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中國革命的歷史土壤
王 笛
中國圖書評論2008.1
William T. Rowe
Crimson Rain :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1]
在美國的中國史學界，羅威廉教授可謂是一個多產作家，迄今為止共出版了四本專著，而且每本都是大部頭。除了他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里程碑式的關于漢口的兩部名著，2001年出版的《救世：陳宏謀與18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2]，去年他的新著《紅雨：一個中國縣七百年的暴力史》問世。羅開篇點題曰：1928年5月，這正是國共合作失敗之后不久，當地人稱麻城突然下了一場紅雨。對于麻城人來說，這場紅雨預示著什么是很清楚的，因為這是國民黨清共“血洗”的中心地帶，在集體暴力的混戰(zhàn)中，軍民死傷甚多[1](1頁)。這種暴力及其后果對當地人來說并不新鮮，這個地方的歷史是一個充滿血腥的歷史。羅是一個社會史家(特別是城市史)，但他關于陳宏謀的研究則集中在官方精英思想和活動，這本書可以看出他從思想史向社會史的回歸，重新把其關注的重心轉移到了地方社會。
為什么要把麻城作為他研究的對象?羅解釋說：“當我們把深受考驗的蘇維埃革命根據地放到更長的歷史視野中，中國革命看起來會是多么地不同?但是如果我們從更寬泛的角度看，這個研究想知道：為什么中國一些特定的地區(qū)有更多的超越其文化、經濟、社會和政治變化的暴力?為什么這些地方用暴力解決問題成為最常見的方式?”[1](2頁)也就是說，當把中國革命最重要的熔爐——“蘇區(qū)”置入一個長遠歷史視野去考察時，中國革命看起來將會有如何的不同?羅試圖回答：為何中國某些地區(qū)與其他地區(qū)相較更容易出現暴力行為?他希望通過對一個縣從元末到抗戰(zhàn)爆發(fā)七個世紀間所進行的長時段考察，對中國農村社會歷史上的暴力現象提供一個宏觀的理解，并把中國革命與其所萌生的土壤聯(lián)系起來，追尋中國農村社會暴力萌生的基本原因。
對暴力的研究是多年來西方學術界所重視的課題。1969年美國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 R·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Jr]發(fā)表《中國共產運動成功的生態(tài)》，便提出：為什么在中國一些地區(qū)更適合共產主義運動的發(fā)展，并使其在1949年最終取得政權?他發(fā)現在大多數情況下，社會生態(tài)與接受共產思想之間并無必然聯(lián)系，革命成功的區(qū)域多是黨組織活動卓有成效的地方。但是霍夫海因茨也確認有若干地區(qū)是例外，在中國二千多個縣中有八個屬于此類，麻城及其臨縣黃安便是其中的兩個(在1563年之前它們其實是一個縣)，都位于將湖北和長江流域與華北平原分割開來的大別山地區(qū)，它們是“革命溫床”，在這些地區(qū)革命發(fā)展迅猛。[3](73-77頁)在此基礎上，羅威廉選擇麻城進行個案研究，試圖分析在具體中國文化環(huán)境下暴力背后的深刻含義。雖然此次的研究對象是暴力，是中國歷史和文化中的一段沉重的經歷，但羅威廉同時也指出：“在譴責暴力行為問題上，中國比其他許多文化傳統(tǒng)更具力量，而且建立了一個人民和平和諧相處的道德規(guī)范。”[1](3頁)顯然，這與他前三部著作強調中國社會內部的發(fā)展因素、自治、和諧并不矛盾。
對暴力問題的研究首先涉及中國文化對暴力的認識。至少在20世紀之前，中國經典文獻都反復強調了人們的和平相處，但是中國文化是怎樣與暴力共存的呢?學者們對此有各種各樣的回答，可概括為三種主要觀點。第一種認為中國精英文化主流是反對暴力的；第二種認為暴力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文武”就像“陰陽”一樣是相輔相成的；第三種傾向于承認在中國精英和民眾內部都存在對暴力認可的文化。以第三種而言，代表性的有田海[ter Haar]關于中國精英文化中不斷變化著的暴力使用的論斷。他定義暴力為“為求改變狀態(tài)、境遇或事務而實際運用身體力量或以身體力量作威脅”。他還把暴力分為文化認可的和不認可的兩種，但田海研究的是前一種(羅對這兩種都進行了研究)。他指出，各種形式的暴力使用，曾是精英階層身份的一個組成部分，如孔子便根本不反對暴力，在漢朝以后，尚武之風逐漸衰弱。因此，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文化排暴而崇文。但在他看來，這只是中國士人所希望看到的現實，僅僅是一種理念的構筑。事實上，中國精英為實現控制時，對使用暴力并不吝惜，雖然這種暴力的使用有日趨減少的趨勢。[4](123-140頁)羅威廉所持的是第三種取向，但與田海不同，羅既考察被正統(tǒng)承認的、也研究異端的暴力文化。
羅威廉認為麻城的暴力傾向實際上為晚期中華帝國和民國的官員和文人所欣賞。這種欣賞與大眾文化和大眾宗教相聯(lián)系，并與集體記憶、地方史的記載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在麻城歷史上，有兩個特殊的暴力文化模式，一是崇尚英雄、武俠、好漢，二是對鬼神的敬畏(根據人類學家武雅士[Aahur Wolf]的研究，中國人崇拜三種對象，即祖先、神以及鬼，而祖先與家庭、神與官僚、鬼與陌生人經常聯(lián)系在一起，分別代表了人們在社會中的三種關系)[5](131-182頁)，羅威廉的研究探索暴力與文化的關系，通過分析歷史的記憶，觀察一個事件是怎樣被記敘的，怎樣傳下來的，又怎樣為人們所解讀的。不同的記敘、傳播以及解讀是怎樣反映了人們政治目的和現實語境。羅威廉試圖解釋，麻城之所以會發(fā)生周期性的流血事件，是由于其在地緣政治上的位置以及其特殊的文化傳統(tǒng)。麻城位于大別山南麓，有若干穿越這個高山之要隘。清政府對麻城的戰(zhàn)略地位向來很關注，唯恐發(fā)生任何可能演變成大規(guī)模反清民變的騷亂。但顯然，并不僅僅是地理因素。事實上，在地理上麻城與其他中國縣有相同之處，它對全國也沒多大影響，不像南京、北京、上海、漢口等那般重要，地理位置不見得多有利。而除地理因素外，特殊文化傳統(tǒng)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包括不斷撰寫的地方志和其他文化記憶載體，如民間歌謠、傳說、地方戲、詩歌、武術和民間宗教傳統(tǒng)，還有各種歷史遺跡與遺址。“地方集體暴力的結構與復雜的、歷史上形成的模式一致”[1](324頁)。城市和鄉(xiāng)村之間的沖突，西南經濟中心與山地邊區(qū)(如東山)之間的沖突，是地方的經常現象。這種經常現象不過是中國暴力文化的一部分。
從元末到抗戰(zhàn)爆發(fā)，麻城經歷了兩個繁榮時期。一是明代中期，外銷性農業(yè)的發(fā)展，從而帶動了科舉和文化的成功。二是盛清時期，得益于商業(yè)的發(fā)展。但之后，其在政治和文化上就逐漸邊緣化了。雖然兩個時期都遭受經常性暴力，但它們卻顯示了麻城權力的不同結構。在前一時期，中心和西南地區(qū)富裕的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地方士紳組成巨大的、相互通婚的宗族。在第二個時期，雖然大宗族仍然握有財產，但他們的權力受到受教育程度遠遜于己的地方強人的挑戰(zhàn)。羅還發(fā)現，當地社會的三個顯著特征，基本上都形成于明中葉麻城經濟繁榮和科舉高中的高潮期。首先，大宗族逐漸成為地方社會組織中最重要之勢力，即使到了20世紀初仍然如此。其二，土地的集中造成大量奴仆和佃仆，奴變經常發(fā)生。社會的不安定促成了地方精英的武裝，他們安營扎寨，經常不受地方官管束。與全國其他縣相比，麻城佃仆數量最多，這一點到民國時期仍有體現。奴變是明清更替之際造成麻城血腥動蕩的主要原因，前后持續(xù)了二十余年。其三，17世紀初持續(xù)的動亂，促使當地精英為了自身安全高度武裝化，營造更大山寨，這種以山寨為中心的聚居地，成為麻城基層最重要的地方組織。該縣各地都有此類山寨，如東山地區(qū)形成了一個山寨聯(lián)盟，史稱“四十八寨”，但實際包含了數百山寨。此類山寨在明末事實上獲得了極大程度的自治，在清代才逐漸瓦解。另外，地方文化、集體記憶和當地歷史的共同作用，促成了中國這一地區(qū)的一種暴力傳統(tǒng)。在當地民間傳說和歷史遺跡中，流傳著許多有關暴力的故事，而方史家和方志編撰者也為各自的政治目的，時而把其間的人物描繪為英雄人物，時而又把他們貶斥為盜賊土匪。
因此，如果說韋思諦[Stephen Avrill]關于井岡山根據地的最新著作考察的是比較直接的政治環(huán)境，那么羅的這個研究則是從一個長時段來觀察更深層的社會和文化因素[6]，進而去發(fā)現何以某些地區(qū)能夠成為革命基地。譬如東山民變便是羅威廉重要考察對象，他借此來觀察生態(tài)和社會環(huán)境是怎樣造就了暴力行為。東山民變是17世紀70年代三藩之亂時以麻城為中心地區(qū)歷史上的一個插曲，其大致情形為：一個名叫黃金龍的“妖人”多年來往返于各地山區(qū)，宣揚反清復明思想，試圖發(fā)動一場民變。1674年新年剛過，黃金龍便出現在麻城，揮舞“寶劍”，手持“天書”，宣稱自己的神通。東山強權人物劉君孚將其庇護在自己的山寨中，該山寨位于麻城與黃岡縣交界的曹家河村。雖然他有時樂意庇護像黃金龍這樣的亡命之徒，但也會讓手下把一些進入其勢力范圍的匪徒押送報官，以獲官府信任。劉青黎是劉君孚的外甥，熱衷于參與反清活動。據說此人曾拜謁過吳三桂，有可能因此劉君孚獲得吳三桂的偽札，命其在東山起事響應。隨后，劉青黎利用當年四十八寨反抗的歷史鼓動并依靠黃金龍多年來建立的信眾網絡，有計劃性地尋求鄂東以及豫、皖、贛等省鄰近山寨強人的支持，宣稱這是“官逼民反”。由于劉君孚認為這有助于增強其權威，從而被外甥拉人反叛。據說他直接間接地控制了數萬人的武裝。關于劉君孚即將起事的傳聞四起，這加劇了麻城社會內部的分裂：當地精英與縣衙官吏之間、效忠清廷與效忠明朝的士紳之間、縣城士紳與山寨強人之間、長期不和的山寨之間等等矛盾開始激化。起事計劃為另一山寨的仇家報官，劉君孚不得不倉促起事。而其他各寨主，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起事者，都率眾退入山寨。麻城的官吏呢?在得知東山民變發(fā)生后，他們猶豫不決，竟在縣城坐等有可能發(fā)動的圍攻。
在這樣一場涉及人物眾多的歷史事件中，羅特別關注的是麻城歷史上的“名吏”于成龍。1674年仲夏麻城民變醞釀之時，湖北巡撫張朝珍將于成龍從鄂南召回以平息叛亂。于向各寨堡主發(fā)布一系列告示，保證不會派大軍圍剿。張朝珍接受于成龍的建議，宣布赦免悔過的士紳。在記述招撫五月劉君孚起事的官方文書中，于成龍幾乎沒有提及劉君孚的反滿行徑，以免妨礙對劉君孚等人的任用。他也沒有提及“妖人”黃金龍，也未提劉君孚助黃金龍潛逃，以免將劉君孚與三藩之亂聯(lián)系起來。但對于人數眾多的“叛仆”參與，于成龍要求奴仆忠于主人，嚴厲懲罰俘獲的叛仆。于成龍的新盟友劉君孚和其他地主武裝幫助鎮(zhèn)壓反叛，成千上萬的叛民及其家人被殺。雖然于成龍一再要求他們不要濫殺，但收效甚微。10月底于成龍逮住了黃金龍，為平亂劃上圓滿句號。于成龍將他問斬，砍下頭顱送武昌邀功。11月，于成龍在黃石鎮(zhèn)召集百姓，告諭東山民變的終結，并賦詩一首：“龜山已平，龍?zhí)兑亚濉＜雀铱棧f世永寧。”[1](188頁)
平定東山民變之功，成為日后對于成龍供奉祭祀的主因。從乾隆以降，于成龍的事跡就被列入方志，歷次編撰者不僅強調于成龍短期內平亂的謀略，而更頌揚其依靠當地民團挽救麻城，避免了朝廷對地方的重賦。為紀念于成龍對東山民變的理智處理，當地人修建了于公廟，還寫了大量關于他的詩歌，其事跡廣為流傳。正如1935年縣志編撰者所聲稱的那樣，于成龍深受民眾愛戴。然而，也有歷史編撰者認為1674年的英雄并非于成龍，而是堅持反清最終失敗的義軍領袖鮑世榮。盡管歷次精英所編寫的方志對他并不青睞，但其英勇反抗的傳說還是被傳頌下來，后來還被社會主義史學家重新定義為“農民起義”領袖。事實上鮑世榮出生麻城望族，很難被看做是農民。
晚清的史料和歷史編撰在對“民”的運用上一直存在爭議，在精英的敘述中，只有那些清政府的支持者才是“民”，而反抗者則被稱為“群”或“眾”。當然，在當代中國的歷史編撰中，評價又恰恰相反。羅威廉通過分析各種歷史的記述，來觀察人們的歷史記憶。他認為，“在1674年以后，麻城社會開始出現一種穩(wěn)定的調節(jié)適應機制，并一直保持到l9世紀中期災難性暴力的發(fā)生。”[1](190頁)這些社會協(xié)調因素包括：逐漸的權力過渡，即地方權力從巨富和大族轉移到東部山區(qū)劉君孚這樣的小地主手中；基于雙方的共同利益，當地由精英控制的較高程度的自治得到地方官員的默許；保甲制度、民團、山寨體系等系統(tǒng)的綜合運用，能夠成功鎮(zhèn)壓大規(guī)模的集體騷動。可見，羅威廉所強調的是：地方文化、集體記憶、歷史根源的共同作用，這種共同作用推動了這一地區(qū)的暴力傳統(tǒng)。不僅僅是于成龍這樣的官方人物，即便如鮑世榮那些反叛者也都被紀念。民歌、地方戲、武術都對這一傳統(tǒng)的形成扮演了重要角色。清代以來的歷屆政府、官方史家、方志編撰者都不斷地強化這種暴力傳統(tǒng)，他們的歷史敘述和研究經常各有其目的，將歷史人物貼上各種英雄和盜匪之標簽。
羅威廉很明確地表示這本書是一本“敘事史”(narrative history)，他所采用的方法是編年史，“傾向文學式描寫，而非科學性的分析”。[1](11頁)即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特殊的人的經歷和及其復雜性上。同時這是一本微觀的社會史，不過羅本人并不這樣認為。理由是這本書研究的是一個長時段，而且麻城的人口也有幾十萬。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以中國幅員之遼闊，麻城的確只是一個小地方。像其他微觀歷史學家一樣，羅也關注普通人們的生活，力圖理解他們的經歷。同時，這本書也是一部地方史。用長時段的眼光可以同時揭示一個小地區(qū)的文化持續(xù)性與歷史演變、身份認同、城鄉(xiāng)關系、地方社區(qū)認同、對外部控制的抵制、霸權與受制系統(tǒng)、集體行為發(fā)動模式以及地方暴力文化的話語等。然而，羅威廉并不像廣受批評的年鑒學派那樣，撰寫“沒有事件的歷史”，而是對地方的重要事件進行了系統(tǒng)研究，從元末的紅巾軍、明末的白蓮教、清軍入關、清初的三藩之亂、19世紀中葉的太平和捻軍起義，到20年代的國民革命、30年代的國共內戰(zhàn)，均不曾遺漏。他力圖使讀者感到中國歷史在“現場”的意義[1](12頁)。因此，可以說這是一本微觀歷史與地方史有機結合的書。對長時段歷史場景的展示、對事件的細節(jié)描寫、對資料的深入挖掘和熟練運用以及從“小歷史”觀察“大歷史”的眼光，無一不顯現了作者精湛的歷史寫作技巧和對歷史的深刻認識。無論是對政治史、社會史學者還是一般歷史愛好者而言，這本書都為他們理解中國革命、政治演變及其歷史土壤提供了清晰而深刻的研究個案。
[1][美]羅威廉：《紅雨：一個中國縣七百年的暴力史》，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7。
[2]William T．Rowe，Saving the Wodd：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rt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另外兩本著作是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nity Press，1989)．
[3]Roy Hotheinz，Jr．，“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Rural Influence Patterns，1923—1945，”in A．Doak Barnett．ed．，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Se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其他人也注意到了這種情況。吳應銧[Odoric Wou]最近的研究認為，麻城是華中地區(qū)“共產主義革命的核心地帶”，參 Odoric Y．K．Wou，Mobilizing the Masses：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e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但是麻城歷史上異乎尋常的集體暴力現象決不是近代才有的，至少可以追溯到14世紀元明交替之際，或者有可能更早。
[4]Barend J. ter Haar, "Rethinking ' Violence' in Chinese Culture, " in G?ran Aijmer and Jon Abbink eds., Meaning of Violence :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xford : Berg,2000.
[5]Arthur P. Wolf,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A. R. 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6]Averill, Stephen C.,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6.
作者系美國得克薩斯州大學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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