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災害、三年饑餓：母親帶我走出艱難
溫靖邦
三年自然災害剛發生的時候，我還只是個小學生。少年階段長身體正需要營養，卻遭逢這樣的意外，打擊不用說夠沉重的了。在我的記憶里，饑餓是那三年壓倒一切的感覺；每每幻想如果泥土可以做成饅頭該多好啊。即使逢年過節可以敞開肚皮大吃一頓，明明已經填到脖子了，仍然覺得饑餓。長大后才懂得，那是餓得太久了，那是長時間缺少油水缺少蛋白啊。
那時候小學生的配糧標準是每月25斤大米或面粉；中學生28斤；工人分勞動強度分別為35斤、45斤；干部——也就是現在所謂公務員，定量最低，只有19斤。教師和醫務人員那時屬于干部范疇，自然也是這個定量。這樣的定量在肉、蛋充足的時期當然不成問題，而在連蔬菜也匱乏的那段時期，卻是個遠遠不能消除饑餓的數字。
我不知道作為醫務人員的母親在那些年每天6兩三錢大米是怎么熬過來的。而每天傍晚我從學校吃飯回家，都看到母親留下了拳頭大小的一團飯。她每次都要看著我吃下去，才放心地離開。我央求她不要這樣做，我擔心她會倒下去——事實上她確實倒下去過幾次，只不過我當年不知道罷了。她安慰我，說媽媽是成年人，挺得住；而兒子你正在長身體，多幾顆米就多一點益處。也就是說，那三年其實每天吃到母親肚子里的只有5 兩米 ！
我曾經因為受不了而大哭。她十分耐心地鼓勵我，困難不會太久的，有毛主席在，我們一定會渡過難關的。她又告訴我，毛主席早就拒絕吃肉了，每天只按自己的定量用餐，他和全國人民一起在共度艱難呀，我們有什么可絕望的呢？
偉大的母愛和正確的引導支撐我走過了那可怕的三年。
1962年的下半年，情況逐漸好轉。一天，母親提了一只5斤重的母雞回家，喜滋滋向全家宣布：困難從此結束了！晚餐桌上久違的清燉雞重又出現了！第二天，食品公司運了大批清蒸豬肉罐頭到醫院，宣布不定量，你愿意買多少都可以。至今我還記得那是凈重一斤的罐頭，只有白色鐵罐，沒有任何包裝，也沒有商標，顯然是罐頭廠工人的“急就章”。我更記得里面的豬肉香醇無比，現時的豬肉與之相比簡直就是白蠟。
母親是個縣人民醫院的普通護士，出生于富裕家庭，解放前在成都教會醫院服務時加入過反動黨團；后又與父親結婚。父親是黃埔12期學生，抗戰時的空軍，與臺灣國民黨高級將領郝柏村、張國英、于豪章等是同期學生。然而母親卻真誠地擁護毛主席，用正確的引導帶領我闖過艱難，走到今天。她既是我的母親，又是我人生觀、世界觀賴以形成的蒙師。應該說，我對毛主席不可動搖的愛戴也是她長期影響的結果。她雖以仙去數年，但我時時感覺她仍在我身邊。
難熬的饑餓，難熬的三年，確系事實。國內外的反共精英們卻無限擴大了這個事實；甚至如張賢亮、茅于軾輩，竟把那三年時間擴展為整個毛澤東時代，那就是蓄意歪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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