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60年經濟發展是一個輝煌整體

轉載者按：改革開放以來，妖魔化毛澤東、污蔑毛時代的文章鋪天蓋地，許多類似的文章都堂而皇之地發在正式的媒體上。另一方面，理性反思改革開放中的失誤，卻十分不容易，反思改革開放的文章很難在媒體上發表。改革開放時代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代表吳敬璉、高尚全等人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行了嚴重的誤導與破壞，但是主流媒體卻大肆封殺批判他們的文章。比如本文，可以認識到毛時代的成就，也可以總結毛時代的失誤（盡管不敢具體指出大躍進浮夸風、共產風、文革武斗等行為恰恰是毛澤東的對立面所為），但是卻不敢總結改革開放的失誤。這都將使人無法正確認識歷史，出現對改革開放中的失誤估計不足，對毛時代的失誤過于夸大，而對毛時代的成績視而不見的荒唐的輿論導向。

新中國60年經濟發展是一個輝煌整體
 

 
曹 雷　程恩富 　　 2010-2-23 　　 來源： 《軍隊政工理論研究》     
 
 
 
摘　要:新中國60年的發展歷史可以分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兩個30年作為一個整體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歷史,前者是后者發展的基礎,后者是在繼承前者基礎上的發展,不能割裂和對立。對新中國前30年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失誤要做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不能違反事實、有意貶低前30年的績效來論證改革的必要性和成就。

一、引言:新中國60年發展的輝煌奇跡與認識問題

眾所周知,從20世紀中期開始在神州大地上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一系列偉大的變革、偉大的建設,具有光照亙古的歷史性意義。新中國的誕生,真正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之門。新中國的建設,盡管經歷了種種挫折和干擾,仍然取得了世界歷史上任何其他國家從未達到過的輝煌成就。

新中國60年的發展歷史,可以大略分為改革開放前30年和改革開放后30 年兩個階段或兩個時期。中國在改革開放前1949 - 1978年的大約30年間完成了重化工業化、核工業化,建立了一個門類初步齊全、依靠內循環可以基本自給自足的國民經濟體系,實現了包括導彈、衛星、核武器在內的自我武裝,經濟發展速度趕上并超過了世界大多數國家,年均GNP約為6. 1% ,可以躋身同期世界最快之列,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均比新中國成立前有較大提高,與主要發達國家的若干重要經濟差距迅速縮小。

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間,中國國民經濟更是高速騰飛,年均GDP增速約為9. 8% ,遠遠高于同時期世界經濟平均3%左右的增長速度,達到同期世界第一,大大超過德、日、美等國在其崛起甚至“黃金時期”的速度,現在國民經濟總量已經超過德國躍升至世界第三。我國人均收入現已超過2000美元,人民生活實現了由溫飽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世界第二大貿易國、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位、“神州”系列載人宇宙飛船發射成功、“嫦娥”探月工程取得成功、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成功等等,標志著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也居于世界前列。與此同時,我國在民主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等方面也都取得顯著成就。即使不談1929 - 1933年的資本主義大危機,二戰以來或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國家每過幾年或十幾年就會發生經濟衰退或經濟危機,包括上世紀70年代的“滯漲”、目前正在全球愈演愈烈的源自美國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以及廣大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應對本次危機而掀起的又一輪規模巨大的國有化浪潮,表明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失靈,更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種人類文明新模式,在對比中散發出更加耀眼的理想光芒。

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都是社會主義新中國60年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都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歷史,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 年的關系,應當說改革開放前30年的發展為后30年發展奠定了物質文化基礎,改革開放后30年的發展是在這個基礎上的大發展。對此,黨的十七大報告在“三個永遠銘記”中有明確的闡述:“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但是,當今中國社會上有相當一些論著為了論證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和偉大成就,對前30年發展采取歷史虛無主義態度、或者片面地只講失誤和不足、甚至是用歪曲或污蔑的手段進行基本否定,割裂、扭曲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的繼承和發展關系。這對于我們科學認識新中國60年歷史發展,從而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把握有關發展規律等是非常有害的。

要消除上述錯誤認識,真正樹立新中國60年發展是一個輝煌整體的觀點,其關鍵,一是要科學認識新中國前30年發展的輝煌績效,二是要科學認識新中國前30年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失誤與改革開放的原因。

 
 
二、新中國前30年發展的輝煌績效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徹底結束了中國近代以來任人欺凌、飽受屈辱的歷史,使中國最終加入了少數現代化后起國家的行列。從此,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自己的領袖毛澤東的領導下,開始了近代史上遲遲無法推進的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此后的三十年間,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探索道路上盡管出現這樣那樣的失誤和曲折,但總體而言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實現了經濟社會的全面進步:中國成功地實現了現代經濟起飛和增長,在國家工業化、農業發展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從根本上擺脫了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日趨嚴重的邊緣化地位。這是持公允立場的西方觀察家也予以承認的基本事實。這里主要提供幾組能夠客觀彰顯新中國前30年發展輝煌績效的縱橫比較數據。

1. 與舊中國經濟狀況的縱向比較[ 1 ]163 - 165

自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的109年間,包括國民黨統治的20多年在內,造就了中國近代史上一窮二白的社會格局,與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差距是在拉大的,而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間,許多經濟差距在不斷縮小。

(1) 新舊中國國民收入的發展比較。1929 年至1949年,世界各國的國民收入增長了幾倍、幾十倍或幾百倍,而舊中國卻停滯不前。1920年國民收入為200億元,到1949年為358億元,增長79% ,年均增長2%。人均國民收入在世界的排名位次有所后退, 1933年人均國民收入約12 美元, 1949 年27美元(另一算法是50 美元) ,僅高于印尼的25 美元,在亞洲倒數第二。從1949到1978年,國民收入從358億元增長到3350億元,增加9倍多,按可比價格計算, 30年約增長4. 5倍,年平均增長15% ,按人均數額計算,從66元增到343元。盡管人口增加迅猛而導致人均國民收入仍較低,但這一指標在國際上的位次還是提高的。國民收入中用于消費的部分也增加較快, 1952年只有477億元, 1979年增加到2195億元,增加4. 6倍。扣除人口增長因素,近30年人均消費額增長1. 6倍。[ 2 ]216 – 218

(2) 新舊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發展比較。在1952年以前約70年時間里,國民生產總值從22. 7億美元增加到285. 4億美元(1952年是按當年價格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 ,增長了11倍多,年均增長率為3. 68%; 新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從1950 年的380. 6億美元增加到1987年的5295. 2億美元(均按1980年的不變價和匯率計算) , 37 年增長12. 9倍,年均增長率為7. 37%。可見,舊中國年均增長率只相當于新中國的49. 9%。

(3) 新舊中國工業的發展比較。1978 年全國工業企業達到35 萬個,全民所有制企業固定資產3200億元,相當于舊中國近百年積累起來的工業固定資產的25倍。1952 - 1978 年,工業平均年增長速度達到11. 2%。

(4) 新舊中國農業的發展比較。19世紀80年代農業總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為90% , 1952年為67. 7% , 1988年為40%。舊中國70年里這一比重下降22. 3個百分點,年均下降0. 4%;新中國36年里這一比重下降27. 7個百分點,年均下降1.47% ,比舊中國快2倍多。

(5) 新舊中國人均壽命的比較。長時期持續的經濟增長和新的社會制度,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普遍提高。這一點可以從人均壽命的延長這一重要的人文綜合指標得以清楚反映。1978 年我國男性公民平均壽命達66. 95歲,女性達69. 55歲,男女平均壽命為68歲,比50年代的57歲延長11歲,比解放前的35歲延長近1倍。

正確判斷應當是這樣的:自鴉片戰爭開始至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從一個較強盛的封建帝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并逐漸形成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在這漫長的過程中,盡管社會生產力和人民生活有一點提高,但速度極為緩慢,與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差距拉大了,呈現出一副落后挨打和一窮二白的衰敗社會畫面。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經濟封鎖、對外援助較多和缺乏建設經驗的條件下,盡管沒有完全扭轉一窮二白的遺留狀況,但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改善比過去快,與世界多數國家的經濟差距在縮小。

2. 與條件相近國家經濟發展總體水平的國際橫向比較

新中國前30年經濟發展取得的重大進步,還可以通過國際、國別比較進一步確認。這里,分別以歷史和國情與中國相近的印度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作為比較對象。

(1) 與同時期印度經濟的比較。從各種可比指標來看, 20世紀50年代初我國的工業發展水平實際上低于印度,但是,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印兩國顯示了完全不同的經濟增長績效。1949 - 1978年,印度工業生產發展速度比過去快得多,年平均增長率6%。然而新中國工業發展更迅速, 1953 -1979年的年平均增長為11. 1%,除生鐵產量外,包括鋼、原煤、原油、水泥、硫酸、棉紗和發電量等在內的工業產量,都先后趕上并大大超過印度。1950 -1976年,印度農業生產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 5%,而我國, 1953 - 1979年這一指標是3. 4%。新中國30年,包括糧食、棉花、油菜、花生、茶葉、甘蔗、黃紅麻、豬、羊和水產品在內的農產品以及農業勞動生產率都比印度增長得快。[ 1 ]166 - 167大多數權威人士認為,中國在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和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方面超過了印度,而印度和中國很可能是以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進入戰后時代的。

(2) 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同發展時期相比較。[ 1 ]166 - 167其一,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繁榮發展時期對比。戰后至70年代以前,是西方國家發展的黃金時代, 1953 - 1978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速度為:日本10. 9% ,西德5. 7%,法國5. 2% ,美國4. 0%,英國2. 5%; 1953 - 1976年其農業年平均增長速度為:法國2. 5% ,日本和英國2. 1% ,美國1. 8% ,西德1. 3%。前述新中國大約同期的這兩個指標都比發達國家高。其二,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初期對比。美國資本主義工業化初期的工業生產增長速度最快, 1850 - 1859年為6. 1%, 1860 - 1869%年為8. 2% , 1870 - 1879年3.1% , 1880 - 1889 年為5. 5% , 1890 - 1899 年為3.3% ,而我國經濟正常運轉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工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18%。其三,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起點相近時期對比。我國鋼產量從1949年的15. 8 萬噸提高到1979 年3448 萬噸,花了30年時間,而類似的發展過程,美國用了40 年( 1872年的14. 5萬噸到1912年3195萬噸) ,日本用了53年(1910年的16. 8萬噸到1963年的3150萬噸) ,英國1860 年為15 萬噸,用了120 多年,才達一到3000萬噸。

上述比較表明,新中國前30年經濟的發展速度至少不比另一個歷史和國情相近的印度差,不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于大致相同起點時的發展水平差,并且總體而言,也不比同時期處于“黃金時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平均水平差。由此,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基本結論,即新中國前30年經濟發展總體上是成功的,它創造了比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高得多的經濟發展速度。同一時期,新中國也進行了比其他國家更多的經濟發展探索,犯了不少錯誤,因而也有許多教訓。如果能正確地總結和對待這些教訓,它同樣會變成我們前進中的一種可貴的精神財富。

可以肯定地說,通過民族獨立和經濟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的主題,凝聚著幾代中國人的探索和奮斗、光榮與夢想。從洋務運動依附性發展、維新變法向制度層面推進所進行的初步嘗試,到孫中山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部分探索,中國人經歷了上百年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直到中國共產黨執政才開創了通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光明大道。

 
三、新中國前30年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失誤與改革開放的原因

1. 新中國前30年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失誤的簡略分析

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增長中的波動幅度較大。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藍圖審慎取選,殫精竭慮,但仍然由于追趕型戰略選擇這一總體背景,尤其是由于主觀認識和客觀實際之間產生的偏差等方面的原因,發生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兩次重大波折,從而導致經濟發展在此期間發生了兩次較大幅度的波動。如果沒有這些偏差,新中國經濟發展的績效無疑會更好。考慮到那一時期的特定國內外社會政治歷史和條件,對一個有著深遠農業傳統的民族國家來說,要求在大規模地推進現代經濟發展和國家工業化建設的探索中不犯錯誤,這其實是難以完全做到的。

1958 - 1960年的“大躍進”,是新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其間由于指導思想的失誤,引發了一系列問題,特別是工農業比例失調、積累與消費比例失調、工業內部比例失調、財政赤字嚴重、市場供應緊張、消費品嚴重短缺等,這都是不可否認的。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大躍進”的本意,是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加速工業化。除全民性的“大煉鋼鐵”被后人視為荒唐事而反復強調外,在已建成的工業企業內部,雖然擴大了計劃指標,但由于其技術性較強并有系統管理,因此,還是得到了迅速發展。第一,建成了一批重要工業項目,生產能力大為提高,中央和地方在各工業部門投入大量資金,先后施工的大中型工業項目達2200個左右,完成和部分完成并投產的有1100 個,其中,鋼鐵、煤炭、石油化工、拖拉機、精密儀器、有機合成等工業部門迅速發展;第二,工業中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由1957年的334 . 6億元增至721 . 8億元,增長1 . 16倍,工程技術人員由1957年的17. 5萬人增加到40多萬人,增長1倍多;第三,技術革新和技術改造形成規模,并由此提高了廣大職工的技能素質;第四,工業地區布局有了進一步改善;第五,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機制得以改革。這些都表明,“大躍進”雖然造成整個國民經濟的暫時困難,但具體到工業的國有企業,依然有重大發展,從而支撐了中國經濟渡過困難時期,并作為主干企業繼續主導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

經過20世紀60年代初的國民經濟調整,中國經濟社會恢復了穩步正常發展,但1966 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之受到影響。但必須承認,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還一直堅持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方向,并努力保持和發展國家資本和國有企業在工業化中的主導作用。因此,雖然有政治上各種因素的影響,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在困難中還有較大發展。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于思想路線上的分歧,原蘇聯從60年代初即撤走了其援華專家,并停止了援華項目和技術,因此,這期間中國國有企業的發展,主要是“自力更生”,它也充分顯示了中國是有能力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實現工業化的。這里,僅舉幾項主要工業產量的增長說明這個問題:1976年與1966年相比,鋼2046萬噸,增長33 . 6%;原煤4 . 83億噸,增長91 . 7%;原油8716萬噸,增長499%;發電量2031億千瓦小時,增長146%;化肥524 . 4萬噸,增長117. 7%;水泥4670萬噸,增長131 . 8%;機床15 . 7萬臺,增長186%;汽車13. 52萬輛,增長141. 9%;全國工業總產值指數如以1952年為100,則1976年為1274 . 9。[ 3 ]

同時,還應看到,面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失誤,黨和國家每次都是發現問題后就很快糾正解決,使經濟重新出現加快發展的局面。如“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經濟曾下降,但在此后的1963年至1966年卻連續高增長,四年間GDP增長率平均高達14%以上,成為歷史上發展較好的時期之一。又如“文革”中的1967 年和1968 年也是負增長,而在此后的1969年和1970年GDP增長分別躍升至16. 9%和19. 4%,創共和國歷史上的最高紀錄。這不僅足以彌補個別年份的損失,而且不斷創造出新成就,使中國經濟整體上保持著比資本主義國家要快的發展。

歷史清楚說明,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在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上的試驗、探索、改革和調整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一直是在不斷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調查研究和爭論中前進的。回顧歷史,世界各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沒有失誤和挫折的情況是沒有的。比較起來,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還更加嚴重。他們每一次經濟波動和危機所造成的破壞都需多年才能恢復。“日本經濟泡沫”、“亞洲金融危機”、“拉美經濟危機”、“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危機”等,這一系列國家所遭受的打擊至今還沒有完全恢復。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在經濟社會發展上所發生的問題同資本主義不能相提并論。當時中國個別年份的失誤和下降不過是發展中曲折的表現,從來都不是陷入無路可走狀況或不能解決的矛盾中。如果把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出現的問題稱為“失敗”的話,那么, 19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周期性反復發生的嚴重問題豈不是更加失敗?

可見,面對新中國前30年經濟社會變遷的歷史功績,有論著卻誤用交易費用和私有產權理論,只抓住“文革”、“大躍進”等急躁做法或錯誤,以偏概全,無限上綱,一筆抹殺所有歷史成就,毫無道理可言。中國已經糾正了這些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弊病,并朝著新體制的健康方向發展。倘若一定要與含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內的私有制社會相比,那么,傳統公有制社會這些問題性質的嚴重性及所造成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損失,真可謂小巫見大巫了。

2. 中國改革開放的原因

實際上,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更加主要的經濟成就不在總量而在結構。新中國建立后僅僅30年時間,到70年代末期,就由過去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初步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自己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國家,不僅有了大型的鋼鐵基地、能源基地、石油化工基地,鐵路公路干線遍布全國,而且自己能制造汽車、火車、飛機、萬噸級巨輪、電子計算機、導彈、衛星。農業上完成了對許多大江大河的治理改造任務,解決控制住自然災害,基本上實現了農田水利化等。此外,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支持國防上取得多次戰爭的勝利,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包圍給予了堅決地回擊。

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中國選擇社會主義沒有錯,建設社會主義也是富有成效的。然而,中國人民是有高深智慧和高遠志氣的,對于經濟社會發展業績好于絕大多數私有制國家并不滿足。究竟是哪些原因致使我國改革開放前30年發展沒有全面超過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而要進行改革呢? 其主要原因應該歸結為兩條: [ 1 ]168 – 170

一是體制因素。資產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由此決定的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最基本的經濟制度,這一制度本身具有的潛力和優勢比私產制大得多。可是,在傳統的經濟管理體制下,經濟制度優越性的內生機制作用沒有獲得充分發揮,其推動生產和科技進步的潛能未能完全被釋放。所以,必須改革高度集權式的計劃產品經濟體制,塑造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體制,以適應現代人的素質和生產力的要求。一旦新型社會主義初級公有制與國家主導型市場機制有機地結合起來,整個國民經濟必將全面超過一切私產制國家的發展速度。30年來尚未完全到位的改革開放實踐,已經有力地證明這一點。

二是人口因素。社會主義公有制效率優勢的實現程度,既取決于具體體制的相對優劣,也取決于人口、資源、原有基礎和國際環境等狀況的好壞。建國60年,尤其是近十幾年來,我國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均有很大的提高。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速度與質量并不差,但人均經濟水平和人均國力沒有較快的增長,仍處于世界中下地位,其根本原因是人口增加太快。事實明擺著,中國不逐步減輕人口壓力的制約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負效應,即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體制是十分完善的,人均國力也不可能在一、二百年左右趕上最發達的私有制國家。

另外,還要看到:第一,西方發達國家比現在的中國富裕是歷史上形成的。舊中國的貧困正是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剝削與統治的結果。第二,西方各國原始積累過程十分殘酷,不少發達國家都是對外發起侵略戰爭,通過新老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非法或合法地大肆掠奪別國財富和世界資源。第三,資本主義國家主要保證的是少數人發財,社會財富和收入的貧富差距巨大。

所以,正確的結論應該是:我國進行改革開放,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目的在于追求比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更高的效率,計劃經濟功成身退,市場經濟繼往開來,“我們的改革是為了好上加好”[ 4 ] ,是為了達到在現實條件約束下所能達到的最理想效率狀態。至于傳統體制下存在的資源高消耗、生活水平提高較慢等問題,部分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封鎖、人口增長太快、科技基礎較差、外援和備戰較多等因素有關,并非都是體制問題。我們不能違反實證分析,通過有意貶低過去的績效來論證改革的必要性,這是極不明智的。

四、基本結論與繼續發展的兩大途徑

(1) 新中國60年發展的整體績效是輝煌的,堪稱“中國奇跡”。新中國兩個30 年,單從經濟發展速度說,前一個時期年均GNP約為6. 1%,后一個時期年均GDP約為9. 8%。如果考慮到中國是一個大國、特別是中國的人口規模和人口快速增長的事實,可以說,長達60 年的如此高速發展在人類歷史上是無與倫比的。與此同時,我國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等均有大幅提高,在民主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等方面也都取得顯著成就,有很多指標已經名列世界第一或是世界前位。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中國選擇社會主義沒有錯,建設社會主義也是富有成效的,馬克思主義關于落后國家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一原理是正確的。在改革開放中逐步成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先進的人類文明模式,則更加具有兼顧現實個性的社會理想光芒,今后中國的發展改革開放,也只能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繼續前進。

 (2) 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作為一個整體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歷史,前者是后者發展的基礎,后者是基于前者的更好更快的發展。盡管有一系列國內外不利因素,但得益于公有制內生機制的優勢、共產黨的執政和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指導,改革開放前30年取得了不可否定的史無前例變化和績效,而改革開放后30年的發展績效更高。假如這些不利因素大幅度減弱,中國的發展實績完全可以遠遠超出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但改革開放以來,一些國內外輿論對新中國前30年的失誤議論得較多,存在有不公正的評價,甚至說得一無是處。所以,有必要從理論上正確認識前30年的發展成就與歷史遺產。(3) 不管是前30年還是后30年的發展經驗都表明,我國要盡快在綜合國力和人均國力上接近、趕上或超過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必須在體制與人口兩個主要途徑積極采取長期的有效措施。就體制層面分析,現階段要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指導下,不斷克服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復古主義等的不良影響,在消除“泛市場化”和“市場萬能論”過程中改進和加強國家調節,切實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各項體制機制,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越走越寬。就人口層面分析,現階段只有嚴格實行“先控后減”的人口調控政策,才能實現人口素質的較快提升,更好地促進人口同資源和生態環境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從而盡快趕上歐美日韓等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力和人均生活水平,真正實現高標準的共同富裕和科學發展目標,最終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比較中獲得完全的優勢。

參考文獻:

[ 1 ]程恩富. 西方產權理論評析[M ]. 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 2 ]鄭繼兵,楊侖. 艱難的歷程:中國現代化的百年追求[M ].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2.

[ 3 ]劉永佶. 國家資本及其國有企業是新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和主干[ J ]. 當代中國史研究, 2003 (4) .

[ 4 ]曹雷. 講學中南海:著名經濟學家程恩富訪談[N ]. 現代教育報, 2004 - 06 - 21.

 
（作者：曹　雷,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學部主席團成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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