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來，一大批新的歷史文獻被公布，特別是人民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了八卷本《毛澤東文集》，使我們有更加充足的證據去考察毛澤東在“大躍進”中扮演的角色。
通過大量引用毛澤東在“大躍進”中的言論，至少可以證明一個基本的事實：在“大躍進”運動中，毛澤東并沒有失去冷靜；然而，由于權力結構的“利物坦化”，他并不能有效地左右局勢的發展，這使得他持之以恒的反“左”努力并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大躍進”中權力機制的過火表現，致使毛澤東深感失望，而隨后一些事態的演進，使他逐漸決心發現一種新的民主機制，來解決干部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問題。
不錯，毛澤東確實是“大躍進”的發起者之一。然而，“大躍進”的理想，并不是毛澤東強加給任何人的。相反，它是當時整個中華民族的集體顯意識，或者說，是當時全體中國人的共同夢想。對于一個長期處于落后挨打狀態，然而又具有強烈自豪感的民族來說，在解決了國家統一的問題之后，隨之而來的就是加快發展的強烈渴望。
在“大躍進”結束之后的1964年，毛澤東曾經重新論述過關于“大躍進”的思路。那時，由于已經沒有“五風”所帶來的心理襲擾，因此這段話能夠較為真切地體現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對于經濟社會“大躍進”的迫切期望：
——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這……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們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了。我們不是在我們的國家里把貌似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從基本上打倒了嗎？我們不是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基地上經過十五年的努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也達到了可觀的水平嗎？我們不是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嗎？過去西方人加給我們的所謂東方病夫的稱號，現在不是拋掉了嗎？為什么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夠做到呢？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1964年12月13日）
要言之，“大躍進”其實是自從孫中山先生以來就存在的發展理想。它從一開始起就不是某一個人的想法。相反，“大躍進”反映了全體人民的對于“超常規發展”的預期和渴望，因此是一場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自下而上”色彩的社會經濟運動。值得注意的是，自從毛澤東時代以來，“超常規發展”是一個從來沒有被拋棄的想法；時至今日，我們還能夠在各地領導的講話和新聞報道中頻繁地聽到這個詞組，足以說明“超常規發展”作為一個發展理想的普遍性。
在這段論述“大躍進”的講話中，毛澤東明確地把實現“大躍進”的時間長度設定為“幾十年內”，這種提法應該說是完全穩妥的。但應說明的是，這完全不是所謂“毛澤東汲取'大躍進’教訓”的結果。事實上，早在“大躍進”前夕，毛澤東就謹慎地表達過“用幾十年時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設想：
——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
必須指出，與當今極右分子關于中國應該在1976年做到“家家有電腦，戶戶有冰箱，糧產六億噸，鋼產四億噸”的胡言亂語相比，毛澤東的這個設想是完全務實的。在“大躍進”初期，毛澤東及其戰友們提出的基本發展目標，首先是盡快解決好五千年來一直沒有解決好的糧食問題，然后是加速工業化進程。1957年初，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對農業的要求只是糧食豐收，至于鋼產量，他提出的相關指標是：“明年（鋼產量）突破五百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要超過一千萬噸，第三個五年計劃就可能超過兩千萬噸。”這樣的發展目標是適度的。毛澤東并不相信中國具有“速成”發達國家的可能性。他指出：“韓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窮文》，我們要寫送窮文。中國要幾十年才能將窮鬼送走。”（《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1956年12月7日）
“要趕上美國一億噸鋼，還要四五十年才有希望。”（《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1956年12月8日）
跟一切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情況一樣，在1950年代中國社會經濟“一窮二白”的現實面前，毛澤東不得不思考積累與消費、工業與農業的關系。然而，與我們很多人的猜想相反，毛澤東并不贊成通過犧牲農民利益來實現工業的高積累，他更期望實現工業發展與農民生活改善的“雙贏”局面。1956年4月，在《論十大關系》中，他認為1954年多征公糧，導致農民余糧不足是一個“錯誤”。他還公開批評了蘇聯通過工農業“剪刀差”來積累資金的辦法，指出：“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他說：——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我們的農業稅歷來比較輕。工農業品的交換，我們是采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我們統購農產品是按照正常的價格，農民并不吃虧，而且收購的價格還逐步有所增長。我們在向農民供應工業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銷、穩定物價或適當降價的政策，在向缺糧區農民供應糧食方面，一般略有補貼。……鑒于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系。
因此，毛澤東十分強調農業與工業相互促進的關系：
——要使農業能夠擴大再生產，使它作為工業的市場更大，作為積累的來源更多。先讓農業本身積累多，然后才能為工業積累更多。只為工業積累，農業本身積累得太少或者沒有積累，竭澤而漁，對于工業的發展反而不利。（《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27日）
顯然，毛澤東認為經濟發展的結果，必須體現為廣大農民收入的持續增加：
——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國家要積累，合作社也要積累，但是都不能過多。我們要盡可能使農民能夠在正常年景下，從增加生產中逐年增加個人收入。（《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出于這樣的考慮，毛澤東構想了在農村實現帕累托改進的可能性：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災害以外，我們必須在增加農業生產的基礎上，爭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員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員的收入能夠不增不減，如有減少，也要及早想辦法加以解決。
毛澤東甚至提出了國家、集體、農民的分配比例，要求把農產品的大頭留給農民：
——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應該歸社員，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歸合作社和國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積金、生產費、管理費和各種雜費，包括國家的公糧和公糧附加。合作社和國家頂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讓農民多分一點。這中間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調劑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1956年4月28日）
可以看出，在“大躍進”前夕和初期，毛澤東對于中國經濟發展速度的估計是冷靜的。他主張改善農民生活，并沒有表現出任何“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熱情。毛澤東的這些觀點來自于歷史的經驗。事實上，他擔心由于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農村生產力的下降：
——在蘇聯，在東歐一些國家，搞合作化，糧食總要減產多少年。我們搞了幾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沒有減產，而且還增產了。如果今年再來一個豐收，那在合作化的歷史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就是沒有先例的。（《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27日）
基于對中國現實的判斷，毛澤東對于中國農業的未來發展抱有一種謹慎而樂觀的態度。他相信增產的必然性，相信精細農業能夠養活更多的中國人，但他根本不相信“畝產萬斤”的可能性：
——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第一個高產的國家。有的縣現在已經是畝產千斤了，半個世紀搞到畝產兩千斤行不行呀？將來是不是黃河以北畝產八百斤，淮河以北畝產一千斤，淮河以南畝產兩千斤？到二十一世紀初達到這個指標，還有幾十年，也許不要那么多時間。我們靠精耕細作吃飯，人多一點，還是有飯吃。我看一個人平均三畝地太多了，將來只要幾分地就盡夠吃。當然，還是要節制生育，我不是來獎勵生育。（《關于農業問題》，1957年10月9日）
可見，毛澤東的期望是：到2007年左右，實現“淮河以南畝產兩千斤”。這個估計并沒有超現實主義的色彩，應該說是冷靜和清醒的。然而，毛澤東的清醒冷靜并不代表全黨的清醒冷靜。我們將看到，隨著“大躍進”的深入，很多地方的實踐很快就偏離毛澤東的設想，從而為“人禍”提供了動力。
二、“大躍進”深入開展，毛澤東開始反對極“左”思潮
從當時的情勢分析，“大躍進”運動作為一個群眾參與度極高的社會經濟運動，從一開始起就被注入了強烈的理想主義成份。理想主義作為一種觀念形態，其優點是能夠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其缺點則是可能形成高于實際的奮斗目標，使人喪失理智和冷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下層干部的機會主義趨向和媒體的歌德主義取向，正好對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大同世界”的烏托邦理想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于是，“大躍進”一經發動，就很快成為一個自成一體的政治經濟運動，高理想導致高指標，高指標誘發造假風，造假風導致決策失誤，終于使整個運動脫離了毛澤東的預期，并直接導致了“三年困難”局面。如果說毛澤東在1957年和1958年初還對“大躍進”保持著樂觀的態度，那么到了1958年底，毛澤東就發現自己已經站在了一個令人尷尬的立場上。他現在不得不與他不久前還鼓勵過、支持過的“大躍進”作斗爭。現在，在他手中成長起來的“大躍進”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了他的頑強對手，不再聽從他的意見，甚至或明或暗地反對他。
于是，最遲至1958年11月，毛澤東已經有了這樣的看法：
——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同志，在最近幾個月內，……在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是馬克思主義者，一臨到目前經濟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了。現在需要讀書和辯論，以期對一切同志有益。（《關于讀書的建議》）
他所發現的“經濟實踐中的某些具體問題”，其中一個就是要不要商品經濟的問題。他指出：
——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我以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這是不認識五億農民，不懂得無產階級對農民應該采取什么態度。……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廢除商業，實行產品調撥，這就是剝奪農民，只會使臺灣高興。……現在農民的勞動，同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種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樣是他們自己所有的，因此有產品所有權。不知道什么道理，我們的哲學家、經濟學家顯然把這些問題忘記了。忘記了這一點，我們就有脫離農民的危險。……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么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1958年11月）
商品生產（背后是價值法則，即等價交換、供需平衡）的關鍵點，就在于它的本質是不是社會主義的，這事關某些人號召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合法性問題。對于“跑步論”，毛澤東公開表示反感和反對：
——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范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1958年11月）
在對“跑步論”進行冷嘲熱諷后，毛澤東正面探討了共產主義的條件問題，認為農村其實并不具有實現共產主義的階級基礎和經濟基礎，一切試圖在農村先行共產主義試驗的做法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
——有些同志忽然把農民看得很高，以為農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農民甚至比工人階級還高，是老大哥了。農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這是現象，不是本質。有人以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在農村，好像農民是無產者，工人是小資產階級。這樣看，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有的同志讀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這一股風，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人。至于群眾，也有些昏昏沉沉。于是謹慎小心，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范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以便顯得農民進入共產主義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這是關系到幾億農民的事。（《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1958年11月）
可以看出，毛澤東這時已經完全意識到黨內存在普遍的“共產化”思潮。他也知道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幻想的驅使下，瞎指揮和浮夸風的嚴重性。為此，他尖銳地指出：
——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余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只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1958年11月）
毛澤東深知：“五風”的主要源頭，不是群眾而是干部；為“五風”鼓勁加油的，不是實踐而是媒體。因此，他對宣傳工作提出了嚴厲的要求：
——做報紙工作的，做記者工作的，對遇到的問題要有分析，要有正確的看法、正確的態度。……對運動的成績和缺點要有辯證的觀點，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絕對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壞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極一面。……記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說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靜的頭腦，要作比較。……記者的頭腦要冷靜，要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這種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華分社和《人民日報》的記者、北京的編輯部要有。……記者，特別是記者頭子，頭腦要清楚，要冷靜。（《記者頭腦要冷靜》，1958年11月21日）
在利用各種機會對“共產風”和“浮夸風”作了一番抨擊后，毛澤東試圖在1958年11月底召開的武昌會議上，對“大躍進”的方向和步驟進行修正。這次會議意義重大，因為它透露了毛澤東對于時局和形勢的深刻把握。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公開質疑發展指標的科學性：
——中央十二個部的同志寫了十二個報告……所提指標和根據要切實研究一下……一些指標根據不充分，只講可能，沒有講根據，各部需要補充根據。比如，講十年達到四億噸鋼是可能的，為什么是可能的，就說得不充分。（《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23日）
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一些相當激烈的言論，甚至對“餓死人”的情況作了非常悲劇的估計，聲稱如果不按他的意見狠剎“五風”，他就沒有理由對“大躍進”的惡果承擔責任。他以挖苦的口吻，對各方大員們說：
——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端起巢湖當水瓢”，這是詩，我沒有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端過。巢湖怎么端得起來？即使檢查了，也還要估計到里頭還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來，人家開了會，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這三級都懂得這個問題，有個清醒頭腦，打個折扣。三七開，十分中打個三分假，可不可以？這樣是否對成績估計不足，對干部、群眾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計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23日）
其實在此之前，毛澤東就已經毫不客氣地批評了一些領導干部混淆了詩與實：大躍進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處都是詩。有人說“詩無達詁”，這是不對的。詩有達詁，達即是通達，詁即是確鑿。（《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1958年11月）
1958年11月25日，出于對浮夸風可能導致餓死人的強烈預感，毛澤東批轉了云南省委關于浮腫病的報告：
——云南省委犯了一個錯誤，……沒有及時覺察一部分地方發生的腫病問題。……云南工作可能因為腫病這件事，取得教訓，得到免疫力，他們再也不犯同類錯誤了。壞事變好事，禍兮福所倚。別的省份，則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樣的錯誤。因為他們還沒有犯過云南所犯的那樣一種錯誤，沒有取得深刻的教訓，沒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們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縣級，云南這個錯誤就是主要出于縣級干部），不善于分析情況，不善于及時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眾中關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氣的話，那他們就一定要犯別人犯過的同類錯誤。（《一個教訓》）
顯然，毛澤東已經意識到權力運行機制出了問題，中央的指令到不了基層，基層的情況到不了中央，其中縣級的官僚主義問題最嚴重，但問題的根源卻是省一級領導機關：
——在我們對于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于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干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干，少干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余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一個教訓》）
這一時期，毛澤東試圖利用蘇聯的經驗教訓，強調“大躍進”應該遵循價值法則、遵循中國的實際情況、維護農民的切身利益。1959年2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的鄭州會議，著手解決基層“一平二調”等共產風問題。毛澤東繼續老調重彈，在會上指出共產風已經導致黨與農民的關系緊張，“不可避免要引起廣大農民的堅決抵抗”。他認為，部分地方抱怨的“瞞產私分”等問題下面，是公社所有有制和政策措施存在嚴重問題：
——現在有許多人……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系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2月27日）
他批評了農村“大躍進”中的兩種趨向：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所謂“共”各種“產”，其中有各種不同情況。有些是應當歸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業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鍋碗筷等。有些是不應當歸社而歸了社的，如雞鴨和部分的豬歸社而未作價。這樣一來，“共產風”就刮起來了。即是說，在某種范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2月27日）
毛澤東要求對“共產風”進行嚴格整頓，“向廣大干部講清道理，經過充分的醞釀和討論，使他們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們和他們一起，共同妥善地堅決地糾正這些傾向，克服平均主義，改變權力、財力、人力過分集中于公社一級的狀態。……必須堅決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費現象。”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鄭州會議確定了“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的原則。但毛澤東越是試圖強力介入地方事務，他就越是感覺到來自地方的或明或暗的抵制，這使他對現行權力結構的執行力產生了強烈的懷疑。在鄭州會議之后僅僅十天，他就公開質疑說：
——很多同志做了幾個月的調查，開過不少的大會小會，結果對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卻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原因是方法不對，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讀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政治經濟學，辦起事來卻在長時間內不認識公社的集體所有制要有一個由小到大、由量到質的變化過程，幾乎普遍否認價值、價格和等價交換的經濟法則。這不是很奇怪嗎？（《調查研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1959年3月9日）毛澤東開始尋思國家的權力運行機制出了什么問題，并且試圖給出一個改進方案。
三、面對“瞎指揮”作風，毛澤東著手探索新的民主機制
由于懷疑既有政治體制存在專制霸道、自行其是的問題，在鄭州會議以后的幾個月，毛澤東開始連續發出《黨內通信》，這無疑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1959年3月15日，毛澤東發出了第一封《黨內通信》，要求堅持“隊為基礎”，一切改變均須得到基層干部和群眾的同意，不得自上而下地強制提升基本核算單位。在中共歷史上，采取這種以個人名義解決政治問題的做法是沒有先例的。這其中透露出來的信息，就是毛澤東可能認為日常的政令傳輸渠道已經失效，中央的正確決策在向下傳達過程中被地方黨政機構普遍抵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被地方政府“打折扣”的問題，因此必須通過直接交流的方式，打破決策管道的阻塞狀況。
僅僅兩天以后，毛澤東又發出了第二封《黨內通信》。這種發信頻率，足以說明他糾正“五風”的迫切心理。這封信的內容是要求召開縣的四級或五級干部大會，并且“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觀潮派算賬派的人參加，最好占十分之一”，以使各種觀點正面交鋒，以這種方式，使干部們“從過去幾個月中因為某些措施失當，吹'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暫時脫離了群眾，這樣一個尖銳的教訓中，得到經驗。以后要善于想問題，善于做工作，就可以與群眾打成一片。”毛澤東希望“我們的公社黨委書記同志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
在這種讓各方觀點直接交鋒的做法，其實已經暗含著“文革”的基本組織形式，但還沒有發展到所謂的“無政府狀態”，說明毛澤東這時雖然已經開始質疑當時的政治組織形式，但尚未對它完全失去信心。
這一時期的反“五風”工作目標，是權力下放、算清賬目、包產指標三個問題，以及選舉公社各級黨的領導機關和社、隊管理機關。“算賬”就是“縣、社要向生產隊算清過去幾個月大調大抓的賬，解決大集體與小集體間的矛盾”，對“共產風”進行全面清算和退賠。毛澤東指出：“共產風”是一個以貪污形式無償占有別人勞動的問題，是一個普遍的問題。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發出了著名的致六級干部《黨內通信》。在中共歷史上，這封公開信具有非凡意義。一是它的交流對象深入到了最基層的黨組織，因此在一個極大的范圍內公開對浮夸風敲響了警鐘；二是他在這封信中，首次公開闡述了人民群眾抵制黨委、政府錯誤命令的合理性。
先看反浮夸的內容：
——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再來看反對亂指揮的內容：
——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為了加強這一論點，毛澤東公開宣稱自己并不認同當時的高指標：“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1957年2月27日，針對“個別地方發生了少數工人學生罷工罷課的事件”以及“少數合作社社員鬧社的事件”，他認為“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的錯誤，有一些是要由上級機關負責，不能全怪下面”，然后才是“對于工人、學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1957年3月19日，他提出“將罷工、罷課、游行、示威、請愿看作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方法”（《在南京、上海黨員干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這種想法跟杰弗遜關于“人民有造反權”的想法如出一轍，倒也能夠看出激進民主理想在不同國家也具有相同的表達。
1958年11月，對于各級干部視為大敵的“瞞產”問題，毛澤東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觀點：“我對隱瞞產量是寄予同情的。當然，不說實話，是不好的。但是為什么瞞產？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點，值得同情。瞞產，除了不老實這一點以外，沒有什么不好。隱瞞了產量，糧食依然還在。瞞產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對發展生產沒有大不了的壞處。虛報不好，比瞞產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多報的數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記者頭腦要冷靜》）
就群眾自發抵制錯誤政策而論，毛澤東發現了“另一種是值得高興的造假”。1958年，他在武昌會議上說：
——比如瞞產，干部要多報，老百姓要瞞產，這是個矛盾。瞞產有好處，有些地方報多了，上面就調得多，留給它的就沒有多少了，吃了虧。再有一種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對付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的。中南海有個下放干部寫信回來說，他所在的那個公社規定要拔掉三百畝包谷，改種紅薯，每畝紅薯要種一百五十萬株，而當時包谷已經長到人頭那么高了，群眾覺得可惜，只拔了三十畝，但上報說拔了三百畝。這種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說，他的家鄉河北某地，過春節時，要大家澆麥子，不讓休息，老百姓有什么辦法，只得作假。夜間在地里點上燈籠，人實際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見遍地燈光，以為大家沒有休息。湖北有一個縣，要群眾日夜苦戰，夜間不睡覺。但群眾要睡覺，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見干部來了，大家起來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覺。這也是好的造假。總之，一要干部有清醒頭腦，一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不要受騙，不要強迫命令。（《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
從這些言論來看，被邁斯納稱為“民粹主義者”的毛澤東顯然從一開始起就懷疑行政命令的實際效力，因此試圖通過群眾自發抵制的方法，盡可能衰減錯誤政策的負面效果。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文革”思想的初步萌芽。當然，這時候的毛澤東并不主張用群眾運動清洗行政機構，但其趨勢可以說從這時就已經埋下了伏線。
四、在廬山會議前后，毛澤東一直執著地反對“五風”
在鄭州會議與廬山會議之間的一年時間里，毛澤東堅持不依不饒地清算“五風”，不斷聲明他的少數派報告：
——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要提高經濟、文化水平，建設現代化的工業、農業和文化教育，需要一個過程。我們現在提出了“多、快、好、省”這個建設經濟、文化的口號。可以快一點，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們不會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總要花些時間。我們已經干了十年了，但是如你們所知道的，我們工業才這么一點，農業還是手工業式的，也許再有十年才會有些進步。
——如果對自然界沒有認識，或者認識不清楚，就會碰釘子，自然界就會處罰我們，會抵抗。比如水壩，如修得不好，質量不好，就會被水沖垮，將房屋、土地都淹沒，這不是處罰嗎？……在與自然界作斗爭方面，我們的第一個先生是蘇聯，我們首先要學習蘇聯，但是美國也是我們的先生。美國煉的鋼含硫量是百分之零點零四，我們只有個別地方煉的鋼含硫量達到百分之零點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煉的鋼質量不好。這是新問題，不能調皮，要老老實實學習。如果粗心大意、調皮、充好漢，一定會跌跤子的。革命事業是不容易的，是科學，經濟建設也是科學。
——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比如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鋼、鐵等種種東西，缺一樣就不能綜合平衡。我們有些人辦事時總是忘了一兩個條件。比如煉鐵，沒有耐火磚不行，于是他們就把原來做盤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磚，這樣盤子就不夠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來的陶瓷生產恢復起來。這個事情是很復雜的，每個行業都會有這樣的事情。工業、農業、商業、交通事業都可能碰到。農業也要綜合平衡，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五個方面。（以上三段均出自《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1959年6月11日）
隨著廬山會議的臨近，毛澤東的心情也許是既沉重又輕松的。其沉重之處在于“大躍進”的惡果已經顯露，但通過廬山會議一舉解決“五風”問題的前景，又使毛澤東感到如釋重負。1959年6月29日和7月2日，毛澤東兩次開會研究廬山會議議題，確定了提交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其中基本主線就是汲取教訓，糾正“極左”路線。他甚至提出來要編三本書作為正反面教材。按照中國的傳統史學觀，這就意味著將徹底終結“大躍進”的激進時期，開始一個新時代：
——編三本書：一本是好人好事的書，收集去年大躍進中敢于堅持真理、不隨風倒，工作有前進的，不說謊、不浮夸、實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國藩，山東菏澤一個生產隊。一本是壞人壞事的書，收集專門說假話的、違法亂紀的或工作中犯了嚴重錯誤的例子。每省要找幾個，各省編各省的，每本不超過二萬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從去年到現在的各種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統地編一本書。三本書大體十萬字左右，每天讀一萬多字，一星期可以讀完。讀完后討論，不僅讀，還要考試。縣、社黨委成員能讀政治經濟學的也可以讀。設法給縣、社黨委每年有一個系統思考問題的時間。我們提倡讀書，使這些同志不要像熱鍋上的螞蟻，整年整月陷入事務主義，搞得很忙亂，要使他們有時間想想問題。現在這些人都是熱鍋上的螞蟻，要把他們拿出來冷一下。（《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
事后毛澤東回憶，廬山會議就是要徹底解決“大躍進”中極“左”路線的問題。他很可能一度樂觀地以為，通過這次會議，就可以使自己的觀點為多數人所接受。但他慎重地預先思考了在工作路線發生較大轉折的情況下，如何防止黨內分裂、維護現在權力結構的穩定性。因此，他為“大躍進”形勢定下的基調是：“大形勢還好，有點壞……。八大二次會議的方針……要堅持。……有偉大的成績，有不少的問題，前途是光明的。”但這并沒有妨礙他把廬山會議的主題確定為解決激進的發展路線：
——基本問題是：（一）綜合平衡；（二）群眾路線；（三）統一領導；（四）注意質量。四個問題中最基本的是綜合平衡和群眾路線。要注意質量，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種各樣都要有。農業中，糧、棉、油、麻、絲、煙、茶、糖、菜、果、藥、雜都要有。工業中，要有輕工業、重工業，其中又要各樣都有。去年“兩小無猜”（小高爐、小轉爐）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這“兩小”，其他都丟了。去年大躍進、大豐收，今年是大春荒。……今年夏收估產普遍偏低，這是一個好現象。（《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
事實證明：毛澤東對于黨內斗爭的估計仍然不足，結果會議出現了他所沒有預料到的最壞結果。這其中的過程目前尚是撲朔迷離，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彭德懷正是按照毛澤東關于“講真話”的要求行事的。然而，正如麥克法夸爾在《文革大革命的起源》中所指出：彭德懷、張聞天們雖然事先仔細分析研究了毛澤東關于糾正“五風”的要求，試圖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行事，但是很不幸，彭德懷觸及并且突破了“技術”與“政治”的界線，最終導致會議轉向。關于彭的“政治”問題，河北人民版的中譯本干凈利索地作了刪節，但保留了注釋，使我們可以從中發揮無窮的想象力。麥氏還指出：陳云同樣挑戰了“大躍進”，但他很策略地把問題局限在“技術”的范圍內，因此其建議被毛澤東“欣然接受”。這個對比很有意思。
無論如何，廬山會議最后的結果，是那封彭德懷試圖根據毛澤東的意圖寫作、而且毛澤東初看后也覺得沒有甚么大問題的萬言書（現存潔本為三千六百字）成了使“五風”變本加利的動力。隨著反“右”聲浪的高漲，“大躍進”的車輪繼續前行，直到1960年全部問題顯露無余。廬山會議的結果完全出乎毛澤東的意料。盡管毛澤東盡其努力保護彭德懷免遭更加惡劣的命運，堅定地把彭德懷問題界定為“人民內部矛盾”，但廬山的爭論畢竟使得他長時間籌劃的“反五風”努力功虧一簣。
事過兩年后，毛澤東不無傷感地回顧了這一過程：
——兩次鄭州會議開得倉促。我那時對中國社會主義如何搞還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講了一次他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二次就是分三批開會，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這怎么能解決問題呢？那時心里想著早點散會，因為三月份春耕來了。如果要把問題搞清楚，一天兩天是不行的。時間短了，只能是壓服，而不是說服。那時許多同志找我談，我打你通，你不通。一兩天，怎么能打通呢？廬山會議后，我們錯在什么地方呢？錯就錯在不該把關于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記錄》、上海會議的十八條，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范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搞到連隊，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總結經驗，教育干部》，1961年6月12日）
這是隨后重新啟用彭德懷的先聲，不過這是后話。總而言之，毛澤東認為上層可以反彭，但基層必須反“左”。這是他在廬山會議期間本應采取但最終未能實施的策略。毛澤東為什么沒有能夠這樣做？其中的原因還需要結合將解密的材料來分析。即使如此，在廬山會議后“極左”思潮回潮的情況下，毛澤東本人仍然沒有表現出任何極“左”的思想趨向。從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主持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班，并在學習中闡發了一系列富有思想深度的經濟學觀念：
他強調工農業的均衡性：
——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斯大林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斯大林的缺點是過分強調了重工業的優先增長，結果在計劃中把農業忽略了。……我們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我們實行的幾個同時并舉，以工農業同時并舉為最重要。統計局的材料，說我國日用品銷于農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實行工農業并舉，這怎么能行？（《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
毛澤東深知高積累對于一個落后國家的重要意義，認為“多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多為重工業創造一些積累，從長遠來看，對人民是有利的。只要農民和全國人民了解到，國家在買賣農產品和輕工業品方面賺的錢是用來干什么的，他們就會贊成，不會反對”。但毛澤東繼續一如既往地反對蘇聯那種只顧發展重工業、不重改善人民生活的做法。他希望在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兼顧農業和消費的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我國人民現在還要像蘇聯那個時候一樣，忍受一點犧牲，但是只要我們能夠使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都同時高速度地向前發展，我們就可以保證在迅速發展重工業的同時，適當改善人民的生活。蘇聯和我們的經驗都證明，農業不發展，輕工業不發展，對重工業的發展是不利的。……關于工農業的關系問題，要說工業向農業要求擴大市場，也要說農業向工業要求增加各種工業品的供應。要保證農民得到更多的工業品，保證農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工業產品）賺錢不能過分，工農業產品的交換不能夠完全等價，但要相當地等價。……必須使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輕重工業同時并舉。（《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
毛澤東甚至希望通過改善農村生活，而保持農村人口的相對穩定，避免城市人口的無序膨脹，這是一個在“拉美化”效應出現之前就超前提出的反“拉美化”對策：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
毛澤東并不認可蘇聯通過“物質刺激”促進生產增長的做法，他強調了思想文化的重要性，顯示了毛澤東經濟思想的獨特性：
——提高勞動生產率，一靠物質技術，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兩者都是精神作用。……我們要教育人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后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斗。要使人民有這樣的覺悟。……公是對私來說的，私是對公來說的。公和私是對立的統一，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早就說過沒有什么大公無私，又說過先公后私。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集體利益增加了，個人利益也隨著改善了。……關于產品分配，……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們那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臺電視機”那樣為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遠景，那還有什么千里旅行的興趣和熱情呢？（《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
因此，毛澤東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收入差距過大：
——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反過頭了，會發生個人主義。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
毛澤東提出了讓勞動者管理國家事務的設想：
——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我們做了很多文章。要領導者采取平等態度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這些方面都是屬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這種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也是一種生產關系。在這里，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產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分配制度這三個方面。（《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
五、在反“右”聲浪中，毛澤東著手整治“五風”
1960年，毛澤東在推動理論研究的同時，繼續以主動的姿態對卷土重來的“五風”進行反擊。廬山會議后僅僅半年，1960年3月23日，毛澤東就代中央擬定了《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的通知，標志著反“五風”運動的升級。這個通知指出“'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要求調查和處理一平二調、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等歪風。要求在教育多數的前提下，“堅決撤掉或法辦……那些錯誤極嚴重、民憤極大的人們。在工作能力上實在不行、無法繼續下去的人們，也必須堅決撤換。”
同月30日，毛澤東在《反對官僚主義，克服“五多五少”》指出：“官僚主義這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了”，因此必須解決“五多五少”的問題，即“會議多，聯系群眾少；文件、表報多，經驗總結少；人們蹲在機關多，認真調查研究少；事務多，學習少；一般號召多，細致地組織工作少”。他更進一步指出：“官僚主義狀態，……很可能到處都存在。……這種官僚主義的來源，不能只在縣，還在省與中央。……中央……自己也有官僚主義，不能只怪別人。”
以此為開端，毛澤東開始號召全面糾正五風：
——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干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只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讓干部真正學懂政策，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面轉過來……（《徹底糾正“五風”》，1960年11月15日）
他要求對退賠等工作采取更為嚴厲的措施：
——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卻什么都不給。……看來“五風”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產風”和瞎指揮風。首先要把它們整掉。（《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1960年12月30日）
毛澤東特別強調地土地權屬是農民的，不允許任何人隨意占用。他把“圈地”視為一種“封建殘余”，要求堅決糾正：
——今后發展副食品生產，只能開荒地，不能占用農民土地。……李世民勝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農民土地的辦法。清軍入關后也是如此。現在是軍隊、學校都圈地，又不給人家錢，這實際上是封建殘余，一定要糾正。（《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1960年12月30日）
這時，毛澤東已經對“大躍進”的問題作了深入思考。正是在這個時期，他在黨內公開提出了“人禍”論。這是一個被一些人有意忽視的重要事實：
——廬山會議后，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干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敵人破壞也增加了，大辦也不靈了，“共產風”大刮了。問題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業，縣以上工業抽調了五千萬勞動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萬，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萬，合計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萬。當然，勞動力不完全都是從農村調來的，但是不管從哪里調來，總是影響農業生產的，比如吃糧就增加了嘛！（《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1960年12月30日）
與一年前的廬山會議相比，毛澤東對“大躍進”存在的問題有了更加清晰的判斷，因此對黨內流行的“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比喻提出了質疑：
——現在這個時候不要講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總之，把問題查清楚了，有多少，講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這幾句話是好的。把問題弄清楚了，群眾也清醒了，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系也就明白了。（《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1960年12月30日）
到1960年底，“大躍進”負面問題已經顯露無余。但情勢的發展并沒有超出1958年毛澤東的預期：
——有幾條經驗教訓：一、“共產風”必須反，不能掠奪農民，這是馬列主義不許可的。二、幾個大辦又刮起了“共產風”，一說老風占的多，一說新風占的多，不管哪個多，總之是大刮，看起來只能中辦、小辦。三、抽調了大批勞動力，縣以上工業就調了幾千萬。這三條經驗教訓，是主要的。要承認這些經驗教訓，不然就改不了。（《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1960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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