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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jixuie）題記：1963年2月11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總結湖南、河北等地的“社教”，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經驗時，提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著名命題。很多人不喜歡提階級斗爭，但是殘酷的現實又讓人不得不面對階級斗爭。所以，我們還是需要深入研究一下，毛澤東為什么能“一抓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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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看得準。1964年6月，毛澤東在全軍大比武尖子活動現場，舉起“五六式”7.62毫米半自動步槍做瞄準姿勢。一、毛澤東的抓，體現在“抓革命，促生產”這個主線上。

“文革”中，毛澤東解決問題的一根思想主線，就是“抓革命，促生產”。這不僅是解決經濟問題，也是解決其他問題的一條主線。　

“文革”之初的１９６６年８月，毛澤東在他審改多次的《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１０月，毛澤東在印發全黨全國的陳伯達的報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斗爭》上批示：“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話在什么地方加進去，請考慮。”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爆發“一月奪權”風暴，毛澤東立即表示支持，但他在講話中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崗位來搞革命嘛。”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

毛澤東是真懂《共產黨宣言》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毛澤東的理論體系里，革命與階級斗爭的意思基本相同的。

因此，毛澤東當發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階級和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時，他果斷地，并且是旗幟鮮明地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始終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幾十年過去以后，回頭看毛澤東當年的判斷是多么富有遠見卓識啊！

這樣，毛澤東“一抓就靈”首先在于方向上的正確性。

這還是毛澤東的老辦法，也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只不過毛澤東這時考慮的實際，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二、毛澤東“抓”的理論套路。

對比戰爭年代，毛澤東抓階級斗爭，主要的直接目的是建立人民武裝，促進紅色根據地的建立和擴大。在根據地內部的建設中，人們很容易想到井岡山時期的生產自救，延安時期的大生產運動。

再追溯遠一點，毛澤東年輕時就講過一句經典的觀點：世界上什么問題最大，吃的問題最大！

這與馬克思的第一個偉大發現，不謀而合。

恩格斯指出：“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毛澤東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后，他對生產的重視，對人民基本生存條件的重視，一刻也沒有放松過，哪怕是戰爭年代。

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對生產的重視，難道會放松嗎？

毛澤東是基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兩對基本矛盾來考慮全局的。

因而，毛澤東絕對不會單純地抓生產力的發展，要不然那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方式有什么區別呢？

到了文革時期，毛澤東就以“抓革命，促生產”，以后又加上“促工作，促戰備”，統領全局。

而他對抓革命的詮釋，始終是抓階級斗爭。

這就是毛澤東“抓”的堅定性，要么不抓，要抓就緊抓不放。

毛澤東在1964年10月修改陳伯達的一個講話稿上加寫的一段話：“凡辦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這兩種能力。凡辦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那件事連看都沒有看到，當然談不到抓的問題。有許多人，對于當前已經出現了苗頭，甚至大量出現了的事實，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覺和理解），當然談不到抓起來做的問題。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種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對于某些事，不是沒有看到，甚至著書立說，長篇大論。至于做，他就抓不起來了，或者抓了片斷面，忘了全面。說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對，又要抓得緊。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對，就要壞事。抓得不緊，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對不對的問題。看得不對，等于不看，或者還要壞。”

歸納起來，毛澤東“一抓就靈”的秘訣，一個是“看得到”，這是前提，也是方向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靠哲學里的“認識論”，毛澤東從中國實際出發，認為哲學主要就是認識論。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望遠鏡和顯微鏡，不僅看得遠，而且看得細，從而“看得到”，他還形成了自己看的哲學，就是他的認識論，這在《實踐論》里面有個全面系統的歸納概括，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里“知與行”的辯證統一。

毛澤東“一抓就靈”的另一個秘訣是“抓得起”。這是具體的方法論。

毛澤東的方法論，在《矛盾論》里面有概括論述，也就是對立統一規律，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辨證唯物論。

革命和生產是辯證統一，不能只抓革命，不顧生產。也不能只顧生產，不抓革命。

三、下面我們一起看一看毛澤東在文革期間，也就是被某些人說成的所謂“動亂年代”是怎么具體抓工作的。

１９６７年７月至９月，毛澤東在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時又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要實現大聯合；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１０月，中共中央發出了工礦企業實現大聯合的通知，采取釜底抽薪的辦法，解散了跨行業、跨系統的群眾組織，使經濟領域的動亂走向緩和。

１９６８年７月，毛澤東批準發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強令武斗地區的工人回到工作崗位。月底，毛澤東決定向仍舊混亂的大學派出工人、解放軍宣傳隊，同時也向生產秩序尚未恢復的工礦企業派出解放軍宣傳隊。此后，全國進入“斗、批、改”階段，群眾全面造反時代結束。１９６９年，全國工農業改變了前兩年的下降趨勢。 　

全國經濟形勢稍趨穩定后，毛澤東考慮把生產搞上去。他在接見外賓時說：“中國人太多了，經濟發展不相稱。”“我們也愁，怎樣把經濟搞上去一點。”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１年，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個“躍進”高潮。毛澤東對此表現得比過去更加冷靜，他說：“管理經濟很不容易，早先我們不會搞，經過幾個周折才學會了一點”。(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頁。)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后，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在經濟領域落實一系列政策，使國民經濟有了持續的發展。這一時期，毛澤東還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批準大規模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的“四三方案”，使我國對外經濟工作開拓出一個新局面。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他發出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１１月又提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是著名的“三項指示”。

１９７４年７月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擅離職守的人員必須返回工作崗位；對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一律放到后期解決；把停工停產的行為說成是“反潮流”、“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的錯誤言論，必須加以批駁；各級黨委要認真檢查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制定措施。

１９７６年３月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黨委一元化領導下進行。不搞串聯，不搞戰斗隊”。

“文革”期間，在一些地區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等問題上有過反復，但在改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所有制問題和分配政策上，毛澤東態度是十分謹慎的。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２日，某野戰軍政治部一名干事寫信給毛澤東，提出國家按同一價格收購糧食是“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建議“均貧富”，按窮隊、富隊以不同價格收購。毛澤東批示：“此事辦起來甚復雜，應在幾個公社試點，富隊可能不高興，富隊里也有貧戶。看看結果再說。”并沒有予以贊同。經過國務院派人調查研究，否定了這一建議。

那么毛澤東抓的效果怎樣呢？到底靈不靈呢？且不說人們的思想覺悟提高這些無形的東西，就看經濟上的情況吧。

1966——1976年中，國家的經濟建設仍在進行，國家的經濟基礎（所有制）和運行機制（國務院、國家計委領導下的計劃經濟體制）沒有大的改變，“三五”、“四五”國民經濟計劃得到完成，大的建設部署安排沒有中斷，除1967、1968年兩年外，總體上還是有所發展，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葛洲壩水利工程、南京長江大橋、劉家峽水電站等等。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從19７０年代前期起，全國農村廣大干部群眾開展了治山造田、治河修渠的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運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在興修水庫，引水治河，改善農田條件方面，長江中下游水利建設取得重大成績，興建了荊江漢江分洪等工程，共建成５００多座大中型水庫，灌溉面積達１.５億畝；全面治理黃河取得重要進展，扭轉了黃河歷史上“三年兩決口”的險惡局面，灌溉面積達８００萬畝，１９７１年黃河流域糧、棉產量比１９４９年分別增長７９％和１３７％；治理淮河成績顯著，共開挖１１條大河道，建成３０多座大水庫、２０００多座中小水庫，灌溉面積相當于１９４９年的５倍以上；根治海河取得巨大成就，治理了子牙河等５大河系，修堤４３００公里，疏浚２７０條河道，建成８０座大中型水庫、１５００座小水庫，萬畝以上灌區２７１處，排洪能力比１９６３年提高５倍；大規模治理遼河取得成效，建成水庫２２０座，灌溉面積由６３萬畝增加到１１００萬畝。

此外，這一時期各地先后完成或初步完成的主要水利工程還有：豫、皖、蘇三省開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龍港地區防洪排澇主要工程，京郊治澇工程三條主河道通水工程，寶雞峽引渭灌溉骨干工程，漢江丹江口水利樞紐初期工程, 江蘇淮安水利樞紐工程,丹江渠道主體工程,青銅峽水利樞紐工程,黑龍江北部引嫩工程,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等。在打井抗旱、興建水電站方面，這一時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據統計，１９７７年我國農田灌溉面積達７００００萬畝，比１９６５年的４９５８２萬畝增長４１％，平均年增長２.９％；１９７７年我國機電排灌面積達４３１６７萬畝，各種水電站機電總裝機容量達４２８９千瓦，分別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２１４０萬畝、６６７萬千瓦增長３５５.５８％和６４３％，平均每年增長１１.１５％和１６.８％；１９７５年我國機井數達１８１.７５萬眼，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９.４２萬眼增長９３５.８９％，平均每年增長２５％。(水利電力部編：《中國家田水利》，水利電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頁。)

農田水利和排灌機械的發展，增強了我國的農田灌溉和防澇抗旱能力,為農業持續豐收提供了保證。以全國受災面積基本相同的１９７６年與１９６５年相比較，成災面積占受災面積的比例由１９６５年的５３.９％下降到１９７６年的２６.９％。其中水災由５０.３％下降到３１.７％，旱災由５９.５％下降到２８.６％。(國家統計局編：《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提要》第74頁。)

從“文革”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經濟統計數字上看，“文革”時期的經濟取得了發展，是明顯的事實。年平均增長率： 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經濟領域尚未受到“文革”較大影響，故不計入），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4.9%。具體到各年，動亂最嚴重的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為正增長。階段發展指標：1976年與1966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79%，社會總產值增長77.4%，國民收入總額（按當年價格計算）增長53%。生產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產品產量相比，鋼增長33.5%，原煤增長91.7%，原油增長499%，發電量增長146%，農用氮、磷、鉀化肥增長117.7%，塑料增長148.2%，棉布增長20.9%，糧食增長33.8%，油料增長61.6%。在縱向上與建國初期相比較，以１９５２年的工農業總產值為１００％，可以看出，１９７６年的指數６２６.６％比１９５２年的指數增長了５２６.６個百分點。(《中國統計年鑒(1993)》，中國統計出版社，第57、50、33、444—447、364頁。)

從長遠戰略目標看，1966年至1975年執行的“三五”、“四五”計劃，承擔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個五年計劃初步建立工業化基礎的后十年任務。到1978年，我國工業和農業總產值的比例構成，已經從1952年的43.1：56.9,變為75.2：24.8，(國家統計局編：《奮進的四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說初步實行了國家工業化的目標。

葉劍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目前，全國工業企業達到三十五萬個，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固定資產達到三千二百億元，相當于舊中國近百年積累起來的工業固定資產的二十五倍。從我們完成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國工業發展盡管有過幾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仍然達到百分之十一點二。”(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年大會的講話，《人民日報》1979年9月30日。)

有人提出：“文革”時期的這些統計數字是否準確？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說：“現在公布的十年內亂期間的數字，盡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數字來之有據，又經過反復核對，可以說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內亂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兼論這一期間統計數字的可靠性》，《經濟研究》1984年第1期。)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在他老人家最后十年的對國家的貢獻，對人民的貢獻。

四、結論。

毛澤東為什么說“階級斗爭，一抓就靈”？

第一，他“看得到”，看得準，他看到階級斗爭這個法寶，現實的馬克思主義法寶。他用革命的手段，抓階級斗爭，這為生產提供了前提條件，什么條件？公平的環境。

縮小三大差別，即縮小城鄉之間的差別，工農之間的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社會不就更加公平了。

階級斗爭的目的，不僅不是增加階級，增加階級斗爭，恰恰相反，階級斗爭正是為了消除階級斗爭本身，從而實現社會公平。

毛澤東晚年，以及逝世之后，連西方政要都不得不承認中國社會的公平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尼克松曾經在一次演講中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國家。

第二，毛澤東“抓得起”，抓得牢，這不能不說是他特有的大智大勇。他以他特有的大智大勇，抓出了成效，大多數人民切身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今天也許我們體會更深。

也許我們沒有他那種大智大勇，但是這絕對不構成我們可以否定他的理由啊！

為什么不能研究學習他的大智大勇呢？

這對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有什么壞處呢？

第三，毛澤東沒有標榜自己是絕對真理的化身，而是強調不斷革命，繼續革命。他一生不就是在革命中總結，在總結中革命嗎？

毛澤東的不斷革命，其實最大的革命是針對他自己，以及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他對自己的革命方式，就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1970年代以后，大批老干部不就是重新出來工作嗎？這些老同志的思想覺悟，從廉政水平就可以看出很多問題來。那時候，搞歪門邪道的干部，受到的來自普通群眾的無形監督，到底比以前降低了，還是提高了？干部的自覺性到底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

難道毛澤東不是信守自己“從天大亂，到天下大治”的諾言嗎？

毛澤東晚年已經對階級斗爭的過急過火的方法，進行了全面總結，批林批孔時期，已經不可能看到文革初期的那種景象。有人總是喜歡渲染什么炒家、武斗、架飛機、游街，那些在后來基本上都沒有了。

用局部的，短期的問題，當做全局性的，長期的問題，不就是典型的以偏概全嗎？

得過病的已經治好的人，和正在病中的人，能夠一概而論嗎？

我們要心平氣和的看待毛澤東，他可是我們的開國領袖啊！

而他抓階級斗爭，抓革命，的確是促進生產的啊！

1975年周恩來在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國人民奮發圖強，戰勝種種艱難險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就把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變成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我們應當繼續努力，發揚成績，克服缺點，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乘勝前進。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