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廉：我是這樣加入中國共產黨的

我是這樣加入中國共產黨的

編者按：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組曾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請示：“為了加強黨的領導，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可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毛澤東審閱時，在“可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下面畫了橫線，批示：“應當這樣做。”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復電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組，并告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軍管會，各大軍區，各省軍區，答復在已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單位可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問題。毛澤東對復電稿作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加寫了一段話：

“中央認為各地都應當這樣做。但黨組織內不應當再容許查明有據的叛徒、特務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極壞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過組織生活。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階級和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這年的十一月五日，毛澤東在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談黨的九大和整黨問題時講了那段很著名的關于“吐故納新”話。在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期間，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紅旗》雜志第四期發表的題為《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的社論中，引用了這段話：“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毛澤東強調“吐故納新”，表明他希望通過文化大革命來改造和重新組織黨的隊伍，把黨建設成能夠帶領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對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

八屆十二中全會前，八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又在《北京二七機車廠形成兩套領導班子的原因》的電訊稿上批語道：“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廣大群眾，確立無產階級對少數資產階級分子的全面統治。”“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人民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共產黨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人民群眾。”

十一月十日，他對巴基斯坦武裝部隊友好代表團說：“過去我們打了二十二年仗，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為敵人不很清楚。”“現在是共產黨內部自己分裂，都說是共產黨，人們就不易搞清楚。不過時間也不需要很長，比如過去要花二十二年奪取政權的話，這次大約有三年左右就差不多了。”

九大開幕的前一天，毛澤東在審改九大報告時加了一句：“對于那些略有進步、開始有了一些覺悟的人們，就要從團結的觀點出發，繼續給以幫助。”這個時期，一部分被打倒或受到批斗的干部和知識分子陸續得到解放。被“解放”的干部和知識分子熱淚盈眶，并一再表示愿意改正錯誤和接受再教育，并表示要做到三個正確對待，即：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然而，后來的事實說明，這些被“解放”的干部和知識分子中的很多人完全忘記了他們曾經信誓旦旦的“三個正確對待”，在復辟資本主義過程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九大選舉中央委員會時，毛澤東一方面尊重老同志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十分看重要在中央委員會中增加不脫離生產的工人和農民，把它看作一項極其重要的改革和政策。毛澤東的這一戰略思想也體現在發展工人造反派中的優秀分子入黨的問題上。幾年后，一九七六年初，當幾經反復的鄧小平再次被作為黨內走資派被打倒時，在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期間，還特別提出工人造反派出身的黃廉在入黨問題上受到復辟勢力干擾，并由江青督促當時四川主要領導趙紫陽等人親自去重慶處理這一問題。可見，毛澤東對如何從根本上保持共產黨無產階級先鋒隊本色所作的巨大努力。后來的歷史告訴我們，凡毛澤東培養起來的、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工人、農民領導干部，無一例外地或被解除職務，或被投入監獄了。這也印證了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遠見卓識。在共產黨的組織基礎、依靠對象等涉及無產階級政黨的重大問題上，無疑是新形勢下每一個革命者必須思考的問題。為此，黃廉從他的《重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黃廉回憶錄》選出這段入黨經歷及后來不被“承認”是共產黨員部分，補充改寫成這篇短文，以作歷史借鑒。

關于江青等中央領導同志關注我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事的回憶

黃    廉

一、滿城風雨的入黨

一九七六年三月中旬的一個下午，我們在市委一號樓小灶食堂吃飯時，辦公廳來了一個工作人員告知我和周家喻：省委領導來了，他們住在潘家坪，希望你們去談談。我問是誰來了？工作人員說：你們認得，一個是汪友根書記（時任四川省委常務書記），據說還有個中央委員省委組織部蔡部長（蔡協彬是渡口攀枝花鋼鐵公司模范，中央委員）。我聽了這消息后很高興，據說他們才參加了黨中央二月打招呼會議回來，看來他們這次來重慶很重要。

吃過晚飯后，我總算和汪友根打通了電話。汪友根在電話上以神秘的口氣對我說：“你什么時候來？反正這次是為你的事來的。”我反問道：“我有什么事要你們興師動眾，勞你們的駕？”汪說：“電話上不多講，來了再說。”

我與周商量立即就去，周同意我的意見。可當時車隊的師傅大多下班了，對我說要等，后來幾經周折還是調了一輛車，其時已是晚上九點鐘了。

為了趕時間，我們抄近路從歇臺子這邊進潘家坪招待所。可是，到那里一看，駐軍門衛戒備森嚴，由于事先沒有通知，一般車不讓進去，就是說，沒有市委保衛處和十三軍的電話通知不準進去。不得已，我亮出了自己市革委的工作證，通報了自己的姓名，才放行了。當時周家喻還用幽默的口氣說：“你拿這些證件去干壞事可容易啊！”

進得招待所，方知省委的大員們全住在四號樓。

到了四號樓，汪友根和蔡協彬出門接待我們。他倆先將我和周家喻帶入一個大套間，其間趙紫陽等人正與人會晤，見了我們起身握手，寒暄中順手一指，說：“友根、協彬，按我們商量的，你們兩個與黃廉他們通通氣，把中央精神告訴他們。以后我還要與黃廉同志單獨談談。就到你們房里談吧。”

隨即我們到了汪的屋里，蔡協彬說：“還是先由老汪給你們擺談吧，我正在辦點事，之后我們還要談的。”說完，就離房而去。

汪友根先是問長問短，問工作后，接著，汪擺出省委領導人的架勢說：“你們知道中央打招呼精神嗎？”周和我都說：“不知道，現聽汪書記傳達。”汪友根謙虛地在我肩上拍打了幾下，說：“不要這樣，還是叫我老汪吧！”又說：“你要知道，這次中央打招呼會上中央首長都很關心你們，你們可要為毛主席后爭氣啊，特別是你黃廉的入黨一事，江青同志都曉得，在會上江青同志要四川、重慶的領導盡快解決。我們這次就為落實此事而來。這當然是為你的事來的，我們要做工作，要把中央的精神落實。你要配合我們。老黃，你要好好和大東同志談談，多與大東同志交換意見，要搞好關系。我們已到過你原來的單位，重慶市木材公司黨委、訪問了你原來的支部書記等等。解決入黨的事要在基層支部。魯大東同志再三說，要你回原單位去，老黃，你離開原單位八、九年了吧？

“我們要按黨的原則、黨章、程序，要做好基層工作。做好這件工作不是你個人的問題，是落實毛主席‘吐故納新’的指示。”

我和周家喻本想汪友根能多談些中央打招呼的精神，中央領導的講話。而汪友根說只說：中央很關心你們，大會、小會上中央首長都談到你老黃的入黨問題，你可不要驕傲，要虛心。

談完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周家喻說：汪友根“賣關子”，守口如瓶，就只談中央首長、江青關心入黨的問題，哪能打招呼就談一個問題？我說：我也有同感，明天我們去問老蔡，他是一個直爽的老工人，你再聽聽趙紫陽的，我們分別從不同角度聽聽吧。

第二天，蔡協彬約我單獨談話。開頭趙紫陽在場。趙對我說：“老蔡是個好同志，老模范，黨性強，他在省委管組織工作，你們倆個好好談談關于中央關注你的入黨問題，還是按照組織程序一層一層來落實。”

我問：“咋不叫周家喻來呢？”

趙：“我剛才說了，解決組織問題，按組織程序一個一個，一層一層。你的問題解決了，其他人都在各人單位去辦。”趙又說：“協彬是代表省委做你的工作。好吧，你們談吧，我有點事去了。”說完起身離去。

趙走后，蔡協彬問我：“昨晚老汪給你談了吧？你有啥想法？”我說：“汪友根就談了一句，說中央首長很關心我的入黨問題，特別是江青同志，在大會小會上要四川省委、重慶市委解決我的入黨問題。我當然非常高興。我志愿入黨，我熱愛中國共產黨，愿意為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把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共產黨員就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決不投降資產階級，更不能掛著共產黨的旗號，當走資派，當修正主義……”

蔡協彬聽到這里，打斷我的話說：“好了，好了，今天我又不是考試你。你告訴我，在解決你的入黨問題上，你如何爭取在魯大東的幫助、支持下，盡快回木材公司黨委，到支部履行入黨程序？不要辜負了毛主席和中央領導的希望。”“你可不要以為江青同志是順便問一問，一般的關注一下的問題。”

我說：“今天我就可以回去辦。”蔡協彬笑著說：“如果這么簡單，還要我們從成都來干什么？”

我說：“文革前，文革中，我在共青團時，我就多次交了入黨申請書，本人政治觀點明確，歷史清白，思想品德也沒問題。出身成分純工人，15歲參軍，后來成為一個宣傳干部，這是眾所周知的，本人為中國共產黨的事業出生入死、艱苦奮斗跟黨走，我有什么不簡單？我參加中國共產黨，無非是參加了組織，求得組織管理教育幫助，更好地干革命；黨章規定，一個有志于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人，只要他承認黨章，遵守黨紀，有兩個黨員介紹，就可以參加共產黨嘛。”停了一下，我又接著說：“這樣一件嚴肅、光明磊落的事，還要驚動黨中央、毛主席，還要麻煩江青出面做工作，這難道正常嗎？是四川、重慶黨組織的光榮嗎？我看只能說明四川重慶的黨內，上層有人在獨攬黨權？對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實行關門主義，阻擋毛主席的‘吐故納新’。對造反派不高抬貴手，是重慶黨內有黨棍黨閥？他們把一個人的入黨問題當成什么利益、好處、特權在看待……”

蔡協彬有些生氣地打斷我的話，說：“黃廉你怎么這樣說！你要注意，自己謙虛點，不要處處都是造反派脾氣。”

我說：什么叫“造反派脾氣”？我是要堅持真理，講道理。難道逆來順受就好嗎？馴服工具就好嗎？接著，我又說：“好吧，到木材公司去吧。如果沒有支部，黨員中沒有二個黨員作介紹人，我甘愿自己作罷了。”

蔡協彬更生氣了，說：

“黃廉，今天是我們貫徹黨中央毛主席打招呼會議精神和江青等首長對你和一大批青年人的政治關懷，才從成都來找你們的！我不是來和你辯論問題的。

你可知道江青同志為你的入黨問題，幾次找趙書記談話，在大會和小組會上直問過我們四川到會的同志，‘黃廉為什么還沒有入黨？黃廉應該入黨嘛。你說沒有人介紹，我和唐克碧（四川省委書記）來介紹嘛。’江青同志還發了脾氣。

你還記得在四川成立革命委員會時，毛主席審查省革委會副主任的名單時，他發現名單上沒有你黃廉，就質問周總理：‘怎么沒有黃廉？’總理說：‘來不及了，只好留下兩個名額，以后把他補上。黃廉現可列入四川省革委委員，他已是重慶市革委副主任。’你看這次你的入黨問題又是毛主席、江青直接關心，你不認真對待，對得起毛主席、江青等中央首長嗎？”

蔡協彬似乎想起什么，突然發問：“黃廉你寫過一首什么詩吧？江青看過了，還在會上說，建議把這首詩譜成曲，作為歌來唱呢。毛主席很關心你們造反派啊，他老人家做著手勢，深情地指著一棵小樹講：‘對這些年輕人要像愛護小樹一樣，要給他培上土，澆上水，它才能成材’。你不要認為江青在中央打招呼會上關心你的入黨是你一個人的問題。這是個小事嗎？你與江青非親非故，你又不在中央工作，她敢出面作你的入黨介紹人，這是小事嗎？這是偶然的一句話嗎？你要冷靜啊！

你不要和魯大東他們總是頂起，你要和大東好好談談，大東同志才好‘高抬貴手’嘛。你們重慶市木材公司的書記王廣遠、楊柏珍支部書記，我們都去訪問過了。我看他們都是很有黨性，有毛澤東思想，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好黨員。他們對你是好的，你回去參加支部大會、小組會時，一定要虛心，要平易近人，要認真聽取意見。你離開木材公司有九年了吧？這次回去住它半個月。”

我回單位討論組織問題時，單獨約見了魯大東，請他指示。魯大東說：“省里領導來做了工作，你回去一定要謙虛，特別對待不同意見的，不要有派性……”半小時的談話，魯大東是冷淡的，缺少關心和熱情。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在重慶市市中區菜元壩重慶木材站，我們木材站的支部書記楊柏珍（女）拿出兩份入黨志愿書和幾張表格讓我填了履歷等，她表示：“歡迎你參加我們的黨，省委汪書記、蔡協彬和市委來的人都講過了，入黨是嚴肅的，有嚴格的程序，我是本支部書記，代表組織給你談話。你的入黨介紹人，一個是戰爭年代入黨的老共產黨員石秀廷（女）同志，一個是文化大革命前在解放軍部隊入黨的年輕共產黨員劉忠海同志。”經由中共木材公司黨委木材供應站支部書記楊柏珍同志（女）分別主持全站職工大會和黨支部大會討論評議，最后經由重慶市木材公司機關總支委員會全體黨員通過我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從此每月交納黨費，按時回支部、黨小組過組織生活，并以總支委員會工作簡報的方式告知市里和相關單位。

因當時我在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工作，分工主管計委，為了組織管理、工作方便，重慶市木材公司機關總支委員會用工作簡報的方式將我入黨的情況通報相關單位并抄呈了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魯大東辦公室。這是眾所周知的事。

時至1976年11月14日傳達，葉劍英、華國鋒等上層突然政變，宣稱：粉碎王、張、江、姚四人幫，以此為托詞，不講道理，不由分說，不依法律，不顧黨章，將我定為跟四人幫的人，以所謂辦“說清楚”學習班為名，用詐騙、強制等非法手段將我先后關押在重慶市木材公司、霧都賓館（五招待所）、市看守所等地達五年之久，就在這非法關押期間本人依舊交納了黨費。

二、不承認!也不是開除黨籍?

1976年時，我還是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委員，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參加中國共產黨也才十個月。本人一不殺人、二不放火、三沒違憲、四沒有違反任何法律。當時的重慶市革委會主任、市委書記的魯大東，以中央粉碎了四人幫為由，在與我談話時說：你黃廉是黨員，又是省、市革命委員會成員，去學習，把你與四人幫的關系談清楚，學習期間不辦公、不會客、不打電話，不回家、不外出。還說這種形式就叫它“談清楚學習班”吧!

我當時極反感，沒這個道理嘛。我一個普普通通的群眾代表，入黨才十多個月，在中央沒有任何職務，我除了敬仰中國共產黨，服從中央，響應中央的號召，為人民服務，在地方做革命工作之外，從不參與中央決策，與中央首長沒有任何私人關系，憑什么叫我去把中央的事談清楚？而你魯大東同志在文革中當了中央委員，直接在中央開會，經常參與中央議政，掌握著重慶人民的生殺大權，是你領導我們，在你的領導下，要不要我進市委大院，要不要我出席什么會議，準不準我做共產黨員都是你說了算。你每月工資幾百元，我每月工資僅59元。到底你我之間，誰應該向黨和人民說清楚?

那個時候，平時道貌岸然的魯大東，坐在辦公室的大椅子上，得意忘形地把雙腳擱在大辦公桌上很不耐煩的笑著對我說：“這是中央和省委都知道的，你去吧!什么地方，由他們保衛處的和警衛組的人送你去，去學習嘛!”

我作為一個全國人大代表，一個省市革命委員會的知名成員，一個在滿城風雨中入黨的中共黨員，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沒有履行任何手續，沒有經過任何法律條文審判定罪的情況下，憑一句服從組織，就被強行騙進“談清楚學習班”，在“民兵”“解放軍”便衣警察的看押之下，失去了自由，在精神上的虐待與正規監獄毫無區別。

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把我折騰了五年之久，依然沒有法律條文對我作定罪依據。直到一九八一年的寒冬，重慶市看守所一個叫劉賢庭（音意）的警察把我從監房叫出去，有了下面這樣一段對話。

劉警察對我說：“黃廉，你還是個共產黨員，是嗎?”

答：我當然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劉警察：你現在己被關起來了就不應該是黨員了。

答：我們共產黨沒有這個規定，參加了黨就要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劉警察：那么，別人不承認你了，你知道嗎?

答：只要毛主席創建的中國從產黨還存在，我的志愿還承認自己的信仰，還有我的入黨志愿書，檔案尚在，什么“別人”承認不承認，我管不了這么多。

劉警察笑著對我說：你看這份通知，是要你簽字的，通知說“木材公司黨委不承認你是共產黨員”。

答：這是什么通知?我們毛主席創建的中國共產黨沒有聽說過—個黨組織對自己的黨員可以隨便不承認的，這是笑話。

劉警察：通知在這里，你接受不接受?不接受請你簽名。

答：這么荒唐的通知我怎么能簽字?

劉警察：簽不簽字是你的態度問題，你自己負責。

答：你不要威脅我，我的態度早已說了，你們非法關押我幾年了，我抗議! 我總有一天會走向社會，你們把我關在這里，非法進行歲月的謀殺，你們這樣對待一個共產黨員、革命干部是對社會、對人民的犯罪!

劉警察：你這些話給我講沒有用，你簽不簽字?

答：你代表什么，省委、市委?你代表魯大東或是華國鋒?誰讓我在這樣的東西上簽字都是沒有道理的，非法的，我是毛澤東主席締造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劉警察：你不簽，那就回監房里去吧。

就這樣，直到我在四川省三監獄坐牢十八年，到1994年出獄均無人再找我談黨籍問題。但從我的內心和政治志愿上始終保持自己是毛澤東締造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三、社會的回音

由于上層集團的政變和華國鋒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背叛，我被無辜迫害，被強加跟著四人幫的反革命罪，冤枉坐了18年牢。1994年出獄之后，1996年碰見我曾經在海軍北海艦隊的戰友干本忠同志（是重慶某某局的處級干部），他告訴我：你坐18年牢，現在已是妻離子散，流浪街頭。但有人卻踏著你的名字榮升進京當了京官為榮。

干本忠告訴我說：你認識一個叫唐克碧的人嗎?文革被否定后，她已升任為中央婦聯主任，一次偶然機會，我與這個原四川省委書記坐在一起，由于我們都是四川人，她問起我知不知黃廉這個人，我說我們是同年參軍在二野軍政大學的同學。唐克碧說：我也認識黃廉其人，要不是黃廉，我還調不進北京，因為當年我在四川省委任省委書記時，1976年2月我來北京出席中央打招呼會議，在會上，江青找到我，要我和她共同作黃廉的入黨介紹入，當時，我回答江青：我還不知道黃廉的情況，他家住在哪里?門向何方開都不清楚，怎么能作黃廉的入黨介紹人?后來，四人幫垮臺了，鄧小平上臺了，黃廉被批判了，本來我也是參加文化大革命從盧州到省委的，就是因為我在打招呼會上頂了江青，因此說我頂了四人幫，算我覺悟高，省委書記雖當不了了，但由于我是反江青的，因此我調來北京當了全國婦聯主任。從這個角度看，黃廉還幫了我的忙啊!

黃     廉

二00四年十一月

注：研究此文涉及的問題可查閱《魯大東在重慶》2001年10月重慶版。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