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兼批黃仁宇
一道閃電
有人說要實現資本主義萌芽需要社會經濟結構改變、社會階級分化。 也有人強調法律和意識形態(tài)，馬克思·韋伯說：“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是建立在強調個人救贖的新基督教倫理基礎之上的”。還有人強調“貿易自由”。
對于明末能否實現資本主義演變，國內輿論界受黃仁宇等人影響太遠。黃仁宇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形成數目字管理，他認為資本主義萌芽需要三個條件才能展開：
1、私人關系的信用借款，廣泛的通行，于是資金流通。
2、產業(yè)所有人以聘請方式雇用經理，因之企業(yè)組織擴大，超過本人耳目足能監(jiān)視的程度。
3、技能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訊等共同使用，才是企業(yè)之經濟力量超過本身活動范圍。wide extension of credit,impersonal management,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
而這三個條件，都需要有法律上的保障，因為其重點為信用。如果沒這信用的功效，則其成為資本家也是小販資本家。我們如承認資本主義的展開是一種社會現象，則不能否認法制支持信用的功效。
黃仁宇關鍵的誤區(qū)就是把所謂工商業(yè)看得過重。把成熟時期的資本主義各種制度非要強加到明末，不懂得社會制度是由于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和社會階級的利益演化而來的這一根本性的原則，這正是黃仁宇犯的錯誤，把資本主義制度演化固定化，模式化，把成熟時期的英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作為唯一的標準來衡量其他地區(qū)和其他文明國家。
黃仁宇的觀點很淺薄，不明白有這么多人受他影響。特別是明代不能產生資本主義萌芽（或者說現代化演進）成了八九十年代普遍接受的觀點。
綜上：這些人所有的弱點都在于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如同盲人摸象。
他們沒有一個從系統(tǒng)演化的角度來分析問題的。對于系統(tǒng)內的因子，找出一個原因但很難是真正的原因，很難找到因果鏈的盡頭， 有一個著名的命題，南半球的一場颶風是因為北半球的一個蝴蝶煽動了一下翅膀。很多系統(tǒng)是自耦合系統(tǒng)，原因和結果相互關聯，就好比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關系。馬克思·韋伯說：人們一再相信，即便是文化科學中的決定性標志，歸根結底也能在某些因果連結的“合規(guī)律性”的重現中找到。這也是西方實證主義的基礎。這種錯誤在于總是在尋找單向因果鏈的盡頭。
而外部原因影響系統(tǒng)卻是很容易發(fā)現的，這時系統(tǒng)受到了干擾自然有應激反應。當年有人質問恩格斯“否定之否定”定律時，就舉了一個蛹化為蝶的例子，質問恩格斯如果我一腳把蛹踩死了，還能否定之否定嗎？這個例子正說明外界的影響對系統(tǒng)演化起著明顯的作用。這個例子正可啟發(fā)我們思考中國在明末為什么沒有完成資本主義演化，而在清末卻出現了資產階級革命。
基于演繹推理的西方分析哲學，總是習慣把事物分解得細而又細，不會用系統(tǒng)和普遍聯系的觀點來分析事物。而這點中國古代哲學幾乎是靠自覺就完成了樸素系統(tǒng)論。五行學說，陰陽、八卦都用了系統(tǒng)的觀點。特別是中醫(yī)理論就是這套學說的專業(yè)化和實踐。
所以合理的概括應該是資本主義實現是基于經濟、政治、意識形態(tài)三個子系統(tǒng)的相互作用，這三個子系統(tǒng)既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不能因為一個子系統(tǒng)沒有達到要求就懷疑系統(tǒng)不能演化，也不能否認一個系統(tǒng)高度發(fā)達后能帶動其他系統(tǒng)實現演化。事實證明任何一個子系統(tǒng)不受限制的發(fā)展都會帶動其他兩個子系統(tǒng)從而促使系統(tǒng)進化。 從資本主義在歐美各國實現的不同過程看，就分別是三個子系統(tǒng)分別帶動的結果。
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實現，是三駕馬車共同作用的結果，在英國是逐步改良，資產階級經濟力量很強，政治勢力也很強，但當時的社會啟蒙運動還不充分。而在法國大革命前，市民社會，第三等級的經濟勢力強，資產階級啟蒙運動傳播了大量的人本主義學說，大思想家紛紛出現，但是資產階級在政府內卻沒有地位，最后是爆發(fā)大革命而告勝利，在德國出現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是另一種情況，當時德國也是大思想家、大哲學家紛紛出現，德國的資產階級政治勢力，資產階級自由派勢力在議會和政府也占據一席之地，但是資本主義經濟勢力卻相對較弱。革命的道路是戰(zhàn)勝外敵實現統(tǒng)一，給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打開道路。俄羅斯和日本的資本主義經濟在維新前比上述三國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但是維新的動力來自統(tǒng)治者富國強兵的欲望，意識形態(tài)的引進和革命。
統(tǒng)治者富國強兵的欲望引發(fā)的社會變革，在世界歷史上屢見不鮮，比如俄國彼得大帝改革，比如日本的明治維新，再比如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商鞅變法”。從上述國家的經濟基礎和社會階級成分來說，變法改良條件并非已經成熟具備了，但是其社會改良最終成功，正說明統(tǒng)治者的圖強的意志對社會進步能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
所以只重視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發(fā)展導致革命的到來是不對的，另兩個方面也會產生相當大的作用。
明朝在經濟方面的資本主義萌芽就不多說了，有資料可以查。要說的是，明朝統(tǒng)治者在晚明總體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就以萬歷派出的礦監(jiān)為例，前后才十年左右，雖然當時民怨載道，但是礦監(jiān)撤回后，開礦成為合法，自然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萌芽的發(fā)展。
明朝號稱以德治國，到了晚明，更加重視輿情，皇帝雖然可以羅織各種罪名擅殺大臣，但是不得不和大臣合作，沒有大臣的支持，不能做任何事情，而大臣已經形成文官體制，自有章法。萬歷廢立太子被迫放棄，礦監(jiān)等被迫撤回就是輿情的影響力。“妖書案”是有人作書誹謗鄭貴妃企圖廢立太子，鄭貴妃無奈只能上書自辯，這種事在清代是不可想象的，肯定又是一場大文字獄。到南明時權利就直接轉到大臣手上，這是儒家傳統(tǒng)。
大臣們尤其是首輔更是重視來自各方面的輿論，一旦有輿論攻擊，只好向皇帝遞交辭呈。當時的復社就能趕跑首輔薛國觀。明朝的輿情來自官方和民間，特別是復社等民間組織勢力很大，上通朝臣下達百姓。儼然以在野黨自居。明代輿論的方式主要還不在于集會，當時利瑪竇神父就發(fā)現中國人喜歡讀書，一本印刷品遠遠比布道授課作用大。
而且這類小冊子流傳非常快，士大夫茶余飯后手不釋卷，很快就能形成輿情。可見當時的印刷業(yè)也是非常發(fā)達的。這為社會新思想傳播提供條件，這是啟蒙時代的特點。
西方的文藝復興在中國出現不會是夢想。資產階級壯大了自然能影響輿情。之后的改良也并非不可能。
如果認為儒家很難蘊育民主和自有的理念，這是引起爭議的。就以明末思想家而言，民本主義和初步的民主主義觀念是得到闡發(fā)的，在明末“西學東漸”也給社會轉型打開了道路，中國自古以來就是敞開國門吸收先進文明和先進文化的，從佛教到西方文明在晚明的進入都是明證，意識形態(tài)的變化能輕易就否定嗎？
而滿清這不同了，輿論越是洶洶，越是要鎮(zhèn)壓，剃發(fā)就是如此，以后的文字獄徹底杜絕了輿論，滿清政府核心在滿清貴族，最重要的機構是軍機處。滿清貴族“保大清不保中國”，就通過這個機構實現。滿清貴族一直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中國利益的對立面上,尤其是監(jiān)視漢族各種勢力。八旗子弟不經產、不經商也瞧不起工商業(yè)者同民族資產階級勢同水火。是中國發(fā)展資本主義最頑固強大的阻礙力量。 他們決不愿意把政權和漢族分享，也不容許工商業(yè)勢力在政府占有一席之地。
我不認為傳統(tǒng)思想以及儒家就是封閉的，保守的，落后的，不可改變的。明末士大夫對西學的熱情和渴望就能說明問題，社會結構也好，經濟成分也好，法律制度也好，都是可能發(fā)生變化的。尤其在社會危機了，發(fā)展遇到困難了，就會發(fā)生大的變化。
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華人在南洋就可以建立資本主義性質的共和國－蘭芳共和國，以及明清兩朝士大夫對西學態(tài)度有如此大的不同。
杜贊奇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中說：許多中國歷史學家認為，由于中國長期的皇權專制及缺少法治和個人自治傳統(tǒng)，因此不可能有市民社會存在。此種觀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但它卻忽略了一系列復雜因素，如制約國家權利無限擴張的政治結構與意識形態(tài)等，這些都使上述歷史決定論的觀念很難成立。……還有大量的中、日文以及西方的文獻，認為士大夫階層的文化獨立于國家而自治。……一般認為，有一種士大夫階層自治及異端的儒家傳統(tǒng)，此種傳統(tǒng)在17世紀明清之交的轉折時期發(fā)展得最為充分。盡管這并不等同于西方的自由主義，但正如杰羅密·格瑞達所指出的，這是“嘗試的開端，此嘗試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初期與漢代所建立的使儒家理想服務于皇權野心的漠視決裂時為止”。“不管士大夫階層的自治與異端傳統(tǒng)是多么脆弱，多么受到限制，但它在19世紀后期卻成為一種可以動員的傳統(tǒng)”。
實際上原發(fā)性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的確是非常難的，歷史上只有英國擁有這樣的條件并且實現了，而其他列強都是在有現成樣本模式下，學習跟進的結果。把這種苛刻的條件非要強加到明代，非常不公平，而繼發(fā)性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的條件不苛刻，關鍵的因素是需要開放、交流、引進和寬松的文化氛圍。而明末都達到了，而滿清閉關鎖國、文字獄恰恰都沒有實現。這才是爭論的實質，某些人卻故意混淆。
社會結構是不是一成不變？從歷史來看完全不是這樣，俄羅斯和日本的例子就說明資本主義改良完全可以在意識形態(tài)作為先導，改變了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階級成分，中國的改革不也是如此嗎？當時的中國階級成分比任何歷史時期都單純。社會結構很簡單，有資產階級嗎？有資本主義經濟嗎？連苗都沒有。 可是鄧的改革開放就證明完全改變了整個社會。縱觀看世界歷史這幾次資產階級改良，都是在開放交流的前提下實現的，即便是滿清也是因為被迫打開了國門，有了新思想新觀念新東西的引入才實現的社會變革。所以開放是發(fā)生資本主義運動的前提。而不是什么傳統(tǒng)社會結構來決定的。從系統(tǒng)角度談：一個系統(tǒng)能否演化，是否開放是決定性的因素，而明末和清代相比就是一個開放一個封閉。從而斷送了系統(tǒng)演化的可能。
史學界只研究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對于繼發(fā)性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的條件不敢興趣，似乎只要否定了明末資本主義萌芽，就否定了中國社會在19世紀西方殖民入侵前發(fā)展成資本主義社會的可能性，給人們以極大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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