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探訪中國最后的工農兵大學生

南都周刊：探訪中國最后的工農兵大學生
 
來源：南都周刊   
 
　　那個特殊的年代，有一群特殊的高校學生，

　　他們的名字叫工農兵學員。

　　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

　　持續七年的工農兵學員招生成為歷史。

　　而1976年的那一屆，

　　也就成為了最后的工農兵大學生。

　　本文記述復旦大學中文系7611班的故事，

　　他們當中有插隊多年的老紅衛兵，

　　有少不更事的小知青，有從部隊來的宣傳干事，

　　也有高干子弟和工廠的技術骨干。

　　他們承載著那個特殊年代的光榮與驕傲，

　　也背負著因形勢變遷帶來的種種心理包袱。

　　無論如何，

　　他們是不該被遺忘的終結者與先行者之一。

　　記者 謝海濤 上海報道

　　上篇 在路上

　　多年以后，西藏大學的教師丹巴次仁還記得，30年前他在復旦大學讀書的情景：四號宿舍樓，五角場的小飯館，話劇《于無聲處》……

　　遙遠的1976年，22歲的丹巴是西藏師范學院的中文教師。當時，上海和西藏教育系統協商后，確定每年為西藏培養20名少數民族教師。那一年，丹巴在45名選拔同學里，成績排名第三。12月22日，他和19個藏族老鄉一起，從拉薩乘汽車趕往青海，經過三天三夜的跋涉，終于在大雪封山之前，到達格爾木下面的柳原火車站。

　　“正月里鬧元宵，金匾繡開了，金匾繡咱毛主席，領導的主意高……”在開往上海的火車上，丹巴迎來了1977年的元旦，廣播里放著郭蘭英唱的《繡金匾》，唱著唱著，聲音里出現了哭腔，帶著打倒“四人幫”以后的激動。到上海的那天，是凌晨一點左右，一出車站，看到大街上車水馬龍，亮如白晝，丹巴驚奇得不得了。很快有復旦的車子來接，在丹巴感覺既新鮮又疲倦的時候，車子進了校園，四周黑乎乎的，像夢境一樣。

　　第二天，在復旦大學和上海市民族委的安排下，丹巴和他的老鄉參觀了外灘、上海大廈、豫園、國際飯店，一個新世界在他眼里打開了。

　　這是1977年1月。中國剛剛送走了一個特殊年代：在一場“天體崩潰，巨星隕落，大地開裂，蒼生離散”的曠古悲劇之后，又忽然走在復生的邊緣；幾個月前還在“狠批‘三項指示為綱’”的大上海，又忽然是“浦江兩岸卷巨瀾，萬眾一心除四害。在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上海在前進，形勢一片大好。”

　　丹巴就在“形勢一片大好”中住進了復旦，等待著他的漢族同學們前來報到。他就要入讀的這所大學，這個“林彪、四人幫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重災區”(蘇步青語)，幾個月前“還是硝煙四起的戰場，兩度炮打張春橋的怒濤卷起，曾使“四人幫”及其余黨心驚肉跳，后來，劊子手的鞭打，鷹犬的狂吠，革命的聲音暫時沉寂了”。忽然之間，校園里又貼滿揭批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宣傳畫，師生們聚會憤怒聲討背叛毛澤東思想篡黨奪權的人。

　　由于形勢變動，76級的大學生報到一再推遲。一個多月后，丹巴終于等來了第一個漢族同學。很多年以后，他們有個名字：最后一屆工農兵大學生。

　　農場生活

　　1977年1月的一天，在丹巴盼望著他的漢族同學的時候，在江蘇生產建設兵團蘇北某農場，天還沒有亮，某連副指導員林錫琦就上了團部的車，踏上了回家之路。汽車駛過空蕩蕩的農場，林錫琦忽然覺得心里也空了起來，回頭望望黑蒙蒙的天和地，不由得一陣惆悵：大好的青春都留在這里了。

　　1969年3月，16歲的林錫琦和她滿懷革命激情的同學們，從江南小城的省重點中學，來到這個荒涼的蘇北平原。一到農場，林錫琦就覺得心里也荒了起來?？磻T了江南青山綠水的她，從來沒有見過那么大的平原，除了麥子的點點綠意，曠野里似乎沒有多少生命的氣息。所謂連隊，就是田野中散布著的一些土坯房。所謂農場，解放前不過是一片蘆葦蕩，后來勞改犯來到這里，才有了人煙。

　　農場的生活非常艱苦。夏天頂著烈日給棉花打藥，給稻田除草；深秋時節，洪水泄掉，在河灘上圍起堤壩種麥子，女生用麻袋扛土，男生挖土裝土。收工時，常常是一身汗，一身泥。農閑時，知青們自娛自樂，舉行詩歌比賽、朗誦會，學毛選，辦學習園地。書很少，家里寄來一本高玉寶的小說，還沒有看，就被同學拿去，書還回來的時候，已被翻爛了。很多同學出身知識分子家庭，偷偷把家藏的書帶來農場，《歐也妮·葛朗臺》、《戰爭與和平》等世界名著開始慢慢地流傳。很多書白天不敢看，晚上打著電筒，躲在被窩里看；林錫琦業余生活里看完了范文瀾的四本《中國通史》。生活就這樣年復一年。

　　那些日子，林錫琦常常想起母校，那個非常好的中學。又想起有一次開班排干部會時，知青們在下面說笑：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們這些人可能都上大學了，都是北大清華的。

　　在林錫琦憧憬大學夢的時候，中國的大學也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巨變。早在1966年，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大學的殿堂砸得七零八落。經歷了造反、武斗、清查“五·一六”、以及軍宣隊、工宣隊進駐的熱鬧場面，全中國所有的大專院校沉寂得幾乎被人遺忘了。

　　1970年初，全中國的新聞媒體上開始回顧起毛主席1968年7月21日的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從有實踐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边@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于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經過三年來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已經具備了招生條件。計劃于本年下半年開始招生。具體規定：學制為2至3年。學習內容包括“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學生條件為選拔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3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20歲左右、相當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干部。還要注意招收上山下鄉和回鄉的知識青年。招生辦法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

　　于是，作為文明與野蠻在那個特殊時期斗爭與妥協的產物，“工農兵學員”應運而生。10月15日，國務院向各地發出電報：1970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轉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報告提出的意見進行，這一年，全國首批招收工農兵學員4萬余人。肩負著“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神圣使命的工農兵學員，成了時代的寵兒。

　　推薦上大學

　　1973年，推薦上大學已經進行到第四年了。這一年，國務院批轉《關于高等學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見》指出：在政治條件合格的基礎上，要重視文化程度，進行文化考查。

　　考試的消息傳到農場，有志青年看到了希望。這一年推薦上大學時，林錫琦和三四個排級干部都被推薦上去。這時，連隊里召集排級干部開會，說農場的廣闊天地需要骨干，干部應該帶頭留下來。那是一個思想單純的年代，為了廣闊天地，林錫琦放棄了考試。這一年又出了個張鐵生，以“白卷英雄”的形象掀起了反考試的潮流。農場里考試成績最好的人，卻沒有上成大學。

　　上大學的夢破滅了，生活還是年復一年，農場一直在虧損。似乎知青干活干得越多，虧損就越厲害，林錫琦特別不理解，忽然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沒有意義。懷疑的情緒也在知青中蔓延，辯論像地下的野火一樣被點燃：究竟知青下鄉是權宜之計，還是做長遠打算來培養接班人呢？

　　1976年1月的一天早上，林錫琦正在地里干活，就聽到大喇叭里播哀樂，“哎呀，誰去世了呀？”聽說是周總理逝世，林錫琦心里慌得不得了：我們國家以后會怎樣呢？

　　這一年，農場里的知青已經走了很多，有參軍的，有上學的，也有招工回家的。林錫琦在農場已經呆了8年了，她不想參軍，也不想進工廠，最想的就是有機會能上大學。

　　這一年的推薦上大學，先是班排推薦，然后是連隊推薦，農場組織了相對嚴格的考試?？荚嚱Y束以后，團政治部一個知青出身的副主任對林錫琦說，如果沒有考試，你可能就比較吃虧。團里有一些本地干部的孩子也大了，到了上學的年齡了……聽她一講，林錫琦心里有了把握：只要考試成績比他們好，我就能上大學。這年冬天，林錫琦終于拿到了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話劇的誘惑

　　1977年1月到2月，在林錫琦踏上回鄉之路的前后，從北京的中國美術館，從天津的文化館，從二炮部隊，從安徽的公社，從昆明的文化局，從江西的農場，正有一些青年像林錫琦一樣，一路趕車，趕船，從四面八方趕往上海方向，他們身上同樣帶著一份復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入學通知書。

　　在那些激動人心的時刻，也許林錫琦和她后來的很多同學并沒有意識到，他們坐上的是“工農兵學員”的最后一班車。而在車輪滾滾之間，他們或有著對于過往蹉跎歲月的些許惆悵，而更多的則是身為時代驕子的興奮，在荒蕪年代對知識的渴望，以及終于看到施展抱負機會的豪情。

　　2月的一天，在火車上，寶雞話劇團團支部書記戴偉激動得一夜沒睡。1976年四五月間，聽說劇團有推薦上大學的名額時，戴偉高興壞了。當時他剛從團省委借調回來沒幾個月，讀書的興頭正濃，天天睡在他分管的圖書室里，大看特看泰戈爾、西方美學……

　　1970年，戴偉作為中學的文藝骨干，被選拔進了話劇團。由于父親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戴偉從上學時就嘗盡辛苦，對于能進劇團，有碗飯吃，他覺得真是太好了。那個年頭，他精神愉快，干勁也足，上午訓練，下午排戲，晚上演出，10點的時候，還要到工地去干活，一般都要忙到凌晨一兩點。他從做演員開始，很快做到演員隊長，并入了黨。劇團里講究又紅又專，一專多能，戴偉經常給學員講課，講形體，講表演，講朗誦，又經常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談話劇體會。

　　那時的戴偉很喜歡讀書。一進話劇團，他跟著老大哥悄悄背《古文觀止》、《孫中山傳》，背《共產黨宣言》：“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他在練習臺詞中學習著知識，在讀書中獲得了樂趣，對書中的美好世界很是向往。但這個世界到底在哪里呢？他又說不清楚。

　　1976年推薦上大學的消息，讓戴偉依稀看到那個世界的影子。當時劇團只有一個名額，競爭者有十幾個，最后只剩下了他和一個編劇。那一天，復旦的老師到劇團來要人，劇團領導通知戴偉去，他非常高興。30年后，他還記得當時的場景：也不知深淺，去了就談東談西，還說自己年輕，以后還有機會，把名額讓給別人吧。當時來招生的復旦老師說：你怎么能放棄了呢？復旦有個話劇團，歷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演出過《雷雨》、《日出》等多部名劇，洪深、馬彥祥等人都和它結過緣分，你去了正好可以發揮特長。

　　最終是話劇打動了戴偉，其后的日子就是等待通知書。1976年底，戴偉既興奮又有些提心吊膽：“四人幫”都粉碎了，會不會恢復高考？推薦上大學還算不算呢？在望眼欲穿里，通知書來了，戴偉看了又看，還在擔心：這到底算不算數??？

　　那一天，在趕往上海的火車上，興奮的戴偉把劇團給買的臥鋪讓給了一個女孩子，自己跑到硬座車廂，和同到上海報到的老鄉聊天，天剛亮的時候到了上海。

　　報到的日子

　　雖然一夜沒睡，戴偉進校時仍是精神亢奮。接新生的車子剛停下來，就聽到敲鑼打鼓聲，嘩啦啦圍上來一群人幫助拿行李，一張張熱情的臉。校園里到處是接新生的紅色橫幅，到處是穿藍灰卡其布中山裝的男生，剪著齊耳短發、拖著兩條麻花辮的女生。

　　那是上海粉碎“四人幫”的第一個春天。當時的《文匯報》說，“那是一個戰斗的，勝利的春天，上海已經成為埋葬“四人幫”的汪洋大海，各條戰線熱氣騰騰，人們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新人新事新思想如雨后春筍。一幅走向大治的景象?！?/p>

　　春天同樣來到了飽經劫難的復旦大學。戴偉到中文系去報到。中文系在一個青磚紅窗黑瓦的兩層小樓上，八角飛檐，在樹陰中若隱若現，面前是一個大草坪，與一座紅瓦白墻、莊嚴肅穆的禮堂遙遙相望。后來，戴偉知道中文系所在小樓名弈柱堂，曾留下過陳望道、郭紹虞、朱東潤的足跡，也留下過劉大杰、賈植芳、蔣孔陽、王水照、王運熙的背影……

　　中文系宿舍所在的四號樓是一棟灰白色的四層樓，靠著校園東側圍墻。戴偉到宿舍的時候，房間里已經來了幾個同學，大家忙著互相介紹。這時，進來一個人，很是老成和善，一進來就噓寒問暖。戴偉心想這個老師真是平易近人，后來才知道是上海同學黃有土，他們臨時的班長。

　　激動的心情很快變得亂哄哄，很快老鄉找上門來，戴偉就跟著到處去轉。先是來到了毛主席像前，只見老人家背手遙望，目光深邃；又來到物理系樓前，只見紅磚房子，沉穩氣派。又來到一條主干道，只見兩邊都是大紙報，揭批紅衛兵組織“孫悟空”的大紙報，挨著批判張春橋女兒的大紙報。很多人圍在那里指指點點。

　　戴偉后來知道那條路歷史不凡，因為“無產階級曾在這里開展革命大批判，卷起革命的波瀾；資產階級也曾在這里掛黑板，貼墻報，點起右派復辟的鬼火。在這條路上，斗爭是如此尖銳，所以人稱‘南京路’”。就在幾個月前，“南京路上還在進行著生與死的搏斗，人如潮涌，每個人緊握拳頭，瞪著憤怒的雙眼，歷數走資派的罪行。路旁千萬張大紙報，鋪天蓋地，像一枚枚重磅炸彈，轟炸著資產階級世襲領地?！?1976年3月14日《文匯報》)

　　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春天已經來了，政治斗爭的陰影還沒有最后散去。戴偉對政治不感興趣，他只想著如何學習和演戲。他是因為話劇來到了復旦，他不知道他的同學們又為何而來。是屬于無心插柳，還是水到渠成？是為了鍍金以脫胎換骨，還是因為滿懷抱負而叩響求知之門？在那個混亂而又荒唐，人們無法把握自身命運的年頭，不同的人來到復旦，有著不同的機緣；不同的機緣，則折射出了那個年代的種種世相人生。

　　黃浦區圖書館的團支部書記姚國雄，是在放棄了在同齡人中相對較高的工資之后，來上大學的。那一天，全圖書館的三十幾個同事，開著一輛大卡車，敲鑼打鼓地把她送到了復旦。那是一個屬于光榮與夢想的時刻，當年復旦在黃浦區文化局系統只有一個名額。

　　柳州群眾藝術館來的古亦忠坐在宿舍里，還是感覺像做夢一樣。1972年高中畢業以后，他一直想著有一天能上大學。他把所有的業余時間都利用起來學習，晚上寫詩，用毛筆抄書：唐詩、宋詞、莎士比亞全集。1976年，復旦在柳州只有一個招生名額，而文化系統的競爭者有十幾個人，本單位里一位實力比他強的老師，柳州歌舞團一個名演員，以及柳州市文化局一些年輕人，都夢想機會能降臨在自己頭上。古亦忠并沒有太大的把握。當時沒有筆試，也沒有面試，古亦忠把自己的詩歌給招生的老師看了看，復旦最終選擇了他。

　　安徽定遠縣來的上海知青陳曉東，既激動又有點失望。這個上海向明中學的初中畢業生，1969年起在黑龍江插隊4年，后來轉到安徽。1976年，她已經是大隊副書記了。她從小讀書好，在農村的時候，不想招工，就是非常想讀書。因為母親是上海醫科大學的教授，她非常希望能學醫。這一年，公社里已經定下來她到上海二醫大去讀書。錄取通知書到了縣里時，她還在大隊里忙碌，同宿舍的合肥知青幫她拿了回來，一看卻是復旦的。一直到現在，陳曉東還是搞不清楚，當年的一幕到底是怎么回事。命運就這樣給她開了個玩笑。很多年后，陳曉東還在想，如果當時有高考，肯定要去考個醫科大學。

　　江蘇生產建設兵團24團某連指導員范計春，是最后一天才來報到的。他差點與復旦失之交臂。1976年，范計春是個激進的青年，作為連隊指導員，他把紀念周總理的活動搞得“登峰造極”。農場查處收繳紀念周總理的詩歌時，他把所有的詩歌保留了下來；支部開大會時，他帶頭發表反對江青的言論；“四人幫”批判“三項指示為綱”，他在支部會議上表態：“三項指示為綱”就是好。從切身體驗出發，他感到“文革”是沒有希望的。而在落實“三項指示為綱”精神促進生產的當年，他們連隊歷史上第一次獲得了豐收，很多知青也是第一次拿到了獎金。

　　范計春的激進行為，引起了有關方面的注意。有人向上級做了反映，范計春被領導找去談話，最后是農場的黨委書記才把他保了下來。由于種種原因，1976年推薦上大學時，農場否決了他。

　　“否決就否決吧，我也沒有太在意”。30年后的范計春還記得：1977年1月的一天，大雪紛飛，突然團部派人通知他去參加考試。原來是一個被推薦的常州知青，在參加完考試以后，突然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范計春就這樣趕上了末班車。那年冬天，在農場兩個老師的監考下，他一個人參加了補考，對當時的作文題目至今記憶猶新：從張鐵生交白卷談起。

　　2月，范計春才拿到了通知書。2月25日下午，他和弟弟從南通坐船到了上海。一出十六鋪碼頭，他長出了一口氣：終于實現了自己的夢想。這一天，兄弟倆坐公交車到了復旦，找到四號樓宿舍，等安頓下來，天基本上就黑了。

　　來自五湖四海

　　1977年2月25日晚上，四號樓燈火通明，熱鬧起來，那個后來被稱為中文系7611班的76級文學評論專業，55個同學基本上到齊了。

　　55個同學，可謂來自五湖四海。江蘇南通江心沙農場來的陳尚君，說話時喜歡引經據典：這個看過吧，那個看過吧，很快就以其旁征博引，得名“老夫子”。這個插隊8年，當過四五年生產排長，曾經管過六七十人、六七百畝地，感覺自己像個大地主的老知青，到了復旦很久，還跟人說：農活第一，學問第二。1976年推薦上大學時，他用了5天時間，居然把沒有學過的高中數理化課程突擊了下來，在農場的考試中名列前茅，因而得以幸運地進了復旦。

　　25歲的莊昌泰是個有著8年工齡，帶著43元工資上學的老工人。在上海自行車四廠，他從學徒做到車間生產組長、理論小組的副組長、廠團總支委員、基干民兵排的排長、寫作組骨干。他最紅的時候，廠里公開寫了表揚信：號召全廠青年學習莊昌泰的精神。這個1000多人的中型工廠，從1966年到1976年，符合入學條件的青年多達四五百個，但十年中上大學的，只有他一個。

　　江西省機關出身的李同學，披一件軍大衣，一舉手一投足，干部的姿態流露無遺，一說話，“這個，那個，嗯”，不久以后，人人都叫他“老干部”。

　　“二炮”來的王同學，穿著軍裝，兩面“紅旗”掛著，他是部隊的文化干事，又是個詩人，后來在?？习l表很多詩。

　　貴州省軍區文工團的曹順慶，是背著小提琴來報到的，后來他成為學界名人，學生多得數不過來。

　　一個姓金的女同學，來自意大利。一個姓朱的同學，是某軍區副司令的兒子，口氣很大，經常有意無意地提起很多人名，又喜歡討論問題。

　　30年后，班主任袁震宇、王繼權、指導員楊竟人回憶7611班時，還是如數家珍：有插隊多年的老知青，有具備豐富工作經驗的基層干部，有高干子弟，有工廠的技術骨干，有部隊的宣傳干事，有真正落實推薦精神、經過相對嚴格入學考試進來的，也有組織指派進來的，開后門進來的。

　　和往屆工農兵學員一樣，他們的政治面貌較好：全班55人，黨員就占24人，團員有26人；文化程度則參差不齊：高中畢業生27人，初中畢業生28人；年齡上也有較大差別：最小的20歲，最大的27歲。

　　比往屆工農兵學員幸運的是，他們在長期的知識饑渴之后，趕上了一個好的學習機會，成了那野蠻的年代里有幸接觸文明之光的幸運兒，開啟了“文革”之后大學的讀書風氣，雖然在其后的日子里，這種光榮一再被77級的光芒掩蓋，被厚重的歷史煙塵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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