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德斯泓] 于 2005-11-04 13:57:43上貼 | |
| 流波 內容提要：一個是對中華文明的再認識問題，一個是對一百五十年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進行總結的問題。對中華文明進行再認識，關系到中華民族的精神源動力進而關系到人類文明的根本走向這樣的大問題；對一百五十年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進行科學的歷史的總結，關系到廣大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否能夠充滿信心、對共產主義事業還是否能夠堅定信念，進而關系到整個人類是向著正義——人類的徹底解放——共同富裕邁進，還是繼續沿襲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這一叢林法則——人類自有階級產生以來一直是少數人的天堂——極少數人極大地占有社會財富的剝削制度繼續禍行的大問題。 主題詞：中華文明 一百五十年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 再認識 總結 跨入二十一世紀，我們有十分必要針對人類自身的實踐行為、思想理論進行總結、反思。 新世紀 需要重新思考、認識的兩個基本問題，一個是對中華文明的再認識問題，一個是對一百五十年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進行科學的歷史的總結問題。對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中的歷史地位進行正確的定論，關系到中華民族的精神源動力進而關系到人類文明的根本走向這樣的大問題；對一百多年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進行科學的歷史的總結，關系到廣大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否能夠充滿信心、對共產主義事業還是否能夠堅定信念，進而關系到整個人類是向著正義——人類的徹底解放——共同富裕邁進，還是繼續沿襲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這一叢林法則——人類自有階級產生以來一直是少數人的天堂——極少數人極大地占有社會財富的剝削制度繼續禍行的大問題。 一 對中華文明的再認識問題 對中華文明的再認識，就是要徹底驅散“西方中心論”的歷史陰霾和剔除長期以來沉積在人們心理的殖民殘痂，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審視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中無與倫比的歷史地位，這不僅是二十一世紀我國一項重大的歷史課題，也是我國思想界、教育界的一項緊迫任務。我們今天對自己偉大民族和文明的認識仍停留在“四大文明古國”、“四大發明”這一基本定式上，就是這一基本認識也被強大的思想誤流湮滅得有綜無影，從而形成了一個對中華文明莫大的社會誤識：是中華傳統文明，特別是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阻礙著中國近代的發展、阻礙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在這里，幾千年民族輝煌的表層被一百多年來的民族恥辱銹化得斑駁就離，以至于民族的、愛國的精神長城是那樣的易坍易塌，而殖民的、“西化”的理論卻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我們必須從思想上、理論上徹底走出“西方中心論”的誤區，清醒認識到在這種思想觀和理論觀支配下所形成的長期以來對我中華文明的藐視和輕描淡寫，深刻反省我們自己對偉大文明的漫不經心或還冷嘲熱諷甚至是徹底的虛無！中華文明只有“五千年”嗎？中華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國之四的位置是公正的嗎？還是讓我們打開人類長河的閘門，仰看中華文明之光猶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奔騰到海不復回！ 歷史當然不能重復、也不能“復制”，但歷史就“埋”在我們的腳下、“散落”于民間、“粘貼”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之中，我們的工作就是要透過歷史的層層迷霧使我們對文明的認識盡量向歷史的真本靠攏。對中華文明來說，“西方”的有意或無意的曲解是次要的，關鍵是我們自己對偉大文明缺乏根本的認識和真實的了解，這才是歷史的悲哀！從現今考古史料中，我們可隨便采擷幾個實例以之繩證：我國北京山頂洞人約在公元前2.5萬年前后就進入了農耕文明，其年代遠遠超出其它較早農耕文明（如時間約在公元前1－0.7萬年的西亞“新月形沃土地帶”農耕文明）1.5萬年以上；距今1.2—1.1年前的廣西柳州大龍潭和廣東英德青塘圩遺址中出土的陶片上已飾有繩紋，而此時人類的另幾大文明還基本處于蒙昧階段；公元前6680—6420年的河南舞陽賈湖古文化遺址出土的甲骨文和石刻文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雛形，比之古埃及、巴比倫的象形文字早出了約4000多年；河南出土了距今約8000年前的骨笛，多為七孔，具備音階結構；公元前6100——56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遺址中發現窖穴達88個之多，儲藏粟的總量約10萬余斤之多；中國玉器業的發展早在8000年前就基本成熟，獨樹一幟；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遺址已中充分顯示了中華先民紡織業的發展，中國絲織物后來成為古代文明史上橫貫中西最為耀眼的彩帶；江蘇金壇三星村石鉞的出土說明了6500年前以有了常備軍；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奴隸殉葬，反映了制歷權（社會政權）的形成和神權的高度集中；湖南澧縣古城墻的發掘證實我國6000多年前就有了城墻的建造和城市的出現；天文歷法獨領風騷，七日星期制的使用遠遠早于猶太人”、“巴比倫人”2000年；牛河梁遺址南部的“金字塔式巨型建筑規模宏偉，堪匹千余年后的古埃及金字塔”（1）．．．．．．這些偉大的歷史因考古的發現而與被我們當著神話講了幾千年的“三皇五帝”史有機結合起來，使中華近8000年國家文明史的面目顯露端倪。中華文明是上下各五千年而非上下共計五千年，是中華文明“一萬年”！偉大的史學研究者——《三皇五帝史斷代》的作者董立章先生“挺奮進之孤師，付十數年之功力”，通過考古學、古文獻學、考古年代學、古天文學、古氣候學氣象學等的綜合研究，得出了驚人的歷史結論：隨著以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為基礎的華胥氏超級部落聯盟（已具半國家性質）勢力的漸衰，而發源于湘江流域后逐漸東進的伏羲部落，與東夷女媧部落聯盟后形成巨大族團，大規模從山東、江浙西進北進，于公元前5341年統一中原，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中華伏羲奴隸制國家誕生了。它西起關隴，東致大海，南括長江中下游，北越燕山而跨蒙遼，其遼闊版圖為一千五百年、二千年后的古埃及、古巴比倫所無法企及（2）。壯哉！從公元前5341年伏羲奴隸制王朝的建立到公元前1046年最后一個奴隸制王朝—商朝的滅亡，莽莽蒼蒼3000年，期間主要經歷了炎帝、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帝摯、唐、虞、夏、商等十個朝代，主要大事紀有：公元前4130—4082年共工稱霸九州；公元前3707年涿鹿之戰；公元前3007—2902年九黎之亂；公元前2780年統一四川；公元前2220—2150年鯀、大禹治水；公元前1930年統一巴蜀；公元前1520年小甲統一川陜（3）。就這樣，在人類歷史發展和文明進程中，中華民族猶如人類歷史的火車頭，執人類文明之牛耳呼嘯向前，到公元前11——8世紀，已遙遙領先于世界其它文明而跨入封建社會的初級階段——封建領主制的國家——西周而雄居于世。經春秋戰國——人類文明史上最具改革與活力時代文化的大積累，到秦皇漢武——統天下而修法度，外擊強奴內舉經濟，使得強大封建帝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所形成的綜合實力雄渾無比，化解了來自中亞、西亞兇悍蠻族的進攻并將其大部融化，避免了諸如古埃及、巴比倫、印度、希臘、羅馬極早就被游牧蠻族滅亡的命運。此后的中國歷史，無論是“分久必合”的民族大融合時期，還是“合久必分”的封建統一大帝國，中華文明始終以其無可替代的先進性和獨特性，逶迤磅礴至人類發展的近代前夕。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在其所著的《大國的興衰》一書提供了1750—1900年間中國的制造業產量在世界總量（100）中的相對份額的數據：1750年，中國占32．8%，歐洲占23．2%，美國占0．1%，日本占3．8%；1800年，中國占33．3%，歐洲戰28．1%，美國占0．8%，日本占3．5%；1830年，中國占29．8%，歐洲占34．2%，美國占2．4%，日本占2．8%；1860年，中國占19．7%，歐洲占53．2%，美國占7．2%，日本占2．6%；1880年，中國占12．5%，歐洲占61．3%，美國占14．7%，日本占2．4%；1900年，中國占6．2%，歐洲占62．0%，美國占23．6%，日本占2．4%（4）。雖然從這個數據看出了中華大國近代以來的逐步衰落，同時也看出了中華經濟曾經在世界經濟史上占有多么舉足輕重的地位。完全可以這么說，在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大多數歲月里，中國的綜合國力雄超于世，國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之首。又是中華科技特別是“四大發明”徹底改變了歐洲進而整個人類近代的歷史進程。所以說，不是中華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國之首還是之尾的問題，而是中華文明遠遠地走在世界其它文明的前列且自文明發祥以來從未間斷延續至今。中華文明之所以有如此輝煌不敗的歷史，究其因，第一，自中華文明發祥以來不僅抵制住了“蠻族”的武暴進攻，而且能化腐朽為神奇，化野蠻為動力，同化蠻夷戎狄，吸納百川成一海，從而增強了民族的機體，避免了同古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同樣的命運。第二，中華文明極少受到宗教的窒息。無論是中華本土的道教還是外來影響深遠的佛教，其主體作用主要是為中華文明的民間文化增光添彩。不似歐洲，基督教束縛麻醉達千年；更不似印度，宗教的不良作用從古至今。第三，中華文明重要的組成部分——中華文化，無疑是人類文化中最優秀的文化之一。而中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漢字，從甲骨文開始，就已具備“六書”，即象形、指示、會意、假借、形聲、轉注，可以想象，漢字是一種多么了不起的語言載體，不說它有多么悠久、豐富、博采、蓄煉、藝術，單就它給人以聯想靈感、啟迪而言，就足夠了。 當然，我們決忘不了近代以來這場血與火的“洗禮”。正當中國的大清皇帝們還沉浸在“天朝”、世界“中央之國”的歷史陶醉之中時，西歐通過“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宗教改革”、“農民起義”等一系列的變革，徹底砸碎了近千年來農奴式的封建割據統治和近乎窒息的宗教桎梏，向著近代文明的曙光迅跑。經過二百來年的殖民擴張和掠奪，非洲成了販賣與屠戮黑人的屠宰場；美洲文明的創造者（實際上也是中華先民的支系）被屠至殆盡；印度與東南亞被掠奪得千瘡百孔；最后，中央之國也成為了“東亞病夫”。這樣，西方成了人類文明的“主宰”，西方人成了“上帝的驕子”，全球的“西化”之風從此地彌漫開來。今天人們盲目的崇洋迷洋心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是近代以來西方在經濟、科技等方面還遠遠地走在前面這樣的客觀現實和西方不斷在意識形態方面進行“西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我們對自己偉大民族在人類文明史中所應有的崇高地位缺乏根本認識甚至漠視的惡果。一些“西方中心論”者不是對我中華文明史有無3000千年都還持著懷疑態度嗎？中國今天的大部份上古史學家們不是還在為中華文明是否有5000年做著辛勤的歷史鑒證嗎？今天的大學生們對著“千年論壇”上的歷史演講者大聲的詢問：古希臘、羅馬和古埃及、巴比倫及印度文明都還各有各的偉大和長處，唯有中華文明除了打造中國婦女的兩只小腳外還有什么別的長處嗎？這就是今天中國很大一部分青年、學子對自己偉大文明的認識？！你說是幸還是悲？！難怪今天的殖民文化不僅大有市場，理論上還不斷創新有了新的“突破”，什么“鴉片戰爭提出了中國近代化的任務，所以，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就不能反對，甚至還要歡迎”，是“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近代文明”，更有甚者大呼“只有當殖民地三百年才能實現現代化”，多么荒謬絕倫的論調卻影響著不少年輕人，我們的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還不應該敲響起警鐘嗎！？ 當然，我們也應當好好分析中國近代為什么落伍的原因，落伍后在一個相當的時期里又為什么沒有趕上直至成為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等等。這還得要從當時的大環境大歷史背景說起。國際上，一是歐洲在沉寂了近千年后所暴發出的無窮能量，這股能量帶著人性的野蠻與擴張，就象一條餓極了的猛獸沖出了牢籠，它虎視眈眈，用古希臘羅馬精神武裝頭腦，以中華科技文明為先導，帶著吞食全球的欲望，追蹤著阿拉伯人的退跡，拉起海盜式的風帆，開始了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掠奪與殖民：非洲成了販運黑人的奴隸場，廣大黑人被當做畜牲般捕捉槍殺；美洲的原有居民（實為中華先民的支系）印弟安人被驅逐屠戳，慘絕人寰；印度、東南亞諸國已被搜括的遍體粼傷。二是西歐借鑒東方文明特別是中華“四大發明”徹底改變了西方的社會結構，生產力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工業革命使歐洲向著人類近代文明迅跑，這為歐洲能最后掠擊自人類文明以來一直執文明牛耳于前的中華大國奠定了經濟的軍事的基礎。三是美國獨立后的迅速崛起，俄羅斯由蒙古金帳漢國下的莫斯科公國成倍的擴張開來，日本因“明治維新”的成功而由被殖民者激速發展成張狂的國家，這幾個掠奪成性的帝國的形成，從國際背景說來，中華大國的厄運是在劫難逃了。國內，從表象上看，到17、18世紀，中國經濟還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甚至到了19世紀40年代，中國在與西方的對外貿易交往中，還基本是中國產品輸入它國的占絕大部分，西方卻還拿不出象模象樣的中國比較需要的東西輸送到中國來，于是英國就從印度偷運來鴉片，林則徐禁煙，才導致了中英鴉片戰爭。其次，由于國內的農民起義和民族戰爭而形成滿清入主中原，這是導致中國近代最終走向落后的內質原因。這個意思并非說因為建立了滿清國家政權就一定會導致中國近代的落后挨打，而是說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滿清國家政權的建立更容易形成中國走向落后的諸多不穩定因素。其一，正當歐洲資本主義滾滾向前之時，中國的明末農民大起義誘發了滿清入關，這種農民起義與民族戰爭不似歐洲近代的農民起義旨在徹底摧毀西歐舊的農奴式的封建割據和黑暗的宗教窒息社會，而在于推翻一個舊的封建政權后又建立一個幾乎相似的封建政權，而且這個政權的建立是由一個文化相對落后的少數民族來完成，其艱巨性、危害性和破壞性更大是顯而易見的。清軍對當時世界上最美麗繁華的蘇州城的毀壞性攻擊就是其典型一例。其二，由于滿族在各方面相對的落后，入主中原后對漢文化的崇拜，勢必進一步掩蓋中華大國相對后發起來的歐洲發展有所停滯的內質，使中國進一步沉浸在“世界中央”之國的自豪之中。康熙大帝比俄國的“秦始皇”彼得大帝大約4歲，而彼得能化妝到西歐考查并高價買回工程師，但要求康熙有同樣的舉止卻不現實。其三，滿清遺老是近代改革圖強的伴腳石。浸潤著中華文化同樣被殖民奴役著的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殖民擴張之路，并最終成為傷害中華民族最為慘烈的國家之一。而中國的“戊戌變法”卻以失敗而告終，最主要原因是滿清政府的大部分人尤其是遺老們認為這種變革首先就是針對滿清而來，就當然要以全力進行阻撓與破壞。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說，是李自成個人的悲劇造成了中華民族近代的整體悲劇。后來，又有多少中華仁人志士為國圖強奮發，最后才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貌才為之一新。毛澤東主席總結這段歷史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5）“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6） 今天，中華民族已昂首邁入二十一世紀，我們必將徹底洗刷近代以來因落伍慘遭蹂躪的種種恥辱，用人類第一族的氣魄、人類第一族的自豪、人類第一族的精神高筑起中華民族永恒的精神長城！中華民族必將徹底洗刷近代以來因落伍慘遭蹂躪的種種恥辱而昂首邁入二十一世紀重振中華雄風！ 二 必須對一百五十年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進行科學的歷史的總結 就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來說，從巴黎公社到俄國十月革命再到人類解放史上最具艱苦卓絕的中國革命；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斯大林再到毛澤東；從蘇聯解體、東歐崩潰、紅色高棉的消亡到古巴的“抗爭”、朝鮮的“孤獨”再到中國、越南的改革開放，這太需我們做冷靜的分析， 辯證的思考了。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正式誕生。《宣言》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和發展規律，論證了資本主義滅亡和社會主義勝利的必然規律，鼓舞和推動著全世界無產階級為爭取解放而斗爭。俄國十月革命，中國革命等系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向著資本主義這個最為典型的弱肉強食的社會發出了正義的怒吼！由于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并沒有遵循馬恩兩位導師的預言“是在發達的幾個資本主義國家同時取得勝利”，而首先是在經濟相對落后的俄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世界便形成了西方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陣營和東方經濟相對落后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對壘的格局。冷戰時期，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開啟了詆毀領袖的先河，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斯大林同志進行徹底否定，從而導致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極度混亂和分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的“自損內耗”由此始。冷戰結束以后，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由于經濟的相對落后，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繁榮所“震懾”，被“西方”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進行歪曲鼓噪的聲勢所“迷惘”，逐漸喪失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在進行“自我否定式”的反思中，社會主義的一些思想、理論、宣傳、教育形成了自覺不自覺的對自己過來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進行“貶斥”、對開國元勛進行“詆毀”，對計劃經濟進行“嘲諷”的“惡習”，而對資本主義制度卻羨艷不已，把私有化奉為經濟發展的寶典，再加上諸多因素，導致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大地震”，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遭受巨大的挫折。社會主義向何處去？我們有十分必要分析、思考、總結一些問題。 一是要走出某些慣性思維的誤區。馬恩兩位導師是在發達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認識到一種社會制度的極不公平極不合理，認識到那樣一種社會制度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的日益尖銳，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埋葬這個萬惡之源的剝削制度而斗爭。它的劃時代推而廣之的意義在于不管是發達的還是不發達的資本主義都是不合理的剝削的腐朽的惡源社會，用階級分析的觀點激勵勞苦大眾起來推翻這樣的丑惡社會，建立公平合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而至于比資本主義社會更落后更腐朽的封建半封建或殖民半殖民的社會，那更是要砸它個稀扒爛！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進行，在落后的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進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同樣可以進行，關鍵是要消除不合理的剝削制度，建立真正民主、自由、公平、合理的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制度。也就是說，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并不一定要以“物質高度發達為前提”，如果無產階級革命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了勝利，則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化程度也就自然要高一些、發達一些；如果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是發生在經濟相對落后的或甚至是非常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則所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化程度就自然要低一些、落后一些。如其所思，才能走出今天或是要“再補資本主義的課”或是因經濟的相對落后就認定是社會主義制度不如了資本主義這一習慣思維的誤區。而革命往往在落后的國家更容易暴發并取得勝利，世界共運史的進程也應證了這一點。我們今天不就正處在“物質還不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嗎？ 二是要歷史地辯證地認識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起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落后的現實。無論是搞資本主義還是搞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都還是有先有后的。美、日、英、法、德等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比其它的資本主義國家發達一些，是因為這些國家資本的原始積累和對世界資源的掠奪或更早，如英法德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或更多，如美日等后起的帝國主義。美國本身就是在屠戮一個最古老民族（中華先民的一支印弟安民族）的生命并掠奪盡其所有財產使之成為類似于今天的野生稀有動物般圈地余生著——美國的繁榮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這種最慘無人道的殺掠基礎之上，其所掠后的領土無論從其面積還是資源或是地理優勢綜合起來毫無疑問是世界上獨一最好的，這就為其發展強大提供了最好的物質基礎和歷史的舞臺；自獨立成為國家后所經歷的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都是漁翁得利，大發戰爭橫財；沒有大戰必須制造出局部的動蕩或小戰，這又是美國搞亂敵手同時大發軍火之財的又一招。至于日本，單就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向日本所賠白銀就相當于當時日本四年的國民經濟總產值，難怪日本的一位歷史學家驚嘆從日本的天皇到叫花子每一個毛孔都閃閃發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動侵華直至太平洋戰爭掠奪中國及東南亞廣大國家的財產不計其數，期間除了美國的兩粒小原子彈爆了廣島、長崎外國土幾無破壞，戰后又因美國之庇護而無所賠款；美國進行朝鮮、越南戰爭期間又大發橫財，如此，才成就了日本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總之一句話，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致富”靠的就是燒殺、搶掠或是其它不公正不合理的手段（這跟現在許多人的“暴富”完全是一樣的）！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由于再難于對它國實行資本和資源的掠奪只能成為經濟二流國家，廣大第三流資本主義國家自然只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而已。同樣，在社會主義陣營中，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比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發達，是因為蘇聯本身就是在老牌沙俄帝國的基礎上發展而來，而東歐一些國家有的原本就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或比之稍遜一點的國家，這當然比起中國等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進入社會主義的國家自然要發達一些。然而，就是這些比較發達的諸如蘇聯、東歐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由于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相對落后，在冷戰期間兩大政治集團的對峙對抗中，這些國家就好比是從高速公路一下子駛入了低級甚至是鄉村公路，即使比較先進的交通工具跑出了鄉村的極限也難抵高速的一般，冷戰結束后與西歐發達資本主義一比，自然是要落點下風的，這也本不奇怪。就拿中國的大陸與臺灣來說，雖然臺灣經濟繁榮的平均水平看起來是超過了大陸，但細想分析一下，這道理是明擺著的：第一，兩者的面積、人口相差懸殊；第二，當年蔣介石集團幾乎把中國大陸能拿走的“家當”都搬運到了臺灣，就這一點就夠臺灣“致富”的了；第三，臺灣在充當帝國主義反共反華的前哨中自然而然地納入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的快車道，臺灣、南朝鮮戰后的迅速發展從一定角度上講都是地緣政治經濟發展的典型。試想一下，如果這些資本主義的“老大們”換成了印度等欠發達的所謂“民主國家”，南朝鮮、臺灣等遏制社會主義的“橋頭堡”還能有今天這樣的發展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我們搞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一看到發達資本主義的繁榮就暈了頭，就認為是資本主義制度比社會主義制度優越，就失去了共產主義的信念，就喪失了斗志，那不是連最起碼的唯物史觀都沒有了嗎？問題的危險性還在于，垮了的社會主義國家就不要說了，就是一些還在實行著社會主義的國家的某些思想、理論或是宣傳、輿論、教育總是把斯大林模式（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建設）或是冷戰期間（改革開放前）自己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幾乎講得“體無完膚”，政治上高度集中不講民主沒有自由，經濟上高度計劃使之僵化而停滯，有的比“西方”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惡意誹謗還要“深刻”得多。在這里，有目的人們是要刻意忘記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無意識的人們則完全忘記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是有人在嘆息著“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本來就是由“烏托邦”發展而來，折騰了一個半世紀，垮的垮，亡的亡，撐的撐，現在看起來共產主義確實還只是一種美好的“烏托邦”，“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都搞早了，我國五十年代急急的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今天又來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事實上，蘇聯從1924年到1941年短短的三個五年計劃，就實現了國家工業化和電氣化、農業集體化和機械化、國民經濟公有化和計劃化，開創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路，使蘇聯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解體前的蘇聯綜合國力雄居世界第二，軍事上甚至還超過美國。80年代社會主義陣營最繁榮時，其領土面積占世界陸地面積的1/4以上，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1/3，工業產值約占世界的2/5，國民收入約占世界的1/3，這些都有力的說明了社會主義的無限生機和活力。在這里，南街村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實踐應該給我們今天的迷茫帶來了明確的答案：這里高擎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堅持走社會主義集體之路；這里沒有腐敗、沒有暴力、沒有假冒偽劣、沒有賣淫嫖娼、沒有“法輪功”；這里物質極大豐富，精神高度文明，生產、生活資料歸集體所有，各盡所能，有著衣、食、住、行、學按需分配的因素；這里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這一切已不是“烏托邦”，而是活生生的現實！ 三是必須正確認識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我們今天在政治、思想、理論上的關鍵是要好好總結在發達資本主義封鎖包圍（冷戰時期）下所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教訓而決不是去否定這一社會主義建設處于歷史性的最艱難探索時期而成就巨大的偉大時代。對毛澤東時代的過分貶曲，是造成今天思想低迷、社會紊亂、道德下滑、理想迷失的重要根源。冷戰結束前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充滿艱險，本身就是探索和創新，是在失敗與教訓中前進。隨著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巨音，人類歷史上一個嶄新的人民共和國誕生了。億萬中國人民從三座大山的壓榨與奴役下徹底解放出來，向著民主、自由的大道迅跑。可是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甘心的，蔣匪殘幫還未肅完，美國就把戰火燒到了鴨路江邊。有黨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決策，有偉大思想的武裝，中國人民國際上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打出了軍威、國威、民族尊嚴；國內取得了土改、恢復國民經濟、剿匪鎮反及“三反五反”等一系列勝利，醫治好了戰爭的創傷，蕩盡了舊社會一切污泥濁水，工農業生產超過了歷史的最好水平，“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第一次成為了活生生的現實。從此，中國人民意氣風發、斗志昂揚，走向集體走向人民公社向著社會主義道路邁進。中國從52年工業的人均產量不及比利時的1/15到70年代中期已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1952到1976年，鋼由135萬噸增長到了2046萬噸，煤炭從6600萬噸增長到48300萬噸，水泥從286萬噸增長到4670萬噸，木材從1100萬噸增長到5100萬噸，電力從73億千瓦/小時增長到2031億千瓦/小時，原油從44萬噸變成了8716萬噸（7）。1976年工業總產值達到3．15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65年增長了172．6%，平均每年增長9．5%。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還生產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鐵路機車和海船，成為了一個主要的核強國，完成了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島素，1967年爆炸了我國第一枚氫彈，1969年進行了我國首次地下核實驗，1970年第一顆衛星上天和第一艘核潛艇下水，1973年我國第一臺每秒運算百萬次的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研制成功并于同年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雜交水稻，1975年繼美蘇后成功回收返回式衛星。1966到1976十年中，我國的糧食生產平均每年增產近180億斤，即平均增長4．2%。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至40%。我國1952年到1978年的GDP年均遞增6.5%，同期的世界GDP年均增長速度為3%左右。26年間，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比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快一倍還多，甚至在1966年-1976年十年，我國的社會總產值仍能以年均6.8%的速度增長，能是今天普遍所說的是“經濟長期停滯”甚至是到了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嗎？更為人們所勿略的是，這些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成就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和后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其實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政治上進行高壓、經濟上進行封鎖、軍事上進行包圍的情況下取得的，這能不說是社會主義制度所創造的奇跡嗎？只要實事求是的辯證的看待這段歷史，我們就沒理由不對我們那段偉大的歲月感到由衷的敬佩，而決不是象今天有些人們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夸大事實的刻意貶曲，這實質上就是好壞不分的否定了黨的輝煌的歷史、新中國輝煌的歷史，這就從根本上脫離了歷史、脫離了事實求是，也是導致我們今天思想混亂、理想崩潰、道德下滑、“西化”成風的重要根源之一。這是西方反共反華勢力想做而根本做不到，而我們的一些人們則輕而易舉地幫助其實現了。所以陳水扁就職演說最得意之語莫過于在裝模裝樣肯定了一下大陸改革開放的成就后話鋒一轉，“而我們臺灣，五十年來，不僅創造了經濟的奇跡，而且創造了民主的奇跡。”臺上得意，臺下歡呼。在這里，陳氏把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以前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進行抹殺是毫不奇怪的，同時也對五十年來中國人民翻身得解放做主人的民主、自由一并抹殺了。對陳水扁這種“臺獨”、“賣國賊”、“西化分子”來說，他不就是希望你大陸亂嗎？他不是作奸日本說要把中國“裁為七截”就沒有“中國威協”論了嗎？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我們現在對這些問題還沒有清醒的認識，還在繼續鼓噪著這種論調，推動著這種氛圍。前蘇聯就是這樣，戈氏“新思維”來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傾向又一次迅速迷漫開來，國內“痛恨”社會主義之風盛行，斥之左也獨裁，右也不民主，只有西方是“自由”、“民主”、“法制”的天堂，西方便誘之以“魚餌”，葉氏便成為了爆破蘇維埃大夏的“急先鋒”。歷史除了有驚人的相似還往往有驚人的反復：曾幾何時，一種曾被共產黨人所深刻認識被社會主義的人民所唾棄的典型的弱肉強食的剝削制度而如今卻被社會主義國家的許多人們奉為了“民主法制”的典范和社會制度的圭臬，無怪乎社會主義的許多報刊雜志輿論教育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左一個“民主”國家右一個“法制”國家，而使無產階級真正翻身做了主人使廣大勞動人民真正享有了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國家反倒成了獨裁、專制的“代名字”，這是怎樣的一種悲哀呵！曾任戈爾巴喬夫助手的瓦列利．博爾金說：“無論是世界大戰、革命，還是兩大陣營的軍事、經濟對抗，都沒能摧毀和肢解這個偉大的國家。蘇聯是被人從內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響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葬送的，是被反對派搞垮的”（8）。毛主席說過蘇聯是早就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了，列寧這把刀子遲早也要丟。蘇聯的解體，歸根到底是個政治是非的大問題，是從思想、立場、觀念上完全喪失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從理論到行動都自覺不自覺地成為了西方的俘虜，再加上國內諸多矛盾，西方加速鼓噪，“解體”是勢在必然。其根源應該說從赫魯曉夫就開始了。對中國來說，一位外國學者做出了比較中肯的評價，“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在毛澤東身后的時代里，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記錄的污點和罪過吹毛求疵，而緘口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種風尚——常恐提及后者便會視為對前者的辯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為歷史作非分的辯護。”（9）如果一定要把五、六、七十年代那樣一種社會主義奮發向上，共產主義風格昂揚，中華民族同心同德，干群關系親如一家，社會正氣沖天，歪風邪氣掃地，蔣匪幫膽寒，帝修反心驚的這么一個偉大而特殊的時代貶斥得一無是處，那只能是得來親者痛、仇者快的結局。所以，如何看待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確實是一個大是大非的重大的政治思想理論問題。 四是必須辯證的歷史的分析毛主席晚年的思想和實踐。對毛主席認識上的一些誤導并由此形成的過分貶損，實際上就是對黨、對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本身的貶損，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人類解放事業、人類正義的巨大“內耗”和“虧損”。由于國內思想上、理論上的某些偏誤，國際反華反共勢力的鼓噪，加上一些社會輿論（如學校教育，某些報刊雜志）的不正常的渲染，大體形成了對主席的基本社會“共識”：一說主席只會打仗，搞經濟就不行了，解放后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等等都搞砸了；二說主席只顧搞“階級斗爭”，搞意識形態，如“三反五反”、“反右”、“社教”、“文化大革命”等等，而忽視了經濟規律、經濟建設；三說主席閉關鎖國，不搞改革開放；四說主席說了“人多力量大”，整了馬寅初，使中國的人口膨脹；五說主席的晚年獨裁，不講民主等等。這些觀點主要是基于改革開放后我們的思想、理論界部分同志很難于一分為二的看待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艱辛探索，沒有辯證分析主席當時一是基于對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熱情空前高漲，“怕泄了六億人民的氣”；二是從向于共產主義陣營“超英趕美”的潮流；三是主席極力探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希期迅速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這樣一種強烈的歷史史命感；四是主席鑒于蘇聯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極端形為而導致全球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危機和從當時全球的戰略形勢出發而高擎起中國這面社會主義的大旗。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做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主席之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不能不說是站得高、看得遠的，是符合歷史的正義潮流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脫離當時實際的甚至于是“空想”的一些東西——典型的莫過于大煉鋼鐵和辦大食堂等。主席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勇于承擔責任和開展自我批評的，所以主席后來糾“左”，談到大煉鋼鐵自己是“始作蛹者，其無后夫”，又經他倡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使人民公社（盡管后來反思說它搞早搞快了）比較合符實際地成為了新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單位。現在我們回過頭來辯證的分析這段歷史，找出其得失，為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是完全必要的，但不顧歷史的真實或是過度夸大歷史的錯誤的一味否定也是肯定不可取的，這樣只會搞亂思想，搞亂陣線，最后就是搞垮黨、國家與民族，蘇聯的解體，中國八十年代的情況都應證了這一點。一些反思者列舉一八四Ｏ年以來我國的歷次戰爭戰亂和我黨領導下的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延安整風及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反五反”、57年的整風運動、60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再到“文化大革命”后總結道：中國現在還之所以落后，就是這些“階級斗爭”搞得太多，這些運動搞得太多了。這些人連最起碼的民族感情都喪失掉了，他們不去指責英、日等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殘酷屠戮，八國聯軍對中國人民的燒殺擄掠，反而把這些中華民族幾千年以來從末有過的屈辱——中英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肆掠北京等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腥風血雨反而說成是正義的中國人民搞多了“階級斗爭”，這是多么離奇的“漢奸”理論啊！在這些人的眼里，所有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反官僚（反蔣）的革命戰爭和運動都是不應該的了，包括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則除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成就外幾乎都要被否定了。放開來說，五十年代的中國不搞集體的人民公社（名稱或者叫別的什么，如蘇聯就叫集體農莊）式的社會主義，又應當搞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呢？主席搞集工農兵學商于一體的人民公社，本身就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進行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探索，走類似于今天公司加農戶，集農、工、貿一體的集團之路。況且主席是那種極善于總結經驗、既高度原則又高度靈活的政治領袖，所以才有后來的連續“糾左”。但鑒于當時國際上帝國主義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進行攻擊和赫魯曉夫之流對中國沒有一步一趨地緊跟其后的社會主義探索進行惡謚，站在歷史高巔的毛澤東審視著這一切，鐵肩擔道義，勇挑起共產主義的重任和人類正義的大旗。主席與少奇他們主要也就是在這一思想認識上發生了重大分歧：前者是大戰略家，總是站在歷史和全局的高度結合當時國際國內的情況來把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納入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整個人類正義的歷史使命中來，這勢必要超出中國當時的某些實際；后者則囿限于當時中國的部分現實，從局部、暫時來說有其正確的一面，但從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從整個人類的正義和解放事業來說就有可能帶來極大的風險甚至可能走向其反面。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湯因比都能看到這一點，說主席比我們時代先進了50年。實際上只有10年左右這樣的危險就被應驗了。因為就當時的歷史背景來說，共產黨率領中國人民鬧革命，就是為了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打了土豪、分了田地，接下來也肯定要走向集體的不管是人民公社式的還是別的形式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歷史的必然。新中國還沒宣告成立時的部分解放區就開始實施互助組式的集體主義，解放后廣大農村進行分田分土后，如果不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的基本改造而就此打止，那也就與二千多年來一次次農民起義過后土地進行重分后沒過多久再出現土地積聚而形成新的地主雇農產生新的兩極分化又有多少區別呢？同樣，如果不進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難道真的象一些人說的這種改造過早了或干脆說是不應該的嗎？），而是繼續堅持搞私營搞個體來刺激經濟（盡管主席當時還說了打倒了資本主義，還可以搞些資本主義），讓一部分人趕緊富起來，不到幾年后又形成貧窮比較明顯的社會階層，被社會主義的正氣剔蕩得比較純正的社會秩序一下子又迅速惡化開來，人們剛剛升華的道德風尚又急速下滑，社會的種種丑惡現象又迷漫開來，那也就真的仰合了一直以來反共反華的一種理論，那就是社會主義的這些革命是對“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反動，是赤色的暴亂，是不應該的，從而順勢得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這場偉大的革命是多余的，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則“完全是一場空想社會主義的大鬧劇”，也就真的“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了！所以有人干脆說不打倒蔣介石，也就不會有后來的“抗美援朝”，也就不會有后來的經濟封鎖，臺灣、南韓倒向美國，不都就發展起來了嗎？說的也是，如果只講發揮這樣的“潛力”來經濟暴富，不管通過什么手段，如燒殺、搶掠（日本近代發跡史），不平等的政治經濟交貿（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交貿），不正當的販運（如英國向中國販運鴉片、西方殖民者販運黑奴等）等等發跡，那就只能搞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法則來得痛快！來得干脆！而資本主義就是這種法則最為典型的社會類型。從這樣的角度說來，馬克思主義沒有了意義，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沒有了意義。難怪今天的人們為了“致富”不擇手段：貪污腐化者、制假販假者、哄蒙拐騙者、燒殺搶掠者推波助瀾；難怪一些人能打著“深化改革”的幌子以各種形式“化公為私”抑或仰仗某些“高深”的“理論”使國有財產“股”而為已富之堂皇．．．．．．但令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向往者們發抖的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幽靈”一百五十年前在歐洲大地上徘徊，從此國際悲歌響徹五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著埋葬資本主義這個萬惡之源的罪惡制度而不懈斗爭。這是人類正義的呼聲，是馬克思主義獻給人類的不朽篇章。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特別是黨的領袖忘記了這一點，就會忘黨忘國，這應該不是聳人聽聞。蘇聯、東歐九十年代初的社會主義之所以奔潰，說一千，道一萬，其實質就在這里。十分可憂的是，今天我們社會的一部分思想、理論、宣傳、教育對此不盡不以為然，反而對之加以嘰諷之能事，而總是要想方設法來論證強調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失敗是正如“西方”有意中傷社會主義所說的是社會主義體制僵化，經濟停滯，政治上專制不民主，思想上高度集中沒有自由等等，而且如此混淆是非、顛倒乾坤、本末倒置的“道理”在廣大人們特別是廣大青年中已成為了人人皆懂的基本“政治常識”，可足見二十年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西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何等的成功！如此下去，必然是黨之大不幸、國之大不幸、中華民族之大不幸也、人類解放事業之大不幸也！說主席閉關鎖國，那更不值一駁。試想，是誰 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得到廣大非洲兄第（可一些人說主席不應該援非）那樣廣泛的支持而“用轎子把我們抬進聯合國”，不久中日建交，從而打破冷戰格局，與我國建交的國家從七十年代初的五十幾個國家猛增至七十年代中期的一百一十幾個國家，為今天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基礎。可以這么說，改革開放是冷戰結束的必然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主席是打破冷戰的設計師和導演。所以鄧小平同志說：毛主席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10）關于人口問題，一些人一談起就埋怨主席，這是極無道理的。中國歷史上的人口在明末清初時只有幾千萬，只是到了清康煕年間，實行“圣世滋丁，永不加賦”，而田土卻按人頭分的寵絡漢人政策，才使中國的人口迅猛發展，從此，無論是內憂外患，中國的人口到抗日戰爭時已是四萬萬五千萬，到新中國成立時已近五億。主席不久就意識到了人口的問題，提出了“人口也應有計劃的生產”的著名論斷。同時針對國外反華勢力想利用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在中國的人口問題上大作文章而幽默自信的說了“人多力量大”的話語，是很輕松的要化人口壓力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力量，體現了其高超的政治駕馭能力。同時由于國際上反共反華浪潮的興起也導致了國內對馬寅初人口論的批判。事實上，中國七十年代初就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是世界上第一個也是這早實施計劃生育的國家。說主席晚年獨裁，不講民主的問題，也必須用二句話來講。如果是把前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說得一無是處，那分析起來最好的理由就莫過于是主席獨斷專行，不講民主是也；如果還講講那個時代是億萬中國人民奮發向上的時代、是社會正氣絕對地壓倒歪風邪氣的時代、是勇于向全世界一切邪惡英勇斗爭英雄輩出的時代、是億萬中國人民面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封鎖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使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取得巨大成就和祖國開始走向繁榮昌盛的輝煌時代，那么，主席晚年的這些失誤應該說是有其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探索過程中的必然性的，是共產主義運動中“前趨性”與現實性的暫時矛盾。縱觀人類有史以來的風云人物，毛澤東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諸方面理論與實踐于一身且各方面都有如此深厚之功底和成就，屈指數來恐怕是前無古人，后瞰來者了。毛澤東是無與倫比的中華文明和近代西方先進文明共同鑄造成的人類曠世奇才，是中華民族永恒的驕傲！是全人類永恒的驕傲！可現在有的人還對主席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也要進行否定了，《辭海》一九九九年修訂版關于毛澤東條目就去掉了這一條，這就讓那些反對共產黨，仇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敵人也為之驚詫！可見我們有些先生們用心之良苦，思維之別致，功夫之深奧，不知他們究竟想干什么？？？！！！ 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關鍵是必須徹底改變今天極不利于“講政治”、“講正氣”、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社會氛圍，尤其是必須在思想教育（特別是中高校教育）、宣傳導向（刊報影視）等方面扭方轉向，以其改變正在被“西化”著的趨勢，向著人類正義的道路迅跑！ （1）（2）（3）(見《三皇五帝史斷代》第33頁，第372、378頁，第401頁，） （4）（參見《回眸：共和國的50年》第557、558頁） （5）（6）（見《毛澤東選集》，第1359頁、1362頁） （7）（參見《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第279頁和1884年第220-229頁） （8）（參見《社會主義向何處去》第176頁） （9）（轉引自《書刊報文萃》1999年2月26日第15期《旁觀毛澤東時代》一文） （10）（轉引自《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簡述》，載《毛澤東思想論壇》1993第二期） [email protect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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