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譯
譯者前言：
讀過多伊徹《先知三部曲》的同志，對科捷·欽查澤的名字或有印象。多伊徹寫道，流亡的托洛茨基「不能不感到，他必須用之工作的人力資源與革命前他或列寧的人力資源截然不同。那時，無論僑民政治多么可悲，但加入這一運動的人都是真正嚴肅的戰士，他們全身心地忠于事業，為了事業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現在托洛茨基的西方支持者用完全不同的材料制成。他們當中的激情與英雄主義少得可憐，而這是改天換地的斗爭所必需的」。應補充的是，除了英雄主義，帝俄革命工人運動還具備強烈的階級直覺和對無產者歷史利益——而非后來被極度抽象化的「黨」——的無限忠誠。一九三零年病故于流放地的科捷·欽查澤，即是這類工人革命者的范例——「他們中最普通的人如今在托洛茨基眼中都成了更可貴的戰士，幾乎比所有的西方支持者更可親」，多伊徹斷言說。
21世紀初的中國泛左翼遠談不上「強烈的階級直覺和對無產者歷史利益的徹底忠誠」。某些左翼分子承繼了毛時代過堂宣判般的官方「辯論」風格，迷信權謀而視群眾為墊腳石，骨子里浸滿「上智下愚」的秩序黨心理。另一些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左翼分子太少歷練，夾雜著過度的虛榮與想入非非的野心，開口即是「我想……」「我要……」「我將……」的豪言壯語。套用老托的話說，中國左翼「尚未訓練出欽查澤一類的戰士，他們的主要弱點正在于此。這一現象由諸多歷史原因造成，但薄弱的本質無從回避」。顯然，不能一相情愿地以為「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風」一類的唯心手法能消除左翼目前的思想貧乏與實踐缺陷。我們是客觀階級環境的產物，亦會隨著大氣候的轉變而轉變；我們也不必妄自菲薄，只要清醒認識自己所處的位置，盡力克制坐井觀天的狹隘心理，現階段的左翼分子仍有諸多可能為馬列文化的傳播做出貢獻。階級斗爭的廣闊天地里，無產者會鍛造新一代「欽查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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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捷·欽查澤是一位出眾的階級戰士。作為革命者，他形成于獨特而具體的歷史條件：沙皇專制、地下活動、監獄和流放；與孟什維主義的長期黨內思想論爭；三場俄國革命的洗禮。二十五年來，欽查澤始終是俄國革命運動的一分子，共同經歷無產階級起義的所有階段——首批地下宣傳小組；罷工工人的街壘；奪取政權。帝俄時代，專制打手們無休止地摧殘工人組織，絞架的威脅時隱時現；但欽查澤從未失去地下斗爭的韌性。十月革命后，他是外高加索肅反委員會（契卡）最高負責人，處于無產階級專政英雄章節的權力中心。內戰結束后，反動逆流對十月革命的侵蝕逐漸改變黨機關的成分、特征與政策。一群資深老同志投入新的——與黨內反布爾維主義傾向——的搏殺，欽查澤亦沖鋒在前。列寧病重期間，暗流演變為公開的接觸戰（「格魯吉亞案」）。捷爾任斯基的支持下，斯大林與奧爾忠尼啟澤進行了一場事實政變，以浮上來的投機分子排擠格魯吉亞蘇維埃的老一輩布爾什維克核心。對此，列寧打算于黨的十二大迎頭痛擊蛻變官僚集團。1923年3月6日列寧給一批格魯吉亞老同志——其中一個核心人物正是欽查澤——的信中寫道：「全身心地關注你們的事情。對奧爾忠尼啟澤的粗野、斯大林及捷爾任斯基的推波助瀾深感憤怒。我在為你們（的問題）草擬談話稿和書面簡述」。
后來的事變眾所周知——列寧再度病發及去世，高加索的列寧派被擊敗。這是黨內反動暗流的開場大勝，十月革命滑入新章節——退化與蛻變的章節。闖過數十年秘密斗爭的磨難，如今身陷黨官僚的跟蹤監視，欽查澤身染結核肺病，卻從未離開崗位。1928年他被流放，居住地的熱風和灰塵加劇了肺病；稍后轉至他處，當地的陰冷氣候徹底毀掉了他的健康。朋友們竭力想把他安置到蘇呼米，那里的療養院幾度讓他挺過病癥的大發作。奧爾忠尼啟澤「保證」——他的「保證」不止這一件——幫忙，但骨子里懦弱的一面（粗野個性不妨礙懦弱的共生），使老奧難免淪為斯大林的盲目工具。欽查澤與死亡抗爭，斯大林與挽救老同志的努力抗爭（讓這個家伙去黑海療養？他活著就是麻煩。或許會與流亡的托洛茨基建立聯系……不行！）
就這樣，死神帶走了布爾什維主義的一個傳奇。讓帝俄警察束手無策的「恐怖分子」科捷·欽查澤曾以胸膛迎接子彈，也深通懲治敵人之道；他的靈魂卻極溫和：高加索式的幽默（帶點善意的狡黠）與近似女性的溫柔交融一體。重病從未摧毀他的意志，也沒讓他的蓬勃心情與溫和的處世態度蒙上暗色。
他不是理論家。無數人形式上接受了革命學說，但真實立場搖擺不定。他絕非這類人。清晰的政治思路、革命嗅覺與巨大的實踐積累——三場革命在個人身上的活體現——對他的思想武裝相當嚴肅可靠。莎劇《李爾王》贊美李爾「每個細胞1都是國王」；我們說，欽查澤每個細胞都是無產階級革命者。或許，最近八年與迫近并扎根的官僚獨斷的斗爭，恰好讓他的全部性格得到最鮮明的體現。
欽查澤的心靈世界不包容任何無原則的妥協、投降或背叛。他理解（左翼反對派）與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結盟的意義，但精神上難以接納這群人。在信中，他指出某些原反對派成員與反官僚蛻變的立場劃清界限，原因無外是想保住黨員身份。第十一期《反對派日志》刊登了他給阿庫扎瓦同志的信，一份充滿堅定性、清晰思路與信念的絕佳文件。我們說過，欽查澤從不自詡理論家，很樂于讓更合適的人去歸納革命、黨和反對派的政治任務。但只要察覺到虛假的政治調子，他就會拿起筆來；沒有哪個「權威」能阻止他表達自己的批駁或憂慮。寫于五月二日的信（見《反對派日志》12-13期）再次證實了這一點——地下活動的實干家比許多「理論寫手」更細心、更可靠地保衛著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純粹性。他的來信常有下列詞句：「這些（政治）動搖談不上什么獨出心裁」「不善于等待的人，他的政治未來好不到哪兒去」「孤獨的環境很容易讓動搖者受到各種妥協念頭的侵襲」。永不動搖的心理浸透欽查澤的身心，也支持著與自身病痛的搏斗——另類的革命對決。用他的話說，與死亡較量同樣得解決誰戰勝誰的問題：「暫時我占上風」，他樂天地寫道。那時距離死亡還剩幾個月。
一九二八年夏，科捷間接談到自己的病癥。他寫道：「陰暗的結局等待著我們的許多同志和親近的人們：在監獄或流放地終結生命。這一切最終會豐富無產者的革命史，后來者能學到新的東西。了解（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主義的反機會主義斗爭史以后，無產青年會懂得真理位于何處」。
上述質樸而沉重的話，欽查澤只能寫給最親密的朋友。今天他已不在人間，這些話能夠也應該公布于世——它們再好不過地顯示了一個革命者的生命與精神。心向馬克思主義的進步青年不僅從理論公式中認識革命，也應直接感受何謂布爾什維主義的堅定性。
歐美共運尚未訓練出欽查澤一類的戰士，他們的主要弱點正在于此。這一現象由諸多歷史原因造成，但薄弱的本質無從回避。對此，歐美左翼反對派要有清醒認識。從欽查澤身上，反對派青年能夠也應該發現諸多閃光之處。他的全部存在，是對各類政治投機——即犧牲原則、理想和任務以實現個人目標的能力——及投機分子的否定。但這不意味著對革命榮譽感及其合理性的片面排斥。政治自負是斗爭的重要動機。但革命者所以是革命者，正因他把個人驕傲完全置于偉大的階級事業之下，對后者自由地服從并達到彼此相融的境界。與理想調情卻不忠貞，拿書本看來的一點皮毛為掩飾，按個人前程的需要變更立場——統統都是欽查澤以生命與死亡無情譴責的政治惡習。他的自負，是無限革命忠誠的自負。這便是無產青年需要學習的第一要素。
（1930年19期《反對派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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