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前后英國工黨外交政策的轉變

二戰前后英國工黨外交政策的轉變

倪學德

《史學集刊》 2007年第6期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由于國際格局的變遷，英國工黨的外交政策發生了很大變化。理想主義是戰前工黨外交政策的主調，在國際問題的處理上它信奉集體安全政策，主張發揮國際聯盟的作用，反對重整軍備。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工黨逐漸接受了丘吉爾戰時政府的現實主義外交原則，戰后初期工黨執政后，在外交政策方面摒棄了過去的理想主義，把現實的國家利益作為外交政策的重點。工黨政府推動美國參加歐洲防務，借助美國的力量建立起歐洲均勢，滿足了國家安全的現實需要。在非殖民化問題上，工黨政府同樣從現實主義出發，撤出了印度和巴勒斯坦。從戰前的理想主義到戰后的現實主義，工黨外交理念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時期英國外交的演變過程。
　　關鍵詞：英國工黨；外交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
　　中圖分類號：K561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559-8095(2007)06-0051-05
　　
　　作為與保守黨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之一，工黨是現代英國政壇上的一支強勢力量，對國家的外交政策無疑具有重大影響。二戰前工黨是在野黨，戰后初期上臺執政。由于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工黨由戰前的理想主義外交轉變為戰后的現實主義外交，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英國外交政策的演變過程。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20年間，由于和平主義思潮的盛行，理想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英國外交。英國認為新的國際秩序應當通過兩種機制來實現，這兩種機制也是理想主義的兩大支柱：一是通過各國的共同努力達成一系列條約和協定，保持世界局勢的穩定。二是建立和完善新的外交合作渠道，以合作取代對抗，以談判取代戰爭。在各種渠道中，英國尤其看重國際聯盟的作用，認為國際聯盟將會把世界各國聚在一起，共同排解糾紛，裁減軍備，避免再發生災難性的世界大戰。當《國際聯盟盟約》公布后，倫敦《泰晤士報》寫道：“有些人原先以為國聯不過是國際美好愿望的空中樓閣，讀了今天公布的盟約以后，將會改變看法了……和平以及維持和平的設想，已經從云端落地了。”［1］（P138）英國著名學者赫德利·布爾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理想主義外交理念作了精彩的概括。他指出，理想主義最明顯的特征是相信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種國際體系能夠被改造成一種和平而且正義的世界秩序，覺醒的民主主義意識將產生巨大影響，國際主義會有越來越多的回應，國聯一定能夠發展和成功，進步人士的和平努力和啟蒙工作能夠奏效。［2］（P6）
　　歷史學家E.H.卡爾在20世紀30年代撰寫的《二十年危機》一書中，就當時英國外交事務中過于理想主義的做法提出了警告，并指出國家間的權力角逐才是國際政治的本質。但是，戰前無論是執政的保守黨，還是在野的工黨，都主張各國真心實意地裁軍，真心實意地依靠國際聯盟調解爭端。面對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擴張，當時以保守黨為主的國民政府只能在綏靖政策中尋找出路。英國政府一直認為：希特勒在外交事務方面至多是一個“修正主義者”，即只想對《凡爾賽和約》限制德國行動自由的那些條款進行修改。但是很顯然，這種判斷是錯誤的。1939年春，希特勒德國全面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后，英國仍然對德國法西斯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沒有從根本上放棄綏靖政策。甚至在德波戰爭爆發以后，英國首相張伯倫等人還是希望通過經濟封鎖迫使德國讓步議和。
　　在外交政策問題上，工黨的理想主義色彩甚至比保守黨更為濃厚。1933年10月4日，工黨年會一致通過了兩項關于國際問題的決議。一項是要求全面裁軍并建立一支國際警察部隊，另一項是號召全黨開展反戰宣傳，要求以包括總罷工在內的一切步驟制止政府采取導致戰爭的行動。1935年，工黨領導人蘭斯伯雷從和平主義立場出發，反對采取手段制止意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亞的提案。他說：“我相信，我們的主早已注定我們過和平生活，彼此不相打擾。要是誰想在這方面妨礙我們，我就要象早期的基督教徒那樣，說‘這是我們的信仰，我們堅持這個信仰；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將為它而犧牲’”。同年，艾德禮這樣說明工黨的政策：“我們主張通過國聯來保障集體安全。我們反對利用武力作為政策工具。我們主張裁減軍備和集體安全……我們的政策是，我們希望不通過重整軍備而是通過裁減軍備，來保障安全。” ［3］（P258）
　　工黨直到1935年大選時，還指責國民政府重整軍備的決定是對“世界和平和本國安全的威脅”。有的工黨人士竟然要“關閉征兵站，解散軍隊，解除空軍的武裝”，“廢除整個可怕的戰爭設施”。難怪1935年11月，張伯倫在反駁工黨反對重整軍備的主張時說：“我們的政策是要防衛（defence）而不要視若無睹（defiance），而他們的政策則是要視若無睹而不要防衛 。” ［4］（P63）
　　工黨一直把集體安全和民主原則應用在外交政策上，因此主張以單個國家武裝力量為基礎的安全必須讓位于依靠所有國家提供的集體保證。工黨認為世界結成一個聯邦是能夠實現的理想。在這個世界聯邦中，各國有權利按照自己的方式來發展，但可以與其他國家進行充分的合作，國際聯盟可以成為世界聯邦的開端。早在1918年，工黨在《勞工與新社會秩序》中就提出了一個建設性的外交政策。文件說：“我們贊成，實際上作為結束這個戰爭的和約的一部分，立即成立一個有普遍性的國際聯盟或國際聯合會（League or Society of Nations）—— 一個超國家的權威，附設下列機構：一個‘國際高等法院’以審理各國間的一切司法案件；一個‘國際議院’以制定大家都能同意的共同法律；以及一個‘國際調解評議會’力求不在最后發生沖突的條件下解決那些甚至非司法性的糾紛。我們將使世界所有的國家都最莊嚴地承擔并允諾共同反對其中任何一個破壞這個基本協議的國家。” ［5］（P113）工黨在1934年紹司波特大會上通過的聲明《戰爭與和平》，直到1937年仍然是工黨的正式政策。它的要點如下：工黨的外交政策建立在通過國聯的集體和平體系的基礎上，而且把國聯看成是走向一個合作的世界聯邦的第一步。工黨不承認勢力均衡的理論，要求將國家主權從屬于對世界承擔的責任。新的世界秩序有必要建立在社會正義的基礎上，世界各國在原料、交通運輸、工作時間和勞動條件等方面進行經濟合作。如果有必要約束一個侵略國家，就接受使用武力的義務，主張建立一支國際警察部隊。工黨強調有必要對世界忠誠，而不對國家忠誠。
　　艾德禮接替蘭斯伯雷擔任工黨領袖后，對黨內和平主義者在外交政策問題上過于理想化的做法提出了批評。艾德禮把和平主義者分為兩派：樂觀派和悲觀派。樂觀派相信，武力不能成就任何事情，因而是不必要的。他們相信完全裁減軍備，認為一切戰爭都是罪惡，不管為了什么理由進行戰爭。艾德禮說：“我異常尊重那些持有這種見解的人，但是我不能承認這種見解的效能……如果引申到它的邏輯的結論上去，這種見解不是一種實際切合政治行動的主義，因為一切政府最終要依靠武力制裁。” ［5］（P118）
　　悲觀派認為戰爭是十分恐怖的，而從戰爭中可能獲得的利益又是很小的，因此戰爭是一切罪惡中最大的罪惡。在他們看來，為了避免最壞的事情，有必要屈從侵略者的意志。艾德禮指出：“接受這個觀點，在我看來，似乎是對作惡者的全部投降。它意味著，社會在明確地對危害社會的人說，‘你喜歡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我不準備接受那種看法。我認為這里有一些巨大的危險，這些危險不只是屬于戰爭本身的，而是被我們將要抵抗的那種勢力在精神上征服我們的那種危險。如果暴政的勢力準備鋌而走險，并且知道自由的勢力不準備抵抗，自由就不會生存多久了。” ［5］（P119）艾德禮認識到，由于各主要國家沒有執行國際聯盟盟約，因此鼓勵了法西斯國家的一系列侵略擴張活動，造成了國際局勢日趨緊張，世界正逐步走向另一次世界大戰。在分析當時的歐洲局勢時，艾德禮肯定了蘇聯奉行的現實主義外交。他說：共產黨領導下的蘇聯是國聯的成員國，它在外交上采取了非常現實的路線。蘇聯在愛好和平的國家與潛在的侵略國家之間劃清了界限，對資產階級政府并沒有采取不分青紅皂白的敵視態度。 

     
　　當然，艾德禮作為工黨領袖，始終維護工黨在外交政策上的既定方針。他主張，國聯應當成為一個緊密結合的、能夠堅決反抗侵略者的組織，通過各國在經濟上的合作消除引起戰爭的原因。他說：“我相信反抗法西斯主義的方法不是使用兵力，而是向法西斯國家表明：在經濟范圍內合作可以得到的條件比進行侵略政策得到的條件好得多。國聯不應該作為一些國家的同盟機構，共同反對在國聯以外的那些國家，而應該作為一個組織來使用，在這個組織中有最廣泛的機會提供一切國家，即一個向所有愿意參加并接受它的條件的國家敞著門的聯盟。如果這些法西斯國家寧愿留在國聯以外，它們當然一定這樣做，而國聯就一定維持足夠強大的武力，以抵抗任何侵略的企圖。如果國聯在政治上的聯合再加上經濟上的團結，我相信在國聯以內的這些國家的情況要比在國聯以外的那些國家的情況好得無法估量，以致后者將遲早被吸引進來。” ［5］（P123－124）
　　盡管理想主義一直左右著戰前工黨的外交政策，但自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后，艾德禮等工黨領導人開始認識到重整軍備的重要性。對于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擴張，艾德禮主張國際社會應當集體采取制裁措施，不能一味妥協和不抵抗。他說：“我們反對為帝國主義目的而使用武力，但是我們贊成為保證法律的統治而適當地使用武力……不抵抗不是一個政治態度，它是一個個人的立場。對那些負責任的人來說，我不相信不抵抗是一個可能的政策。” ［6］（P119）1937年工黨議會黨團對軍費預算投了贊成票，工黨代表大會正式同意重整軍備。1939年春，工黨代表大會否決了黨內和平派不與政府合作的動議。
　　
　　二
　　
　　二戰爆發后，工黨參加了丘吉爾領導的戰時聯合政府，主要負責國內事務。對于外交政策，工黨主張在戰時與盟國密切配合，戰后進行國際合作。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以后，工黨深信英國外交政策上的首要問題是結成英蘇聯盟。1942年為工黨會議寫的一篇短評指出：英國和蘇聯之間在最大限度內取得一致，是實現歐洲統一的首要保證。戰勝納粹之后，重建歐洲的重擔主要落在了這兩個大國的身上。如果英國和蘇聯分道揚鑣，就無法解決德國問題，歐洲和平也不會持久，歐洲大陸很快就會重新走上戰爭的道路。［7］（P301－302）
　　1941年10月29日，艾德禮代表英國政府出席國際勞工組織會議，發表了支持《大西洋憲章》的演說。艾德禮希望戰后世界各國根據憲章的原則，實現密切的國際合作。他指出：“大西洋憲章約束我們，使我們努力根據現有的義務協助一切大小國家，不論其為戰勝或戰敗國，均能更好地享受平等權利進行貿易或取得原料，令該國達至經濟繁榮。此外，大西洋憲章還載明了我們愿意令一切國家在經濟上得到最充分的合作，我們的目的是要使一切國家的勞動水準、經濟進步和社會安全得到保證。”。［8］（P442）
　　工黨在1945年的競選綱領《讓我們面對未來》中，對戰后國際合作寄予厚望。綱領中說：“我們必須把英國跟美國和蘇聯在戰時所形成的偉大聯盟在和平時期鞏固起來。我們不要忘記：在戰前的幾年中，保守黨非常害怕俄國，以至于失去了與俄國成為伙伴的機會，而這種伙伴關系很可能會制止上次戰爭。我們應該跟法國、中國和所有其他對勝利做出了貢獻的國家聯合起來，成立一個能夠保證未來和平的國際組織。各國應當真誠合作，以求社會和經濟的不斷進步”。［9］（P59 ）
　　但是，丘吉爾從國際聯盟的實踐中得出結論：集體安全并沒有成為各國優先的外交政策。他認為戰后的國際政治更多的是對舊體制的繼承而不是突破，大國合作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沒有實力的平衡，在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上就不會有穩固的基礎。1945年工黨在大選中獲勝，組成以艾德禮為首的工黨政府。工黨左翼要求實行所謂社會主義外交原則，即國際主義、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反對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促進世界和平與經濟公正，但這些原則在實際上是行不通的。工黨內部經過多次討論，決定繼承丘吉爾戰時制定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10］（P236）因為戰后國際局勢的現實與戰時同盟國領導人設計的藍圖相去甚遠，正如英國著名記者霍爾所指出的那樣：“工黨的外交政策被事實演化的鐵的邏輯拖到了現實的面前”。［11］（P189）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在一些重要的會議上曾經規劃了戰后世界的藍圖。在雅爾塔體系最初的設想中，戰后國際安全機制的基礎是以美蘇為首的大國合作。然而，美英蘇三大國在戰爭后期對外戰略以及利益原則的巨大差異，使大國安全合作的國際構想變得脆弱而且虛幻。三大國戰后合作的理論基礎——《大西洋憲章》所倡導的民主、自由原則，受到實用主義外交的侵害，維系世界新秩序的安全保證——聯合國，最終成為美蘇爭奪世界霸權的角斗場。對美國來說，利用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崛起的超強力量，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格局，成為其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因此，其全球主義外交戰略必然會傷及蘇聯的國家安全利益；同樣，戰后蘇聯外交政策中的大國意識以及對安全利益的過分追逐，也使其必然與英美發生嚴重對抗。戰后世界大國安全秩序中的理想主義無法有效地抵御冷酷的國家現實主義利益原則，原本基礎薄弱的大國安全體制變得更加脆弱。
　　聯合國雖然成立了，但顯然不能發揮當初美國所設想的作用。 隨著戰爭的結束，工黨領導人在外交政策上的現實主義態度越來越鮮明。1945年5月23日，艾德禮在工黨年會上作了關于聯合國的演講。他說：“我時而聽到這樣的說法，只要我們能使一些人坐到桌子前進行討論，所有國際問題便能得到解決。相信我，事情并不是那么簡單。我剛剛從舊金山返回，在那兒有將近50個國家的代表正在尋求達成一項關于一個世界組織憲章的協議。我們發現，他們各有自己的主張，而這些主張并非總能與我們達成一致。恐怕時常有人以為只要我們使各國代表走到一起，他們便會接受我們的主張，我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盡量與他們一起探尋相互之間的共同點。我對在舊金山的代表們的努力最終能夠成功充滿希望。我希望他們會排除萬難，達成協議。我相信我們一定能夠建立一個世界組織。但應該牢記，即使協議在舊金山達成——我相信必將如此，我們也只是邁出了走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12］（P185）
　　新的世界組織應當吸取國際聯盟失敗的教訓，它必須以實力作后盾。艾德禮強調指出：“我們期待一個具有防止侵略的意志和實力的世界組織。這個世界組織必須用實力武裝起來。國聯的歷史表明，一個世界組織必須有實力；國聯的歷史還表明，一個世界組織也必須有意志。……我們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世界將會更加明智，使用武力的必要性將會越來越減弱。但在目前，你不能放棄它。”［12］（P184－P185）當英國議會討論《聯合國憲章》時，艾德禮首相在演講中也指出：如果沒有接受這些目標和原則的誠意，單有一個機構是毫無用處的。如果大國不愿實現這些目標和原則，紙上的東西并不能限制它們的行動。聯合國是實現世界和平與繁榮的有力工具，這是國際組織的一個進步，但并不是最后一步。
　　早在1944年的工黨年會上，后來擔任工黨政府外交大臣的貝文就提醒代表們說：“管理這個世界，我們不能感情用事”。工黨議員丹尼斯·希利支持貝文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他引用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維辛斯基的話說：“階級斗爭并沒有改變地理。從愛琴海到黑海的船只總是要通過達達尼爾海峽。” ［13］（P139）二戰剛剛結束，貝文就用現實主義的話語描述了歐洲面臨的地緣政治困境。他寫道：“我們正快速地轉向勢力范圍政策，而不是世界合作，或者我們可以更好地描述為三個‘門羅主義’”。美國控制了拉美、日本和中國，因戰爭而更加強大 。蘇聯已經把領土擴展到東歐的大部分地區。在兩個巨人之間的西歐將被擠壓成為弱小民族的聯合體，是一種“支離破碎的門羅主義”。 基于這一認識，貝文認為丘吉爾的英美聯盟雖然不好，但卻是害處最小的。［10］（P237）

　　戰后初期英國仍以大國自居，并堅信自己的國際影響力，但在外交政策方面工黨政府則有比較清醒和現實的認識。工黨內部有人主張英國充當所謂“介乎美蘇之間的第三種力量”，但工黨領導人明白，英國并不具備搞這種獨立力量的物質基礎。艾德禮在回顧當時情形時說：“有些人認為我們應該集中精力在歐洲建立第三種力量，毫無疑問，這很好。但那個時候搞這種第三種力量既無物質基礎又無精神基礎，歐洲的局面是，它無法依靠自身力量抵御俄國”。［14］（P171）工黨政府認為，英國外交的出路只有一條，即丘吉爾一貫主張的與美國結盟以影響其決策，說服美國保持世界力量均勢，填補歐洲在大戰結束后出現的實力真空。這種選擇對英國這個曾經顯赫一時的國家來說，雖不是完全心甘情愿的，但就通過重新建立歐洲均勢以平衡蘇聯，保護英國的既得利益和現存地位而言，卻是唯一實際可行的。戰后幾年間，工黨政府通過影響美國輿論、帶頭響應馬歇爾計劃和推動北約的產生等一系列積極的外交活動，使美國放棄了孤立主義傾向，承擔了保障歐洲安全的責任，實現了英國的外交目標。
　　在殖民地問題的處理上，迫于國內進步輿論的壓力和戰后嚴重的經濟困難，工黨政府從現實主義出發，對于英屬殖民地采取了順應非殖民化潮流的政策和立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國民眾對殖民地的態度發生了某些變化，全民戰爭使英國“選民要求社會進步而不是帝國主義姿態”。［15］（P86） 在經濟方面，1947年英國從美國獲得的貸款已經告罄，資金極度缺乏。此外，1946年冬至1947年春的雪下得特別大。1947年1月底，泰晤士河完全冰凍，火車被迫停開，公路、港口都被凍住。由于煤運不到工廠，電力中斷，生產停滯。英國政府被迫對生產、生活必需品實行嚴格定量供應。到2月，英國失業人口達200萬。1947年2月21日，英國政府被迫宣布將在1948年大大削減經費。同時政府向議會遞交了一份《1947年經濟分析》的咨文，宣布戰后經濟恢復的失敗，并宣稱這可能意味著英國國民經濟的基礎難于恢復。［16］（P49）在這種情況下，工黨政府被迫放棄其海外的一些殖民地。1947年1月28日，英國宣布緬甸不久將獨立；2月18日，在得到猶太復國主義和阿拉伯人同意在巴勒斯坦實行分治的保證后，貝文通知議會，政府準備把這一問題提交聯合國；2月20日，艾德禮鄭重宣布英國將在1948年6月前撤出印度。也正是在同一背景下，英國于2月21日通知美國政府，1947年3月31日后，英國將不再承擔在希臘的政治經濟責任。同時，英國將停止援助土耳其。工黨理論家拉斯基稱贊工黨政府在非殖民化問題上的現實主義態度，認為這是“以友好精神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情”。［17］（P256）
　　英國作家喬治·哈欽森指出，英國外交中存在著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當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發生沖突時，英國總是本能地選擇現實主義。［18］（P167）但戰前工黨同保守黨一樣遲遲不肯面對現實，片面追求理想主義外交。因此對于30年代的綏靖政策，工黨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只是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上臺執政的工黨逐漸摒棄了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使現實主義重新成為英國外交政策的主調。
　　
　　參考文獻：
　　［1］〔美〕克里斯·華萊士.危機時刻的大國領袖［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
　　［2］TrevorTaylor. Approachesand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M］.London:Longman,1978.
　　［3］〔蘇〕弗·格·特魯漢諾夫斯基.英國現代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
　　［4］ 薩本仁等.丘吉爾與英國對外政策［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
　　［5］〔英〕艾德禮.工黨的展望［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6］KennethHarris.Attlee［Z］.London:WeidenfeldandNicolsonLtd,1982.
　　［7］ 〔英〕瑪格麗特·柯爾.費邊社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8］ 陶濤.中外著名演說鑒賞［Z］.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9］ Iain Dale, edited.. LabourPartyGeneralElectionManifestos,1900-1997［Z］.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PublishPress,2000.
　　［10］ 〔挪威〕托布約爾·克努成 .國際關系理論史導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11］〔英〕霍爾.工黨一年［M］.上海：生活書店，1947.
　　［12］ 齊世榮.當代世界史資料選輯：第2分冊［Z］.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
　　［13］ HenryPelling. TheLabourGovernments,1945-1951［M］.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1984.
　　［14］ Francis William.A Prime Minister Remembers［M］.London:Heinemann,1961.
　　［15］DenisJuddandPeterSlinn.TheEvolutionoftheModernCommonwealth,1902-1980［M］.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1982.
　　［16］ 李世安.英國與冷戰的起源［J］.歷史研究，1999，（4）.
　　［17］〔英〕拉斯基.我們時代的難題［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18］〔英〕喬治·哈欽森.愛德華·希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