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革命的千秋功罪—評《歷史的拐點—中國歷朝改革變法實錄》

農民革命的千秋功罪

——評《歷史的拐點——中國歷朝改革變法實錄》

施樹民

破        題

今年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曾任中國青年報評論部副主任、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鳳凰衛視評論員馬立誠先生的《歷史的拐點——中國歷朝改革變法實錄》，該出版社稱該書是“《交鋒》、《呼喊》、《大突破》作者馬立誠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到來之際又一振聾發聵的巨制”（這個評價印刷在可與“巨制”分離的封面腰箍上）。4月21日北京日報摘編刊登“巨制”代序“雷頤、馬立誠對話錄”，標題改為“歷史的拐點與改革命運”。4月28日上海解放日報報業集團出版的報刊文摘摘編刊登北京日報《歷史的拐點與改革命運》，標題又改為“改革需要妥協”。

“雷頤、馬立誠對話錄”是這部“振聾發聵的巨制”的點睛之篇，不愧為水平很高的“代序”。

“代序”采用舉例的方法將改革和農民革命孰優孰劣進行了對比。

馬立誠先生說：“過去談歷史，總說農民戰爭是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不提改革也是推動力。實際上改革對于推動生產力發展起著很大的作用。比如清朝的洋務運動，對于走向工業化、發展生產力的推動作用是明擺著的。朱元璋是農民起義，上臺以后對于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有什么貢獻嗎？農民戰爭迫使統治者休養生息一下，但這種恢復不可能使新的技術和新的生產力如浪潮般涌現出來。”馬先生的意思是，“改革對于推動生產力發展起著很大的作用”，例如“洋務運動”，農民起義勝利后不可能有“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例如“朱元璋農民起義”。

馬先生的搭檔、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雷頤先生說：“項羽進入秦首都咸陽，不但殺了無數人，還把阿房宮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當于72個故宮那么大的豪華建筑放火燒了。為什么呢？表示徹底打倒你。李自成攻入洛陽，也把統治洛陽的明朝福王宮給燒了。福王都殺掉了，為什么還要燒王宮呢？你住進去不就行了？留下來不是一處很好的文物嗎？不行，要用這個方式表明不但要讓你死，連你的房子都要燒成灰。曹雪芹感嘆說：‘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你看，農民革命怎么能推動生產力發展呢？農民革命是大破壞。項羽在咸陽把72個故宮那么大的皇家建筑群都燒了，損失該有多大！ 如果保留到今天，光旅游收入就夠你花了。農民起義領導人李自成又有多愚蠢：“福王都殺掉了，為什么還要燒王宮呢？你住進去不就行了？留下來不是一處很好的文物嗎？”如果占地5200畝的圓明園不是英法聯軍而是40年后義和團燒的，可又是一個控訴農民起義罪行的重要證據，雷先生一定會采入“對話錄”的。不過，這個材料也不是完全沒有利用價值，雖然同樣是燒，洋人燒總比愚蠢的農民燒損失要小，因為洋人是搶劫以后再燒，會替我們保留一大批珍貴文物，使我們今天還可以從外國人手里買回來，放進占古咸陽皇家建筑七十二分之一的故宮里去，雖然要價可能是比較高的。雷先生還讓我們懂得了曹雪芹那個“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名句不是用來感嘆他自己那個貴族大家庭必然衰敗的趨勢而是用來批判農民革命毀滅人類文明的暴行的。

然而，“國人”卻愿意接受如此糟糕的農民革命（即“暴力”），而不接受如此美妙的改革（即“制度創新”）。馬先生說“中國歷史上影響比較大的改革有十幾次，大的改朝換代也有十幾次。十幾次改革大都失敗了，而十幾次改朝換代都獲得了成功。當然，在歷史上，改朝換代的努力遠不止這十幾次，但畢竟有這么十幾次大成功。改革當然也不止這十幾次，可是卻大都失敗。也就是說，你要創新制度不行，推翻卻可以。接受推翻而不接受改革，這個道理在什么地方呢？”

“這個道理在什么地方呢？”雷先生給了答案：是因為“國人”迷信暴力，拙于妥協。雷先生說，“我們歷史上缺少這種妥協精神，信奉的是你死我活，是暴力。中國也有雙方相持不下的時候，在這種形勢下，雙方腦子里想的，還是要用暴力，把對方徹底消滅，誅滅九族。相持階段結束，新王朝建立起來了，還要用很長時間徹底清算，甚至用幾十年時間追殺早就下臺的皇族。你死我活到這種地步” 。

“國人”這個觀念形態上的缺陷造成了怎樣的歷史后果呢？使中國“長期處于停滯狀態”，遲遲不能進入“現代化”，使中國落后了。馬先生說：“歐洲一些國家沒有發生過農民戰爭，卻較早進入了現代化，這些國家靠什么？靠改革。我覺得中國歷史上多次改革失敗是極大悲劇，是中國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的重要原因。”

雷、馬兩先生轉彎抹角地要告訴我們的就是這么個意見。在說了這個意見后，馬先生再給我們逐一介紹中國歷史上13個重大改革變法的案例（馬先生自己說是“扇面般展開了中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13次改革過程”）。大都失敗了，那有多可惜呀，那是莫大的悲劇呀！特別是面對晚清洋務運動、維新變法、慈禧憲政改革的失敗，兩先生如喪考妣。  

筆者的觀點與馬先生有所不同，筆者認為農民革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馬先生說成“唯一動力”也可以，還是毛澤東的老觀點，沒有創新。但并也不反對改革，只是認為改革不是生產力發展的動力，也不認為對生產力發展起“很大作用”。這個觀點馬先生可能是很難反駁的，因為你明明白白承認中國歷史上的十幾次重大改革“大都失敗”的事實。失敗的改革怎么會對生產力發展起推動作用呢？或許馬先生會說，如果這十幾次重大改革成功了，或者大都成功了，或者慈禧的“憲政”改革搞成功了，該有多好呀，中國可能早就進入現代化，甚至已經超過美國了。但那是假設，歷史不承認假設。

筆者對馬先生“中國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的判斷也有異議，至少認為表述含糊。“長期”是一個什么時間概念？中國的發展究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停滯的？從康雍乾開始？從朱元璋開始？從唐朝開始？從漢朝開始？還是從秦朝開始？筆者認為，中國古代史發展時快時慢，也有停頓乃至倒退的時期，但這時候農民革命或者其它暴力沖突就發生了，推動改朝換代，以后又繼續前進。中國的落后是近代的事。近代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落后了也無須農民階級來承擔責任。

農民起義與農民

毛澤東對中國農民革命研究有素，談到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如數家珍。他說：“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中經漢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銅馬和黃巾，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我們以明朝末年大規模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背景為例，分析一下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是在什么情況下發生的。

《明季北略》卷五收集了崇禎二年（1629年）四月二十六日一個延安籍官員的奏折《備陳大饑疏》：

“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糙類糠皮，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盡矣，則剝樹皮以為食，冀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有翳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

    “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跡蹤。后見門外之人，析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后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余，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有司束于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于彼，彼處復逃之于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于秦中也。

“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饑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饑荒則稍次之。”（轉引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明末農民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如此之弱的狀況是統治階級一手造成的。早在明亡100年前老百姓已被搜刮殆盡。嘉靖四十三年（1546年），時為戶部主事的海瑞上《治安疏》，引用民謠描繪當時的民情說：“嘉靖者，言家家皆盡而無財用也。”到崇禎時，為了應對外患內亂，政府加派遼餉、剿餉、練餉每年就達一千幾百萬兩，超過正賦數倍。農民已經不堪重負，在正常年景也要挨餓，又遇特大自然災害，就大批大批地活活餓死了。沒有餓死的、不甘餓死的，即“僅存之遺黎”，就鋌而走險，“相聚為盜”了。

    這時候，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是不是還有避免的可能？是不是可以用馬先生喜愛的改革辦法來緩解矛盾？“改革需要妥協”，可是妥協的主動權完全操在地主階級手里，要看它樂意不樂意。樂意，就有挽回的余地。挽回有兩個辦法，一是政府賑災。古代生產力低下，和現代社會不能相比，明末又戰亂不斷，國庫不可能充裕，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賑濟能力。李自成撤離北京時，發現皇庫“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郭沫若疑為“五十之誤”，——作者注）兩鐫有永樂字”（《明季北略》卷五），由于崇禎的短視，竟不取一錠救災，最終白白落入他人之手。二是“損有余而補不足”。農民正大批餓死，而各地富戶猶在，盡可以讓他們拿出一些錢糧來，也有官吏向崇禎作了這樣的提議，我們卻絲毫不見政府有什么舉動。不特如此，饑餓的農民已經到了“析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死者枕籍”的地步，有司卻仍“嚴為催科”（催交田賦）。于是就只好聽憑農民起義蜂起了。李自成和張獻忠同為延安府人，就各自成了農民起義的領袖。

    地主階級超強度的經濟掠奪和政治壓迫是發生農民革命的根本原因，自然災害，特別是特大自然災害，是農民起義的催化劑。特大自然災害，必然形成流民隊伍，流民隊伍一旦出現，可能隨即就要發生農民起義。西漢末年，新市（今湖北京山縣）人王匡、王鳳由于善于排解流民的糾紛而被推舉為“綠林”（山名，在今湖北大洪山）起義的領袖。明朝流民不是晚期才出現，朱元璋建國才五十多年，各地農民就開始逃亡，到中期，逃亡的規模越來越大。正統二年（1437年）饑荒，流民擁入鄖陽（今湖北鄖縣、保康以西地區）達150萬人，天順八年（1466年），劉通、石龍領導那里的數萬流民起義，成化六年（1470年）六月，李原在這個地區又領導第二次起義。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是地主階級逼出來的。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用了很大篇幅令人信服地論證了這個觀點。中國歷史上發生那么多農民起義、農民戰爭，難道是因為農民迷信暴力和樂于玩命？

這種被地主階級逼出來的農民革命，在歷史上不外乎三種結局。

一種結局是被地主階級殘酷鎮壓下去，大批貧苦農民慘死在地主階級鷹犬的屠刀下。中國歷史上只有少數幾次農民起義是例外，絕大多數是這個命運。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一開始就遭到政府和豪強武裝的聯合鎮壓。黃巾軍先在洛陽附近的潁川地區被殺數萬人，隨后起義軍領導人張角兩個弟弟張寶、張梁的人馬在冀州地區遭到圍剿。張梁在保衛廣宗（今河北威縣東）的戰斗中犧牲，3萬農民軍被殺，5萬農民軍被迫投河。張寶在保衛下曲陽（今河北曲陽西）戰斗中犧牲，10余萬農民軍被殺，“角先以病死，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北宋方臘起義發生在宣和二年（1120年）10月，第二年正月，宋徽宗派童貫鎮壓，4月，起義軍被圍困在方臘原籍青溪（今浙江淳安縣淳城鎮）的梓桐石洞，余部7萬余人全部被殺，電視劇《水滸傳》藝術地再現了這一慘酷的場面。李自成起義遭到漢奸吳三桂和滿族奴隸主武裝的聯合鎮壓，也以失敗告終。

另一種結局是被地主階級利用，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西漢末年綠林軍、赤眉軍被劉秀利用，滅王莽，建立東漢王朝。隋末李密、竇建德起義，被李淵父子利用，滅隋建立唐王朝。

又一種結局是農民或者平民出身的個別起義軍領導人取舊王朝而代之，成為暴發戶和新的統治者。例如劉邦，自己當了皇帝，那些“屠狗賣繒”的哥兒們成了新貴。又如朱元樟，在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就背叛起義農民的立場，投降了地主階級。取得政權后，立即把一些起義軍首領變為大地主，他封的二十八個侯，所占有莊田的佃戶達到三萬八千多家。這一類農民起義雖然取得了勝利，但勝利后建立起來的政權，仍然是地主階級專政的封建王朝，是又一種形式的改朝換代。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民革命“總是陷于失敗”（毛澤東語）。革命農民在用起義手段、戰爭手段打碎身上舊枷鎖的同時，又為自己制造了一副新枷鎖。在封建社會里，農民階級永遠處在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

    僅僅是為了不被活活餓死，或者抱著永遠無法實現的“均貧富”的美好夢想，中國農民階級一次又一次舉行起義。其結果不是被殘酷地鎮壓下去，就是為他人作嫁衣裳。這樣大大小小的起義和戰爭，中國歷史上有數百次之多。在起義和戰爭中，農民成千上萬、幾十萬付出生命。這樣的歷史延續了二千余年。今天想起來，是怎樣的令人悲哀，而又令人肅然起敬！

歷史發展的動力

每一個封建王朝都苦苦尋求長治久安的萬全之策，二十四史就是各各總結前朝興亡經驗教訓的二十四面鏡子。《紅樓夢》里的小人物焦大，是賈府的一個奴才，也如此珍惜自己的主子出生入死掙下來的那份家業，趁著酒醉，指著老祖宗的一群不肖子孫破口大罵，說是“要往祠堂里哭太爺去，哪里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無論哪個王朝，即便到了末日，總還有幾個不乏遠見的臣僚要出死力挽救殘局的。但那一切都無濟于事，大廈最終轟然倒塌，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王朝的壽命超過三百年，短的如秦、隋只有二、三十年，更短的只有幾年。在封建社會里，任何一個地主階級統治集團都不可能用自身的力量，也即馬先生所說的改革，即改良的手段來解決內部和社會的基本矛盾。每一個封建王朝，越到后期，越陷入各種深刻的危機，不能自拔。

    土地是封建社會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因而也必然是地主階級掠奪和爭奪的主要對象。掠奪和爭奪的必然結果，是土地越來越高度集中到少數人手里。宋仁宗時，全國十分之七的墾田被官僚、地主占有。廣大自耕農和半自耕農紛紛失去土地，淪為大田莊的“莊客”或者“佃客”（也叫“浮客”）。明朝中期，“吳中（舊蘇州府轄地）之民，有田者什一”，是說全部耕地被10%的少數人霸占。清初，占田“或至千頃（十萬畝）”的大地主也出現了，人口密度比較高的上海附近，有的地主占田也達到四五萬畝。

在小生產條件下，土地高度集中，必然剝奪農民生存條件，激化階級矛盾，引起社會動蕩，導致封建王朝崩潰，因而常使最高統治者感到憂慮，要加以遏制。常用的辦法是所謂“限田”。但中國歷史上的“限田”，是老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漢哀帝時，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限田：公主、列侯、吏民“皆毋過三十頃”（三千畝）。一千多年以后宋仁宗限田，最高限額還是三十頃，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又有人奏請限田，仍然“以三十頃為限”。限田效果如何，可想而知。有的封建統治者，還企圖采取比限田更加嚴厲的措施。王莽篡漢（按照馬先生的意見，應改為“王莽經民選當皇帝”）初期，土地兼并惡性發展。為擺脫危機，他宣布“改制”，把全國土地叫做“王田”，禁止買賣，說還要收回地主豪強多占的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王莽的所謂“改制”，在地主階級強烈反對下，乖乖地收回成命，成為一個歷史笑柄。明初，朱元璋再三發布限制土地兼并的詔令，也未能捆住官僚地主的手腳。英宗正統年間（1436年至1449年）兼并之風起，并且愈刮愈烈。皇帝帶頭霸占土地。諸王勛戚、宦官、文臣武將和高級僧侶都成百成千頃地搶占，遍布全國的地主豪強也巧取豪奪，土地迅速高度集中。隆慶三年（1569年）海瑞任應天巡撫，到松江查勘，不到一個月時間便接到10萬余份控告官僚地主占田的狀紙。他嚴令兼并者退田，觸犯了包括曾擔任過嘉靖首輔的徐玠在內的權勢集團的利益。海瑞受到嚴厲攻擊，很快被革職罷官。

歷史證明，任何一個封建王朝都不能自行解決土地兼并問題，只有農民革命能暫時緩解土地矛盾。在農民戰爭中，地主階級或多或少受到打擊，又由于戰爭使人口大量減少，土地大量拋荒，新王朝建立之初，統治者不得已允許農民占田和開荒，土地高度集中的狀況會有所改變。

官吏的貪污腐敗，是導致一個封建王朝崩潰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中國老百姓對官吏清廉的要求歷來很低，語曰“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是說他們不但能容忍無官不貪的黑暗現實，還可以把三年任期內貪污了十萬兩白銀的知府算作清官。但是，貪官們是永遠不會知足的。清乾、嘉年間的大貪官和珅，家產竟達到八、九億兩白銀之多，相當于當時國家幾年財政收入之和。貪官，不但對人民巧取豪奪，也要把國庫掏空，最高統治者往往為之不安，但束手無策。漢武帝初年，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田蚡是一個卑鄙的貪官，其劣跡劉徹全清楚。但田蚡是自己的舅舅，母親王太后是他的保護傘，怎么動他？對于貴族和重要權臣的貪污和掠奪行為，最高統治者一般地只能開只眼，閉只眼，或者說些“下不為例”之類的廢話。史書上偶有大貪官落網的記載，那多半是統治集團內部勾心斗角權力傾軋攤牌的結果，如果沒有這種權力斗爭，貪污案件一般不會暴露。暴露了也不會認真查處的。

1853年6月14日，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一篇評論中國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文章中，引用了一則來自中國的消息：“1853年1月5日，皇帝（指咸豐——作者注）在北京頒發的一道上諭中，就責成武昌、漢陽南方各省的總督和巡撫減輕稅捐，允許緩交，首先是絕對不要額外再征，否則，這道上諭說，‘小民其何以堪’？又說，‘庶幾吾民于顛沛困苦之時，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咸豐這道上諭表面是說減輕農民稅收負擔問題，其實是指責官史貪暴。在太平天國革命如火如荼興起的時候，清王朝曾經試圖約束各級官史，用減輕對人民剝削的辦法來挽救危局。但是，剝削減輕了沒有？危局挽救了沒有？1853年以后太平天國革命迅速推進的現實，明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明季北略》卷十三收錄了崇禎皇帝十年（1637年）閏四月下的《罪已詔》，內中有云：“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橫征；才議繕修，便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富，則奸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于京畿。鄉官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轉引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癸》）

崇禎在《罪已詔》中把自己的奴才狠狠地臭罵了一頓，他說，你們做官只為自身牟利，用權如同做生意。你們橫征苛斂，中飽私囊，是一群狡詐的貪官；你們人心泯滅，隨意創造冤案，是一伙兇悍的酷吏。你們毀譽顛倒，向朝廷舉薦歪才。官富、官黑勾結，無賴是你們的爪牙，你們又是奸民的靠山，勛戚橫行京城，鄉官侵凌閭里，全國一片昏暗。崇禎的指責，措詞是如此嚴厲，內容是如此全面而深刻，可是他能有實際動作嗎？他管得了鎮得住天下多如牛毛的貪官嗎？他發布《罪已詔》真正想傳達的可能就是“嗟此小民，誰能安枕”這一句，他要小民相信皇帝是關心你們的，只是貪官不好，你們耐心等著吧，總會好起來的。

以官史貪污為主要特征的政府腐敗，不用說封建王朝，現代社會也稱之為“政治之癌”，要治愈它是很難的。

    腐敗的又一種表現是，一個封建王朝，隨著時間的推移，官僚機構必然日漸膨脹，官僚的人數一直要發展到農民無力養活的地步。北宋真宗時，京官近一萬人，經過四十年左右，仁宗時擴大到一萬七千余人，州縣官更是“五倍于舊”。據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機構公布，西漢初期民官之比為7945:1，武帝以后官僚機構開始臃腫，到王莽統治時期，全國官史達13萬之多（據美國學者黃仁宇估計），史載“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估計當時人口在3000余萬，攤到二、三百老百姓養活一個官史。大規模農民起義隨即爆發，王莽集團覆滅。至東漢初期，民官之比降到7464:1，社會逐漸穩定。據說我們現在的民官（官，可能指全體吃財政飯的人員——作者注）之比是26:1，為什么老百姓還養得起？這托福于生產力的發展。越到古代，老百姓所能養活的官員人數就越少。

    這個官吏縮編，減輕人民負擔的問題，馬立誠先生也不否認靠統治階級自身的力量難以解決，即使發起改革，也無濟于事。他在“振聾發聵的巨制”里給我們舉了一個例：“范仲淹搞改革要裁撤冗官，結果那些人都跑到宋仁宗那里去哭，說范仲淹派出的三人考察干部小組是三只可怕的老虎。仁宗耳根子太軟，結果是北宋喪失了改革的好時機，積貧積弱下去。”

    歷史的總趨勢是前進，那是誰也阻擋不了的。但在前進中有時會發生梗阻，出現停滯狀態。一個封建王朝到了這樣的時候，發展就停滯了：一是由于土地越來越高度集中和官吏的貪污越來越沒有限度，地主階級對社會勞動成果的占有，不但超出了人民所能承受的限度，而且，這些勞動成果，大部分又落入統治階級成員個人腰包，老百姓窮得活不下去，國庫也空虛。二是一代王朝隨著時間的延續，不但官吏人數越來越多，機構越來越龐大，統治集團內部大大小小、縱橫交錯的關系網也逐漸編織而成，盤根錯節，一損俱損。國家如同一臺銹死的機器，哪一個部分都難以轉動，再不可能靠統治階級內部的自我調節來使它恢復生機。馬先生“振聾發聵的巨制”里也沒能給我們舉出一個使用改革的手段使一個行將就木的封建王朝起死回生的案例來。這時候，需要一種外部力量對它猛烈撞擊，沖破和清除前進道路上的障礙。這種外部力量主要是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也是一種外部力量。

    農民起義、農民戰爭是進行血的洗禮，是把舊的難以轉動的國家機器打碎，把舊王朝徹底腐敗的統治者送進墳墓或趕下臺，而后另起爐灶，換上一批不但人數較少，而且暫時還不受關系網牽累的新統治者。如果沒有這種無法無天的歷史行為，沒有這種暴力破壞，沒有這種血的洗禮，到了某個時期，封建社會就不能再繼續前進。但是，農民起義的領導人，即使是真正勞動農民出身，如陳勝、朱元璋等，隨著自身社會地位的改變，會逐漸放棄農民階級的立場，向老的統治者看齊。如果當上皇帝，他們從上臺的第一天開始，就會用奪得的國家權力，鯨吞社會財富，同時著手編織新關系網，又必然腐敗到不可救藥的地步，下一次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又成為必要。不過，新王朝建立之初，總比舊王朝要有些活力。主要是因為整個新的統治集團和整個政權體系，從高層到底層，從底層到高層的徹底腐敗，有一個時間過程。在這個時間過程里，社會生產力得到了發展，思想文化也取得了進步。毛澤東說，“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個結論是經得起檢驗的。封建地主階級的掘墓人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這兩個階級出現以前，主要是農民階級推動著封建社會緩慢地發展。

由于中國資產階級具有先天的軟弱性，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就一直持續到近代，即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中國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以后，在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農民運動的面貌為之一新。李昌平在《我向老百姓說實話》一書里說，“毛澤東及其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最偉大的貢獻就在于完成了中國最漫長的農民革命”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新四軍、中國人民解放軍，事實上是一支穿軍裝的農民隊伍，并且一直把為農民奪回失去的土地作為革命的重要目標，因而說它的事業也是“中國最漫長的農民革命”的繼續并無不當。李昌平又說，“毛澤東實現這個目標后并沒有停止，隨后中國共產黨又建立了土地公有制，至此，土地革命的任務才真正完成”，是指中國共產黨推翻蔣家王朝建立新政權后，實行了土地改革，在全國范圍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而且又繼續前進，領導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在農村建立了全新的生產關系，避免了歷史上農民革命后個體農民周期性地逐漸失去土地的悲劇重演，毛澤東給中國最漫長的農民革命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雖然人民公社解散了，土地分到農民家庭耕種，但憲法規定的農村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的條文還沒有被修改，至今仍然阻撓著土地再一次向少數人手里集中，成為他們私有財產的進程。

對中國農民革命的新一輪指責

    中國農民革命從它發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地主階級和他們的衛道士的惡毒漫罵，“逆賊”、“叛匪”、“流寇”等等一頂頂犯上作亂的帽子被扣在農民起義軍和他們的領導人的頭上，寫進一部部正史里。為中國最漫長的農民革命畫上圓滿句號的中國共產黨執政將近三十年后，又有人重彈指責農民革命的老調，要把已經被顛倒過來的歷史重新顛倒回去。

    他們說，農民革命只有破壞沒有建設，這種破壞延緩了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他們把馬克思在《中國記事》中評論太平天國的一句話搬了出來。這句話是：“他們（指太平天國農民軍）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丑惡萬狀的破壞來與停滯腐朽對立，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

    革命和戰爭不可能沒有破壞。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大的農民戰爭以后，都會出現人口大量減少，土地隨處荒蕪，放眼一片殘破的慘象，代價是沉重的。但事實證明，這種代價不但必須付出，也值得付出。據《漢書·食貨志上》記載，秦末農民戰爭期間，“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漢初當皇帝的劉邦也找不到四匹純一色的馬給自己拉車，將相出門只能坐牛車，可以想見，戰爭的破壞是何等嚴重。可是，到劉邦重孫當皇帝的時候，情況就有了根本變化，奇跡出現了，仍據《漢書·食貨志上》：“至武帝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庾廩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街巷有馬，仟陌之間成群”。

中國封建社會每一個較大的發展時期，大致出現在大規模農民戰爭之后，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鼎盛時期出現在秦末陳勝、吳廣、項羽、劉邦領導的農民戰爭之后建立的西漢王朝；第二個鼎盛時期出現在隋末農民戰爭之后建立的唐王朝。漢、唐和清不同。清自我封閉，漢、唐不但經濟發達，國力強大，對外也開放。漢武帝時開辟“絲綢之路”，是世界史上著名的事件。唐時中日關系是好的，唐接納日本人來華，學習唐的典章制度，文化和生產技術，前后13批，數千人，當時不叫外交使節，也不叫留學生和“客座教授”，統稱“遣唐使”。甚至清朝前期的發展也與農民革命有淵源關系。清初“反清復明”時起時伏。清統治者說，明朝是被李自成推翻的，怪不得我們，我們把李自成滅了，倒是替你們報了仇。

凡另起爐灶的歷代王朝都有一個或長或短的發展期。馬先生不叫“發展”，叫“休養生息一下”。

    農民不但是舊王朝的埋葬者，也是新王朝的建設者。仗打完了，幸存者、流亡者陸續返回到田野上，荒蕪的園田又被開墾出來，倒塌的建筑物又被重新建造起來，人丁又興旺起來，于是“百廢俱興”的景象出現了，給文化的進步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中國在近代是落后了，遲遲不能進入現代化，這個責任應該由誰來負？

人們通常把1640年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作為世界近代史的開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中國處在明末清初，當時中國的經濟并不落后。明以前，世界重大科技成果約300項，其中175項出在中國，占了75%以上。清朝前期，中國經濟又有了重大發展。“自康熙經雍正至乾隆的一百三十多年，形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又一個輝煌盛世。這一時期，中國社會各方面在原有體系框架下達到極致。乾隆末年，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第一位。”（據《學習時報》）

    航海業的發達是歐洲一些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標志，但在歷史上曾遠遠落后于中國。明成祖朱棣，于永樂三年（1405年）六月，派鄭和率船隊出海考察，至宣德八年（1433年）前后28年，鄭和七次“下西洋”，歷經亞非20多個國家，到達非洲紅海。鄭和率領的船隊規模龐大，第一次就有體型巨大的各種船只62艘，官員和船員2700余人。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1429年，比鄭和下西洋遲20余年，只有三艘三桅帆船和87名船員，與鄭和的船隊不能相比。馬先生在“振聾發聵的巨制”里責問：“朱元璋是農民起義，上臺以后對于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有什么貢獻嗎？”筆者要反問：朱元璋領導農民起義勝利不到40年就出現了鄭和七下西洋的盛舉，沒有“技術創新”辦得到嗎？ 朱元璋也有制度創新，說出來可能馬先生不愛聽。朱元璋上臺后采取了一系列鞏固中央集權的措施，朱元璋反貪治貪的嚴厲程度恐怕也是空前的。如果馬先生再問朱元璋有沒有保障“自由”、保障“人權”呢，那就無言以對了。

    我們再談談有人從馬克思《中國記事》中摘出來的那句話。

太平天國起義畢竟是發生在中國近代史上的農民革命，因而，和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相比,會有一些不同。洪秀全不但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還于1859年頒布了洪仁玕寫的《資政新篇》。洪仁玕是洪秀全族弟，1858年受封為干王，總理政事，是揚韋事件，石達開出走后洪秀全身邊最重要的決策人物。《資政新篇》提出鞏固太平天國革命政權的二十八項政治、經濟、軍事措施，其中有舉辦近代工業的設想，提倡民間開礦山，修鐵路和制造車船，還提倡獎勵科學技術發明和興辦銀行、醫院、新聞等近代事業，也主張對外通商。

《資政新篇》產生的背景是：1851—1858年間，洪仁玕居住在香港、上海等地，接觸了西方資本主義。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南京），主要活動地區在東南沿海。這一帶是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地區，蘇、常、杭、嘉、湖絲織業中萬人以上的手工工場沒，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初就已經出現。鴉片戰爭之后，五個通商口岸在這一帶開放，中國閉關自守，與世界隔絕狀態，首先在這一帶被打破。所有這些，不能不對太平天國的領袖們產生影響。他們接受《資政新篇》的思想是很自然的。

和《天朝田畝制度》一樣，《資政新篇》只是太平天國領袖們對未來政治經濟制度的構想，在當時的戰爭環境里，不可能實際施行。但它至少告訴我們，太平天國領袖們并不是只想換湯而不想換藥和只想往新瓶里裝舊酒的。退一萬步講。無論太平天國這個革命農民政權有多少不足之處，也不至于像馮有蘭先生說的，比腐朽的清王朝還要落后和反動。馮友蘭先生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新編》里說，“太平天國的政策，表面看好像反封建，但實際上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統一了中國，那就要把中國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紀，使中國的近代化推遲幾個世紀”。

    馬克思1862年撰寫《中國記事》時看到了洪仁玕寫的《資政新篇》沒有，不得而知。但即使《資政新篇》只是頒布，實際沒有施行，也不能說太平天國“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筆者只是就馬克思對個別具體事件作出的判斷和結論提點不同看法，并不是要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進行創新，希望諸多偏愛《中國記事》中這句話的先生們能夠包容。

不過，馬克思倒并沒有把導致中國近代落后的責任這個尿盆子扣在太平天國頭上，他認為中國在近代落后是腐朽的清王朝實行愚蠢的閉關鎖國政策的結果。十九世紀中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蜂擁侵略中國的時候，馬克思注視并且系統地評論過中國問題。馬克思說過，“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竭力為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跨”。在康、乾正作著“天朝盡善盡美”迷夢的時候，天朝的外部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整個歐洲到處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北美也爆發了獨立戰爭，資本主義得到了奇跡般的發展，“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在二百年左右的時間里，世界格局大變，中國被遠遠地拋在了世界發展的后頭。

    把中國在近代落后，遲遲不能進入現代化的責任加在農民革命頭上，是歷史的栽贓。

農民革命最受指責的是它提出的“均貧富”口號。

    農民革命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只是打出“平等”的旗幟。在歐洲是“建立地上的天國”，在中國，經濟上是“均貧富”，政治上是“等貴賤”。“均貧富”是“等貴賤”的前提，因為窮人和富人之間是沒有任何政治上的平等可言的。

    中國農民革命史上第一個打出“均貧富”這面旗幟的是1200多年前唐末農民起義領袖黃巢。黃巢自稱“沖天太保均平大將軍”。沖天，是沖唐王朝封建統治的天，“均平”是割富濟貧，均分財富。黃巢把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提出了“均田免賦”的口號。近代太平天國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力圖實現“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最高理想。

    在《太平天國》電視劇播映期間，為了表達對太平天國革命的否定態度，《今晚報》登過一篇《太平天國的故事》的文章，介紹太平天國的一些政治和經濟制度，有六個部分的內容。其中第二部分評論《天朝田畝制度》的一項經濟措施。這項措施是：“凡天下，每家五母雞二母豬，無失其時”。這明明是意在鼓勵和力促農民發展家庭飼養業。作者卻據此作這樣的推斷：“洪秀全規定飼養雞、豬，不管三代同堂或單身漢都是一刀切，同樣的數量”。還說洪秀全“只準養母的，不準養公的，意在使其難以繁殖，不讓個別農民富起來”，文章末尾發感慨道：“真是平均主義萬歲！”給這段文章所加的小標題也特別意味深長，是：“早已割掉資本主義尾巴了”。 措詞如此富有感情色彩，作者要借此影射和丑化我們建國初期的農業集體化事業，

    他們還把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緩慢也歸咎于“均貧富“。中國人民大學李義平先生，2003年4月17日在《深圳特區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歷史上沒有典型的私有財產，理所當然也沒有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制建設，當然也沒有市場經濟。與之相對應的則是連綿不斷的均貧富。這可能是后來落后的主要原因。”按照李先生的觀點，中國農民根本就不應該革命，如果要革命也不應該要求“均貧富“，而應提出保護地主階級的“私人財產”和在封建社會“發展市場經濟”的口號，否則就不是革命，而應該像馮友蘭先生說的那樣叫做搞倒退。

    提到農民革命，就有人拿“均貧富”說事兒。其實這“均貧富”不是革命農民發明的，中國農民革命打出這個旗幟距今只有1200年，而你們的孔夫子2500年前就發表同樣意思的意見了 。《論語·季氏篇第十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患不均”、“均無貧”，不就是提倡該死的“均貧富”嗎？朱熹在給這段話作注時，來了個理論創新，把“不患寡而不患不均”的“均”解釋成為“各得其分”，總算保住了孔夫子的面子。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按朱熹創新的思路給“均貧富”作個注呢？如果真作起來，那一定是“按勞分配”了。絕對“均貧富”沒有人能做到，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在中國主政時，也實行“八級工資制”，工農業產品交換仍有“剪刀差”。梁漱溟解放初期在政協會議上說，中國的工農差別已經太大了，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他引用孔夫子“不患貧而患不均”那句話警示中共盡快提高農民生活，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毛說，是并不是我們不如梁先生關心農民，是你說的（絕對平均主義）我們做不到。梁先生似乎也接受了毛的批評。北大教授李零近來提及此事，說梁漱溟“晚年仍推崇毛澤東，說平生最佩服的，就是此公”（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

今天看來，平均主義是如此幼稚可笑。但是，起義農民在提出這個內容的口號時，是十分認真和真誠的。“平均”，是他們對罪惡的封建剝削制度的否定和抗議，是他們對改變自己深受苦難命運的強烈愿望。這個口號雖然不可能實現，但它的力量，卻是如此巨大，能一下子把千千萬萬貧苦農民聚集到它的旗幟下。

往往帶“宗教色彩”，是對農民革命的又一種指責。有人說，馬克思在《中國記事》里說，太平天國“一開始就帶有宗教色彩”。

太平天國“一開始就帶有宗教色彩”，與史實相符。洪秀全起事前創立的拜上帝會是模擬基督教形式建立的農民革命組織。洪秀全還寫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等小冊子，號召人民信仰“皇上帝”，消滅“閻羅妖”（指清王朝），實現“天下一家共享天平”的理想，還制訂了《天條十條》，作為會員守則。在充分地做了這些思想發動和組織工作后，洪秀全于1851年1月11日在廣西金田宣布起義。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大多帶宗教色彩。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的領導人張角，自稱太平道大賢良師，他利用東漢中期流布的《太平青領書》中的原始道教平等思想宣傳反剝削反壓迫，他又畫符誦咒為人治病，經過十幾年的艱苦工作，信徒達到幾十萬人，他將信徒分為三十六方，大方一萬多人，小方六七千人。還提出帶宗教色彩的政治口號：“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蒼天”指東漢王朝，“黃天”是張角自喻，甲子是公元184年。準備就緒后，張角于184年3月5日宣布起義。農民起義軍頭裹黃巾，稱黃巾軍。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即陳勝、吳廣起義，雖然沒有建立什么宗教組織，但也帶宗教色彩。秦二世元年，即公元前209年，發往漁陽服役的貧苦農民900人，被大雨阻于安徽大澤鄉，不可能在規定時間點到達目的地。“失期當斬”，陳勝、吳廣謀劃起義。請人占卜，卜者知道他們的意圖，說你們的事業能成功，但必須有鬼神幫助你們。吳廣就在一塊白綢子上寫了“陳勝王”三個字，塞進一條魚的肚子里，第二天又把這條魚買回來烹食，讓大家看這綢子，夜里吳廣又躲進離住處不遠的樹叢中的一個神祠里，點起燈籠裝野狐叫：“大楚興，陳勝王”。時機一成熟，陳勝振臂一呼，900人揭竿而起。

明末李自成起義也借助過宋獻策獻的圖讖，言“十八子當主神器”。“十八子”拼合后是個“李”字，暗示李自成要做皇帝。

中國農民起義為什么大多帶宗教色彩？換一句先生們愛聽的話，就是為什么要“裝神弄鬼”？打開天窗說亮話吧，首先是為了替起義軍領導人樹立權威。中國農民起義的領導人，除個別，例如項羽，是舊六國貴族，絕大多數出身低微。陳勝、吳廣是“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遷徙之徒”，朱元璋做過小和尚，李自成從小給地主放羊。他們沒有文化，也默默無聞，有誰愛聽他們招呼，愿受他們指揮？沒有任何資源優勢，就求助鬼神。不過那手段也是從統治者那里學來的。統治者都說自己的皇權是天授的、神授的，皇帝是真命天子。他們就說，你氣數已盡，江山該由我來坐了。其次是因為找不到可以和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相對抗的東西。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權”、“博愛”當然是好東西，但早時候還沒有產生，產生出來了也傳不到中國的窮鄉僻壤。再次是為了把造反隊伍組織起來。這事情很不好辦，光把人集中起來就難。流民的出現是一個機會，統治者大規模征發徭役也是機會，開初響應陳勝、吳廣起義的900個農民就是秦二世把他們集中起來的。打宗教旗幟是組織起義隊伍的好形式，張角的太平道，洪秀全的拜上帝會開始都是秘密組織，白蓮教以及與白蓮教有源流關系的義和團，開始也是秘密組織。

有一本“歷史著作”，里面有一段話可以證實“裝神弄鬼”那辦法很管用。這本“歷史著作”是2008年1月九洲出版社出版的何木風先生的《歷史的拐點》（注意：不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先生的《歷史的拐點》）。“作者簡介”稱何先生“對歷史有獨特的研究與體會，文風通俗而有歷史韻味，信筆由韁而尊重歷史真實”。該書的一篇文章介紹了包括朱元璋所在的郭子興部在內的元末四支紅巾軍之一的徐壽輝部的起義經過，這段話是：“就在黃河進入正軌時，南方白蓮教的一個和尚彭瑩玉及其門徒趙普勝起兵巢湖。八月，麻城一個鐵匠鄒普勝、羅田的一個賣布的徐壽輝，在蘄水（湖北浠水）發動叛亂。他們其實很不要臉，稱自己是彌勒佛的門徒。彌勒佛這一招牌很好用，在十月份他們就攻占了蘄水，并且建立了政權，國號天完，改元治平，徐壽輝稱帝”。從何木風先生這段有“歷史韻味”的語言看，他是反對農民革命的，但他“尊重歷史真實”，因而他的這段話該不會有假，至少不會粉飾農民革命。何先生告訴我們，一個和尚，一個和尚的門徒（當然也是和尚），一個打鐵的，一個賣布的，根本沒有號召力，卻想要發動農民起義（何先生叫它“叛亂”），就求助于彌勒佛，而彌勒佛也真給了他們幫助，何先生說“彌勒佛這招牌很好用”，只兩個月他們便建立了農民政權。

農民革命借助宗教的力量，其實不值得大驚小怪。著名的1525年德國圖林根農民起義的領袖，便是鄉村牧師出身的托馬斯·閔采爾，恩格斯給了他熱情洋溢的贊揚。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也利用了宗教。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把加爾文教（清教）作為思想武器，反對國王的國教。清教反對國教的斗爭，實質上是打著宗教的旗號，鼓動人民群眾為資產階級奪取政權而斗爭。有誰對英國資產階級披著宗教外衣反對封建主義的斗爭說三道四？甚至連現在的美國總統競選也帶宗教色彩，今年上半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在競爭這個候選人資格時向媒體公布了一張他任參議員時把手按在《圣經》上宣誓的照片。

采取滿腔熱情的態度

這里說的對農民革命采取滿腔熱情態度，主要是個正確對待農民革命的歷史局限性問題，就是要把農民革命擺到發生時那個歷史環境里去考察和分析。

今天看來，并不盡善盡美，甚至荒誕不經的某種動機和行為，但在它產生那個時候的客觀條件下，只能達到這樣的境界，這就是歷史局限性的表現。恩格斯在談到空想社會主義產生的條件時說：“不成熟的理論是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和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農民革命的歷史局限性，是封建社會生產狀況和階級狀況的必然反映。

農民不代表新的生產力，不可能改變原有的封建生產關系。因而，農民革命的最好結局，不過是改朝換代，農民革命所能達到最高境界只是提出“均貧富”的口號。這是農民革命的歷史局限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里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在封建社會里，農民階級難以擺脫地主階級的思想影響，農民起義領導人有天命思想，帝王思想甚至相信鬼神，是很自然的，這是又一種歷史局限性。

在正確對待農民革命的歷史局限性問題上，恩格斯是我們的榜樣。

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和六月起義相繼失敗后，整個歐洲處于革命低潮時期。為了表達對革命死難烈士的悼念，恩格斯發表《德國的農民戰爭》一書，飽含激情贊揚一位失敗的英雄。他就是德國農民起義的著名領袖，出身于鄉村牧師的托馬斯·閔采爾。1525年5月，閔采爾在德國圖林根發動和領導了一次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恩格斯介紹了起義的經過，評論說，“正如閔采爾的宗教哲學接近無神論一樣，他的政治綱領也接近于共產主義。甚至在二月革命的前夕，許多近代共產主義派別擁有的理論武庫還不如十六世紀‘閔采爾派’的武庫那么豐富”。“這個綱領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國，建立早經預言的太平之國”。“閔采爾所了解的天國不是別的，只不過是沒有階級差別，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高高在上和社會成員作對的國家政權的一種社會而已”。閔采爾要求，“一切工作一切財產都要共同分配，最完全的平等必須實行”。閔采爾的政治綱領和中國歷代的一些農民革命政權，例如太平天國的的政治綱領一樣，帶有濃厚的平均主義空想。但恩格斯沒有加以直接的指責，只是說，在當時德國生產力水平和社會政治條件下，閔采爾的命運只能是以忍辱失敗而告終。恩格斯更多的是對德意志封建領主殘酷鎮壓閔采爾起義的憤怒和鄙棄。

    對于這種在歷史上曾經反復出現過的平均主義空想，恩格斯認為應歷史地予以對待，反對對它進行嘲笑和挑剔。

圣西門、傅立葉、歐文是空想社會主義的創始人，1824年，歐文還到美國試辦過共產主義新村。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和我國歷史上一些農民領袖的平均主義一樣可笑。恩格斯指出，他們的所謂新的社會制度，是“從外面強加于社會的”，“一開始就注定成為空想，它愈制定得詳盡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純粹的空想”。但是恩格斯并沒有嘲笑他們，倒是嘲笑了嘲笑他們的嘲笑者。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里說：“既然這一點已經確定，我們就不再談論現在已經完全屬于過去這一方面了（指空想社會主義已被科學社會主義所代替一作者注）。讓著作界的小販們去一本正經地挑剔這些現在只能使人發笑的幻想吧，讓他們以自己的嚴謹的思維方式優越于這‘瘋狂的念頭’而自我陶醉吧。”

科學地總結農民起義、農民戰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也是對農民革命滿腔熱情的一種態度，農民起義、農民戰爭的領導人，常常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例如流寇主義，取得一點勝利便驕傲，又例如不同革命派別之間常常斗得死去活來，內部又搞窩里斗，等等，這一些都很容易被敵人利用，總結經驗教訓是非常必要的。毛澤東晚年評論《水滸傳》的談話，就是一篇總結農民革命經驗教訓的很精辟的文字。

    《水滸傳》是一部反映北宋末年以宋江為首的農民革命的長篇古典小說。這部小說由于經歷了從民間傳說到文人加工成書的過程，思想內容瑕瑜互見。作品一面揭露和鞭撻統治階級的丑惡腐敗，以及對人民的殘酷壓搾和迫害，歌頌農民起義英雄懲惡除暴，劫富濟貧，反抗朝廷的革命行動，一而又把接受朝廷招安，忠君報國的封建正統觀念強加在起義軍頭上，作品的社會效果出現了非常復雜的情形。

    毛澤東要求人們從總結和吸取歷史教訓的角度去閱讀《水滸傳》中宋江接受招安，替朝廷效力，最后慘死的情節。他指出，“《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他還指出，“《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歷史上的宋江并沒有投降朝廷，但農民起義軍領導人受招安歷史上不乏其例，毛澤東利用《水滸傳》總結這方面的教訓，對革命人民有警示作用，投降派是很難識別的。“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不久于人世的毛澤東語重心長。

上世紀九十年代，長篇電視劇《水滸傳》攝制播放。由于編導將原著的錯誤傾向按毛澤東指出的方向作了改變，即對封建正統觀念由“贊美”改變為“批判”，也由于新的藝術表現手段的采用，電視劇《水滸傳》變原著的腐朽為神奇了，使《水滸傳》最終成為既大力弘揚被壓迫階級革命造反精神，又提醒革命者不要犯階級投降錯誤的思想性很高，藝術感染力很強的文藝作品。

電視劇對原著內容的少量改寫和充實也是成功的，例如原著寫吳用的結局是吊死在宋江的墓上，電視劇改變為吳用回梁山吊死在晁蓋墓上，給了這個藝術形象一個完美的結局。李逵坐堂問案的情節是原著里沒有的。李逵不但是法盲，還是文盲，更不會擺官架子，他怎么能坐堂審案呢？但是他公正，如果宋大哥犯了案，他也會判，這是精通法律的縣太爺做的，用夸張的手法給當時已經被貶得一文錢不值的工農體力勞動者長了志氣。電視劇的藝術效果也是好的，寫宋江投降的許多鏡頭藝術感染力都很強，特別是宋江蹶著屁股，臉面貼地，俯伏在宋徽宗腳下的鏡頭，它出現的時候，有的觀眾厭惡得幾乎要把電視機關掉。電視劇《水滸傳》能夠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攝制播放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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