的。董明會在被軍代表選中直到1976年底被逮捕，以******罪坐牢關(guān)押7年，完全是當權(quán)派始亂終棄的政治需要。
他除了掛名當官，參加黨中央、省、市委各種會議，常常坐上主席臺，名字經(jīng)常見于中央、省、市報刊以外，根本沒干過什么有意義的具體事情。我知道他在文革中僅僅做過兩件有意義的事：一是1973年10月他參加黨的十大和前湖北省長張體學追悼會從北京回來，找我和曹佩賢傳達過張體學要落實我和彭勛政策的遺囑。第二件事是1976年春節(jié)正月初二那天中午，董明會坐著市委派給他的專用小轎車，到徐道基家中，談了他在北京參加中央讀書班學習的情況，傳達了毛主席說“馬克思是造反派的老祖宗”等一系列重要講話。這是徐道基事后告訴我的。
董明會的夫人也是武鋼的工人，她曾經(jīng)向我訴苦，董明會擔任****武漢市委書記職務(wù)以后，市委行政處為他分配了解放公園路市委大院對面市委書記院的一套小別墅，院子大門有部隊戰(zhàn)士站崗，他們?nèi)野徇M去以后，出出進進、上班上學、上街買菜都很不自在。由于文革中當官提職不提薪，董明會工資低，住在里面被人瞧不起，他們家也極少去大院里專為高干開設(shè)的特供商店買東西。大院內(nèi)周圍那些鄰居的主人、小孩甚至保姆都看不起他們一家人。
董明會被當權(quán)派安排當官后，從來也不敢和省、市、武鋼的任何造反派頭頭有過來往。他從來也不是造反派的代表，只是軍人政權(quán)用來愚弄毛主席、黨中央和廣大工人群眾的一個政治符號。所以，從1969年春天到1976年秋天，所有湖北、武漢造反派為爭取自己的正當權(quán)利和當權(quán)派進行殊死斗爭時他都從來沒有參加或表示支持，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或派人去做爭取他的工作，也從不去勉強他、邀請他參加我們造反派頭頭的任何活動及會議。盡管董明會始終和當權(quán)派高度地“保持一致”，沒有任何有違當權(quán)派意旨的言行，但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因為董明會1974年參加過王洪文副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讀書班，回湖北公開傳達過王洪文在中央讀書班的講話，為了把湖北武漢的造反派和四人幫聯(lián)系起來，照樣被趕出了省、市委，照樣被逮捕、批斗、坐牢。因為省、市委再也不需要在政壇上擺放有造反派頭銜的政治花瓶了。
董明會被隔離審查以后，原來分配給他家居住的市委書記別墅被市委收回，他的家屬被趕出了書記大院，市委行政處在外面為他家找了一間很小的房子臨時居住，直到六七年后董明會從監(jiān)獄里放出來，一家人才重新搬回到原來居住的青山區(qū)紅鋼城武鋼職工宿舍。董明會免予起訴出獄后，武鋼按中央政策，并未開除他的廠籍，安排他回原廠上班，工齡連續(xù)計算，直到正式退休。
董明會家距我家僅幾百米距離，因我們在看守所關(guān)押期間是鄰居，因參加文革挨整有相同的命運，他退休以后，成為我家經(jīng)常的客人。董明會請我?guī)兔樗乙粋€工作，可以增加一點收入，解決家庭的困難。大約是1995年，我介紹他到廣東省東莞市一個外資工廠擔任門衛(wèi)工作。老板為了照顧他，提出允許他帶家屬，他們夫婦兩人包吃包住，每人每月可拿500元錢。因董明會夫人要在武漢照顧孫子，不能同去，老實、善良的董明會就跟我這位介紹人商量，將老板照顧他夫人的工作機會讓給同他一樣生活困難的一冶一公司工人朱師傅。于是，董明會與朱師傅一道去東莞那家工廠打工。大約一年多以后，由于朱師傅不僅能做門衛(wèi)工作，還能為老板干木工活、做飯等，適應(yīng)能力比董明會強，老板于是留下了朱師傅，董明會被裁員回家。
2000年前后，我以祖父母、父母遷墳為由，請了夏邦銀、謝望春、朱鴻霞、吳焱金等20余名湖北、武漢造反派頭頭聚餐。我這次破例請了董明會，并告訴他幾乎所有在世的湖北武漢造反派主要頭頭都要來我家。文革以來從不參加造反派頭頭和任何非官方組織活動的董明會興奮異常，他說，我從牢里出來后還沒有見到過夏邦銀、謝望春及這些大頭頭們。當他興沖沖地來到我家，破天荒地參加我們這伙人的聚會時，所有在場的人都感到非常意外、驚訝和高興，這時的董明會，才恢復(fù)了他作為一個造反派老工人的本來面目。
董明會的個人悲劇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本來是一位樸實、善良的普通工人。當權(quán)派先是用心險惡地選中他、利用他，盡管他服服帖帖地聽從調(diào)遣，竭力配合當局演好雙簧，也從未參加所謂的“篡黨奪權(quán)”活動，但還是遭到當權(quán)派無情的拋棄和鎮(zhèn)壓。
（本文選自曹承義初稿、鈡逸整理的《悲欣交集話文革》一書，刊出時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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