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煌的幻滅——權力質變與蘇共亡黨亡國(1-2)

輝煌的幻滅　　

——權力質變與蘇共亡黨亡國　　

冬   春  　　

第一章  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權力公有制　　

     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同時，就對無產階級政權的組織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設想。他們認為，進入社會主義階段，要經歷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由于這一政權是為了促進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所以，只有采取民主政體才能完成這一使命。　　

一、“人民主權”思想的產生　　

在馬克思關于權力公有制的設想中，最早形成的是“人民主權”的思想。而這一思想是在資產階級啟蒙學者的影響下產生的，例如法國的孟德斯鳩和盧梭等。特別是盧梭。盧梭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人民主權論。他認為：任何國家的主權，即國家的最高權力，都來自于人民并永遠屬于人民；人民的這種主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旦政府侵犯了人民主僅，損害了人民利益，人民就有權起來推翻它。盧梭的人民主權思想在人類思想史上，至今仍然閃耀著真理的光輝。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中，馬克思運用盧梭的觀點，批判了黑格爾反對人民主權，主張主權屬于君主，認為不存在與君主主權相對立的人民主權。馬克思堅決主張，應該是人民主權，反對君主主權。馬克思指出，只有當“國家制度的體現者——人民成為國家制度的原則”[1]時，國家制度才是先進的。　　

馬克思把盧梭等人的人民主權思想發展到新的高度，這主要體現在它的徹底性上：　　

首先表現在對主權的主體即人民的理解上。盧梭等人所理解的人民，主要是指資產階級，而馬克思所說的人民，除了資產者以外，還有工人和農民等廣大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勞動群眾。　　

其次，馬克思人民主權思想的徹底性，還表現在對民主制的深刻理解上。馬克思認為，要真正實現人民主權，就必須建立“徹底的民主制”。因為衡量一個國家制度先進與落后的標志，應該看這個國家是由少數人的意志決定多數人的意志，還是多數人的意志決定少數人的意志。民主制是一種以多數人的意志為原則的國家制度。　　

第三，馬克思清醒的認識到，歷史上建立的一切國家都是對國家本質的歪曲。任何國家的建立，都應該以服務于人民為根本宗旨。可是，在古今的社會現實中，不管多少帝王、君主、總統、首相，許下多少美妙的宏愿，國家的本質都不能真正得到體現。國家的本質職能都被異化了。正如人創造神，神又反過來奴役人一樣，國家也是由人創造而變成奴役人的暴力機器。　　

馬克思早期的人民主權思想，雖然沒有超過革命民主主義的范圍，但是，他已清楚地意識到要真正體現國家以民為本的宗旨，必須首先解決權力公有制這一根本問題。　　

二、權力公有制的實現形式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中，發展了盧梭等人的人民主權思想，得出市民決定國家的結論，但對市民社會的具體內容，還缺少系統的論證。為了進一步探索如何建設市民社會，馬克思又轉向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到1844年馬克思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又提出國家是生產的特殊方式，并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這種表述雖不太準確，畢竟思想認識進一步升華了。1845年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又進一步揭示了物質資料生產在社會生活中的決定作用，闡述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思想。到1846年底在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馬克思關于國家制度與經濟基礎的關系作了科學的表述。他說：“在人們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一定的政治國家。”[2]上述理論分析說明馬克思恩格斯已經完成了歷史唯物主義及其科學的國家觀的確立。　　

唯物史觀的創立，使馬克思恩格斯能站在社會科學的高峰，運用新的世界觀對共產主義進行新的論證。他們認為要實現共產主義必須具備兩方面的前提：其一，經濟上必須“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速發展為前提”，“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3]；其二，政治上的前提，就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無產階級必須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奪取政權，“每一個力圖取得統治的階級，如果它的統治就象無產階級 的統治那樣，預定要消滅整個舊的社會形態和一切統治，都必須首先奪取政權。”[4]　　

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權力以后，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政權形式實現自己的政治統治，如何防止無產階級建立的政權由公權變私權，永遠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本質不變呢？馬克思恩格斯解決這一難題的設想，就是要建立民主的國家制度。那么無產階級的民主國家如何建立，馬克思恩格斯的認識也是在不斷深化。1847年恩格斯在《共產主義信條草案》中指出：“實現從財產私有到財產公有過渡的”“第一個基本條件是通過民主的國家制度達到無產階級的政治解放”[5]到了1849年在被稱為科學社會主義出生證的偉大著作《共產黨宣言》一書中，馬克思恩格斯又一次明確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6]上述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明確告訴我們；無產階級革命要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只能通過民主制——即人民當家實現權力公有制來實現。實現權力公有制是無產階級革命與歷史上一切革命的根本區別，否則無產階級革命就會走歷史上一個剝削階級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革命的老路。　　

為什么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實現權力公有制——真正的民主制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是以他們對人類歷史進程的總體分析研究后得出的結論。　　

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曾把人類歷史的過去和未來劃分為三大社會形態：　　

其一，資本主義以前的階段屬“最初的社會形態”；其二，以資本主義為典型的商品經濟形態是“第二大形態”階段，其三，共產主義屬第三大形態。　　

在資本主義階段以前的第一社會形態中，是以“對人的依賴關系”為特征的階段。這種依賴關系根源于這一階段的經濟關系——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關系。自然經濟的特點是孤立性、不變性和封閉性。它的每一個生產單位自成體系，是一個無機系統，它的生產工具、條件、技術水平是不變的，既是變化也是相當緩慢，如農業上的耕作方式，建材工業上的“秦磚漢瓦”等等。雖然出現以交換為特點的商品經濟萌芽已經產生，但它“決沒有支配全部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7]在這一階段里，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是通過“家庭的、部落的，或者甚至是地區的聯系結合在一起的。”[8]把每個個人聯結起來的力量是一種共同的力量，所以就形成了交換手段擁有的社會力量越小，把個人互相聯系起來的共同體的力量就越大。在這一基礎上社會共同體的領袖便有了巨大的權威。如在奴隸社會，奴隸主不僅占有奴隸的生產資料，連奴隸本身都是奴隸主的私有財產，奴隸在奴隸主面前只能表現為尊敬，忠順和服從。因此，權力私有制即君主專制政體，就成為前資本主義時期社會的典型政體形式。　　

到了資本主義階段，是以“對物的依賴關系為特征”的。這時人們的經濟活動開始發生變化，生產的目的不是自給自足，而是為了交換。在商品經濟社會里人們的“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賴于出售，而不是依賴于產品的直接消費”。[9]在這種情況下，“各個個人互不依賴，聯系僅限于交換”[10]“在2耀價值上，人的社會關系轉化為物的社會關系，人的能力轉化為物的能力”[11]結果，“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12]在這個階段，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人們的社會聯系和交往日益廣泛，對人的依附逐漸消失，對自由和平等的需求日益擴大。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平等自由的思想逐步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人們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的權力也日趨強烈，反映在政權組織上，就是要求建立民主共和政體。所以，打破權力完全私有制的民主共和政體，就成為資產階級進行統治的典型的政體形式。　　

到了共產主義階段(含社會主義),由于生產力高度發展，社會產品極大的豐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還必須對整個社會進行根本的改造。要完成這一偉大任務，只有在人民大多數，首先是勞動群眾大多數表現出有歷史意義的獨立創造精神之下，才能順利實現。因此，無產階級掌權以后只能建立權力公有制為特征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制。　　

上述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后，建立權力公有制為特征的民主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發展潮流。這是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無產階級建立民主政體的根本依據。　　

三、巴黎公社的偉大嘗試　　

在19世紀中期以前，馬克思、恩格斯在對國家制度發展規律進行科學分析研究的基礎上，得出無產階級必須建立民主制度的結論，為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政權建設指明了方向。但是，這只是科學的設想，只是提出原則，關于民主制度的內容和具體形式，還是個未解開的謎，直到總結了巴黎公社政權建設經驗后，這個問題才得以解決。　　

　1871年3月18日　巴黎公社革命爆發，馬克思恩格斯立即以實際參加者的姿態，積極地投入了支援公社革命的斗爭。公社失敗后第三天，馬克思就為公社起草了第一國際總委員會關于巴黎公社的宣言，即《法蘭西內戰》，對公社的事業進行了總結。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實際上是1848年以來法國工人階級長期憧憬的社會共和國的一定形式。作為“社會共和國的一定形式”[13]的巴黎公社，其最可貴之處在于：它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真正由大多數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制，“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4]公社民主制的實質，“是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15]；以往的一切國家政權都 是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這種力量，“原為人民群眾自己的力量”，[16]后來被統治階級篡奪，變成了壓迫人民群眾的工具，如今公社把它重新收回，交還給人民，交還給社會，這就是公社革命的偉大意義所在。　　

馬克思總結的巴黎公社民主制的內容 和特點是：　　

其一，廢除了舊的官僚機構，首先是廢除了這個機構的支柱；解散由雇傭軍組成的常備軍，建立人民武裝。　　

其二，廢除了舊官僚，代之以“人民公仆”，實行國家工作人員由普選產生，受選民監督，隨時可以罷免，并且只須領取相當于熟練工人工資的制度。　　

公社通過實行選舉制來吸引人民群眾直接參加對國家的管理，同時還實行了對各級領導和公職人員的監督制。具體作法是：第一，規定公社委員要定期回到自己的選區報告工作，直接聽取選民的意見，回答選民提出的問題。除此之外，還及時公布公社的會議記錄、決議和決定，以便選民了解公社工作的情況，提出自己的批評和建議。第二，建立群眾監察委員會。公社成立后，巴黎的各選區和工廠、社會團體先后建立了群眾性的監督委員會，負責監督公社和本區、本單位的工作，對違背人民利益的公職人員實行監督和檢查。在國民自衛軍也建立了營、團士兵委員會，對軍隊的各級指揮員實行監督。第三，發揮報刊和群眾團體的批評監督作用。公社存在期間，巴黎共有16種報刊，公社確保了它們正當的出版權，允許它們經常刊登群眾對公社及公職人員的批評建議。有許多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就是通過報刊反映到上級領導層的。此外，公社還非常注意發揮社會群眾團體的作用。公社存在時間雖然只有短短的72天，卻組織各種各樣的職業工會、婦女同盟等社會團體，還有36個群眾俱樂部。公社委員經常到俱樂部等群眾團體發表演講和征求意見，這些措施保證了公社民主制的實行。　　

公社實行對公職人員的選舉監督的同時，還規定了對不稱職或犯有嚴重錯誤的公職人員實行罷免的制度。公社期間，對一些玩忽職守，不負責任的公職人員和混入公社機關內部的壞人，及時地進行罷免，撤換，甚至逮捕法辦。　　

為了防止公職人員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公社還廢除了高薪制，采取了公職人員的工資最高不能高于熟練工人工資的措施。頒布了關于廢除高薪制的法令，該法令規定：“各公社機關的職員，最高薪金定為每年6千法郎”[17]。這個數字相當于熟練工人的最高工資。相比之下，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官吏的年薪是：國會議員3萬法郎，政府部長5萬法郎，樞密院委員10萬法郎，國務參事13萬法郎。而拿破侖第二則把自己的年薪定為300萬法郎。第三共和國的梯也爾，上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年薪也規定為300萬法郎。　　

巴黎公社期間的上述一系列措施，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評價。他們指出：“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兩個正確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產生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 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公社所付過的最高薪 金是6千法郎。這樣，即使公社沒有另外給各代議機構的代表規定限權委托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18]”此外由于實行了國家工作人員由工人普選產生、受工人監督，隨時可以撤換的制度，公社就“一舉而把所有的職務——軍事、行政、政治的職務變成真正工人的職務，使它們不再歸一個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所私有。”[19]這樣就把國家的公共權力“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產力”[20]而不象“在舊的國家機器里面那樣使自己凌駕于現實社會之上了”。[21]　　

巴黎公社雖然失敗了，但它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把權力私有制改為權力公有制的偉大嘗試，是第一次實行人民當家作主——真正民主制的榜樣，它指明了人類社會前進的方向。不管資產階級的政治家、理論家們如何歪曲、誣蔑，巴黎公社的業績在人類歷史上都會永遠閃爍著真理的光芒。正如馬克思所說：“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受人敬仰。它的英烈們已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里。那些殺害它的劊子手們已經永遠釘在恥辱上，不論他們的教士們怎樣禱告也不能把他們解脫。”[22]　　

馬克思、恩格斯雖然高度評價巴黎公社的民主制，但他們一直清醒地認識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民主制度并不會一勞永逸地解決。他們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就已經明確提出要防止人民代表由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國為在他們看來，即使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條件下，同樣存在著掌握權力的人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的可能。一百多年來，特別是第二次大戰以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權建設的實踐中，都沒有實現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這說明并不是后來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都背叛了馬克思主義，而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確實有空想成份，而且因為這一部分“空想”理論，使馬克思的學生，信仰者們付出沉重的血淚代價。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損害馬克思恩格斯的光輝形象，他們的“空想”部分，雖然現在沒有變成現實，也比上帝、真主、佛祖等諸神為勞動人民描繪的“天堂”、“天國”要實在得多，漂亮得多。　　

第二章  列寧開創權力公有制的新紀元　　

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無產階級革命會首先在英、法等工業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但歷史的事實是，工人階級的政黨首先在落后的俄國實現了革命。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列寧在建立無產階級國家權力公有制政治體制的實踐過程中，沒有簡單地搬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而是把他自己在革命勝利之前，關于實現權力公有制政治體制的主張，根據俄國的國情進行大膽地“修正”。革命勝利后的實踐經驗，也使列寧敏銳的觀察到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以后，如何防止“公權”變“私權”，已經成為共產黨人的一項重大而艱巨的戰略任務。　　

一、列寧對實行權力公有制的設想　　

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寧在長期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建立社會主義權力公有制的政治體制，提出明確的政治主張如下：　　

（一）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必須廢除常備軍和警察　　

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上各個剝削階級建立的國家機器的核心部分，即常備軍和警察都是一種脫離人民、凌駕于人民之上的“特殊力量”，是剝削壓迫勞動者，鎮壓人民反抗的工具。無產階級如果不同這種舊的武裝組織形式徹底決裂，就不可能建立起一個真正屬于勞動人民的國家。　　

國家機器是階級矛盾不可調 和的產物，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在剝削階級掌握公共權力的國家里，階級鎮壓只是少數統治階級對多數勞動人民的鎮壓，因此客觀上就需要常備軍和警察這種特殊武裝力量。那么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就變成了多數勞動人民對少數剝削者的鎮壓，所以，舊國家的常備軍與警察也就不需要了，必須廢除。　　

無產階級建立的國家，廢除了舊的常備軍和警察，并不是要廢除一切武裝力量，無產階級要鞏固自己的政權，也必須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正如列寧設想的無產階級要建立：“一支真正全民的，真正不分男女的工人民警或工人民兵”[23]。無產階級通過建立全民武裝，來實現對整個國家的管理。　　

（二）實行國家公務人員由人民直接選舉，并可隨時罷免的制度　　

列寧說：“人民需要真正民主的工農共和國，這個共和國的政權機關完全由人民選舉，并按人民的愿望可以隨時撤換”。[24]因此，舊國家實行的一切由上面任命官吏的做法都必須廢除。因為“選舉地方行政長官和拒絕由上級委派和批準這些行政長官”是廣大人民群眾“最起碼的民主權利”[25]而且列寧還認為，“因為由上面任命‘領導’當地居民的官吏，正如常備軍和警察一樣，過去是將來也是恢復君主制度的最可靠的保證”。[26]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必須廢除對國家官吏的任命制。國家的各級領導人，都必須由人民選舉，受人民監督，對不能履行為人民服務的官員，必須“一經人民要求即可罷免”。[27]列寧還主張，無產階級國家的“官員”，也應該象巴黎公社的領導那樣，“他們的薪金不得超過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28]　　

（三）建立一個由千百萬勞動者組成的國家機構，以達到人民國家人民管理的目的　　

無產階級建立的國家，最本質的特征是人民當家作主。列寧認為，這樣的國家，應該“人民自己管理自己”[29]所以，就必須“真誠的，勇敢地、普遍地開始把管理工作交給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就會激發群眾史無前例的革命熱情”，就能“更好的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30]要實現這一目標，無產階級必須把“國家機構擴大10倍”，“建立一個由一千萬人，甚至由兩千萬人組成的國家機構”，用這種辦法來“吸收勞動者，吸收貧民參加管理國家的日常工作。”[31]列寧還認為，無產階級建立的國家，由人民群眾自己管理國家，不僅是必須的，而且也是可能做到的，因為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國家管理機關的職能將日趨簡單化了。　　

（四）無產階級國家，“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把全社會變成一個大工廠，由國家實行集中統一管理　　

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資本主義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立刻就可以變成社會主義。到那時“全體公民都成了國家（武裝工人）的雇員。全體公民都成了一個全民的、國家的辛迪加的職員和工人”，整個社會將成為一個管理處，成為一個勞動平等，報酬平等的工廠。[32]在這種情況下建立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是一種集中制的共和國。而且列寧還認為，集中制本身也沒有什么壞處。他說布爾什維克按其“全黨的信念、綱領和策略來講都是集中主義者。”[33]“從來沒有一個布爾爾維克黨的中央機關，沒有一個布爾維克反對過蘇維埃的集中制。”[34]列寧明確指出，消滅舊的國家機器并不是等于消滅集中制，不能把集中制看成“只能從上面，只能由官吏和軍閥強迫實行和維持的東西。”[35]　　

（五）利用“大資本所取得的成就”，把資產階級國家管理性職能用來為無產階級國家服務　　

列寧認為：“在現代國家機構中，除了常備軍、警察、官吏這個主要是‘壓迫性’的機構以外，還有一個同銀行和辛迪加有非常緊密聯系的機構，它執行著大量計算、登記的工作……。這個機構決不可以也用不著打碎”。而只需“把它當作現成的機構從資本主義那里奪取過來”，“割去、砍掉、斬斷壟斷資本家影響它的線索”，“使它擺脫資本家的控制”，“使它服從無產階級的蘇維埃，使它成為更廣泛、更包羅萬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機構”。[36]　　

（六）無產階級國家要善于利用資產階級議會制的長處　　

無產階級國家是“可以而且不要議會制的，但是，如果沒有代議機構，那我們就很難想像什么民主，即使是資產階級民主[37]”所以，無產階級國家不應該排除代議機構，而應建立一種由人民代表組成的人民會議，由人民會議組織成一個“完全對蘇維埃負責而且僅僅對蘇維埃負責的政府”[38]，并盡可能使蘇維埃成為既“是制定法律的機關，同時又是實施法律的機關”[39]。總之，列寧認為應該“把議會制的長處和直接民主制的長處結合起來”。[40]　　

以上是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前，關于無產階級奪權以后，如何建立權力公有制為基礎的政治體制的基本主張。但是，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列寧的這些主張中相當大的部分，因不適合俄國的實際情況并沒有實行。這并不是列寧有意篡改馬克思主義關于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而是馬克思主義，甚至列寧自己在十月革命前，關于建立無產階級國家的主張，因革命勝利以后在實戰中無法全面實施而放棄。這正說明列寧不愧為辯證法大師，他知道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什么時候堅持基本理論不能動搖，什么時候應該放棄脫離實際的教條，否則，無產階級連政權都很難保住，一旦喪失政權，無產階級的一切都無從談起。　　

二、建立權力公有制實踐中的政策演變　　

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列寧就開始了建立權力公有制的實踐。先實施了以下政策：　　

1廢除了一切舊的官僚機構及其下屬的地方自治局；2廢除了市杜馬，代之以各級蘇維埃及其人民委員會；3實行普遍選舉制度，規定了蘇維埃各級領導機關均由人民選舉產生；4　1917年12月1日　蘇維埃政府頒布了關于國家工作人員工資標準的法令，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包括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工資，每月最高不得超過500盧布（這個數目在當時相當于產業工人的平均工資）；5　1917年12月4日　，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會又通過了關于罷免權的法令，規定人民不僅有權選派代表參加蘇維埃，而且有權決定一切代表機關的改選，有權罷免不稱職的國家工作人員。　　

為了搞好人民當家作主，列寧又多次指出要：“普遍吸收所有的勞動者來管理國家。”[41]“只有千百萬人學會親自做這件事的時候，社會主義才能實現。”[42]列寧還反復強調，無論如何要“擺脫所謂普通的工人和農民不能管理國家這種舊的資產階級的偏見”。[43]不要認為，“似乎只有所謂‘上層階級’，只有富人或者受過富有階級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國家，才能管理社會主義社會 的有組織的建設。”[44]為了強化工人在政權建設中的作用，列寧曾提出實行“工會國家化”，即把工會和國家機關合并，由工會擔負起國家政權的職能。1918年3月，列寧進一步明確：“今天，國家已經成為無產階級 的國家。工人階級已經成統治階級。工會正在變為并且應該變為國家組織。”[45]在列寧看來，由于工會是包括全體工人階級的群眾性組織。實現了工會國家化，也就等于實現了工人群眾對國家的直接管理。　　

十月革命一年多后，列寧關于無產階級政權建設的認識，開始發生很大的變化。　　

1919年1月，全俄工會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在大會上，一方面說：“工會仍然要國家化，工會必然要和國家機關合并起來，建設大生產的事業必然要完全轉到工會的手里”。[46]另一方面又說：“估計到我們的實際經驗”，目前我們還“不能一下子立刻把工會和國家機關合并起來”，“假如工會現在就想自作主張地擔負起國家政權 的職能，那就只會弄得一團糟。”[47]　　

1919年3月，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又提出一種新看法：勞動群眾對于國家的管理，現階段只能通過無產階級的先進階層來實現。他明確指出：“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達到使勞動群眾能夠參加管理的地步，因為除了法律，還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從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這樣低，蘇維埃雖然在綱領上通過勞動群眾來實行管理的機關，而實際上卻是通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來為勞動群眾實行管理而不是通過勞動群眾實行管理的機關。在這里，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只有通過長期的教育才能解決。”[48]　　

1920年底，國內戰爭已基本結束，俄共（布）開始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時關于如何組織生產和管理企業的問題被提到重要議事日程。當時托洛茨基等人提出要馬上實行“工會國家化”，由工會來擔當管理生產的職責。而列寧堅決反對這種意見，這時，他對“工會國家化”的認識已完全改變。他在1920年12月《論工會，目前形勢及托洛茨基的錯誤》的演說中，已明確表示：“工會不可能也應當是國家組織。因為國家是一種強制性組織。而工會卻不是實行強制的組織，它是一個教育的組織，是吸引和訓練的組織，它是一個學校，是學習管理的學校，是學習主持經濟的學校，是共產主義的學校”。[49]列寧在此基礎上，還進一步闡述，工會是處于“黨和國家政權之間”，是把黨和勞動群眾連結起來的“傳動裝置”，是國家政權的“蓄水池”。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如果沒有這種工會組織，無產階級“就不能實現專政，就不能執行國家職能”[50]但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卻不是由工會來實現的，“只有吸收了階級的革命力量的先鋒隊，才能實現這種專政。”[51]上述說明，列寧在建立政權的實踐中認為無產階級政權應該由無產階級的“先鋒 隊管理國家”即由精英集團管理國家的思想已相當明確。隨著列寧思想認識上的變化，與此同時，蘇維埃俄國的管理體制也開始由十月革命初期實施的分權制，向“極嚴格的集中制”即集權制過渡。向集權制過渡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集中于由極少數人組成的黨中央政治局　　

這種集權的順序第一步，是先把權力從代表機關轉到行政機關；第二步，從行政機關轉到黨的機關；第三步，從黨的機關再集中到黨的中央政治局，政治局里面權力又集中于個別人身上。歷史事實也證明俄共是逐步由分權過渡到集權的。俄共（布）曾是蘇維埃代表制民主的倡導者，提出過：“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響亮口號，并大力宣傳只有依靠蘇維埃才能奪取政權，只有在蘇維埃中獲取多數的政黨才有資格組成政府。俄共（布）也是在獲取蘇維埃代表的多數支持以后才決定發動武裝起義的，并且承諾革命成功后由蘇維埃代表機關統一行使立法權和行政權。在十月革命勝利后的初期，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不僅擁有立法權，而且擁有指導、監督和罷免行政官員的權力。后來隨著情況的變化，蘇維埃代表機關的大權開始落到了行政官員手中。這種權力的轉移，又為以黨代政提供了重要條件，因為當時的蘇維埃行政機關由于種種原因，已變成百分之百的俄共（布）政府。特別是到1920年，列寧又提出：“我們共和國的任何國家機關未經黨中央指示，都不得解決任何重大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52]這就表明，蘇維埃機關要直接受俄共（布）中央的領導，它的工作要對黨中央負責。本來，俄共（布）實行高度集權制是在同沙皇專制制度斗爭中為提高戰斗力而形成的，但是，奪取政權以后，這種集權制不僅沒有消弱，反而強化。例如，政治局開始只是在中央委員會領導下與中央組織局與中央書記處平行的一個處理中央日常政治事務的機構。后來政治局成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其結果是關系黨和國家的許多重大方針政策，只能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一個只有5名、7名、9名或11名成員的政治局小圈子內討論決定。而且政治局的重大決策，往往由政治局主席 或權威領導個人起決定作用，這種集權體制，一旦決策失誤，就會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　　

（二）在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的關系上，把各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共產黨，變為完全隸屬于俄共（布）中央的地方組織，使地方蘇維埃政權完全喪失了原有的獨立性　　

古今中外的歷史上，任何革命，特別是暴力革命難免要造成一些社會動亂，在此期間必然出現一些地方主義，分散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比較嚴重的現象。十月革命勝利初期的俄國也出現許多地方的蘇維埃機關不健全，或運轉不靈，在工作中配合不協調，與中央政府脫節，甚至出現一些地方部門各自為政，少數人自立為王等嚴重問題。在此情況下，適當削弱地方權力加大中央集權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集權一旦超過一定限度，就使地方上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能充分發揮，造成中央同地方，上級同下級之間出現不正常的矛盾狀態，勢必阻礙中央與地方全局工作的開展。　　

（三）對干部實行自上而下的委派制　　

列寧在十月革命前曾極力主張無產階級的政府官員，必須由群眾選舉產生，群眾 不滿意可以罷免。十月革命勝利初期，也確實執行過這種制度。但是，1918年“立憲會議選舉”事件之后，列寧意識到，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黨完全有可能利用選舉向蘇維埃進攻。另外的因素是當時在政治與軍事形勢相當緊張的情況下，要真正實行各級干部的民主選舉，成本也太高，不但效率低下，搞不好會對新政權造成嚴重的損害。于是從1918年7月以后，列寧決定用黨組織委派制代替選舉制。實行委派制以后，俄共（布）中央先后向全國各地黨、政、軍等各級各類組織部門委派了大批領導干部。據統計，在1920年4月至11月期間，俄共（布）中央就委派了37000多名領導干部。　　

由選舉制改為委派制以后，在黨內也出現過不同看法，有人提出這是違犯巴黎公社原則。而列寧對此明確指出：“民主的意義不僅是進行選舉，提出侯選人，支持侯選人等等。”[53]衡量一個制度是否民主，不能只看形式，主要看實質。因為任何民主歸根到底都是為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因此，革命的合理性高于形式上的民主。巴黎公社犯了一個致命性的錯誤，就在于過于看重形式上的民主，面對四面包圍的反動派，還在那里大搞公社選舉，結果失去進攻凡爾賽的良機。如果俄共（布）在國內戰爭條件下也去搞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選舉，恐怕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早就會重演巴黎公社失敗的悲劇。　　

所以，在俄共（布）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又強調說：干部選舉制度在俄國當時的條件下不可能實行，這是執政兩年的實踐教訓。他說：“兩年來我們在各個地方由精疲力竭和經濟破壞狀態重新走向了勝利，如果在這期間沒有任命工作人員，我們能堅持兩月嗎？”[54]可見由選舉制改為委派制，是列寧根據當時客觀形勢的需要而制定的新政策。但是，委派制也是一把雙面劍，長期推行委派制，一旦失去群眾的有效監督，就必然會滋生腐敗。　　

（四）在全黨及全國范圍內實行嚴格的“戰斗命令制”　　

所謂“戰斗命令制”是指“這種戰斗命令由黨的領導機關發出，普通黨員必須絕對無條件地執行，不得加以討論”。[55]頒布“戰斗命令制”本身就是對民主的限制，對社會 各個領域擴大強制的范圍，以適應內戰的需要。這項“命令制”在戰爭期間一方面利于集權作戰，另一方面明顯的弊端是對黨內民主生活和黨員民主權利的嚴格限制。　　

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國內戰爭期間，蘇維埃俄國的政治體制開始從民主制向集權制過渡絕不是列寧等俄共（布）少數領袖們的主觀意斷，而是客觀條件的需要：　　

其一，俄國的工農群眾還不具備直接管理國家的能力素質。　　

十月革命勝利初期，蘇維埃俄國也曾采用過一些措施，試圖實現勞動者對國家的直接管理。從最初組建蘇維埃人民委員會開始，就大量地從群眾中選拔普通的工人和士兵，參加各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但是，經過實際操作以后明顯看到能夠直接進入國家機關參與管理的工人很少，實踐證明，由一般群眾直接管理國家事務很難做到。要實行勞動者管理國家，那么勞動者本身應具備一定的科學文化素質，而當時的俄國無法實現這種需要。十月革命前俄國居民中的文盲達80%左右。革命勝利后俄國人民文化水平有較快提高，但到1920年，居民中文盲仍占78%。所以，列寧說：“蘇維埃機構在口頭上是全體勞動者都參加的，而實際上遠不是他們全體都參加的。”[56]這種“口頭上”和“實際上”的矛盾無意中就“貶低了蘇維埃政權并使官僚制度復活”[57]為了鞏固新政權，無奈之下對所需要的國家管理人材“只有從舊階級中才能找到”[58]于是，也正象新中國成立初期曾經實踐過的那樣，俄共（布）在勝利初期，也是大量吸收剝削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專家來參加國家管理。當時俄共（布）領導也明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絕不會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政權服務，但是又不能離開他們，正如列寧所說：“如果由外行來主持管理，蘇維埃俄國的生存就會處于危險的境地。”[59]　　

其二，內戰爆發，客觀上存在著把國家有限的人力、物力集中起來支援前線的需要。十月革命的勝利，打碎了國內一切反動派壓迫剝削勞動人民的美夢，于是，他們千方百計的進行各種破壞活動，妄圖把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扼殺在搖籃里。從1918年上半年開始，西方帝國主義與國內反動派勾結起來，對蘇維埃俄國進行大規模的武裝干涉。新生的政權，處于內外反動派軍隊的四面包圍之中，曾有3/4的領土淪陷，主要產糧區及原料和燃料產地都被敵人占領，40%的工廠被迫停產，莫斯科等大城市的工人，每人每天只能領到1/8磅面包的極端困境。　　

在巨大的困難面前，俄共（布）為了保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必須把全國的人、財、物都集中起來，用于戰爭前線，才可能打敗內外反動派。正是為此，才加強中央集權，宣布全國為軍營，為強化紅軍鐵的紀律，才實行了嚴格的集權制，從這方面說，俄共（布）中央的作法，是實事求是的英明決策。　　

其三，十月革命后，國家對經濟的統制，客觀上需要集權制。　　

革命勝利后，隨著國營經濟的建立，國家擔負起企業的產、供、銷。完成這些任務只有在國家高度集權的情況下才能完成。　　

上述說明，蘇維埃俄國集權制的產生正是以列寧為首的俄共（布）中央，遵照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原則，根據俄國國情的不斷出現的新情況，而不斷改變權力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例如，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中取消常備軍和警察，而內戰證明如果沒有自己的紅軍，蘇維埃俄國就不可能粉碎14國反動派的武裝進攻；沒有一個專門的人民警察機構，也不可能有效地鎮壓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事實證明，正是列寧為首的俄共（布）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實施權力公有制的思想，而鞏固了革命政權。假如列寧只知道教條主義的遵照馬克思的設想，不僅十月革命不可能勝利，恐怕十月革命的勝利果實在內戰中就被葬送。　　

三、列寧防止“公權”變“私權”的積極探索　　

十月革命以后，特別是在國內戰爭期間，使俄國的政治體制從民主制過渡到集權制，是為了適應形勢的需要，如果不采取這種體制，將嚴重危及新政權，正如列寧所說：“布爾什維克別說把政權保持兩年半，就是兩個半月也保持不住”。[60]但是，這樣作的結果，卻產生另一嚴重弊端，即隨著民主的削弱，官僚主義膨脹起來的，腐敗滋生蔓延。列寧不愧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在俄國實施“戰斗命令制”初期，列寧就發出警惕官僚主義的告誡，因為“十月革命才過了半年，我們自上而下地摧毀了舊官僚機構才半年，我們還沒有感覺到這個禍害”。1919年3月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會上，列寧又發出：“官僚主義在蘇維埃制度內部部分地復活起來。”到1921年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經過總結討論，對官僚主義問題達成共識：“我們把這個禍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確，更嚴重了”。[61]特別是列寧已看出官僚主義已經滲透到黨政機關各個方面，成了“我們內部最可惡的敵人”。[62]　　

俄共（布）黨政機關當時的官僚主義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黨政干部工作作風，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革命勝利以后，隨著越來越多的俄共黨員在黨政機關中擔任領導職務，于是當官做老爺，高高在上，工作中不作調查研究，不關心群眾疾苦，“熱衷于發號施令”[63]從而嚴重脫 離群眾，失去群眾的信任。例如，1921年春，彼得格勒具有革命傳統的普梯洛夫工廠工人罷工，甚至連被稱為俄國革命的驕傲和光榮的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也發動了喀瑯施塔叛亂。　　

（2）國家黨政機構臃腫龐大，人浮于事，大量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丟掉了務實，肯干的革命傳統作風，而是在官僚主義的歪風中“陷入濫發文件、空談法令、亂寫指示的境地，而生動活潑的工作卻淹沒在這浩如煙海的公文中了”。[64]　　

（3）黨政干部以權謀私，疏忽職守，辦事拖拉的現象，處處可見。列寧在俄共（布）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中，曾嚴厲批評了這些壞現象，還特舉例說1922年初，莫斯科消費合作社要買法國人的一批罐頭，對這么簡單的一筆交易，而當時主管此事的對外貿易人民委員卻遲遲拖著不辦理，當時情況相當緊急，因為“莫斯科正在挨餓”。直到后來，中央政治局直接過問才得到解決。列寧在調查此事后氣憤之極，曾建議把對外貿易局的全體人員都送到莫斯科最壞的監獄去禁閉36小時[65]。　　

領導干部以權謀私，官僚主義泛濫，說明俄共（布）建立的政治體制有許多不合理之處。列寧對此已意識到，此事關系到新政權的生死存亡，再不馬上采取措施進行改革，人民當家作主的“公權”就會變成為少數權貴服務的“私權”。為此，列寧向全黨發出：“如果不進行有系統的斗爭來改善國家機關，那我們一定會在社會主義的基礎還沒有建成以前滅亡”[66]的警告。為了防止蘇維埃國家政權變質，以列寧為首的俄共（布）采取了以下改革措施：　　

（一）選派大批優秀工人到國家機關去工作　　

十月革命以后，由于工農群眾還不具備直接管理全部國家事務的業務素質，把大量的資產階級專家和舊官吏繼續留在國家機關工作，誰料，有些人不僅不好好為新政權服務，反而趁機搞破壞活動，妄圖推翻革命政權搞復辟。對此列寧曾形象地說：“就象一輛不聽使喚的汽車，雖然有人坐在里面駕駛，可是汽車不是開往駕駛者要它去的地方，而是開往別人要它去的地方。”[67]針對革命進程中出現的這些新情況，1920年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列寧就提出：“應當把一批批的工人安插在這些資產階級專家周圍，……使工人進入一切國家機關，使他們監督整個國家機構。”[68]到1920年底，在中央及各省黨政機關與國營企業的管理機構中，工人的人數占管理人員總人數的61.6%。這一措施大大增加新政權中的新鮮血液，為鞏固社會主義政權起到相當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密切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　　

十月革命所以能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取得勝利，根本原因就是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革命政權一旦脫離群眾就會大難臨頭，所以列寧說：“對于一個人數不多的共產黨來說，對于一個大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工人階級先鋒隊來說，最大最嚴重的危險之一，就是脫離群眾”。[69]為了加強同群眾聯系，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做出如下決定：　　

“共產黨員——蘇維埃委員無論如何至少每兩星期向自己的選民做一次工作報告。純粹擔任蘇維埃工作連續三個月以上的工人，至少應回工廠一個月。”[70]到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又強調：“把長期擔任蘇維埃或黨的工作人員派到機床和耕犁房去工作。”[71]除上述決定，列寧還高度重視人民群眾的信訪工作。在他起草的《關于蘇維埃機關管理工作的規定草案》里要求：“每個蘇維埃機關，都要張貼關于接待群眾來訪的日期和時間的規定，不僅貼在屋里，而且貼在人人可以看到的大門外面。接待室必須設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什么出入證的地方。”[72]　　

（三）精簡機構，提高效率　　

列寧認為，官僚主義，辦事拖拉往往是由于政府機構分工不清，臃腫，人浮于事造成的。所以1918年他就提出要精簡國家機構，但收效甚小。直到1922年列寧再次對國家機構進行調查，發現國家機構數目比1918年增加一倍多。僅隸屬于人民委員會和勞動國際委員會的各級委員會多達120個，列寧認為，在這120個委員會中“真正必要”的只有16個。所以，他主張，“把那些半貴族式老爺式的玩具性的機構”一律撤掉。精簡多余的人員，把國家機構精簡到最低限度，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機關的工作效率。　　

十月革命后，為了實施民主制，蘇維埃國家機關曾一度采用集體管理制。這種體制有利于發揚民主，卻降低了工作效率，因為在工作中說是集體決策、集體負責，實際上無人具體負責。為了解決這一弊端，俄共“九大”作出決定要求國家機關從上到下要做到：“一定的人，對一定的工作切實負責。在討論或決定問題的過程中采用集體管理制，但是在執行過程中，集體管理制就應當無條件地讓位給一長制。”[73]　　

（四）改革黨的領導體制，擴大黨內民主　　

1921年3月，隨著國內戰爭的結束，在俄共“十大”，提出要在黨內用“工人民主制”取替內戰期間實行的“戰斗命令制”。工人民主制的內容：　　

首先是搞好黨內民主生活。“對一切最重要的問題，在全黨必須遵守的黨的決議未經通過以前展開廣泛的討論和爭論，充分自由地進行黨內批評，集體制定全黨性的決議”。　　

其次，取消干部委任制。“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的表現就是從下到上的一切機關都實行普遍選舉制，報告制和監督制等等。”[74]　　

第三，必須把黨的領導機關置于全黨的監督之下，“必須使召開黨的領導機關的公開會議成為一種制度”，“中央委員會要按月向黨報告自己的工作”，各級黨的領導機構：“不僅要向上級組織，而且要向下級組織經常報告工作。”為擴大黨內民主嚴防權力過分集中個別領導人及改善黨的領導，列寧提出的具體措施是；其一，擴大中央委員會的人數，增加工人的比例；其二，擴大中央監察委員會，選拔優秀的工人農民充當新成員；其三，實行黨政分工。　　

（五）強化黨和國家的監察制度　　

十月革命以后，既使是在內戰期間，列寧已認識到在由無產階級中的精英代替人民管理國家的情況下，一旦失去監督，同樣會出現蛻化變質的危險，“公仆”會變“主人”，所以，必須加強對黨政機關領導干部的監督，完善黨和國家的監察制度。　　

根據列寧的提議，在黨的“九大”，決定建立黨的中央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并規定；各級監察委員會應與本級黨的委員會平行，中央監察委員也應象中央委員一樣，“享有中央委員的一切權利”[75]；同時，“中央監察委員會必須在自己主席團的領導下，有系統地審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除此以外，列寧還特別重視監察委員會的獨立性，因為只有讓監察委員會獨立地行使職權，才能為監察工作提供組織上的保證，否則，監察工作就會流于形式，起不到應有的監督作用。列寧還強調說：中央監察委員會，它只對黨的代表大會負責，它的任何委員都不得在任何人民委員部，任何個別主管機關及任何蘇維埃政權機關中兼職。　　

上述說明：列寧從十月革命勝利至去世之前，為了防止“公權”變“私權”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雖然收效不大，卻給我們留下寶貴的經驗教訓。作為一個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直到病危在他口授的文章中還感嘆：“為了改善我們的國家機關，我們已經空忙了五年，但只不過是空忙而已。”[76]可見列寧因為防止權變的改革大業沒有完成，是帶著極大的遺憾去見馬克思的。特別令人痛心的是列寧已經看出問題，并下決心去解決問題的時候卻54歲早逝，假設他再多活20年，俄共的歷史又要重寫了，當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待續）

 摘自《權力大舞臺的悲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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