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吏治貪墨”為何屢肅不清？
——從清代大貪官和珅說開去
近年來，隨著大量有關和珅題材影視劇的播放，人們對這位清代乾隆朝“第一權臣”的興趣也越來越濃。撇開劇中的種種情節，其實，歷史上的和珅，最主要的是以“巨貪”而著稱的。據《清史》記載，嘉慶四年（1799年）和珅被參劾，列二十大罪狀；其家被查抄，抄獲的家產竟有：
夾墻藏金26，000余兩；私庫藏金6，000余兩；地窖藏銀300余萬兩；通州、薊州當舖、錢店貲本10余萬兩……。查抄清單共109號，包括各種奇珍異寶，值銀2億2千多萬；另有土地80萬畝；當舖75座；銀號42座，總計查抄資產相當于5年的國庫收入。
有的版本的數字更大，有認為總數達8億兩之鉅，超過清廷10年國庫收入的；也有認為相當于當時15年國庫收入的；等等。不管怎么說，有一點確實不假，那就是：“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就依照最低數字估算，即《清史》版本相當5年國庫收入的說法，如按其時清朝年國庫收入為7，000萬兩計，那么，也達3億5千萬兩之數！
和珅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承襲三等輕車都尉入宮當差，憑其為人機靈，善辨政治氣候，揣摩乾隆心理，投其所好，以致青云直上。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使其飛黃騰達關鍵的一件事竟是他“治貪有功”！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云貴總督李侍堯貪侵公款案發，和珅受命同侍郎喀凝阿一起前往查察。李為一代“才臣”，曾為乾隆所倚重。和珅深知此行之重，視此一差遣是他顯示才能、獲得拔擢之良機。一到云南，他就設法逮捉李的親信仆從，軟硬兼施，終于獲取有關李侵吞公款的具體材料，一筆筆查得個詳詳實實；又整頓了云南的吏治，徹底厘清各州、府、縣庫的虧空。乾隆欣賞和珅辦案之干練，回京后擢升其為戶部尚書、議政大臣；后又連連升遷，任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四庫全書》館正總裁、理藩院尚書；還把自己的女兒和孝公主嫁給他的兒子豐紳殷德，與和珅成了親家。此后，和珅所受殊榮為朝廷眾大臣所望塵莫及，其權勢更是令人側目。
和珅出身貧寒，總計為官30年，斂財白銀竟有3．5億兩之數，平均每年高達1,000多萬兩！假設他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承辦李侍堯案件以前，還曾是個清官；那么，他的貪墨是自那得勢以后的事，實際時間則為20年，按其平均算，每年貪墨斂財數就是年1,700多萬兩！簡直不可想象，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號的特大“巨貪”！（也有人認為明代劉瑾為歷史上第一巨貪）
君主專制官僚政治
是產生“官吏貪墨”的根本原因
所謂“官吏貪墨”，就是官員以權謀私，以權謀利之義。私利有多種，有視財為利的，也有視女色為利的，更有以某種特殊的需求為利的。一言以蔽之：凡官員以手握之“權”交換其所需之“利”者，即為貪墨。其兩個基本要素是：“私利”加“權力”，兩者缺一不可。
“官吏貪墨”，并不是產生和珅那個清王朝所獨有的新問題，從根本上講，它是私有制的產物，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私利”的前提就存在。在私有制社會條件下，加上推行君主專制的官吏制度，又為貪墨的形成提供了第二個要素——“權力”；當“私利”與官吏的“權力”一旦結合，貪墨問題也就無可避免地產生了。
中國自古以來就推行君主專制的官僚政治制度，從上到下大大小小各級官吏手中都握有很大的權力，因此，從源頭上為官吏的貪墨提供了必要條件，這也就成了中國歷史上產生“官吏貪墨”問題的根本原因。在私有制社會和推行君主專制官僚政治的條件下，要想從根本上遏制“官吏貪墨”問題無疑是緣木求魚，這也是為什么它會成為中國歷史上屢屢未能解決的“老大難”問題的緣由。一般說來，大凡新建王朝政治清明之時，統治者為了鞏固其統治，吏治尚好，官員貪墨雖不能說沒有，但總體上的情況還不太嚴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多到了王朝中期以后，政治逐漸黑暗，吏治日趨敗壞，官員貪墨之面漸廣，直至出現“十官九貪”局面，實際上也就到了王朝衰敗之時。
有個叫“善行”的人，曾對古代中國官吏的“貪墨”問題作過專門研究，還寫過一本《中國歷代貪官傳》。他的研究證明，早從公元前21世紀夏王朝建立官吏制度開始，每個朝代都有貪官存在。較為著名的大貪官主要的有：春秋的羊舌鮒；秦朝的趙高；西漢的王溫舒；東漢貪官的梁冀；西晉的石崇；北魏的劉騰；唐朝的仇士良；北宋的蔡京；南宋的賈似道；元朝的阿合馬；明朝的劉瑾；清朝的和珅……等。其中尤為典型的如東漢末年梁冀之貪（僅抄沒家產達30余億錢！）；北宋末年有蔡京之貪；明朝末期有劉瑾之貪；清朝中期的和珅，以及晚清官場的普遍貪墨等。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定為“貪墨”的貪官叫羊舌鮒。據《春秋左傳》昭公十四年記載，晉國昭公即位后，由貴族韓宣子執政，起用大夫羊舌鮒代理司馬、代理司寇（法官）職務。在代理司寇期間，羊舌鮒持續“瀆貨無饜”，“邀寵竊官”，“賣法縱貪”，劣跡昭彰；最后終于在審理晉國兩個貴族邢候和雍子的“爭地”案中翻了船。
邢候封地和雍子封地相連，但界限沒有嚴格劃分。雍子擅自改變現狀，侵占了邢候封地，導致相互間不斷爭奪。后雍子得知羊舌鮒負責處理此案，便搶先將女兒許給羊舌鮒為妾。羊舌鮒得了美女，便不問是非曲直，宣判雍子無罪；邢侯一怒之下竟將羊舌鮒和雍子全殺了。最后此案鬧到韓宣子那里，韓宣子征求叔向（羊的兄長）意見，鑒于這一明顯徇私枉法事件，叔向引用夏朝的法官皋陶制定的法典，回答道：“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昏、墨、賊，殺。陶之刑法是世人所公認的，請按他的法典辦吧。”韓宣子接受了叔向的意見，殺了刑侯，將已死的羊舌鮒和雍子兩尸暴于市。
這件事傳到了魯國，孔子大發感慨曰：“刑侯之獄，言其貪也。”羊舌鮒“賄也”、“詐也”、“貪也”。意思是說，羊舌鮒枉法攫取美女，是一個貪官；他集賄、詐、貪三惡于一身，真是死有余辜！孔子高度贊揚叔向：“治國制刑，不隱于親”，懲貪誅墨，“以正刑書”。此后，凡是貪官就被稱之“貪墨”，羊舌鮒也就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被釘在恥辱柱上的貪墨之官。
中國的君主專制官僚政治，所以成為歷史上“官吏貪墨”的根本原因，除了它為“私利”與“權力”的結合創造了條件以外，還在于由這一制度本身的結構特征所決定：
第一個特點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
中國自夏王朝起就實行君主政體，特別是從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以來，就一直實行統一的專制主義封建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統治。這一政治結構把全國組織成一個大金字塔，其頂端塔尖是君王，最低層為以農民為主體的百姓；構成塔尖與底座的連結，是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機構，即大大小小的各級官吏。這一封建專制的政治體制，實質上也就是封建官僚政治。這些大小官吏一概全由皇帝與中央自上而下任命的。一句話，大小各級官吏的權力均來自于各自的上級官吏。
這種制度必然造成：所有官員只對自己的上級負責。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維護好自己的利益；或為了升遷，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他們就一定會千方百計去討好自己的上級。這樣，從理論上講，每個官吏就都可能去行賄；反之，每一個官吏也就可能成為受賄者，成為貪墨官員。任命制還可能直接導致賣官鬻爵。
看看歷史上的大貪官，有那一個是不從下屬收受賄賂的。
和珅所以能在20年的時間里，貪墨到天文數字的財富，當然不能罷斥其直接鯨呑公款的方式，但更多的當是下級的“奉獻”，即變相的與公開的賣官鬻爵的收入。
第二個特點是，上下級之間是一種絕對的“主奴”關系。
在中國封建君主專制官僚政治的結構中，上下級官員之間的關系完全是一種絕對的“主奴”關系，即上級對下級往往掌握著生殺予奪之權。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主要奴亡，奴不得不亡”是也。更重要的是，在這種政治結構中，上級考察下級官吏的主要品格往往不是客觀的是非，而是感情上的“忠誠”度。這就難怪大小官員要層層往上拍馬奉承，以行賄為手段，爭向“表忠”了。對此，不妨看一下晚清的官場。
光緒十四年（1894年）農歷十月初十，慈禧60大壽。早在此前，她就擅自動用海軍經費、海關稅費等合黃金100萬兩大修頤和園。臣子們為討好這位主子的歡心，也不顧甲午中日戰爭打得正酣，面臨強敵入侵、山河破碎之際，紛紛忙于拍馬，用心“加貢”：
有史料云：“世中堂(世續)于正貢之外加貢，頗得慈歡……寫了一萬零星銀票，約數百張，用黃封封呈。奏云：‘此乃奴才代爺預備零賞之需。’……以萬乘而重萬兩，殊出意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19頁）。世續用萬兩銀子表“孝心”，“頗得慈歡”，不久就擢升為大學士和軍機大臣了。主子帶頭受賄，慈禧身邊的近臣和奴才也乘機按慣例分潤，要不，貢品是不可能順利送達主子的。
貢品固然可用公帑，私人送禮行賄亦不例外。北洋大臣袁世凱為了巴結“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慶親王奕劻，竟把他全家的一切費用全都包下了，“買單”的全是北洋的公款。連以清廉自詡的曾國藩、張之洞等人也不例外，照樣用公款給有關官員送禮。（參見戴濤：《載澧與袁世凱的矛盾》、《晚清宮廷生活見聞》）
常言道：“見怪不怪”。到后來，這類行賄受賄活動漸成官場習慣，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全然模糊。結果，搞得那些監察系統官員也同樣逃脫不了腐敗貪墨的命運。“近日言官賣摺之風甚夥。大抵皆以賄陳奏者也。明朝言官多爭意氣，今朝言官多因賄賂，可恥之甚!”（《文廷式集·蕓閣偶記》）
防腐肅貪制度的缺失
是產生“官吏貪墨”的重要原因
君主專制官僚政治制度，固然是產生“官吏貪墨”的根本原因；然而，防腐肅貪制度的缺失則是造成“官吏貪墨”的重要原因。沒有嚴密的防腐肅貪制度，不僅不能遏制官吏貪墨事件的發生；而且制度的不當或某些缺失，必然還會助長官吏貪墨的泛濫。
舉個例子來說，有人寫文章對我國當前《刑法》第383條、第395條規定提出異議，認為有所缺失。該條文規定：“貪污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可是第395條則規定：“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財產的差額部分應予以追繳。”
如果有一大貪官因小事東窗事發，雖被查出家有600萬的巨額財產，但他死認“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的“理”，拒不交待；檢察機關能夠認定其貪污所得的僅9萬元，其余的均無法查明其來源。那么，依據刑法的有關規定，只能對其以貪污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并罰，判個有期徒刑，其財產的差額部分9萬元雖予以追繳，但其出獄后照樣可以風風光光過日子。反之，有個貪了10萬元的“小貪”倒有可能判個死刑！法律的這種缺失，完全有可能促使一些貪官去鉆它的“空子”。可見制度嚴密之重要！
中國歷史上凡是新王朝建立初期，總體上政治都較清明，吏治問題相對地較好。說到底，就是因為當時統治者頭腦還比較清醒，為了鞏固自己的江山，其時大多重視吏治問題，也即防腐肅貪問題。從西漢統治者認識到“居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到唐初統治者認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再到明初統治者的“天下初定，百姓財力困乏，好比小鳥不可拔其羽，小樹不可搖其根”之說，無不都反映了這一點。
歷史上更出過許多以嚴厲整頓吏治而聞名的帝王，如漢光武帝劉秀、唐代的武則天、宋太祖趙匡胤、明太祖朱元璋，等等。當然，在遏制“官吏貪墨”問題上，最有建樹的當數明王朝的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出身貧困，深知“官吏貪墨”對百姓的荼毒和對王朝的危害。為了整頓吏治，他一改傳統上“刑新國用輕典”的做法，而是采用“重典治貪”的非常手段，大開殺戒。他規定：凡貪贓白銀60兩以上者，梟首示眾；并剝其皮，填上稻草，掛在官衙左邊，以懲后者，知有警惕。
據《大誥》記載，明代光是酷刑就有數十種之多。有族誅、凌遲、梟首、斷手、刖足、閹割、剝指、剁趾、墨面、文身，等等。朱元璋還發明極端酷烈刑法，如“鏟頭”、“刷洗”、“抽腸”等。據野史記載，明朝刑法中曾有一字叫“醢刑”，即是將貪官剁成肉醬。據說，朱元璋還把這種貪官的肉醬分賜給各地官員吃，令他永記不忘。此當為一種傳說，不一定可靠，但卻反映出朱元璋懲治腐敗手段之酷，目的在于震懾貪官。
朱元璋治貪不僅出手重，而且鐵面無私六親不認，連自己女婿也不放過。
據《明史列傳•公主》記載：朱元璋第四個女兒叫安慶公主，“洪武十七年下嫁歐陽倫。倫頗不法。洪武末，茶禁方嚴，數遣私人販茶出境，所至驛騒，雖大吏不敢問。有家奴周保者尤橫，輒呼有司科民車至數十輛。過河橋巡檢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堪，以聞。帝大怒，賜倫死，保等皆伏誅。”
以上記述說的是：明洪武末年，在西北邊境有個“茶馬市”，用中原的茶葉交換西北游牧民族的戰馬。朝廷為了控制戰馬的來源，官方厲行“茶禁”，壟斷茶源，對“茶馬市”實行嚴厲掌控，不準私人插手。然而，駙馬爺歐陽倫仗著特殊的身份，竟然無視禁令，勾結了一批官員大搞走私的勾當。他以特權把茶葉偷運出境，用高價賣給少數民族；又偷運馬匹入境，高價在內地販賣，乘機謀取私利。一次，歐陽倫又派管家周保，押了數十輛滿載茶葉的大車大搖大擺出關，被守關的巡檢司攔住檢查。沒想到押車的管家周保，狗仗人勢，從車上跳了下來，不僅大罵執勤的司吏，還指使手下太打出手。最后事情鬧到朱元璋那里，這位岳父大人極為惱火。經派員調查核實，最后，朱元璋決定從嚴懲處，打破“皇親惟謀逆不赦”的慣例，毅然下令“賜死”女婿歐陽倫；并將那個仗勢欺人的惡奴周保判處死刑；還根據罪行輕重，對那些追隨歐陽倫作惡和包庇走私的官員們，分別進行了懲罰。
這位太祖皇帝還重視防腐肅貪制度的建設，并做得頗有成效。其主要措施是：
一、設都察院作為專職監察機構。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廢元朝遺留的御史臺，改設都察院。都察院設左右都御史為長官，另設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史為副貳。全國共有110名監察御史，秩正七品，分掌十三道（每一道相當一省）。次年，又提高都察院的級別，將左右都御史封為正四品，左右僉都御史封為正五品；后又進一步將都察院改為正二品衙門，與六部尚書衙門品秩相齊，左右都御史與六部尚書合稱“七卿”。
都察院都御史職責為：“專糾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作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葺、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飭。遇朝覲考察，同吏部司賢否黜陟。大獄重囚，無鞠于外朝，偕刑部考察大理讞平之。其奉敕內地，拊循外地，各專其敕行事。”（《明史·明官志二》）實際上是集紀檢、組織、公安、司法于一身，賦于極大權力。
二、建立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
都察院派出“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凡吏政、刑名、錢谷、治安、檔案、學校、農桑、水利、風俗、民隱，均屬其職責考察范圍。《明史·職官志》稱：“巡按則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弘治以后，巡按御史的權力更大了，侵奪了許多監察之外的權力，如行政方面“凡有大興革及諸政務、會都、按議、經畫定而請于撫、按若總督”；在軍事方面“地方戰守事宜，巡按得參與謀政”；在治安方面“地方若出現賊盜，巡按要下令征剿”。
三、創六科給事中。
六科給事中是為監察中央吏、戶、禮、兵、工、刑六部的活動，對應中央六部。按規定，凡以皇上名義發出的敕令，給事中要對之進行復核，若有不妥之處，可以封還奏報。全國各地上報給皇上的奏章，六科要根據分工按類抄報各部，并提出駁正意見。六科之官雖然為七品，但權力極大。他們侍從皇上，每日都有一人值班，站在殿中“珥筆記旨”。皇上交派各衙門口辦理的事件，由他們每五天檢查督辦一次，倘若有拖延不辦，或是動作遲緩者，由他們向皇上報告；若各衙門口完成了皇上旨意，便由六科核銷。每逢京官考察自陳政績時，這些給事中還要會同六部進行審核。在考核中，有的官員政績突出而被皇上召見時，一般要由吏部尚書及相關科的都給事中同相陪面見皇上。六科給事中既箝制了六部，亦限制了都察院，使給事中與御史之間也有一個相互糾舉彈劾的制衡。
四、重在落實。
明太祖朱元璋在完成監察制度設計，監察組織建立的基礎上，還講究具體監察人員的任用與落實。對御史和給事中的選拔，朱元璋是慎之又慎。他曾說：“御史當用清謹介企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企則敢言。”這就是說，選御史一要品行端正、清廉則無私；二要認真細心、嚴謹則無疏漏；三要耿直堅定、介企則堅持原則，敢于直言。同時，朱元璋還要求這些監察官的年齡在30歲以上，60歲以下；并且有為官的經歷，熟悉官場弊病；通曉民俗風情。御史正式任用前，必須經過一年的試用期，合格之后才能上崗。由此，不難看出朱元璋對設立明代監察制度的用心。
朱元璋清楚，各級官吏對于特權及非法利益的追逐，是導致整個官僚機構貪贓枉法腐敗變質的重要原因。他曾語重心長地對大臣們說過：“朕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引酒過度。凡民之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貪污蠹害吾民者，罰之不恕。”（《典故記聞》卷二）從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為使“朱氏天下”長治久安，朱元璋建立的監察制度，不啻在明朝的各級政權機構中布下了一張嚴密的大網，官吏們的一舉一動盡在他的監控之下。
要說這種監察嚴密到何等程度，不妨看看如下例證：據吳晗先生《朱元璋傳》中記載，官員錢宰奉朱元璋之命進行修訂《孟子》一書的工作。一日，錢宰下朝回家，因感工作進展順利，心情頗為舒暢。于是，他便乘興吟詩一首：“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當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錢宰上朝，朱元璋一見他便說，你昨日做得一首好詩。只是我并沒有嫌你遲到啊，我看還是把“嫌”字改為“憂”字如何？錢宰聞聽嚇出了一身冷汗，趕忙磕頭謝罪。朱元璋說：“朕今放汝去，好好熟睡矣”，于是便將錢宰遣送回了老家。再有一例，奸臣嚴嵩在嘉靖十六年時還處于含而未發的階段，滿朝文武尚無人察覺他的奸佞，但是，監察御史桑喬和給事中胡汝霖就提出了對他的彈劾。上述例證足見明朝監察系統的嚴密。
明朝監察制度還具有“以卑臨高”、“以小制大”、“內外相維”的制約特點。封建社會的行政系統向來是從上而下地進行監督，只有上級官吏才能監督下級官吏的行為，制約他們的職權。因此，“以貴制賤”就成為封建社會的等級原則。而朱元璋所設立的監察制度卻打破了上述原則，監察御史品秩低微，僅僅才是正七品官，而六科給事中也只是從七品官，皆屬于低級官員。但是，他們卻賦予了監察檢舉那些“位高品尊”的文武百官的大權，有事可以直陳天子。另外，監察官的選拔非常嚴格，非進士不能錄用，這就使監察官的職位顯得十分尊榮。朱元璋的這套監察制度保證了明初吏治的“清廉”，也為“洪武之治”奠定了基礎。
然而，任何君主專制官僚政治，說到底還是一種人治，而非法治；表面上看辦事也有一定的規矩，但實質上靠的是皇上和各級官吏的“口諭”與“批示”。在這一體制下，最終的一切是以君主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此，歷朝歷代雖也不是沒有建立過這方面可行的制度，但往往是隨著時間的變遷而難以持久。或因改朝換代，或因人去政息，終究不能長久堅持。明王朝朱元璋的防腐肅貪制度也一樣，僅僅到了明代英宗時期，隨著宦官王震擅權政局的形成，這一制度很快就蛻變了，同樣還是未能逃脫失敗的命運。盡管如此，它還是證明了：即使是在君主專制官僚政治的體制下，嚴密的防腐肅貪制度，在遏制“官吏貪墨”問題上還是有其重要意義的。任何時候，凡是“官吏貪墨”嚴重泛濫的，其中的一個重要原由，就一定是防腐肅貪制度的缺失。
官員個人品格的高下
是產生“官吏貪墨”的直接原因
君主專制官僚政治制度也好，有沒有嚴密的防腐肅貪的制度也好；歸根到底，導致“官吏貪墨”的直接原因，還是官員個人的品格問題。
2000年3月，時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人大記者招待會上在回答提問時，曾在講到對自己期望的評價時講過：“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說朱镕基還是辦了一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朱是文革以后新一代的中國國家領導人，為人比較崇實，廣受人民群眾所尊敬。他回答的為官之道，實際上是指一種道德底線，也是他的一種謙遜之詞，更反映了廣大人民反對官場貪墨的愿望。
中國歷史上歷來有“清官”之說。太史公司馬遷寫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其中就專門為“清官”寫了一個“傳”，稱為《循吏傳》，為表彰“清官”開了一個先例。此后，歷代史官仿而寫之，后又有“良吏”、“廉吏”之稱。“清官”之名最早起于宋金時期，根據是詞人元好問留有：“能吏尋常見，公廉第一難，只從明府到，人信有清官”詩句為證。到了明朝，則廣為流傳，李贄文中就有“彼為巨盜，我為清官”之句。
“清官”的標準是什么？在古代，當以“行教、清廉、守法”為準；總體上，就是“上對得起朝廷，下對得起黎民。”然而，其核心價值觀則是一個字：廉。康熙在為“清官”于成龍書寫的碑文中提到：“廉道厥惟廉重哉！”賜其謚號為“清端”。贊譽于成龍“實古今第一廉吏！”足以“示人臣之標準也。”（《清史·于成龍傳》）
確實這樣，從歷史上知名的“清官”來看，他們除了與權貴貪墨勢力斗爭一生，飽經艱難坎坷以外，幾乎無一不是以“兩袖清風”而告別人間，以“清廉”著稱的。
據《明史·海瑞傳》記載，海瑞沒有兒子，死的時候僉都御史王用汲去探望他，只見他家里除了粗布帳子和被褥外，再就是破箱子，沒有多少遺物，連一個普通寒士的家庭還不如，不禁掉下了淚水。最后，還是靠同僚們湊了些錢，才把他的遺體葬殮。出殯那天，南京百姓罷市哭泣，送葬隊伍連綿不斷長不及尾。明朝英宗時還有一位清官于謙，留下一首《石灰吟》：“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碎骨粉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不啻是其一生的真實寫照。
清朝的于成龍，因“歷官不帶家眷”，死的時候身為“江南、江西總督”，當將軍、都統等同僚入其臥室整理遺物時，“箱內僅有‘綈袍’一襲外，別無他物。”（《清史·于成龍傳》）堪稱“兩袖清風”。清朝另一著名清官湯斌死后僅“遺銀八兩”！這些清官的言與行，充分表明了他們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是其個人崇高品格的結晶。
自古以來，中國的百姓就擁護清官，熱愛清官，甚至還形成了濃厚的“清官文化”情結。在文學領域，什么《狄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廣為百姓喜愛；在戲曲中，什么《鋤美案》、《打龍袍》、《貍貓換太子》之類的“包公戲”“清官戲”，屢屢出采，為群眾所喜聞樂道，老幼皆愛，耳熟能詳。其實，包拯也好，海瑞也好，這些“清官”形象，所以會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愛，說到底，是因為“清官”代表了一種正義、正氣，代表了一種道德力量。
按理講，作為官員，朝廷給了你俸碌，不管這個俸碌豐厚也好，或者不豐厚也好；既然接受了這份“差使”，要求他們做到盡職，恪守清廉、守法，完全是理所應該的，根本沒有貪墨的理由。從這個意義上說，做一個“清官”原是為官之本份，而做貪官才是其個人道德的墮落，品格的淪喪，是社會所不能容忍的。這在社會發展正常的時期應該是這樣的。
在封建君主專制官僚政治體制下，在私有制與官僚專制權力相結合的社會里，封建王朝的吏治總是這樣：從正常走向不正常。王朝初期是正常或基本正常的，吏治基本清明；逐漸地演變到了中后期，就成為不正常與嚴重不正常了，吏治敗壞或嚴重敗壞。特別是到了王朝末期，在總體上充滿“官吏貪墨”的大背景下，雖說人生道路各人自選，所謂“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然而，能像“清官”那樣，真正做到“清者自清”，真正做到像蓮花那樣，“出污泥而不染”，確實是難能可貴的。因為在這種背景下，這些官員往往更需要有一種堅定的信念，需要一種強大的能賴以支撐的精神力量，也就是崇高的個人品格。因此，“清官”現象的出現，實際上體現了一種道德的力量，是意識對物質的一種反作用；但必須看到這種力量也是有限的，絕不能將它無限地夸大。
可見，不管什么時代，只要國家與官吏制度存在一天，對全體官員的廉政教育始終是必要不可或缺的。它將直接關系到整個官員隊伍的素質問題，是一個幫助他們確立自身價值觀念與正確價值取向的大問題。“清官”的事跡無疑是對官員進行廉政教育的好教材，焦裕祿、孔繁森無疑就是具有當今時代感的“清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清官文化”在歷史上應該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它應該成為當前廉政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
有一種觀點認為，“清官文化”并不可取，它無非是統治階級人為制造的麻痹人民群眾的幻覺，甚至認為真正的清官并不存在，在沒有良好制度約束下的社會，清官文化只是懷有良好意愿的民眾所一廂情愿制造的一個美麗的泡沫罷了。
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因為這種觀點從根本上否定了意識形態的作用，從而陷入了庸俗唯物論。正確的結論應該是，在講防腐反貪的過程中，既要講究體制制度的改變；同時，也要重視官員本身思想品格的提高，兩者缺一不可。
幾千年的歷史充分證明，“官吏貪墨”所以屢肅不清，實際上是三個原因：
1、根本原因是個社會制度問題。只要私有制存在，只要在私有制的條件下推行官僚政治，“私利”與“權力”的結合就不可避免。“私利”與“權力”一旦結合，必然形成“官吏貪墨”，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是個“存在決定意識”的問題。
2、關鍵性的重要原因是防腐肅貪制度問題。歷史上在王朝初期也不乏吏治清明時期，典型的如明初。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有了一個比較嚴密的防腐反貪的體制度，這一體制比較有效地阻隔了官員“私利”與“權力”的結合，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官吏貪墨”問題。在吏治敗壞之際，尤需“治貪用重典”。
3、決定性的原因是官員的道德水平與品格高下的問題。這主要的是社會的總體道德水平決定的，但更與“廉政建設”關系極大，與對官員進行反貪教育的關系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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