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蘇聯解體二十年祭 之三

演化：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蘇聯解體二十年祭 之三

王中宇

輝煌：“蘇維埃公司”

潰瘍：吏治

“翰林院”：被鉗制的大腦

“分家嘍！”

蘇聯基于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僚等級名錄）的官僚政治體制，在短短幾十年內完成了西歐國家用兩百年甚至更長時間完成的工業化。

回顧各國工業化的歷程，大體上可以識別出兩類模式：

一類以英美為代表，這類模式的理論基礎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它以官僚體系為私人資本保駕護航，屬哈耶克向往的“財富控制權力”的模式。

另一類模式以德、日、俄為代表，這類模式的理論基礎是德國學者李斯特的“歷史學派”, 這個學派主張，利用行政權力，保護本國工業生產能力的發展。因為“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為此行政權力必須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因為在后發國家中，單純追逐利潤的“自由資本主義”只會將國家引入經濟殖民地的泥潭。

從這個視角看，蘇聯與其說遵循的是馬克思主義，不如說是將李斯特主義推到了極致。由一個完全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官僚體系掌控整個社會，推動俄羅斯快速工業化。這條道路被稱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日本的經濟體系中，政府竭力扶持大型企業，而大型企業則主動配合政府的經濟戰略。故西方稱日本為“日本公司”，這其實有些名不副實。與之相比，蘇聯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蘇維埃公司”。

輝煌：“蘇維埃公司”

前文已經提到，俄羅斯的工業化主要是借鑒德國，彼得大帝如此，列寧也如此。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羅斯的局面可謂漫無頭緒，對德戰場上軍隊潰散，國家陷入了失業與饑荒之中，走馬燈似更替的臨時政府松散、軟弱。1917年9月，列寧寫了《大禍臨頭及防止之法》，主張由國家實行監督、監察、統計和調節生產與流通，規定生產中勞動力的正確分配，愛惜民力，消除對民力的浪費。監督的主要辦法是銀行國有化，大型壟斷公司國有化，取消商業秘密，強迫中、小工商業者實行合并，強迫人民聯合于消費合作社。

列寧指出：這是“國家推進資本主義發展的辦法”，是在德國早已實行了的。值得注意的是，列寧強調：　　

“如果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尚未成熟，那末任何起義也不會創造出社會主義，而是因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備的門階，是歷史梯子上的這一級，即從這一級到社會主義那一級是沒有任何中間級段的。”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蘇維埃公司”的理論基礎。這個理論的基點之一是將國家視為一個整體，從整體的角度來安排整個國家的生產，借以使生產安排在宏觀上合理化。蘇聯的統計體系《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簡稱MPS)，就是為服務于這一目標而設計的，它關注的焦點是“國民經濟綜合平衡”。任何一個管理過公司的人都知道，把握各種平衡對公司生存的重要性。

如果從公司治理的視角觀察蘇聯，會發現，它的政治局就是董事會，總書記就是董事長。各部就是各事業部，而部長會議主席就是總經理。各部下設置各級部門，這些部門由各級“干部”們（кадры）管理運作。

由此，整個社會可清晰地識別出兩個集團：“干部”與非“干部”。“干部”集團是高度有組織的，每位“干部”的權力均來自上級任命，因而對“干部”而言，獲得上級的認可與賞識無疑是“悠悠萬事，唯此為大”。任何一位當過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甚至部門經理的人都會認同這樣的權力結構——如果你的下屬不由你任命，不聽命于你，你這頭兒是沒法當的。

而非“干部”集團的社會成員（他們是人口的絕大多數），則在“干部”們的管理下，為“公司”的目標而工作。由于全國資源與權力都屬于“公司”，結果全國人口都是“公司”的員工，“公司”必須負責他們的生老病死，而無法砸爛任何人的“鐵飯碗”，令其“自謀出路”。于是這樣的公司不是西方常見的“有限責任公司”，而是一個“無限責任公司”，它集中了全部資源與權力，所以無法將責任推給任何其他人。

這樣的模式運行了幾十年，其效率如何？從《國外經濟統計資料（1949-1976）》和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的世界主要國家統計數據中，能查到美、蘇工業增長速度，其對比見圖一。

圖一：美、蘇工業生產增速比較

數據提示我們：

首先，直到1986年，蘇聯的工業平均增長速度都高于美國，在1976年以前，更是明顯高于美國，且波動幅度明顯低于美國。如果將兩國1949年的工業生產均視為100%，到1976年美國的工業生產增加了2.21倍，而蘇聯增加了11.5倍！蘇聯在1/4世紀內迅速地實現了工業化，這表明，作為后發工業化國家，“蘇維埃公司”體制在“趕超”方面卓有成效。

第二，從長期趨勢看，美、蘇這兩大體系的工業增長率都持續下降，這暗示我們，在一個國家內，工業發展存在上限。且蘇聯的增長速度比美國下降更快，意味著隨著差距的縮小，“后發優勢”漸趨消失。

第三，蘇聯經濟崩潰發生在1991年蘇聯解體之際，即使這一年，其工業增長速度也超過了美國的歷史低點（1975年），可見是國家解體導致了經濟崩潰，而非經濟崩潰導致了國家解體。

到1975年，兩國經濟結構對比見圖二。

圖二：1975年美、蘇經濟結構對比

    到1975年，美國最大的產業是“其他”，即今天顯赫于世而又創下塌天大禍的“虛擬經濟”，它居然占到了將近一半的份額。而蘇聯的統計口徑的中根本沒有這一項，蘇聯最大的產業是工業，占到了53%。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蘇維埃公司”高效率地完成了這片土地上的工業化。

 潰瘍：吏治

對這樣的模式，俄羅斯人并不陌生，它與Дом類似；中國人也不陌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它本質上是一個以國家為單位的利益共同體。

所不同的是，在農耕文明時代，人們的生產主要用于自己的直接消費，需要官僚承擔的社會職能較少。而在工商文明時代，分工深化造成了事實上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每個人的生產，99%以上不是自己直接消費。于是全社會消費與生產間的協調，成為性命攸關的社會職能，導致“干部”們的作用遠重于郡縣制下的官僚。斯大林有句名言：“干部決定一切”，在這樣的模式中，實為至論，相信每個管理過公司的人都感同身受。

然而，管理龐大的“干部”隊伍成了這一模式最大的難題。斯大林曾標榜，這個群體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而歷史事實證實，其真正“特殊”的是特權。

這一難題在農耕文明時代的郡縣制中就存在，正是官僚群體的功能異化，導致了一個個王朝的崩潰。

在每個王朝初期，官僚群體數量均少，懲于前朝覆亡之鑒，吏治較為清明，官僚群體中，理想主義色彩較濃，因而較能履行社會職能，社會相對和諧，官民矛盾處于可控的范圍之內。

然而，官僚們終歸要追逐自己的私利，這種追逐一開始往往是情有可原的。比如，希望退休后能悠游林下，衣食無憂（不要以為在體制范圍內，這一定是有保障的，一些清廉終身的老干部，其晚年處境令人心酸），又比如希望給子女安排好一點的出路（事實上有些干部的子女已淪為“啃老族”，一旦父母去世，他們就只能以“當年我家如何如何”自慰了）。

然而，這種追逐的胃口隨時間推移而放大、積累，必然導致官僚群體膨脹而吏治敗壞，官僚們利用手中的權力聚斂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數代之后，官僚群體中知道民生疾苦者漸少，而精通官場潛規則者漸成主流，官場潛規則成了一種強大的人才篩選機制，將那些獨立思考、關心社稷前景者層層淘汰，最后官場內有真知灼見者僅余鳳毛麟角，而紈绔子弟與精通潛規則之徒日增。《紅樓夢》中的榮寧二府，不下數百口人，能為朝廷效力者不過賈政一人而已，還還未見其為社稷做出過什么貢獻。而社會卻需為這數百口人的錦衣玉食提供資源，官民矛盾焉能不激化？

在這樣的演化機制面前，王朝的長治久安有賴于對官僚集團的控制。然而，在官僚政治的構架下，不可能有制度化的社會監督，（武則天曾試圖依靠群眾監督，結果被士大夫集團臭罵至今。）于是只能依賴內部監督。事實上各王朝初期幾乎都曾嚴厲地監管官僚集團。自從司馬遷在《史記》中為酷吏立傳以來，《漢書》、《后漢書》、《魏書》、《北齊書》、《隋書》等正史中都列有《酷吏傳》。這些酷吏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官僚集團的腐敗趨勢。到了明朝，朱元璋甚至將貪官“剝皮實草”，以儆效尤。然而史實證明，這一切終究無法抗拒官場腐敗的大趨勢。大清朝總結歷代經驗，為御史臺（相當于中紀委）搞出了十六冊四十二卷的《欽定臺規》---皇帝審定的御史臺辦事規則，在內部監督的創新和制度化方向上邁出了重大的步伐。然而《欽定臺規》頒行三十多年后，清王朝就倒臺了。

蘇聯的歷史不過提供了一個新的案例。

當初列寧的期望是：官員的工資不超過工人的工資。

1931年后，斯大林提出了在勞動報酬方面“取消平均主義”的方針和政策。到1930年代，蘇聯黨政干部的最高工資，或者低于、或者相當于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的最高工資，同普通職工的工資差距仍很小，領導干部的特殊化主要表現在住房方面。當時普通群眾多住在走廊體系的公共住宅中，38個房間共有一個廁所。而領導干部居住的樓房內，則有電梯、樓梯甚至貨梯。

1945年4月，蘇聯政府規定，對在機關、企業、團體中擔任重要職務、具有高深學識的和經驗豐富的人實行特定工資制。其數額一般規定為2200～3000舊盧布，以后最高額可達4000～5000舊盧布(見《蘇聯的工資制度》 國外社會科學情報 1983年第6期。)。

后來，斯大林搞了一個“錢袋”制度，在正式工資外給高級領導干部發一個大信封，內裝數額不等的盧布，例如，一個部長當時除工資外可得到兩萬多盧布，相當于后來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月工資的兩倍。這些錢秘密發給，不上稅，也不計入交納黨費的基數。

同時，高級領導干部幾乎是免費占有別墅，有專用汽車，免費早餐，免費午餐(或者象征性地交點費)，假日去休養所、療養院的大量路費補貼、“醫療費”。

斯大林時期的“政治恐怖”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僚集團的腐化進程。然而即便如此，腐敗現象這時就已經出現。在一些黨的組織中，有一些領導人已經墮落腐化，竟至挪用公款和盜竊國家財產。馬林科夫在蘇共十九大報告中稱：

在若干經濟企業中，有少數工作人員“竟然企圖把委托他們管理的企業變成他們自己的私人財產。”“這些領導人認為：他們什么都可以干，他們可以完全無視國家和黨所制定的法律和規章，可以違反蘇維埃的法律，可以采取各種各樣的專橫行動。”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斯大林時期的“政治恐怖”已成為歷史。名列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職等級名錄）的高層官僚群體迎來了自己的春天。這個統治集團主要是黨的高級官員，在20世紀60～70年代，這個統治集團又擴大到工會領導、享有特權待遇的科學家、高級知識分子。據《20世紀俄國史》作者估計，這個階層人員總數為50萬～70萬人，加上家屬，大約為300萬人，即占當時全國人口的1.5%。

勃列日涅夫之所以能夠爬到一把手的位置，并穩坐18年直到去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Номенклату'ра體系的成員認為他是個“老好人”。當年，蘇聯安全部門負責人安德羅波夫，曾就腐敗問題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專門報告。勃列日涅夫的反應竟是：三個月內不與其見面，也拒絕與其通電話。

勃列日涅夫鑒于赫魯曉夫垮臺的教訓，以“穩定”為治國要訣。為此取消了干部輪換制。在中國的歷代王朝中，郡縣主官不得是本鄉人，且需定期考績、輪崗，這對預防出現朋黨乃至獨立王國至關重要。勃列日涅夫拋棄了這個制度，結果官僚階層日益封閉，形成一個一個沾親帶故的小圈子，以至被稱為“官僚氏族集團”，其各類特權迅速擴張：

1，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一處或幾處別墅，少則花幾十萬盧布，多則糜費上百萬盧布；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占據.

2，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絡，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應。手持特供證在特供商店能買到質優價廉的、普通公民望洋興嘆的種種主副食和其它商品。

3，特教權。在蘇聯，凡是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入學的制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

4，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幾乎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

5，特衛權。花在高級領導人身上的費用，達到無法核算的程度。為維護他們的生活、別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務人員、警衛人員，每年開支達數百萬盧布，甚至達到幾千萬盧布。

6，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峰的官員還在國家銀行有“敞開戶頭，即戶主可以不受限制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

除了這些體制內“合法的”特權外，

 “蘇共的許多書記、州委書記、邊疆區委書記、中央委員都卷入了骯臟勾當。贈送貴重禮品，包括贈給總書記，被認為是正當的。一到節日前夕，機要通訊部門就忙得不可開交，分發從各方各地區寄給總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盒子。這種現象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特別盛行”(《戈爾巴喬夫沉浮錄》，第386頁。)。

例如，烏茲別克黨中央第一書記拉希多夫，領導著一批貪官，將本加盟共和國的棉花收入攫為私有，案值高達80多億美元。

據蘇聯《青年共產黨人》雜志1989年第10期披露，“經濟領域里有組織的犯罪集團多數已存在10～15年或更長一些時間”。可見這些有組織的犯罪活動，主要都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發生的。

勃列日涅夫本人就與這些行為脫不了干系。丘爾巴諾夫本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兒加琳娜的警衛，后成為其丈夫。此后一路高升。丘爾巴諾夫在1976～1982年期間，總共受賄65.7萬盧布，超過一個蘇聯工人270年的工資。勃列日涅夫去世5年后，丘爾巴諾夫因貪污受賄、濫用職權罪被捕、判刑。丘爾巴諾夫的倒臺不排除政治斗爭的因素，但貪污腐敗能成為政治斗爭中的籌碼，反映了當時蘇聯特權階層的普遍墮落。

“翰林院”：被鉗制的大腦

吏治敗壞顯然是蘇聯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并不能完全解釋問題。大規模的官僚體制與工商文明密不可分，吏治敗壞的國家顯然不只是蘇聯。只要最高統治集團認同現行體制，聰明地治理國家，巧妙地應對內外矛盾，在吏治敗壞的條件下，維持百十年甚至更長的先例甚多，如中國許多朝代跨過“盛世”之后，依然能維持上百年。

做到這一點，一個基本的前提是直面現實。對蘇聯瓦解后的局外人，做到這一點并不難；而生活在當時的蘇聯，卻難于上青天。

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這是當時對蘇聯社會性質的官方認識。當我們回顧這個已經走進歷史的政權時，可清晰地看出，它既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也不是列寧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它是一個走到極端的“李斯特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政權。俄羅斯之所以走上這條道路，有其歷史根源。然而終蘇聯一生，它的主流學者從未正視過這個問題。

1939年，意大利共產黨人布魯諾·瑞茲(Bruno Rizzi)把蘇聯的國有的和集體的所有權與共產黨官僚集團對應起來：

“私有制變為了集體所有制，卻屬于一個階級”，

“以一個階級的整體形式作為所有國有財產的真正所有者”。

他還認為，在蘇聯剝削依然存在，但呈現了一種新的形式，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單個資本家對工人剝削形式的是階級對階級的剝削，“一個階級對一個階級的剝削代替了單個人對單個人的剝削”，他把這種現象稱為“官僚集體主義”。

南斯拉夫的米洛萬·吉拉斯(Milovan Diilas)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吉拉斯是鐵托為首的四人領導集團成員，曾任南共政治局委員、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政府副總統、國民議會議長。1950年他發表《階級與階層》，1952年發表《階級與階層：社會主義的實際問題》。1956年，發表《斯大林模式的本質》。1957年出版《新階級》一書。

吉拉斯指出：官僚對權力的壟斷在蘇聯模式中處于核心地位。他指出，權力既是官僚維持其各種特權和所有權的手段，同時也是蘇聯模式的本質。

他援引羅馬法指出：所有權就是對物質資料的使用、享受和分配。在蘇聯，官僚特權階層對國有化和集體化財產的實際使用、管理和控制，就是羅馬法意義上的所有權，而所有權是判定“階級”的關鍵性的因素。由此他認為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他所謂的“新階級”：

“新階級視全國的資產為己有，把‘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或‘國家’等名詞變成法律上的空洞字眼。新階級害怕冒犯其絕對權威會動搖其財產所有權。因此，新階級反對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會主義的’所有主之地位。批評新階級對財產的壟斷，足以使新階級發生失去權勢的恐慌，新階級對于批評之敏感，是他們的統治與行使權力的態度造成的”。

對這些觀點，人們見仁見智，各有評價，但這畢竟是直面現實進行的獨立思考。而蘇聯的主流理論家們，卻根本無視現實。他們竭力證明蘇聯的制度就是馬克思意義下的“社會主義”，蘇聯的政府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的構想嚴謹而清晰，蘇聯的現實與之根本就是南轅北轍。他們只好牽強附會、強詞奪理。結果“政治任務”取代了學術研究，蘇聯的主流理論家們從研究者淪為辯護士。兩者的區別是巨大的，研究者須從事實出發，沒有預定的結論，所得結論只接受事實與邏輯的檢驗；而辯護士先有預定的結論，一切工作都是爭取辯護的成功，而不在于從研究中獲得洞見。

到了50年代，蘇聯宣布“進入無階級社會，全面向共產主義社會進軍”，在蘇共22大上，赫魯曉夫宣稱蘇聯已經是“全民國家”，蘇共已經是“全民黨”。這種既不符和馬克思理論，又不符合事實的宣稱，把蘇聯的主流理論家置于極為尷尬的地位，他們更沒有可能直面現實，從事嚴謹的研究了。于是蘇聯的主流理論越來越脫離現實，越來越缺乏說服力。蘇聯曾經擁有的道義力量日漸衰落，維持政權只能依賴秘密警察和常備軍，而這是列寧當初希望“不得不”“立即開始消亡”的“寄生物”。

這樣的理論界，只能生存在“專政”的保護下，一旦面臨自由辯論，一旦裁決辯論勝負的不是行政權力，而是證據與邏輯，他們會立馬潰不成軍，其中一些人甚至會轉身投靠對方，成為反戈一擊的驍將。主持“休克療法”的蓋達爾就是這樣的人。其實，我們的身邊，也不乏這樣的“學者”。

主流學術界是統治集團的大腦，學術界的這種狀況，使蘇聯的官僚統治集團日漸淪為“無腦人”，不但無法直面社會現實，甚至無法從長遠、整體的視角關照本集團的利益。官僚統治集團在強大的秘密警察和常備軍的保護下，在勃列日涅夫“穩定”政策的縱容下，埋頭于積累特權，僅兩三代人就淪落為渾渾噩噩，幼稚腐朽的群體。面對必然出現的困境時，只能做出條件反射式的反應，提出粗淺、鄙陋的對策。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謂的“勃列日涅夫主義”。

蘇聯的體制不過是工商文明的另一個模式，早晚會遇到所有工商文明國家必將遇到的同樣問題--如何獲得外部市場與資源。為解決這一問題，蘇聯推出了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義”，它包括：

社會主義大家庭論：即社會主義國家屬于一個大家庭，不允許其他勢力將一個國家從社會主義大家庭分裂出去；（蘇聯：這是我的勢力范圍，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美國：保衛自由世界）

大國責任論：蘇聯在這個社會主義大家庭里是大國，應當承擔大國的責任；（蘇聯：我是家長）（美國：美國的國際責任）

國際分工論：在不同社會主義國家內實現產業分工；（蘇聯：將外圍國家定位于產業鏈的低端）（美國：比較優勢論）

有限主權論：即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應受到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利益的限制，（蘇聯：你的主權不能違背我的利益）（美國：你的主權必須服從我認可的“普世價值”）

國際專政論：即無產階級專政已經超過了一國范圍，可以跨國實行專政。（蘇聯：不聽話就揍你！）（美國：國際警察）

排除其意識形態色彩，可以看出，這與當今流行的“全球化”理論異曲同工。與之相比，為達到同一目的，美國統治集團的說辭更有學術味，顯得更文雅，更“道德”，因而更易于達到其目的。而“勃列日涅夫主義”則以其粗鄙、霸道而遭人痛恨，并立刻被指為“社會帝國主義”。后來的蘇聯崩潰、蘇東集團瓦解，“勃列日涅夫主義”功不可沒。

行政權力對“真理”的壟斷導致了大量盲目而短視的決策，給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咸海的命運就是一個案例。

咸海位于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之間，其水源主要來自阿姆河和錫爾河。咸海地區曾是地球上最富饒的地方之一，主要產業是漁業。海岸的港口城市穆伊納克每年捕魚上千萬噸，還有飛往塔什干的航班。

上世紀50年代，蘇聯決策將這里發展為棉花生產基地，在沿河流域大量開墾土地，引水灌溉棉田，1960-1980年總棉花產量增長了20%，而其代價是流入咸海的水減少了90%。

到80年代，咸海水平面下降14米以上，東、南部海岸線退了80公里，萎縮為“大咸海”、“小咸海”兩個部分。曾經捕魚的漁船到處分散在干湖床上。旱季從每年30-35天拉長到每年120-150天。野生動物從173種減少到38種。曾有上萬漁民的穆伊納克港，已淪為僅2000人的沙漠小鎮，距離海岸線超過100公里。今天的旅游者看到的是：

“眼前的一切建筑似乎都廢棄了。工廠、巴扎、劇院、甚至機場，早已門窗破碎，空無一人。不少樓顯然是蓋了半截后停工的。”

在無人參觀，已經關門的市博物館里，旅游者看到：

“展品為反映昔日穆伊納克居民生活的實物和照片。有小漁船和各種漁具。從黑白照片上看到食品廠里有堆積如山的魚罐頭。”（見《老荒游卡拉卡爾帕克斯坦》http://www.ctrip.com/community/itinerarywri/965485.html ）

而這一決策的最大受益者是前述烏茲別克黨中央第一書記拉希多夫領導的貪官集團，棉花收入為他們提供了80多億美元的贓款。

由此人們看到，在官僚體制下，行政權力壟斷“真理”的后果。這甚至傳染到自然科學領域，李森科事件就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案例。

學術界是一個社會的大腦，而大腦需要自由探索的空間。當官僚體制鉗制學術自由時，它實際上鉗制的是社會的理性與良知。這使蘇聯一步步走向無腦化，以至于面對西方的意識形態進攻，毫無辨別能力，渾渾噩噩地服下了人家開的藥方。

“分家嘍！”

沒有社會的監督，沒有學術界的獨立思考，在這樣的環境下，經過幾十年的近親繁殖，蘇聯的官僚集團已經演化得與1917年的老布爾什維克面目全非。勃列日涅夫就對他弟弟說過：“什么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話”。這位蘇聯的一把手稱自己“不再相信社會主義的勝利、馬列主義的原則或者共產主義的前途”。

人們看到，蘇聯早期官僚集團身上的理想主義色彩早已消退殆盡，他們的第三代已經演化為一伙“理性經濟人”。他們在總的文化水平、專業知識等方面要比老的一代高得多。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許多人有學位，不止一次出訪西方國家。西方的統治上層是壟斷資本家，在那個“財富控制權力”的社會中，壟斷資本家只需關照自己的利益，只要交了稅、不犯法，在自己的“獨立王國”內，可以為所欲為。而蘇聯的官僚集團身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手舉著“工人階級”旗號，總不免覺得礙手礙腳。正如《20世紀俄國史》作者的評論：

“80年代中期，新階級實際上已最后形成。已經不需要公有制的形式，他們在尋找一種能夠自由管理，而后變成自己的財產，個人的私有的財產的途徑。”

蘇聯解體不是因為經濟崩潰（事實上是解體導致了經濟崩潰），也不是因為外敵入侵（曾經橫掃整個歐洲的德軍也無法征服蘇聯），也不是因為人民起義（1991年春天的時候，全蘇聯境內進行了一次全民公決，這一次全民公決大約有75％的老百姓都支持留在蘇聯體制之內，在中亞地區共和國更是超過90％的公民都要求留在蘇聯內）。

我們看到的是，與沙俄時代兩次“農奴解放”類似的場面：社會高層急于擺脫“效率低下”的Дом，要席卷家產而去。而社會底層一旦離開Дом卻不知能如何生存。社會高層為了過上西方壟斷資本家的生涯，不惜砸碎社會底層的“鐵飯碗”。這就是沙俄兩次“改革”的實質，也是蘇聯“改革”的實質。現在事實已經很清楚：蘇聯“改革”后新生的壟斷資本家，幾乎全是前任蘇聯高官，猶以年輕而高學歷的共青團高官為甚。

在社會底層公眾的眼中，葉利欽的“法統”向上追溯，最終是列寧，從列寧到葉利欽是一個逐代繼承的整體。這個整體一開始“以革命的名義”實行了全部社會資源的“公有化”，到最后卻由高官們私分。于是末代蘇聯權貴資本家們的罪行，甚至玷污了老布爾什維克們的名聲。盡管他們本是“不尚虛榮，不惟利是圖”（普列漢諾夫語）的理想主義者。

至此我們看到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歐亞大陸上演化的一個全過程。它是工商文明的主流模式之一，另一個主流模式是英美的“自由資本主義”。在后發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證明了自己在工業化方面能高效地完成“追趕”任務。在這個意義上，“蘇維埃公司”的出現有其必然性。然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無法容納社會監督和學術獨立，結果必然導致官僚統治集團貪鄙化、弱智化。官僚統治集團最終演化成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在瓜分“蘇維埃公司”的同時，他們將國家推入了分裂與衰落的境地，將同胞推下了災難的深淵。

社會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上，而這次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不僅僅是俄羅斯，而是全世界。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