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力量左右中國歷史“改朝換代”

內容提要：“改革”打散了原先鐵桶一塊的狀態，但集權制度本身卻沒有絲毫變化，各個零件散開后，也只是圍繞新的權力結構重新組合，并且是最直接、最赤裸化地結合，公開地“化公為私”，化得如此理直氣壯，以至于兩極分化越來越徹底，越來越得不到有效制止，最終大概只能把整個社會拖進“亂世”。 

我常常和王學泰先生聊天，很少見面，多是電話。對不少話題有著相同的興趣與感慨。我覺得他對歷史情有獨鐘，他本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但他對歷史的興趣、貢獻，似乎遠過于文學，常常見微知著，在社會、文化表象里別具只眼，發現到歷史的真相、社會的全貌。這些都是一般人難以意識到的。即使是歷史界學人，也很難比得。大概是由于他多靠自學成才，少了學院派出身者視野的制約、局限，少了成見，而自成一路的緣故吧？ 

嘗記得有人評價吳思先生對于“潛規則”、“血酬定律”挖掘的貢獻，稱說他功德無量，可為當之無愧的歷史學家，對中國人思想、文化的影響，居功甚偉。這樣的評價我特別認同。不過在我眼里，學泰先生系統推出的游民社會、游民文化理論，在學術地位上，也應達到優秀歷史學家的標準了。我初讀到他們的幾部書時，都有醍醐灌頂的體驗。前者說明了中國人做官、為人、處世的慣常方式，后者則揭示了隱藏在“士、農、工、商”四民社會之下，關鍵時刻真正左右到中國歷史進程的社會力量，這就是“游民”社會及其文化。為什么說中國歷史的這半壁江山，在關鍵時刻，即就是歷史轉型時刻、改朝換代時刻，很具有決定性的力量呢？ 

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社會是超穩態形式的，打破它需要更加強硬的勢力，一般人受家小之累，很難豁得出，只要有一點可以將就，他們就忍得天大的災難、禍變，維持原狀，得過且過。能夠豁出去的只有居無定所、四海為家的“游民”，陳勝、吳廣、劉邦、朱元彰、李自成、洪秀全等古代、近現代起義領袖，都有類似的出身——他們適時站了出來，一呼百應，各地“游民”紛紛響應，成了氣候，相對比較老實、本分的農民、商人、知識分子等階層，受其鼓動，隨之跟進，于是王朝顛覆，變了天。但如果這樣的社會基礎不作根本的改善，所謂“變天”也僅是王朝換了姓氏，它可以姓李，也可以姓朱，可以姓毛，還可以姓王。水滸江湖式的俠義精神、“有奶便是娘”、“打到東京坐龍庭”等“游民”思想，就照舊大有用武之地（參見《發現另一個中國——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即將出版）。 

在《中國人的幽默》（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一書里，學泰先生延續了自己對于歷史、社會的洞穿性認識，把他在生活、讀書過程里發現的各種幽默故事、幽默人物、幽默事件、幽默現象，觸類旁通地進行了廣闊的聯系，結合現實，有所發明，讓我們讀后恍然明白其來龍去脈、原來如此，加深了我們對于社會、歷史、文化事情的理解。那以后面對善意的、明亮的、滑稽的、獻丑的、游戲的、作惡的、暗無天日的之類的生活“幽默”，我們大可不必驚詫，甜中能夠隨性同樂，苦中能夠以苦作樂，難中能夠與難浮沉，自娛自樂。這就是我們中國人做人的態度和方式。即使它可能是不對的，無關于“進步”、“發展”的，但是如此放達、超脫的態度，正是使生活變得有品節、有質量、可忍耐的惟一選擇。 

學泰先生對于歷史事件的真知卓識，還見于片言只語里。我在書上隨處能讀到這樣的話：“那些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使給王朝帶來一些轉瞬即逝的輝煌，老百姓除了為這些輝煌買單外，這輝煌又對他們有什么意義呢？‘天子萬年，百姓花錢’！”“清代的皇帝除了未成年的孩子以外，都能打四分以上，就連西太后也是如此。而明代除開國的朱元璋、第二代朱棣等少數幾個皇帝外，大多數不及格，但由于明代皇帝的不作為，他們給社會的負面影響小。萬歷皇帝幾十年不上朝，官員缺了也不補，政治仿佛停滯了，但經濟社會仍然發展。明末東南沿海的一些新的經濟因素的出現和東南一帶士人思想的活躍，就與皇帝不管有關。”這樣子把歷史旁通于現實經驗里來的講說方式，就使敘說本身富于情趣，朗朗可觀了。他經常有這些旁通性的發現。 

記得他讀到我描寫大學生畢業分配的長篇小說《北京女兒》（中國三峽出版社2005年11月）時，曾感慨他們那一代分配時也存在不少的問題。基本上是聽命的，能夠分出去都還算好的，那些被打為“右派”的人。他也是在讀書期間就劃為“右派”的，他還記得畢業前夕那半年就在為去向操心、憂慮。不分配卻也不可以在家里呆著，靠父母養活，呆上三兩個月，就有了上門的，讓你去北京郊區或其他地方的農場務業。也因著這個社會不允許“失業”，取締了形成“游民社會”的所有可能空間，農場“就業”的性質一直未變，漸漸的進到農場的人都要干到“退休”或“老死”。此段歷史中的許多細節，連我這樣對當代歷史了解較多的后輩，都毫不知情，更別說其他人該受到怎樣的遮蔽了。 

學泰先生的經歷卻是被“勞動考察”過三年。由于當時的社會結構又是垂直的、剛性的、凝固的，每個人都在一個鋼網里，作了“螺絲釘”，被控制得很徹底，人與人之間除了“組織”關系以外，再無了旁的關系，他們的前途和希望，就統統掌握在“組織”的手上。這對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人來說，是相當適宜的，他們沒有其它的社會性欲望與追求，在“組織”之內生活也就很夠的了，除了少數親戚需要往來外，他們在社會上也沒有什么朋友，因為他們不需要社會交往，不需要廣泛接觸，不需要功利性朋友，組織解決了他們的一切，他們就把一切交給了組織。那些在正常社會里都需要社會關系的人，失去了它們。連親人之間都彼此不可信了。要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有什么明顯成就的話，那大概就是打破了這種剛性的社會結構，人們能夠在橫向上發生千絲萬縷的關系，多元化意識形成，歷史為之振奮，回到親情、人情的傳統留戀里去了。 

當然，對于這個“成就”，我還是抱了懷疑態度的，因為打散原先鐵桶一塊的狀態，集權制度本身卻沒有絲毫的變化，各個零件散開后，也只是圍繞新的權力結構重新組合，并且是最直接、最赤裸化地結合，公開地“化公為私”，化得如此理直氣壯，且將它美其名曰“改革”。 

現實早已告訴我們，一切并不觸動權力結構本身的所謂“改革”，帶來的結果只有兩極分化，這種分化越來越徹底，也越來越得不到有效制止，最終大概只能把整個社會拖進“亂世”，那時，過去享受權力好處的既得利益者，都能卷包裹走人，紛紛逃往美國、法國、瑞典、加拿大、日本……避難，我們這些百姓便流失在“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歷史怪圈的泥濘中無可自拔了。

這大概也是一種歷史的“幽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