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中的細菌戰
作者：思炎 原載：西西河
國際上通常把生物武器、化學武器和核武器統稱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用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借口發動對伊戰爭，薩達姆被處死了，伊拉克被“民主”了，伊擁有“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有力證據至今卻沒有找到。極具諷刺的是美國自己已在兩次伊拉克戰爭中使用了會給平民造成大規模傷害的貧鈾炸彈和集束炸彈、在科索沃使用貧鈾炸彈、在越南戰爭中使用橙劑。
而比這些更早的是：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就曾經使用了細菌武器。
一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中國人民志愿軍于1950年10月25日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英勇的志愿軍重創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1951年1月1日，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將“聯合國軍” 擊退至三八線。隨后，雙方開始談判，但由于美方的原因，談判毫無進展。“聯合國軍”一方面為挽回在朝鮮戰爭中注定要失敗的命運，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增加在談判中的籌碼，黔驢技窮的美軍開始進行了一場寂靜無聲卻異常骯臟的戰爭，竟公然違背國際公約，于1952年初開始，秘密地對朝鮮軍民和中國人民志愿軍悍然發動了無人道的細菌戰。并對在朝鮮北部和中國東北地區持續施行了約1年的細菌戰，企圖造成疫病流行，殘害朝中軍民，削弱朝中人民的作戰力量。
美軍所采用的主要手段，是在夜間以飛機在志愿軍許多前線陣地上和一些北朝鮮居民地投撒帶有炭疽桿菌、鼠疫桿菌、霍亂弧菌等10余種病菌的蒼蠅、人蚤、死鼠、青蛙、羽毛和樹葉等。致使一些地區發生了在當地久已絕跡的霍亂、鼠疫等傳染病。3月份，志愿軍患鼠疫的有13人，腦炎腦膜炎患者44人，患其他急性病43人，其中36人死亡。
鏈接出處（互動百科：反細菌戰）
敵機飛走后不久，志愿軍官兵便在山坡的雪地上發現了大批本不該在這個季節和地點出現的蒼蠅、跳蚤、蜘蛛等小蟲子。而投擲過細菌彈的飛機型號包括：B-26 Invader, F-86 Sabre , P-51 Mustang 等（見后面大圖）
●美軍投擲在朝鮮北部地區的細菌彈，彈體里的蒼蠅等散落在彈皮上、冰上
●美軍在朝鮮投下的四格細菌彈 (The U.S. germ warfare program used the 500-1b “leaflet bombs”. It was called E73 or M115 Bomb) 參照后面大圖里。
●美軍投下的一種特別厚的紙筒細菌彈及細菌
●中朝人民軍隊和人民全面展開了反細菌戰的斗爭。圖中志愿軍防疫人員正在滅殺帶菌媒介物。
●志愿軍防疫人員正在為朝鮮兒童注射防疫疫苗
加拿大傳教士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幼章）在遼寧省沈陽市附近地區進行調查后，于1952年4月25日在倫敦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美國在中國使用過細菌武器。
1952年3月3日至19日，由國際知名的法學家組成的“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也前往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進行了現場調查。同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國、英國、意大利、巴西、蘇聯、中國等國家的著名科學家組成的“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簡稱國際科學委員會)，由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先生率領赴朝鮮和我國東北地區進行實地調查。
●圖中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簽字儀式在北京舉行。報告結論認為美國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使用了細菌武器。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這些細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
●我軍防細菌戰的書籍和當年的反細菌戰宣傳畫。至1952年底，美軍的細菌戰被粉碎，美國實施細菌戰，不僅沒有達到其預期目的，反而在政治上、道義上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在實施這項滅絕人性的任務過程中，至少有25名美國飛行員被中朝軍擊落活捉。圖中被俘的美軍上尉駕駛員John Quinn（約翰奎恩）供認在朝鮮投擲細菌彈（那些招供的駕駛員回國后，在美國某些機構的威逼下再反供，后面將會談到）
當然，對于細菌戰的問題，即使面對再詳實的調查結果和再有力的證據，美國也一直矢口否認，美國所有公開歷史文獻從不提及的一頁，并且已經解密的朝鮮戰爭的文檔也曾作了大量技術處理。也不難怪朝鮮戰爭在西方特別美國是forgotten war，有太多秘密要cover up了。
美國不承認倒不奇怪，但奇怪的是卻看到在許多中文論壇里，有中國人（至少是寫著漢字的）在有關此話題和帖子里的留言和觀點類似那篇也刊登在大妓院里等的一篇原載北京之春的文章：北明《韓戰期間“美軍使用細菌武器”公案始末》，和北明同年寫的另一篇文章《【韓戰解密】揭破韓戰中“美國使用細菌戰”的謊言-----解密新發現的俄國總統檔案文件》
作者署名北明在文章里的“向世界詳細分析闡述了”美國在韓戰中沒有使用過細菌武器，并且披露了中國和朝鮮對美國的指控是蘇共和中共設下的一個騙局。認定志愿軍指揮員錯誤地作出了美軍進行細菌戰的結論，而毛澤東即便知道志愿軍的報告是“不準確的”，也無論如何要繼續進行他的“宣傳攻勢”，因為他不愿意放棄這種對美國的控訴所帶來的國內利益和國際利益。北明更進一步認為，反細菌戰在很大程度上是當時中國、朝鮮、蘇聯三國政府共同發動的“政治宣傳。北明在文章的開篇就說道：
韓戰在1950年6月那個周末開打以後的三年期間，有關美國使用細菌武器的指控和爭論，便和傳染病的流行規律一樣，每年春起而秋落。直到蘇聯外交檔案正式解密之前仍未塵埃落定，只是不再和每年的流行性傳染病一同發作，而是隨著指控國家政治的需要打擺子發燒：一有風吹草動，必定打雷下雨。這種情況直到蘇共後來內部秘密調查確證此一指控是完全沒有事實依據的騙局，終於命令中朝兩方停止做戲為止，也沒有絲毫改變。了解中國和蘇聯歷反美運動史的人知道，這是中國人心中美國的妖魔形象至今仍無絲毫改變的原因之一。
可惜的是，北明的有關認定中國和朝鮮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撒了彌天大謊的結論，除了中國已經公布的檔案文獻中的零星資料，主要論證依據是北明自己文章里所說的那本“手抄本檔案“，那是在日本《產經新聞》刊登12份所謂的蘇共中央檔案抄件內容，宣布這些檔案揭破了韓戰中“美國使用細菌武器”的謊言。 而他卻只字不提這些“蘇聯秘密檔案”可信度，也沒有其他資料的印證。
一篇《抗美援朝戰爭反細菌戰斗爭的歷史考察》的文章里很明確的寫了，關于美軍實施細菌戰的報告，不是如一些美國學者和某些國內學者包括所北明說的，那是一種“神經質的推斷”，而的確最早來自于志愿軍部隊，是疫情的如實上報。這篇文章里詳細寫了反細菌戰斗爭的開始，發展的來龍去脈和反細菌戰斗爭決策的基本過程。
來源：鏈接出處（中華網：抗美援朝戰爭反細菌戰斗爭的歷史考察）
由于文章比較長，就不全貼過來，有興趣的可以看一下。
這里節選的引用里，詳細說明了為什么這所謂的“秘密檔案”根本不能當作證據使用，來否認“美國在韓戰期間使用細菌武器”。
第一個問題，如何看待日本記者收集的原蘇共中央檔案抄件內容。日本記者內藤靖夫收集的原蘇共中央檔案抄件共有12份，其所描述的內容如下：
1953年4月21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貝利亞向蘇共中央主席團提交備忘錄，稱他在國家安全部的檔案中發現了蘇聯駐朝鮮社會安全部顧問格魯霍夫、蘇聯駐朝鮮外交部顧問斯米爾諾夫1952年3月給時任蘇聯國家安全部部長伊格納提耶夫呈送的一份報告，內容為：在“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到朝鮮調查前夕，蘇聯駐朝鮮大使拉佐瓦耶夫在沒有得到蘇共中央批準的情況下，支持朝鮮方面偽造疫區，偽造被傳染的人員。拉佐瓦耶夫、格魯霍夫和曾任朝鮮人民軍衛生顧問的謝利瓦諾夫在隨后提交的書面材料中認可了這些內容，并稱：朝鮮方面根本沒有掌握美軍實施細菌戰的證據。中國方面也沒有發現鼠疫、霍亂病菌。
貝利亞稱：伊格納提耶夫扣押了這份具有“非常重要政治意義”的報告，導致“蘇聯的國際形象受到嚴重傷害”。蘇共中央主席團隨后作出決議：重新確定蘇聯政府關于美軍在朝鮮實施細菌戰的官方立場，并通知毛澤東、金日成：“蘇聯政府和蘇共中央被誤導了。在新聞媒體中廣泛傳播的美國人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報道是基于荒謬的證據。對美國人的指控是虛構的”。5月2日，蘇聯駐中國大使庫茲涅佐夫向毛澤東、周恩來通報蘇共中央的決議。蘇聯駐朝鮮臨時代辦蘇茲達賴夫也在6月1日向朝鮮勞動黨中央書記樸昌玉通報了決議。
6月2日，由莫洛托夫、赫魯曉夫、貝利亞主持的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決定，將伊格納季耶夫開除出蘇共中央。
上述內容因其來自原蘇共中央檔案，因而在國際學術界引起強烈關注不足為奇。但其中有三個因素必須考慮：
一是這些文獻所形成的過程以及它所涉及到的歷史情況，都與當時蘇共中央內部激烈的權力斗爭密不可分，其所帶有的政治斗爭特征也非常明顯。1953年6月底，即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決定將伊格納季耶夫開除出蘇共中央的20多天后，貝利亞被逮捕，隨后被處死。伊格納季耶夫作為遭受貝利亞迫害的人員之一，被平反和恢復蘇共中央委員資格。盡管無法因此而否定這些檔案的價值，但至少對于其內容需要謹慎對待。
二是這12份原蘇共中央檔案抄件中，不包括貝利亞所提到的1952年3月格魯霍夫、斯米爾諾夫致伊格納提耶夫的報告。這份報告的內容到底如何，至今不清楚。同時，這12份檔案與已經公布的眾多前蘇聯朝鮮戰爭檔案不同，只有手抄件，沒有原始文獻；是內容摘抄，不是全文照錄，并且這些檔案抄件的真實性從來沒有得到俄羅斯方面的正式認可。美國《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在發表這一批抄件時，也專門指出了這一點，認為：在正式的檔案文獻公布前，這批文件的真實性將始終受到懷疑。
三是這12份檔案抄件內容，到目前為止，無法得到中國檔案文獻的證實。與前面所敘述的中國方面反細菌戰決策過程對照后就可以發現，這些檔案抄件所敘述的內容，與中方的決策過程根本沒有任何關系。而在目前的中國檔案文獻中，也找不到與抄件所涉及內容相關的資料。
因此，在俄羅斯沒有公布完整的原始檔案文獻前，在中國的檔案文獻無法確切證明這些檔案抄件的內容前，任何對日本記者收集的蘇共中央檔案抄件真實性的判定，都只能是一種分析與推測，無法形成準確而確定的結論。在這種情況下，不能也不應該盲目相信其內容，更不能以此為依據作出否定美軍曾經實施細菌戰的重大結論。
那么，美軍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進行細菌戰，是中朝方面為政治宣傳而編造的政治“謊言”，中國人被洗腦了？美國真的如北明和國內某些“學者”所認為的“美軍是如此清白的……在韓戰中嚴守自己限制使用非人武器的規定？”，沒在朝鮮戰爭中有違反國際公約的罪行？
帶著這個疑問，我查看了很多資料文章后，答案是：NO！
下面是一些我查到的有關資料：
首先是來源wiki的有關朝鮮戰爭細菌戰的綜述：
朝鮮戰爭細菌戰，是指1950年開始的朝鮮戰爭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聲稱美國利用炸彈和炮彈投放毒物、病毒、細菌；或利用化學藥品、細菌對中朝戰俘進行注射和試驗的一系列行動。美國則全盤否認并主張邀請國際紅十字會去中國與朝鮮實地堪察卻遭中、朝拒絕。此事成為雙方的宣傳戰。但有第三方資料顯示美國征調前日軍“731部隊”及“100部隊”在1950年12月赴38度線散布流行性出血熱病原體以阻止志愿軍南進。
來源wiki：鏈接出處（維基百科：朝鮮戰爭的細菌戰）
wiki應該不是中國政府的喉舌吧，但對于“美方動用細菌武器”是肯定的。
●British-China Friendship 1950s photo by Andrew Burgin 2006 Robert Neff Collection
(來源）
An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by the Army and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 disease resembled hemorrhagic fever, which the Japanese had encountered in Manchuria and also experimented with in their Unit 731, one of the units that made up the Japanese Army Biological Weapons program. After Japan's defeat in World War II, the commander of Unit 731, Ishii Shiro, and other officers were given immunity from war crimes prosecution by the U.S. in exchange for data from their experiments.
Did U.S. Conduct Germ Warfare in Korea？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后，美國高舉所謂“正義人權民主道德”旗幟，滿世界高喊“普世”價值，卻在暗地里跟在二戰的人類浩劫中沾滿中國人鮮血的日本731部隊完成了骯臟交易，美國雇傭石井四郎、若松勇次郎、北野政次等一批日本細菌戰犯，繼續秘密研究與制造細菌武器。對臭名昭著，慘絕人寰的日軍731部隊免予起訴，以換取其研究內容（用中國人的活體試驗得到的數據），并運用到朝鮮戰爭戰和越戰中。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藤井志津枝教授在1995年10月《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發表之〈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日本發展生物化學戰重要人物之研究〉一文中， 證明美國征調前日軍“731部隊”部隊長石井四郎中將與北野政次中將及“100”細菌部隊部隊長若松勇次郎中將率領前731部隊成員在韓戰期間赴韓國發動細菌戰以阻止中共軍隊之南進。其中提到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出乎聯合國軍統帥麥克阿瑟意料之外加入韓戰戰場，聯合國軍遭遇重大打擊，向南撤退。聯合國軍為求扳回劣勢即決定施行生化戰。三部隊長及日本醫師會會長田宮猛雄來至北緯38度南北韓分界線勘察，并以防衛38度線為目的。12月，在美軍南撤時所用之細菌武器為731部隊在中國東北所研制的流行性出血熱(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病原體。細菌戰的對象為㈠軍隊炊事房，㈡警察餐廳，㈢軍隊、政府、黨的宴會場，㈣城市的水池河川，㈤黨高級干部的任宅等五種。美軍因此于1952年豁免日本陸軍軍醫官佐一千余名。北野政次與美軍C.B. Philip 上校之聯系也被公開。（注：流行性出血熱可流行性出血熱可能就是后來鑒定的由漢他病毒（Hantavirus）引起的漢他出血熱。）
鏈接出處（維基百科：朝鮮戰爭的細菌戰）
在《轉基因前傳：美國與731部隊戰犯的骯臟交易》一文中有詳細說明。
●Mori Masataka （Chief of Investigation Team of Historical Fact of U.S. Germ Warfare During Korean War ）
在2001年，7月26日至8月5日，Mori Masataka帶領一個日本“朝鮮戰爭細菌戰調查團”在朝鮮和中國東北，調查在戰爭期間美國是否有使用細菌彈。在訪談中，他說通過這次調查，再次確認一個事實 ：那就是美國的確在朝鮮戰爭中使用了細菌彈。
Mori Masataka說一些美國媒體和日本隱瞞了細菌戰的事實。
他們的組織將收集美方證人，同時敦促美國釋放的信息給公眾。
I also visited the germ warfare section in the Museum of Victory in Korean War, and I was able to have access to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which were not to open to the public.
What surprised me most during my visit to the DPRK was an 18-minute documentary film, which was filmed in 1952 by the staff of the National Film Studio of the DPRK.
The documentary film titled, “U.S. forces’ atrocity of germ warfare,” showed flies and spiders, which were scattered by U.S. airplanes, crawling around on the snow, together with captive pilots testifying to the act of germ warfare. The film also showed the activities for prevention of epidemics and the activities of an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team, which was formed by eight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K and France, to investigate the suspicion of U.S.-committed germ warfare.
This time, I confirmed again the fact that the U.S. committed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 in Korea. Through some documents, I had known about the germ warfare committed by the U.S. forces during the Korean War but had no sufficiently convincing materials to persuade people to believe the fact.
Hearing the testimonies of victims and witnesses during my stay in the DPRK, I was able to obtain an outline of the germ warfare.
……
Some media in the U.S. and Japan are set on covering up the fact of the germ warfare.
Our organization will gather witnesses by the U.S. side, while urging the U.S. to release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
The U.S.-committed germ warfare and the air raid on Pyongyang are only part of the Korean War. Our latest field investigation gave me a new recognition of the war crimes committed by the U.S. forces against Korea.
來源：鏈接出處
有關Mori Masataka的調查后來被拍成紀錄片，鏈接在這：
資料遠遠不止這些，其實以上這些已可以說明那些“北明們”的言論：細菌戰是所謂的中國和朝鮮的“政治宣傳”是根本靠不住腳的，美方不是象他們所說的那么清白的。
二
1952年3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組織“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分赴朝鮮和中國東北進行調查，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和由劍橋大學教授、英國漢學家李約瑟先生率領的世界著名科學家組成“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也進行了現場調查，調查人員認定美軍存在細菌戰。國際科學委員會用4種語言發表了600多頁的報告，報告的封面是黑色的，因而被稱為“黑皮書”或“李約瑟報告”。報告結論是：“朝鮮及中國東北的人民，確已成為細菌武器的攻擊目標；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這些細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
在上貼中，我們所看到美軍留下的細菌彈的照片，從武器設計可以看出出處，是采用731的日式細菌彈。加上如今已經公開的內幕：美國雇傭了731部隊的戰犯，換取其研究內容并將日本在二戰中的細菌戰項目整合發展生物武器，并運用到朝鮮戰爭中，對朝鮮和志愿軍實施細菌戰。
這也說明當年“國際科學委員會”的結論沒錯。其實，從朝鮮戰爭起至今，中朝兩國對美國在朝鮮戰場中使用細菌戰的指控一直都得到一批西方學者的支持。但是，當時的科學家也都因此被他們國家的政府視為叛國，受到威脅和不公對待。比方，李約瑟因此上了美國政府的黑名單，直到1970年代才從名單中移出。
當年國際科學委員會的觀察員和顧問、意大利微生物學家佛朗哥格雷齊奧西是這個委員會惟一健在的成員。雖然他在1952年來過中國（也是唯一一次），由于他支持國際科學委員會的結論，回國后，他的護照被意大利警方剝奪了，直到上世紀50年代末才重新得到護照。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 that looked into the charges concluded that the US had used biological weapons in China and North Korea - in part because it judged the testimony of the hundreds of witnesses interviewed "too simple, too concordant and too independent" to be doubted. But the commission, led by Britain's Joseph Needham, came under fire because it contained known sympathiser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Endicott and Hagerman argue that, with the new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now available, the Needham report should be seen in a different light.
Did the US start germ warfare？
而當年第一時間向西方民眾報道有關美軍實施細菌戰的西方記者是韋爾弗雷德格拉漢姆伯切特（Wilfred Graham Burchett），和阿蘭溫寧頓（Alan Winnington ），由于非常同情新中國的遭遇，他倆寫了大量他們親眼見到的戰地報到，并協助做英、美戰俘供認的工作。
(謝謝河友[行走的考拉]提供的資料）
朝鮮戰爭中，Burchett以巴黎《巴黎晚報》（Paris Ce soir)記者身份，在《人民日報》等國內外報刊上發表過許多報道戰爭真相的文章，包括報道戰俘們在志愿軍戰俘營的生活情況。在整個停戰談判期間，Burchett還寫了大量揭露美方無恥、狡猾、抵賴的報道。被西方政府視為眼中釘。
特別是美國政府聲稱General William F. Dean已經被朝鮮人殺害了后，Burchett拍攝了紀錄片，向西方世界揭露實際上他還活著。為此，澳大利亞政府和美國政府對他恨之入骨。而General William F. Dean卻在他的自傳里，有一章題為“我的朋友威爾弗雷德伯切特”中，對Burchett表示感謝，正因為他的報道使得William Dean的家人得知他的真實狀況。
Wilfred Burchett被澳大利亞政府和ASIO密切監視，從1955年起，在后來的17年里，澳大利亞政府拒絕發給他澳大利亞護照。在1972年，Whitlam工黨政府甚至拒絕登記他的孩子們為澳大利亞公民。Wilfred Burchett 成為，澳大利亞唯一的“政治難民”
來源：wiki：Wilfred Burchett became, as the Australian put it, ‘Australia’s only political refugee’.
阿蘭溫寧頓（Alan Winnington）在朝鮮戰爭期間，他職于英共機關報《工人日報》The Daily Worker。戰爭爆發后，Winnington速度赴朝采訪，撰寫了大量報道，并協助做英、美戰俘的工作。
因此，被英國政府指控為犯了“叛國罪”，吊銷其記者執照，成為“流亡者”。1959年離開中國，定居柏林，并在那里去世。
●Wilfred Graham Burchett 在朝鮮
●Alan Winninton
50年代早期，在上海出版的《中國月報》（China Monthly Review）雜志的編輯兼發行人John William Powell（約翰鮑維爾），在他的雜志上批評了美國及聯合國在朝鮮戰爭中扮演的角色并支持中朝兩國的指控。因此，美國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該雜志。1956年，鮑維爾和他的兩名編輯助理（其妻子席爾維雅和朱利安舒曼）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動罪。6年后，最終因為美國軍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檔案或人證，法官以證據不足宣判他們無罪。但鮑威爾卻再也不能得到一份報紙上的工作了。
wiki：鏈接出處
鮑威爾在后來的人生中，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他在1980年10月/ 12月issue of 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發表題為“日本的細菌戰：美國掩蓋戰爭罪行”一文，一名來自美國合眾國際新聞主編卻告訴鮑威爾，他的故事是“老新聞”，它不是由主流刊物上發表。
幸而，此時在“信息自由法”的名義下，鮑威爾可以提供更多的證據證明他先前在“中國月報”上的報道。他在1981年寫了文章"Japan's Biological Weapons, 1930-1945," （日本的生物武器，一九三〇年至1945年），但《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直到后來才得以發表。
1989年，一個日本在中國的細菌戰試驗的情況曝光。英國記者 Peter Williams 和 David Wallace出版了他們的書，"Unit 731: Japan's Secret of Secrets" （“731部隊：日本的秘密的秘密”）。同年他們的一文“731部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的秘密生物戰”也刊登在New York City。 即使在21世紀，60年之后，美國情報機構和國防部仍保留二戰時日本的“中國計劃”的一些信息。
鮑威爾的文章終于在《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刊登后，最終CBS-TV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出了60分鐘的電視調查新聞節目，ABC-TV's 美國廣播公司也播出了節目。鮑威爾的報告引起了公眾對細菌戰的廣泛關注，促使美國國會在1982 至1986對美國戰俘進行聽證。
●1947年，鮑威爾在上海。（他于2008年12月15日在舊金山去世）
1998年11月出版的書，Stephen Endicott and Edward Hagerman《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Secret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 》（美國和生物武器：來自冷戰早期和朝鮮的秘密），和Sheldon H. Harris的《死亡工廠：美國掩蓋的日本生物戰》兩本書可以相互印證。
Stephen和Edward的書里有大量的事實和依據來說明美國在朝鮮戰爭發動了細菌戰，兩位歷史學家披露這是美國和日本“保守得最好的官方秘密之一”，即美國是如何將日本在二戰中的細菌戰項目整合進自己戰后發展生物武器規劃的。Endicott指出：朝鮮戰爭的事實表明，美國為達到其自身目的可能會采用各種手段，包括庇護戰犯，使自己也成為國際戰爭罪犯。在書中，他們還披露了某些國家如英國、加拿大在二戰后和美國在生物武器上的合作。
Endicott and Hagerman have produced the most impressive, expertly researched and, as far as the official files allow, best-documented case for the prosecution yet drawn.The authors conclude from th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hat the US is guilty - not of waging a prolonged biological attack on North Korea and China, but more likely a limited, covert action; a kind of experimental foray with biological weapons to test the kind of war Washington would have waged, had the Korean conflict led to a third world war.
……
By the start of the Korean war in 1950, the five anti-personnel agents and two anti-crop agents - cereal rust and chemical growth regulators - were on the ready-to-go list. The agents were tested in M33 cluster-bombs, each containing 108 aerosol bomblets. In 1952, the US air force requisitioned 23,900 of these cluster-bombs. If a world war had broken out, the plan was to carry atomic and biological bombs in the same aircraft.
Fort Detrick scientists also continued to work with the Canadians on using insects - flies, fleas, lice, mosquitoes and ticks - to spread germs. At the same time, the US air force in the Far East was told by the military chiefs to plan for biological warfare attacks in China.
……
Many relevant documents on biological warfare have either been destroyed or lost; others are still classified. The authors found that at least 19 relevant "secret" category communications during 1952 were missing.
……
The authors note that, in 1952, the air force special operations division, which "directed and supervised" covert biological warfare, sent a specially trained air wing to the Far East. And in 1952, the division "entered into agreements with the CIA to manufacture and test biological weapons for aggressive applications". However, here again the authors run into a dead end. Records of the CIA's biological warfare activities going back to 1952 were "very incomplete", the CIA director, William Colby, told Congress in 1976, since documents had been destroyed.
來源：Did the US start germ warfare？
中朝還掌握了其他一些確鑿的證據。5月開始，中朝方陸續公布了曾參與對中朝兩國進行細菌戰、超過25名美軍被俘虜的美國飛行員供認曾經使用過細菌武器的供詞。其中包括一些高級軍官，3名上校軍銜的戰俘分別詳細供述了美國官方關于進行細菌戰的決策情況，甚至談到過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決策在朝鮮實施細菌戰的過程。這些軍官包括美國空軍第4戰斗截擊機飛行大隊大隊長瓦克·馬胡林上校、美國空軍第49戰斗轟炸機聯隊副聯隊長安德魯·埃文斯上校、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航空兵聯隊參謀長弗蘭克·許威布爾上校。
但是，美國對所有的人證物證一概不予理會。1953年10月26日，美國駐聯合國副代表查爾斯梅奧在聯合國的一次會議上說：“所謂的‘細菌戰’供述不僅僅是共產分子靈機一動的聰明主意，更是大量的有計劃的謊言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北明們”也和美方一樣認為：美國戰俘的招供是純粹因為中方的誘供。
但是，如今越來越多信息真相浮出水面——包括美國生物戰的計劃，再讀當年美俘的供詞，可以發現有驚人的一致……
三
美方的宣傳，包括許多認為美國沒有在朝鮮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的人，往往用這個理由質疑：如果中國和朝鮮沒有“撒謊”，為何多次拒絕國紅十字會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委員會前往朝鮮調查的請求？
而《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Secret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 》（美國和生物武器：來自冷戰早期和朝鮮的秘密）的作者歷史學家Stephen Endicott 和 Edward Hagerman作了解釋：由于這些組織都被西方主導的，美國國務院認為中國的周恩來和朝鮮的金日成不會同意這一挑戰，但為了以防他們接受紅十字前往調查的請求。而新公布的文件顯示：美國國防部秘密授權其在東京總部遠東司令部，總司令Matthew Rideway（李奇微）拒絕給紅十字會調查人員“獲取接觸任何特定的信息來源“。
美國駐華大使Benjamin Cohen(科恩)前往聯合國前宣布，美國奉行的政策是公開的，我們不打算隱瞞任何東西等。科恩一邊說這是共產黨的誹謗，一邊拒絕讓中國和朝鮮的代表比美國早一步到聯合國申訴。
美國國防部告訴科恩的聲明是，美國未打算使用細菌戰，即使在朝鮮-是不可能的（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intend to use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even in Korea- was impossible）。而這些話，科恩大使并沒有在聯合國提起。種種情形說明了，美國杜魯門政府對于嘴上說的，開放接受國際監督檢查的誠意是如何了。
來源： United States Biological Warfare during the Korean War: rhetoric and reality
特別當時美國政府正奉行杜勒斯的實力地位政策，麥卡錫主義肆無忌憚。美國的一些盟國雖有自己獨立自主的立場，但在很多事情上仍不得不遵從美國的旨意。在此種情況下，特別是中國對美方的伎倆心里有數，這也可以理解中朝方面為何不信任讓紅十字會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委員來朝鮮進行調查。第二貼里也講到：那些國際科學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向西方報道細菌戰真相的記者都受到了美國的報復，和他們國家政府（美國盟國）的威脅和懲罰。
而美方包括有些人又說國際科學委員會的“黑皮書”沒有沒有權威性。但在本系列的第一帖和第二貼里已經講過的，國際科學委員會的報告結論：“朝鮮及中國東北的人民，確已成為細菌武器的攻擊目標；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這些細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那么說明當時他們包括很多正義的西方人士對美軍的指責不是什么“謊言”，而是正確的。
有些學者認為，直到今天中國還沒有解密相關檔案的原因，是中朝方面不愿讓美方通過這些很具體的材料來判斷細菌武器的效果。在上貼中提到的，國際科學委員會的觀察員和顧問、意大利微生物學家佛朗哥格雷齊奧西（中文名葛法藍），也是如今惟一健在的成員。他回國后護照被意大利警方剝奪。在后來的歲月里，葛法藍接受過很多西方國家媒體的采訪，他也一直堅持國際科學委員聲明中的觀點。（*如今80多歲的葛法藍剛從羅馬大學巴斯德研究所所長的位置上退休下來）
對于美方和一些“北明們”推崇的，所謂的來自蘇聯的“新證據”來否認美國沒有在朝鮮戰爭進行細菌戰，葛法藍以微生物學家和當年細菌戰調查的見證人的身份作出了批駁，指出了這些“文件”中的醫學漏洞，葛法藍說，“……看過這些‘新證據’后，我有時有這樣的感想，那些批評黑皮書的人或者是對委員會所做工作有保留意見的人沒有認真讀過黑皮書”。“我非常驚訝專業的歷史學家怎么會沒有注意到這些證據的前后矛盾”。
格雷齊奧西（葛法藍）回憶說：“……中國當局立即從委員會收回了有關沈陽附近的腦炎疫情的部分文件。我當時意識到從其中的圖表和表格中有可能推斷出人口中的實際發病數，這對敵方是很重要的信息。” 在葛法藍提供的另一個案例里，擔負投放受感染動物任務的飛機被追蹤，很顯然飛機來自美國方面。應委員會的要求，中國軍方提供了詳細的雷達圖。“但這些雷達跟蹤資料歸還給中方了，因為中方不同意把雷達站的位置透露給敵人。”
2003年2月，葛法藍把自己保存的有關朝鮮戰爭期間細菌戰的大部分資料交給了倫敦的“皇家戰爭博物館”，李約瑟博士的相關檔案資料也存放在那里。如果說朝鮮戰爭中美方使用細菌戰純粹是中、朝、蘇的“政治謊言”，如果中朝的指控是一個騙局的話，那么這些著名科學家何必把資料檔案交給皇家戰爭博物館，而如果真是謊言，那么他們為何又不怕自己的聲望英名受損呢？
跟中朝的證據相比，美方呢？除了對所有的人證物證一概否認，卻根本拿不出有效有力的資料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Endicott 和 Hagerman在寫《美國和細菌戰：來自冷戰早期和朝鮮的秘密》（1998年出版）一書過程中，了解到美國官方的檔案部門有許多與美軍在朝鮮實施細菌戰有關的檔案沒有解密，有些被銷毀。
比如，美國國家檔案館得到過美軍化學武器部的各種記載。但是，1949年至1951年的檔案資料目錄的序言中說：“這些目錄是（美國）軍方在1956年把檔案資料交到檔案中心時準備的。目錄是全部卷宗的一部分，反映了1956年當時的檔案內容。1956年到1969年期間，一些檔案被軍方收回，另一些被銷毀。現存記載是1969年由國家檔案館整理永久保存的。”
Not content to leave the matter in the hands of the civilians, the army recalled the Chemical Corps records from the National Archives in 1956. According to Washington archivists a number of documents were then culled and destroyed before the army returned the files to the archives thirteen years later. An example of these missing files is the Far East Command dossier on biological warfare. In the spring of 1952 that dossier originally had 25 items in it; after the cull there were 6 left, all of them dealing with defensive aspects of biological warfare, the use of gas masks etc.(8) One inference from this cleansing could clearly be that the Far East Command documents on the subject of offensive use of biological warfare were removed as ordered.
……
Public relations efforts to distract public attention from the true scope and intent of the US governments biological weapons program during the Korean War advanced further when army representatives appeared before a US Senate sub-committee hearing in 1977. The subject of the hearing, which was chaired by Senator Edward Kennedy, was US biological warfare programs. In his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Lt.Col. George A. Carruth misled the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by understating the funds spent on biological warfare during the Korean War and by claiming that the US had no offensive biological warfare program or capability and that BW weapons would only be used in retaliation, (9) subjects which we will turn to presently.
Endicott說，美國許多嚴肅的學者在讀了他們的書以后要求美國政府向公眾開放關于朝鮮戰爭期間細菌戰活動的檔案資料。但美國政府對該要求至今保持沉默。在這個問題上，就是《自由信息法案》也無能為力，這表明美國政府確實是在試圖掩蓋什么。
All the while the US government and it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were operat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doctrine known as plausible deniability. dop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in 1948, this doctrine, in the words of CIA chief William E. Colby, meant that if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deny something and not be clearly demonstrated as having said something falsely, then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do so. In other words certai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ersonnel and institutions could lie and cheat, do unpalatable, illegal or immoral things provided they could deny them successfully and not have the government tagged for them. Given these official guidelines is there any reason to be surprised that a secret offensive biological warfare project would, if necessary, become part of a carefully constructed and tangled web of disinformation and deceits？
Endicott 和 Hagerman在文章中揭露了加拿大1996年解密的文件，顯示：這些文件的“失蹤”是人為的，其中包括三位著名加拿大科學家1952年寫的調查報告，他們在美國政府唆使下被解雇。三人都不任職政府生物戰小組。另在90年代中期解密的文件表明，加拿大對外事務部也提交中方的證據給Prof. Guilford B. Reed，加拿大女王大學的生物戰實驗室負責人，也是領導加拿大和美國昆蟲媒介計劃的專家。Reed認為中國在1952年的證據是完全可行的，但建議對外事務部長Lester B. Pearson不要做公開討論。
Western scholarship has tended to dismiss the Chinese and North Korean medical evidence. Recently declassified documents indicate that these dismissals were contrived. One of the most widely circulated of these dismissals was a 1952 report by three distinguished Canadian scientists instigated by the U.S. government. None of the three was on the governments biological warfare panel. On the other hand, documents declassified in the mid-1990s indicate that the Canadian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also sent the evidence to Prof. Guilford B. Reed, head of the Canadian biological warfare laboratories at Queens University and perhaps the leading expert on insect vectors in the coordinated Canadian and U.S. programs. Reed concluded in 1952 that the Chinese evidence was entirely feasible, and recommended that Minister of External Affairs Lester B. Pearson avoid public discussion of the scientific aspects of the charges. (42) This document was kept secret until 1996.
而不象某些人認為，中國和朝鮮方面現在不提細菌戰的事。朝鮮在2000年指控美國在朝鮮戰爭期間犯有“反人類罪”，要求成立“聯合國戰爭罪特別調查團”進行調查，在給聯合國的一份備忘錄中，朝鮮抨擊美國軍隊犯下酷刑，屠殺，狂轟濫炸平民和生物戰。
來源：鏈接出處
不令人吃驚，美國照樣抵賴。即便美國媒體普遍忽視Endicott 和 Hagerman的調查結論：美國的確在朝鮮戰爭中使用了細菌戰，他們的研究得到了關于“戰爭罪”的知名專家的承認。“對于合理的人，” Endicott說，“我們認為，我們文件已經是無可置疑的。”
While the US media has generally ignored Endicott's and Hagerman's findings and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continues to stubbornly dismiss the evidence, their research has won critical recognition from reputable experts on war crimes. "For reasonable people," argues Endicott, "we think we've established documentation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我在上一帖里提到，除了國際科學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人證物證，中朝方掌握了其他一些確鑿的證據。曾參與對中朝兩國進行細菌戰、超過25名美軍被俘虜的美國飛行員供認曾經使用過細菌武器的供詞。其中包括一些高級軍官，3名上校軍銜的戰俘分別詳細供述了美國官方關于進行細菌戰的決策情況，甚至談到過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決策在朝鮮實施細菌戰的過程。這些軍官包括美國空軍第4戰斗截擊機飛行大隊大隊長瓦克馬胡林上校、美國空軍第49戰斗轟炸機聯隊副聯隊長安德魯埃文斯上校、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航空兵聯隊參謀長弗蘭克許威布爾（Colonel Frank H. Schwable）上校。
●Colonel Frank H. Schwable上校, 04429, 弗蘭克于1952年7月8日被俘。 1953年2月，弗蘭克在朝鮮廣播供認美國在朝鮮實施細菌戰的戰略計劃和行動的全部細節（下面鏈接里有完整的供詞），在供詞中，供認他駕駛飛機在朝鮮戰區投擲過細菌彈，并且詳細供述了美國官方關于進行細菌戰的決策情況。）
Colonel Schwable說他來朝鮮之后，擔任海軍陸戰隊第一空軍聯隊參謀長的職務，Colonel Arthur A. Binney將任務轉交給他，包括一份美軍在朝鮮實施生物戰的總體規劃綱要和海軍陸戰隊航空部執行的詳細時間表。在朝鮮的細菌戰的總計劃，是由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在一九五一年十月指示的。在那一月，參謀長聯席會議特派專人送給遠東司令部總司令（當時是李奇微將軍）一個指示，命令在朝鮮開始細菌戰，最初是在一個小的、試驗性的階段，但逐漸擴大規模。
該指令傳遞到總指揮，遠東空軍，在東京的General Weyland。Weyland將軍于是親自召集了在朝鮮的第五航空隊司令埃弗雷斯特將軍，以及在遠東空軍直接指揮下作戰的、駐在沖繩島直屬FEAF的的第十九轟炸機聯隊司令官，舉行會議。
那一計劃（我現在即將加以概述的）經過了研究，對于問題的大的方面取得了協議；而下述情報則由埃弗雷斯特將軍親自并口頭地帶回朝鮮，因為為了保密的目的，決定在朝鮮關于此事不得有可能被俘獲的任何書面東西。
計劃的主要目標是從一開始的測試到使用，根據現場條件下，各種要素的細菌戰，并可能擴大范圍測試，在稍后，根據在朝鮮獲得的結果，成為常規作戰武器。不同病菌的有效性，特別是它們的傳播和疫情質量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都被進行測試，看是否每一種疾病對敵方行動造成了嚴重干擾破壞，還是只是造成輕微不便，或者是完全被控制，沒有造成任何問題。
各種不同的武器裝備或容器在不同條件下被測試，包括測試不同類型的飛機用來其作為細菌炸彈運載物的適應性。地形類型也要進行測試，包括高的地區，海岸地帶，空曠地區，山谷地區，邊遠地區，相對毗鄰地區。大小市鎮、聚集在一起的城市以及相當分散的城市。各種可能的地區或是地區的各種可能的組合，都要加以試驗。
這些試驗的時期長短雖然不明確，但是要足以包括朝鮮任何極端的溫度。（那么認為美軍沒有進行細菌戰，并質疑在冬天放置蒼蠅是愚蠢的方法，說是實在想象不出一個思維正常的指揮官會在不考慮這些作戰條件下就采用這些手段的，現在應該明白為什么美軍要如此做了）
一切可能的投放方法都被測試，包括從戰術發展至包括最初夜間攻擊，然后延伸至白天用特別中隊轟炸炸彈襲擊，以及各種組合的轟炸飛機從單一直至飛機編隊，都進行了測試，美軍為了混淆中朝方面采用管用的炸彈和細菌炸彈混在一起投放。特別是敵人的反應也被測試或以任何手段加以觀察，以確定他有什么反措施，他將采取的什么樣的宣傳的步驟，以及在何種程度的軍事行動會被這種戰爭（細菌戰）的影響。
弗蘭克在招供中還說，安全措施將被徹底的測試，我方和敵方。在我方，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驟來限制關于使用這種武器的消息并控制關于這個問題的情報。對敵方面，要千方百計的迷惑敵人，防止他們找到美軍使用生物武器的證據。最后，如果情況有此需要，在繼續在細菌戰實驗階段，根據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指令，它可能擴大成為在朝鮮的軍事或戰術活動的一部分。
The B-29s from Okinawa began using bacteriological bombs in November, 1951, covering targets all over North Korea in what might be called random bombing.
……
Orders were issued that bacteriological bombs were only to be dropped in conjunction with ordinary bombs or napalm, to give the attack the appearance of a normal attack against enemy supply lines. For added security over enemy territory, a napalm bomb was to remain on the aircraft until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bacteriological bombs so that if the aircraft crashed it would almost certainly burn and destroy the evidence.
命令被下達，細菌炸彈只能和普通的炸彈或者凝固汽油彈一起投擲，造成一種看上去象普通攻擊敵人補給線的假象。為了在敵人領土上增加安全性，燃燒彈是放在飛機上，直到細菌炸彈投擲完后才釋放，這樣如果這架飛機墜毀，那幾乎肯定會燃燒和毀滅證據。
●Colonel Frank H. Schwable在供詞上的簽名
下面的鏈接里是Frank的供詞的全文：
來源：鏈接出處
由于供詞很長，我把它帖在主貼下面，可以查看鏈接：
弗蘭克的供詞里對美軍細菌戰的決策、目標、各個階段的行動安排、包括參與行動的各飛行部隊，等等等等敘述得詳詳細細。如果說美國的細菌戰只是中朝的謊言，美俘招供是因為中朝方的逼供的話，那么一個真的完全不知真相的美軍俘虜可能會因為逼供而瞎編，但無論如何也不能想象出這么完全的詳情。稍微有點邏輯的，都不該懷疑！而美國面對人證，硬是抵賴。
而且，其他美俘的證詞，也說明了美軍的細菌戰是有計劃的，美國的確是和日本731合作！而當時美國不承認的，現在已經被證實了（見第一帖）
約翰·奎恩，美國空軍中尉，軍號是17999Ａ的供詞：
來源：美俘供詞：我被迫參加美國華爾街發動的非人道的細菌戰的經過
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我到第八中隊的傳令室報到，我看見布告牌上有我的名字，叫我第二天九點鐘去聽課……室內有二十個人，都是駕駛員和領航員，除我和拉蓀之外，還有羅伯茲少尉，史瓦茲中尉，羅吉士中尉，華生中尉，郎恩上尉，達費上尉，這些人都是領航員；何瓦斯上尉，蘭德上尉，史密德中尉，皮生上尉，羅伯遜上尉，麥克阿立斯特中尉，他們都是駕駛員。
……
講課的人是從日本來的，是一個專家。接著他就介紹那位講課的人，他是一個非軍職人員，名叫阿西福克先生。
他講課時首先告訴我們他講的是生物戰爭。
……
首先他告訴我們傳播細菌的方法非常之多。細菌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撒布，撒布的設備也已準備好了。他告訴我們，不能單獨空投細菌，因為在陽光的直接照射之下，細菌在六十秒鐘之內就會死亡。然而，細菌可以借多種不同的昆蟲和嚙齒類的動物而傳播。這些昆蟲和嚙齒類動物已在實驗室的條件下培養了好幾代，所以選擇它們是因為它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即使在最不利的條件下都能夠生存。
他舉出幾種傳播細菌的方法，如利用灰塵像煙幕一樣的放出去。細菌可以利用船只駛近海岸，在海風吹向岸上時同樣地予以傳播。細菌也可以利用低飛的噴氣式飛機散布。他的意思是指任何類型的噴氣式飛機。他又說，細菌可以利用附著在衣服上的蟲子、跳蚤、蒼蠅、虱子和蚊子而傳播。這些蟲子可以利用很多方法投下，如用盒子，盒子在陽光下變得很容易破碎，可讓蟲子爬出來，也可以用炸彈投下。他說，既然我們是駕駛B-26型飛機的，他愿詳細地談一談用炸彈傳播細菌的方法。接著他就拿一張繪有噴氣式飛機（F-84）的圖片讓我們看，那飛機正在用翼尖上的油箱噴射出帶有細菌的灰塵。他拿出一張有蟲子的舊衣服的照片給我們看，那些蟲子看起來像蒼蠅和虱子，在衣服內爬著。這些蟲子在衣服內可以保持得很溫暖，雖然他又說，這些蟲子也可以是經過挑選而培養的，以便它們可以耐寒，并且不吃東西也能活得很長久。
然后他拿一些可以用來投擲細菌的炸彈照片給我們看。這些炸彈除了沒有信管之外，與我們平常所攜載的五百磅普通炸彈極相像。他說炸彈的大小和形狀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里面所裝的東西。他說炸彈是封了口的，自飛機上丟下后才打開，所以用此法攜帶細菌是很安全的。他給我們看的是一個五百磅炸彈的照片，彈殼很薄，不到四分之一英寸厚。他說，這些炸彈仍在實驗的階段，有好幾種。他給我們看過一張照片，這上面的炸彈觸地時便分裂為兩半。另外一個炸彈在背后（靠近尾部轉彎處）有門，炸彈觸地時便會打開。這些門是由一個很小的電動馬達打開的，這個電動馬達和一個電池相連，電池在炸彈著地時才起作用。在炸彈觸地以前，電池的金屬板是用一片薄薄的塑膠片與液體隔開的。炸彈撞地的力量足以使液體沖塑膠片，這樣液體便涂滿了電池的金屬板，馬達于是便將炸彈的門都打開……
……所有他給我們看的圖片中的炸彈，看起來都做得像普通的五百磅炸彈一樣，但沒有一個是繪有信管的。他告訴我們，他們也有些炸彈可在天空中裂開，裝在盒子內的蟲子可以在落地之前散布在面積較大的土地上。他告訴我們，這些盒子在陽光下會變得很易于破裂，蟲子（蒼蠅、跳蚤、蚊子）可以爬出來。他給我們看的三個炸彈的構造都是一樣的，都像五百磅炸彈，彈殼很薄。給我們看的第一個炸彈是裂成兩半的；第二個在背后近尾部有門；第三個的尾部已離開了炸彈體……
美國指責說美俘招供是因為誘逼，但志愿軍優待俘虜如今已是舉世聞名的，并且大多數西方俘虜即使被釋以后，也都否認在戰俘營里被體罰或者被逼、強加供詞等。反而美國送到聯合國的八個戰俘翻供聲明卻是在面對軍事法庭審判等威脅下作出的。
美籍俘虜凱尼斯·羅埃德·伊納克（空軍中尉）在審詢過程中坦白并講了美軍是用什么方法實施細菌的，為了保密稱細菌彈為“不爆炸的炸彈”，并且交代了美方撒布細菌的具體方法，
威爾遜先生的授課內容如下：
撒布細菌本身的方法是：
⒈投擲裝滿了混有塵埃與細菌的炸彈，這種炸彈將在半空中即打開來，并借風力散播帶有細菌的塵埃。
⒉利用噴霧器裝置，由飛機直接散布塵埃，因此在散布塵埃的地方，空氣中即有細菌。
⒊或者投擲裝滿細菌塵埃的容器或炸彈，這一類容器會在水中開啟，也可以用會被水滲濕后啟開的硬紙盒，把它投到貯水池或湖沼中，這些地方的水是人和動物都要飲用的，并且這些地方的昆蟲會染上細菌并傳播它們。
投擲昆蟲的方法是：
⒈投擲外形和普通炸彈一樣的細菌彈，但這種炸彈中，裝滿了帶有細菌的昆蟲，這種炸彈觸地后即開啟并放散出這些昆蟲來。
⒉投擲盛有昆蟲的硬紙制容器，這種容器觸地后即行裂開，昆蟲就會帶著細菌逸散出來。
⒊⒋或以動物散播昆蟲。
以動物散播細菌的方法是：
⒈以裝有降落傘的容器投放老鼠、兔子或其他小野物，這種容器觸地后即放出這類動物，這些動物遍身沾滿帶有細菌的虱子和跳蚤。
⒉或用船只把這類動物從敵人后方海岸放到陸上。
亦有其他撒布細菌方法：
⒈投擲帶有細菌的傳單，大便紙，信封及其他紙制物品。
⒉投擲混有細菌之肥皂或衣服。
⒊投擲裝有細菌的墨水的自來水筆。
⒋或給敵軍部隊投擲沾染細菌之食物。
也可以從榴彈炮或迫擊炮的炮彈中放射細菌，但因距前線太近，這一做法不安全。
……
據我所知，B-26型飛機是唯一用來投擲普通細菌彈的，這種細菌彈看上去與平常炸彈一樣。究竟B-26并不適合用以投擲其他種類的武器。傳單是由B-29型及C-46與C-47型運輸機投擲，但主要是用B-29投擲。運輸機最適合于投擲所有其他類型的細菌武器。例如硬紙盒，帶降落傘的容器及衣服、食物、肥皂、紙張和自來水筆。B-29也能投擲這些武器。
……
至于說到我們甚么時候開始使用細菌彈，大約在年初，即約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因為這是我們所有的人接到注意“不爆炸的炸彈”的通知的日子。大概在其他單位，如第四百五十二轟炸聯隊，也是在同一時間開始進行細菌戰。
還有其他美俘虜的供詞，這里就不一一貼出來。面對這么多的供詞，美方相當的震驚，后來即便把翻供送到聯合國，美國政府的心理戰委員會也認為這樣簡單‘翻供’不太可信，只能大量制造所謂那些美俘是被brainwash的輿論和用各種方法cover up……
終結語
在以上部分，我講了當年國際科學委員會的科學家們，包括不是委員會成員的加拿大3位科學家但也認同中朝對美國指控的，向西方民眾報道美國使用細菌戰的記者們等人都受到了他們的政府各種各樣的威脅和懲罰。
比方，前面提到過的，50年代早期，在上海出版《中國月報》（China Monthly Review）雜志的編輯兼發行人John William Powell（約翰鮑維爾），由于在他的雜志上支持中朝兩國的指控，美國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該雜志并且指控鮑維爾犯有“煽動罪”。但鮑維爾和其他在當時支持中朝方的人們一樣，至死都堅持當年的觀點。鮑維爾是美國第一個揭露美國與日本731和101細菌部隊合作的人，但他的文章被美國報社壓下來，直到英國記者 Peter Williams 和 David Wallace出版了他們的書，"Unit 731: Japan's Secret of Secrets" （“731部隊：日本的秘密的秘密”）后，鮑維爾的文章才得以發表，他的觀點才得到關注，他一生的堅持才得到認知。
著名科學家李約瑟也因此上了美國政府的黑名單，“國際科學委員會”的報告也成了他的“污點”，李約瑟后來回憶到：我的判斷從沒依賴被擊落的飛行員的任何供詞，而是完全的間接證據。
在所有的人證物證面前，美國全部抵賴。同時，美軍馬里蘭基地生物實驗室 Fort Detrick, Maryland昆蟲學家也聲稱“美國絕無研究在細菌戰中使用的生物細菌武器”。
然而Stephen Endicott和Edward Hagerman的文章中揭露，美國和加拿大，英國在1942年起就開始資助細菌戰研究項目。美國并且和罪惡累累的731部隊的主要戰犯合作，研究發展在生物戰中以跳蚤，蒼蠅、蚊子及昆蟲為載體的應用。
文章中還說到，在1950年，美國的特別行動部門Fort Detrick生物實驗室，為它在設計手段和細菌戰制劑的秘密傳播機制表現出的原創性，想象力，和攻擊力而受到稱贊。在開發其他制劑的公開項目同時，他們對霍亂，痢疾，傷寒和肉毒桿菌特別感興趣。
The Special Operations Divison of Fort Detrick was commended in 1950 for the originality, imagination and aggressiveness it has displayed in devising means and mechanisms for the covert dissemination of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agents. They had special interest in cholera, dysentery, typhoid and botulism along with the other agents under development for the overt program.
來源：United States Biological Warfare during the Korean War: rhetoric and reality
美國的檔案表明在前1951至1953年間，光Fort Detrick就得到超過15萬美元用于名為“昆蟲傳播生物戰制劑”研究項目。在上一帖中，我們也得知，解密文件顯示加拿大女王大學的生物戰實驗室負責人Prof. Guilford B. Reed也主持一個和美方合作的生物戰項目。Reed即使認可中國1952年對美方的指控證據，卻建議加拿大外事務部長Lester B. Pearson不要做公開討論。
經過專家研究，從1946年通過1950年，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深信生物武器在削弱敵人精神，軟化敵軍的進攻之前，隔離戰場，當敵人在集結部隊和集中的地區時進行攔截或在擁擠的公路網等使用有很大的潛力，還有許多其他好處。他們采取的立場是，美國必須“毫不拖延地獲取強大的進攻性生物武器”。他們希望在1954年前，有一個規范的生物武器系統用以緊急戰爭計劃對付蘇聯和中國。
盡管作了大量的努力，美國的將軍們對最初的進展感到失望。1952年9月，他們向政府報告說，他們把極度致命的、穩定、可行、易傳播、成本低、產生疫情的生物武器放置到全面戰爭能力的計劃并不成功。而一年后，在朝鮮戰爭結束時，他們得出結論是，過去兩年的結果表明，他們的生物武器計劃過于樂觀。但是，這不表明他們的計劃在朝鮮戰場上什么也沒有得到。
1950年初，負責生物武器計劃的準將威廉Brigadier-General William Creasy通知國防部，三種生物制劑與最先進的炸彈（M33/M114500lb，氣溶膠炸彈）已經成功地驗試了。雖然不能大量供應，但記錄表明可以提供一個在朝鮮戰場上有限區域試驗和實地測試。到1950年10月，朝鮮戰爭爆發6個月后，該計劃進一步推進，除了能引起布魯氏菌熱的M33炸彈，又發展了另外四種殺傷制劑（炭疽，兔熱病，鼠疫，肉毒桿菌）和兩個認為可行的反作物制劑。到1951年夏天，防化部隊生物部門和人員，已有了清晰的計劃，將在哪里試驗和生產各種殺傷制劑（細菌武器)的時間表。隨后加緊進行作為軍用品的開發。為了這個原因，1951至1953年，美國通過了緊急生物武器計劃并增加大量資金，均衡地注重在生物武器的戰略，戰術和隱藏使用。
其中有大量活動是圍繞著昆蟲媒介和相應的彈藥到傳播疾病的研究開發。美國這時已能夠大量的提供用來抗作物或者攜帶細菌的炸彈，一個標準化的生物武器，改裝的炸彈（見第一帖圖片），500 lb. leaflet bomb (M16 or M115/E73R)，也稱為羽毛炸彈（因為它以火雞羽毛作為載體攜帶疾病），用來污染中朝的軍事裝備供應等系統，這種改裝的炸彈leaflet bomb攜帶昆蟲病媒，是中國和朝鮮對美國在朝鮮戰爭中使用生物武器一個很重要的指控。
其實，寫到這里為止，我給的論據已經足夠證明美國不是“北明們”所說的是清白的，被誣陷的。細菌戰也不是中朝的“政治宣傳”。但在寫貼時，我還找到更有力的論據……請接著看……
上一帖里講到，超過25名美軍被俘飛行員供認曾經參與細菌戰，并貼了幾個參與對中朝進行細菌戰的美俘供詞。其中弗蘭克上校的供詞詳細供述了美方關于細菌戰的決策情況，甚至談到過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決策在朝鮮實施細菌戰的過程、目標、各個階段的行動安排、包括參與行動的各飛行部隊，等等敘述得詳詳細細。
當中朝公開美俘的供詞時，美方相當震驚，為了掩蓋真相，便在國際上和對美國民眾大肆宣稱：美國沒有使用細菌武器，中朝方的指控是propaganda “政治謊言”，那些被俘的飛行員一定全部被“Red China”洗腦了（have been “brainwashed”）。私下里用軍事法庭的懲罰和“叛國罪”威脅曾招供的軍人軍官，迫使他們再翻供，并讓Col. Walker F. Mahurin做為“germ warfare confess”的代表出來講話，說他們是被中朝威逼和洗腦才做“假招供”的。
●1953年的報紙。75名美軍供認細菌戰
●1954年報紙。供認美國在朝鮮實施細菌戰戰略計劃和行動細節的Colonel Frank H. Schwable上校將面臨軍事法庭的審訊
而后來的大量證據顯示，美國政府才是真正的謊言制造者，說美俘飛行員被“紅色中國洗腦”的謊言不僅掩蓋和否認美俘供認美國發動細菌戰的供詞，這個謊言也給CIA美國中央情報局的“mind control”（精神控制）的研究名為“Operation Artichoke”（朝鮮薊行動） 找到合理和正當的借口。
2001年播出的一個紀錄片《Codename Artichoke—the Secret Human Experiments of the CIA》表明：是美國政府自己向世界隱瞞了生物戰計劃，并且事實上美國在1952年朝鮮戰爭期間使用了生物武器。
a documentary recently broadcast by the German state television channel, ARD, suggests that the US government is itself hiding biological warfare programs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actually employed such weapons in 1952 during the Korean War.
來源：German documentary charges US used biological weapons in Korean War
作者和執導是Edmond R. Koch和Michael Wech，紀錄片著重于美國生化學家Dr. Frank Olson的案例，他于1953年11月26日離奇的從紐約一家賓館（Hotel Pennsylvania）的13樓墜落，死亡。
在他去世前，弗蘭克奧爾森已得到接觸機密資料的最高許可。他是生物武器領域研究的主要科學家之一，并已為馬里蘭州Maryland’s Camp Detrick (后為Fort Detrick)工作10年。
在進行生物武器研究的同時，弗蘭克也是“Operation Artichoke”（“朝鮮薊”）的主要負責人，這個項目協調陸軍，海軍和中央情報局涉及迷幻藥，致命的毒藥及類似物質的所有項目。參與這個項目的也包括前德國納粹集中營的“有經驗”的德國醫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停戰，美國公開說想使用象納粹般酷刑和審訊手段，這將是不可接受的。因此，這項研究闡明的目標是為美軍士兵，如果他們被抓獲將會遇到怎樣情況而作準備。但實際上，已被廣泛的記載表明，這項研究是為了完善和進一步發展訊問技巧和酷刑的方法給美國使用。美國中央情報局急于確定它用來改變人的心理精神的軍事用途。CIA當時一直抱有一種癡迷的想法，認為蘇聯或中國采用了一種洗腦方法，或者有用來操縱整個國家人民的秘方。
“朝鮮薊”還包括發展立即生效的毒藥。這些物質后來被用于企圖謀殺外國領導人，例如，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伊拉克），帕特里斯（剛果）和菲德爾卡斯特羅（古巴）。為了研究實驗，美國成千上萬的人，在他們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況下，被做了迷幻劑，三甲氧苯乙胺、嗎啡、速可眠、阿托品等藥物實驗。美國中央情報局甚至開了自己的妓院，以引誘受害者。
從1950年起，弗蘭克·奧爾森就曾向妻子和同事（也是好友）表達自己的憂慮。他意識到，自己參與的是一種殘害人類的科學實驗。奧爾森一家想知道弗蘭克·奧爾森離奇“被自殺”的真相，但他們掌握的惟一信息是:在弗蘭克死前一周,他曾神情憂郁地回到家中。他說，在剛開過的一次會議上“我犯了個可怕的錯誤”。他打算辭職回家，卻被送往紐約，據說是去看一位精神病醫生。
就在弗蘭克死的10天前，CIA在奧爾森他不知情時給他下了LSD。
弗蘭克的兒子Eric Olson經過不懈的調查，終于證實他的父親是被暗殺的。有興趣知道詳情的，只要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
本文還是要回到主題，就是為什么CIA要除掉弗蘭克？
在70年代中期，切尼，拉姆斯菲爾德和老布什合作，以避免弗蘭克奧爾森的死因被徹底調查，因為他們擔心這可能會“泄露國家安全情報高級機密。”那到底是什么樣的機密？
Eric最終發現，他的父親的死因跟朝鮮戰爭的細菌戰有關。
在朝鮮戰爭中，那些供認美國使用細菌武器的美俘，回國后被威逼翻供，最終美方上交聯合國8份翻供。
那些飛行員被送到“朝鮮薊”小組審訊，CIA的最高領導說“他們都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共產主義的灌輸……是獨特的研究材料”。除了其他的，對前戰俘使用了催眠，麻醉藥和致幻劑。朝鮮薊行動希望深入了解敵人的審訊方法，并且確保返回的士兵不會為另一邊工作。Koch and Wech相信“朝鮮薊”主要關注的是空軍飛行員的供詞。作者相信，它們中至少有一些是真實的（真正的啟示）。
When the prisoners of war who had made these confessions returned from Korea in the summer of 1953, they were interrogated by the Artichoke team, which had announced its eagerness to do so weeks in advance. In a memorandum to the top leadership of the CIA, the team said it wanted to use those “who have been exposed to and accepted in varying degrees Communist indoctrination ... as unique research material in the Artichoke work.”
Among other things, hypnosis, anaesthetics and LSD were to be used on the former POWs. In this way, Artichoke hoped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enemy’s interrogation methods and to make sure that the returned soldiers did not work for the other side.
……
Koch and Wech, however, believe that Artichoke’s main concern was the confessions of the Air Force pilots. The authors suspect that they contained at least some true revelations.
作者發出疑問：“他們的意志是被迷幻劑LSD打破的？他們是受到人為的失憶癥，使他們忘記所看到的，和做過的？生物戰？與炭疽和其他致命的流行病實驗？”弗蘭克奧爾森可能目睹了對從朝鮮回來的一些士兵盤問。由于弗蘭克是生物武器的權威專家，他一定已經知道美國使用生物武器。是不是因為他知道了第一手信息，這才是他死亡的根本原因？因為他想要辭職，所以他被殺害了？
疑問被一個可信可靠的證人Norman Cournoyer證實了。Cournoyer當年跟弗蘭克一起工作，兩人也是最好的朋友，他當時知道奧爾森打算離開CIA。
2001年4月，已經80多歲的Cournoyer看到紐約時報雜志上有關這個案件的文章，聯系弗蘭克的兒子Eric說，他將告訴他，他父親去世的真相。并說：
“韓國是關鍵，”
在接受紀錄片采訪時，Cournoyer證實了這一點：
美空軍確實在朝鮮戰爭期間測試了生物武器。 弗蘭克奧爾森得知后，開始為他做過的事感到絕望。Cournoyer說：“這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殺死你父親的原因。可能吧”
In April 2001, Cournoyer, who had read an article about the case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contacted Eric Olson and said he would tell him the truth about his father’s death. “Korea is the key,” he is quoted as saying.
The authors continue: “And then Norman Cournoyer confirmed that the American Air Force had indeed tested biological weap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 Frank Olson had learned about this and began to despair about what he was doing. In conclusion, Cournoyer said: “Was this the reason for the CIA to kill your father? Probably.”
下面鏈接里的視頻是這個紀錄片的最后一部分，從02：37開始是有關朝鮮戰爭細菌戰的，在后面經過Eric反復追問，出于對于老朋友的最后的尊重，Norman Cournoyer終于在攝影機前說出：
“No .... I don't want to say it.
But, there were people who had biological weapons and they used them. I won't say anything more than that. They used them”
“美國沒有在朝鮮戰爭用細菌戰” ——到底是誰的“政治謊言”？是誰被欺騙？……“北明們”可以歇了……
（完）
熊蕾評論
考證得好！
補充兩點：
一，80年代初，我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學習時，曾經問過一位自由派的美國歷史教授——他對越戰持毫不含糊的批評態度——我問他：
朝鮮戰爭時，美國政府為什么要向中國發動細菌戰？他
教授一口否認，說并無此事，因為“至今還沒有看到任何證據”。我告訴他當時國際紅十字會曾派人到現場調查，搜集到充分的證據，證實美國在朝鮮和中國境內投放細菌彈是千真萬確的。他聽了仍然半信半疑。
從他的態度我當時判斷：那些調查材料在美國從未發表過，而美國政府這方面的檔案，也從未公布過。
二、這次去夏威夷，見到50年代曾在中國工作的美籍華人、我朋友的媽媽黃阿姨，她說起她的兒子陳平出生不久就得了小兒麻痹癥，她認為和美國的細菌戰有關系。她說，那種病菌中國過去是沒有的。但是這一點我無法證實，只能存疑。黃阿姨和她先生陳老伯1951年1月到中國，她在新華社、他在外文軍工作到1961年。她兒子是1952年出生的。
另外，阿蘭·溫寧頓當時也是新華社對外部的專家，同時是以英國共產黨《工人日報》的特派記者身份去朝鮮采訪——他1948年應中共請求，受英共中央派遣來到中國，來華之前是《工人日報》副總編。他為新華社培養了一批國際傳播的骨干，老一輩新華社的人，包括曾建徽，至今都很懷念他。另外一位“韋爾弗雷德格拉漢姆伯切特（Wilfred Graham Burchett）”，中文名字是貝卻敵，過去也很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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