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工廠曾經是個和諧社會

　　構建和諧社會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假如把“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作為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我覺得在過去的年代里，有些國有企業似乎就具有這些特征。雖然在目前“國有企業”快要成為一個貶義詞了。“國有企業”就意味著低效率、沒有競爭、缺乏朝氣、保護落后、職工思想守舊干活出工不出力、人浮于事，以及虧損、倒閉、資不抵債，等等等等。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國有企業都是這樣。姑且不說居于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如郵政、電信、銀行、電力、天然氣、石化、鐵路等行業還在生命力極強地生存著，就是已經充分市場化了、處于激烈競爭之中的、普通的國有企業，也有搞得比較好的，并沒有徹底“完蛋”。本文對此不作深入討論，只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說一說過去的國有企業也并不都是效率低下、職工思想守舊、缺乏競爭力的。

　　1982年我畢業分配來到重慶一家國有企業，這是生產高速大功率柴油發動機的骨干企業。但當時情況不太好，是重汽行業的虧損企業，每次重汽公司開會，廠長、書記都會受到不點名的批評。廠領導日子不好過，職工日子也不好過。工廠虧損，職工的福利待遇都不行，人心浮動，情緒低落。廠里中層以上干部也都籠罩著悲觀失望情緒。我到廠不久，工廠發生一件大事，由于產品質量問題，駐廠軍代表要求工廠停產整頓。（因為廠里有軍品任務，所以有駐廠軍代室）。工廠一下子似乎走到了最低谷，大家都有一種“到了最危險的時刻”那種悲壯的心理。停產整頓不久，工廠領導班子作了調整，從外面調來一位鐵腕廠長，一場以扭虧為盈為目標的翻身仗打響了。那時候真是全廠一條心，人人日以繼夜，廢寢忘食，不計得失，不講報酬。我至今仍記得那時候職工的精神狀態。技術部門職工晚上加班畫工裝圖紙，人人揮汗如雨，重慶的夏天酷暑難當，辦公室里像蒸籠似的，那時候沒有空調，電風扇吹出的風都是熱風。車間里工人更是辛苦，車間氣溫高達42度以上，基本上沒有人叫苦叫累（不排除個別人要叫，所以只能說是“基本上”）。

　　領導干部也比較能起帶頭作用，只說一件小事。廠長、書記到北京出差，都是住的青年旅館。在我們廠里，北京青年旅館又叫“陳××辦事處”，這里記錄著工廠創業時的艱辛和奮進精神。北京青年旅館是以當年唐山地震時搭的防震棚為基本設施，輔以防寒和加固，再加上周邊幾間民房，由一些待業青年開辦的旅館。其條件之簡陋可想而知。工廠為了節約開支，在青年旅館常年包了三間客房，陳××是工廠配套科業務員，因工作關系長年駐守北京，因此青年旅館這三間客房就被廠里職工戲稱為“陳××辦事處”。那時候，廠長、書記及廠里其他領導干部出差到北京，只要不是會議統一安排，都是到“陳××辦事處”住宿。有這樣同心同德的干群關系，工廠當然很快扭轉了局面。我想，這應該算是追求“和諧社會”精神的一種體現。

　　從1984年起，工廠開始盈利，并且一發不可收拾，逐步成為重汽行業的利稅大戶，在重慶也嶄露頭角，成了報上有名、廣播里有聲、電視里有影的先進企業，各種榮譽接踵而至。由于工廠生產經營蒸蒸日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成績突出，在重慶小有名氣。工廠每年為國家上繳利稅上千萬元，為國家、為當地社會都做出了貢獻。從90年代初開始，年年評為重慶工業50強企業，已經連續保持這一稱號多年。

　　由于工廠經濟效益好，職工幾乎年年加工資，有一年甚至加了兩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職工福利也好起來。從80年代中后期起，工廠相繼成立了釣魚協會、棋牌協會、職工文學社、信鴿協會、集郵協會、乒乓球代表隊、籃球代表隊、足球代表隊、工廠樂隊和演出隊、老年秧歌隊。職工及其家屬安居樂業，工廠文化生活紅紅火火。在那個時候雖然也存在干群矛盾，也有以權謀私的現象，也有職工為個人問題上訴上訪，也有某些企業領導以勢壓人的現象，但總的來說，職工的主人翁地位在企業里人所公認，沒有人敢于向職工主人翁地位挑戰。重大事情必須經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廠工會門口有幾個大字格外醒目：“代表職工利益，要為工人說話。”每年春節放假前夕工廠都要舉行游園活動，全廠職工和家屬喜氣洋洋，互致問候，歡樂祥和。在這一段時間，真正體現了“構建和諧社會”和走共同富裕之路的思想。

　　工廠的發展引起了美國康明斯發動機公司的注意，他們看出了工廠的實力和發展后勁，主動提出要和我們工廠合資經營。在此之前，工廠以許可證方式引進美國康明斯的N、K系列發動機技術。雙方有合作的基礎。現在要向合資經營發展，應該說是順理成章的事。經過報批等繁瑣復雜的手續，大約在1987年雙方開始了合資談判。可是一談就談了八年之久，與一場抗日戰爭的時間相等。為什么會拖這么久呢？除了一些政策上的原因以外，主要障礙在于當時的廠領導堅持“全資全員進入合資企業”的主張不放松。而美國康明斯公司按照他們的價值觀念，首先提出的就是要大幅度裁員。主持談判的廠長說，我們不能讓一個職工掉隊，我們必須實現全員合資，否則，我不會簽這個字。廠長同志經常說，他忘不了停產整頓和為了扭轉虧損局面，當年職工是怎么奮斗的，“他們是我們工廠的寶貴財富。”直到1995年10月，合資企業終于掛牌了。除了一些因身體等特殊原因而自愿享受工廠提供的比較優惠的“內退”政策的職工外，包括幼兒園、子弟校、職工食堂的職工在內的所有職工，都進入了合資企業。那時候雖然沒有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概念，但當時的許多作法和觀念，都與現今的和諧社會的概念相吻和。

　　以上這些當然證明不了國有企業不存在弊端。但從中可以看到，只要干群同心協力，同心同德，國有企業也是可以搞好的。工廠成為合資企業以后不久，當年主持合資談判的廠長退休了，不久后去世了。如今的領導人，年薪已經是幾十萬。雖然他們也曾參加過停產整頓和扭虧為盈的奮斗，他們也是與廣大職工一同從困境中走到了今天。但他們已經不再提“不讓一個職工掉隊”了，他們也不再愿意讓全體職工“共享發展的成果”。但那是另一個話題了。本文不再多講。我想，構建和諧社會和“讓全社會共享改革成果”的觀念早一點提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