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運動始末——一司與三司的對抗（六）

紅衛兵運動始末——一司與三司的對抗（六）

7．學生沖擊黨政領導機關

1966年8、9月間，正當北京和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們轟轟烈烈地破四舊、抄家，以及對社會上的各種“牛鬼蛇神”實行“專政”時，另有一批學生從另一方向發起了行動：沖擊黨政領導機關。中央和國務院所屬部委、各大區的中央局、各省的省委、各自治區的自治區黨委、各直轄市和其他重要城市的市委，普遍遭到了沖擊。

在這一系列沖擊黨政機關事件中，影響較大的有：

陜西西安交大等部分院校學生在中共西北局機關門口絕食靜坐的“八·一六”事件；

湖南長沙湖南大學等部分學生沖擊長沙市委的“八·一九”事件；

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學生沖擊地質部的“八·二三”事件和“九·五”事件；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斗隊學生沖擊國防科委的“八·二五”事件；

云南昆明的云南大學、昆明師范學院等部分學生沖擊云南省委和中共西南局的“八·二三”風暴；

山東青島的青島醫學院等三所院校的部分學生沖擊青島市委的“八·二五”事件；

天津勞動局第二技校和北京紅旗學校的部分學生沖擊天津市委的“八·二六”事件；

安徽合肥的“八·二七”事件，以及來自北京、陜西的串連學生和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工學院等本地院校部分學生沖擊安徽省委的“九·一”事件；

福建廈門大學、華僑大學部分學生圍攻省委第一書記葉飛的“八·二九”事件；

廣西桂林的“九·八”事件，以及與此相關的南寧的“九·九”事件；

北京到上海串連的部分學生和上海部分學校的學生沖擊上海市委的“八·三一”事件和“九·四”事件；

北京到新疆串連的部分學生和本地一些大專院校的部分學生沖擊自治區機關的“九·三”事件；

北京到湖北武漢串連的部分學生和本地學校部分學生沖擊湖北省委的“九·二——九·四”事件；

此外，浙江杭州、內蒙古包頭、黑龍江哈爾濱、四川重慶、貴州貴陽等地在這段時間也發生了學生沖擊省委、市委的事件。或地方黨政機關與學生嚴重沖突的事件。

這一時期發生的學生沖擊黨政領導機關事件，一部分是由本地學生首先發動的，其沖擊黨政機關的基本動因是部分本地學生為他們在工作組時期受到的迫害“討說法”。因為全國絕大多數學校的工作組在撤離學校前都沒有給前一階段被他們整成“右派”的師生公開平反，并且，工作組普遍把管理學校的大權交給了在前一階段“抓右派”斗爭中培養起來的“左派”隊伍，而這些接掌學校大權的“左派”們,在工作組走后，繼續堅持了對“右派”的斗爭。他們對被工作組打成“右派”的教師普遍進行了變本加厲的殘酷的肉體虐待和人格污辱，對所謂的“右派”學生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排擠、打擊，其中包括不準這些“右派”學生加入紅衛兵。在當時，“不準加入紅衛兵”，也就等于剝奪了這部分學生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權利。

據當年一司紅衛兵重要成員在網上發的回憶文章《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一司”興衰始末》，1966年8月27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的成立大會上，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曾率100多人沖擊會埸，強行要求參加紅衛兵，被當時擔任大會保衛工作的的北京衛戍司令傅崇碧幾句話鎮住，“怏怏帶領人馬撤走”。從這段記述中，我們可以知道，即使在當時已經受到中央文革明確表態支持并且家庭出身不錯的蒯大富也進不了紅衛兵組織，其他的“右派”學生也就可想而知了。這也是這些學生不得不起來為自己討個說法的重要理由。

這些“右派”學生沖擊黨政機關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黑材料”問題，這個問題較復雜，說來話長，我們放到下面專節敘述。

西安“八·一六”事件的起因就是為在西安交通大學工作組制造的“六·六反革命事件”中遭受迫害的學生討說法。據說，這次事件中，聚集在和平路金家巷中共西北局大門口絕食靜坐請愿的各校學生多達50000余人，占據了和平路一條街，有一些中青年教師也加入了學生的行列。這次絕食靜坐請愿堅持了三天，直到8月18日晚，中共西北局書記劉瀾濤在北京周恩來總理的命令下出來接見學生并講話后，大部分學生方才撤走。8月19日，李世英等學生領導小組成員又被蘭州軍區用飛機送到北京，受到周恩來、江青的接見。

在北京，8月23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1000多人一路高呼口號來到地質部，在地質部大門外席地而坐，要求鄒家尤（原地質學院工作組組長、地質部副部長）回地質學院向學生作檢查，并以宣布絕食作要脅。東方紅公社此舉驚動了中央上層，中央文革出面支持東方紅公社學生的要求，地質局黨委不得不同意鄒家尤第二天前往地質學院，聽取學生意見。但是，鄒家尤來到地質學院，并未解決東方紅公社學生要求解決的問題——“公開平反”和“交出黑材料”問題，因此，未達到目的的東方紅公社于9月5日再次沖擊地質部，要求見鄒家尤，而這一次，鄒家尤卻躲到了地質學院（當時的地質學院，仍是“左派”學生占優勢）。二次沖擊地質部的東方紅公社成員，除了在地質部大門口靜坐抗議和貼大字報以外，還強行沖進了機關檔案室，“翻閱并取走部分檔案資料”。這次行動延續到9月7日，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出動，要求東方紅公社撤離，雙方由對峙、辯論發展到拳腳相加，釀成了著名的“九·七”武斗事件。以后，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還分別于10月8日、10月27日兩次沖擊了地質部。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斗隊沖擊國防科委則發生在8月25日，那天，北航紅旗200余人在國防科委門口席地而坐（當時的國防科委大門同時也是國防部的西大門，在此靜坐，社會影響很大），要求交出原北京航空學院工作組組長趙如璋（國防科委某局局長）。國防科委負責人和趙如璋本人以怕受到學生們的人身傷害為名，遲遲不肯答應學生們的要求，使這埸請愿活動整整持續了28個晝夜。在此期間，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人員也趕到現埸，與北航紅旗的學生進行對峙，后者中的一些人甚至動手打人，揚言要“砸爛北航紅旗”，但雙方未發生全面武斗。在此期間，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曾多次向林彪請示，中央文革小組則將此事匯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支持北航學生的行動，林彪也表了態：“趙如璋如果不出去，派一排人把他押出去”。直到9月22日夜，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陳伯達親筆給羅舜初、趙如璋等人寫下了保證書，讓他們“以普通勞動者的態度，同北航學生聚談或同住幾天，科委的干部，如果被學生殺死或打傷，陳伯達情愿抵償”，問題這才得到解決。9月23日，國防科委交出趙如璋，北航紅旗撤離。

在廣西桂林，廣西師范學院的工作組于8月5日撤離該校時，反對工作組的某些學生在校園內貼了一副對聯：“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這副對聯引起了反對和支持工作組的兩派學生的激烈爭執，導致了打傷反工作組學生10余人的“八·七”事件；此后，已經掌握了學校權力的“左派”學生還多次追查和批斗這副對聯的支持者。9月8日，廣西師范學院2000多人在桂林市委門前絕食靜坐，并派25人到南寧向自治區黨委請愿，要求進一步處理“八·七”事件；9月9日，赴南寧請愿的學生在自治區黨委門前遭到持保自治區黨委立埸的“赤衛隊”和“盾牌”紅衛兵的圍攻，南寧各大中學校學生2000多人趕來支援請愿學生。遂成為當時轟動廣西的“九·九”事件。

當部分地區的學生為在工作組時期被整成“右派”而向省委（自治區黨委、市委）請愿、討說法時，另一些地區的學生則表現得更激進，走得更遠，他們直接把   斗爭的矛頭指向了省委（自治區黨委、市委），他們認為，工作組整“右派”師生的每一重大行動，都是由他們的上級領導機構——省委（市委）部署和批準的，因此，他們喊出了“揪出工作組的黑后臺”的口號。當時，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已經流入了社會。一些學生認為，這張大字報中所說的：“在五十多天的時間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埸，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這段話，與本地區前一階段的情況完全相符，他們據此認為：本地區的黨政領導在前一階段的文革運動中執行了一條鎮壓學生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甚至懷疑本地區的黨政主要領導人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湖南長沙，8月14日，就有長沙十二中的胡宜民等5位學生在市委大樓的院墻上貼出了名為《堅決打倒“三相信”》的大字報，“三相信”是指“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組”，這張大字報在全市和全省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明顯具有向地方黨政組織的權威公開挑戰的性質。這也成為幾天后的長沙“八·一九”事件的前奏。

8月26日，安徽工業大學無線電系的學生在合肥市百貨大樓的玻璃窗上貼出了《炮轟安徽省委司令部——造李葆華的反》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成為合肥“八·二七”事件的導火索。

其他如云南昆明的“八·二三”風暴、天津的“八·二六”事件等，學生都提出了“炮轟”、“火燒”本地黨政組織的口號。

在另一些省、市或自治區，沖擊黨政機關事件不是由本地學生，而是由來自北京和其他地方的串連學生首先發動的，如上海、湖北武漢、新疆烏魯木齊、四川重慶、貴州貴陽等。在這些地方，地方黨政領導班子一般都比較強，而那些原來反工作組的“右派”學生則力量較弱。因此，盡管當時各學校工作組已經奉命撤回，但地方黨政領導仍然依靠各學校、各機關、各廠礦的“左派”隊伍，牢牢掌控著各單位的運動局面，掌握著所在地區的運動領導權和主動權。這些地區在起初時，社會還是相對比較平靜的，但是，大批北京串連學生一到，一切都亂了套。

1966年的8月下旬起，與全國各地紅衛兵紛紛奔向北京“朝圣”的同時，北京的學生也紛紛到全國各地串連。起初時，各地的黨政機關對這些“來自毛主席身邊的紅衛兵小將”均是禮敬有加，各地大多設立了專門的接待機構，負責串連學生的食宿安排并為他們提供各種方便，例如在貴陽，貴州省委甚至安排北京串連學生住高級賓館；又如在新疆，自治區黨委于9月2日召開大會，對北京等地來疆串連的學生表示熱烈歡迎，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王恩茂在歡迎大會上講了話。

但是，接下來的情況就出乎這些地方黨政領導人的意料了。這批北京來的學生往往一到某地，就指責該地的文革運動搞得冷冷清清，宣稱該地的階級斗爭蓋子尚未揭開，懷疑該地的黨政領導“搞陰謀”、“捂蓋子”；他們四處煽風點火，號召群眾起來造反，很快就跟本地的在前一階段反工作組的學生取得了聯系，共同把矛頭指向了當地黨政領導機關。

在上海，8月29日，上海市委門口出現了名為《給上海市委一記響亮的耳光》的大字報。署名是“清華大學送瘟神戰斗隊”，這張大字報成為8月31日至9月4日“北京紅衛兵”與上海市委發生嚴重沖突事件的前奏。在新疆，9月3日，北京串連學生和烏魯木齊市部分本地學生1000余人沖擊自治區黨委機關，借口王恩茂在前一日歡迎串連學生大會上所作的講話原稿中沒有“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要派”這句話，要求自治區黨委交出王恩茂講話原稿，供他們批判，并于9月4日宣布絕食靜坐，這就是當時轟動新疆的“九·三事件”。在湖北武漢，當2000多名北京串連學生和本地學生要求當時實際主持湖北省委工作的張體學接見時，張體學聲言他“只接見左派，不接見右派”，此言一出，學生們群情激憤，遂引發學生們在省委門前靜坐絕食抗議的“九二——九四”事件。

對于這些所謂的“首都紅衛兵”，各地黨政領導人經歷了從歡迎，到懷疑，到反對的過程。例如，上海市長曹荻秋就曾交代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員去查查這些“首都紅衛兵”的底，即使查明這些學生確是紅衛兵，也要把他們在上海的所作所為告訴北京市委，言下之意，已經懷疑這批學生有可能是“假紅衛兵”。當時社會上也盛傳“這批紅衛兵是假的”。八月底，當上海市委接到來自鎮江車站的報告：“北京市委派來紅衛兵”時，非常高興，認為自己的猜測是對的，因為新來的這批紅衛兵被證實屬于“正宗”的首都紅衛兵，且所持觀點和立埸與此前到上海的“首都紅衛兵”完全相反。于是上海《解放日報》立刻發出“首都紅衛兵來滬受到熱烈歡迎”的報道，而上海各院校也紛紛貼出“歡迎首都來的真紅衛兵！假紅衛兵滾蛋！”的大標語。9月11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南下兵團”到達上海，上海市府派出摩托車隊為其開道，一路風光地將這批“真紅衛兵”迎到了位于人民廣埸一側的上海市體育館，將該體育館作為這批“真紅衛兵”安營扎寨之地。

在湖北武漢，當來到武漢的首都“真紅衛兵”代表人物宋彬彬等發表了關于武漢目前運動局勢的聲明，認為湖北省委基本上是“好的或比較好的”以后，湖北省長張體學等即認定此前來到武漢并與本地“右派學生”搞在一起制造“九二——九四”事件的所謂首都紅衛兵是“假紅衛兵”，于是提出了“大抓南下一小撮”的口號，并表示要代表湖北3200萬人民控訴為首的南下學生趙桂林、傅軍勝。

此外，云南昆明、貴州貴陽、四川成都等地，都發生了“大抓南下一小撮”或類似的圍攻北京南下學生事件，有些地方還發生了先后到達的立埸相反的兩派北京學生之間的激烈沖突。

針對當時全國各地普遍發生學生沖擊黨政領導機關的情況，8月21日，中央軍委發出《絕對不許動用軍隊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指示；8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文件《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因此，面對一波又一波學生的沖擊，各地黨政領導機關都不敢動用軍警來為自己保駕護航，但是，他們的手中仍然有可動用的力量。在許多地方，受到沖擊的黨政機關領導人往往授意下屬工作人員聯絡本地各工廠，發動各廠干部、黨團員、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靠攏黨組織的積極分子、老工人等，號召他們在黨的領導機關受到壞人攻擊的關鍵時刻，站出來保衛省委（或自治區黨委、市委）、保衛黨。當時各個學校的紅衛兵，基本上都由“左派”學生掌控，所以，當“右派”學生和外地串連學生向黨政機關發起沖擊的時候，最早聞訊趕來的就是“左派”學生紅衛兵，他們舉著“誓死保衛省委！”、或“誓死保衛市委”的大標語，與沖擊黨政機關的學生展開了對峙，有些地方還發生了兩派學生的激烈沖突。有不少地方的機關工作人員甚至還發動大批郊區農民進城，來圍攻沖擊黨政機關的學生。例如，長沙的“八·一九”事件，那一天，湖南大學土木系的200多個學生，為工作組時期的遺留問題來到長沙市委大院，要求某位市委領導接見（這位領導與派駐湖南大學的工作組直接有關），結果是被市委工作人員召來的數千名工人用拳打腳踢的方式轟出了市委大院。

正當沖擊黨政機關的學生遭到人數占絕對優勢的“左派”紅衛兵、機關工作人員、工人、農民等圍攻時，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的社論。這篇社論不僅肯定了學生沖擊黨政機關的行動“是革命的行動，是合法的行動”，社論中還寫道：

“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頑固派，荒謬地把自己本單位的領導，同黨中央，同整個黨等同起來。他們利用廣大工農兵群眾對黨的熱愛，利用一些群眾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衛本地區、本部門的黨委的口號，如有革命學生批評他們，起來造他們的反，就被說成是什么“反黨”，“反黨中央”，說成是什么“反革命”。有的地方，有少數工人農民和機關干部受了蒙蔽和欺騙，參加了對革命學生的斗爭。

　　用這種口號煽動一些工人農民去斗爭革命學生的做法，是極端反動的，是完全違背黨的路線的”。

9月7日，毛澤東就“青島事件”作出批示，再次對某些地方黨政機關調動工人、農民斗學生表態：“林彪、恩來、陶鑄、伯達、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請一看。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的情況是一樣的，都是組織工農反學生。這樣下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似宜由中央發一指示，不準各地這樣做，然后再寫一篇社論，勸工農不要干預學生運動，北京就沒有調動工農整學生，除人民大學曾調六百農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沒有，以北京的經驗告地方照辦。譚啟龍和這個副市長的意見，我看是正確的，請您們商議一下，酌定政策?！保ㄗT啟龍時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這里提到的副市長指時任青島市副市長的王效禹）

上述人民日報社論和毛澤東“九·七批示”一下子扭轉了形勢。就在人民日報“八·二三”社論發表的當天，長沙市大批學生走上街頭歡呼、游行，不久，湖南省委作出決定，撤銷原長沙市委書記和市長的職務。其他各地情況與長沙相類似，沖擊黨政機關的學生，本來均處于少數派絕對弱勢地位，但由于不斷得到來自“中央聲音”（如“兩報一刊”社論、中央文革成員的講話等）的支持，而在與論上轉化為強勢地位。

8．圍繞學生沖擊黨政機關事件各方的政治立埸和態度

對于當時在全國各地普遍發生的學生沖擊黨政機關事件，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是堅決支持的，因為這類事件的發生恰好符合毛澤東關于文革的戰略構想。毛澤東的態度也就決定了他身邊的那些了解并忠實執行其意圖的中央領導人的態度，這些中央領導人包括周恩來、陶鑄、康生、陳伯達、江青以及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成員，他們從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站在了沖擊黨政機關的學生這一邊。

當時剛剛開完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在這次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對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性文件《十六條》。此時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構想已基本完成：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對包括意識形態各個領域在內的上層建筑的全面革命，而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在哪里？他們隱藏在各級黨政組織中。怎樣才能把這些隱藏的走資派清除掉？毛澤東的設想是通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對各級黨政組織來一次全面的沖擊和檢驗，希望通過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來清洗黨和政府的肌體，來挖出潛藏在黨和政府肌體中的害蟲。毛澤東甚至希望通過這次運動建立起這樣一種機制：將來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要能夠起來造反；一旦黨和政府組織中出了修正主義，人民群眾要能夠起來造反。而在這埸文革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首要的工作就是放手發動群眾，鼓勵群眾敢于起來批評各級黨政組織及其領導人，其中，重要的是要破除將某一級黨政組織等同于黨的觀念，也就是要破除將反對某一級黨政組織視同于“反黨”的觀念。正是基于這樣的戰略意圖，當毛澤東看到清華附中紅衛兵“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文章時才會大加贊賞、熱情支持。但是，包括清華附中紅衛兵在內的“老紅衛兵”在不久后卻站在了死保各級黨政組織的立埸，而作為他們對立面的另一派紅衛兵卻高舉起了向各級黨政組織造反的大旗，這就是在以后的幾個月里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逐漸轉向支持后一派紅衛兵的根本原因。

自然，作為黨和政府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并不希望自己領導下的黨政干部全部或大部分在這次運動中被沖跨，如果這些黨政干部大部分跨了臺，他領導的這個執政黨豈非成了空架子？其實，《十六條》中早已對此定了基調：要“經過運動，最后達到團結95%以上的干部，團結95%以上的群眾”之目的?！妒鶙l》還將各級黨組織分了四種情況，其中，真正“被一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著”的只能是少數；《十六條》中將干部也分了四類，其中，只有第四類干部，即“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才被定性為敵人，而且前面專門加了“少量的”這個定語。但是，在運動初期，毛澤東還是主張放手讓各級黨政組織都接受群眾沖擊，因為走資派就隱藏在各級黨政組織中，不普遍沖擊一下挖不出來。另外，盡管毛澤東相信大多數干部是好的或比較好的，但他可能認為，讓這些干部經受一下群眾的沖擊也是有好處的，一方面能端正這些干部對待群眾運動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在群眾的批評幫助下改正某些錯誤和缺點。（據毛澤東在該年10月份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毛說：“我看沖一下有好處，多少年沒有想，一沖就想了。無非是犯錯誤，什么路線錯誤，犯了就改嘛。誰想打倒你們？我是不想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想打倒你們。”）

在這段時間內，周恩來、陶鑄、康生、陳伯達、江青和其他中央領導人頻繁地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代表，這些學生代表中有很多是因為工作組時期的遺留問題來赴京告狀的，也有不少是因為各地學生沖擊黨政機關引發的各種問題和矛盾來上訪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對這些學生無不表示熱情鼓勵，對學生沖擊黨政機關的行為一律旗幟鮮明地進行支持。

筆者在這里想提一下陶鑄這個人。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后，陶鑄成為黨內第四號人物，排名僅次于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他當時有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央文革領導小組顧問等一連串顯赫的頭銜，在1966年8、9月份時頻繁接見各地學生代表的中央領導人中，絕對是個重量級人物。又因為陶鑄不久后被打倒，成為黨內第三號走資派，在文革中被整死，文革后得到平反，所以，很多文革史研究者都把他當成是文革中的“反毛派”來評價，什么“剛正不阿”呀，什么“苦撐危局”呀，什么“極力保護老干部和黨外人士”呀，似乎他從一開始就不贊成造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的反。但是，筆者在研究1966年8、9月間陶鑄接見各地學生代表的一些講話時卻發現，在學生沖擊黨政機關這個問題上，他比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人還要激進。就拿“懷疑一切”這個口號來說，當時即使在參與沖擊黨政機關的學生中也有很大的意見分歧，大多數造反的學生也不贊成這個口號，要是什么都可以毫無根據地懷疑，那不是亂了套了嗎？當兩派學生爭執不下時，有些赴京學生就趁中央首長接見時將這個問題提了出來。當時的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其他成員都沒有對此表態，而陶鑄卻表了態：他認為，除了毛主席不能懷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不能懷疑，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懷疑外，其他的都可以懷疑。陶鑄的這個講話和其他一些激進言論一度在造反派中廣泛傳播，對后來造反派中出現的“懷疑一切、打倒一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這段時間里，周恩來接見各地赴京學生代表并講話的次數也很多，并且他以國務院總理的身份親自處理過不少各地黨政機關與學生沖突的事件。在所有這些公開埸合，周恩來都對沖擊黨政機關的學生表現得親切、熱情，也對這些學生的行為作了肯定的評價和鼓勵，說明周恩來是完全了解毛澤東的戰略意圖的。但是，這段時間里，周恩來也做了一件事，即他支持了“首都紅衛兵南下、北上、西進兵團”，從這件事里透露出，周恩來當時對學生沖擊黨政機關事件的態度是矛盾的。

1966年8月時，北京各大中學校的紅衛兵都具有“半官辦”的性質，成立于8月27日的“首都大專學校紅衛兵司令部”是當時北京唯一“正規”的全市性紅衛兵組織，他們并不承認除他們以外的任何其他紅衛兵組織的合法存在。在對待部分學生沖擊黨政機關這個問題上，他們的基本觀點是：各級黨政組織的領導人絕大多數是好的或比較好的，而那些沖擊各級黨政機關的學生，都是仇視紅色政權的右派“狗崽子”，應予堅決鎮壓。當他們聽說有一些北京學生盜用“首都紅衛兵”的名義，在全國許多城市煽動群眾、制造沖擊黨政機關事件時，非常氣憤，立即組織了首都紅衛兵南下、北上、西征等兵團，趕赴全國各地，其任務是明確的，就是嚴厲打擊那些借“首都紅衛兵”之名鬧事的學生，穩定各地局勢。其中，以南下兵團規模最大，僅赴上海一地的人數，即達2000多人。資料表明，周恩來當時是大力支持首都紅衛兵南下、北上、西進兵團的，有些當年的一司紅衛兵甚至回憶說，這些兵團直接就是為了完成周恩來交派的任務而成立的。在南下兵團出發前，周恩來曾與他們的代表舉行了座談會；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的首都紅衛兵南下、北上、西進串連兵團誓師大會上，周恩來還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梢?，當時的周恩來，在肯定和保護沖擊黨政機關的學生的同時，也希望借首都一司紅衛兵的力量來幫助受到學生沖擊的各地黨政領導人穩定局面。

1966年8、9月間先后到全國各地串連的北京紅衛兵是先后兩批，兩批紅衛兵大不相同。前一批都是些散兵游勇，沒有統一組織，這些人到底是什么來頭至今仍然是個謎，因為他們與當時北京唯一的全市性紅衛兵組織“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所持的立埸是完全相反的，而當時以清華井崗山、地質東方紅、北航紅旗等為代表北京學生造反派還沒有成立自己的紅衛兵組織，但這些學生在各地又借著“首都紅衛兵”的名義活動。應該說，這批學生的政治嗅覺是很靈的，在8月份，當大多數人對局勢尚看不清楚時，他們可能已經從中央文革領導人接見各地赴京學生講話中或者其他小道消息中得出結論：只要是造黨政機關的反，一概都會獲得“中央”的支持。所以，這些學生到各地以后，都以先知先覺自居，他們往往不對本地運動情況作任何調查研究，直接就把斗爭的矛頭指向了當地的黨政機關，為了達到煽風點火的目的，他們往往借故生事，小題大做。所以，這些學生的行事作風常常惹起負責接待的政府工作人員和一般市民的很大反感。例如，在浙江杭州，一位來自北京的大學生剛一出火車站，就把掛在車站附近大街上的一幅寫著“人民萬歲！”的紅布橫幅大標語扯了下來，當過路的杭州市民把他圍起來責問他為何要扯這幅標語時，他的回答是：在“八·一八”大會上，人民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答以“人民萬歲！”，而這幅大標語，閉口不提“毛主席萬歲！”而只提“人民萬歲！”，這是杭州市委反對毛主席的大陰謀。這批北京學生中的很多人的行事作風大致與此類同。盡管如此，當時不少省市的造黨政機關領導人之反的第一把火，確實是由他們首先燒起來的。

后一批到達各地的首都紅衛兵是有統一組織的，即前面所說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組織的南下、北上、西進兵團。他們以正宗首都紅衛兵的身份，前來打擊、驅趕那些借首都紅衛兵名義鬧事的“假紅衛兵”，支持當地黨政組織，穩定當地運動局勢。他們也通過一些與當地工廠工人舉行座談會之類的活動，來與本地群眾聯絡感情、塑造形象。在協助地方黨政組織把鬧事學生壓下去的同時，他們還介紹了首都紅衛兵抄家、破四舊、斗牛鬼蛇神等方面的經驗，進一步推動了各地抄家、破四舊、斗牛鬼蛇神之風。

從各地方黨政主要負責人這方面看，他們中的許多人起初對待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態度是很積極的，他們認為，在這次史無前例的文革運動中，作為一個地方的黨政主要負責人，站在運動前列，領導本地區廣大群眾把這埸運動搞好，是他們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文革運動一開始，各地都普遍成立了在省委（或自治區黨委、市委）直接領導下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建立了強有力的辦事機構，定期編發文革簡報，通報本地區及全國文革運動進展的最新情況。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后，各地黨政組織都及時召開規模浩大的群眾大會，由黨政主要負責人親自向群眾傳達會議精神。各黨政主要負責人頻繁召開碰頭會議，交換意見和信息。他們也經常出席各種“左派”群眾的集會和重要活動，聽取“左派”群眾對各單位運動情況的匯報。這些黨政負責人都是資歷很深的領導者，有著豐富的領導群眾運動的經驗，在他們的經驗中，所有的群眾運動都有一個共同規律，即各級黨組織在運動中的基本任務都是：發展和依靠左派隊伍，爭取和團結中間派，孤立和打擊一小撮右派，其實，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也（即《十六條》）里，也是這樣提法的。關于“左派”和“右派”的概念產生，由來已久，可能要追溯到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里我們不談，但是，“凡有人群，必要劃分左、中、右”這個觀念，在當時的各級黨政負責人的頭腦里卻是根深蒂固的。那末，“左派”和“右派”以什么標準來衡量或劃分呢？當時的各級黨政負責人普遍存在和采用的一個劃分左派和右派的標準就是：是否反對黨組織?！包h組織即等同于黨”這個觀念在當時的各級黨政負責人頭腦里同樣是根深蒂固的，是由來已久的。這一觀念是在長期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而且，對革命戰爭年代來說，這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那個年代，各個地區之間常常處于音訊隔絕狀態，一個地區的黨組織，就是黨在這一地區的具體存在，黨員們對于黨的忠誠就必須體現為對某一黨組織的忠誠。所以，在革命戰爭年代，只要說一聲“這是組織的決定”，黨員就必須無條件服從，只要說一聲“這是組織交給你的任務”，黨員就是豁出命去也要完成。在文革初起時，絕大多數地方黨政領導人就是按照這一標準去劃分“左派”和“右派”，他們幾乎出于本能地認定那些膽敢反對工作組的人、那些膽敢炮轟省委市委的人都是“右派”，都是壞人，而且他們從內心深處相信：別看這些“右派”現在鬧得歡，將來遲早是要“拉清單”的。

對于當時來自北京的“首都紅衛兵”，開始時各地方黨政組織都是歡迎的，因為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并親自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這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令他們想不到也想不通的是，這些“首都紅衛兵”竟然一到地方就跟那些反對黨組織的“右派”學生攪在了一起，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向黨組織的沖擊。于是，他們開始懷疑這些“首都紅衛兵”是假的。當“正宗”的首都紅衛兵南下、北上、西進兵團到來時，這些地方黨政領導人喜出望外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這種喜悅其實只維持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在以后的幾個星期里，中央報刊不斷發表的社論、不斷傳來的中央文革成員和其他中央領導人接見學生時的講話、一份又一份以中央名義下發的文件，無不清清楚楚地傳遞著這樣一個信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支持學生們對各級黨組織的沖擊（“造反”），“某級黨組織即等于黨”的觀念將遭到一次又一次的致命打擊，這些地方黨政組織的領導人終于傻眼了。

在當時各地黨政組織主要負責人中，也有少數人思想彎子轉得比較快，早早地理解了毛澤東的戰略意圖，放棄了上述那些對一般黨政負責人來說是根深蒂固的觀念。其中，一位是當時的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他在8月16日主持省委書記處會議，發出“八·一六”通知，支持群眾就“省委是不是革命的”這一問題進行大辯論，并在學生紅衛兵大會上講話公開表示支持造反學生。另一位是當時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8月中旬，鄭州大學因反校黨委被整的三名學生到北京找中央反映情況，受到當時剛參加完八屆十一中全會尚留在北京的劉建勛的接見，劉建勛當即表態：“回到河南后，要在鄭州召開一、二十萬人的群眾大會，號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轟我這個司令官”，并與三位學生一起離京返鄭。8月19日，又在鄭州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由紀登奎宣讀了劉建勛的《我的一張大字報》，明確支持當時尚處于少數派地位的造反派。劉建勛的《我的一張大字報》后來得到毛澤東的表揚，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工作匯報會上說：“全國只有劉建勛寫了一張大字報，支持少數派，這是好的”。在劉建勛的這張大字報的影響下，河南省、市、地、縣的各級領導干部中有不少人出來表態支持本地造反派，這些干部在運動中都爭取到了主動，后來大多作為革命干部的代表被選進了革命委員會。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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