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虛無主義到歷史唯心主義

從歷史虛無主義到歷史唯心主義

——評韓德強同志《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一文

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對于唯物史觀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社會革命的動力來源等等問題，近些年來有著活躍的討論和議論。發生這種情況的現實背景是，歷史似乎沒有按照唯物史觀所指示的方向發展：資本主義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迄今看不出衰亡的跡象；與此同時，社會主義運動遭遇了重大挫折，迄今看不出復興的跡象。于是，不僅馬克思主義的敵人興高采烈地宣稱唯物史觀已經破產，就是在社會主義內部，在思想界，各種思潮、觀點也不斷出現。韓德強同志《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一文（以下簡稱《韓文》）所體現的觀點，就是較有代表性的。我對韓德強同志的觀點持有不同意見，為了響應《烏有之鄉》討論歷史觀問題的吁請，特不揣冒昧，提出粗淺見解，就教于韓德強同志，并希望得到方家指教。

一、韓文的歷史虛無主義情緒

韓文開頭說：“如果給中國古代歷史選定一些關鍵詞，一般人可能會想到：封建社會，封建地主，小農經濟，專制，中央集權，腐敗，吃人，人身依附，禁錮，愚民政策，愚昧，停滯，落后，保守僵化，缺乏創新，服從，假道學，王朝周期性崩潰，農民起義，士農工商，重農抑商，阻礙資本主義發展，閉關鎖國，盲目自大等等。相反，西方社會則是工業社會，民主，法制，文明，獨立，自由，平等，進步，創新，個性解放，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革命，開放，持久穩定，聯邦，廉潔高效。‘孰優孰劣，清清楚楚！’”

在作者看來，“一般人”是懷著自卑的心態看待自己民族、國家的歷史的。他說：“不幸的是，此后（指魯迅以后——筆者注）人們看中國歷史，只看剝削壓迫性；看西方歷史，只看其進步性，造成了中國人強烈的民族自卑感。”他又說：“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盡管從政治上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但在思想意識上，則仍然自覺低人一等”。在文章的最后作者也說到：“近代中國的歷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國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喪失自信的歷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兩翼理論武裝自己，而最終失去方位感的歷史。這是中國的悲哀，更是中國思想界的悲哀。”這就是韓文立論的情緒基礎。作者的本意也許是打算跳出這種喪失自信的自卑情緒，因此他沒有把自己置于“一般人”之中。他試圖超脫“西方左右兩翼理論”，從獨立的角度來認識中國歷史，重新詮釋歷史發展的過程。但是，根據他對“一般人”思想的曲解來看，應當認為在他的潛意識里同樣是這種悲觀的情緒，因此他就難免從另一個極端陷入歷史虛無主義。

首先，認為“近代中國的歷史是一部屈辱史”，這樣認識中國近代史是很不全面的，因為近代中國歷史同時還是中國人民包括思想界人士自強不息、前仆后繼為民族的振興而勇敢探索，為之流血犧牲、英勇奮斗并取得偉大勝利的歷史。作為后人，我們不但為近代中國所遭受的屈辱而“悲哀”（這個詞匯并不準確），也為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為了理想而奮斗的精神而自豪。如果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包括思想界總是籠罩在“悲哀”和“喪失自信”的情緒中，怎么會有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怎么會有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取得戰勝外侮、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輝煌勝利？

其次，正如作者所言，“一般人”在提到中國歷史的時候，容易聯想到他所列舉的那些消極的、反映否定性價值判斷的詞匯。但是這樣理解“一般人”對歷史的認識也是很不全面的，因為，“一般人”在提到歷史的時候，還會想到一些積極的、反映肯定性價值判斷的詞匯，例如：悠久歷史、燦爛文化、禮儀之邦、百家爭鳴、盛世、四大發明、繁榮、唐詩宋詞、道德文章，等等。我不知道作者為什么只是聯想到了一些消極的詞匯，而且把這種聯想強加到“一般人”頭上。

事實是，在絕大多數的“一般人”，如果聯想到那些消極的詞匯的話，那也不是因為自卑，而是出于自強的理想，是有勇氣面對自己民族弊病和不足的表現。近代以來，伴隨著民族所蒙受的巨大災難，中國思想界對我們民族自身的弊病的反思是十分痛切的。今天，先輩的理想已化為現實，我們處在歷史的新的高度和氛圍中，在回顧先輩們對歷史的反思過程的時候，有時很難理解他們的痛切情緒，很難理解他們為什么甚至使用近乎刻薄的語言來針砭自己民族的不足和弊病。對于這一點，漂浮在現象的表面是得不出正確結論的，我們必須深入到更深的層次；我們今天可以把中國所蒙受的災難稱作“屈辱史”，但是先輩們卻是置身于“屈辱”的現實中的，這是在回顧先輩們的反思過程的時候不能忘記的一點。

反思能力、克服傳統羈絆的能力，是一個民族是否成熟、理性，是否具有生命力和光明前途的基本條件。任何進步、發展、創新，首先都是對傳統力量的克服。一個民族的傳統越是深厚，對創新、發展的羈絆力量就越大，克服起來就越是困難、痛切；如果這個民族的文化具有崇尚祖制、抵觸創新的特性，問題就更嚴重了，任何創新的思想和舉措都會付出巨大的甚至是血的代價。從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到康梁變法，阻礙改革的最大的力量不僅是當時的既得利益者，而且是傳統觀念的力量。中華民族綿延五千年，一方面造就了歷史的輝煌，一方面也形成了牢固的傳統，對進一步地發展、創新造成強大的羈絆。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緩慢，有時甚至近乎停滯，包括韓文所不解的“工業革命為什么不發生在中國”，都與此不無關系。因此，反思（包括批判和繼承）傳統、克服傳統的羈絆，其深刻程度就必須是革命性的，不但需要深邃的思想，更首先需要巨大的勇氣。幸運的是，中華民族是一個優秀的民族，思想界有著一大批勇敢的探索者。

我們民族在歷史上曾經傲視于世界民族之林。“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秦王們“虎視”所及，便是“中央之國”，并且看到這個“中央之國”以外還有其他民族，也在“虎視”、“獅視”、“狼視”著。秦王們的指導思想，便是在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筑起我們民族的牢固堅硬的外殼，一則抵御外邊的虎狼們，一則保護內部的軀體。萬里長城是物質的，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筑起外殼”這種思想，可以說“筑起外殼”的思想滲透到了我們民族文化的各個方面，我們的社會體制和具體運行的機制都體現了這種思想。這種思想的產生有其合理性，是當時的歷史條件使然；而且外殼的存在果然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我們民族在其保護下穩定、繁榮。但是，無庸諱言，外殼畢竟是消極的，在保護自己的同時，也限制了進一步的發展、強大。

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重創了我們民族的外殼并深入我們軀體內部貪婪吞噬。這時，中華民族要振興、要自立，首要的、迫在眉睫的、最困難的任務，就是反思傳統，克服羈絆。這種反思所需要的巨大勇氣，絲毫不亞于抵御外侮。甚至直到今天，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的過程中，仍然需要以巨大的勇氣和力量去面對、反思、克服我們民族自身的傳統的痼疾。尤其是敢于拋棄外殼，以積極的態度面對世界，求得自身的健壯和發展。反思當然包含繼承和批判，但是在當時，首要的、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的，是批判。于是我們可以理解，在當時，人們對自己民族歷史的批判是那樣的尖銳，深刻，痛切，以至于韓文感到，對中國歷史的這些批判性的認識，已經成為了人們的常識。但是正是批判使得我們獲得了前進的力量和方向，知恥而后勇，此之謂也。先輩們對民族傳統的毫不留情的批判，體現的是對民族的誠摯、深邃的熱愛，因為愛之深，所以痛之切。

作者對魯迅先生的“吃人論”很不以為然。韓文說：“魯迅先生應該同時能夠指出，西方的歷史也是一部吃人的歷史。”因為，“迄今為止的全部東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吃人史！一部剝削壓迫日益嚴重、集權專制日益加深、自由平等日益喪失、窮人的人權不如富人的狗權、貓權的歷史！吃人與被吃是從出現私有制起的“文明社會”的根本特征。東西方所不同的是吃人的方式不同，解釋其合理性的理論體系不同，因而吃人的程度不同。” 作者在這里真是義正辭嚴啊，可惜是無的放矢。因為，魯迅筆下的“吃人”，不是指物質上的剝削壓迫，不是指窮人的人權不如富人的狗權貓權，而是指封建的思想文化、道德體系等等意識形態對人的思想的禁錮，以及由此導致的人性的扭曲與泯滅，指造成人們意識上自私、麻木、愚昧的那些因素，造成一盤散沙的那些因素，造成堂堂大國在外敵面前不堪一擊的那些因素！總而言之，“吃人”指的是精神上對人性的禁錮和扭曲，指的是封建禮教對人格的壓迫和專制。被“吃”的不僅是窮人，也包括富人，首先包括知識分子。這一點只要讀過魯迅作品，并且把這些作品的主題思想置于當時的社會歷史氛圍中來體驗，有什么難于理解的呢？站在今天的高度上和氛圍中，當然無需加重語氣指出封建禮教“吃人”，但是在封建的思想文化還是占據統治地位的時候，指出封建禮教“吃人”，是具有振聾發聵的偉大意義的。有什么理由去指責前輩人“單方面指出中國歷史的吃人性”，甚至臆測前輩人“最后就會單方面否定中國歷史、肯定西方歷史，制造民族自卑心理和民族虛無主義情緒，幫助西方“吃”中國”？

總之，從政治的、經濟的、思想文化道德的層面，深刻地揭露自己民族的歷史弊病， 這絕對不是什么自卑、失去自信，而是有信心、有勇氣的表現，這樣的民族才是理性的、有前途的、不可戰勝的；同樣，對德先生、賽先生的呼喚也絕對不是對西方社會的盲目羨慕。

在反思自己民族、國家的歷史的時候，有沒有虛無主義的傾向和思潮呢？當然是有的，這種思潮全盤否定自己民族的歷史，妄自菲薄，自慚形穢，盲目羨慕西方社會的成就，確實如韓文所說完全失去了自信，很沒出息。但是必須指出，這種思潮從來不曾成為思想界的主流。從五四運動的領袖們，到孫中山、毛澤東等中華民族的英雄們，在揭露自己民族、國家所以落后的歷史原因的時候，從來沒有否定自己民族、國家的輝煌歷史和燦爛文化，只是在當時，甚至一直到現在，中華民族振興的主要任務是克服自身的弊病和不足，因此對這些弊病和不足的揭露和批判就顯得更加集中，更加突出而已。這些都被韓文理解成“近代中國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喪失自信的歷史”了。

我不知道韓文所說的，新中國成立以后“在思想意識上，則仍然自覺低人一等”是指什么，我只想指出，進入新中國的大多數的人，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普通農民，他們破天荒成了國家的主人，那種充滿自信的豪情是前所未有的，所以錢學森們才不顧一切返回祖國，所以中國能在朝鮮以至弱戰勝至強，所以中國能夠在短短的時間里，在今天所難以設想的極端險惡的國際環境中，在一窮二白的底子上，建設起了初步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敢于無視中國的存在，“東亞病夫”再也不是中國人的形象。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里所取得的成就，不用說兩彈一星、完善的工業體系，單是解決六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就是偉大的人間奇跡。怎么可以設想，這些成就是“自覺低人一等”的人們能夠取得的。如果說后來的經濟建設出了問題的話，那也不是因為“在思想意識上仍然自覺低人一等”，恰恰相反，是指導思想上左的傾向夸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走向極端，輕視客觀規律的結果。盡管后來的人們為了改弦更張，把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描繪的一團漆黑，并且放任敵對勢力抹黑毛澤東時代，但是歷史是已經發生了的事實，并不因為后人的好惡、人為的描繪而改變。

二、中國古代是市場經濟社會嗎？

韓文用了大量篇幅，旁征博引，論證在古代中國存在市場經濟，而且是發達的市場經濟。這是作者立論的認識基礎。在這個基礎上，作者進一步論證了中國古代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

作者根據〈〈管子〉〉的記載，“禹王用歷山的金鑄貨幣，將孩子從高利貸者手中贖回”、“湯王用莊山的金鑄幣，贖回被貧窮的父母賣掉的孩子”，證明“中國自夏朝起即有私有制和市場經濟”；

還是根據《管子》，“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舉出“管仲為齊桓公作首相，壟斷鹽鐵批發生意”的例子，列舉了當時著名的大商人范蠡、陶朱公、弦高、呂不韋等人，證明“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的商業網已經形成”；

當然，自秦漢以后，市場經濟的發達就更不得了。

但是，作者顯然是把人們進行交易的行為和市場經濟混為一談了，或者說他把交換、交易行為牽強附會地說成市場經濟了。這使我聯想到一個事情：改革開放之初，某個地區的領導聽說要實行市場經濟，就部署說：我們地區要有計劃地建設幾個大市場。原來這位領導根本不懂什么是市場經濟，以為多搞點買賣東西的場所就是市場經濟了。縱觀韓文關于古代市場經濟的描述，我覺得作者和這位領導犯了同樣的錯誤。當然作者不是不懂，而是為了論證他的歷史觀，故意牽強附會地將交易行為混同于市場經濟就是了。如果按照作者的邏輯，我們可以把市場經濟的源頭追溯到貨幣產生以前，追溯到原始社會，因為在原始社會就有了交換行為，盡管在那時還只是偶然的、實物的交換，但既然是交換，就具有交換的一般性質，因此也可以把原始社會說成是市場經濟的社會了。

事情當然不是這樣。

市場經濟必定包含交換、交易的行為，必定要在市場上將產品實現為商品。沒有交換、交易行為，就沒有市場經濟。但是考察一個社會的經濟體制是不是市場經濟，卻不能僅僅根據有沒有交換、交易的行為，不能因為存在大量的交換、交易行為就斷定這個社會是市場經濟的社會，總之，不能把交換、交易行為，把市場等同于市場經濟，

什么是市場經濟？不同的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著眼點可以有不同的定義，例如人們通常著眼于資源配置與調節、生產力運行形式等角度定義市場經濟的內涵或本質。但是無論怎樣定義，人們所談論的市場經濟肯定不是簡單地指交易行為的存在，而是市場對社會經濟已成為一種支配力量，處于社會經濟運轉的主導地位。簡言之：生產的目的必須是交換，勞動產品必須成為商品。

交易行為是市場存在的條件之一。但要形成市場經濟，最基本的先決條件是：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和由此導致的社會分工的普遍化。韓文說：“市場經濟的前提是產權私有，存在分工和交換。”是啊，產權私有作為市場經濟的前提自不待言，但是分工卻不是簡單的“存在”，而必須是普遍存在；交換也不是簡單的存在，而必須是作為生產的目的而存在。沒有普遍的社會分工，所謂市場就只能是零散的、簡單的交換行為，能夠轉化為商品的勞動產品只能是少量的。這種交換行為無論多么繁榮興旺，都不足以稱之為市場經濟。而社會分工的普遍化，只有在工業社會才能實現。因為工業化、大機器生產才能造就社會普遍分工的物質基礎。在這個意義上，沒有工業化就沒有市場經濟。中國古代社會是農業社會，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是自然經濟，生產的分工既不普遍，也很簡單，所謂城市，也只不過是交換行為的比較集中的場所而已（“市”和“集”一樣本來就是交易場所），遠遠談不上市場經濟。在自然經濟中，生產的目的主要是消費，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所占的比重很小。盡管在從自然經濟向自由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越是接近自由經濟，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所占的比重越大，但是還不足以從根本上全面改變生產的目的。在嚴格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中，生產是根據市場需求來安排的，需求旺盛，生產就旺盛，需求什么就生產什么，沒有需求就沒有生產；而在自然經濟中的情況恰好相反，生產發達，可以用于交換的東西才豐富，市場才發達，生產對需求的刺激遠遠大于需求對生產的刺激。在韓文所謂的市場經濟中，我們看不到激烈的競爭，以及由競爭所帶來的生產的進步。

至于說，市場經濟作為一種體制，社會運用市場的機制來調節資源的流向等等作用，在中國古代社會就更談不上了。

韓文為了證明中國古代存在市場經濟，特別指出當時存在的土地和勞動力買賣。“當土地和勞動力都可以任意買賣時，說明市場交換的范圍已經從生活資料深入到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形成了生產要素市場”，并據此把地主也劃歸“商人”之列。可是，韓文完全忽視了所謂土地買賣的具體情形和條件，完全從“買賣”的行為本身出發來看問題，在韓文看來，買賣土地就像買賣衣服那樣，就是非常單純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那般的交易過程。

土地買賣是怎么回事？如果稍有常識，如果哪怕只是簡單地考察一下古代甚至是1949年以前的舊中國農民出賣土地的情形，就可以了解，土地買賣在本質上并不是經濟行為，所謂土地（生產要素）市場根本就不存在。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絕對不是多余的東西，可以“任意買賣”的。如果農民不是走到了絕路，陷入十分悲慘的境地，就絕對不會出賣土地——出賣土地的時候就意味著走到了生死的關口，為了避免迫在眉睫的饑寒而亡已經顧不上長遠的生存；而地主收買土地，則是趁火打劫，聚斂財富，掌握農民的命脈以便更加殘酷的剝削他們。這種所謂“交換”既不可能是等價的交換（因為買賣雙方根本不在平等的地位上，無論政治地位還是經濟地位都是買方強勢，賣方弱勢），也不可能刺激生產，發展生產，相反，失地農民在不屬于自己的土地上勞動（即向地主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亦即被韓文納入“市場經濟”概念的“勞動力買賣”），其積極性將大打折扣。在這里，絕對不像韓文所說什么生產資料的市場交換，形成了生產要素市場那般美妙，因為土地沒有變成嚴格意義上的商品，這根本不是市場，不是經濟活動，而是地主對農民的盤剝、赤裸裸的聚斂財富而已。與其說這是經濟行為，不如說是地主對農民的強取豪奪更準確，這種所謂“交換”，浸滿了失地農民的血淚，是農民到了如果不出賣土地和勞動力就無法生存的地步的被迫的選擇。至于把地主當作商人就更是無稽之談了，“商人”如果不是指交易雙方，也應該指賣方才是，而且賣方必須盈利；如果土地交易中存在商人，那么出賣土地的農民才是商人，地主不過是消費者而已，可是農民并不盈利——何等混亂的邏輯！

韓文指出：古代統治者實行的“重農抑商政策的重要內容就是抑制土地兼并，即抑制生產要素向大地主手里集中。”這是正確的，盡管作者故弄玄虛地把“土地”說成“生產要素”，畢竟他指出了一個事實：所謂重農抑商，主要就是抑制土地兼并。但是作者把這當作是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和調控，認為這相當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并且以較長的篇幅論證了在這種干預下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可以稱之為資本主義，地主、商人都可以稱之為資本家，這就值得商榷了。如上所述，土地買賣活動根本就不是經濟活動，因此國家所干預的就不是經濟，只是干預地主對農民的盤剝程度，聚斂財富的程度而已，重農抑商的目的也很簡單：抑制兩極分化的趨勢，維持社會的穩定和平衡，不使農民陷入“想做奴隸而不得”的境地，從而危及統治者的江山社稷。因此，重農抑商政策在本質上不是經濟政策，而是政治政策。這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活動干預、調控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實際上西方國家也只是在發展到了現代市場經濟階段的時候才由國家實行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在資本主義的上升階段，在自由市場經濟的階段，直到韓文所提及的“孫中山先生早年考察歐美”的時候，資產階級是不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甚至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也被當作經濟發展的必要代價。只是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在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現實威脅下，尤其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的教訓下，資產階級才普遍認識到并接受國家干預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由市場經濟才發展到了現代市場經濟的階段。著眼于經濟來說，國家干預經濟在本質上是對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反制手段。

當然，中國古代在重農抑商的政策下，長期穩定、平衡的社會生活環境，使得現有生產方式下的生產得到有利條件和環境，于是生產發展（這種發展主要是量的增加而非質的發展），人口增長，剩余的勞動力分流到其他行業也就多了起來。這就是韓文所說的市場經濟的繁榮。但是恰恰還是在重農抑商的政策禁錮下，加上體制結構的穩固性，這種繁榮終究沒有導致生產目的的根本轉換，不可能產生競爭和競爭的壓力，不可能產生新的生產技術，也就不可能產生提高生產效率的強烈要求，而且自然經濟中的生產方式并不要求（起碼是不強烈要求）勞動者發揮創造性——這大概就是韓文百思不得其解的“為什么工業革命不發生在中國”的答案，重農抑商政策下不可能導致市場經濟，在重農抑商政策尚能容納生產力時，是不可能發生工業革命的。

綜上，中國古代社會不是市場經濟的社會。即使在每個朝代的后期，市場經濟已經得到相當的發育，但市場經濟也沒能成為主導社會生活的經濟，沒有根本改變生產的目的。中國社會的性質仍然是自然經濟的社會。如果不是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打亂了中國社會的發展秩序，逐步增加的勞動產品必定越來越多地涌向市場變成商品，造成競爭，導致市場經濟成分的量的增加，最終導致質變，引發工業革命，自然地而不是被迫地走向市場經濟。

三、韓文否定中國古代社會是封建社會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

在論證了中國古代社會是市場經濟的社會基礎上，韓文接著就要否定中國古代社會是封建社會，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很自然的，商人、地主在作者看來就是資本家，農民就是無產階級，農民起義就是無產階級革命。

（一）

韓文否定中國古代社會是封建社會的第一個理由，不是從著眼于生產關系等基本的社會方面，而是著眼于“封建”的字面含義，從“封建社會”的名分出發來提出論證的。

韓文說：“封建者，‘封國土，建諸侯’也”。因此，作者對于“把封建社會的帽子扣到中央集權制的中國古代社會頭上”是很有意見的，因為中國自秦以來的社會并不是“封國土、建諸侯也”的社會，而是中央集權的社會。

如果作者是個中學生，他在回答語文老師“什么是封建”的提問時說：“封建者，封國土，建諸侯也”，那么可以得滿分。但是這里是在討論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而不是名詞解釋。我也認為將中國古代社會名之為封建社會不見得完全恰當，但是“把封建社會的帽子扣到中央集權制的中國古代社會頭上”的時候，并不是根據中央集權與否，而是根據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狀況，當然也和人們主觀上要和歐洲封建社會相對應有關。分封制抑或是中央集權制，只是國家政體的表現形式，不是生產關系的表現形式。而判斷一個社會的性質，不能根據它的政體，只能根據它的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就好像今天雖然英、日等國保留君主立憲制度，但是并不能據以否認它們是資本主義國家一樣。至于為什么要稱中國古代社會為“封建社會”而沒有冠以別的名稱，并不是問題的關鍵。實際上，盡管人們早已認識到“封建社會”的名稱具有局限性，由于這個概念的廣泛使用和深入人心，已經很難改稱其他名稱了。總而言之，此“封建”非彼“封建”，中國古代社會的稱謂并不規定該社會的體制和政體。但是韓文卻恰恰從“封建社會”的名分出發來分析問題，因為中國古代社會并非“封國土、建諸侯也”的社會就否認其封建性質，這是很可笑的。

韓文說，“把秦以后的中國當成是18世紀以前歐洲那樣的封建社會，恐怕是很難有解釋力的。”可是，究竟是誰個曾經“把秦以后的中國當作18世紀以前歐洲那樣的封建社會”？作者究竟了解不了解“封建社會”這個概念在中國出現、其內涵發展的過程和討論的過程？僅僅因為把中國古代社會叫做封建社會，就是把它當作了18世紀以前歐洲那樣的封建社會了？

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封建”的概念從來不單純指“封國土建諸侯”。所謂“封建”還有另外兩個意指：一是指中國從古代延續到近代的“封建社會”， 二是指歐洲中世紀的一種社會制度，它常被看作是各種封建社會的參照原型（參見何懷宏：《世襲社會》第二章。在同一章里，何懷宏引用了新中國史學巨匠侯外廬的一段話，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將中國古代社會以“封建”名之：“我們把中國中世紀封建化的過程劃在戰國末以至秦漢之際，……然而，秦廢‘封建’，為什么又成了封建制社會呢？我們的答復是∶秦廢封建的‘封建’二字，為中國古代史的另一個術語，其內容指的是‘宗子維城’的古代城市國家；這里我們所舉出的封建制社會，‘封建’這兩個字則是立基于自然經濟、以農村為出發點的封建所有制形式，譯自外文Feudalism，有人也譯作封建主義。中外詞匯相混，為時已久，我們倒也不必在此來個正名定分，改易譯法。”）。其實不止“封建社會”的概念，就是“資本主義”的概念也存在爭議，以至于有的學者在討論“資本主義”的定義的時候感嘆：“資本主義”這個詞“最初就沒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曖昧游離”，像“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或“商業主義”(commercialism)都較“資本主義”一詞為佳（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1997年，512頁）。因此，韓文僅僅從“封建”的名稱的問題來否定古代社會的性質，又虛構出“把秦以后的中國當成是18世紀以前歐洲那樣的封建社會”這樣一個并不存在的批駁對象，是沒有意義的。

（二）

韓文說：“馬克思主義認為，每一個社會都要經歷從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社會各個階段。”作者在這里又虛構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批駁對象。馬克思主義什么時候說過，“每一個”社會都要經歷從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各個階段？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們從來沒有明確地規定社會形態發展的各個階段，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里找不到關于社會形態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或五個階段的任何根據。 馬克思、恩格斯作為西方人，他們所描述的封建社會主要也是西方封建社會的狀況。至于把西方的封建社會和中國古代社會混為一談，我看那是韓文的虛構，我孤陋寡聞，沒有見過這樣的觀點。

社會主義發展到斯大林階段的時候，發生了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傾向和偏差，并且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及其實踐，尤其是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和實踐造成了深刻的影響。教條主義的表現之一，是片面強調世界的統一性，而忽視多樣性。其中，關于社會形態理論，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也被中國共產黨人接受，成為主導中國思想意識的理論。雖然馬克思說過類似五種社會形態的話（即“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這是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說的一段話），但并未明確地為各個社會形態命名，更沒有認為人類社會要嚴格地按照這些形態遞進發展，只是到了蘇聯時代才有了明確的五種社會形態的理論。雖然韓文作者以“作為80年代睜開眼睛四處張望的新一代”自況，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還局限在教條主義的束縛中，所以他把教條主義者的觀點扣到馬克思主義頭上是很自然的。但是即使在教條主義者那里，也從來沒有公然否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多樣性，因為那樣的話，就無法解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何以能領導人民在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展的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事實上，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多樣性，和人類社會發展的統一性一樣，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從整體上概述了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基本秩序和趨勢，同時也不否認具體到某個國家、某個民族、某個歷史時期的特殊性；馬克思主義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同時也強調社會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關于社會發展階段的這些屬于常識的東西，在韓文那里變成了“每一個社會都要經歷從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社會各個階段”，似乎馬克思主義認為各個國家、民族的發展歷程都是千篇一律的，處于同樣階段的各個民族、國家的狀況都是一模一樣的，因此中國的封建社會和18世紀以前歐洲的封建社會也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綜上，中國古代社會能否稱之為封建社會可以存疑，但是這絕不是可以把中國古代社會說成資本主義社會的理由。韓文生硬地把現代資本主義的外衣套在中國古代社會的身上，或者套用韓文的話說，削中國歷史之足，適西方資本主義之履，簡直就是“我們先前比你闊多了的”阿Q精神，結果是把中國古代社會更加弄得面目全非了。

四、韓文借馬克思之口割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關系并將二者完全對立起來

韓文在將中國古代社會定性為資本主義社會以后，沒有忘記從馬克思主義那里尋找理論支持。但是我們看到，作者同樣是按照他自己對中國歷史作出的結論來重新理解和詮釋馬克思的觀點，然后讓被他詮釋過的馬克思的觀點來支持他的論點。通過韓文關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定義、對無產階級的定義等等的論述，可以看出韓文借馬克思之口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割裂開來，并將二者完全對立起來。

（一）所謂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定義

為了看清韓文是如何重新詮釋馬克思的觀點的，讓我們不厭其煩地大段引用韓文原文：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有兩種理解。一種定義是從生產技術的角度定義的。手工磨產生封建主為首的社會，機器磨產生以資本家為首的社會。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完全是工業革命的產物，在此之前，只有地主、領主、奴隸主，沒有資本家。但是，遠在工業革命發生之前，16世紀后半葉的尼德蘭革命，17世紀中葉的英國革命，以及工業革命剛剛發生、還遠沒有影響到法國經濟時，1789年的法國革命，又都被馬克思認為是資產階級革命，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來，馬克思還有另一種定義，即從社會的基本生產關系來定義資本主義的。大體來說，如果一個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的生產關系是奴隸主與奴隸的關系，則該社會是奴隸社會；是領主與農奴制的關系，則是封建社會；如果是資本家與自由雇工的關系，則是資本主義社會。更進一步，如果一個社會的主要勞動者的身份是奴隸，則是奴隸社會；是農奴，則是封建社會；是自由雇工，則是資本主義社會。正是按這個定義，尼德蘭革命、英國革命、法國革命才被看成是資產階級發動并受益的資產階級革命。”

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公然曲解。

實際上，馬克思很少使用“資本主義”這個概念。在馬克思的時代，“資本主義”是一個涵義不明確的、模糊的概念。而使“資本主義”具有明確內涵、以至人們耳熟能詳、成為常識的概念，是馬克思時代以后的事情。因此，在馬克思著作里可以找到的為數不多的“資本主義”概念，大多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的含義。關于這一點，中外學者多有論述。馬克思、恩格斯習慣使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或類似的詞語來稱呼他們所處的社會，也就是后來人們所謂的資本主義社會。例如上文所引：“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再如《共產黨宣言》中：“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等等。怎能設想，馬克思對于一個連自己也未形成明確含義的概念會提出什么定義呢？而且作者還讓馬克思從兩個著眼點提出兩個定義！

或者會辯解說，韓文所謂“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馬克思筆下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馬克思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定義就是對資本主義的定義。我贊同這種看法，但是同時需要指出，馬克思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或曰“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解，從來沒有單純著眼于生產力或生產關系，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們在描述階級和社會形態的時候，從來沒有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割裂開來，而總是從生產力水平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整體上來展開論述的。

現在，讓我們看看作者強加到馬克思頭上的“從生產技術的角度”定義資本主義是怎么回事。

韓文說，馬克思認為“手工磨產生封建主為首的社會，機器磨產生以資本家為首的社會”。這大概是指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所說的“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但是，馬克思是在論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的時候說這番話的，是在形象地說明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產生過程，而不是說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過程（韓文作者大概不知道，手推磨這種“生產技術”在奴隸制社會也是存在的）。聯系上下文，馬克思所謂“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中的“社會”，置于特定語境中，不是指社會形態，而是與上面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是同義語。如果說馬克思這段話可以看作什么定義的話，那么這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定義，而不是對資本主義的定義——在這里，在馬克思筆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關系是密切相聯的，是對立統一的。韓文之所以得出“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完全是工業革命的產物”的荒謬結論（更糟糕的是作者把這個結論強加到馬克思頭上），之所以對馬克思將尼德蘭革命、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稱作資產階級革命大惑不解，是因為他預設的前提是：資產階級只能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而實際情形是，如同在奴隸社會中已經產生了新興地主階級一樣，在封建社會中也產生了新興資產階級，而且這些新興階級是處于被統治地位上的革命的階級——關于這一點，關于資產階級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在《共產黨宣言》第一部分有著系統而明確的論述，資產階級從作為被統治階級到作為統治階級、從革命階級到反動階級的發展演變過程，都可以在《共產黨宣言》中找到明確的結論。總之，所謂馬克思“從生產技術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的“定義”，完全是韓文的不負責任的杜撰。

第三， 對于所謂馬克思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定義資本主義，韓文詮釋道：“如果一個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的生產關系是奴隸主與奴隸的關系，則該社會是奴隸社會；是領主與農奴制的關系，則是封建社會；如果是資本家與自由雇工的關系，則是資本主義社會。更進一步，如果一個社會的主要勞動者的身份是奴隸，則是奴隸社會；是農奴，則是封建社會；是自由雇工，則是資本主義社會。”盡管這樣詮釋并不嚴謹，帶有庸俗化的傾向，但是這樣理解大體是準確的。然而問題是，韓文由馬克思將尼德蘭革命、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稱作資產階級革命，推斷出發生革命的這些地方是屬于資本主義社會，推斷出這是馬克思將這些地方的革命稱作資產階級革命的理由。這就屬于牽強附會了。誠然，革命前的尼德蘭、英國、法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很發達，資產階級的力量已經足以發動革命來推翻現有的封建專制統治，但是，必須指出的是：被革命推翻的那個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封建社會。換言之，革命前的尼德蘭、英國和法國，資本主義因素在數量上的增長已經到了引起質變的程度，于是革命就發生了。總之，新興的資產階級產生于舊社會，而不是韓文所理解的只存在于新社會。

（二）所謂馬克思對無產階級的定義

為了進一步在馬克思那里找到支持，韓文在杜撰出所謂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兩個定義后，很自然的，又杜撰出馬克思對無產階級的兩個定義，而且同樣，讓馬克思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割裂開，分別著眼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提出兩個定義。

1、“從生產關系看，沒有生產資料只有勞動力的，即屬于無產階級。更進一步，失業者是勞動力的后備軍，因此也是無產階級”。于是，“按照此定義，則古代中國的佃農、雇農和失去土地流入城市的所謂流民（即失業者），都屬于無產階級。所以，中國古代的農民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

這簡直就是胡言亂語了。如果馬克思果然有這樣的定義，那么奴隸時代的奴隸豈不更是無產階級了？我們要問，馬克思什么時候有過這樣的定義？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的描述或曰定義，什么時候脫離過時代背景？

2、“另一個定義是從生產力方面看的。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只能產生于現代工業。相應地，也只有在現代工業條件下，才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分”。馬克思在描述無產階級的時候確實有類似的說法，但是，這可不是“從生產力方面看的”，馬克思筆下的現代工業、機器磨等等概念，不單純指生產力，更多情況下指的是與現代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在馬克思那里，從來沒有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割裂成不相干的兩件東西，然后著眼于其中的一件做出什么定義。

恩格斯于1847年在著名的《共產主義原理》一文中，以非常通俗的語言非常明確地為共產主義的諸多概念做出了定義。例如，“第二個問題：什么是無產階級？答：無產階級是完全靠出賣自己的勞動而不是靠某一種資本的利潤來獲得生活資料的社會階級。這一階級的禍福、存亡和整個生存，都取決于對勞動的需求，即取決于生意的好壞，取決于不受限制的競爭的波動。一句話，無產階級或無產者階級是19世紀的勞動階級。”但愿韓文作者在讀了這一段之后不會說，這是恩格斯從獲得生活資料的方式的角度對“無產階級”的定義，更不會說，這是恩格斯從時間的角度對“無產階級”的定義！但愿韓文作者繼續往下讀，讀到“無產階級是由于工業革命而產生的”的時候，不會因為馬克思把早在工業革命發生之前的尼德蘭革命稱為資產階級革命而得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打架的結論！

五、割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關系最終將陷入歷史唯心主義

在理論上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完全割裂開來，必然要夸大它們矛盾的一面，將它們完全對立起來，在韓文看來，著眼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所得出的不同定義、結論之類，也就完全是非此即彼的。而這時就會發現，是不是如同唯物史觀所揭示的那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才是社會發展（革命）的本源動力，就成了問題，就陷入了韓文所謂歷史的悖論中去了。于是，就必然要到精神領域尋求答案，必然要繼而將物質與精神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夸大它們矛盾的一面，夸大精神的作用，最終陷入歷史唯心主義的泥潭。

我們必須不厭其煩地指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完全對立以及由此引發的對社會發展的歷史悖論，是韓文強加到馬克思頭上，然后加以分析批判，然后試圖跳出這一悖論，就是說，韓文分析批判的、試圖跳出的歷史悖論，其實是他自己根據對馬克思主義的庸俗理解而制造出來的。

例如，韓文在杜撰出馬克思分別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給無產階級做的兩個定義以后說，“這兩種定義對革命的動力、時機、方式、結果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韓文說，按照從生產關系出發的無產階級定義，“革命的動力是‘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而按照從生產力出發的定義，“革命的動力來自生產力的發展。當生產力還可以發展時，哪怕剝削、壓迫多么深重，都不可能產生革命，也不應該革命——因為會破壞生產力的發展”。看來作者認為，深重的剝削、壓迫并不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的表現，并不是對生產力的破壞！

馬克思主義基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基于社會發展的事實考察，對資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有著辯證的分析判斷和評價。簡單說來，就是，一方面肯定資產階級曾經作為革命階級的歷史作用，肯定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發展生產力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一方面對資產階級作為剝削階級的本性、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殘酷剝削給以嚴厲的批判。而這在韓文看來，卻成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心態是很矛盾的”，韓文將馬克思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肯定和否定完全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就形成了所謂的矛盾和歷史悖論：“在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歷史作用的肯定中，一切被剝削、被壓迫、被殺戮、被擄掠者的生命和尊嚴消失了，一切道義、情感、理想消失了，剩下的是冷冰冰的‘現金交易’和‘歷史規律’。共產主義不再是勞動人民對于無階級社會的向往，而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的必然產物。在這一自然歷史進程中，拿破侖和波拿巴，俾斯麥和希特勒，英雄和流氓，都成了歷史合力的不同分力，都將匯合到共產主義的洪流中”。這真是匪夷所思！為什么肯定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就是一切被剝削、被壓迫、被殺戮、被擄掠者的生命和尊嚴消失了呢？為什么肯定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共產主義就“不再是勞動人民對于無階級社會的向往，而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的必然產物”了呢？韓文按照怎樣的邏輯，把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弄成了非此即彼的呢？

我理解韓文所謂矛盾或歷史悖論是這樣的（我在此不愿意引用韓文原文，因為韓文的表述較為冗長而混亂，讀來使人如墜霧里而不知所云）：馬克思主義按照社會發展的規律，肯定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而按照同一規律，則應該發生無產階級革命；而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條件是兩極分化，又不應該肯定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而是應該鼓勵（起碼是樂見）兩極分化的實現。韓文說：“在這一邏輯中，第三世界各國被貼上了封建社會的標簽，可以任意由“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以歷史進步的名義加以殺伐掠奪；在生產力還可以繼續發展的歷史階段內，本國的工人則只能繼續遭受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同樣在這一邏輯中，第三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被貼上了早產兒的標簽，被剝奪了歷史合理性”。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論，客觀上論證了資本主義國家對外侵略擴張、對內剝削壓迫的合理性，并為之提供了理論根據。韓文認為在馬克思那里“資本主義的剝削就不同于以往社會的剝削，是有合理性的、在相當長時期內可以忍受也必須忍受的剝削。”因此韓文認為“馬克思是資本主義的首席經濟師，甚至是當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首席經濟師”。

在這里，韓文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的規律弄的面目全非，然后指出：這是悖論。剩下的問題就是要由韓文來提出答案：怎樣走出悖論。

事情當然不是這樣子的。如同充分肯定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的歷史作用一樣，馬克思主義同樣也肯定資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如同強烈批判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的剝削本性一樣，馬克思主義也強烈批判資產階級的剝削本性。然而馬克思主義在肯定剝削階級曾經起過的革命作用的同時，也指出了剝削階級的本性所決定的要走向反面，成為反動階級的必然性。剝削階級在上升時期起了推動生產力發展的作用，但剝削階級的本性，私有制的社會體制，卻最終無法容納生產力的發展，成為歷史前進的絆腳石。悖論是有的，這就是在剝削階級那里，它們越是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就越是成為禁錮生產力發展的力量，資產階級在推動生產力發展、實踐革命作用的同時，也為自己準備了掘墓人。一切剝削階級由其本性所決定都走不出這個歷史悖論。無產階級革命之所以是有史以來最為徹底的革命，就是因為革命將最終消滅剝削和剝削階級，人類社會向著共產主義的方向發展。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邏輯。

六、馬克思主義者是革命的樂觀主義者

剝削階級從革命走向反動的過程，就是從解放生產力到禁錮生產力的過程。就資產階級而言，對生產力的禁錮，一方面通過對勞動者的剝削壓迫或社會不公表現出來，一方面通過限制、抑制、抵制生產的社會化表現出來。當資產階級再也無法通過改良、改善社會機制來容納生產力的發展時，革命的時代就會到來。

任何社會、任何生產關系的存續過程，必然同時也是完善自身的過程。資本主義社會是高于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最后一個剝削階級社會，其完善自身的能力，其容納生產力的能力，其理性程度，更是遠非其他剝削階級社會所能比擬。迄今為止的資本主義社會，完成了一系列的改良措施，其中最為深刻、可以稱之為革命性變化的完善過程，是從自由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變，這個轉變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是因為它所完善的不只是經濟運行的體制，更重要的是緩和了生產關系的矛盾，緩和了階級矛盾（韓文忽視了這個轉變，因此看不清資本主義至今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原因）。在這個過程中，資產階級吸納了社會主義的某些思想理念。馬克思的時代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時代，馬克思無從通過自由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變來考察資本主義社會完善自身的能力和容納生產力的限度，韓文所說“資產階級比馬克思聰明”的那些變化馬克思確實沒有看到。但是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社會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發展的最終趨勢并沒有也不可能發生根本的轉變，資本主義在馬克思以后所表現出來的生命力，絲毫不能證明唯物史觀是錯的，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雖然得以緩和、調和，但是卻沒有解決，在私有制的生產關系中也不可能解決。

在資本主義表現出旺盛生命力的同時，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在經歷了高速的、堪稱奇跡的發展之后，卻表現出來停滯不前，最終被資本主義甩在后面，導致社會主義運動的嚴重挫折。關于這種情況的原因，這些年來中外學者已有眾多的分析。我認為，無論在前蘇聯還是中國，由于指導思想上的教條主義偏差，在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后，實際上并沒有構建起真正的、科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從斯大林開始，就將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混為一談，認為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就是自然實現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又是可以依靠自身機制解決社會運行中的矛盾的，因此是無需改革、發展、完善的。人們沒有搞清，生產資料所有制是一回事，生產關系是另一回事。公有制不過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但它本身并不就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人們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沒有著力構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因此沒有發揮出社會主義應有的優越性。關于這一點，我打算另文闡述。總之，社會主義的挫折，同樣沒有證明唯物史觀的失敗，相反，是社會主義在實踐上脫離、背離了唯物史觀的本質要求的結果。共產黨人積極總結經驗教訓，探索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具體實現形式，就一定能夠迎來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復興。

歷史總是按照其固有規律前進的。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和趨勢絕不會因為暫時的曲折而改變。馬克思主義者堅信這一點，因而馬克思主義者永遠是革命的樂觀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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