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1937的風尚
[抬杠門四門主] 于 2006-05-06 15:36:29上貼
國民黨在占領紅軍根據(jù)地后，立刻開始了報復性屠殺，而這一活動主要由國民黨內(nèi)仿照意大利黑衫黨與納粹沖鋒隊形式建立的藍衣社來負責。
一、藍衣社別動隊的初步行動（1934年—1937年）
1、特務康澤的別動隊在接管地方后，對逃跑的和蘇區(qū)有聯(lián)系、或者有子弟在紅軍部隊的人家，別動隊實行連坐方式，凡及時回村“報到”并登記戶口者，視為“及時自新”，而未來自首者“一經(jīng)察覺，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農(nóng)返回后，他們迅速成為了別動隊在當?shù)氐拿耖g基礎。保長、聯(lián)保主任的人選，就在這些人中指定產(chǎn)生。而臨時衙門、保甲長產(chǎn)生后，“標準戰(zhàn)略村”、保甲制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和驚人的恐怖被推行著。
2、“無人區(qū)”的建立。康澤指揮別動隊員和臨時征集的地主武裝，將過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驅(qū)趕出他們的住所，然后趕進標準“戰(zhàn)略村”，把數(shù)以百萬計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樣圈禁起來。在村民被驅(qū)趕進戰(zhàn)略村后，非常嚴厲的“保甲制”就開始了。
這個“保甲制”是現(xiàn)代史上最聳人聽聞的.之一。它規(guī)定，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給物質(zhì)給紅軍。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滅門，五家連保連坐，“如有敵情”不舉報者，也要滅門。一家犯事，除該家毀家滅戶之外，其余四家也“殺無赦”！
“五戶連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當?shù)氐谋＜组L支持下，異常順利地取得威懾效果。前別動隊人員方舟在《回憶別動隊始末》一文寫到：不管是他作為中隊長進駐瑞金后，還是在戰(zhàn)爭結(jié)束前的其它地方，因為對“已‘自新’的農(nóng)民，聯(lián)保主任都暗中監(jiān)視”，這個嚴密陰森的民間特務網(wǎng)使地方整肅。
蔣介石曾以“滴水不漏”來評價別動隊的工作。
2、“新江西模式”。
全面占領蘇區(qū)后，國民黨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個舉措是組織“壯丁隊”和“鏟共義勇隊”，為此，別動隊對江西的百萬青壯年實行全面、嚴格的管制。
前別動隊人員劉操的一份回憶材料寫到，當時江西農(nóng)村,“凡年滿18歲、不足45歲之壯丁”，一律編入壯丁隊。壯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監(jiān)視，“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絕對禁止壯丁離家遠出”。
至少有五十萬人被編入壯丁隊。它的“積極分子”則組成“鏟共義勇隊”，“鏟共義勇隊”的人數(shù)有幾萬人。
別動隊還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蘇區(qū)成年男女都必須進夜校，參加壯丁隊、“鏟共義勇隊”。成年男女進民眾夜校后每個人需要“認識500個以上漢字”。完成掃盲后，則被要求熟記、背誦《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墻柴門上到處粉刷著“攘外安內(nèi)”、“剿匪救民”、“消滅.”、“嚴密保甲組織”等標語。每個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壯年男女都必須在別動隊指揮下集中在村口朗誦這些口號。
江西的共產(chǎn)主義思潮被根本地根絕了，幾年后，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半月記》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復興”的字樣，來概括別動隊的成就。
在江西，別動隊也因此達到了它組織的頂峰。半年時間，別動隊從三個大隊擴充為七個大隊，擁有便衣特務人員7千余人，普通成員1萬7千人，控制正規(guī)軍3萬余人，管轄著江西500萬左右的居民。
一些考察戰(zhàn)后江西社會的記者和學者，他們婉轉(zhuǎn)、隱約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則是在大約3年時間里，別動隊毫無人道、血跡斑斑的惡行。在無人區(qū)、收復區(qū)和 “標準戰(zhàn)略村”，在每一個村寨鄉(xiāng)鎮(zhèn)，別動隊成為東南部江西事實上的“軍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來最卑劣兇狠的政府。對原蘇區(qū)，他們所到之處，石頭過刀，萬戶蕭條，一個人口不過二、三十萬的小縣往往就被屠戮精壯數(shù)萬人。在閩西的連城、江西的興國等縣，僅三年時間就變成了幾乎沒有男人的縣份。
《北華捷報》的一名記者言辭晦澀地稱：……“惡棍們”對于別動隊甚為恐懼。 國民黨的數(shù)字是在三年中消滅了100多萬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齡的說法則要放肆、大膽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許別動隊的談話里，她說：別動隊在江西已經(jīng)“結(jié)束了對人民的軍事.”，而在河南，“應采取相同的辦法”。
二、別動隊在大別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約2400名國民黨“別動隊”人員開到了大別山。該部別動隊由蔣伏生指揮，其實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說別動隊在江西搞了一個地獄，那也只是地獄的第一層，而大別山則是地獄的第十八層。
蔣交給別動隊的具體政策如下：
“匪共為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qū)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qū)房屋一律燒毀；三，匪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出匪區(qū)之外，難運者一律燒毀。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則剿滅難期，徒勞布置。”
這次集體屠殺得到完全貫徹，并直接造成大別山地區(qū)一百萬多青壯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婦孺無家可歸，成為難民和饑民，并最終大批餓死。
這一命令是由蔣伏生草擬，由那個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蔣總裁所批準下達的，由于這一命令的執(zhí)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軍人自居、強調(diào)“廉潔和獻身”、立志“復興國家”的藍衣社成員，所以被執(zhí)行得非常徹底，鮮有遺漏與幸免者。
《剿匪戰(zhàn)史》（鄧文儀主編）所載，人口九萬的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槍殺與活埋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沖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zhèn)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zhèn)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殺了一百多人……”。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一個月時間就被殺了上萬人。
這本來是別動隊用來邀功的資料，不過現(xiàn)在成了難得的歷史文獻。同時，別動隊還建立了集中營，由別動隊員、會道門武裝“三槍會”和地主還鄉(xiāng)團把守。
當?shù)氐奈鞣絺鹘淌康挠涗浿姓f：“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guān)押在那里的人，象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后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營建立時被關(guān)押的一萬多人剩下的還不到一千人。但是還沒有結(jié)束，當?shù)匚鞣絺鹘淌窟€記錄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zhèn)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里長的一排，執(zhí)槍的士兵象驅(qū)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xiàn)”。
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xiàn)款，“一律充當軍餉”。但不久后，因為數(shù)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fā)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雛妓。
在1935年大屠殺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臺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qū)只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著名紅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殺了66口人，幾乎滅門。他曾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xiāng)，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zhèn)，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yè)。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只有幾個老年人茍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zhèn)外的一條山溝，只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尸體在光天化日之下
橫七豎八地躺在那里，她們都是遭強奸后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藍衣社別動隊的屠殺卻整整延續(xù)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zhèn)、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yè)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里，通過中間人從國民黨軍官那里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如果不是因為傳教士透露出來的消息引起的壓力，如果不是這些勾當使軍隊紀律已經(jīng)敗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蔣介石是不會下令停止屠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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