燭影斧聲話林彪

燭影斧聲話林彪

楊大慶

    王年一教授在其巨著《大動亂年代》中說過：“關于林彪的材料雖然很多，但是關鍵性材料甚缺”，故對林彪的研究很不充分。如今，近二十年過去了，王先生已成了古人，但對林彪的研究狀況并沒有根本改觀；而且，隨著歲月流逝的視距拉長，林彪在文革初期幾件本被認為洞若觀火的事件也開始模糊起來。

羅瑞卿事件

按目前普遍被人接受的看法，羅案的直接起因是葉群受林彪之托赴杭州向毛澤東當面“揭發”羅的“問題”，不到半個月后葉群又在解決羅瑞卿的上海會議上沖鋒陷陣，做了三次共達十小時的發言，終于拱倒了羅。因此，林彪想逃脫與羅案的干系實在很難。

但問題是，為什么毛澤東會不做任何調查研究就輕信了葉群的一面之詞？為什么毛澤東不和劉、鄧等政治局常委交換意見就在很短的時間內對羅的問題定了性？為什么輪得到一個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且在黨內軍內高層無任何職務的葉群在一幫政治局常委、委員，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面前來“揭發”一位身兼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等要職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為什么上海會議時羅“反林彪”的“錯誤”在三個月后就發展為“反毛主席”？

在羅點點看來，這是毛林在互相利用，是“在林彪要毛澤東幫助他搬開爸爸（即羅瑞卿——引者）這塊絆腳石的時候”，毛需要林作為“盟友”來發動文革。然而，人們要問，林彪的目的達到了嗎？林彪此前還不夠格當毛澤東的盟友嗎？

不錯，上海會議后不久軍委就開始了大幅度的人事變動：先是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被增補為軍委副主席，接著葉劍英又接替了原由羅瑞卿擔任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一職則由由與羅同出林彪麾下的一軍團的楊成武代理。可時過一年，除因病長期不能視事的劉伯承之外，陳、徐、葉三帥皆因參加據說是“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大義凜然的抗爭”的“大鬧懷仁堂”而被打入冷宮。再過一年，楊成武又與傅崇碧、余立金一起被莫名其妙地趕下了臺。至此，實際主持軍委工作的“辦事組”才被黃、吳、李、邱把持，成了不折不扣的林家“四野山頭”。若說打倒羅瑞卿后林彪在軍內就搬開了絆腳石，就算林彪同意，陳、徐、葉、楊諸公會同意嗎？

至于說“盟友”，林彪在江西紅四軍朱毛爭論時就曾對毛澤東拔刀相助，建國后又在廬山會議、七千人大會上靖難勤王，若說這還算不上共進退的“盟友”，那就是同生死的戰友。即算既非盟友也非戰友，平白無故在八屆五中全會上得一頂黨中央副主席的帽子總算知遇之恩吧？為什么非得毛澤東替他除去一個自己不稱心的下屬、滿足那點微不足道的虛榮心才能為其效死力？

其實，要理清羅案這團亂麻不非得圍著毛、林、羅打圈圈，人們大可學學那些討論如今世界上某些針對政治人物的無頭謀殺案的國際問題專家的思路，問問誰是事件的受益者。而羅大才女似乎對此早有心得。她說：

“也有不說難聽話，他們詩意大發，詩里寫‘將軍一跳聲名裂，向河梁，回首萬里，故人長絕------’

    悲天憫人，感慨萬端，何等風流灑脫！

   ------但這種愉悅不是從迫害別人中得到，會是從何而來？不是縱欲后的滿足，又是什么？”

這里記錄的，是1966年3月羅瑞卿自絕未遂后的那段人情世態，皮里陽秋，筆挾風霜，相信每個對文革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難看出其鋒芒所向。但是，這里真的隱藏著歷史的真相嗎？

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

林彪不諳文墨，當然也不會用詩詞來表達什么“迫害別人”的“愉悅”和“縱欲后的滿足”。羅瑞卿被扳倒后他一如既往，縮在蘇州“養病”。正在此時，1966年春節，江青來訪了。

江青此行并非一般的噓寒問暖，而是另有目的。她要取得林彪的支持，召開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進一步擴大發動文革的突破口。從日后的情況看，此座談會的意義非同小可，它奠定了江青的文藝革命“旗手”地位；而其形成的《紀要》經毛澤東三次修改，并明示“以軍委名義”，被稱為是與“二月提綱”“對立的文件”。正史則說這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勾結的開始。至于“勾結”的具體情況，時任林彪秘書的張云生有一段十分傳神的回憶：

江青請林總關心一下文藝工作，林彪說：“我不懂。”江青又問林對建國后17年的文藝工作怎么看，林彪說：“方向問題已經解決了，主要是藝術水平問。”

此番問答，耐人尋味。因為據說林彪是一個時刻在揣摩毛澤東的心理和想法、迎合毛澤東的喜好以騙取信任進而奪取更大權力的野心家，他不會不知道毛澤東歷來重視文藝領域，并以自己在此領域取得極大成功為榮吧？若真想接毛澤東的班不懂文藝行嗎？就算真不懂，也該裝個懂吧？林彪如此行事到底是缺心眼還是老實過了頭？

至于對17年文藝，毛澤東早在1962、63、64 年就作過指示、批示，“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文藝界“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至今收效甚微”“至今還是大問題”，“------不執行黨的政策”“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勢必在將來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1964年11月又指出文化部系統不在我們手里。整個文化都垮了。電光石火，震耳眩目。這林彪到底是聾子、瞎子還是白癡？他難道不讀文件不聽報告或讀不懂聽不懂？為什么會說出文藝“方向問題已經解決了，主要是藝術水平問題。”一類的昏話來？

如此話不投機，江青當然不快，照林豆豆的說法，“兩人差點打起來。”不過“勾結”好歹還是成功了，林彪致信軍委諸常委，稱江青“政治上很強，藝術上也是內行”；江青則在“為人民立新功”的著名講話中把一年前的座談會說成是請“尊神”。不過，從“差點打起來”到“勾結”成功，從有口無心、有目無珠的木偶到“尊神”之間林彪有些什么“活思想”，他為什么會“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人們就不得而知了

“五·一八講話”

1966年5月，標志著文革正式揭幕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

建國后的歷次類似會議上，林彪大多表現不甚活躍，即使有話也不多。但他一旦開口，則言必有中、一鳴驚人，此次亦不例外。

五月十八日，林彪作了長篇講話，談古今中外的政變，重點是提醒與會者當今世界“政變成風”。與絕大多數中共高干長操的八股腔大報告不同，林彪的講話令人耳目一新，引起了朝野不小的震動。可出人意料的是，當這篇明白無誤擁護毛澤東、宣稱對反毛者要“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講話傳到毛的耳中時毛竟在致江青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不安”。這種情況的出現頗令人費解。當年批林時將其解釋為林彪的講話是在揣摩“政變經”，為日后東帝自為做打算；而毛澤東明察秋毫，識破了林的狼子野心。這固然是哄三歲小兒的鬼話，但歷史也確實沒有提供另外的現成答案。我們只能從四十年前的那團混沌中去尋找線索。

王年一教授說過，解開文革之謎有兩把鑰匙：“五·七指示”和上文所引毛澤東給江青的信。因為前者描繪了一幅以階級斗爭為綱、取消分工、限制交換、拉平差別、自給自足的封閉式軍事共產主義藍圖，實際是文革的終極社會目標；而后者則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提供了有效手段，即群眾運動、“天下大亂”。林彪在1967年2月曾洋洋自得地宣稱他們這些人之所以沒有犯錯誤是因為文革前毛澤東向他們“交了底”，若果真如此，他的智商可真有點差勁。須知《五·七指示》就批在林彪向毛澤東報送的總后關于部隊從事生產的報告上，且在《五·一六通知》通過前一天下發黨內，林彪為何對此視而不見？難道他會把“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看作等因奉此的官樣文章？難道他真的認為毛澤東近一年來為發動文革做的“大文章”就是防止“苦迭打（政變）”？難道他理解的毛澤東“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就是宮廷政變、短促突擊？對如此“交底”仍對即將到來的“史無前例”的目標和手段均“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頑冥之徒，毛澤東的 “不安”似乎不算奇怪了。

八屆十一中全會

周恩來向林彪轉達了毛澤東對其講話的“不安”后，林頗有悔意，雖然毛對他未加追究并燒毀了致江青信的原稿（王年一：《大動亂年代》），他還是縮到大連養病去了。在事關重大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初期，會場上并沒有林彪的身影。直到劉少奇的失勢已成定局，姍姍來遲的林彪才出現在與會者的面前。

此后便是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事件發生，除了林彪以外所有黨中央副主席的頭銜都不明不白地消失了，林理所當然地成了毛澤東的法定接班人。與此同時，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至此，十大元帥全部先后進入了政治局（羅榮桓在政治局委員的任上去世，彭德懷的政治局委員也未被撤消），四大野戰軍也與他們的最后一個弟兄——以徐聶二帥為首的“華北山頭”實現了在政治局的大會師。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大環境下這也許算不上激動人心的大事，但人們不明白的是這究竟是毛澤東對林彪多年來忠心追隨自己的褒獎還是他為鑄成賴以拱衛文革的鋼鐵長城努力。如果是前者，毛澤東兩個月前的“不安”上哪里去了？如果是后者，水漲船高的林彪與他的元帥同僚們對文革的態度和理解的區別又在哪里？

不管怎樣，林彪養不成病了；他從正面登上了文革的舞臺，并在聚光燈下一步一步完成了自己的死亡行軍。然而，林彪表演的最后一幕意味著什么？是知恩圖報、為王前驅，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或是欺君罔上、存心篡逆？

——燭影搖紅，斧聲陣陣，歷史拒絕做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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