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興衰與蘇聯解體解析(三）
三 蘇共的意識形態工作
1988年3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了列寧格勒工學院女教師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讀者來信，題為《我不能放棄原則》。信中尖銳地指出，社會上涌動的一股股所謂“反思歷史思潮”，實則是主張全盤西化的逆流。她還說，當前報刊上轟動一時的文章只能使人迷失方向，是給社會主義的蘇聯抹黑。文章提出了當時輿論界許多不正常的現象：如國內外敵對勢力支持的各種非正式組織的空前活躍，各種媒體和研討會上拚命鼓噪的西方議會制多黨制、徹底否定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惡毒攻擊蘇聯歷史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論調，等等。
這封信即刻在全蘇聯引發了軒然大波。
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很快被一些州的報刊轉載，一些黨組織就社會上刮起的“反思歷史、翻歷史舊帳、丑化歷史”的現象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所謂的“改革派”，則將其視為“保守勢力和蘇共舊勢力”的反攻倒算。
蘇共中央政治局接連兩天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目的就是要制止和反擊這股所謂的“反對改革的勢力”。結果戈爾巴喬夫將堅持馬列主義原則的、原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調整為主管農業，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書記雅科夫列夫。
在雅科夫列夫的直接授意下，《真理報》于4月5日發表了反擊文章《改革的原則：思維和行動的革命性》，對安德烈耶娃給予全面反擊和打壓。
《真理報》將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稱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稱為“改革的敵人、斯大林主義分子、保守派、機關官僚、黨的權貴代表”。
此后，各種攻擊、謾罵蘇共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文章紛紛出籠，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泛濫，整個蘇聯歷史都被描述得一團漆黑。由此，已經被撕開裂口的蘇共思想和意識形態工作的大堤，急劇滑向崩潰的邊緣。
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1923年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他是二戰后蘇聯第一批被派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的四名學生之一。
1985年7月，戈爾巴喬夫提議雅科夫列夫為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候選人。過了幾個月，雅科夫列夫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并開始負責大眾傳媒工作。
雅科夫列夫對“社會主義”這個字眼似乎有著特殊的仇恨。他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建設的成就。在他的眼里，蘇聯有的只能是罪惡，能獲得的只能是詛咒。
雅科夫列夫后來在其代表作《一杯苦酒》中說：馬克思主義在“現實生活中是站不住腳的”[1]；十月革命“踐踏了通向民主的運動”，在蘇聯搞改革就是要“退回去”。
那么，雅科夫列夫要退到哪里去呢？他對資本主義贊不絕口、頂禮膜拜。他說，“資本主義帶來了實用主義的倫理。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中體現了崇高的理想主義，它依據的是清醒的、腳踏實地的現實考慮。”[2]
戈爾巴喬夫讓雅科夫列夫這樣的所謂“改革派”進入蘇共的領導核心，并掌管意識形態工作，難道僅僅是用人不當和失誤嗎？
蘇共主管的意識形態的閘門向反共反蘇勢力開放，是從戈爾巴喬夫提出“公開性”的那一刻開啟的。
“公開性”一詞是列寧開始使用的，其本意是為了進一步密切同群眾的聯系渠道，及時了解社會輿論和勞動人民的意愿。而到了戈爾巴喬夫那里，其本意和性質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1986年初，戈爾巴喬夫提出“公開性”的口號。
1986年3月，戈爾巴喬夫邀請大眾媒體批評蘇聯黨政機關。他對新聞媒體說：“在當今社會發展階段，我們的報刊可以成為獨特的反對派。”
1987年1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提出了改革舊體制的方法：即思想方面的“公開性”和社會變革的“民主化”。
所謂的“公開性”，再加上所謂的“民主化”，便成為策動全蘇聯各種反對派大肆聲討蘇共的總動員令。
閘門一旦被打開，形形色色的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潮便如洪水般地奔涌而出。
戈爾巴喬夫所謂的“公開性”和“民主化”的實質，是要對親西方的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勢力和思潮“公開”、“民主”，而對安德烈耶娃這樣表達了捍衛蘇聯共產黨、蘇聯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的言論和思想則要進行“專政”和毀滅性打擊。
“公開性”首先引發的最主要的思潮是所謂的“反思歷史”。
1987年1月，戈爾巴喬夫提出，在蘇聯歷史中“不應該有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
結果，重新審視乃至全面清算蘇共和社會主義蘇聯歷史的風潮蓋地鋪天般地掀作開來。
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思潮，如死灰復燃，洶涌成勢。他們大肆渲染斯大林在肅反中被殺害的人數，成幾十倍地夸大當時被錯殺的人數有上千萬，甚至幾千萬人之多；他們把斯大林搞的國家工業化貶損得一無是處；他們把衛國戰爭初期斯大林的失誤肆意歪曲、擴大，甚至否定衛國戰爭的勝利是蘇共和斯大林領導的結果。[3]
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開始，到1988年達到高潮。批判的矛頭由針對斯大林個人進而指向了20年代至50年代蘇聯的社會制度，把曾經造成蘇聯歷史輝煌的整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說成是“極權主義”，是萬惡之源。[4]
1989年以后，對斯大林的批判，逐漸轉變為對十月革命對列寧主義和列寧本人的批判與否定。1989年，蘇聯有關部門頒布命令，取消學校中馬列主義這門必修課，中學的馬列主義課程，改為《社會與人》。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斯大林的錯誤實際上與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乃至列寧本人有著直接的聯系。
在官方鼓勵下，意識形態領域的這場批判，進而像一股巨大的龍卷風席卷整個社會，而且越刮越猛。
一些對“反思歷史”特別激進的報刊如《星火》畫報和《莫斯科新聞》逐漸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過去，否定蘇共歷史，否定社會主義，進而公然打出向資本主義方向“改革”的旗號。
一些大型刊物靠揭露歷史、暴露“隱蔽”材料，刊登所謂的反思小說等，發行量劇增——
《人民友誼》雜志1989年刊登了雷巴科夫丑化斯大林的小說《阿爾巴特大街的兒女們》，這部被稱為“文學炸彈”的作品一經刊登，發行量即突破了100萬份。
《新世界》雜志1989年借刊登索爾仁尼琴反映勞改營和流放地的小說《古拉格群島》，發行量從42萬份猛增至250萬份。
此后，各種非正式出版物紛紛登臺，蘇共報刊輿論陣地逐漸被蠶食。
1990年上半年，蘇聯境內各種“非正式”出版物多達上千種。
1990年6月12日，《蘇聯出版法》正式頒布，反對派和私人辦報合法化。
蘇共在意識形態領域失去了主導權，造成了十分嚴重的惡果——
蘇聯共產黨的思想被搞亂了，蘇聯人民的思想被搞亂了：斯大林成了惡魔，列寧成了無賴，整個蘇共和蘇聯的歷史除了罪惡還是罪惡，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帶來的只是災難，而資本主義則成了人們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有人想退得更遠，要求回到沙俄時代的君主制。
1994年，俄羅斯著名作家邦達列夫在回顧這一時期的情景時說：“在 6年當中，報刊實現了歐洲裝備最精良的軍隊在40年代用火與劍侵入我國時未能實現的目標。那支軍隊有第一流的技術設備，但缺少一樣東西——這就是千萬份帶菌的出版物。”
不僅報刊成為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陣地，電視臺也不甘落后。反對派極力擠進電視臺并且要求直播，以便擺脫控制和剪輯。幾位年輕記者在電視一臺創辦了直播政論性節目“視點”、“第五車輪”，公開抨擊和批判蘇共。
1989年春天，根據修改后的憲法，全蘇進行人民代表選舉。反對派抓住競選活動這個機會，通過電視直播，合法地將各種反蘇反共的聲音傳遍全國。
蘇共的黨代會和后來全程電視直播的人民代表大會也成為反對派的重要舞臺。
實際上已呈壟斷之勢的所謂開放傳媒和自由競選運動，進一步加劇了蘇共的信任危機，并由此成為政治上和組織上全盤否定蘇共的開端。
蘇聯知識界也呈現出一片混亂——
原先所謂“堅定的列寧主義者”搖身一變成為反對所謂“極權主義”的斗士；蘇聯知識分子隊伍中的“激進思潮”急速蔓延；大學里馬克思主義哲學課成為被嘲笑的對象；全國眾多的科學共產主義教研室仿佛在一夜之間都變成了傳播西方政治學的基地。相當一批人文知識分子對西方模式頂禮膜拜，對俄羅斯的歷史和現狀心存不滿；其中少數的知識精英成了瓦解蘇共、摧毀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吹鼓手”和“先鋒隊”。
1988年中期，蘇聯出版了一本由歷史學家尤·阿法納西耶夫主編、以倡導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為主旨的政治論文集《別無選擇》，當時在蘇聯被稱為“改革力量的宣言書”。這部風行一時的文集的作者都是當時蘇聯知識界的名人，他們中有經濟學家波波夫，政治學家布爾拉斯基，哲學家弗羅洛夫等。
這些知識界的名流批判斯大林、批判蘇聯的制度和體制，把從西方所謂的“治世良方”照抄照搬過來，推進著蘇聯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遠。
那些僅能說出英文或幾句晦澀難懂西方辭藻的人，往往被捧為知識高深的大家，不但受到媒體的推崇，而且不少人一步登天，由研究室主任、教研室主任或實驗室主任一躍成為人民代表乃至部長、副總理。
莫斯科大學經濟學教授波波夫，以炮擊“蘇共官僚機構”和徹底否定蘇聯舊體制著稱。他后來當選首屆蘇聯人民代表和首任莫斯科市蘇維埃主席，與葉利欽、薩哈羅夫等人共為“民主派”的領頭羊，并和雅科夫列夫、葉利欽等人同被稱為所謂的俄羅斯“民主之父”。
葉戈爾·蓋達爾，市場改革派核心人物，莫斯科大學經濟學研究生畢業，崇尚資本主義制度。1986年，他和一伙意氣相投的經濟學家在列寧格勒郊外組織了一次經濟學研討會，并形成了一個政治團體——青年改革派。這是一群完全接受西方政治經濟理論的年輕學者。
蘇共多年精心培養的理論隊伍和思想精英一夜間掉轉了槍口，同一些黨政官員、經濟管理干部、灰色經濟勢力以及犯罪黑勢力一起成為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掘墓人！
蘇聯思想戰線上出現這樣情況的原因是復雜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從蘇共在意識形態領域解除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封印開始的，結果便放出了毀滅自身的魔鬼。
思想的陷落使蘇共面臨滅頂之災。
在奪取和鞏固政權的革命年代，布爾什維克和革命的工人、士兵們，滿懷創造一個新世界的革命理想、滿懷對黨的領袖的信賴，奮不顧身地投入血與火的斗爭。
在偉大衛國戰爭的歲月，英勇的蘇共黨員、紅軍戰士和蘇聯人民，高喊著“為了斯大林”、“為了祖國”，冒著法西斯的槍林彈雨、陷陣沖鋒，不惜流盡最后一滴血。
等到1991年，當主流輿論千百次地重復蘇共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當各種媒體把黨的領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團，當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把這些謊言和謬論誤認為真理之后，面對敵對勢力宣布解散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危急時刻，還會有誰站出來捍衛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呢？
對于一個馬列主義執政黨來說，強有力的思想意識形態工作就是它凝聚黨心、凝聚民心、率領自己的黨和人民，統一步伐、邁步前行的理想、意志和號角。當它的號角被奪取、當它的理想和意志被摧垮的時候，這個黨還能夠存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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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頁。
[2] 同上，第339頁。
[3] Б.Г.Соловьев, В.В.Суходеев： ПОЛКОВОДЕЦ СТАЛИН ） ЭКСМО ，2002 г.
[4]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莫斯科1990年版，第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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