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有個自稱毛澤東秘書的叫李銳的人突然頻頻出現在人們的視野里，此人的引人注意，不在于他為這個民族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貢獻，也不在于此人有什么能夠打動人心的故事，人們只所以注意他，全在于他的歇斯底里的反毛澤東立場，你想啊，毛澤東的秘書打起了反毛澤東的旗幟，多么吸引世人的眼球，甭管當過幾天秘書，又是個什么樣的秘書，僅憑毛澤東的秘書這一點，賣點就夠了，李銳真算是個炒作的高手，李銳這等才華，倘生在今世，一定是個明星級人物，而偏偏人生的一大段生活在毛澤東的時代，把人家的才華生生埋沒了，怎不令李老先生心存芥蒂。
李銳年事已高，卻筆耕不輟，人生也有涯，在有限的生命里，李銳誓以筆作刀，刀刀殺向“罪惡滔天”（李銳語）的毛澤東。最近，李銳在由中共人士創辦的《炎黃春秋》期刊上又發檄文《毛澤東與反右運動》，李銳是個直爽人，開門見山：“1957年發生的反右派斗爭，是一場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也是一場整肅民主黨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數是知識分子)的運動。毛澤東發動這一場斗爭不是偶然的，有其深遠的歷史根源。從早年開始，他就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大知識分子帶有很深的成見了，這同他的家庭環境和早年生活有關。1919年到北京時，他在北大圖書館當一小職工(月薪八元，屬工人工資)時，曾受到當年學校教授和學生的冷遇。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中反映過這種心情：“我的職位低微，人家都不理我。”……
在李銳的眼里，毛澤東是個心胸太過狹隘的人，小時候受了點委屈，記恨一輩子，睚齜必報，秋后算賬。假如真如李銳所言，就會有個問題讓人弄不明白：小肚雞腸的一介書生出身的毛澤東，怎么能夠籠羅天下人才，取了一國之政權？莫非世無英才，讓毛澤東成名？可事實是,只要稍微有些良心、有些常識、有些頭腦的人都不會這樣認為，都會認為這是胡說八道，不著邊際。對于知識分子，毛澤東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呢?
毛澤東自身就是一個大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中的一員。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就力倡教育救國，自己差一點就成為一名獻身中國教育的教書先生。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毛澤東對待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1939年，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一文中高度評價了知識分子的作用：“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后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么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同年12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大量吸收知識分子 》，鮮明地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如此高度評價知識分子，并不意味著他對知識分子的無條件接受，那樣就太愚腐了，因為出身于知識分子的毛澤東對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也有著清醒的認識，這一點他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的比較清楚：“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向他們大喝一聲，說：“同志”們，你們那一套是不行的，無產階級是不能遷就你們的，依了你們，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知識分子要和群眾結合，要為群眾服務，需要一個互相認識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決心，這些要求是能夠達到的。”毛澤東心目中的知識分子，是與工農相結合的革命的進步的知識分子，而不是那些附著在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上的反動的、落后的、腐朽的知識分子。
毛澤東自己也是身體力行，與知識分子頻繁的交往，開誠布公交朋友，也留下了許多佳話。 1936年，作家丁玲寫下一篇記述紅軍戰斗的散文《記左權同志話山城堡之戰》，毛澤東讀后激動不已，揮毫寫下《臨江仙.給丁玲同志》其中有“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并以軍用電報發給前方的一軍團司令部,在毛澤東的心里，丁玲的一枝筆，頂得上三千持毛瑟槍的精兵，當然這是詩人毛澤東的一種夸張手法，但難掩毛澤東對丁玲這樣知識分子的看重。毛澤東與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黃火培的交往也為世人稱道，黃炎培立志一生拒不做官，袁世凱要他去擔任教育總長,堅辭不就，袁送他八個字:與官不做,遇事生風；蔣介石也幾次封官許愿，黃依然婉言以拒，直到遇到了毛澤東，同毛澤東進行了真誠的交流和對話，使黃炎培先生的一生發生了徹底的轉折，他由中立到親密合作，并對當時國統區的中間力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不左傾，不右袒”逐步轉向中共一邊。后來，黃炎培也打破了自己立下的不作官的誓言，以七十四歲高齡當了國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黃炎培與毛澤東在拯救民族危亡的共同追求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兩人互通信函近200封，毛澤東經常向黃炎培咨詢有關政策至半夜，見證了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以誠相待，肝膽相照。毛澤東與有“中國最后一個儒家”之稱的梁漱溟的交往也令人稱奇，獨立特行的梁漱溟與毛澤東的爭論也是一個引人深思的話題。1938年，對抗戰悲觀的梁來到延安，想聽聽共產黨人對抗戰的看法，毛澤東親自與他進行了兩夜的長談，每次談話都在夕陽西下開始，至東方欲曉結束，根據梁的記憶，毛澤東在交談時從不動氣，不強辯，輕松自如，從容不迫，這次延安之行，促使梁逐步接近毛澤東，接近共產黨。1950年，梁漱溟應中共之邀赴北京共商國事，毛澤東知道他生活不便，派人把梁接到頤和園居住。1953年9月，粱漱溟在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會上與毛澤東就農業問題進行了尖銳的爭論，成為一樁“公案”。1974年9月30日晚，國慶招待會之后，當時的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小組給毛主席、周總理寫了一份簡報，反映出席國慶招待會的知名學者的雀躍之情。毛澤東主席閱后很高興，在這份簡報上批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名單上的人參加招待會甚好，可惜沒有周揚、梁漱溟。”毛澤東并沒有因為梁漱溟當年對自己的不敬而耿耿于懷，直到晚年仍然記掛著那個屢屢與自己爭得面紅耳赤的天不怕的人。難怪梁漱溟30多年后談起毛澤東仍把自己引為毛澤東的諍友，他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那件事后，我的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他已故去了，我感到深深寂寞……”對于毛澤東，1965年歸國的李宗仁曾跟他的秘書程思遠說：“毛澤東的偉大，就在于他胸懷寬廣，能容萬物。”為什么在李銳的眼里，毛澤東偏就成了一個為了年輕時的受了知識分子的一些冷遇就要把知識分子視為寇仇的小人了呢？
至于毛澤東與1957年的反右運動，有著復雜的原因，美國人莫里斯.邁斯納在他的著作《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中也有涉獵，他的觀點主要是：1955年12月，毛澤東向政治局極力敦促使知識分子完全投入到國家的政治與經濟生活中去，這是不久便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下進行的運動的首次號召。1956年5月，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雖然毛澤東鼓勵知識分子大膽發表批評意見，但是知識分子日常工作中打交道的黨的官員卻并不讓人感到鼓舞。1956年9月，黨的“八大”正式贊同雙百運動，但是黨的絕大部分機構和黨的許多高級領導人從一開始就反對這場動動。同年11月匈牙利事件加強了他們對雙百運動的敵意。1957年的頭幾個月中，雙百運動受到了壓制。1957年2月，毛澤東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旨在重新恢復雙百運動。但是運動的復興并非立桿見影，它受到黨的機構的反對。毛澤東敦促黨中央正式贊同“齊放與爭鳴”運動。5月和6月爆發的批評的性質及這種批評的激烈程度證實了黨的許多領導人和干部的最壞的擔憂。毛澤東對團結的人民和贊成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的信任發生了動搖。1956年至1957年間，黨并不是一個堅如磐石的統一體，當時所有跡象都表明，絕大多數黨的領導人對典型的毛澤東主義獨創的百花運動政策持保留態度，而各級黨的機構則是反對這種政策的。……
從莫里斯.邁斯納的描述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的一些結論：毛澤東是真心希望雙百運動成為一種常態的；毛澤東的做法是受到了黨內的壓力的，雙百運動受到毛澤東之外的排斥；毛澤東為雙百運動的順利開展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做出了相當的努力；雙百運動中一些知識分子爭鳴的性質逐步發生了變化，威脅到了執政黨的地位，使毛澤東產生了警惕和動搖；由“雙百”向“反右”演變過程是多種作用共促的結果，毛澤東的作用是被動的、不得已的，這和李銳一口咬定的是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反右最起勁的當是毛澤東一直強烈反對的黨內的官僚主義者。毛澤東后來由支持“雙百”運動轉而支持“反右”，是根據當時的社會背景及國際背景作出的正確選擇，因為種種跡象已表明，當時的確存在導致社會和政治動亂的危險。對于在反右運動中的右派，毛澤東于1957年提出了兩條意見：第一，對右派分子要有所處分，不處分不足以平民憤；第二，還要留點情，不可太嚴。這充分說明毛澤東寬宏大量的一面。如果用客觀的眼光來衡量1957年的反右運動，我認為可以這樣認識：一方面是黨內官僚主義者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對“雙百運動”中的知識分子進行報復；一方面是知識分子辜負了毛澤東的厚望，偏離了正常的爭鳴的軌道，威脅到了執政黨的地位，使毛澤東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在共產黨內出現了對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指責他的“雙百方針”，搞得共產黨要丟江山。在這種情況下，在百花齊放與黨的執政地位面臨挑戰二者權衡，毛澤東惟一正確的做法是向官僚主義者妥協，維護得之不易的政權的穩固。
據悉，自稱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只做過毛澤東一年的兼職秘書，我不知道兼職秘書都干些什么具體事務，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兼職秘書距深入地了解毛澤東的真實思想差之甚遠。從李銳把反右運動的責任全部推給毛澤東，并武斷地把反右運動說成是對知識分子的整肅、是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當年冷淡自己的復仇等論斷來看，李銳的心胸比針眼還細，他對毛澤東的評述，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句話來形容再形象不過了。隨手翻閱毛澤東詩詞，發現他老人家于1963年寫的《吊羅榮恒同志》一詩有兩句很有意思：斥鷃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原來，洞察世事的毛澤東早已為李銳者流作了如此恰當的比喻，李銳不就是一只欺大鳥的斥鷃抑 或是一只長笑老鷹的昆雞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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