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永生！

“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永生！

―― 鄧小平否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十二

                  楊連旭

        （2006年6月5日）

     在認定“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之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又強調：

“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

既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那么毛澤東的一些所作所為就必然是不會為許多人所能一時理解的，誤解是正常的。

尤其是，有關毛澤東所做出的歷史性的戰略決策，那就更是許多人必須經過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后才能有所領悟。

這就如同當年秦始皇修長城，至今也還流傳著《孟姜女哭長城》呢。可長城卻是成了中國的重要標志之一、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這正如鄧小平所強調：

“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9頁）

     所以，今天對這個決議說長道短，決不是因為我們比這個決議的作者能力強水平高，而是因為我們有幸又經歷了近30年的社會變遷和實踐，自然也就有了更高的歷史視野。

                         （一）

    人無完人，這是社會規律。

    毛澤東不可能沒有錯誤，“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沒有錯誤。

    我們說，“文化大革命”不僅不是全面正確的，而且從理論到實踐還是都有著嚴重歷史性缺陷的！

    這個嚴重的歷史性缺陷，就是鄧小平一針見血指出的：

“我們有過‘大民主’的經驗，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一種災難。”（《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52頁）

這才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內亂呢！

無論是作為發動組織者的毛澤東，還是作為實踐主體的人民，他們既沒有能從理論上具體設計出，也沒有能在工作中創造出“讓人民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這種“大民主”的制度和體制。

這樣，“讓人民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的“大民主”實際上是處于了無組織的分散自發狀態，

毛澤東在時，群眾大權在手，理想高漲，就形成無政府主義的自由泛濫，懵懵懂懂，誤打誤撞，成效不小，惹禍不少，授人口實。

毛澤東走后，群眾大權丟失、理想淡化，就又成了一盤散沙的散兵游勇，輕易就能被官僚各個擊破。

關于“文化大革命”，這種由執政者主動發動的“讓人民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的“大民主”， 縱觀古今中外，迄今為止，僅此一例。

足矣！僅此，“文化大革命”就足以名垂青史、萬古長青！

“文化大革命”充分顯示出了：

毛澤東毫無自私自利之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博大胸懷和崇高境界！

“文化大革命”也充分證明了：

“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09頁）

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人類前所未有、史無前例的一次由執政黨主動發起、以思想領域革命為主導、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主體、全民參加的社會“大民主”試驗。這樣，自然也就必然帶有任何“試驗”的天然不成熟性，可卻也決不可能如這個決議所強調的那樣：

“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

相反，“文化大革命”偉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永遠吸引著全人類的思想者的品味和借鑒！

                    （二）

統治階級從社會的組織管理階級異化成社會的剝削階級，這是社會興衰榮辱的關鍵所在。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指出了跳出“興亡周期律”的方向：

“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說到做到，執政掌權伊始就開始付諸實踐。從20世紀50年代起，他先后發起了“三反”運動和“大鳴大放”運動，60年代又先后組織了“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直到他逝世。

頻繁的群眾運動確實對官場腐敗保持了強大的高壓抑制作用。腐敗分子也有，但很快就能被揪出來，難成規模和氣候；但是這也產生了無政府主義盛行，嚴重擾亂行政秩序、激化派性爭斗的副作用。　

總結了其中的教訓，鄧小平則進一步強調：

“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并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32頁）

因此，他組織取消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恢復了國家的檢察、政府的審計和監察、黨的紀律檢查機構，頒布了大量的法律制度。

這雖然抑制了派性爭斗、恢復了行政秩序，但是卻導致了官僚階層中急功近利的胡作為成災，以權謀私的亂作為成害，拈輕怕重的少作為成風，無利可圖就不作為成氣，官場腐敗惡性膨脹。

毛澤東實際上是以朱元璋的方案為藍本，廢除了其中的酷刑峻法，試圖在政治教化的基礎上，以群眾運動的方式防治官僚異化。這雖然成效卓著，可由于成本高代價大而流產了；

鄧小平實際上是以傳統集權政治的吏治方式為藍本，采用以機構制衡和專業打擊為主，防治官僚異化的方法。這雖然成本低代價小，可由于成效甚微而在事實上失敗了。

就連他們都沒能想出防治官僚異化的好辦法。由此可見，既要有效監督官僚，又要穩定行政秩序，目前還是個二難選擇。

“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這樣來制定方針政策，就能統一全黨思想，達到新的團結。這樣的基礎是最可靠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34頁）

    毛澤東和鄧小平雖然沒能獲得防治官僚階級異化的徹底成功，可他們卻給后人留下了思考的啟示。

其一、只有最高執政階層憂患意識，才能有未雨綢繆的準備和防治官僚階級異化的決心。

其二、只有廣泛發動人民監督官僚，才能全面深入和有效地防治官僚異化。

其三、只有人民有組織地彈劾官僚，才能最大可能地降低防治官僚異化的社會成本。

其四、只有人民的組織徹底脫離官僚體系，才能防治自身的異化，

始終以勞動階級利益為出發點。

第五、人民監督官僚必須不僅以理想主義為指導，而且還要從自

己的切身利益出發，才能實現持久有效。

如此五原則有機相連、缺一不可。

這就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留下的最重要的治國經驗教訓。

所以，防治官僚階級異化，最高階層就必須實行政治體制的創新。在政權體系之外，再造一個直接掌控、脫離行政權力系統、專職保護勞動階級合法權益、實施民主政治監督的人民組織體系。

這樣的組織體系，就是我們在《建造獨立工會和農會，讓勞動階級監督官僚階級》中所主張的，中央領導下的獨立工會和農會制。

                       （三）

現在流行的說法是，“文化大革命”失敗了。

這純粹就是信口雌黃、顛倒黑白的無稽之談！

說“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依據是什么、有什么標志呢？

顯然，“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經濟建設和國際外交的偉大成就，只能證明“文化大革命”失敗論的失敗和破產。

那么，“遭到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破壞”和出現了冤假錯案，這總該是“文化大革命”失敗的標志吧？

果真是以此為標準、如此推理的話，就會得出這樣的荒唐結論：

迄今為止，中共僅僅是只有解放戰爭沒有失敗！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自不必說，

先看抗日時期，既有張國燾的叛變又有王明和項英的破壞，還有延安的“搶救運動”的冤假錯案；

再看建國后，這個決議所例舉的“廬山會議”、“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自不必說。

“廬山會議”前，既有高崗、饒漱石的破壞，又有陳光、劉伯承、粟裕等冤假錯案；

“文化大革命”以后，不僅有胡耀邦、趙紫陽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引發動亂、暴亂的破壞，而且什么“處女賣淫”、“孫志剛冤死”等等形形色色的冤假錯案更是數不勝數！

這顯然，都達到那個“文化大革命”失敗論所主張的標準了。

如此說來，其荒誕不經自不必說，尤其是還會給社會以這樣的錯覺：

中共及其領導的中國人民除了內戰之外，就沒干出什么成功的事業來！

所以，散布“文化大革命”失敗論，就是在丑化和虛化中共及其領導中國人民的奮斗史呢！

“文化大革命”是名正言順發動、轟轟烈烈進行、光明正大結束，不僅有始有終，而且善始善終，這怎么可能是失敗、又憑什么說是失敗了呢！？

那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這難道不是“文化大革命”失敗的標志和憑證嗎？

不可能！

隋煬帝修建大運河，至今也為多數人說成是為了自己到江南游玩而被否定著呢！可誰又能否認，從那時至今：

一是、中國再也沒能形成過“隔江而治”的南北朝；

二是、大運河至今還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呢！

歷史上總是有人在否定秦始皇，可他失敗了嗎？他是善始善終嘛。

盡管秦王朝沒能如他所愿傳至萬世，可卻是秦制漢承直至本世紀的清朝覆滅。

既便如此，秦始皇的一統天下卻也早已生根在中國大地；秦始皇的長城不僅曾長期是中原地區的邊防屏障，而且至今也是中國的驕傲；秦始皇的兵馬俑更是世界奇跡！。

尤其是，秦始皇的統一文字那是日月同輝、萬古長青的！

所以，“文化大革命”作為人類史無前例的“大民主”試驗，決不可能只是因為少數人持有異議和否定就算是失敗了。

但是，毛澤東曾強調，“文化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七、八年就要來一次。可由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時至今日，五、六個七、八年過去了，“文化大革命”卻再也沒有來一次。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大革命”是流產了。

那么，毛澤東憑什么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要來一次呢？難道他是巫師會算命不成？或者毛澤東只是在想當然呢？

“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澤東當然不是會算命的巫師！然而，不論什么人，你可以對毛澤東不恭，但是包括他的敵人在內，誰也不能忽視他的教導。否則，必定吃虧失敗！

看看包括大陸在內，多數國家就有關官員的任職每屆四年左右，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

再看看，陳水扁在第二個執政期內弊案迭出的事實；

那么，對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要來一次的教導，即可茅塞頓開、恍然大悟了！

那么，對毛澤東的英明偉大就不能不五體投地的心悅誠服！

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得來一次的說法，在不能直選的一黨執政條件下，至少有兩大作用：

其一、定期釋放民眾的不滿情緒、緩和官民的矛盾，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官民之間的矛盾主導著社會的興衰榮辱，這個矛盾一旦激化就必然爆發社會動亂和革命。在這個矛盾的兩個方面中，由官僚階級居主導地位和人民忍耐的有限性所決定，只有通過統治階級主動地及時排泄民眾的不滿情緒方能避免矛盾激化。

資產階級憑借資金優勢，以定期醞釀更換執政黨和領導者的民選制度，在努力實現著這個目的。

那么，在沒有資金優勢和技術可行的條件下，在沒有更好辦法的前提下，執政黨的階段性定期群眾運動的制度和方式也不失為一種很好的選擇，雖然不是最優卻也是最佳的選擇。

其二、威懾官僚階級、防治官僚階級的異化、保護社會的健康發展。

官僚階級從社會的組織管理階級異化成社會的剝削階級，這就必然導致官民矛盾的激化、引發社會動亂和革命。

歷史的實踐表明，僅僅是依靠官僚體制的內部監督是不可能根治官僚階級異化癥的，這就必然要借助和依靠官僚體制外的人民監督。

由于信息不對稱性和利益多元性等因素的存在，人民的日常監督又有著天然的局限性。

這樣，如“文化大革命”這類階段性定期的群眾運動制度的“秋后算帳”式社會監督，就會形成“不是不報只是時間未到，時間一到一切全報”的威懾，增加了官僚異化的后顧之憂，令其心懷“天網恢恢、疏而不露”恐懼，不敢異化。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關于“讓人民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這種理想政治體制的一次社會試驗。既然是試驗，那么就少有一次性成功的，其中的缺陷是在所難免的，得失成敗只能看主流。

鄧小平強調：

“從另一個意義來說，我們現在做的事都是一個試驗。對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進。既然是新事物，難免要犯錯誤。我們的辦法是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74頁）

任何試驗，只要是主題思想正確，那么就只有在反復試驗的過程中汲取教訓、總結經驗、日臻完善，才能定型投產、全面推開、獲得成功！因噎廢食、望而卻步、知難而退，那是一事無成的。

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也是如此！人類文明就是在這種反復試驗中發展進步的。

“善于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提出一些改革措施，從政治上、經濟上改變我們的面貌，這樣壞事就變成了好事。為什么我們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72頁）

事實上，1989年中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演變成社會動亂和隨后蘇聯東歐各國共產黨政權的土崩瓦解，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和中國的實踐已經：

第一、證明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綱領的正確性和科學性；

第二、證明了“文化大革命”實踐的偉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正因如此，自此以后，鄧小平格外強調國家主權和黨內建設。

七十六天的“巴黎公社”失敗了，可公社的原則永存；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流產了，但是革命的思想永生！

〔注〕：有關毛澤東著作講話等主要來源于《毛澤東文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