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胡喬木擔任毛澤東秘書。為寫作《回憶毛澤東》一書，從 1990年 2月到 1991年 12月，時任中顧委常委的胡喬木向幫助他工作的編寫組作了20多次談話。1992年9月，胡喬木逝世后，編寫組整理了“談話錄”，撰寫了19篇“初擬稿”，并將這兩部分編成《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出版。本文摘自該書《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一文。謹以此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64周年。
整風運動是全黨范圍的運動，包括各個部門和各級干部在內，文藝界和文藝工作者當然也不例外。不過文藝界的整風有文藝界的特殊內容。按照中央領導的分工，文藝界的整風運動由毛主席分管。
毛主席作為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領袖，深知文學藝術是整個革命戰線不可缺少的一個方面，所以自西北內戰局面基本結束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來抓文藝工作。同時，毛主席又是一位文學造詣很深的人，他的詩詞和散文都具有很強的文學魅力，這又為他聯系文化人提供了更好的條件。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藝團體和單位，如中國文藝協會、西北戰地服務團、魯迅藝術學院、邊區文化協會、抗戰文工團、民眾劇團等，都是在毛主席的親自關懷、大力支持下成立和開展工作的。許多知名的以至不甚知名的作家、詩人、藝術家，受到過毛主席的接見。每當毛主席看到一篇好的作品問世，他都會表現出一種難以抑制的興奮之情。1938年5月，他得知詩人柯仲平的長篇敘事詩《邊區自衛軍》受到群眾的歡迎，便立即索要詩稿，親自批道：“此稿甚好，趕快發表”。不久即連載于黨中央機關刊物《解放》上面。1939年5月，他看了《黃河大合唱》的演出，據洗星海的描述：“當我們唱完時，毛主席和幾位中央領導同志都站起來，很感動地說了幾聲‘好’。”這些無疑都是對文藝家們的巨大鼓舞。
由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的重視和提倡，同時由于全民抗戰熱潮的推動與成百上千文藝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據地的抗日文藝運動獲得蓬勃發展。正如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講話中所說的：“我們的整個文學工作，戲劇工作，音樂工作，美術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 文藝運動有力地推動了抗戰事業的進行，繁榮了根據地的文化生活。
但是，就當時涌進延安的大多數文藝了作者來說，他們尚沒有真正完成從小資產階級到無產階級的轉化。他們的思想感情還需要有一個改造的過程，對革命根據地的生活還需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在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方向問題上，還需要有一個從口頭承認到徹底解決、從“化大眾” 到“大眾化”的發展過程。就是說，在大多數文藝工作者身上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弱點。當抗日戰爭困難時期到來后，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他們之中一些人所具有的思想弱點，就更加突出地表現了出來。
首先，是所謂“暴露黑暗”問題。一個時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頌德”、使用“諷刺筆法”、“還是雜文時代”等主張，幾乎成為一種時髦。《解放日報》文藝專欄和一些文藝刊物上，也有宣傳這類主張的文字發表。有人在會議上直截了當地說：“我是不歌功頌德的。”
其次，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傾向，以魯迅藝術學院為例，其辦學方針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比較突出的就是從1939年強調“正規”和“提高”后，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關門提高” 的傾向發展起來。大戲、洋戲充滿了舞臺，而已影響到延安的整個演出界。講寫作，就是契訶夫和莫泊桑的小說。魯藝的新校址橋兒溝，緊鄰農民的場院，但不少教師卻關在自己的窯洞里，不與農民往來。前方的文藝工作者對魯藝提出了這樣的批評：“堡壘里的作家為什么躲在窯洞里連洞門都不愿意打開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劇本、歌曲，但魯藝提供出來的就是大、洋、古的東西。這是很尖銳的批評意見。延安整風開始后，魯藝領導人也主動檢查了這方面的問題。
第三，是學習馬列主義與文藝創作的關系問題。這在延安一些文藝工作者中也存在著模糊認識。作家歐陽山曾批評過“馬列主義妨礙文藝創作” 的觀點。但也有的作家主張不要把“什么‘教育意義’，‘合乎什么主義’的繩索”套在文藝上面。
第四，是“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相當多的作家由于出身于小資產階級，又只在知識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面，甚至對知識分子的缺點也加以同情、辯護和鼓吹。反之，對工人農民則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于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像毛主席所說的：“衣服是勞動人民，面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是文藝界沒有真正解決為什么人問題的一個重要表現。
第五，是文藝工作者的團結問題。在文藝界發生的數不清的爭論中，當然有些是有意義的，但也有許多是沒有什么意義的，甚至是彼此攻擊，在一些細小的問題上挑起爭端。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中就存在的宗派主義情緒，又被帶到了延安，影響著文藝工作者的團結進步。
黨中央和毛主席看到了上述種種問題。盡管這些問題并沒有構成延安文藝界的主流，但它們對抗戰和革命事業是不利的，也阻礙著文藝本身的發展。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并系統地制定黨的文藝工作的方針政策，黨中央決定召開文藝座談會。
如同解決其他重要問題一樣，為了召開文藝座談會，毛主席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他給許多作家寫信，找了許多作家談話，對有些人，信不止一封，談話不止一次。他讓作家們幫他搜集材料，提供有關文藝工作的意見。與此同時，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宣傳部代部長凱豐等也分別找作家談話。根據一些當事者的回憶，毛主席約去談話的文藝家有丁玲、艾青、蕭軍、舒群、劉白羽、歐陽山、草明、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等多人。
文藝座談會于1942年5月2日下午開始舉行，地點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樓下會議室。請柬是以毛澤東、凱豐兩人名義在座談會前幾天發出的，上面說明開會的目的是“交換對于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問題的意見”。除毛主席、凱豐以外，當時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朱德、陳云、任弼時、王稼祥、博古、康生等也都出席了會議。被邀請參加會議的文藝工作者連同中央和一些部門負責人，共一百余人。座談會舉行過三次全體會議，有幾十位黨內外作家發言，毛主席自始至終地參加了這三次會議。
在5月2日的第一次會議上，首先由毛主席作“引言”。他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這種風趣的說法，不但形象生動，而且表明了他對中國文化革命主將魯迅的一種崇高的評價。當然后來正式發表時，還是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語言：“手里拿槍的軍隊” 和“文化的軍隊”。毛主席根據文藝工作本身的任務和延安文藝界的狀況，提出立場、態度、工作對象、轉變思想感情、學習馬列主義和學習社會五大問題，要大家討論。座談會上，不少作家爭先恐后地發言，有的談自己的見解，有的對其他人的發言提出不同意見。
5月16日召開座談會的第二次會議。整天時間，毛主席都在認真地聽取大家的發言，并不時地做著記錄。有幾個人的發言格外引起與會者的注意。一位作家從“什么是文學藝術” 的定義出發，講了一個多小時文學基本知識，引起大家的不滿。120師戰斗劇社社長歐陽山尊根據自己幾年來在前線和農村工作、學習的體會，講了前線部隊和敵后群眾對于文藝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實際斗爭給予文藝工作者的教育，認為文藝工作者應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甚至發兩分光，這樣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實際上學到的東西更多。他呼吁延安的文藝干部到前方去。從毛主席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對這個發言很滿意。柯仲平報告了民眾劇團在農村演出《小放牛》受歡迎的情況，說：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們就是演《小放牛》，群眾很喜歡，老百姓慰勞的雞蛋、花生、水果、紅棗，我們都吃不完，裝滿了衣袋、行囊和馬褡。他的發言引起大家的歡笑，毛主席也很高興，但他說：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沒有雞蛋吃了。會上繼續有人發表“人類之愛”和“愛是永恒的主題”、“不歌功頌德”之類的言論。
5月23日召開的第三次會議，氣氛更加熱烈。朱老總在下午最后發言，他針對前兩次會上出現的一些思想觀點和情緒指出：要看得起工農兵，中國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農兵群眾批準。不要怕談“轉變”思想和立場，不但會有轉變而且是“投降”。他說，他自己就是看到共產黨能夠救中國而由舊軍人“投降共產黨的”。共產黨八路軍有功有德，為什么不該歌不該頌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的詩句，現在的“韓荊州”是誰呢？就是工農兵。朱老總的發言深入淺出，生動有力，很受文藝家們歡迎。他發言后，由攝影家吳印咸為與會者攝影留念。
毛主席作“結論”時，已是晚飯之后。由于人數增加，會址只好改在廣場上。在煤氣燈光下人們專注地聽著毛主席的講話。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問題歸結為一個“為什么人”的問題，即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和如何服務的問題。在對這個根本問題給以充分的馬克思主義闡述的基礎上，對座談會之前和座談會期間延安文藝界反映出來的思想觀點，一一分析、辯駁。他希望文藝工作者積極投入整風運動，劃清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兩種思想、革命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兩種區域的界限，毫不遲疑地同新的群眾結合起來，克服“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的缺點”，寫出“為人民大眾所熱烈歡迎的優秀的作品”。
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上講話，事前備有一份提綱。提綱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負責人和身邊工作人員商量后親自擬定的。講話時有速記員作記錄。整理的時候主要是調整一下文字順序，使之更有條理。毛主席對整理稿表示滿意。但稿子整理后并沒有立即發表，其原因，一是他要對稿子反復推敲、修改，而他當時能夠抽出的時間實在太少了；二是要等發表的機會。到1943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7周年時，講話全文正式在《解放日報》上發表。
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的講話，把延安文藝家們的思想引入一個新的境界。文藝界的整風雖然在座談會之前就已開始，但真正開展起來，則是在座談會之后。從這時起，文藝界出現了一種從來沒有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評的風氣。
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和毛主席的講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進步文化界也發生很大影響。郭沫若、茅盾、夏衍等都發表文章或談話，暢敘體會，表示共鳴。郭沫若連續以《一切為了人民》、《向人民大眾學習》、《走向人民文藝》等為題，發表多篇文章，號召進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眾，了解他們的生活、希望、言語、習慣，一切喜怒哀樂的外形和內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復到人民的主位”。
《講話》也在世界各國受到眾多進步作家、評論家的熱情肯定和高度評價。1945年12月有了《講話》的朝鮮文本，這是最早的外國文譯本，幾十年來已有五大洲幾十個國家把它譯成本國文字出版。
歷史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50年來中國文學藝術的整個歷程與毛主席的講話密切相關。《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種谷記》、《高干大》、《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原動力》……，這一部部為人熟知的作品的名字和全國解放后眾多的優秀文藝作品的問世以及它們創作的過程，說明了《講話》對中國文藝事業的偉大推動作用。
《講話》的根本精神，不但在歷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導了抗日戰爭后期到新中國成立期間解放區的文學創作和建國以后文學事業的發展，而且我們在今后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講話》主要有這樣兩個基本點：一是文藝與生活的關系，二是文藝與人民的關系，在這兩個基本點上，《講話》的原則是不可動搖的。
50年后的今天重讀《講話》，它的深刻的思想性和說理性，仍使我們每一個相信真理的人感到折服。它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基本內容，將使我們長久地受到教益。
（《環球視野》摘自2006年第5期《中華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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